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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對商業銀行的重要性范文1
關鍵詞：金融產品；存款；營銷策略
金融產品的營銷策略隨著社會的進步在不斷發展。由于金融產品的營銷是商業銀行營銷的核心，也是商業銀行基本積累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產品的營銷是銀行獲利的工具，為提高銀行的競爭力，各個銀行隨時都在創新和改進營銷策略，這使得金融產品營銷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在市場經濟的模式下，改進和創新金融產品營銷策略對提升銀行的利益和競爭力有重大的影響。金融產品的市場營銷被大多數銀行放到了戰略高度。
一、基層商業銀行金融產品的營銷策略分析
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營銷是具體的過程，營銷手段和策略都屬于其中，而營銷策略在其中起指導作用，體現出商業銀行的思想?；鶎由虡I銀行的營銷策略包括：產品策略、服務策略和定價策略，這些策略都應用于基層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諸如，存款、基金等。
（1）產品策略分析。我國具有廣大的市場，無論我國眾多商業銀行有多大，它們任何一家都不能滿足市場所需求的全部產品和服務，這就需要各商業銀行在巨大的市場份額中，通過分析自身優缺點，選擇與自身條件相符合的目標進行經營。國有和股份制商業銀行是我國最主要的兩類商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的目標由國家劃分的特別具體，比如中國銀行主要的經營方面是外匯，建設銀行將投資集中于基礎建設和固定資產，農業銀行和工商銀行在農業和工商投資方面也有自己獨到的一處。諸如民生、招商的股份制商業銀行自她們誕生起就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所以找準符合自身條件的市場，集中全力在某一方面是股份制商業銀行的重要工作。比如招商銀行將市場定位為運輸業和中外合資企業；民生銀行則定位與民營企業，這就避免了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產生激烈的沖突，為它們的發展提供了穩定和平的基礎。因此，發揮自身優勢，選擇適合的目標市場，才能提高商業銀行的競爭力。最近幾年，各大商業銀行根據市場需要和客戶的要求，開發出各種金融產品，然而金融產品具有容易被模仿的性質，所以銀行要在金融產品上創新，使它與其他銀行有差異。
（2）服務策略分析。金融產品的營銷是一種服務，優質的服務是保證存商業銀行款營銷效果的重要方面。樹立整體的服務意識，認清服務的深刻內涵，在軟硬件方面的服務做到同行業的前列，對任何一個商業銀行的競爭都有著不可小視的力量。在硬件方面，注重對網點和營業廳室內外環境的美化，力求營造整潔的服務場所；在網點內設置“咨詢顧問臺”，為客戶提供各種咨詢服務。在服務方面，也就是軟件方面，要做到熱情、周到，為顧客著想，使每個客戶滿意的完成他的業務；在顯眼的地方公布業務員工號，接受顧客監督；同時加強員工素質培養，使員工熟練掌握金融技能，樹立員工正確的價值觀提高員工服務水平。讓客戶滿意才能發展更多的忠實客戶。
（3）定價策略分析。盈利是商業銀行的目的，對金融產品定價是銀行實現目的的具體措施。金融產品的定價除了要考慮成本外，還要考慮政策法律因素、顧客心理和宏觀經濟因素等。比如，我國商業銀行的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就是有政策規定的，銀行不能自主定價。商業銀行應該針對不同客戶和不同金融產品的風險度進行定價，要考慮到客戶的承受能力，也要考慮到市場的需求，通過合理的定價，增強銀行競爭力。下面用存款舉例解釋說明基層商業銀行金融產品的營銷策略：
二、基層商業銀行存款的營銷策略
（1）存款的產品策略。在制定存款營銷策略時，基層商業銀行要考慮客戶和自身的需要，要對市場競爭進行分析，從而設計出滿足客戶需求，從而提高自身競爭力和影響力的產品，爭取做到“人有我新，人精我換”。比如，我國商業銀行在分析了傳統存款業務后，在原有的業務上新開發了“兒童教育存款”、“養老保險存款”、“健康保障存款”、“婚禮存款”等新的存款業務。對于“定額儲蓄存單”這類已經定型的業務，我國商業銀行經過分析市場變化規律，將其改進為可以隨市場變化而變化的“儲蓄債卷”，這樣“定額儲蓄存單”就具備了流動和贏利的特點。另一方面，在發展傳統的和代保管業務的基礎上，大力開辦證券、基金資金帳戶，實行證券買賣時資金自動劃轉；為個人提供投資咨詢、信息咨詢并開辦存款帳戶與投資帳戶合一的綜合帳戶，集資金調撥、投資和理財功能于一體；同時減少辦理環節，讓客戶真正感到方便，依此帶動存款業務的擴大。
（2）存款的定價策略。在遵守存款利率的條件下，充分利用浮動利率政策，辦理不同種類的業務就是商業銀行營銷策略中的存款價格策略。存款價格策略是商業銀行理智的參與市場競爭的手段，并實行公平、合理的金融服務產品價格。商業銀行的價格策略是通過理性和智慧參與市場搏擊的重要手段，它的作用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是增加客戶。盡可能的吸引顧客購買是制訂價格的最大目標，在市場競爭激烈的現在，短期利潤的重要性完全比不上存款量的擴大。第二方面是使利潤最大化。自始至終，商業銀行的目標是盈利，而實現盈利目標最好的方式就是價格策略。第三方面是對銀行用戶的費用優惠。如，為留住更多的客戶，在每一次商業銀行費用改革前，在考慮市場能力后進行存款定價決策后，給予支票帳戶、信用卡客戶等利率上的優惠或者降低手續費用，增加客戶享有的服務。其他銀行的金融產品：基金、債券、黃金、外匯等的營銷策略與存款相差無幾，在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
三、結束語
商業銀行金融產品的營銷策略關系到銀行自身的興衰，特別是對基礎商業銀行，金融產品的營銷是它們最大的盈利方式，只有做好營銷策略的創新和改進，提升銀行自身的市場競爭力，才能是銀行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
參考文獻：
[1] 張春霞.2012：商業銀行金融產品營銷策略探討[J].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2012（3）.
