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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1
內容摘要：世界各國針對金融危機出臺的刺激政策，有力地推進了全球經濟的復蘇。當前，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發展已經全面進入后危機時期；各國迫切需要一套既能確保經濟復蘇成果，又能有效防范通脹風險的退出戰略。本文以后危機時期為背景，立足中國國情，結合全球各國的退出政策，分別從中國退出戰略的面臨困境、退出時機和退出策略三個方面分析，提出了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退出的具體時機和方式，并探討了中國退出政策的分階段目標。
關鍵詞：后危機時期 刺激政策 退出戰略
當前，通過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特別是普遍實施的經濟刺激政策，始于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沖擊下的世界經濟，正在逐步企穩復蘇，呈現V型拐點態勢，全球進入了后危機時期。經濟刺激政策，應當是金融危機的特定時期的產物，它勢必有一個退出的問題。此時，世界各國的決策者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如何從階段性的經濟刺激政策干預中“全身而退”。過早的退出，將導致金融行業的再次動蕩，實體經濟會復蘇乏力，整個經濟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過晚的退出，則因為經濟刺激政策帶來的流動性過剩等問題，面臨通脹的風險。因此，目前世界各國紛紛研究退出的戰略，試圖邁出退出的步伐，這又將引起金融市場反響漸趨劇烈，投資者信心再現低迷（金三林，2010）。在此全球視野下，有必要前瞻性地研究中國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戰略。
本文以后危機時期為背景，立足中國國情，結合全球各國的退出政策，分別從中國退出戰略的面臨困境、退出時機和退出策略三個方面分析，提出了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退出的具體時機和方式，并探討了中國退出政策的分階段目標。
后危機時期中國退出戰略的困境
美國次貸危機波及全球后，各國相繼啟動了一系列的救市政策，取得了明顯效果，世界經濟逐漸復蘇。中國政府堅決果斷地出臺了四萬億成龍配套的的系列經濟刺激政策，同時輔之以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中國在貨幣政策方面，央行之前將基準利率由4.14%調至2.25%，對應此時的CPI，相當于負利率，促進了大量的消費和信貸；央行使用了各類非常規政策工具，使資產規模飆升到歷史高位。在財政政策方面，推出了各種規?？涨暗闹С终吆屯顿Y計劃。在金融政策方面，采取了向銀行機構注資、提供債務擔保、強化政府干預等措施。在此巨大推力下，2009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速達到8.7%，實現了“保8”的目標。由此，中國同世界各國一起，為共同抵御金融危機作出了巨大努力和突出貢獻，舉世矚目。
相應地，現階段中國的退出政策應該是上述政策的反向操作。從技術角度來說，中國政府并不缺乏退出的工具和措施，但是退出的時機、退出的方法和退出的次序尚在進一步探索之中。目前，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退出序幕已經拉開，由此產生的影響還難以判斷。面臨的主要風險：退出時機過早，不僅葬送已經獲得成果，還有可能導致經濟二次探底。退出時間過晚，導致市場過度扭曲、通貨膨脹風險和資產價格泡沫；退出的方案不當，人為造成市場動蕩，增大發生金融風險的概率；退出步伐不一致，不同部門之間，不同的經濟體之間出現新的摩擦，嚴重影響市場秩序（陳衛東，2010）。
以加息為例。如果中國不能與全球加息的步伐同步，由此帶來的金融風險不容小覷。當前，澳洲央行已經連續6次提高基準利率，以色列央行和挪威央行也上調了基準利率。中國2010年4月份CPI漲幅為2.8%，創下18個月來的最大升幅，而4月份出口增長，提高了中國央行作出加息決定的可能性。國際炒家正把目光移向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索羅斯旗下的量子基金擬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國際熱錢等著中國央行提高基準利率，利率增高會傳導到匯率，這會為國際炒家帶來運作的空間，隨后再看空中國市場與資產的泡沫，獲得雙重利潤。由此可知：利差是影響匯率的重要因素，利率的不同步調整必將帶來貨幣匯率的極大波動，中國的外匯市場也會高度波動；國際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各類組合投資或熱錢，將會抓住一切機會，狙擊中國的資本市場；資本市場大幅震蕩，必然會傳導到實體經濟。中國的資產價格嚴重泡沫化，對于實體經濟的沖擊也將不可估量，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增大。
中國退出戰略的時機選擇與考量因素
此次中國刺激政策協調有序地退出，其難度與風險遠遠大于金融危機期間的救市舉措。因此，把握好退出的時機就尤為重要，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研討：
