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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起源范文1
醫學哲學范疇是醫學理論體系中最基本和最深刻的概念，是人們把握生命和健康的綱領，是對醫學問題進行邏輯歸類的思辨能力形式。醫學哲學思辨能力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萌芽并發展，現在已日趨成熟。現代醫學界與哲學界都在努力尋找兩個學科結合的空間與方式，試圖構筑一個醫學與哲學互相融通的對話平臺。醫學的特殊性使醫學思辨能力具有復雜性與綜合性的特征，如何加強對臨床醫學生思辨能力能力的培養和訓練，是醫學教育的重要課題，也是每一個醫學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一、哲學是醫學教育的基礎
當人類反省自身的存在，思索生命意義的時候，哲學便產生了。當人類關注自身個體生命的需要，為減少身體痛苦而開始努力的時候，醫學便產生了。哲學與醫學的產生、發展是與人類對自身的認識發展同步的。同時，中醫認為疾病是人體自身與周圍大環境失去平衡所導致的，疾病可依陰陽平衡與交替反復的演繹理論予以治療，無不體現思辨。
全球化時代背景對當代醫學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社會進步、科學發展、醫療實踐，不僅呼吁醫學與哲學的完美融合，更呼吁醫學生掌握哲學思辨能力，成為具有高素質的醫學人才。醫學作為自然科學，屬中性，但醫學應用卻有價值取向。事實上，醫學的所有重大成就與遇到的重要問題最終都需要提升到哲學層面去理解，因此，哲學是醫學教育的基礎。
二、臨床醫學生掌握哲學思辨能力的必要性：
醫學臨床僅靠醫學理論知識是不足的，還需掌握哲學的唯物主義思辨能力，以正確的思辨方法為指導，才能盡可能避免臨床失誤，得出正確結論。中國傳統思辨方式本身具有辯證性，在人與世界關系等問題上展現出自身的深刻性。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傳統思辨方式缺乏分析性、確定性，往往走入籠統性的誤區。人類對于哲學思辨能力的認識經歷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哲學的產生標志著人類達到了對哲學辯證能力的完整認識。
運用哲學原理，結合自身所學專業進行哲學思辨能力的實踐，揭開疾病層層偽裝，從而認識到疾病的本質，更為重要的是，哲學有助于臨床醫學生創新思辨能力能力的培養。實踐在哲學中具有世界觀的意義，哲學哲學不僅著眼于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著眼于改造世界，在人類對自身的認知不斷深化的今天，醫療及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醫療科研技術人員創新思辨能力能力的高低與思辨能力方法的正確與否。讓臨床醫學生們在校園里即開始掌握哲學的一般的認知能力，提高理性思辨能力和邏輯加工和抽象凝練能力，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和思辨能力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臨床醫學生在學習哲學思辨能力方面存在的問題：
學科定位較狹窄。包括醫學院校在內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對普通大學生的哲學教育，基本只等同于哲學的教育，大部分學生也僅僅把哲學課作為政治課來對待。
授課方法較傳統。目前高校哲學課的授課方法是傳統的給予型教育模式，學生只是被動聽講，機械填鴨式的教育方式剝奪了學生思考能力和創新機會。
考核方式較單一。目前高等院校的哲學課程考核方式較單一，無視了哲學教育的本性，學生思維停留在概念層面，使哲學教育失去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作用。
四、培養哲學思辨能力的途徑
針對現今高等院校哲學教育的現狀，從臨床的實際出發進行哲學教育，培養臨床醫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培養能夠勝任未來醫療工作臨床重任的合格醫學人才。新形勢下，臨床醫學生哲學思辨能力的培養方式，可以基于教學、立足現實、面向未來三個途徑來開展。
基于教學。市場上的哲學教材只是針對某知識點展開闡述，這就要求在教學過程中盡可能的滲透哲學背景知識。學生可以從多角度了解哲學起源、發展、演進，在廣闊的知識背景中提高哲學辯證思辨能力能力。
立足現實。高新生命技術的發展給現代醫療技術革命帶來新變化，是當代臨床醫學生在學習中常常遇到并感到困惑的問題，將問題意識融入到臨床醫學生哲學教育中，以哲學思辨能力方式去把握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以實事求是為基礎，鍛煉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
現代醫學起源范文2
