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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數據政策范文1
國際上關于家庭金融的調查已展開多年，并建立了完善的微觀數據庫。如美國的消費者金融調查，旨在研究美國家庭收入、資產、負債情況；歐盟的家庭金融與消費網絡調查，用于收集歐盟區代表性家庭的消費與金融數據。歐盟內部，還有西班牙的家庭金融調查，意大利的家庭收入與資產調查等。美國及歐元區主要國家的家庭金融調查已較為成熟，并對中央銀行決策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國內相關研究幾年前基本是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是數據的缺乏。
2009年我們組織發起了中國家庭金融調查。事實上，調查的前期開展道阻且艱。西南財大幾千名學生歷經拒訪、守候、跋涉，酷暑、臺風、暴雨、地震等，訪冷暖，問寒暄，盡管困難重重，學生們還是堅持用雙腳丈量大地，用執著續寫理想，讓人為之感動。迄今歷時7年，收集到全國29個省40000余戶家庭的金融信息，目前數據具有全國、省級和副省級城市代表性。這是我國首個在全國范圍對家庭金融問題進行調查的項目。從微觀層面，全面了解中國家庭金融現狀和發展趨勢，為加快金融機構服務創新和金融產品設計提供支持；從宏觀層面，為城鎮化、房地產發展、經濟增長和轉型、收入分配等政策制定提供方案和參考依據。
隨著經濟騰飛，中國正在并將越來越重視數據庫的構建使用。構建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數據庫，既響應了國際上對中國微觀數據的渴求，也順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潮流。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是風雨的見證，是歷史的濃縮。由調查梳理出的數據展現了中國經濟良好的發展趨勢。以國民收入為例，在政策引導下，中國家庭收入年年穩步增長。
而透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發現，貧困家庭愿意消費卻因收入不足而不能消費，高收入家庭則儲蓄了高比例的收入。因此，縮小收入差距的扶貧政策已不僅僅是收入分配政策，更是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政策。
金融數據政策范文2
關鍵詞：信貸政策；效果評估；基層央行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9-0039-03
一、對信貸政策導向實施效果評估的基本認識
(一)開展信貸政策導向實施效果評估的必要性
信貸政策是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我國已出臺的信貸政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類別。一是扶助弱勢群體、薄弱環節的信貸政策，包括支持“三農”、助學和支持就業等方面：二是配合宏觀調控的信貸政策，目前主要是房地產貸款：三是配合產業政策的信貸政策，包括綠色環保、節能減排等方面；四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信貸政策。信貸政策導向實施效果評估是指人民銀行通過建立包括評估主體、對象、范圍、方法、步驟及運用的機制，對銀行類金融機構貫徹執行國家信貸政策的有效性進行系統、客觀的分析判斷。
信貸政策著眼于解決結構問題，引導信貸投向，促進地區、產業、產品結構的調整，防止重復建設和盲目建設。信貸政策執行中，往往遇到市場機制失靈問題。一是與商業銀行追求收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不完全一致，與其內生性的需求存在沖突，導致弱勢群體和薄弱環節的信貸投放不足：二是與區域利益不完全一致，節能減排、綠色環保信貸政策的執行中會遇到一定的阻力：三是市場經濟環境、金融生態環境對實現信貸政策目標還存在一些制約因素，金融機構對信貸政策指向領域的信貸投放和信貸產品的主動性不強。
上述問題的解決，僅靠窗口指導和道義勸告等約束力明顯不足的手段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信貸政策中的限制性和禁止性內容，需要有必要的約束激勵機制才能確保其有效執行。因此，為了提高基層人民銀行貫徹實施信貸政策的效果，需要采取合理的手段、方法，分析信貸政策落實效果在不同地區、不同金融機構的差異性，針對性地解決各種制約因素，形成長效機制。
(二)評估的主體和對象
信貸政策是金融政策，主體除人民銀行外，還需要與其他部門共同制定和執行。如人民銀行與金融監管部門共同制定行文、人民銀行會同銀監會及其他政府部門共同制定行文、以國務院名義行文等。信貸政策的執行客體主要是金融機構，但也需要相關部門的密切支持和配合。因此，在確定評估的主體和對象時，需要把握兩點。一是信貸政策評估主體以人民銀行為主，其他部門作為外部評估因素。二是信貸政策的執行客體是銀行類金融機構，是評估的對象，與信貸政策相關的其他政策執行部門不是評估對象。
(三)評估方法
評估是對信貸政策實施的實際結果與預期目標差異性的判斷分析。信貸政策的目標有其獨特性，包括直接目標和最終目標。在信貸政策的實施階段，銀行類金融機構調整信貸投放結構，是信貸政策的直接目標。在政策效應階段，通過信貸投放配合實現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產業政策、區域發展政策和扶助弱勢群體政策的目標，是信貸政策的最終目標。目前信貸政策導向實施效果評估主要針對信貸政策直接目標的實現情況進行分析判斷，與貨幣政策不同的是，信貸政策的直接目標一般不以具體的數值來衡量，而不同的信貸政策，其目標的差異性也非常大。
因此，評估的方法應當采用定量評估與定性評估、客觀評估與主觀評估、自我評估與人行評估、內部評估與外部評估相結合的綜合評估方法。
1.定量評估。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正向引導的信貸政策，引導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薄弱環節和弱勢群體的信貸投放。因此，評估的核心指標是信貸投放的增加程度。各地計算的方法有多種，但是比較合理的指標應該是各金融機構增量所占地區比例變化指數，或者是各金融機構信貸增量對地區信貸增量的貢獻率指數。
在核心指標的基礎上，再結合各地不同特點加上具體信貸種類指標、利率優惠指標、貸款單戶指標和貸款質量指標，構成了定量評估指標體系。其中貸款單戶指標很重要，因為薄弱環節和弱勢群體往往數量大、貸款需求數額小，既要看貸款的戶數，也要看貸款單戶額度。通過這項指標引導金融機構擴大貸款的受益面和貸款單戶額度來增加信貸的投放。
第二類是與宏觀調控密切相關的消費信貸政策。主要包括住房信貸政策。這類信貸政策與宏觀調控政策的變化密切相關，目前住房信貸是宏觀調控的重點，兼具了“有保有壓”的性質。對投資性的資金需求，根據宏觀調控政策進行貸款條件上的寬松度調整，屬于限制的、“壓”的范圍。提高弱勢人群住房機會的金融支持和提高居民消費能力的資金需求，則屬于正向鼓勵的、“?！钡姆秶?。
在進行定量指標評估時，對被調控部分應采取時間劃段分界的方法。即按照調控政策出臺實施的時間，對已發生的貸款余額(存量部分)反向評估，持續減少加分。增加則不加分：對調控政策出臺實施后的貸款累放數(增量部分)以是否為零作為加分的標準，是則加，否則不加。對鼓勵類的消費信貸政策則采取和支持薄弱環節和弱勢群體相同的評估方法。
第三類是與產業政策相配合的信貸政策，主要包括綠色環保信貸政策和節能減排信貸政策。國家產業政策淘汰和限制高耗能、高污染、技術落后的企業和項目，信貸上相應采取禁止和退出的政策；國家產業政策積極鼓勵低耗能、綠色環保、技術先進的企業和項目。信貸政策相應予以支持。在進行定量評估時，對信貸禁止和退出的企業和項目，以國務院公布實施《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工藝和產品的目錄》的時間為準，之前已發放的被列入到淘汰限制目錄的企業和項目，貸款存量只收不貸，余額持續下降則加分，余額不變或增加則不加分，貸款增量即貸款累放數為零則加分，發生新增貸款應扣分。
2.自我評估。自我評估就是由金融機構通過自查，對落實各項信貸政策的工作制度、工作措施和工作成果進行自評，使其更加清楚地認識自身貫徹落實各項信貸政策中存在的不足和問題，改進工作方法，創新工作手段。
金融機構自我評估適合采取問卷評價的方法。將金融機構落實信貸政策需要具備的工作制度、措施和條件，逐一列出由金融機構對照自身實際情況進行勾選，必要的話可以要求其提供補充材料。最后匯總問卷的結果進行打分評估。
3.人民銀行評估。人民銀行從信貸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政策意圖的角度，衡量各家金融機構對信貸政策認識和理解上的差異，并對金融機構落實人民銀行的相關要求，諸如參加人民銀行組織的會議活動、相關報表報告的報送情況、各種培訓的參加效果以及開展政策宣傳的情況進行評估。
4.外部評估。外部評估是由各項信貸政策涉及的政府部門、企業、農戶等對信貸政策和金融機構落
實信貸政策情況進行主觀評價。采用抽樣問卷調查的方式，然后對問卷進行匯總打分評估。
(四)評估計分方法
為了便于將不同金融機構的不同評估指標進行綜合比較，得到合理直觀的評估結果，在取得各項評估指標的分值后，需要對各項指標的數值進行科學的數學方法處理，將不同類型的數值轉換為同質的數值。根據我們工作的實際操作情況，對單項指標適合采用熵權法中的“極差”方法進行數據標準化，確定單項指標加分值。計算公式如下：
W為轉換后的評估分值。j為被評估金融機構，y為評估指標值，f為該項指標的權重系數。這個公式是對正向評估指標的計算公式。數值越大越好。對于反向評估的指標，則調整“Y*-最小的(Y)”為“最大的(Y)-Y”即可，數值越小越好。
二、評估效果
開展評估工作對推動信貸政策的有效執行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2009年包頭各金融機構各項信貸政策的實施效果除助學貸款因受第一批國家助學貸款中標承辦銀行合同到期暫未進行新的招標導致效果一般以外，其他信貸政策均取得了明顯的成效。2009年末，全市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增速超出各項貸款增速4.24個百分點：中小企業貸款增幅大于各項貸款增幅1.77個百分點：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小額擔保貸款高于各項貸款增速69.11個百分點：房地產信貸政策得到各家金融機構的嚴格執行，未發生評估辦法中“一票否決”條款的貸款，也未發生符合扣分條款的貸款，房地產信貸資產質量正常，不良貸款率僅為0.2％：節能減排信貸政策得到各金融機構的嚴格執行，未發生考核辦法中扣減分條款的貸款業務。對國家和地方財稅等政策性支持的企業和項目、節能減排效果顯著并得到國家主管部門表彰、推薦、鼓勵的企業和項目加強了授信，為包頭市順利完成全年節能減排目標做出了貢獻。
三、信貸政策導向實施效果評估機制的路徑分析
(一)按照公共政策逐步完善評估體系的全面性