（一） 準確考量支持退出的關鍵因素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的救助措施是否需要退出，主要依據有三點：中國內生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財政收支的健康狀況。上述三點是判斷退出時機的必要標準。如果其中一項得到確認，那么為達到此目標而推行的政策可以進行調整，具體的可以根據達到的程度進行調整。比如，中國的經濟結構性調整從單一的投資出口拉動型經濟向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發展轉型進展順利，或者中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金融監管制度，同時，金融體系的風險大幅減少；那么，就可以把長期的政策壓縮為短期的政策，短期的政策則可以依據情況暫時取消直至完全取消（劉滿平，2010）。
（二）退出的政策需具備相當的靈活性
總理說過，信心比黃金和貨幣還要重要。金融危機過后，市場相當缺乏信心，而政府不當的政策將會引起新的混亂。因此，退出政策必須具備相當的靈活性，切不可一次敲定，立即執行，長期實施。退出政策靈活性必須首先要滿足確保前一階段的既有成果，同時，當出現風險的苗頭，金融市場重趨緊張時，退出政策必須能夠進行反向的調整。
（三） 區別退出次序、退出工具的特殊性
由于危機中各國具有完全不同的經濟基本面，經濟結構和資源要素稟賦的差異也很大，財政與金融的穩定性，因而應對危機時推出的救市政策，在救市力度、選擇工具，實施范圍上就存在很大區別。特別是以中國為首的“金磚四國”與其他地區表現出巨大的差異。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歐美發達經濟體推出了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這些國家公共開支劇增的同時稅收銳減，導致公共債務上升，而對這些國家來說，即將到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退出”，必然給政府改善財政狀況帶來掣肘。如果美聯儲在2010年晚些時候開始加息，那么美國龐大的債務負擔必將更加沉重，發生像類似希臘的債務危機也未可知。據中國財政部于2010年6月11日的最新數字顯示，前5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實現了30.8%的高增長，而一季度中國的GDP增長11.9%。因此，在退出次序、退出工具的選擇上，中國應當從自己的基本國情出發。
（四） 保持政策退出的協調性
一國政策的變化，有如蝴蝶效應逐漸作用于全球市場，影響力的只在于該國全球化的程度。各國退出政策的實施，需要考慮對國內大眾，國際金融市場，乃至第三國經濟的影響。因此，盡管退出政策的實施具有特殊性，但仍要加強政府與民眾，政府與市場，政府各部門，各國政府之間的交流和溝通。例如，中國人民幣匯率升值顯然就是一個涉及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中國政府與中國企業，美國政府與美國企業等多個主體的問題。
（五） 調整政府與市場的合理界限
這次美國的金融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對市場的過度放任和監管疏忽，在中國等一些新興經濟體，則存在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危機過后，中國政府需要繼續考量適度行為，乘勢糾偏，進一步提高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能力。
后危機時期中國的退出策略
中國退出戰略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退出的時機。未雨綢繆，提前分析研究，方能把握退出戰略的最佳策略，轉“?！睘椤皺C”，在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的同時實現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確保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胡曉鵬，2010）。
后危機時期中國的退出策略，主要從四方面考慮：
財政政策的退出策略，重點應調整支出結構和中長期的財政政策。包括控制國債規模和逐步縮小財政赤字；國債發行規模需比照GDP的規模與增速，同時還要配合赤字率繼續控制在3%以下的要求。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促進經濟恢復自主增長；目前中國經濟復蘇主要依靠政策的推動，單一的擴大公共投資無助于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出臺相應的政策拉動社會投資，引進民間資本，和提高居民的收入，發展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刺激消費才是新的經濟增長點。合理掌握對不同產業、產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區別對待的取向。由于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顯著的結構問題，在退出時就有必要針對不同產業、不同性質的產能區別對待，促進其實現結構調整（劉浩，2010）。