存款對商業銀行的重要性范文2
關鍵詞：盈余管理；貸款損失準備；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信息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F830.4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1）04-0079-06
一、引 言
盡管我國資本市場融資的發展速度日趨加快，但是在我國目前的融資體系內，通過商業銀行進行間接融資的主導地位從未改變。而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靠存款，因此研究商業銀行的存款市場，對促進金融市場的良性循環具有重要的意義。從理性人的理論角度出發：為保證資金鏈的連續性和盈利性，商業銀行注重貸款資產質量的同時，也必然重視存款的數量；為保證金融市場的安全性，監管部門除了要求商業銀行滿足資本充足率等必要條件外往往還會要求各商業銀行公布其年度財務報告；為保證自身存款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公眾會根據各方面可獲得的信息來進行銀行的選擇，從而構成對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因此，商業銀行存在為躲避監管、贏得公眾存款而進行盈余管理的激勵。但是在我國金融體系尚不發達，基準利率并沒有市場化的現實背景下，上述關于存款市場理性人推理的結論是否成立尚有待商榷。
以往對商業銀行研究的文獻往往集中于貸款資產的信用風險、貸款投向或貨幣政策的研究，鮮有對商業銀行盈余管理進行研究。何謂盈余管理?從字面意義上來看，盈余管理類似于收益管理或者利潤管理，但事實上，盈余管理是指：企業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在符合法律和遵循會計準則的基礎上，調整對外公布的會計公告信息。盈余管理也不同于會計造假，因為盈余管理是在合理合法的情況下進行。一般來說，企業出于各種目的往往需要利用公布的財務數據的信號釋放作用，因此進行盈余管理不足為奇，例如，上市公司不希望利潤出現大幅的波動，利用盈余管理就可以達到平滑利潤額的目的。盈余管理的方法有很多，常見的有利用調整貸款損失準備余額，資產重組，利用應記項目的管理等等。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基于商業銀行盈余管理和存款人市場約束的視角來探求我國銀行融資市場信息傳遞是否有效。具體來講，本文研究的對象之一是商業銀行，選擇探究的方向是商業銀行是否利用貸款損失準備進行盈余管理，從而達到其釋放信號吸引公眾存款的目的；而公眾的存款行為也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即我國存款人如何選擇銀行進行存款，是否受到商業銀行釋放的信息信號的影響，是否構成了巴塞爾協議監管中的第三支柱――市場約束等等。兩個研究對象的行為綜合起來可以解釋我國存款市場是否是信息有效的。
本文的框架如下：首先進行文獻綜述，接下來在理論框架部分介紹盈余管理的動機和公眾存款選擇的市場約束及本文的邏輯主線。實證部分根據邏輯主線進行統計分析和實證研究。最后部分為本文結論綜述。
一、文獻綜述
Bikker 和Metzemakers的研究發現貸款損失準備與銀行的報告盈余呈顯著正相關關系［1］。因為當銀行的實際損失過小時，可計提較少的貸款損失準備來平滑盈余，避免報告盈余的迅速降低；實際損失過大時，可計提較多的貸款損失準備，從而避免報告盈余的迅速增加和較大波動。但是Kim 和Kross，Ahmed等的研究卻不支持貸款損失準備的盈余管理假說［2-3］。Cordella 和Yeyati的研究發現銀行向市場披露關于其風險的信息越多,市場約束越強,從而銀行違約風險就越小。相反,當銀行的信息披露不充分時,則市場約束效應較弱甚至缺失［4］。Peria 和 Schmukler認為市場約束可以有效地降低銀行業的運營風險［5］。其研究認為市場約束一般分為兩種:一是數量約束即當商業銀行的運營風險加大時，存款人會減少其在該銀行的存款,股東會減少其對該銀行的股權投資;二是利率約束即存款人會要求銀行支付更高的利率作為風險補償。上述兩種約束都會影響銀行資金來源,進而對其發放貸款產生影響。國內的研究中，張正平和何廣文對我國主要商業銀行，許友傳和何佳對城市商業銀行的研究中均不支持我國信貸市場上存在顯著的市場約束［6-7］。曹元濤和范小云的研究發現亞洲各國對金融監管的加強和金融安全網的實施卻導致了這些地區的市場約束的扭曲［8］。
從以上的文獻中可以綜合得出以下結論：對于公眾來說，出于對自身資產的安全需要，往往會通過市場信息選擇銀行來存款，對風險大的商業銀行要求較高的利息，或者進行“用腳投票”，可能造成對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因此商業銀行不希望出現盈利大幅波動的現象，因為大幅波動會導致方差增大，也即風險增大。而且降低風險也可以躲避監管部門的注意，因此商業銀行可能會有盈余管理的動機。同時，如果資本市場有效，風險增大也易造成股價波動，這顯然是商業銀行管理層不愿意看到的事實，因此出于釋放信號影響公眾選擇的需要，商業銀行也會存在盈余管理的動機。但是上述市場約束和盈余管理動機及行為的結論在文獻中尚存在爭論。而且在我國金融市場尚不成熟，公眾金融意識參差不齊的現實中，是否也會驗證文獻中的結論，是本文的興趣所在和要解決的問題。
二、理論分析
1.商業銀行盈余管理及存款人市場約束的機理分析
文獻綜述中已經簡要探討商業銀行盈余管理和存款人市場約束的存在理由，本文欲進行詳盡的理論闡述，從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角度進行研究。貸款損失準備包括一般準備、專項準備和特種準備。一般準備是根據全部貸款余額的一定比例計提的、用于彌補尚未識別的可能性損失的準備；專項準備是指根據銀監會頒布的《貸款風險分類指導原則》，對貸款進行風險分類后，按每筆貸款損失的程度計提的用于彌補專項損失的準備。特種準備指針對某一國家、地區、行業或某一類貸款風險計提的準備。風險高的時候，商業銀行會多計提特種準備，反之少提，以平滑利潤。一般準備是對可能存在風險的資產計提的準備金，雖然一般準備在凈利潤中提取從而不能影響企業的報告盈余，但是由于一般準備可計入企業的附屬資本從而可以增加資本充足率，所以企業有動機對一般準備的提取余額進行調整。即資本充足率低的時候增加一般準備的計提，從而保證最低資本充足率的要求；而資本充足率高的時候減少一般準備的計提，以免出現資本充足率的大幅波動。專項準備是針對已經出現風險的資產計提，專項準備可以作為一種成本支出，因此專項準備可以影響企業的報告盈余，所以企業往往會在利潤豐厚時多計提貸款損失準備，在經營業績不好的時候，減少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以此平滑利潤波動。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大多數存款人能了解到的商業銀行信息集中來自于各銀行的年報。因此如果公眾存在對商業銀行業績的判斷，往往也依賴于商業銀行公布的財務報告。對于專業知識并不豐富的公眾和從信息的不易獲得性的角度來說，其判斷的標準會依賴于幾個簡單明顯的財務指標，例如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等等。因此，綜上所述，如果商業銀行存在盈余管理進而進行信號顯示的動機，那么對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比例應該與商業銀行的利潤正相關，與其資本充足率負相關，與不良貸款率正相關。
從存款人的市場約束角度來看，如果存款人具備足夠的風險意識，會利用可得的信息判斷商業銀行的風險狀況，繼而來選擇進行存款的銀行。而就我國目前信息披露的情況來看，各商業銀行的財務年報的財務指標無疑是最重要可靠的信息來源。在幾項重要的財務指標中，資本充足率代表了銀行自有資本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御商業銀行的信用風險；不良貸款率代表了商業銀行資產狀況；資產利潤率往往又顯示了商業銀行的經營情況，對于上市的商業銀行來說，資產利潤率又是投資者看中的指標決定市場投資的信心。因此，如果存款人是理性的，應該樂于將存款存放于資本充足率高、不良貸款率低、利潤率高的商業銀行。其結果應為，商業銀行的存款增長往往與資本充足率、利潤率正相關，與不良貸款率負相關。
但是，上述推理的存在依賴于兩個重要的前提：不存在政府對商業銀行的隱性擔保；存款人需要有良好的金融風險意識。因為如果存在政府對商業銀行的隱性擔保，就會形成公眾對商業銀行“大而不倒”的預期，也即資產規模越大的商業銀行遇到危機時，越容易得到國家的救助，從而無論其經營狀況如何都會吸引眾多存款人的存款。如果存款人沒有良好的金融風險意識，普遍認為銀行不會倒閉，也就不會關注任何商業銀行的財務指標。而在我國，這兩種情況都是極有可能存在的。首先，我國資產規模最大的四家商業銀行是國有控股，而國家又屢次對這四家商業銀行進行支持，例如屢次的注資，剝離不良資產，為其上市創造有利條件等等，無疑形成了隱性擔保。我國公眾往往也缺乏足夠的金融風險意識。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國的存款不只是家庭存款，還有大量的企業存款，隨著近年來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完善，企業等機構存款金融風險意識是否得到了加強？我國的實際情況到底如何？能否驗證前文的推理結果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2.商業銀行盈余管理及存款人市場約束的重要意義
從金融風險監管的角度來說，市場約束作為新巴塞爾協議的第三大支柱，強調市場對銀行的風險監督作用。市場約束可以幫助監管部門更好地實現風險監管。因為市場往往可以更加敏銳、更能提早地辨別出潛在的風險。加強對銀行業的市場約束可以減少官方的監管成本，使得監管更加富有成效。從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角度來說，只有促進市場約束，才能使不同資產規模的商業銀行處于公平的競爭條件下，才能使風險控制得好、盈利能力高的銀行更加具有發展的空間。存款人對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與商業銀行的信號顯示又是相互影響的。只有存在市場約束，商業銀行才有動力進行盈余管理從而信號顯示；商業銀行的信號顯示，又有助于存款人選擇存款的銀行從而造成市場約束。
因此，無論是從我國商業銀行監管還是從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角度講，商業銀行的信號顯示和存款人的市場約束都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具備了信號顯示和市場約束這兩點，才能使我國商業銀行步入更加成熟的發展軌道。本文的實證部分即檢驗這兩者在我國目前的存在情況。
三、實證分析
1.計量模型的設計
本文的邏輯思路如下所示：
存款人市場約束？存款選擇？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盈余管理？貸款損失準備計提？存款人存款市場信息是否有效？
具體說來即探究存款人是否依據可獲得的信息對商業銀行進行存款選擇，從而構成了對商業銀行的市場約束。商業銀行是否通過盈余管理中的貸款損失準備計提來釋放信號影響存款人的選擇。在理論分析中本文已經就財務指標對研究對象的機理進行了分析，所以本文實證部分選擇以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資產利潤率等變量為連接主線，探究我國存款的選擇動機。再以貸款損失準備為引線，判斷商業銀行是否依據利潤、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等進行盈余管理。