信貸政策屬于公共政策的范疇。按照公共政策評估的理論，公共政策評估是對某一現行的公共政策在達成目的的效果所進行的評估。對公共政策的評估包括公共政策執行評估、公共政策影響評估和公共政策經濟效益評估。
公共政策執行評估是對政策的執行者貫徹落實政策的態度、能動、手段、措施等情況的評估。目前，基層人民銀行開展信貸政策導向實施效果評估，主要目的是為了推動各金融機構認真貫徹落實信貸政策。例如，《包頭市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辦法(暫行)》中，就將評估的目的定位于“為全面評估信貸政策導向在包頭市的實施效果，推動銀行類金融機構更好地貫徹落實各項信貸政策，大力發展民生金融、普惠金融”?；鶎尤嗣胥y行信貸政策評估更注重信貸政策執行過程和直接效果，主要針對信貸政策實施階段進行評估。因而目前所開展的信貸政策導向效果評估是公共政策評估中的公共政策執行評估，信貸政策經濟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依然是空白。
公共政策經濟效益評估是對公共政策進行成本與收益、成本與效能的評估。公共政策影響評估是對政策的發散程度、輻射范圍和作用效果進行衡量的過程，是將政策本身作為評估對象。這兩項評估十分重要，前者體現了信貸政策的市場效益，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后者體現了信貸政策最終目的的實現。因此，在充分做好公共政策執行評估的基礎上，再先開展經濟效益評估，其后進行對信貸政策影響評估，使信貸政策導向實施效果評估更科學、更準確、更權威。
(二)評估數據的真實性需以制度來確保
數據的真實性，直接關系到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和權威性。目前，評估數據主要來源于各金融機構。出于對評估結果的考慮，金融機構難免采取趨利避害的態度，盡可能地在不違反現有規定的前提下少填或不填報負面類的數據。
對此建議：一是每一表格的數據要有全面的平衡校驗關系，防止數據錯誤、漏數。二是加強與人民銀行相關統計數據的核對校驗。三是合理行使《中國人民銀行法》賦予的監督檢查權利，開展評估數據的檢查核對，確保數據的真實性。四是總行盡快明確規范如綠色信貸等未列入金融常規統計的指標的統計口徑，從制度建設上促進統計數據的準確性。
(三)評估的規范性需進一步加強
規范性往往影響數據的準確和工作的效率。信貸政策導向實施效果評估中存在的不規范，首先是信貸政策歸類的不一致。比如住房信貸政策。有的歸于消費類信貸，有的歸類于產業信貸政策。歸類方法不合理，就會使評估的角度產生偏差，影響評估的結果。其次評估指標不一致，特別是核心的評估指標，各地有很大的不同。這就需要多組織開展相互觀摩學習、研究探討的活動，各取所長，相互促進。最終形成總分行評估核心指標，基層行在核心評估體系基礎上增加地域輔助修正評估指標的評估體系。
金融數據政策范文3
在當前階段，國內對貨幣政策在不同經濟形勢下對股票市場的影響鮮有研究，因此本文采用實證研究方法，著重分析在不同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影響是否一致。
關鍵詞：貨幣政策 股票市場 影響
一、變量選擇及數據來源
本文選擇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i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銀行問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cibr、廣義貨幣供應M2、金融機構各項貸款loan、上證綜合指數sh等變量，以便對不同經濟形勢下我國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長期影響進行實證分析。
二．實證方法說明
首先，本文建立變量的VAR模型：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居民消費指數、銀行問同業拆借加權平均利率或廣義貨幣供應量M2、銀行貸款和上證綜合指數。
其次，本文參考國內經驗選取兩個時問段進行研究：2002年2月至2009年12月，2000年7月至2008年5月。一方面，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我國于2008年逐漸受到影響，央行于當年6月降低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從而預示從緊貨幣政策時期的結束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開始。另一方面，2008年5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和宏觀經濟景氣指數都經歷了大幅下降，說明投資者正逐漸感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因此，通過比較此二個時段下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的作用效果，可以分析出不同經濟形勢下我國貨幣政策對股票市場長期影響的差異。
三、數據處理
由于月度數據通常包含了年度周期性變化，這對實證分解結果的精準性產生影響；同時由于季節因素的存在，同一年中不同月份的數據往往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使用月度或季度數據進行分析前，需進行“季節調整”，使得不同月份之問的數據具有可比性，及時準確反映經濟變化。
1、平穩性檢驗
在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時，要求數據是平穩的，如果用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回歸，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但是，真實經濟中的時問變量往往是非平穩的，為了避免偽回歸，傳統做法是對時問序列數據進行差分以消除非平穩性，再對差分以后的數據進行回歸。但是這樣做會丟失原數據序列中的有效信息，所以對數據的容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協整方法卻能夠較好地解決信息丟失的問題。協整分析的第一步是進行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ADF方法。
根據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的水平值在10％的顯著性水平之下均不能拒絕單位根的假設，ADF值均大于各自的臨界值，不是平穩序列；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值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之下拒絕單位根的假設，均為平穩數列，及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性檢驗
由上述對各變量的ADF僉驗可以看到，所有變量在不同時間段都是一階單整，故可以繼續檢驗所選變量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本文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檢驗結果表明：各個變量在2000．07―2008．05樣本區問和2002．02―2009．12樣本區間均存在協整關系，即各變量問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四、實證分析
協整性檢驗
通過協整性檢驗證明各個變量之問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以后，我們再對變量進行脈沖響應分析。
由研究得知，對2000．07―2008．05期間(非金融危機時期)的數據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首先，銀行間市場加權利率(Incibr_sa)發生一個標準差的正沖擊后，上證綜合指數(Insh_sa)在較長時問內保持正向反應，第1期為0．01，第2期接近0．03，在第3期有所下降，此后有所上升，但最終在0．03的正向反應處保持穩定；其次，廣義貨幣供給量(Inm2_sa)發生一個標準差的正沖擊后，上證綜合指數在第1期就有正的的反應達到0．008，第2期達到峰值0．01，后逐漸減小，脈沖響應逐漸收斂，從第5期開始由正轉負，此后基本上保持0．005的負向反應；最后，與廣義貨幣供給量類似，當貸款余額(Inloan_sa)發生一個標準差正沖擊后，上證指數在第1期有接近0．01的正向反應，從第3期開始由正轉負并趨于穩定，長期影響約為0．025的負向反應。
同時，對2002．02―2009．12期間(金融危機時期)的數據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首先，上證綜合指數(Insh_sa)對銀行問市場加權利率(Incibr_sa)的反應僅僅在第1期和第2期有微弱的正向反應，此后則保持了較長時期的負向反應，長期在負0．02處保持穩定；其次，上證綜合指數對廣義貨幣供給量(Inm2_sa)的反應在第1期為0．01，第2期為0．02，以后各期逐漸下降和收斂；最后，上證綜合指數對貸款余額(Inloan_sa)的反應僅在第1期和第2期有微弱的正向反應，其余時間都為負向反應，并且逐漸增大。
脈沖響應的分析結果表明：在非金融危機時期，股指對利率保持了長期的正向反應，對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反應微弱，這些結論均與經濟理論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在經濟形勢向好期問，投資者情緒高漲，資金面并不能主導股市的方向，在這種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的調整對股票市場的影響較弱。而在金融危機時期，股指對利率短期內保持微弱的正向反應，而長期內保持負向反應；股指對廣義貨幣供應量長期保持正向反應，且廣義貨幣供應量對股票市場的影響比非金融危機時期的影響大。在金融危機時期，股票市場對利率和M2的反應與經濟理論是一致的，即貨幣政策調整能夠有效地對股票市場產生長期影響。
金融數據政策范文4
一、政策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一）涉農貸款統計與財政審核認定標準不一，重復統計。涉農貸款統計制度將注冊地在縣域的所有企事業單位、經濟組織（不管是否涉農）全部納入統計范疇，而《辦法》雖遵從涉農貸款統計制度的具體統計口徑，但又明確涉農貸款為縣域金融機構發放的支持農業生產、農村建設和農民生產生活的貸款，即真實的“三農”貸款。雙方統計口徑不一，導致人行統計數據只能作為計算涉農貸款增量獎勵的參考，需銀行業機構重新申報數據，加大了工作量和財政部門審核認定的難度。如某市2011年的涉農貸款平均余額數據，抽查16個銀行業分支機構報人行統計數比財政審核數高出1265億元；2011年涉農貸款平均余額同比增減數據，人行統計數較財政審核數高出987億元。
