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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婦聯主任工作報告范文1
摘要：本文首先對小額信貸的內涵做了詳細分析和界定，提出真正的小額信貸應該堅持以國際通行模式主要扶助貧困婦女的原則；然后從婦聯組織的性質、基本職能、組織網絡、性別溝通優勢和從業經驗等五方面論證了婦聯系統承擔小額信貸業務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后提出了政府如何支持婦聯在小額信貸工作中積極發揮作用。
中圖分類號：D442 文獻標識：A文章編號：1004-2563（2007）04-0030-05
Role of Women and Women's Federations in Microfinance in China
LIU Xue-hua1 LI Shu-jie2
(1.2.Department of Finance at the Women's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101, China)
Keywords: microfin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women; women's federations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details of microfinance and realizes that the principle of microfinance which becomes commonly accepted in the world is to help women who are in povert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iven its nature, function, networks, advantage in communicating with women and work experience over the years it is not only logical but also possible for women's federations to take up microfinance. It, in the end, proposes ways for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women's federation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microfinance.
一、引言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以扶助中低收入階層為主要目的的“小額信貸”，①為解決中國“三農”面臨的金融抑制問題提供了一條全新的思路。然而，對于小額信貸概念的界定，在中國理論和實務界存在著誤區。另外，關于小額信貸的扶助對象問題，國內亦存在分歧。其中主要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排斥貧困戶，認為“貧困戶自身能力差，不符合貸款條件”，[1]認為只有將款貸給現在看來有償還能力的人，貸款資產才能得以保全。二是認為，既然中國的小額信貸是模仿孟加拉等國家的扶貧性微型金融，我們就應該堅持服務低收入群體，特別是低收入婦女。②再有，對誰最適合作小額信貸的從業者或從業主體，還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或者仍然沒人去認真思考和規范。最后，政府的態度和政策直接決定著小額信貸的發展，特別是民間扶貧性小額信貸機構作用的發揮。
二、概念界定：小額信貸
“小額信貸”這一概念在國外產生已歷三十余年，而在中國還只有10年左右的時間。在這10年中，小額信貸對推動中國三農經濟的發展和扶貧工作正在發揮越來越重大的作用。然而，中國金融理論和實務界對于小額信貸概念的界定和內涵的理解還存在誤區。Morduch認為小額信貸是一種“高利率的無擔保的小額貸款”，[2]杜曉山認為是“小額度的持續的信貸服務活動”，[3]國務院扶貧辦認為小額信貸是“向窮人提供信貸服務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特殊信貸方式”，等等，這些概念界定都片面強調的是Microfinance的一個側面，那就是只強調了其中的放貸功能。焦瑾璞和楊駿將其擴充為向“客戶提供額度較小的金融服務”[4]（這就涵蓋了其為參加成員或社員提供信貸、吸儲、理財和結算的功能），但卻沒有強調“為貧困婦女提供這種服務”這一小額信貸創設之初衷。