綜上所述，本文按照最初預想的計量模型設計如下：
其中，ssit代表該商業銀行的存款占銀行業總存款之比；dit代表該商業銀行的資產占全國銀行業總資產的比例，也即代表該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tait代表商業銀行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占該商業銀行總資產比例； rit代表商業銀行稅前利潤占該商業銀行總資產之比；cit代表該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bit代表該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α1i，α2i為常數項。選擇這些變量的原因在于從技術意義來看需要保持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因為各個商業銀行的總資產、存款數量差距很大，因此選擇比率具有實際意義；從現實意義來看，我國公眾金融專業知識并不普及，大多數人判斷的指標僅限于商業銀行公布的這些財務指標；從統計實際數據可得性來看，很多商業銀行的總資產收益率（ROA）沒有公布，因此本文選擇類似于總資產收益率的稅前利潤與總資產的占比來進行替代。
2.數據的統計描述及初步的計量分析
本文選擇12家商業銀行2003―2009年的面板財務數據。12家商業銀行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華夏銀行、中信銀行、民生銀行、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興業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2003年我國商業銀行上市開始增加，改革成果成效顯著，如果存在信號釋放作用，應該在這幾年比較明顯。選擇這些銀行的原因是這些銀行在這7年中數據公布的比較完整，而且其總資產之和已經占到全國銀行業總資產的60%。本文所有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年鑒》、銀監會網站、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各個商業銀行網站公布的年度報告。
從回歸的結果來看，β12、β21、β22、β23的估計值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是還不能就此判斷ssit和cit、tait和rit等不存在相關關系，因為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通常與不良貸款率高度負相關［9］，由此可能造成的多重共線性導致了顯著性檢驗失效。因此本文令cit、bit分別出現在兩個計量方程中，修改計量模型為：
模型（1）和模型（2）式是為了探究公眾如何對商業銀行進行存款選擇。是否依據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利潤率這些公開的財務指標進行選擇。在成熟的存款市場上，正如前所述，存款的增加往往和資本充足率、利潤率、資產規模呈正相關，而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也即，系數γ11、γ21、γ12、γ23為正，γ22為負。
模型（3）和模型（4）式為了說明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占該商業銀行總資產的比例是否隨著利潤率的變化而變化，同理，其是否隨著資本充足率及不良貸款率的改變而變化。若存在相關性，那么按照預想的推理，如果商業銀行進行了盈余管理，則應該和利潤率、不良貸款率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即利潤率增加，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應該也增加，不良貸款率增加，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增加，也即系數γ31、γ41、γ42都是正的。其和資本充足率呈負相關，因為一般準備可以作為附屬資本增加資本充足率，這樣，如果資本充足率高，則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可以減少，如果資本充足率低，則應多計提貸款損失準備中的一般準備來提高資本充足率，這也就意味著系數γ32為負。那么實際結果是否是和推理的預想結果相一致呢？本文將進行統計和計量結果分析。
3.改進后的計量結果分析
（1）公眾的存款行為構成市場約束了嗎？
從統計數據的散點圖（如圖1所示）來看，ssit和dit有明顯的正相關性，即商業銀行的存款和資產規模有很強的相關性。
γ11和γ21均顯著為正，表明公眾選擇商業銀行存款的時候很看重該銀行的資產規模。γ12、γ22和γ23的符號和預想的成熟信貸市場理性人推理正好相反，也即存款規模和資本充足率負相關，和不良貸款率正相關，和利潤率負相關。
統計圖和計量結果都說明了我國公眾在選擇存款銀行時并不從銀行的財務數據信號進行選擇。公眾往往只選擇規模大的銀行。甚至在不良貸款率越高、利潤率越低、資本充足率越低的情況下該商業銀行的存款占比卻越增長。這種存款市場不成熟現象的出現很可能是出于公眾“大而不倒”的預期。因為從我國商業銀行發展的歷史來看，國家屢次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注資，剝離不良資產（如：1998年、2004年的兩次直接注資），所以這種隱性擔保足以促成公眾的這種預期。公眾并不關心諸如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等財務指標的信號，也沒有把這些財務指標列為自己進行存款的選擇因素。
（2）商業銀行對貸款損失準備計提進行盈余管理了嗎？
從統計圖5―圖7來看，tait和rit、tait和cit及bit似乎都看不出明顯的相關關系。即商業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金計提和利潤率、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似乎沒有什么顯著的相關性。計量結果如表4所示。
四、結 論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基于公眾選擇存款銀行的行為和商業銀行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角度來探求我國商業銀行存款市場是否是信息有效的。通過統計分析和計量的實證分析得出的結論為：存款人并不依據商業銀行公布的財務信息來進行存款的選擇，商業銀行也沒有進行相應的盈余管理。對兩個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的存款市場還不成熟，在信息的傳播上并非是有效的。
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我國政府對銀行業的隱性擔保以及對大型國有銀行的一貫支持對公眾形成了“大而不倒”的預期，因此會選擇資產規模大的銀行來存款。二是因為我國公眾對金融市場認識不足，不太重視商業銀行公布的信息。資本充足率等核心監管要素的社會公眾的認知度不高，這項監管機制要和市場約束形成良性的配合，還有待于公眾的進一步深刻理解和監管當局的廣泛宣傳［10］。而且在我國基準利率沒有放開的條件下，公眾存款的偏好除了根據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外，往往依據其給予的優惠條件、提供的便利條件等來進行選擇。因此，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國的存款市場上市場約束行為比較弱，自然也不存在令商業銀行進行盈余管理的正面激勵。
但是從我國銀行業長遠的發展角度來看，促進存款市場的信息有效性建設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在銀行業形成良性競爭，使風險控制好的商業銀行得到相應的存款資源。只有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有效性，才會對商業銀行促成正面激勵，這也能促進中小銀行的長期發展。銀行監管如果只依靠政府部門設立的監管機構往往難以達到完善的效果，因為監管機構制定的監管政策往往估計整個銀行業，既容易出現時機延誤，又容易發生對金融創新的抑制。因此發揮市場作用，利用市場約束的作用也即發揮公眾的選擇作用往往在長期能起到良好的監督和降低銀行運營風險的作用。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開發，如何使我國融資市場走向成熟是一個急迫的事實。而成熟市場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傳播和信號接收的有效性，因此我國存款的市場信息建設亟待加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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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對商業銀行的重要性范文3
［關鍵詞］工行基層行；應對；同業競爭策略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2）04 — 0155 — 02
新設立的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域外城市的不斷分設，給本來機制不夠靈活且競爭能力較弱的工商銀行基層支行帶來嚴峻的挑戰。當下，工商銀行只有重視知識管理，集中技術、資金和人才，選取合適的市場定位和競爭策略，采取靈活科學的管理方法，不斷研究解決競爭中出現的新問題，才能積極應對銀行同業近乎與殘酷的競爭而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并且在競爭中求得又好又快發展。
一、商業銀行間競爭加劇的表現
商業銀行間的競爭，應該是以金融市場為導向，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把銀行產品和服務銷售給客戶，以滿足客戶的需求并實現銀行贏利目標的一系列活動。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商業銀行間競爭的全面展開，一些新設立的中小股份制城市商業銀行本身負擔輕，再加之經營領域的不斷外拓，經營方式靈活，有地方政府的明顯支持，目前已成為工商銀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此外城市商業銀行運用人才優勢、靈活的經營手段及與國際接軌的體制特色，輕裝上陣，搶灘設點，也取得了很好的業績。
各家商業銀行都已認識到通過營銷爭奪客戶的重要性，紛紛加大對營銷的重視程度及投入力度的行為無可厚非。但商業銀行間的營銷活動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常是以短期的功利性營銷策略為主導，甚至將大量的資源投入到無效、低效乃至有害的營銷當中，使銀行的整體經營活動偏離了建立長期競爭優勢的發展路徑。
（一）存款業務的競爭
商業銀行不斷分設后，第一個競爭目標即是存款業務，集中表現在對工行對公存款和儲蓄存款的瓜分和蠶食。以齊齊哈爾分行為例，近幾年存款的整體增長呈較快增長趨勢，但籌資成本也在不斷提高。在存款結構中，對公存款在各項存款中的占比趨于下降，儲蓄存款中相對成本較高的定期儲蓄占比呈上升趨勢，而相對成本較低的活期儲蓄占比則呈下降趨勢。