（二）金融機構申報數據欠準確，存在虛報多報問題。部分金融機構為獲取較多的獎勵資金，或申報工作不細致，導致虛報多報涉農貸款數據。財政部門在審核認定時須把城市建設、工業等典型非農貸款逐筆剔除。2011年某市財政部門審核涉農貸款增量獎勵中，將8個銀行業分支機構申報的非農貸款平均余額共73億元、同比增長額共482億元予以剔除。如某行的高鐵、高速建設等非農貸款余額21億元，同比增長額117億元被核查剔除，審定后僅增長027億元，達不到獎勵標準。
（三）地方財政獎勵資金未安排，獎勵欠及時到位?！掇k法》規定，中部地區獎勵資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各承擔50%。湖南省自2008年試點以來，省級財政一直沒有安排獎勵資金，市縣財政也未安排，涉農貸款增量獎勵只能靠中央財政下撥資金折半獎勵。同時，上年涉農貸款增量獎勵資金一般要到次年末才能到位，調查某縣3個金融機構2012年只獲得4571萬元的折半獎勵。
（四）涉農貸款增幅制定偏高，獎勵比例無差別化?！掇k法》規定縣域金融機構涉農貸款平均余額同比增幅必須達到15%以上，才能獲得獎勵。隨著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向穩健調整轉向，2010年以來銀行業機構貸款增幅逐步放緩，少數銀行業機構因達不到要求而放棄努力。如某縣一銀行2011年涉農貸款平均余額同比增幅降為127%，失去了獲獎資格（上年獲折半獎勵54萬元）；某縣農信社近三年來涉農貸款均未達到15%的增量（2010年最高119%），一直以來未獲獎勵。同時，獎勵政策作為彌補涉農貸款成本高、風險大的重要手段，沒有區分不同貸款對象、貸款額度，統一按增長額的2%實行獎勵，加之財政審核欠專業全面，難以有效遏制銀行信貸投放“壘大棄小、嫌貧愛富、戀城去農”的偏好。
二、政策建議
（一）改進涉農貸款統計制度，完善獎勵依據。建議按行業對象規范涉農貸款專項統計，明確只有支持農業生產、農村建設和農民生產生活的貸款才計入涉農貸款，反映真實的金融支農數據，與財政審核認定標準一致，并直接作為獎勵依據，減輕銀行業機構重新申報和財政部門審核的負擔。同時，加強銀行業機構統計工作指導檢查，真實準確上報涉農貸款統計數據，嚴厲查處虛報多報等違規行為。
金融數據政策范文5
盡管理論界對于績效的界定一直在爭論中，但是對于績效的特征基本達成共識，那就是績效是與工作目標相關的行為、結果和過程的多維體。早在1935年K.Lewin對場地論、團體動力學的研究發現，人的行為是在一定的“動力場”中發生的，動力場包括人和環境兩個部分，這就是著名的行為公式，即b=f（pe），行為是人與環境的復合函數。由此得出，環境是影響績效的重要因素。
工作績效影響因素研究一直是績效理論與環境經濟學共同研究的焦點。以往研究認為，影響個體工作績效的因素主要有員工個體特質和心理定向兩個方面，而對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研究較少。1990年Campbell[1]等人提出績效影響因素理論，績效受到決定因素和前件因素影響。決定因素代表產生績效行為所必需的人的因素和組織因素，它是績效的直接原因。而前件因素是導致每一種能力之不同的因素，它是通過對決定因素產生作用而間接影響績效。受Campbell [2]理論啟發，一些學者探索把對績效結構與對績效影響因素結合研究，提出績效影響因素構想，并考慮環境因素的影響[3]。因為績效的實現不能脫離所處環境，不同的環境導致差別的績效。不論是組織的內環境（組織機制、組織結構、文化氛圍等）還是組織的外環境（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市場競爭狀況等），都會通過影響員工的行為、過程和結果[4]，進而影響員工和組織的最終績效。
近年來，學界將生態系統理論和觀念運用于金融領域，提出了金融生態概念，它強調金融體系的重構不僅著眼于金融系統內部在政策、制度和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完善，還要加強外部環境的健全和建設。目前，學界尚未對金融環境作全面、詳細的界分與實證。本文認為，金融環境隨著金融主體與客體的變化而變化，微貸客戶經理的行為活動與工作績效是受組織、環境影響的，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的因素具多樣性。如果將微觀金融作為金融內環境，那么金融外環境就是宏觀金融，它包括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和制度。小微企業貸款所處的金融環境必須緊扣小微貸款特點和機理，突出現實來展開分析。近年來小微貸款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為小微企業提供商業化的、可持續發展的融資渠道，國家宏觀的經濟金融對其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愈加明顯。商業銀行同國家宏觀經濟狀況、經濟政策取向、政府對小微企業的重視程度、區域小微企業的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些影響因素構成了商業銀行的外部金融環境。外部金融環境在影響商業銀行整體發展狀況的同時，也對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帶來影響。[5]
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在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拓展了金融環境的傳統理論，探討了小微企業貸款涉及的金融外環境。其次，本文探討了金融外環境因素影響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產生作用傳導途徑。本文在研究小微貸款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和金融外環境之間多種關系的基礎上，探討了其中的中間機制及其中介效應。最后，本文為決策層培育小微企業發展、改良金融外環境提供了建議。圖 1 描述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微型金融離不開金融體系和經營外環境的支持，金融外環境包括微貸外部影響因素和外部支持因素。
1. 對單路徑效應分析的假設
金融外環境中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和區域經濟發展與信用環境兩因素可能通過小微企業活力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這種影響效應是單路徑發揮作用的。
（1）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是反應一個國家經濟運行是否健康的標志。宏觀經濟對金融活動有著直接或間接重要的影響，因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主要的三架馬車即投資、消費和出口，三者對經濟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實現消費、投資、出口協調發展，可以使經濟和諧發展，對小微企業能夠起到利好作用。
假設1：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過“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
（2）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本文中的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是指區域經濟中的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在我國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政治原因，造成東部、中部和西部存在較大差距，區域經濟發展存在不均衡已成為客觀現實。在一定的地域文化、社會心理和民眾價值觀念中，由于經濟條件的綜合性和多元性的影響，小微企業也深深帶有了特定的區域性特質，這些特質造就了小微企業不同的發展狀況和誠信理念。
假設2：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的正向作用是完全通過“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
2. 雙路徑、部分中介變量分析的假設
金融外環境中的經濟政策取向和政府認同度能夠直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模型，同時這些影響因素也對小微企業正常經營產生有利或不利作用，這些利好或者負面因素會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
（1）經濟政策取向。國家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取向就是國家針對經濟增長的態勢，以及經濟運行中的各種因素采取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方向。當然，經濟政策取向采取的最重要的工具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二者都是經濟政策，都屬于宏觀調空的重要方式。政策的制定者不同、內容不同，效果的即時性和持久性也不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相互配合發揮作用的，它們通過不同路徑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
假設3：經濟政策取向直接正向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是顯著的；
假設4：經濟政策取向對微貸客戶經理的間接正向作用是通過“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
（2）政府認同度。政府認同度是政府和監管當局對小微企業的重視程度。大量小微企業是有活力的實體經濟，小微企業的發展具有公共性、社會性，它們不僅對經濟總量、就業有貢獻，而且由于其機制靈活，在技術創新方面也有貢獻。小微企業健康發展就會逐漸成長為具有規模的中型或大型企業，將來對國家的稅收和就業就會具有更大貢獻。正是由于小微企業發展的正外部性，政府和監管當局高度才重視和關注，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政策支持。國家的政策支持表現在放寬市場準入門檻、優化小微企業的融資環境、建立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支持以及法規創新方面，這些政策同樣直接或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