醫學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可以在中西醫的教育歷史中追本溯源到古代醫學起源時期，但并沒有在醫學教育中一以貫之。人文教育再次被重視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進入21世紀，在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和世界衛生組織西太辦事處制定了有關本科醫學教育標準之后，2008年教育部、衛生部批準了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醫學教育專業委員會擬訂的《本科醫學教育標準———臨床醫學專業(試行)》，這些標準中都突出強調了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地位。醫學教育認證標準與國際標準深度接軌并迅速投入試用，這對強化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
1現代醫學模式轉變對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要求
生物醫學模式產生于18世紀60年代，醫學知識及其地位迅猛膨脹。19世紀后半期，采用預防接種、殺菌滅蟲、抗菌藥物三種方法，有效降低傳染病、寄生蟲病的死亡率和發病率，第一次衛生保健革命取得勝利，技術至上觀念樹立起來，鞏固了生物醫學模式的地位，醫學作為“技術”的觀念被廣泛接受，醫學是作為技術工具性而存在的。因此，大部分醫生只關注醫學專業學習，忽略了對患者的關懷，往往是在“看病”而不是在“治人”。這樣一來，廣大患者群體對于醫生產生了反感和對立情緒，普通民眾對醫療健康保障的訴求也變得越來越多。作為生物醫學中心的這些機構威望越高，這種抱怨越多。許多醫生的生物醫學基礎知識很好，但醫治病人必不可少的品質很差。許多人承認單單在生物醫學模式范圍內這些是難以改善的。因此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要求醫生不僅要看到“病”，更要看到“人”，知道是誰生了病比知道他生了什么病更重要。時代的進步，新醫學模式的構建有賴于醫學生人文素質水平的提高。盡管如此，在我國的醫學院校中還在自覺不自覺地以生物醫學模式為指導，多數醫學教育者仍然抱有“重專業輕人文”的人才培養和教育觀念。這樣培養出來的醫學人才只能是只見“病”不見“人”的。
2解決醫患關系困境對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要求
中國當下的醫患關系每況愈下，雖然各級政府高度重視，醫療行政部門積極采取措施，醫院、醫生、學者、社會各種力量都在討論、想辦法，但醫患糾紛不斷，出現了許多嚴重事件，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催生了醫鬧一族，形成了患者用近乎無賴的辦法解決矛盾的習慣。固然醫院的公益性、國家法律制度建設、醫生的技術水平職業道德都是改善醫患關系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在醫療行為過程中醫護人員人文精神的缺乏是根本原因。醫院、醫生和患者目的是一致的，即治療疾病，使患者恢復健康，所以本來也應當是利益一致的。在人文精神缺失的情況下，醫院和醫生都把患者當作了利益的來源，醫生只看到了疾病而忽視了疾病的物質載體“人”，在醫生眼里人失去了個性，變成了沒有差別的某一類病，人的醫學變成了病的醫學，醫學教育變成了針對病的教育。因此，醫學教育要牢固樹立人文精神教育觀念，通過人文素質教育為社會培養具有人文精神的醫學人才，從源頭上為減少和解決醫患糾紛、重構醫患正態關系做出貢獻。
3醫學專業認證對醫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提出的要求
現代醫學起源范文3
關鍵詞：單純性肥胖癥；健脾益氣；祛濕化痰；活血化瘀
1資料與方法
1.1納入標準
1）文獻屬于中醫治療單純性肥胖癥；2）文獻屬于隨機對照臨床試驗性研究；3）試驗數據試驗者沒有年齡或群體性傾向；4）參照全國中西醫結合肥胖病研究學術會議制定的治療單純性肥胖癥的標準，以治療后體質量下降3kg為節點，體質量下降≥3kg者為有效。
1.2文獻排除標準
1）文獻屬于綜述、Mate分析、會議論文；2）療效未參照全國中西醫結合肥胖病研究學術會議制定的治療單純性肥胖癥的標準，不是以治療后體質量下降3kg為有效節點；3）動物實驗；4）其他原因引起的繼發性肥胖；5）年代過久，數據失真，或不在查找年限內。
1.3檢索方法
搜索CNKI、維普、PubMed、萬方數據庫；搜索期限為2017年12月1日前公開發表的中醫治療單純性肥胖癥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研究的文獻；檢索策略：中文檢索“單純性肥胖癥or肥胖or超重”and“針灸or推拿or耳穴or中藥”and“隨機or對照or循證醫學”；肥胖癥/全部副主題/全部樹and隨機對照試驗/and中醫療法/全部副主題/全部樹；英文檢索“obesityorreduceweight”and“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reatment”and“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s”.