在儲蓄存款競爭中，定期存款因為營銷難度較大、轉貸成本也略高于活期存款而受到營銷人員的忽視。其實雖然定期存款成本比較大，但從根本上講，定期存款能保證資金來源的穩定性，為長期發放貸款對應了結構。因此，對工商銀行來說，完善存款結構還是必需的，要牢牢守住自己的陣地。
對公存款業務方面，由于多家商業銀行成立構成了激烈競爭的格局，客戶開戶有了較大的選擇余地，相比之下，我行公關意識較欠缺，另外，無論柜面服務、上門服務直至街頭咨詢服務，手段都比較陳舊，創意不足。他行則多有探索。
主要表現如下：一是目前我行實行的是限額下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還不是完全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貸款有規模的控制，并不能真正做到多存多貸，因此影響了各基層行的攬存積極性。而新成立的商業銀行實行完全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能夠做到多存多貸，其攬存積極性相對高于工行。二是我行作為大型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在利益歸屬方面與地方政府的關系遠不如地方商業銀行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來得緊密。效益好的存款企業、無貸存款大戶，即使和我行有過幾十年的融洽關系，也會在地方政府部門的干預下，將存款移至地方商業銀行。三是新成立的商業銀行一般都十分重視對公存款網點的設置。在網點建設上我行對公網點多年來從數量到質量都沒什么大的改觀，這一點亟待關注和改善。四是新成立的商業銀行在機制上存在優勢。我行貸款戶、無貸戶、居民儲蓄的攬存分別由信貸、會計、儲蓄三部門的外勤負責，兵分三路，各自為戰。外勤人員業務方向單一，還常因內耗摩擦，削弱了對外的競爭合力。其他商業銀行的信貸員、專職攬存員不僅數量多，而且一崗多職，集存、放款于一身，其中的存款又包括對公、對私的存款，因此，業務素質全面，注重整體戰略，競爭能力很強。
（二）貸款業務的競爭
在多家商業銀行建立和發展過程中，工商銀行貸款業務總體也呈下降趨勢。這種狀況也均與多家商業銀行建立形成競爭格局以來，內外諸因素的相互作用有關。表現在：我行對于中央銀行規?？刂坪蛧液暧^經濟調控執行得比較堅決。服從限額管理下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嚴格控制信用總量，壓縮固定資產貸款，是近年來我行工作的重要指導方針。
工商銀行貸款由于受近年來宏觀調控的影響，因此發展變化不大；但各家銀行在競爭中加大了優化結構的力度，在貸款的方式和效益的追求方式上有了很大變化。就目前已經運作的貸款方式看，隨著市場經濟逐漸趨向成熟，大銀行和大企業聯手發展已是必然趨勢。發展新的業務品種是銀行競爭的一個主要方面，就目前看有三個方面值得考慮：主動出擊力爭優勢貸款項目；在銀團貸款中爭取占據主要地位，作主貸行或牽頭行；抓住產業結構轉變的契機，對一些高風險的科技項目貸款進行甄別選擇，按照我國經濟的發展方向，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應是值得積極探索和嘗試的。
二、商業銀行間競爭意識誤區
存款對商業銀行的重要性范文4
目前，美國、歐洲與我國均開始了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實踐，通過對發達國家監管現狀與存在問題的分析，對我國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有著巨大的參考價值。美國作為次貸危機的源頭，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教訓更加具有借鑒意義。
監管現狀
美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仍在不斷完善。目前，總體的監管理念與監管框架已經確立，爭論主要是細節的修補?？傮w來看，美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是建立在巴塞爾資本監管協議理念之上、側重資本充足率監管的從嚴監管體系。
2011年6月3日，美聯儲理事丹尼爾•K•塔魯洛表示，為金融體系帶來極大不穩定性風險的超級金融企業應滿足額外的資本要求規定，且應隨著企業擴張的“系統性足跡”變得更加嚴格。作為資本金要求從嚴監管的體現，2011年6月15日，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等監管機構落實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的《柯林斯修正案》，要求美國大型銀行須與規模較小銀行遵守同樣的最低資本標準，體現了對大型銀行的更嚴格監管。值得注意的是，《柯林斯修正案》是對“巴塞爾協議III”的回應，將系統重要性的非銀行金融企業包括在內，因此這一針對大型銀行的嚴格監管很可能進一步延伸至全部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
監管存在的問題
美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嚴格監管，無疑有助于控制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但是，在相對完整的監管框架之下，仍存在一些難以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首先，監管力度與監管成本仍需權衡。如前所述，美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是基于“巴塞爾協議III”的理念。“巴塞爾協議III”基本沿襲了之前協議的監管框架，但對最低資本要求進行了調整，引入了一些新的資本要求組成部分。對于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出于宏觀審慎監管的需要，增加了用以吸收損失的“系統性資本附加費”，要求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具有更高的吸收損失能力，這是“巴塞爾協議III”的重大突破。
但是，對于系統性資本附加費占風險加權資本的比重，并沒有明確而嚴格的規定。2011年6月3日，美聯儲理事丹尼爾•K•塔魯洛表示，按照“預期沖擊”方法，如果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倒閉帶來的損失比普通金融機構高N倍，那么就應提高資本附加費，使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倒閉的概率降為普通金融機構倒閉概率的1/N。據此，塔魯洛認為，增加的資本附加費應該為“巴塞爾協議III”標準的20%～100%。因此，即使以普通股最低資本要求（計入留存緩沖）的標準（7%）計算，資本附加費占風險加權資本的比重也在1.4%～7%之間。
由此可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資本附加費要求顯然較高且過于寬泛，從而導致了大型金融機構的“反彈”。6月7日，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詹姆斯•迪蒙在公共論壇發表意見，認為過于嚴格的資本充足率監管將增加銀行業的監管成本，在失業率居高不下、房地產市場低迷的背景下,會更加妨礙美國銀行體系的健康發展乃及美國經濟的復蘇。雖然最終公布的資本附加費標準可能處于較低的水平，但關于監管力度與監管成本權衡的爭論仍將持續。
其次，救助成本的分攤機制尚不健全。出于挽救整個金融體系的目的，監管部門可以放任小型金融機構乃至普通金融機構的破產，卻不得不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救助。由于存在多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的機構，并且救助措施也可以由多家監管機構實施，因此在危機發生時，如何分攤救助成本成為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面臨的重要問題。
分攤救助成本的問題，目前體現為不同監管機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界定范圍存有不同意見。在制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名單時，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傾向于較寬的范圍，將大型對沖基金公司、保險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均列為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則傾向于較窄的范圍，希望將“上榜”公司控制在十家以內。由于在會員銀行因破產而無法滿足存款人的提款要求時，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負有支付法定保險金的責任，所以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傾向于通過財政部或美聯儲對銀行的救助行為來降低會員銀行的破產概率，或者可以根據一些會員銀行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身份而采用較高的保險費率。但是，將更多的金融機構納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范圍，將增加監管機構的監管成本與救助費用，所以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存在縮小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范圍的激勵。
因此，救助成本在各監管部門之間分配的機制是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有效激勵的重要前提，盡管美聯儲是主要的監管者，但各監管機構在監管過程中的監管成本分攤問題也同樣不能忽視。
再次，政府的擔保扭曲了市場資源配置。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認定形成的政府擔?？赡芘で袌鲑Y源的配置。當監管部門將一些大型金融企業列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范圍時，相當于承認政府在這些金融企業出現經營困難時將予以救助，以防止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因此，雖然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更為嚴格的監管措施（如增加資本附加費）可以吸收損失，起到緩沖作用，但也使得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救助制度化，事實上強化了對這些大型金融企業的政府擔保。
對金融企業而言，擁有政府的這一信用擔保將極大增強其在金融市場的競爭力，使其他金融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從而弱化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機制和自我糾正機制。盡管可以通過各種金融管制措施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業務拓展進行抑制，但這些大型金融機構通常也是金融創新的發源地，監管措施很難起到預想的作用。