假設5：政府認同度直接正向顯著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
假設6：政府認同度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間接正向作用是通過“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
3. 中介變量分析
發揮小微企業的活力是保證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也是微貸實現商業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小微企業的經營活動離不開金融外環境，而其經營狀況又會對小微企業的貸款產生利好或負面影響。所以，小微企業的活力也就決定了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小微企業的活力決定其發展的可持續性，也是其內生動力。
（1）市場競爭。小微企業市場競爭力體現在集群發展、市場潛力和應對市場能力三個方面。產品和服務轉向產業集群，小微企業通過集群化的發展，實現小企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小微企業天生具有挖掘市場的潛力，從事的行業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科技含量，屬于節能環保、戰略型新興產業和民生工程。小微企業能夠積極開拓新市場，并且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具有應對市場波動的能力。
（2）自主創新。小微企業的自主創新表現為管理創新和市場創新。小微企業圍繞戰略改進內部管理，增強品牌意識，培育和壯大名牌產品和馳名商標。通過自主創新，小微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加大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力度，就會擁有更多的自主知識產權。
（3）發展戰略?？茖W的發展戰略包括市場定位、競爭戰略和組織制度。小微企業應該適應新形勢，以市場為中心，以客戶為導向，走 “小而?！薄ⅰ靶《亍?的特色化道路，開發有自己特點的特色產品，在細分的市場找準位置。小微企業應發揮自身優勢，制定差異化發展目標和戰略愿景。小微企業選擇的組織制度應因時因地而異，因為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不同發展過程和不同歷史背景的企業有適合于自己情況的企業制度，適合的組織制度夠降低總成本，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小微企業的發展。
（4）現金流。良好的現金流包括正常的銷售現金流、持續盈利以及預測良好未來的現金流。如果小微企業銷售正常，現金流能夠支持正常流轉，存貨和應收賬款占比合理，盈利能力就較強，未來的現金流向好。
三、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1. 研究樣本與數據來源
本文采取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為了達到研究目的，2012年第一季度選擇一家全國性的中小銀行為研究對象，該家城市商業銀行在全國分布有14家分行104個基層支行，其中東部3家分行，中部10家分行，西部1家分行。從其全國的分支機構選取500個從事專業小微貸款的客戶經理為研究對象，樣本具有代表性。本次研究共發出530份，共收回500份，回收率94.34%。在500份問卷中有470份來自專業小微貸款的客戶經理，有20份來自小微企業貸款的主管，有10份來自分管小微企業貸款的高級管理人員。被試男性29%，女性71%。23歲以下和28歲以上23.2%，24歲至27歲76.8%。97%沒有職稱，工齡在1年以下和3年以上占16.4，2年至3年之間占73%，學歷大學本科占94.1%，未婚64.2。
2. 變量的測量
（1）問卷的編制。由于國內、外很少見到金融外環境的實證研究成果，可供參考的文獻又幾乎沒有，所以在編制量表時，條目收集過程非常重要。本文在訪談和半開放式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采用關鍵事件法，借鑒環境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結合微貸工作績效模型和傳統金融環境的特點，收集盡可能詳盡、全面的條目。邀請了3位長期從事金融工作的高管對開放式問卷的結果進行匯總，并在項目中重復進行合并。根據這些條目，結合文獻、訪談和開放式問卷，有心理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和經濟學博士組成5人項目組對項目內容的信度和效度進行評估，經過多次試測修改，形成了正式的量表問卷。
（2）變量的選取。①國民經濟狀況。國民經濟狀況包含3個子維度，共有9個項目，其同質信度是0.754。數據顯示，“國民經濟狀況”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變量國民經濟包括3個因素，即投資、消費和出口。本文從宏觀經濟出發，從經濟運行角度測量國民經濟狀況。②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包含3個子維度，共有9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872。數據顯示，“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變量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包括區域小微企業經濟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量表根據區域小微企業分布與發展水平和區域信用環境編制。③經濟政策取向。經濟政策取向包含2個子維度，共有6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801。自變量經濟政策取向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政府進行宏觀調控運用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運用貨幣政策對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從而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量表根據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問題出發，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角度測量經濟政策取向。④政府認同度。政府認同度包含4個子維度，共有12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699。數據顯示，“政府認同度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變量政府認同度包括4個因素，放寬市場準入、優化融資環境、稅收支持和創新法規。⑤小微企業活力。小微企業活力包括4個子維度，共有12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791。數據顯示，“小微企業活力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中介變量“小微企業活力”包括市場競爭，發展戰略、自主創新和現金流四個維度。從小微企業內在因素出發，本文主要挖掘小微企業具有的活力首要條件來測量小微企業活力。⑥工作績效。工作績效包含5個子維度，共有15個項目，其同質信度0.699。數據顯示，“工作績效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自變量工作績效包括5個因素，勝任績效、促進績效、可持續績效、安全性績效和盡職績效。[6]
（3）研究工具與統計方法。本研究使用的工具Spss15、EXCEL2000、AMOS16.0和Lisrel 8.70軟件。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對假設的中介效應進行測量，并使用 16.0 版本的 AMOS 軟件進行統計測量。分兩步對假設進行測量。首先，使用測量模型——驗證性因子分析，對量表的效度進行測量；在此基礎上，使用結構模型對假設的中介效應進行驗證。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的擬合優度，然后以此模型為基準模型，與其它的非中介模型和部分中介模型進行比較，并判斷假設模型是否最優。
采用回歸分析對假設的中介作用做進一步測量。首先，以金融外環境影響因素為自變量，以“小微企業活力”為因變量，分析中介變量關系中的自變量和中介變量之間的關系。其次，探討中介變量關系中的中介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關系。最后，采用層次回歸分析，研究當控制“小微企業活力”后，金融外環境對工作績效模型影響的強弱變化。
四、統計與計量分析
1. 測量問卷質量分析
對樣本質量和相關分析用于驗證變量之間相關關系，為后續模型驗證性分析做好鋪墊。表1顯示變量之間均有顯著的正相關，這與本研究的理論構想相一致。相關系數檢驗的結果表明，問卷是可靠且有效的，結果為假設的證明提供了初步證據。
上述采用主成份法對金融外環境的4個自變量、小微企業活力和工作績效進行探索性分析，并對量表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的檢驗。為了證明模型存在中介變量，本文使用結構方程進行驗證。首先，將金融外環境的4個因子和小微企業活力因子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其次，把小微企業活力的4個子因子視為一項指標，4個子因子作為問卷的條目，與其它因子作為所驗證的觀測變量。最后，按照結構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對提出的構想模型驗證，并比較競爭模型，確定最佳的匹配模型。見表2，結果表明6因子的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2. 結構模型分析