2中醫治療單純性肥胖癥的分組
歷代中醫較全面的對單純性肥胖癥形成機制提出了解釋，在結合運動和合理攝食等因素的條件下，中醫一般采取針刺、推拿、耳穴、中藥、針刺配合推拿、針刺配合耳穴、針刺配合中藥，推拿配合中藥八類治療方案，筆者根據這八類方案分8組，并分別查閱近年與各組相關的文獻，要求在年齡性別隨機條件下治療4周以上，結果參照全國中西醫結合肥胖病研究學術會議制定的治療單純性肥胖癥的標準，以治療后體質量下降3kg為節點，篩選出體質量下降≥3kg為有效，體質量下降＜3kg為無效的文獻16篇，進行統計分析。
2.1針刺治療單純性肥胖癥
關于針灸治療單純性肥胖癥，現代研究認為針灸能夠通過調整經絡和臟腑之間的平衡從而減輕食欲，調節胃腸功能，改善機體新陳代謝，加快血液循環，調節內分泌紊亂，調節脂代謝，調節植物神經功能紊亂。檢索到的此類文獻相對較多，其中高媚[1]通過辨證針刺治療單純性肥胖癥患者128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124例，有效率為96.9%。謝新才等[2]通過針刺治療單純性肥胖癥60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55例，有效率為91.7%。李思康等[3]針刺治療單純性肥胖癥80例，治療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61例，有效率76.3%。付霆[4]針刺治療單純性肥胖癥50例，治療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40例，有效率80.00%
2.2推拿治療單純性肥胖癥
推拿治療單純性肥胖癥，可以運用手法疏通經絡和平衡臟腑，達到健脾祛濕，減輕體質量的目的，從現代醫學角度也能夠增加胃腸蠕動，促進血液循環和淋巴回流，進一步達到消解皮下脂肪的作用[5]。檢索到的此類文獻相對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賈小格[6]以單純推拿的方法治療單純性肥胖癥30例，治療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25例，有效率為83.33%。
2.3耳穴治療單純性肥胖癥
耳穴治療單純性肥胖癥具有一定的優勢，簡單方便，易于操作，在檢索的文獻中主穴一般選取口、脾、內分泌、大腸、神門等辨證加減，以王不留行籽貼壓，達到減輕饑餓感、增加排便、提高自身舒適感的目的[7]。其中王燕珍[8]以耳穴貼壓治療單純性肥胖癥50例，治療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34例，有效率為68.00%。
2.4中藥治療單純性肥胖癥
中藥治療單純性肥胖癥，很少見古代醫案有專門論述，而多是結合他病或者轉歸之后進行治療。近些年來，尤其是分型標準提出以后，在辨證基礎上治療單純性肥胖癥的報道逐漸增多，在檢索到的文獻中石莉蔚[9]以防風通圣散治療單純性肥胖癥28例，體質量下降≥3kg為有效，有效者24例，有效率為92.80%。陳淑婉[10]以中藥治療單純性肥胖癥62例，治療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60例，有效率為96.80%。
2.5針刺配合推拿治療單純性肥胖癥
針刺配合推拿治療單純性肥胖癥具有理論基礎，能夠起到優勢互補作用。在檢索到的文獻中有效率較高，其中李贊軍[11]以針刺結合推拿手法治療單純性肥胖癥28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27例，有效率96.40%。夏敏等[12]通過針刺結合推拿的方法治療單純性肥胖40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40例，有效率100.00%。
2.6針刺配合耳穴治療單純性肥胖癥
針刺配合耳穴治療單純性肥胖癥較方便靈活，臨床運用者很多，在檢索的文獻中有效率也很高。其中鄭永生[13]用針刺配合耳穴貼壓治療單純性肥胖癥21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20例，有效率為95.20%。韓秋珍[14]以針刺配合耳穴貼壓治療單純性肥胖30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26例，有效率為86.60%。陳靜[15]針刺配合耳穴貼壓治療單純性肥胖50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50例，有效率為100.00%。程志鵬等[16]通過針刺復合耳穴壓豆治療單純性肥胖癥48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48例，有效率100.00%。
2.7針刺配合中藥治療單純性肥胖癥
單純性肥胖癥主要病機為脾胃功能失調，水谷精微不能輸布而積聚成為痰濕，針刺可以調節脾胃功能，也可以采用消脂降濁的大黃、荷葉、決明子等治其表，或者在具體辨證的基礎上針藥并用。檢索到的文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劉敏等[17]以針藥并用治療單純性肥胖癥55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48例，有效率87.27%。
2.8推拿配合中藥治療單純性肥胖癥
推拿配合中藥治療單純性肥胖癥，多以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足太陽膀胱經以及任脈為主，而中藥治療多本著補脾益氣，利濕消腫，活血化瘀的思路和方法，可以內服，也可以作為推拿的介質使用。在檢索到的文獻中，具有優勢和特點的是季遠[18]以中藥減肥膏作為介質推拿治療單純性肥癥48例，結果體質量下降≥3kg者48例，有效率100.00%。
3結果
篩選16篇文獻共計888例單純性肥胖癥患者，體質量下降≥3kg者809例，有效率91.10%。單一方法治療單純性肥胖癥488例，體質量下降≥3kg者423例，有效率86.68%。復合方法治療單純性肥胖癥400例，體質量下降≥3kg者386例，有效率96.50%。