貨幣政策的退出策略，主要應包括利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回收市場的流動性。能夠繼續促進金融市場穩定、持續為家庭與中小企業提供信貸的政策工具，加強金融監管后，應延長使用；央行通過反向回購協議，擴大票據發行、調整準備金率等手段，逐步回收流動性，實現貨幣的供求平衡；采取松緊結合的策略，對農村等金融資源薄弱地區加大支持力度，收緊過剩產能行業、過熱地區的信貸標準和信貸額度。盡管通過結束低利率狀態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但是一方面采用加息的方式缺乏政策的靈活性，另一方面企業在資本市場融資將更加艱難且成本增高，抑制經濟復蘇的勢頭。
高度關注世界各國政策退出的發展走向，動態調整流動性。當前，歐美等國家或多或少開始了回收流動性的步伐，參考評估其退出政策的時機、效果，并據此做出相應的調整很有必要，但具體的政策，還主要取決于中國國內因素，包括經濟基本面，擴大內需和通脹水平等多種因素。
深入研究中國退出戰略的具體階段?？煽紤]第一階段是政策從過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轉化。在此階段，繼續保證財政政策的穩定性，重點調整政府支出結構，進行適度的減稅等。貨幣政策是本階段調控的重點，主要從管理通脹預期，控制資產泡沫入手。房價變量是導致資產泡沫的重要推手，我國不應選擇格林斯潘式“事后救助”的想法，央行應將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范圍內，確保資產價格和初級產品價格能反映到退出政策中。第二階段是經濟刺激政策的最終退出。財政政策調整的重點在于控制投資的結構和增長的節奏。貨幣政策將信貸增量調回歷史正常水平，可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等多種工具。整體的宏觀政策趨于中性，確保經濟內生性的增長動力。此階段需防止由于政策徹底退出后經濟的二次探底，刺激政策的退出需配合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王光宇，2010）。
結論
退出戰略需要更多地關注資產價格的信息內涵，在調整結構性政策上有所作為。本次金融危機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放任資產價格過度膨脹，從保證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說，中國必須引以為鑒，加強資產價格泡沫形成與發展狀況分析，研究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可能產生的影響很有必要。金融監管體系的缺乏，也是金融危機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從保證經濟穩定增長的角度來看，監管經濟中的系統風險，加強對基金和信貸評級機構的監管很有必要。由此，中國迫切需要盡快建立一套由資產價格預警金融風險的長效機制，也更需要建立健全一套完善的金融監管體系。
參考文獻：
1.金三林.“后危機時代”的重大機遇與2010年中國經濟走勢[J].開放導報，2010(01)
2.陳衛東.全球政策退出的困境與中國的出路[J].財經•金融實務，2010(04)
3.劉滿平.經濟刺激政策應該何時退出?[J].經濟研究參考，2010(18)
4.胡曉鵬.“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取向[J].財經科學，2010(01)
5.劉浩.國際金融危機視角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調控效應[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0(02)
6.王光宇.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方略[J].銀行家，2010(03)
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2
關鍵詞：金融市場監管貨幣政策中央銀行
金融市場從廣義上理解包括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F代經濟已經進入金融經濟時代，金融已成為經濟的核心，金融市場便理所當然的成為了所有經濟活動的中心舞臺，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業界都已經承認這一觀點，同時也認為金融市場是柄“雙刃劍”。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及日本近年來的經濟大衰退都在一個側面反映了金融市場風險失控時對經濟的巨大破壞性。
我國的金融市場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邁開而發展壯大并不斷規范著，其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無可爭辯的重大推動作用，但在當前WTO框架下開放金融市場的承諾逐步兌現和不斷顯現的混業經營的大環境下，各自為政或者說分業監管、多頭監管的監管架構制度安排將很難滿足市場監管需要，金融風險難以得到有效監控，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也將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一、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及監管現狀