由于金融外環境中的影響因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 與“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 不是互為嵌套模型，因此不能放在一起直接比較，必須分別驗證。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基礎上，本文使用結構方程式模型對“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假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對數據具有良好的擬合度，“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684.40，df=290，x2/df=2.36，CFI=0.92，RMSEA=0.06，NNPI=0.92；“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構想模型的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751.10，df=290，x2/df=2.59，CFI=0.98，RMSEA=0.07，NNPI=0.95。接著，以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為基準模型，比較了另一個競爭模型，也就是部分完全中介雙路徑模型，該競爭選模型與基準模型互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較優劣。此模型是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作為第一競爭模型，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添加從“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到工作績效的直接路徑。將這兩對競爭模型的擬合指標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完全中介此模型明顯優于部分中介模型，從“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度為：x2=972.95，df=305，x2/df=3.19，CFI=0.80，RMSEA=0.11，NNPI=0.76；“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997.35，df=305，x2/df=3.27，CFI=0.74，RMSEA=0.23，NNPI=0.83。根據模型最簡化原理，結構模型的結果顯示：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與數據擬合優于部分中介競爭模型。本文把非中介模型作為第二競爭模型，這種模型與完全中介模型不是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較。但是，通過檢驗其對數據的擬合優度，可以判定是否為非中介模型。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礎上添加從“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到工作績效的直接路徑，并刪除從“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到“小微企業活力”的中介路徑。結果顯示：此模型對于數據的擬合度較差，“國民經濟發展狀況”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度為：x2=1466.57，df=287，x2/df=5.11，CFI=0.55，RMSEA=0.37，NNPI=0.65?！皡^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1，443.61，df=287，x2/df=5.03，CFI=0.43，RMSEA=0.29，NNPI=0.59。從三個模型擬合度指標來看，如表3所示，完全中介模型有較好擬合優度，因此是最佳模型?！皣窠洕l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通過“小微企業活力”中介變量，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驗證了單路徑完全中介模型，假設1和假設2得到初步驗證。
筆者采用同樣的方法，對“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假設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假設的部分中介模型對數據具有良好的擬合度，“經濟政策取向”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863.58，df=222，x2/df=3.89，CFI=0.90，RMSEA=0.41，NNPI=0.76；“政府認同度”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1，456.99，df=367，x2/df=3.97，CFI=0.94，RMSEA=0.08，NNPI=0.74。本文繼續以假設的完全中介模型為基準模型，比較了另一個競爭模型，也就是單路徑模型，該競爭選模型與基準模型互為嵌套模型，因此可以直接比較優劣。此模型是部分中介模型，作為第一競爭模型，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添加從“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到工作績效直接路徑。將這兩對競爭模型的擬合指標進行比較，結果顯示：部分中介此模型明顯優于完全中介模型，也就是雙路徑模型優于單路徑模型。在部分完全中介模型中，“經濟政策取向”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度為：x2=625.40，df=212，x2/df=2.95，CFI=0.92，RMSEA=0.07，NNPI=0.95；“政府認同度”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1，037.53，df =347，x2/df=2.99，CFI=0.98，RMSEA=0.08，NNPI=0.93。根據模型最簡化原理，結構模型的結果表明，假設的部分中介模型與數據擬合優于完全中介競爭模型。本文依然把非中介模型作為第二競爭模型，這模型與完全中介模型嵌套模型，因此不能直接比較。但是，通過檢驗其對數據的擬合優度，可以判定非中介模型是否合理。非中介模型在完全中介模型的基礎上添加從“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到工作績效的的直接路徑，并刪除從“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到“小微企業活力”中介路徑。結果顯示：該競爭模型對于數據的擬合度較差，“經濟政策取向”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度為：x2=1，102.20，df=220，x2/df=5.01，CFI= 0.75，RMSEA=0.17，NNPI=0.56.“政府認同度”構想模型觀測數據擬合指標為：x2=1，862.19，df=363，x2/df=5.13，CFI=0.83，RMSEA=0.19，NNPI=0.63。從三個模型擬合度指標來看，如表4所示，雙路徑部分中介模型有較好擬合優度，因此是最佳模型?！敖洕呷∠颉J同度”對工作績效模型的影響有兩條路徑，一是直接路徑，金融外環境因素直接影響工作績效；一是間接路徑，金融外環境因素通過“小微企業活力”中介變量，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雙路徑部分中介作用模型，初步驗證了假設3、假設4、假設5和假設6。
3. 回歸分析
本文在結構方程建模中采取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僅對提出多個假設模型的優劣進行初步比較，根據初始構想模型與觀測數據的擬合情況確定最佳模型。下面本文根據Baron和Kenny（1986）的方法，對于模型變量之間因果關系進一步研究，采用回歸分析進行檢驗。
采用回歸分析進行驗證。對金融外環境中的影響因素——“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相關效應采用回歸分析進行驗證。首先，在回歸1中，“國民經濟發展狀況—發展狀況與信用環境”對“小微企業活力”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回歸系數為（β=0.273，p
“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相關效應同樣采用回歸分析進行驗證。首先，在回歸1中，“經濟政策取向—政府認同度”對“小微企業活力”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回歸系數為（β=0.221，p
圖2展示了最終模型中所有顯著的回歸系數，結構方程分析和回歸分析驗證了金融外環境各個因素與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模型正向相關。影響效應呈現出復雜的路徑，有單路徑完全中介作用效應，也有雙路徑部分中介作用效應。
五、討 論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通常，商業銀行經營離不開國家宏觀經濟大背景支撐，而小微企業活躍程度與國民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本文探討了金融外環境如何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并對中間機制進行研究，對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國民經濟發展狀況
擴大再生產可以促進經濟加快發展，而投資是再生產的主要手段。通過建造和購置固定資產的活動，國民經濟不斷采用先進技術裝備，建立新興部門，進一步調整經濟結構和生產力的地區分布。這樣大范圍內的投資，在產業鏈上必將產生大批大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小微企業是產業鏈上的重要環節，也是大中型企業的補充，彌補市場空缺。加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加貨幣的流動性，給大中型企業帶來生機，同時給小微企業帶來活力，從而激發小微企業融資的需求。
人們對物質的需求則形成了消費，消費需求是經濟活動的最終目的，也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在三家馬車中，消費是最主要的馬車，推動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在商業零售業、飲食業零售業和工業零售業中，分布著大批小微企業，有效消費不會使工業產品大量過剩，使大中型企業上、下游的小微企業維持合理的商品庫存，促進其經營發展，保持社會再生產正常循環。在一定程度，消費是社會商品購買力的實現程度，維護零售市場的合理規模狀況，促進小微企業健康發展。