認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所帶來的信用擔保還將扭曲整個經濟的資源配置。與美國按揭貸款證券化的大規模擴張相似，政府擔保使得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所在的行業將比其他金融行業以至非金融行業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從而有利于吸引資金流入。這種資源扭曲會形成正反饋：政府擔保導致更多的資金流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所屬行業規模擴大，行業規模的擴張又使得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倒閉帶來的外部影響更強，從而強化政府對其系統重要性的認定。
最后，道德風險問題未能根本解決。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從嚴監管源于對這些金融機構“大而不倒”的反思。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各國官方不得不采取前所未有的步驟防止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崩潰。雖然這些行動達到了防止金融體系崩潰的預期目標，但也極大地增加金融體系的道德風險。通過提高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最低資本要求，監管部門試圖建立資本緩沖與約束機制，以降低這些金融企業的道德風險。
但是，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政府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可能會導致更強的道德風險。原有的道德風險源自監管機構與金融企業的風險不對稱，由于金融企業有更多的風險信息，所以當一些大型金融企業可以獲得監管機構的援助時，這些金融企業會利用信息優勢在既有監管措施下承擔更高的風險，從而在政府過度援助之下獲取超額收益，并將政府救助所投入的財政成本轉化為股東和高級經理人的私人收益。如果監管措施僅僅集中在最低資本要求，那么在政府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進行認定后，政府和被認定的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差距不會因“認定”而縮小。
如前所述，監管部門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會形成更強的政府隱含或明示的擔保，增強的政府擔保使得這些金融企業更有信心在經營高風險業務時只承擔較少的風險，由于信息差距未能減小，所以使得被認定的金融企業不但不會減少對高風險業務的追逐，反而會因政府擔保的增強而強化道德風險的激勵。同時，對于未被認定的金融機構，當危機發生時，如果在實際上也具有“系統重要性”，那么仍然會獲得援助，所以也不會減少其道德風險激勵。因此，政府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并不能從根本上有效控制道德風險。
對我國的啟示
美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所面臨的問題對我國具有借鑒意義。通過上文對美國監管現狀與問題的分析，本文認為我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需要在以下四方面進一步完善。
第一，匹配監管力度與貨幣政策取向。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變化，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目前，我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與我國以銀行業為主體的金融機構體系相適應，表現為對大型商業銀行的監管。而商業銀行又是貨幣創造的主要環節，對大型商業銀行監管力度的變化，必然會導致貨幣供給的波動，進而帶來宏觀經濟的波動。
我國的系統重要性銀行的信貸規模占整個銀行體系信貸的絕大部分，雖然系統重要性銀行名單尚未公布，但一般認為按照資產規模標準，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與交通銀行均包括在內。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數據，2010年底，僅工農中建四大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與儲蓄存款便分別占全國存款型公司的34.5%、21.85%和56.16%。如果系統性重要性銀行范圍擴大至國開行、交行和郵政儲蓄銀行，那么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與儲蓄存款將分別占全國存款型公司的40.71%、26.97%和68.3%。這使得當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進行更為嚴格的監管時，無論是貨幣供給的M1層面還是M2層面均會有較大幅度的降低，進而對宏觀經濟產生緊縮影響。
因此，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與過渡時間必須謹慎權衡，要與同期的貨幣政策取向相匹配。
第二，協調銀監會與人民銀行的監管權限。在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系下，系統重要性銀行面臨多頭監管，監管的協調問題尤其突出。一方面，按照我國的機構型監管框架，銀監會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規，制定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審慎經營規則，從而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必然要由銀監會實施；另一方面，人民銀行具有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金融穩定的職能，而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從屬于這一職能，從而中國人民銀行也有相應的監管權限。
銀監會與人民銀行的監管權限重疊，將帶來機構界定、監管成本、救助措施等方面的沖突。具體而言，一方面，要界定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內容中屬于微觀審慎監管與宏觀審慎監管的部分，并分別將其授予銀監會與人民銀行；另一方面，要建立銀監會與人民銀行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的磋商機制，以避免監管措施的潛在沖突。
第三，注重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與市場約束的作用。盡管目前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集中于資本充足率要求，但“巴塞爾協議III”并沒有放棄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與市場約束這兩大支柱。對我國而言，這兩大支柱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監管尤其重要。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提出，主要是針對“大而不倒”現象，雖然我國并未明確規定政府對商業銀行負有救援義務，但“政府必然不會坐視銀行破產”幾乎成為民間的共識。就此而言，我國幾乎所有的商業銀行都會存在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問題，即使將系統重要性銀行區分出來，民間也不會認為政府會放任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破產。所以，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監管的意義，更多是控制它們的外部性。
控制系統重要性銀行的外部性，不能僅通過資本充足率的限定實現。銀行經營活動的外部性，既受銀行自身風險管理技術與風險管理體系的影響，又受市場參與者評價的影響。因此，要進一步強化監管機構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日常監督，并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向公眾提供比普通銀行更多的資產負債信息。
第四，將非銀行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納入監管名單。目前，我國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只包括商業銀行，但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應當是一個動態、開放的過程。金融機構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是不斷變化的，原有的中型銀行與非銀行機構可能因為良好的經營績效或擴展的混業經營而擴大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影響。此外，在危機發生時，政府不得不救助的金融機構也不局限于商業銀行，大型證券機構與保險公司同樣在政府救助的范圍之內。因此，非銀行機構也需要進入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名單，以對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形成全面的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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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司治理模式 國有商業銀行 利益相關者理論
中圖分類號：F830.4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7)07-019-04
一、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商業銀行公司治理開始興起后，不僅在理論界引起廣泛關注，而且很快地進入了政策推廣階段，巴塞爾委員會1999年的《加強銀行組織的公司治理》無疑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國內，完善公司治理機制已被廣泛認同為國有銀行改革的核心內容和商業銀行提升競爭力的有效途徑。尤其是南美和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世界性的銀行破產以及國際間銀行業的兼并重組等諸多情況紛紛涌現，銀行自身的治理問題開始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人們逐漸認識到，現代銀行制度的核心是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機制，其優劣直接決定了銀行的市場競爭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目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正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增強國有商業銀行風險抵御能力，以期能在國際環境中和國外大銀行進行競爭。