我們從孟加拉學來的這個小額信貸，是穆罕姆德?尤努斯教授專門為貧困人口創設的包括提供小額度信貸在內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后來又特別強調了為貧困婦女提供這種服務（鄉村銀行的借款人97%是婦女）。從這個角度來衡量，喬安娜?雷格伍德的“使低收入婦女和男人受益”、“向低收入客戶或個體經營者提供金融服務，通常包括儲蓄和信貸”的界定就更貼近小額信貸的本質了。因此，Microfinance這個詞實際上應該翻譯為“微型金融”（為了適應國內的習慣，國內學者才將其翻譯為“小額信貸”），因為只有這樣翻譯，在我們漢語里才能真正含其向貧困人口提供“小額度信貸、儲蓄理財、現金和賬戶結算等”在內的全部金融服務。[5]
真正的小額信貸要強調“幾戶聯保、整貸零還、小額短期、幾周例會”的操作模式。這種模式對于減輕農戶償還負擔、避免信貸申請、使用和償還中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降低信貸資產風險是最為有效的。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焦瑾璞博士認為，在團體貸款制度下，那些互相了解且風險水平相近的借款人將會自動組合成聯保小組，并把風險較高的潛在借款人排除在小組之外。這種聯保小組機制的“信用發現”功能，有利于克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也有助于減輕貸款機構承擔的高昂交易成本。從而也有利于降低小額信貸的市場利率，提高貸款的償還率，并可以提高社會福利。[6]此外，“靜態博弈”理論證明，這種小組聯保、定期例會的模式確實能夠讓借款人之間互相監督，督促借款人按照在借款協議上允諾的用途使用貸款資金。這又將有利于降低資金使用中的道德風險。再有，小額信貸模式還強調“信貸循環使用，額度逐漸累進”的動態激勵機制。該機制用模型來表示就是，只要Y■■>Y■■，③[4]借款人就有較強的還款動力。另外，整貸零還的辦法在借款人某一期出現還款推遲時具有“早期風險預警”的功能，能提前發現那些具有較大潛在風險的借款人，從而避免所有的信貸風險在期末的時候集中暴露，可以為小額信貸機構贏得更多的時間采取措施，盡量減少損失。而小額短期的規定就更能分散小額信貸機構全部資產的“集中風險”和降低“期限風險”。此外，有些NGO小額信貸機構實行的“小組共同基金”確實能夠發揮“貸款損失備付金”的作用，對于解決因部分到期貸款未能及時收回而造成的“流動性風險”能夠起到一定的緩沖作用。[5]
世界銀行《公平與發展：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公平性的基本定義是人人機會均等，享有“機會公平”。而機會公平被認為是目前實現公平的可行方式。[7]在中國，低收入群體占了人口的絕大部分，2000年城鄉高收入戶占總戶數的2%，中低收入戶占18%，低收入戶占了80%。中國當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對于因個人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國家可以通過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來保障困難群體的最低生活需要，但對于機會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就要改變制度安排，盡可能創造平等競爭的機會，否則既是嚴重不公，又會極大地阻礙發展和效率”。[8]因此，消除貧困，向貧困人口（包括赤貧人口）提供參與經濟建設的平等機會就顯得格外重要了。這既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又是一個關乎社會穩定與和諧社會建設的大課題。
另外，實踐已經證明，農民是否接受小額信貸，其最大的顧慮并不在金融本身，而在農村的“非金融服務”（non-financial services）供應不足。因此，小額信貸機構還應該模仿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模式，為借款農戶定期聘請農村實用技術人員、市場經營人員等講解相關知識，服務貧困農戶的生產和經營。
總之，以“幾戶聯保、整貸零還、小額短期、定期例會”模式運作、以扶助貧困人口（主要是貧困婦女）為主要目標、向她們提供包括貸款、儲蓄、結算和非金融服務等全方位服務的小額信貸，才是真正的小額信貸（Microfinance）。
三、扶助對象：貧困婦女
如果說是否“堅持扶貧”是衡量一個信貸機構是否真正小額信貸機構的主要標準，那么它是否又做到了“扶助貧困婦女”，就是這一標準的精髓。