出口貿易是生產或加工的商品輸出國外市場銷售。出口貿易一旦形成，國內的資本會發生流動，資金會集中在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生產更加專業化，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出口貿易進軍國際市場，企業的單位成本不斷下降，提高利潤率，獲得規模經濟利益。圍繞國內出口產業的小微企業很多，因為參與國際競爭，促進大中型企業和與之相關小微企業改進產品質量，降低成本，有利于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傳播，從而促進小微企業在國內產業中的發展。
國民經濟發展的良好狀況直接表現經濟增長，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投資和凈出口是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關系，并相互促進。經濟增長會帶來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增加，國民經濟的良好狀況對最終居民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都有顯著影響，而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的協調發展可以提高小微企業市場競爭力，加大研發投入，帶來更多的現金流，增強小微企業活力，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工作績效。
2. 區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
中國的疆土幅員遼闊，區域小微企業分布與發展水平極不平衡?？h域經濟和民營經濟較為發達地區，民眾創新創業意識比較強烈，小微企業所占地方經濟總量的比重很高，而且大多形成了一定產業集群。行業分布較為明顯，在企業規模上，東部小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大于中部和西部。同時，當地小微企業的有關協會組織數量較多，而且企業能夠進入一個有序的、活躍寬松、自由競爭的經營氛圍當中。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小微企業的數量和質量都處于優質狀態，這決定它們具有活力，具有活力的小微企業的融資行為也是健康的。區域經濟的不同，區域信用體系運行的文化環境、體制環境、市場環境、法律環境和經濟環境也反映差異。良好的信用環境能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經濟效率。因此，區域信用環境培育小微企業的活力和層次。
區域經濟小微企業發展狀況和信用環境成就小微企業在市場競爭、發展戰略、自主創新和現金流不同的表現，由于區域性特質，增添小微企業不同的動力，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而且正向的顯著影響。
3. 經濟政策取向
財政政策一般運用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它是刺激或減緩經濟發展的最直接方式，不論采取積極或緊縮的財政政策取向，政府都要動用有關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都對實體經濟和居民收入的增減，以及市場不同程度產生影響，同時也要影響小微企業的正常經營。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加大采購，需求旺盛，市場繁榮，小微企業快速發展；若采取緊縮財政政策，市場蕭條，小微企業經營步履艱難。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對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通過調控利率和貨幣總量的中介，保持物價總水平的穩定，間接對宏觀經濟發生作用。手段有兩種即緊縮貨幣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通過動用貨幣政策工具，調控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和信貸規模。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和利率的高低直接決定實體經濟中的小微企業社會融資總量，信貸資金得到的容易程度和融資渠道的暢通也決定小微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發展。如果采取寬松貨幣政策，小微企業容易得到融資，現金流充裕，企業欣欣向榮；如果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信貸規模稀缺，融資門檻提高，小微企業很難獲得資金，發展緩慢。
面對復雜多變的宏觀經濟形勢，國家采取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必須采取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實施雙管齊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實施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濟運行中的積極或消極因素在變化，企業穩定發展向好或向壞的勢頭也在變換，必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運用財政政策手段時，很快傳導到實體經濟中的小微企業，這一傳導直接，效果明顯，決定小微企業的活力。通過“小微企業活力”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間接正向顯著影響工作績效。實施貨幣政策后，貨幣的供給取向發生變化，也就是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發生變化，那么客戶經理發放貸款的筆數和金額發生變化。客戶經理執行政策客觀存在一定的慣性，政策取向發生改變，執行政策也會帶來偏差。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調控，必將給客戶經理的執行效率帶來不利因素，貨幣政策的實施會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這是直接正向顯著影響工作績效。因此，國家采取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取向直接和間接對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產生影響。
4. 政府認同度
政府切實加大小微企業的政策扶持力度，降低和規范小微企業市場準入門檻，引導小微企業聯合參與一些國有企業改革，一些重要的礦產資源開采領域。允許小微企業、社會資金以資本形式進入國企改革；推進小企業信用制度建設，辦好資本市場中小企業創業板塊；逐步建立中小企業監測體系等。無疑，政府放寬小微企業的準入門檻，可以延伸小微企業的經營范圍，增大資產規模，增強抗風險能力，給小微企業帶來活力。優化融資環境著力解決外部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對微貸的抵押質押登記、評估、公證、擔保等中介收費標準給予優惠，切實降低小企業貸款的外部成本。結合小微企業在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特點和融資風險，政府培育風險投資基金、互助基金、擔保公司等多種市場主體，逐步建立完善的小微企業融資服務體系。政府優化融資環境可以降低融資成本，提高盈利能力，增強小微企業活力，有利于小微企業的發展。政府完善小微企業的稅收支持體系。設立扶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專項資金，落實和安排微貸貼息資金到位，實現政策向培育市場競爭力轉移。放寬商業銀行給予小微企業呆壞賬核銷政策，能夠促進微小企業的發展。微貸是商業銀行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但金融的創新必須符合監管當局的監管要求。微貸創新設立的組織架構、獨特技術、和授權機制都要得到監管當局的認同，因此決策層要創新法規，建立符合微貸的法規制度，從法規上認同這種小微金融產品的創新，有利于推動微貸可持續發展。
政府和監管當局重視和關注小微企業，加強對小微企業的政策支持。放寬市場準入、優化融資環境和建立對小微企業的稅收支持都能增強小微企業活力，推動小微企業的健康經營，這些影響因素通過“小微企業的活力”間接正向影響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而監管當局創新法規傳導過程比較復雜，金融外環境通過金融內環境影響組織架構、獨特技術、和授權機制，再經金融內環境影響工作績效。所以，政府認同度可以使金融內環境和金融外環境共同導致工作績效發生變化，這是雙路徑部分中介影響途徑。政府認同度與微貸客戶經理的工作績效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呈現較復雜的傳導路徑。
金融數據政策范文6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創新加速。過度的金融創新，又脫離監管視野之外，被認為是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因素。
中國銀行業改革上市之后，金融領域的發展、創新也不斷加快，2009年銀行表外業務增長迅速，股票、債券、股權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新增信貸規模已無法準確體現貨幣供應量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圍繞通貨膨脹的起落，改革開放后，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已歷經數個周期，由于利率傳導機制不暢，采用的調控工具較為復雜多樣。因投資推動型的經濟模式，信貸規模作為貨幣供應量的變量，成為控制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主要手段。但隨著金融創新及直接融資市場的發展，這一方式已顯過時。
社會融資總規模（社會融資總量）今年被決策層屢次提及，并被央行官員認為是“更為合適的統計監測指標和宏觀調控的中間目標”。
作為中間目標，其可測性、可控性、傳導性及其與宏觀調控最終目標的相關性等要求就隨之而生。當前，這四點都需要時間檢驗。因此，這一調控體系的建立及其有效性，在一定時間內仍屬探索階段。
在中國現有金融格局下，推行更系統性的金融調控和風險防范體系，部門鴻溝無法回避，只有建立更合理、完善的金融監管框架，這一目標方能實現。目前，金融領域的諸多發展障礙，均指向這一根源，金融改革的“頂層設計”亟需進行。
――編者