二、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基礎理論分析
（一）公司治理的理論分析
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亦稱法人治理結構，是指投資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利益分配和控制關系，即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的機構設置，清晰責權，達到三者之間約束和權力制衡。
1999年巴塞爾委員會對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界定如下：銀行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通過對銀行經營和事務管理方式的治理；中國人民銀行2002年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中，對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則作了如下闡釋：建立以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等機構為主體的組織架構和保證各機構獨立運作、有效制衡的制度安排，以及建立科學、高效的決策、激勵和約束機制。而我國學者李維安（2003）①認為當前公司治理的一般架構是建立在因分散的所有權結構而引致的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離的基礎上的。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經理人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及其他問題，以實現公司價值（尤其是股東財富）的最大化。
一般來說，公司治理最基本的功能是實現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配置，以確保公司的決策效率和持續穩定發展。而有效的公司治理實現的前提就是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對稱分布，即權責利的統一。因此股權結構、權益主體構成、外部市場環境以及不同法律制度下的投資者保護程度等企業內外部要素影響著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企業公司治理的內外部環境不同，其內外部治理機制和法律法規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的大小和重要性也就存在差異，進而形成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二）公司治理模式的選擇
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不同配置引領了“股東至上主義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導下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產生，兩種相關理論以及相對應的治理模式在公司治理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了相互對應與爭論的局面。
1.股東至上主義理論
傳統的公司治理理論一直遵循“股東至上”的邏輯，認為公司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全部歸股東所有。股東作為企業的物質資本所有者，擁有企業的剩余控制權，理所應當是企業的所有者，因此公司治理應該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這是古典企業制度時代下物質資本是最稀缺的資源的必然產物?！肮蓶|至上主義理論”也直接產生了現代企業理論的兩大分支――“公司契約理論”和“委托理論”。
“公司契約理論”的代表人物阿爾欽、德姆塞茨等認為企業在本質上是一種契約關系，它并不具有命令、強制即對行動的紀律約束等權利。同時以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對稱假設為前提，把企業中的要素所有者分為人力資本所有者和非人力資本所有者，通過不確定性、資產專用性和機會主義行為等重要概念的引入，分析這兩類要素所有者的產權特征并討論企業所有權的最優安排。
“委托理論”更是將“股東至上主義”看作是毋庸質疑。在兩權分離的制度安排下，委托關系被視為是一種契約，在這種契約之下，股東作為委托人授權人為委托人的利益從事某項活動。理性人首先關注的是自身的利益，之后才是委托人（股東）的利益。當兩者的利益發生沖突時，股東的利益有可能會受到損害。如何減少成本，使人能夠更好地維護委托人的利益成為委托關系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此時公司治理理論強調對經理人員進行監督、約束和激勵，并由此構建了以董事會建設為核心的內部治理機制以及外部治理機制，二者共同構筑了完整的公司治理體系，以使經理人員在內部制度的約束和激勵與外部市場的威脅和壓力下，為股東利益最大化努力工作，從而實現有效解決所有者一管理者問題的最終目標。
2.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則認為，企業作為一種契約性組織，是由各個利益相關者所構成的“契約聯結體”，其所有權不同于財產的所有權，不能簡單地用物權的方式來定義企業所有權的歸屬。企業作為一種契約是關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要素所有權通過長期的交易合作來利用各自的資源獲得更大收益的一種約定。因此，要素所有者都應該擁有企業的所有權，即擁有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企業契約中的要素所有者不僅包括股東、企業經理人員，同時還涵蓋了企業員工、債權人、消費者和供應商等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公司治理的主體就不僅是股東，且包括股東在內的全部相關利益者，公司治理的目標也不應該僅僅是股東利益最大化，而是相關利益者的利益最大化。
弗里曼認為，“利益相關者是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能夠被組織實現目標過程影響的人。這個定義不僅將影響企業目標的個人和群體視為利益相關者，同時還將受企業目標實現過程中采取的行動影響的個人和群體也看作利益相關者。
布萊爾（1995）②認為利益相關者是所有那些在公司真正擁有某種形式的投資并且面臨風險的人；他同時指出公司應該為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服務，而不應該僅僅是為股東的利益服務；股東只是擁有有限的責任，一部分剩余風險已經轉移給了債權人和其他人。其對利益相關者的定義為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提供了可以參考的途徑。由于利益相關者專用性資產的存在，于是他們也就可以根據其資產的多少和所承擔的風險來獲得企業對其利益的保護。這樣，利益相關者參與公司治理也就有了依據。
無論是從公司風險的承擔、產權的構成與配置以及對公司發展的貢獻上來說，股東在其中雖然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但他們也并不是唯一主體。因此，“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導下的公司治理模式突破了股東至上、資本雇傭勞動的單邊契約治理邏輯，同時也修正了工人自治、勞動雇傭資本的單邊契約自治邏輯，體現了企業治理模式從一元激勵到多元激勵的轉變，反映了企業是一個作為各個參與者共同創造價值的契約聯合體，強調了各個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共同治理，更有利于調動各方利益相關者的積極性。
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面臨的特殊性
現代公司治理的研究表明，企業的公司治理機制不僅受國家因素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治理模式，而且極易受行業特征的影響而呈現出差異性。顯然，由于經營的特殊性和在資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與一般企業相比，銀行業具有其獨特的行業特征，如銀行準入的限制、預算的軟約束以及資本結構上的高負債比、資產交易的非透明性和極為嚴格的行業管制和監管等，這些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對構成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機制的各要素產生了影響，導致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機制與一般企業公司治理機制的差異化。大量實證研究也表明，與相同規模的制造業企業相比，商業銀行在其內部治理的股權結構、董事會人員構成、董事會結構、高級管理層的激勵機制等方面均存在著較大的差別。而且，鑒于嚴格的市場準入和交易的非透明性，銀行業外部治理機制的作用通常比較弱。這表明，由于行業特征的影響，銀行業公司治理機制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從行業特征角度來探討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將有助于我們更為全面地了解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機制的特征。
（一）銀行業委托關系的特殊性
對于一般企業而言，信息不對稱問題主要體現在股東、董事會和經營者三者之間，公司治理主要目的是消除他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強化董事會職能，形成對經營者有效的監督、激勵。對商業銀行而言，信息不對稱問題較一般企業更復雜，由于銀行的利益相關者眾多，主要包括存款者、股東、監管人、貸款人等，因此，銀行的信息不對稱不止存在于股東、董事會和經營者之間，更存在于存款人與銀行、監管人與銀行、貸款人與銀行經營者之間，從而導致銀行委托關系更為復雜。
就存款人而言，由于商業銀行資本結構的特殊性，存款人缺乏動力及能力監督銀行的經營管理；對于股東來說，存款人只能索取固定的收益，這樣股東就有和管理者串謀投資于大風險項目而侵害存款者利益的可能性，因為如果投資成功，其可以攫取超額收益，反之則由存款者埋單，從而引發道德風險。從而產生股東――債權人問題。
另外，由于貸款人的存在，造成銀行特殊的經營模式，即銀行并不直接面對市場風險，而是采取與生產企業共享風險的方式獲取收益。從而形成了銀行特殊的模式，即股東――銀行――企業的雙重模式。