強調盡量將小額信貸貸放給婦女，原因有三：一是在現代經濟社會，“男權”主要表現為對經濟資源的控制權。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婦女往往都是弱勢群體，她們在獲取貸款方面就更加處于劣勢。因此，婦女一旦取得了貸款，往往格外珍惜，在貸款的使用和償還上加倍小心。二是與男人相比，“婦女更善于持家”；“婦女具有更大的犧牲精神”，隨時愿意為家庭做出貢獻；婦女會更主動地精打細算，否則會“擔心受到丈夫的責怪”。④三是實踐已經證明，凡是按照“五戶聯保、整貸零還、小額短期、每周例會”模式或類似模式將小額信貸重點發放給貧困婦女的項目，都是很成功的，而未能按照這一方式發放的小額信貸其成功概率總是遜色于上述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和貧困問題研究中心利用福特基金在河北省易縣建立的“易縣扶貧經濟社”，采用上述模式，堅持以扶持貧困婦女為主的運作目標（婦女用款金額占到82%），以提供小額度生產性貸款的方式幫助婦女從事其擅長的家庭養殖和小商貿等項目，并要求資金的回收和循環使用。經過10年的運轉，其累計還款率達到96.6%。項目成功率達到96%。[9]內蒙古赤峰市婦聯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共同成立的“內蒙古扶貧與婦女參與發展項目”，堅持“貸窮不貸富，貸女不貸男，不用抵押，五戶聯保，整借零還，連續貸款，強制儲蓄，中心會議，可持續利率（8%），項目自選，技術培訓”的模式，經過4年的運轉，不僅還款率達到100%，而且運營資產回報率達10%。[10]另外，愛德基金會在云南、廣西、寧夏、甘肅、山西、江蘇、貴州等省區開展的小額信貸項目的回收率也高達99%；[11]1999-2002年，云南省木蘭縣婦聯與聯合國人口基金會開展的“婦女參與發展項目”（縣婦聯主席擔任項目辦主任），貸款償還率也高達96%，貸款收益率還達到5.2%，[12]等等。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
四、最適從業者：婦聯組織
目前國內從事小額信貸業務的機構大致分為四類，一是純粹地下的民間融資；二是專門實施小額信貸的民間非政府組織（NGO），如社科院的扶貧社、山西省等5省建立的實驗性“某某小額貸款公司”、2007年春節前夕剛剛開始審批的村鎮銀行和村鎮貸款有限公司等；三是由國際援助機構在中國各地方建立的利用其援助資金實施小額信貸的雙邊開發機構；四是部分從事“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的所謂正規金融機構，如農村信用社、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其中第一類是國家不承認的純地下金融機構，屬于取締或有待合法化的部分。后三類機構，如山西等5省的“小額貸款公司”，發放的貸款利率皆為16%-22%，太高，真正貧困人口的涉農項目難以承受，并且也沒有堅持主要發放給貧困人口，更不用說貧困婦女，[13]實屬純商業性信貸機構。而信用社和農村商業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由于產權模糊，經營者并不十分關心資產的增值保值，甚至利用入股社員的資金為自己謀私利。“她們雖然放款利率不高，但加上信貸人員和其他經營者索要的‘回扣’或給他們送的禮，總費用率也就在15%以上了”（山西省平遙縣“晉源泰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董事長韓仕恭先生原話），貧困農戶仍然是承擔不起。[14]更何況，放貸人員經常以不熟悉借款人、放款風險太大為借口，拒絕非關系戶的借款申請，從而更加使貧困農戶告貸無門。按照焦瑾璞和楊駿的話說，這些“所謂正規金融機構的所謂‘小額信貸’只是基于‘特定政策目標的額度較小的普通貸款’”。至于2007年春節前夕國家剛剛開始審批的村鎮銀行和村鎮貸款有限公司等機構，前者因為要求必須有當地一個金融機構參股20%，所以，目前其前景和效果還難以預料；后者因為只允許在成員內吸儲和結算，[15]所以仍然不能算作真正小額信貸機構。
如此看來，只有社科院杜曉山教授創辦的扶貧社和國際援助機構在中國各地方建立的利用援助資金實施小額信貸的雙邊開發機構，才比較接近真正小額信貸的內涵（國家還沒允許他們從事向非成員公眾提供儲蓄和結算業務）。這兩種機構的共同特點，一是堅持扶貧，并且大多堅持扶助貧困婦女，堅持“五戶聯保、整貸零還、小額短期、每周例會”的操作模式或類似模式，強調資金的有償和循環使用，即堅持了真正小額信貸的基本原則。二是這些機構的資金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婦聯機構直接管理下發，或由婦聯提供借款人信用證明的。三是這兩類機構的資金都是來自國內外的援助資金，特別是她們都有效利用了國際援助資金，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說，婦聯在其中發揮了很好的助推作用。因此，婦聯機構管理這種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主要靠國內外援助的資金（含政府撥付的一部分扶貧資金），不失為一個最為明智的選擇。⑤