4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下稱央行）宣布，自4月6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分別上調0.25個百分點。
這是央行今年以來的第二次加息。此前不久，央行還實施今年第三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抑制通脹，央行同時動用了數量和價格工具調節貨幣供給，而這一從緊政策取向，自去年10月便已開始。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的融資市場格局亦隨之發生變化。
來自央行的統計數據顯示，原本占融資市場八成份額的銀行貸款，雖然連續兩年創下“天量”，但占比卻直線下降。
2008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時，人民幣新增貸款4.91萬億元，在整個融資規模中占比為72％。2009年和2010年，銀行新增貸款激增至9.59萬億元和7.95萬億元，同期占比反降為68％和56％。
如此反差，單以銀行新增貸款為指標，已不能完全反映貨幣供應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今年初，央行一改近幾年慣例，并未設定銀行新增貸款目標。而一個新的概念――社會融資總量（亦稱社會融資規模）屢被提及。
2010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此后，這一表述在今年全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曾出現。央行行長周小川亦在全國“兩會”答記者問時表示，“最近除了觀察貸款總量，還要注意觀察社會融資總規模，也就是說，還有很多中間變量都會反映整個經濟情況對貨幣政策的需求?！?/p>
接近決策層的人士透露，這一全新概念出于央行高層的最新考量，并被決策層接受，意在面對復雜的金融市場新格局，以新的監測指標，衡量金融宏觀調控創造的貨幣量及貨幣流量，從而更準確地反映貨幣政策和實體經濟的關系。
此后，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就社會融資總量問題連續發文，闡釋其內涵和涵蓋的范疇。
盡管如此，社會融資總量仍引起熱議：現有統計涵蓋的范疇能否反映整個社會融資總量？這一監測量與經濟運行相關性如何？在中國現有金融發展框架下，如何實現“監測”與“調控”的有效結合？
諸多討論與爭議表明，這一新的貨幣政策的監測量，成為實際政策的調控指標，仍需時日。
無可否認，社會融資總量概念的提出，預示著中國貨幣決策者正以一種新的思路考量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盡管貨幣調控的重要變革仍有待時日，但變化已然開始。
金融統計變革
央行上下隨即緊張工作，反復尋找最適當的范圍。一則使之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相關，二則在條塊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調控性
4月中旬，社會融資總量的季度數據將首次披露。
“我們將先試行公布季度的社會融資總量數據，未來條件成熟，可按月公布總量數據和各組成部分?！毖胄姓{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4月1日在央行辦公室接受《財經》雜志專訪，詳解社會融資總量的形成過程，并透露了該項工作的最新進展。
目前，央行已經與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建立了數據溝通機制。同時，央行也在逐步規范對信托等綜合領域的統計，部分數據已經可以實時編制。
盛松成表示，未來將及時監測社會融資規?？偭亢蜆嫵勺兓治銎渥兓攸c以及與主要經濟指標的關系。
由于直接融資市場和商業銀行創新業務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以商業銀行貸款為主的融資結構，貨幣政策僅僅調控貸款顯得力度有限。央行從去年11月起，開始在內部討論社會融資總量的概念。
2010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由央行牽頭編制社會融資總量。至此，這一新的指標被決策層認可。
央行上下隨即緊張工作，反復尋找最適當的范圍。一則使之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相關，二則在條塊分割的行政框架下具有可調控性。
為此，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在半個月內兩次主持召開行長辦公會，專題研究社會融資規模；分管調查統計工作的副行長杜金富，也主持召開社會融資規模專家論證會。
一位人民銀行太原中支的人士透露，央行分支機構的相關人員也在緊張籌備、探討、論證社會融資總量的合理范疇與具體指標，一邊統計、一邊研究和修正。
今年2月17日，盛松成首次撰文闡釋社會融資總量的概念：即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度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
他在文中表示，央行當前執行的統計口徑為：社會融資總量等于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等各項之和。
3月17日、18日，央行調查統計系統工作會議在四川成都舉行，議題之一就是討論新的經濟金融形勢下，如何定義社會融資總量、廣義貨幣供應量（M2）等統計量的范疇。
外界有所質疑的是，當前披露的社會融資統計口徑中，將規模巨大的外匯占款、國債和外商直接投資（FDI）等剔除在外，可能令統計數據缺乏足夠代表性。
央行數據顯示，2010年新增外匯占款3.16萬億元，同比增長23.8％，國債凈融資9753億元，同比增長19％，當年FDI折合人民幣7416億元，同比增長15.4％。三者之和相當于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規模的六成。因此，央行的社會融資規模統計被一些專業人士看做意義不大。
盛松成表示，從地域上看，社會融資規模是實體經濟從境內金融體系獲得的資金總額。FDI和外債是從國外部門獲取的資金；外匯占款是金融性公司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占用的本國貨幣，其發行主體本質是國外部門，而在我國“雙順差”貿易結構下，其增長是被動的。他認為，FDI和外匯占款都不具備可調控性，不屬于金融調控的范疇。
國債的發行主體為政府，籌集的資金大部分用于政府的各項日常開支，以及彌補財政赤字，并不進入實體經濟生產領域。盛松成進一步解釋，國債發行、兌付政策屬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補充，不應該將國債作為貨幣政策監測指標和中間變量的組成部分。
一名接近央行高層的人士則認為：這三個領域的資金量足夠大，應該納入調控范圍，但國債是財政資金調控的手段，屬于財政政策范疇，貨幣政策難以插手；而其他兩項統計是外部資金流，央行又缺乏調控能力。
私募股權、民間融資、對沖基金以及一些非金融機構的融資，由于目前沒有權威的統計，暫未納入。接近央行人士表示，央行內部仍在討論統計監測這些指標，“一些當前未入選的指標，不代表未來不會納入?！?/p>
面對這場牽涉面頗廣的貨幣統計變革，一位人民銀行分行人士透露，由于中國金融統計一直比較薄弱，缺乏科學規劃，指標界定和分類不一，往往相同名稱表示不同內容，中央各部門乃至央行內部的各種指標都存在口徑不一的問題，梳理一套可得、可測、可比的數據并非易事。
收編“影子銀行”
央行提出管理社會融資總量，與監管部門提出的影子銀行監管，是殊途同歸，兩把利刃指向的是同一個目標
不過，大范圍統計并公布社會融資總量，卻是當下央行不得不為之策。
金融危機之前，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占據中國融資市場總量的80％至90％，構成貨幣供應的絕對主力。比如，2002年人民幣貸款占比為92％。央行貨幣政策調控也可以簡略概括為：根據GDP增速確定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大致增速，并將之折算為當年新增貸款規模。央行貨幣政策目標名義瞄準M2，實質只須控制住信貸規模，則不會偏離目標。
前述人民銀行太原支行人士表示，這種 調控模式下，常常銀行通過理財產品、銀信合作等表外創新業務，來規避信貸規模管制。但近幾年這些業務規模增長非?？?，都游離在監管之外，按照老路子控制信貸規模就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狀況，“這種市場環境倒逼貨幣當局擴大監測范圍?！倍饲把胄姓{查統計司內部對部分數據已有統計，因此應景而出。
來自央行的數據顯示了融資新渠道的加速擴張。在貨幣政策逐步企穩回收的2010年，委托貸款規模達到1.13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約六成。2010年，包含了銀行信用的表外業務銀行承兌匯票，規模為2.33萬億元，比2009年增長約4倍。
此外，Wind統計顯示，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企業債和公司債規模也翻了一倍，2008年發行總規模為8730億元，2009年和2010年均達到1.6萬億元。規模超過股市融資。通過發債籌資并償還貸款，成為大中型企業的優選之策。同時，債市正在醞釀進一步擴容，并引進更多中小型企業發債。
保險資金近年來亦不斷松綁，投向實體經濟資金，僅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2010年的規模為143億元，是2007年的兩倍余。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重點實驗室主任劉煜輝分析，隨著金融市場不斷發育與監管主動放松，表外業務、結構化產品，及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等直接融資領域的創新，加速了中國的金融脫媒。另一方面，通脹預期下，負利率把錢從銀行往外趕，“2009年開始，社會融資總量發生結構性變化，資金不斷脫離銀行體系，央行通過數量工具是管不了的?！?/p>
面對不斷活躍的金融創新與規避信貸規模管制的沖動，央行調查統計司前任司長張濤曾于2010年10月表示，央行對近年來不斷涌現的新型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的統計存在不足。目前的統計框架著重于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數據，對衍生產品表外業務、結構化產品、或有資產負債等缺乏關注；缺乏監測跨境、跨市場風險傳染的經驗；各項金融統計標準制定缺乏協調性；中央銀行獲取高頻度及交易關聯數據的手段有待加強。
數項問題，均指向央行的調控視野與監測工具不足。因此，央行第一步是將便于統計、監測的金融機構資金納入監管范疇，并逐步考慮擴展范圍，減少盲區。
“央行提出管理社會融資總量，與監管部門提出的影子銀行監管，是殊途同歸，兩把利刃指向的是同一個目標?！币幻胄腥耸恳徽Z中的。