（二）公司治理模式的特殊性
基于公司治理模式的理論基礎，雖然出現了“股東至上主義理論”和“相關利益者理論”，但是對于商業銀行而言，筆者更愿意推崇“相關利益者理論”指導下的公司治理模式。正是由于商業銀行在資本結構、產品以及行業方面的特殊性，銀行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存款人遠比非銀行企業重要得多，對銀行而言，股東似乎是提供了資金，但如果沒有存款人作為主要的資金提供者，銀行將失去存在的根基。因而我們在研究銀行的公司治理時，決不能僅關注股東的利益。
以下兩點可以很到地體現商業銀行“相關利益者理論”選擇的合理性：（1）銀行是高負債運營的企業；按照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商業銀行自有資本充足比率為8%，因此銀行運作杠桿率很高。高負債運營的特點使銀行對債權人的責任與對股東責任相比較而言更為重要。（2）商業銀行的經營狀況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宏觀動作，特別是商業銀行的風險損失以及由此引發的巨大金融風險會嚴重威脅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應更多地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尤其是我國商業銀行仍然以傳統的吸收公眾存款和發放貸款業務為主的情況下，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尤其是中小債權人的利益是維護銀行穩健性之所在。
四、商業銀行利益相關者治理的規范性分析
商業銀行作為公司的一個特例，其治理范圍不能脫離一般公司的治理模式，但是也不能完全參照一般企業的治理模式，結合商業銀行利益相關者，我們提出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商業銀行的治理結構加以改進。
（一）注重銀行自身利益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養
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由于歷史原因和體制方面的原因，具有內在的脆弱性，經營獲利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均較低，在經濟轉軌過程中，隨著資金配置由政府主導轉變為由市場主導過程中形成的大量不良資產更是橫亙在國有商業銀行躋身于國際先進銀行之列道路上的一個巨大障礙。因此，在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完善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過程中，要特別注重商業銀行自身利益的保護，盡快建立適應現代國際金融環境的經營管理體制，消滅不良資產產生的內在機制，使國有商業銀行走上健康良性的發展道路，逐步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金融企業，使其能夠經得住國際金融一體化的沖擊和任何金融風暴的打擊。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過程中，要特別防止“一股就靈”的沖動，避免“為了股改而股改，為了上市而上市”片面觀念的影響，真正轉變經營管理機制，逐步構建和完善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
（二）應體現國家作為股東的本質特征
根據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方案和計劃，在引進戰略投資者和上市后的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家仍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絕對大股東。因此，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應充分體現國家作為股東的所代表的利益。在我國直接融資尚不發達的情況下，國有商業銀行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于資源配置和經濟增長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國有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應體現國家作為絕對大股東的治理特殊性，即不僅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且還要充分發揮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源配置作用和金融調控作用。
（三）來自存款人和貸款人的治理
1.來自存款人的治理
一旦存款人知曉銀行的高風險性，或者其他各種可能損害銀行經營狀況的傳言，存款人就會提取存款，嚴重的會引起擠兌，直接導致銀行破產倒閉。由于信息不對稱和“搭便車”問題的存在，眾多的儲戶既缺乏相應的治理信息，也缺乏參與治理的動力。特別是對于國有商業銀行而言，由于政府信用的存在，債權人就更沒有動力去參與銀行治理。所以，缺少一個公司治理的銀行外部債權的專家式監督也是商業銀行治理特殊性的重要方面。
2.來自貸款人的治理
如果一家銀行的風險性很高，優質貸款客戶就會遠離這家銀行。貸款人之所以能夠對銀行實施一定的約束，主要是因為貸款人關心的并不只是資金的可獲得性，還包括與貸款相關的其他服務，如咨詢服務、貸款出現問題時的重組服務等等。
因此，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應特別注意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同時還要注意到對貸款人利益的維護。在我國目前存款保險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必須建立有效的銀行外部監管體系，要求銀行定期向社會公眾披露真實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風險管理狀況等。同時，對于銀行內部來說，應當建立行之有效的監事會制度或獨立董事制度，代表股東及廣大債權人對銀行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有效保護債權人利益，同時為貸款人提供有效的信息與服務。
五、商業銀行利益相關者治理的實施模式
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治理中大部分強調的仍然僅僅是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委托――關系。債權人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借貸關系、顧客與銀行之間的交易關系、雇員與銀行之間的雇傭關系等都沒有納入到銀行治理的制度安排中，這與我國的市場環境和法律環境的現狀是分不開的。由于商業銀行的特殊性導致其內部治理的主導和外部治理的軟弱，因此筆者建議從以下幾點來構建商業銀行外部公司治理模式：
（一）“單邊治理”與“多邊治理”的過渡
“單邊治理”是“股東至上主義理論”在公司治理模式的具體體現,其治理和約束是單向的和線形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治理結構,也是目前我國商業銀行普遍采用的治理結構。而在我們強調“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導下的公司治理模式時，我們必須推崇“多邊治理”模式的過渡。
“多邊治理”提供了一種多維的矩陣型的治理模式，“多邊治理”要求公司不僅需要一套完備的內部監控機制,而且需要一系列通過證券市場、產品市場和經理人市場等發揮作用的,由中央銀行、廣大的社會公眾、社會監督力量及銀行業自律組織等主體參與的外部治理機制,如《公司法》、《證券法》的規制、信息披露制度、會計準則、社會審計、社會輿論等。
（二）債權人與貸款人的積極監督
“利益相關者理論”治理模式體現出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對債權人與貸款人利益的保護與重視。而在美國,已有1/3以上的大公司的債權人進入董事會,而這個比例仍遠遠低于相對重視債權人權利的日本和德國。
理論上筆者應建議在商業銀行董事會的構成中增加債權人代表和貸款人代表；但是商業銀行的債權人與貸款人數量多、金額少而且極其分散，在組織其參與到公司治理中來存在著較大困難，而在董事會選舉過程中也會有很大的阻礙。因此，筆者提出債權人與貸款人的積極監督理念。債權人與貸款人應要求商業銀行把銀行的經營管理信息定期地給公眾。這種信息包括法人品德、資產負債狀況、財務狀況、風險級別、流動性狀況、服務質量等。
當然債權人與貸款人的積極監督必然要求中央銀行處在超脫地位,擔負起信息核實和信息披露的職責,客觀、公正地把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給公眾,以便公眾得到充分真實的信息,從而做出自己的選擇，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三）外部治理的其他選擇
在“多邊治理”的模式下我們看到了外部責任關系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在強調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的過程中應該考慮到其他外部治理的作用。
首先在外部審計方面，必須引入對商業銀行的稽核多采用委托審計的方式。同時對金融審計市場的建設還可以通過引入國際知名的會計公司,加強公正與公平性。
其次，同業公會的作用也不可忽視。銀行同業公會不僅僅是一個銀行同業組織,而且還應該具有監管者的性質。因此我們可以參照香港的作法將其納入銀行監管體系的一個層面,而不僅僅是行業的自律組織。
六、結論
關于公司治理結構有兩種對立的觀點：“股東至上主義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鑒于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目標的特殊性、股權結構的特殊性、銀行合約的不透明性、銀行產品的特殊性和銀行資本結構的特殊性，“利益相關者理論”應成為健全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指導思想與評價依據。在完善國有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的過程中，應充分地考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注重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要充分發揮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源配置和金融調控作用，體現國家作為最大股東的宏觀利益；要充分調動管理層的積極性，建立以業績為導向的管理層激勵與約束機制；要充分發揮廣大員工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建立員工積極參與銀行治理的機制。
注：
①李維安、曹廷求. 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理論模式與我國選擇[J].《南開大學學報》, 2003,(1).