現代醫學起源范文4
【關鍵詞】公共標識語；醫院；目的論
一、引言
宜昌市有著豐富的旅游資源，其優美的環境，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國外友人來此游玩、學習、工作、甚至定居。而雙語公共標識語是一種最便捷的信息載體。外籍人士在華，不可避免的要接觸醫院。所以醫院公共標識語的雙語建設為外國友人了解中國、有效溝通、更加方便地工作和生活有著積極的意義。本文選取宜昌市衛生行業中的5家知名醫院的雙語公共標識語為案例，依據相關公共標識語翻譯理論，對所選案例進行分析。
二、公共標識志語的定義
《現代漢語詞典》中“標識”的解釋是：表明特征的記號。它以單純、顯著、易識別的物象、圖形或文字符號為直觀語言，具有表示、替代、表達意義或情感、指令行動等作用。公共標識語是指在公共場所為大眾提供指示、傳遞信息的語言文字，它具有指示性、提示性、限制性、強制性四大功能。
談到醫院公共標識語，人們總是會聯想到各大醫院各部門科室的英文標識。其實醫院公共標識語的范圍很廣泛，包括：醫院概況介紹、醫院分布指示、入口導示、公告宣傳、醫療功能介紹、設備功能介紹、溫馨提示、安全警示、醫院宣傳用語等等。其中，有些標識語屬于普通公共場所常見的標識語，有些則屬于醫院特有專用標識語。醫院通過雙語標識，既能起到與外國患者之間信息交流、文化溝通的作用，又能體現醫院的國際形象以及“與時俱進”、“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因此，有關加強醫院標識語雙語化的服務不容忽視，刻不容緩。
三、醫院公共標志語的特點
醫院公共標識語很大一部分是由醫學術語構成的，特別是各個科室的英文標識?，F代醫學起源于西歐，有盎格魯——薩克遜本土詞匯、希臘語和拉丁語三種詞源，很多術語常常“一詞多式”。因此，醫院公共標識語也常有多種形式。如有翻譯專家指出“眼科醫院”應該翻譯為“Ophthalmology Hospital“而非“Eye Hospital”，其實上述兩者都可以表示“眼科醫院”，只不過前者屬于希臘拉丁詞匯演變而來的專業術語，而后者則是按照英語國家習慣表達而生成的通用表達方式。
醫院公共標識語通過使用大量名詞來實現其服務、指示、說明的作用，呈現靜態意義。如：“Diet Room”（配餐間）、“Outpatient Operation Theater （Center）”（門診手術室中心）、“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Center”（檢驗醫學中心），這些標識語使用大量名詞，表現出公共標志語的靜態意義。但在表示“動態”意義，限制性和強制性標識語時多使用動詞、動名詞。與前者不同，此類公共標識語常表示“動態”意義，限制性和強制性標志語多是此類。“Please Wait Outside the Diagnosis Room”（請在門診外等候）、“First Aid Call 120”（醫療急救電話120）等，這些標識語運用動詞、動名詞或限制或強制公眾的行為。
醫院公共標識語屬于應用文體，主要具有以下三個語言特點：
1.語言簡約，措辭精確
醫院雙語公共標識語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語言多簡潔明了，簡練精確。所以公共標識語通常僅使用關鍵詞、核心詞，而冠詞、代詞等盡量省略。如在各大醫院一樓門診部都有導醫臺，其對應的譯文為：“Information”，為“問詢服務的意思”；有的更是直接用字母代替單詞，如P（parking），表示“停車場”的意思。一般來說，公共標識語大部分為簡單句，其中祈使句常見。如：“Caution！ Sharp Instruments”（銳器！請注意）、“Blood Donors Needed”（血液告急）等直接使用了大量的名詞、動詞、短語詞組來直接、簡潔地顯示特定信息。
2.內容直白，目的明確
除了各個科室實用的醫學術語外，醫院內雙語公共標志語的詞匯選擇嚴格避免生詞、古語、俚語、術語，而且在語言表達方面也沒有過多的華麗辭藻或加工修飾。如：“Keep Clear——High Voltage”（高壓危險，有電勿靠近），“Do not enter！ Power Equipment”（電器設備，嚴禁擅入），“Floor 6 and 12 Only”（本電梯直達6-12）等選詞簡單易懂。
3.注重禮貌，凸顯文化
隨著現代醫學模式，即“生理——心理——社會”模式的不斷發展，過去“以疾病為中心”逐步發展為“以病人為中心”，醫院的標識語系統也強調“以病人為中心”，“no”這類強制性公共標志語逐漸少見，而“please”逐漸多了起來，如：“Please Line Up”（請站隊等候）、“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Valuables”（請小心保護好您的物品）等。
四、宜昌市醫院漢英公共標志語的翻譯現狀
目的論是功能派翻譯理論（functionalist approach）中重要的理論。它是由德國兩位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弗米爾（H.J.Vermeer）和萊思（K.Reiss）創立于20紀80年代。目的論的核心概念是決定翻譯過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體翻譯行為的目的?！澳康恼摗闭J為翻譯是一種行為，一種跨文化的交際行為。任何一種行為都有其自身的目的，翻譯行為所要達到的目的決定了翻譯所應采取的方法策略。由于醫院標識用語的特殊性，除部分標識語可通譯外，其它大都是采用以英語國家規范的國際通用詞匯，特別是涉及醫院專業術語的大多是希臘拉丁詞語，不是隨意可以意譯或直譯的。這也是翻譯工作者必須特別留意的。
理論是實踐的風向標。有了翻譯目的論原則的理論支撐，我們在醫院公共標識語的翻譯中，對原文進行調整和改寫是完全可以的。翻譯目的論原則非常切合公示語翻譯的實情。然而，筆者通過對宜昌市5大醫院（文中分別簡稱做：中心醫院、人民醫院、仁和醫院、葛洲壩醫院、二醫院）的實地考察，發現醫院內雙語公共標識語的翻譯錯誤很多，主要表現為：拼寫錯誤、譯文不統一、大小寫字母混用、翻譯錯誤、用漢語拼音代替英文等。
1.拼寫錯誤