首先，婦聯組織的性質使然。全國婦聯章程規定：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是全國各族各界婦女為爭取進一步解放而聯合起來的社會群眾團體。這種“社會群眾團體”正好適合從國內民間和國際吸收包括捐助形式在內的資金。另外，只有婦聯組織對真正小額信貸主要扶助的婦女群體最為熱心和關心。再有，這種單筆金額非常小的微型金融，單位交易成本相對大型金融活動要高得多，而且收益率相對較低，市場份額不大，大中型金融機構根本不屑一顧。因此，真正小額信貸正好適宜婦聯系統開展。
其次，婦聯組織的基本職能是團結、動員廣大婦女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代表和維護婦女利益，促進男女平等。小額信貸機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幫助貧困婦女擺脫貧困，實現男女平權。中國引入小額信貸的目的也是讓貧困人口脫貧致富，而貧困人口中的多一半是婦女。只有婦女有了經濟自，特別是直接從事經濟建設的本領，才談得上男女平等。所以婦聯從事真正小額信貸活動實屬份內之事。而且在中國農村男性剩余勞動力大批轉移到城市務工的大背景下，農村留守婦女便成了主要勞動力。婦聯利用小額信貸資金幫助鄉村婦女開展種植、養殖生產和小商貿經營，對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將發揮更大、更直接的作用。
再次，婦聯具備組織網絡上的保障。全國從國家層面到每一個行政村都有婦聯組織，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之一”。這種組織網絡上的廣泛性和權威性為它從事真正小額信貸活動的代表性、民主性、權威性和可靠性提供了保障。既能夠避免金融利益過分向私人金融機構聚集，又能夠贏得廣大婦女的信賴。
第四，婦聯擁有性別和溝通上的優勢。婦聯組織各級機構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女性，而且婦聯干部具有很強的責任心，辦事干練，又熟悉農村政策和風土人情，具有難以替代的號召力和威望。這種特有的優勢非常便利婦聯與貧困婦女的溝通，對于成功開展真正小額信貸業務無疑是一個極好的保證。
第五，婦聯組織已積累了真正小額信貸的從業經驗。婦聯機構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積極參與小額信貸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收效極佳。比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婦聯在廣西開展小額信貸扶貧工作（全部扶助貧困婦女）已歷時6年，截止2003年8月底共累計發放到戶貸款近4.7億元，近27萬貧困農戶獲得了支持，到期貸款回收率均達90%以上，大多數縣保持在95%以上。實現了小額信貸“放得出、收得回、有效益”的目標。[16]再如，云南省師宗縣婦聯實施的小額信貸扶貧項目，把辦公室直接設在縣婦聯，通過鄉鎮和村婦聯發放、回收貸款和提供農業技術服務，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期還款率高達98.7%。 廣大婦女們連聲夸贊：“小額信貸就是好，它讓婦女直了腰”。[17]而開始于1996年，經由德國的愛德基金會和米索爾基金會贊助和從縣財政等借入資金開展的“愛德鹽池縣小額信貸系列項目”在鹽池縣婦聯干部的主持下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年利率雖達12%，但到期還款率仍高達100%，機構本身還產生了10%左右的資產收益率。[18]這一個個成功的案例，既幫助貧困婦女脫貧致富，又鍛煉了婦聯干部隊伍，使她們在組織和管理金融經濟工作上積累了經驗。為整個婦聯系統開展真正小額信貸工作打下了基礎。
五、作用前提：政府支持
在政府指導性市場經濟模式下，婦聯組織系統性成功開展真正小額信貸業務的前提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和資助。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政府要賦予婦聯組織領導經濟工作的職能和權限