②布萊爾.所有權與控制：面向21世紀的公司治理探索［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作者簡介：
存款對商業銀行的重要性范文6
關鍵詞：商業銀行；核心功能；風險管理；新視角
中圖分類號：F830.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09-09－0058－02
引言
金融機構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資源配置作用。長期以來，商業銀行一直是金融機構的主體，在各國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證券市場的蓬勃發展，商業銀行的總資產在所有金融機構總資產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1868年世界上第一只投資基金――“海外和殖民地信托”在英國誕生以來，投資基金在西方發達國家取得長足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勢頭更為猛烈，并對商業銀行的生存空間形成持續壓力。新世紀以來，美國投資基金的資產規模更是超過了長期處于金融系統主導地位的商業銀行。由此引發了商業銀行是否會消失，轉而由投資基金所替代的廣泛爭論。
一、對傳統理論的簡要梳理
商業銀行的核心價值或者說功能究竟何在，理論界眾說紛紜。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有以下三種理論：
（一）“資產轉換”功能說
“資產轉換”功能是由格利和肖在1956年發表的論文《金融中介和儲蓄―投資過程》以及托賓在1963年發表的論文《作為貨幣創造者的商業銀行》中提出并作出論述的。他們認為各種金融中介都是為財富擁有者提供資金組合，并通過競爭獲得自身在市場中的發展空間，各種金融中介在開展金融業務時，都必須盡可能滿足儲蓄者與投資者的偏好，這種競爭的方式或滿足的方式就是進行資產轉換。不同的資產轉換方式造就了各種金融中介之間存在的差別，銀行主要是通過滿足支付要求而提供負債。
（二）“降低交易成本”功能說
1976年喬治?本斯頓和小柯利福德?斯密斯在發表的論文《金融中介理論中的交易成本》中提出交易成本應為金融中介理論分析的核心內容。他們認為，金融產品的制造取決于其未來銷售價格能否彌補該產品生產時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金融中介之所以能夠制造適應上述特殊要求的金融產品，是因為它有三大優勢：其一，專業化生產的規模經濟；其二，更容易以低成本獲得大量信息；其三，減少搜尋信息的成本。交易成本與金融產品種類、消費者偏好之間有一定的內在關系，技術和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將使成本發生變化，從而促使商業銀行調整產品，因此，降低交易成本將是商業銀行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三）“信息處理”功能說
20世紀7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對分析金融機構存在和功能的視角產生了很大影響。1977年勒蘭與佩勒的論文《信息不對稱、金融結構與金融中介》分析了事前信息不對稱的影響，認為借款人如何能夠獲得信貸，依賴于作為信號的企業內部投資信息非常困難。解決的辦法就是將搜集信息的人組成專門的金融中介，以使貸款的資產組合和投資充分吸收這些信息。戴蒙德在1984年發表的經典論文《金融中介與監督》中分析了事后信息不對稱問題，認為只有借款人能夠無成本地獲得投資的最終結果，才會使金融合同對具體借款人活動適用的約束降低。
二、對傳統商業銀行功能理論的重新認識
（一）對信用中介功能的再認識
信用中介功能是指促進資金融通的功能，即促使貨幣資金從盈余單位流向赤字單位，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資金融通過程中所涉及的金融風險主要包括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三大類。由于金融風險的投機性、市場主體風險偏好程度、風險承受能力的差異性、金融風險的可單獨交易性，以及學習成本和時間成本的上升超過信息成本的下降，市場主體對金融機構管理金融風險的需求是不斷增加的。
（二）對支付中介功能的再認識
支付中介功能是指銀行客戶進行現金收付或存款劃轉的功能。雖然支付中介功能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它本身為商業銀行帶來的收入只占極小比例。美國所有商業銀行存款賬戶服務費收入占總收入的平均比例，雖然整體上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之中，但其絕對水平仍然只有4%左右（Fed，2000）。支付中介本身仍然是銀行的一個成本中心，而不是利潤中心。銀行提供支付中介服務是因為它能使銀行增加存款，并從存貸款利差中獲得收入。
（三）對信用創造功能的再認識
信用創造功能是商業銀行通過其存款和貸款業務，創造出數倍于原始存款的派生存款的功能。實際上，信用創造只是銀行從事存貸款業務的一種客觀結果，而不是其主動追求的一種目標。站在商業銀行的角度，也只是其管理金融風險這一核心功能從而尋求利潤過程中的的一種附屬功能。
（四）對金融服務功能的再認識
金融服務功能是商業銀行提供除存貸款業務、支付結算業務以外的其他業務的功能。大部分金融服務業務，如收付、基金銷售、保險銷售、基金托管等等，與支付中介業務一樣，不是單獨的盈利中心。是銀行利用其在存貸款等風險管理業務中形成的已有優勢，投入少量的變動成本所增設的盈利業務。可以看到，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使得社會對銀行提供這類服務的需求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之中。
三、商業銀行管理風險的特點――與投資基金的對比分析框架
（一）商業銀行管理風險的個性化工具
1.與投資基金相比，商業銀行管理風險的突出特征是它所使用的工具――貸款是個性化的。嚴格說，銀行所發放的每一筆貸款都是根據借款人的具體需要所設計的，無論是貸款的金額、期限、利率、發放貸款時的信息依據、調查、審查、發放、回收過程，還是其提款安排和償還安排，都與借款人獨特的未來現金流相對應。這種非標準化的特征使得貸款這種工具適合于所有規模、所有類型的企業和消費者。然而，有價證券的標準化與銀行貸款的非標準化形成鮮明對照。證券的標準化存在巨額固定成本，且必須要使社會公眾普遍認可，這使得證券融資只適用于大企業的巨額融資項目和成熟產品的融資。
2.銀行資產證券化的實踐使我們能更深入地理解銀行在資金融通中的核心作用。貸款證券化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將非標準化貸款轉化成為標準化證券的過程。在貸款證券化后，銀行實際上已經基本完成了其以非標準化方式管理風險的全部工作。銀行所需要的只是資金以及相應的風險。這實際上是社會分工進一步深化的表現：銀行提供的是管理金融風險的服務，資金本身只是銀行管理風險的一種工具一個載體，提供資金本身并不是銀行服務的目的。
（二）商業銀行“風險的內化器”的制度設計
1.從對風險的吸收方式來看。投資基金的機制設計就是要由基金持有人分享所有風險收益，同時直接分擔所有風險損失，而基金管理人只能收取固定的管理費。商業銀行的機制設計要求銀行本身承擔風險。首先，銀行以到期無條件還本并按約定支付利息的承諾從存款人處吸收資金，然后按約定條件將資金貸放給貸款人，其后若貸款人違約，銀行不能以此為借口對存款人違約，從而承擔了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信用風險。其次，銀行按約定要保證存款人隨時提取存款的需要，卻不能因此向貸款人收回未到期貸款，這樣銀行就承擔了資金融通過程中的流動性風險。
2.從商業銀行承擔“風險內化器”這一角色的合宜性上看，商業銀行風險內化器的制度安排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銀行和基金經理與資金盈余單位之間的關系，都是一種委托關系，委托關系的核心是激勵機制問題。只有在委托人能夠低成本地觀察到人的努力程度，從而對其進行有效監督的情況下，才能采取向人支付固定報酬的激勵機制。在不能低成本地觀察到人的努力程度的情況下，將人的收益與其努力程度完全掛鉤，是一種最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銀行的主要資產是非標準化、不透明的貸款。所以，風險內部化是銀行與其資金盈余單位之間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種委托安排。
3.因為沒有考慮風險處理因素，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和地位其實是被低估了。大部分商業銀行管理風險功能的業務，都沒有反映在其資產負債表上。例如，貸款證券化的發展使得銀行已經通過調查、審查、設計等方式管理過風險的貸款，不再保留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如果仍然運用資產規模來作為衡量商業銀行在金融體系中重要性的標準，必然會低估商業銀行應該有的地位。也是近些年商業銀行功能弱化說法的一個重要原因。
結論與啟示
商業銀行的核心價值在于管理資金融通過程中的金融風險。通過商業銀行制度與投資基金制度的對比分析可以發現，商業銀行的獨特之處在于其管理金融風險的個性化方式和風險內化器的制度設計。商業銀行的未來，歸根結底取決于其管理金融風險的能力，尤其是以貸款方式管理風險的能力。盡管迄今為止商業銀行制度并不完美，商業銀行體系依然具有明顯的脆弱性，但這只能通過金融改革與創新來加以修正和完善。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學者通過對投資基金制度與商業銀行制度的比較分析，得出二者有交叉與融合發展趨勢的結論（何德旭，2004；曾康林，2002）。對研究新時期商業銀行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我們可以在發展投資基金的同時積極發展商業銀行，不斷地進行金融創新，不斷地提高其風險管理的能力，做到二者兼顧。可以預見，在一個不太短的時期內，仍將把商業銀行的改革和發展放在一個突出和重要的地位上。
參考文獻：
[1]代軍勛.商業銀行積極風險管理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2]曾康霖.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基金的興起是否能取代商業銀行[J].財貿經濟，2002，（7）.
[3]何德旭.商業銀行制度與投資基金制度：一個比較分析框架[J].經濟研究，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