在仁和醫院外科樓的整棟樓的索引中，“骨科”（Orthopaedic）的英文拼寫明顯錯誤，正確寫法是：“Orthopedic”，此種多寫漏寫字母的現象在醫院十分常見。人民醫院“眼科專家門診”的翻譯是：“Ophthamologist Clinic”，“ophtha”這個詞是不存在的，“眼科”是“ophthalmic”，而“專科門診”應譯為“specialist out-patient clinic”， 所以譯為“Ophthalmic Specialist Out-patient Clinic”較為合適。
2.譯文不統一
譯文不統一，即同樣的公共標志語，不同的醫院翻譯卻不相同。如：對于“更衣室”，中心醫院翻譯為“Dressing Room”，而人民醫院則翻譯為“Changing Room”，而作為公共場所常見的標識語，“更衣室”有其較為通用的譯名——“locker room”，筆者認為應統一為“locker room”；對于男女衛生間的翻譯更是千奇百怪，人民醫院的內科大樓翻譯為“Toilet（Women）”（女衛生間），而在其放射科則譯為“RESTROOMS-WOMEN”，仁和醫院則譯為“Women 's Room”。由此可見，制定出統一的醫療衛生標識語刻不容緩。
3.大小寫字母混用
大小寫字母混用主要是冠詞、實詞字母的混用。在仁和醫院，外二病區“整形外科”的翻譯“plastic Surgery”中“plastic”的首字母應當大寫；“高壓氧艙室”的翻譯中“chamber”的首字母也應當大寫；而在人民醫院核醫學科門診處對“核醫學甲狀腺?？啤钡姆g是“Thyroid soecialist in nuclear medicine”，可以發現，譯文不僅存在著拼寫錯誤，而且存在著字母大小寫問題，應譯為”Thyroid Specialist in Nuclear Medicine”。
4.翻譯錯誤
一般而言，“工作人員通道”譯為“Staff Only”，而人民醫院則譯為“Hospital Staff Channel”，在人民醫院新大樓內的電梯旁，貼著一張該大樓的樓層索引，其對應的英文翻譯為“A Map Of Floor”，姑且不論其翻譯中存在的大小寫字母混用錯誤，我們都知道“map“是“地圖”的意思，而“索引”是“將文獻中具有檢索意義的事項（可以是人名、地名、詞語、概念、或其他事項）按照一定的方式有序編排起來，以供檢索的工具書”，一般用“index”表示，這里用“map”表示顯然不正確，應該翻譯為“The Index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Building”。對于“西藥房”的翻譯，幾家醫院統一翻譯為“Western Pharmacy”，外國人會誤解為“西邊的藥店“，正確的譯法是“Dispensary”。
筆者還發現，幾家醫院同時存在亂翻譯“區”、“室”的情況，如在“觀察室”的翻譯中，人民醫院翻譯為“Observation Room”，仁和醫院則翻譯為“Observation Ward”。關于“辦公區”、“就診區”、“住院區”等中的“區”一詞，青島市出臺的公共標識英文譯法中就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就診區”、“住院區”、“親友等候區”按照直譯的原則分別譯為“Outpatient Area”、“Inpatient Area”和“Visitor Waiting Area”，“辦公區”和“宿舍區”根據意譯翻譯為“Administration”和“Staff Dormitories”，而“清潔區”則按約定俗成原則譯為“Sterile Zone”。同樣，對“房間”或“室”一詞翻譯出現的表達不一現象，可統一將病房譯為“Ward”，如燒傷病房“Burn Ward”；一般的醫療衛生專用功能性的“室”或“房間”譯為“Room”，如“牙片室”“Dental Film Room”、“手術間”“Operating Room”；實驗室可譯為“Laboratory”或者“Lab”，如“外科實驗室”“Surgery Lab”、“細胞室”“Cell Lab”。筆者認為青島市、北京市等對醫療衛生標識統一標準化的作法，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5.用漢語拼音代替英文
提供雙語標識語是為了給外國游客和友人提供便利，但是現在某些醫院在一些指示性的標識牌上濫用漢語拼音的情況非常嚴重。雖然我們并不排斥是用漢語拼音，但是，使用英語公示語的目的是給不懂中文的外國人提供方便，所以應該使用符合國際標準的英語公示語則更為合適。在一家醫院外科樓一樓的大堂里有“意見箱”的標志牌，其對應的翻譯是“Yi jian xiang“。筆者認為，應將其翻譯為“Complaints Box“ 才符合目的論的翻譯原則。
五、結語
筆者通過對宜昌市幾家大醫院公共標識語的翻譯進行了簡單的調查，希望有關部門能夠針對醫院的雙語標識語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同時也希望能輻射到交通、旅游、政府機構、商業服務部門、企業事業單位、文化娛樂機構等，從而提高宜昌市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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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醫學起源范文5
【關鍵詞】 薩滿 巫醫術 哲里木 蒙古族傳統醫學