金融危機后，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加強對各種“影子銀行”的監管，范圍涉及對沖基金、私募股權、貨幣市場基金等，而中國也存在大量具有放款、接受抵質押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僅受較少的監管。
銀監會亦動作頻頻，規范銀行理財合作業務，推出信托、租賃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新的管理辦法，類比銀行監管指標約束其融資性業務，以市場化方式約束其業務擴張規模。
2010年推出的《信托公司凈資本管理辦法》，要求信托公司根據不同業務屬性計算風險資本，明確資本約束。同時，銀監會還要求各銀行限期將萬億元銀信合作表外業務資產轉入表內，壓縮業務規模。
今年1月，銀監會修訂《銀行業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建立衍生品交易業務的分層市場準入機制，新設了資本補償計提以及風險暴露的限制等指標，為創新業務設立管控標準。
此外，由于中國特有的分業監管格局，不少具有融資功能的機構尚未被劃入金融機構范疇，其融資行為也游離于宏觀調控之外，如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產業投資基金等。
劉煜輝認為：“金融脫媒后，央行要關注總的社會信用，就必須靠價格工具影響信用的需求，才能管得住。而且這也會直接影響到資產價格，因為銀行和市場提供的信用都是以各種資產為抵押品，資產價格變化，也能約束信用供給的能力?！?/p>
調控思路變調
央行有意在下階段將社會融資總量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以達到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最終貨幣政策目標
社會融資總量的提出，無疑給了央行一個更全面的監測指標，但其用意絕不止于觀測。上述接近央行高層人士坦言，“一個指標如果最終成不了調控指標就沒有意義?！?/p>
一個可資借鑒的例子是，中國從1992年開始研究貨幣供應量M1和M2；到1994年央行開始按季度向社會公布貨幣供應量，以此作為監測目標；在試運行了大約兩年后，貨幣供應量于1996年正式成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中間目標。
上述接近央行高層人士表示，央行有意在下階段將社會融資總量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以達到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最終貨幣政策目標。
只是，從監測目標到宏觀調控中間目標，社會融資總量的運用仍要經歷不短的過渡期。
前述人民銀行分行人士分析，社會融資總量統計的具體步驟，至少有三：首先要把指標口徑確定下來，然后是根據指標統計數據，再用數據來實證。如果數據指標實證的效果比原來好，那這個指標可實際使用；如果實證效果跟原來沒有多大差別，就意義有限。
目前尚處于第一階段，后續實施須經基層相關建設與人才培訓。數位央行人士認為，統計最終實證并投入使用，尚待時日。
而早期參與央行編制社會融資總量征求意見會議的人士，對此亦持觀察態度。
劉煜輝參會后對《財經》記者表示，中國還處于金融市場結構轉型期，尚未摸清楚各種信用供給方式和貨幣供應量之間的穩定關系，因此社會融資總量就只具備參考意義，而不是一個可量化的調控目標。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認為，當前用貸款指標不太準確，單純控制貨幣供應量又缺乏市場機制，準確把握社會中貨幣供應量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必須找到切合的指標。
因此，把社會融資總量作為一個臨時性的監測目標，配合貨幣供應量和貸款規模這兩個指標共同分析，具短期合理性。
“但應該看到社會融資總量的局限性，我們的導向還是建立市場化方向的體系，完善金融市場，完善利率、匯率體系，最終目標是通過利率來調控貨幣供應量?！?/p>
夏斌向《財經》記者強調，“不能將社會融資總量分解為信貸、債券、股權等規模調控指標，否則就是大倒退?！?/p>
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認為，如果把社會融資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則只能把社會融資總量界定為各階段社會融資余額的增量指標，而不可能是一定時期各種融資渠道的累計發生額，也就很難用來“反映金融對經濟的總體支持力度”。
盛松成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央行絕對不會搞具體指標的分割調控，而且未來一定是通過數量和價格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市場化調控?！?/p>
央行的研究表明，利率與社會融資規模有密切的相關性，利率調控對直接融資的效果比間接融資更有效。盛松成說，“這意味著社會融資總量的調控，會反過來促使宏觀調控進一步使用價格和數量手段相結合，進一步促進宏觀調控的市場化方向?！?/p>
“接下來，央行將主要采用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等工具，從成本上來控制貨幣供應。”一名接近央行高層的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
現實中，計劃將社會融資總量作為貨幣政策監測量的央行已經作出了選擇。4月5日，央行年內第二次宣布加息――自4月6日起提高一年期基準存款和貸款利率各25個基點。
來自農業銀行戰略管理部的分析報告認為，利率上調的主要原因是物價快速上漲，但另一個原因則是，實際負利率使得銀行資金脫媒嚴重，已影響金融系統的穩定性。
因銀行資金脫媒趨勢越來越明顯，2月M2增速已降至16％以內，M1降至14.5％。但由于直接融資的發展，上述兩項指標的下降并不意味著市場流動性的下降，因而不構成政策調控放緩的理由。
今年以來，市場化利率，如銀行間拆借回購利率升幅明顯高于存款基準利率，存貸款基準利率上調，可以部分彌補市場利率高于基準利率的現狀，抑制資金需求，減少社會融資總量。
資金脫媒對信貸投放有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銀行可自由運用資金比率下降；二是脫媒資金流向直接融資市場，直接融資規模增加，信貸擴張速度放緩。上述分析報告據此認為，這種變化，可能導致貨幣政策調控重點從信貸轉向兼顧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更加依靠價格工具調節社會融資總量。
一位接近央行的業界人士的表態，則印證了上述觀點。他表示，現在的操作方法，已經體現出央行對利率價格工具運用更加頻繁，更具有傾向性，這也是貨幣政策調控不以規模來論的一個傾向。
劉煜輝認為，隨著貨幣政策目標從銀行信貸轉向社會融資總量這樣一個更大的范圍，貨幣政策取向將發生實質變化，從數量調控轉向利率擔綱，用價格調控社會資金供求。
下一步攻堅
社會融資總量難以逃脫M2調控所面臨的老問題――利率不改革，如何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問題。所以，問題關鍵是貨幣調控手段要從數量工具為主逐步走向價格工具為主
顯然，央行希望通過社會融資總量來搭建更翔實的貨幣監測、調控體系，既如實反映金融體系進入實體經濟的資金情況，又可以找到適當的市場化中間變量，便于靈活調控。
但業界人士認為，此法道路曲折。
建設銀行獨立董事、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學系教授宋逢明對《財經》記者強調，以社會融資總量作為調控觀測變量時，要深入研究貨幣供給的傳導機制，比如存貸業務是直接創造貨幣而形成貨幣乘數的，非信貸業務與貨幣創造之間的關系還需要深入研究。這樣，中間目標如社會融資總量才可與最終目標厘清關系。
劉煜輝也認為，中國處于金融市場結構轉型期，信用供給的結構不一樣，社會融資總量和貨幣供應量之間的對應關系還不穩定，需要一段時間磨合才能形成，即多大規模的社會融資總量對應M2。
一位央行內部人士認為，“社會融資總量是個新概念，我們不能完全用老套的思維來對它，也不能用以前調控人民幣貸款規模指標方法套用。推出一個新的指標，大家都希望馬上得到怎么調控的答案，但這一時是做不到的，需要經過一個階段的研究和摸索?！?/p>
而在目前金融機構分業監管情況下，央行如何實現各方協調，則更是艱巨的挑戰。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殷劍鋒對《財經》記者表示，要有效調控社會融資總量，就需要首先建立有效運轉的“一行三會”協調機制，甚至是建立一個架構于之上的超級部門。但這顯然是一個艱難的工程。
目前，“一行三會”是平行治理，國務院高層組織四部委和重要金融機構負責人召開旬會，溝通事宜。而隨著社會融資總量數據進一步編制公布，以及央行對整個金融體系風險傳導管理的深入，需要“一行三會”等部門間建立更協調、有效的分工合作機制。
然而，各監管部門所推行的監管策略恰恰是各自“以我為主”。
當前，央行推出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動用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動態調整銀行杠桿率，社會融資總量也列為與之一脈相承的理論創新。
銀監會則依照新巴塞爾協議Ⅲ推出資本充足率、動態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比率四大監管新工具，對商業銀行實施新的審慎監管框架。
夏斌提醒，當前階段，宏觀調控需要注意的是，防止不同監管政策各自為政所產生的過度疊加。據其觀察，數政齊出，實體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資金緊張的情況。
盛松成則認為，社會融資總量基本涵蓋了整個金融體系，有利于宏觀調控部門加強金融體系穩健性監測分析和評估。通過社會融資總量，不僅從總量上了解金融系統性風險，還能反映金融風險在不同金融機構、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傳導。
但一名接近銀行監管高層的不同意見者表示，在中國現有體制下，很難計算清楚社會融資總量；而且，不同時期資金的流動性差別很大，這個指標的參考意義有限。
他認為，社會融資總量也難以逃脫M2調控所面臨的老問題――利率不改革，如何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問題。所以，問題關鍵不在于調控社會融資總量還是調控M2，而是要從數量工具逐步走向價格工具。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盡管央行調控的最終目標是社會融資總量，但是影響社會融資總量的核心中介目標是價格工具?！爸灰獌r格一變，總量也就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