這首先表現在允許婦聯的章程和基本職能的完善和具體化，增加“利用國內外援助和撥付資金，廣泛參與和領導全國婦女的扶貧工作”等職能。其次，在政府工作報告和相關金融法規和條例中賦予婦聯系統“利用小額信貸扶助貧困婦女”的權力和能力。再次，如果經過若干年的實驗，婦聯積累了足夠的經驗，適當的時候，可以考慮籌建“婦女扶貧銀行”。
2.政府要允許婦聯組織內部建立扶貧性專門機構，發放、回收和管理小額信貸款項，并由政府撥付相應的工資等相關待遇
具體管理方式是由婦聯組織專家比照孟加拉等比較成功國家的小額信貸經驗，結合中國社科院杜曉山教授領導的扶貧項目以及茅于軾教授領導的扶貧項目等的成功做法研究制定。
3.政府要向婦聯系統提供日常性扶貧資金支持
政府通過現有的國家和省、地、縣扶貧機構將原來經過農村信用社下發的扶貧性貸款的一部分（比如10%）轉移給相應的婦聯機構撥付，但明確該扶貧款只能發放給經過考核確定為真正貧困的婦女（比如年人均收入低于850元人民幣）。
4.政府對婦聯開展的真正小額信貸扶貧業務予以像給農村信用社那樣的貼息支持
比如也按照農村信用社現行利率月息6.6375‰執行，其中貧困婦女負擔2.4‰，財政補貼4.2375‰。當然，對于來自國際援助的資金利率可以隨行就市，比如月利率10‰等。
總之，婦聯系統全面開展真正小額信貸扶貧工作，是關乎女性地位提高、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大事，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還需要縝密規劃，精心設計。對其中可能產生的風險也應該高度重視和嚴加防范，但這絕不是我們因噎廢食，知難而退的理由。
作者簡介： 1.劉學華（1963-），男，中華女子學院金融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銀行會計理論與實務；2.李樹杰（1963-）男，中華女子學院金融系教授、博士，金融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民營金融理論與實務。
① “小額信貸”是從英文的“Microfinance”翻譯而來，這種譯法實在不妥。首先，從形式上說，信貸一詞在英文中應為“credit”或“loan”。如果將Microcredit或 Microloan 譯成小額信貸無可厚非，但Microfinance就不能這樣譯了，而應該翻譯為“微型金融”或下文將提出的“真實小額信貸”。其次，從內涵上來講，無論是孟加拉鄉村銀行GB，還是印尼人民銀行BRI等，在提到Microfinance時，都是指放款、存款、結算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甚至還包括向借款人提供與農業經濟有關的科技、經營等知識的培訓。而“信貸”一詞恐怕只能包括提供貸款等銀行信用。因此，將Microfinance一詞翻譯為“小額信貸”是一種錯譯，會導致國人對外國真實小額信貸的曲解。
② 信貸獲取權實際上是一種人權。正像尤努斯教授所說：“借貸是一項基本人權，只有建立了這項人權，其他權利才能得到保障?！保ㄒ奙uhammad Yunus. Is’ Grameen Bank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Banks? December 2006, 省略.）。一無所有的人往往最應該優先獲得貸款。孟加拉鄉村銀行看中的不是借款人現在擁有什么，而是他們的潛力。它認為，最貧窮的人往往最擁有發展的潛力。
③Y■■為借款人在時間序列上第t+1期的收益現值，即第t期的貸款額。Y■■=Y×■+?琢■?啄■°其中，Y為借款人第一期的收入；i為每期的利率；α為激勵系數；δ為借款人對未來收入的貼現率（根據焦瑾璞、楊駿《小額信貸和農村金融》第67頁公式改寫）。
④ 尤努斯創辦的鄉村銀行最初只把一半目標放在扶助婦女上。但經過若干年的實踐檢驗，他發現，無論從社會公平，還是從貸款效益和促進經濟增長最大化的角度來看，更應該將扶助的主要目標放在婦女身上，特別是放在扶助家庭主婦身上。現在Grameen Bank的借款人中已有97%是婦女。
⑤ 這一建議是有理論根據的，正像有專家研究得出的結論那樣：“中國小額信貸面臨的迫切問題是組織制度層面，其次才是技術層面?！?（見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孫若梅文章：“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載杜曉山教授：《中國小額信貸十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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