【Abstract】 before Tibetan medicine was introduced into Mongolian district with Tibetan Buddhism， the medical practice of Shaman witch doctor coexisted with folk experiential medicine. Thus， we can say that ancient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mposed of folk medicine and the original religious medicine.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haman medicine on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is Concentrated manifested in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techniques. In the long-term medical practice， Shaman witch doctor accumulated some effective medical methods and experienc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tent of folk medicine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Key words】 Shaman witch doctor Jirom Traditional Mongolian medicine
蒙古族傳統醫學（蒙醫藥）是一門歷史悠久、具有完整理論體系和豐富臨床實踐經驗的傳統醫藥學。它是蒙古族人民同疾病作斗爭的經驗總結和智慧結晶；也是中國傳統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千百年來，為蒙古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衍昌盛和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目前，它仍在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承擔著為蒙古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防病治病、維護健康的使命。在蒙古族傳統醫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本土的薩滿教以及后來傳入蒙古地區的藏傳佛教起到了一定的影響。為了客觀地評價薩滿教在蒙古族傳統醫學的形成與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從傳統醫學與原生性宗教的關系，探討薩滿巫醫術對哲里木蒙古族傳統醫學及醫藥文化的影響。
1 蒙古族的薩滿教信仰及薩滿
薩滿教是一種世界性的宗教文化，分布地域廣闊，曾為諸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國地處薩滿教分布的核心區域，由眾多民族組成，信奉薩滿教的民族很多。歷史上，我國古代北方民族如肅慎、挹婁、靺鞨、女真、匈奴、烏桓、鮮卑、柔然、高車、突厥等都先后信仰薩滿教。近代，我國阿爾泰語系諸民族仍多信仰薩滿教。作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薩滿教，在蒙古民族發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態，在蒙古社會生活中，處于中心教地位。特別是蒙古帝國時期，薩滿教被確定為“國教”。隨著氏族社會的解體，薩滿教逐漸從“國教”的寶座上跌落到民間，特別是16世紀中葉，以俺達汗為首的西南蒙古各部宣布喇嘛教為“國教”，并在1640年頒布的《衛拉特法典》中認定薩滿教為非法，對薩滿予以清剿。于是，蒙古薩滿教在土默特、察哈爾、喀爾喀等眾多的西南蒙古各部很快消亡。薩滿教由喇嘛教取而代之。只是在內蒙古的東部幾盟，如呼倫貝爾盟的達斡爾蒙古人中，特別是哲里木科爾沁草原，蒙古博(薩滿)得以殘留。蒙古族薩滿教從原始社會跨越了不同的歷史時代，命運幾經沉浮而能夠殘存至今，與他們的巫醫身份驅邪治病直接有關。
“薩滿”這種稱呼，是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稱呼跳神巫師的音譯，意為興奮、不安和狂悖的人。長期以來流行于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的各民族中，是對這一流行地域廣泛的原始信仰或原始宗教的統稱?？墒遣煌拿褡鍖λ_滿的稱謂也各不相同。在蒙古語中，男薩滿被稱為“boge”，在《蒙古秘史》中boge的漢字音譯是“孛額”，在不同的地方也作“勃額”、“博”等。女薩滿則叫做“itugan”(etügen)譯作“渥特根”也作“渥都干”、“亦都罕”等?！颁滋馗痹谖揍t活動中多為婦女及嬰幼兒醫病，所以有時也把擅長治療婦幼疾病的民間治療者也稱為渥特根。博是蒙古族對薩滿巫師的統稱。哲里木地區依據博在信仰上的差異，行巫方式、分工及職能、性別等不同，分為“白博”、“黑博”、“查干鄂勒”、“萊欽”、“世襲博”與“非世襲博”等。
2 民間醫療與巫師的醫療實踐
巫術醫療、民間醫療以及傳統醫學，在歷史的發展變遷中，始終植根于各民族的社會歷史土壤、民風民俗之中。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走過了現代醫學誕生前的歷史歲月，并一直影響至今。在古代醫學形成之初，醫療藝術浸染著巫術的氣味并且控制在巫醫的手中[1]。人類活動的復雜性，構成了巫術、科學、醫學之間的復雜關系與不確定性。很難確鑿無疑地給出“醫巫同源”、“醫源于巫”的結論，也難以將醫學的發展規律簡單地概括為從低級的經驗醫學逐步向高級的理論醫學的發展。因而，醫學與宗教，特別是傳統醫學與宗教的關系是史上論爭不斷的研究領域。但可以確認原生性宗教與民間經驗醫學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古今中外各類宗教的共同點就是祛病除災這一重要職能，以祛病除災作為傳播宗教的主要手段之一。消災祛病，成為人們與宗教之間的一條重要聯系紐帶。宗教與醫學的目的在防范邪惡災禍方面是相似。人類自身的疾病、死亡、夢等生理現象是醫學和宗教共同的思考對象，由此產生的原始觀念既是醫學，也是宗教誕生的基礎[2]。關于古代醫學與巫醫術的關系，醫學起源于巫術和宗教活動，原始社會的舞蹈形式通常是其復雜儀式的一部分，超自然力量就產生于其中。如果醫學是人類對抗疾病的有意識的嘗試，那么醫學就和人類自我意識本身的發展歷史一樣久遠。各民族之醫，多出于巫，吾族亦如此[3，4]。此外，在英語中，Medicine一詞既是醫學、醫術、藥物，又指北美印第安人所信的巫術、魔法。巫醫在英語中為Medicineman。這說明中西醫在發展史上，都與巫有密切的淵源關系。薩滿教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下自發形成的一種原生性宗教，也是一種歷史悠久、流傳廣泛的地方性知識形式。隨著社會的發展，薩滿教雖然歷經變遷，但其精神實質和文化內核卻不同程度被保持著，至今依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其信仰群體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狀態。薩滿祛邪治病是其主要的社會職能之一。蒙古族薩滿教從遠古社會跨越了不同的歷史時代，能夠延續至今與他們的巫醫身份直接相關。長期以來，薩滿的醫治實踐以及人們有病求助于薩滿的行為都被看成是愚昧、荒誕甚至是反科學的代名詞。薩滿的醫療觀念是建立在其特有的靈魂觀上，這種相信萬物有靈的思維特征是與現代的科學思維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是違背現代科學精神的。但現代醫療技術極為發達的今天，有些民族的薩滿仍然在本民族地區存在，承擔著為人祛疾治病的職責。
薩滿的醫療實踐是民間醫療，或稱民俗醫療的組成部分。所謂民俗醫療是指不同民族的保健習俗以及應對疾病的方法，尤其是平民大眾所使用的，經驗的、不成文的、在當地民間所孕育出來的醫療觀念和行為。是當地人自行發展出來的具有鮮明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完整的信仰與行為，包括對疾病的認知、命名、分類、治療、預防等內容。所以，應從心理治療和民俗治療等方面考察薩滿治療的作用機理[5]。實際上，巫醫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療術外，又運用一些樸素的醫藥知識和一些簡單的療術。蒙古薩滿的祛病巫術與民間醫術有著不解之緣。
蒙古族傳統醫學經過不同的發展時期，在古代蒙古族經驗醫學的基礎上，吸收了古印度醫學和藏醫學等傳統醫學的成分，發展成為具有系統的理論體系和醫療實踐，又保持古代蒙醫藥學豐富醫療經驗特點的近代蒙醫藥學。隨著印、藏醫學的傳入，在蒙醫內部出現了學術爭鳴和不同的學術流派。其中傳統的古代蒙醫學派以擅長傳統醫療技術而聞名。在骨傷科、傳統療術和飲食療法等方面又為突出。該學派較多地保留了薩滿教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和病因觀，相信自然療法，理論上追求順應自然，強調和諧，治療上通過傳統的針刺、放血、藥浴、整骨、正腦等方法，達到寒、溫、動、靜的相對平衡狀態。在16世紀中葉藏醫學隨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之前，民間經驗醫學與薩滿巫醫的醫療實踐共存。古代蒙醫學是在民間醫學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的，蒙古族古代醫學是由以薩滿醫術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醫療與民間經驗醫療共同組成，薩滿醫術對蒙古族傳統醫學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
3 薩滿醫術對哲里木蒙古族傳統醫學的影響
薩滿醫術對哲里木蒙古族傳統醫學的影響較為集中地體現在傳統療術上。哲里木蒙醫的傳統療術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針刺、外傷科、整骨術、正腦術、按摩、熱熏、熱敷、瑟必素療法、酸馬奶療法等極具民族特色的內容。這些療法主要是從體外施治，以調整和恢復失調的機體功能的平衡關系，改善血液循環和精華與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動，以達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3.1薩滿是原始醫術最合適的傳承者。
薩滿大多反應敏銳，接受能力好，邏輯性強，預見準確。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蒙醫藥知識?！八_滿醫療”可分為藥物治療和精神治療。薩滿以變化的意識狀態接觸動、植物及整個大自然與之交流。他們了解有關植物的專業知識和使用不同藥物的知識，所以也可以對患者進行藥物或其他物品(如火)治療[6]。
3.2薩滿信仰與古代蒙古醫藥知識有淵源。
在醫巫不分家的古代社會，薩滿文化促成了早期蒙醫藥的發展。古代蒙古人以薩滿教的教理作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認識客觀世界的依據。古代蒙醫學的萌芽在薩滿手中，吸納了原始薩滿教的原始自然觀，原始薩滿教促進了古代蒙古醫學的進一步發展。比如，薩滿教關于火的樸素認識，以及民間流傳的由火的溫熱刺激使身體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緩解或治愈等，促進了傳統蒙醫熱薰、熱熨、火炙等熱性外治療的發展。
3.3灸焫療法的使用與傳播
灸焫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驅魔治病的手段。在薩滿的驅魔術中，普遍應用火的神圣力量。哲里木蒙古族民間自古以來就有尚火的習俗和觀念，在人出生、取名、結婚、生育乃至死亡這些重要的生活事項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蒙古族傳統療術中的灸焫療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驅魔治病的手段。人們選擇火療，正是源于對火的威力的崇拜。認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戰勝一切生物，對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來祛除疾病。灸法在哲里木蒙古族民間作為重要的醫療手段而傳承，盡管原始火療帶有巫術的性質，但卻具有祛除寒邪、溫暖陽氣、消毒避穢、滅菌等實際效能，因而得以傳承，成為現今蒙醫療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3.4放血療法與針刺療法的使用
放血療法就是將一定部位的淺部靜脈刺破進行放血，以治療和預防疾病的一種治療方法。蒙醫“哈那忽”(放血)療法就是適當放出惡血及病血來治療疾病，是蒙醫的一種比較古老，且沿用至今的醫療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隨水草而轉移，決定了醫療手段必須簡便速效。長期食用肉食，積熱內盛，適于峻急攻下。經過多次放出惡血，病痛得以緩解(鬼邪遁去)的體驗后，放血療法漸漸成為哲里木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療手段。針刺療法就是用金針或銀針刺入人體的特定穴位給以刺激；或通過加溫或冷卻針體傳導溫熱或冰冷，以增強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膚，排除淤滯于局部的病氣、黃水及膿液等以達到治療目的的一種外治法[7]。
哲里木博中也有很多會針灸的博。博認為，人的身體只是靈魂的棲息處而已，人熟睡后靈魂會隨著氣息從鼻孔出入，并認為人做夢是因為靈魂暫時離開身體到別處游蕩所致。在此期間鬼怪會附在孩童身上，使孩子暈倒發病。用銀針扎靈魂棲息的身體驅趕附體的鬼怪，游蕩的靈魂就會回到身體里[8]。史料記載，哲里木庫倫旗的塔斯博，經常同時用火針與銀針進行治療。
3.5蒙古族傳統整骨術、“安代”療法與哲里木博的醫療實踐
在蒙古族傳統醫學中，整骨術是一項具有鮮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醫療技術。這一特殊的醫療技術最初就是從薩滿醫術中分化出來的。整骨術在發展過程中一度曾被薩滿所掌握。在蒙古族薩滿巫醫中把從事接骨、整骨的薩滿，被稱為“牙思巴里雅其博”(yasu bariyaci boge)或“黑狗大夫”。治病時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語和禱辭加上世代相襲的整骨技術。他們技術精湛，具有神奇的療效，是當今蒙古族傳療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非常寶貴的民族醫學遺產。至今這一古老的傳統醫術脫胎于薩滿教的痕跡依稀可辨。
哲里木博中，還有專門醫治年輕已婚婦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體上的不適癥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療法的博。能夠主持“安代”治療儀式的博，被稱為“安代博”(andai boge)。“安代”療法是民間集心理治療、軀體治療、運動治療、音樂治療于一體的綜合治療方式。但“安代博”對病因的解釋始終未能完全擺脫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區，通曉催生術、保胎術和婦嬰保健，并從事接生、產婆職業的，被稱作“德木其博”(demu qi boge)。蒙古族女薩滿“渥特根”(etügen)大多承擔著這一職責。
此外，薩滿教的自然觀、病因觀對蒙古族傳統醫學理論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響。蒙古族的醫藥文化扎根于自身社會的、民族的土壤，與本民族的思想觀念有著天然聯系。薩滿教作為從民間信仰發展而來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觀與自然觀，必然對蒙古族傳統醫學理論產生影響。蒙古族傳統醫學理論具有樸素的自然觀和整體觀。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與自然相抗爭、相協調的過程中，應充分尊重和運用自然力，調整人體自身以適應自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了整體觀、以調整人體功能為主的醫學觀。整體觀認為人是由身體、心理和精神構成的精細而復雜的整體，因此，要以整體觀來診斷和治療疾病。又因為個體差異，醫生在診斷和治療時要辨證施治。健康意味著身體、精神、情緒的和諧與平衡，而不單是沒有病。在治療疾病時，重視病因的查找。對于薩滿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療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緩解癥狀。認為治本比治標更重要。
就蒙醫而言，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原始薩滿教對蒙醫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原始薩滿醫術的不少內容是古代蒙醫學的主要組成部分。薩滿巫醫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積累的醫療方法和經驗，豐富和發展了民間經驗醫療的內容。薩滿的除疾治病，不僅對維系氏族的生存與繁衍起到了積極作用，對傳統醫學的形成和發展也做出了相應的貢獻。
參 考 文 獻
[1] G.文士麥.世界醫學五千年[M].馬伯英，譯.人民衛生出版社，1985，1-3.
[2] 卡斯蒂格略尼.世界醫學史:第1卷[M].北京醫科大學醫史教研室，譯.商務印書館，1986.
[3] 羅伯特?瑪格塔.醫學的歷史[M].李誠，譯.希望出版社， 2003，10.
[4] 劉伯驥.中國醫學史[M].華岡出版部，1974，2-3.
[5] 烏仁其其格.蒙古族薩滿教宗教治療儀式的特征及治療機理的醫學人類學分析[J].西北民族研究，2008(3).45-48.
[6] 博?阿古拉，薩仁圖雅.蒙古族原始薩滿醫術考[J].中國民族醫藥雜志，1998，(4):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