經過20多年的建設和改革，我國金融市場的規模日益壯大，金融市場運作、監管等方面的理論研究水平和實踐能力不斷加強。據相關資料顯示，截止到2003年底，我國銀行各項存款余額達20.8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21.7%，各項貸款余額15.9萬億元，比上年末增長21.1%；證券市場融資規模不斷擴大，上市公司達1313家，全年股票市場融資額達32115.13億元，財政部全年累計發行國債6355億元；基金市場從無到有，各類基金有80余只，全年累計發行各類基金總份數達到1164.8億份；保險市場也空前壯大，全年各類保險公司實現保費收入3880.4億元，較上年增長27.1%；外匯市場由封閉到開放，產品由單一逐漸多樣，全年銀行間外匯交易額達12450.64億元，國家外匯儲備余額截止2004年9月達4700億美元，如此規模的外匯儲備為將來我國外匯市場的進一步繁榮將起到根本的保障和推動作用；黃金市場全年總成交量235.35噸，總成交金額229.62億元，黃金日均交易量960.59公斤，日均成交金額9372.28萬元，交易品種、交易方式、交易主體和成交量不斷拓展或放大，進一步繁榮了我國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有力的推動了國家宏觀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但是金融市場和其他產品市場一樣是建立在委托——關系的基礎之上的，如銀行系統是接受客戶的存款委托從而運營資金而存在的，證券市場是建立在客戶買賣股票、債券進行股權、債權投資的資金委托運營的基礎上的。整個金融市場由于依托這種委托——關系，便導致兩種風險不斷發生，其一是道德風險，其二是逆向選擇風險，兩種風險的存在或發生均是因為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對稱發生且難以消除的。同時由于金融市場在整個經濟體系中主要擔當的是資金融通的作用，其風險的危害程度是依乘數而擴張的，如此金融風險發展成經濟發展的根本障礙便具有了極大的可能性。因此，各國政府都力圖通過加強監管、信息公開等的方式來解決或者弱化風險的危害問題或程度。我國政府在國內金融市場逐步發展的同時也營造了一個比較穩定、相對有效的金融監管架構。
從圖1和表2可以看出，由于我國當前的金融業以分業經營為基本運作形式，因而便當然的出現了分業監管的監管架構，這種監管制度安排很難滿足金融發展的需要和金融風險控制的需要，具體包括：
1、由于金融市場各類別市場間關系密切，因而分業監管形式會人為的割斷信息交流，不僅不能解決信息不完全的問題反而會進一步加劇這種信息不完全，從而不利于監管應有效能的發揮，同時也不利于金融市場的高效運行。如貨幣市場（主要以銀行為例）和資本市場（以股票市場為例）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的業務和交易上的關聯性，股票市場資金存放、資金匯劃、結算無不與銀行有關；另外由于貨幣市場資金與資本市場資金在數量上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因而有存在相當的沖突可能。然而監管方卻人為的對市場進行了劃分，致使銀監會與證監會權力交合，界限不明朗，同時容易出現推諉而致使監管真空，監管部門為了控制風險的發生，便嚴格限制兩市場邊緣產品創新行為，這樣對整個貨幣和資本市場都將造成極大的危害，市場的運行效能受到極大影響；或者監管部門對此種邊緣產品創新行為不聞不問，這樣又必定導致金融風險失控的可能，畢竟邊緣性的金融產品引致金融風險的概率是很高的。
此外，由于分業監管，原本各市場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造成的風險監控漏洞由于監管部門的平級運作和直接協調機構缺位而導致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的問題加劇，進而出現更大的監控漏洞，這樣的監管架構制度安排必將歸于低效甚至無效。
2、多頭監管模式難以有效支持金融政策的實施。金融政策的制定是為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為目的的，而這與金融監管的根本目標即保障金融市場促進經濟穩定發展是一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運行是以穩定的金融市場為基礎的，尤其后者對金融市場的穩定性要求更高，否則就會出現政策與市場運行風險同向乘數擴大的可能。以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做具體分析，其為達到政策目標通?？梢赃\用三個手段：法定存款準備金、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率。很明顯這一政策涉及的不僅是政策本身制定這個層面，還要涉及到實際運行中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然而當前的監管架構制度下的中央銀行卻對這兩個市場沒有直接的監管權，這樣必定導致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脫節，進而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必將受到影響。
3、各行業自律組織名義上是各市場主體的自愿組織，但事實上卻帶有很濃厚的官方性質，這樣的自律組織建設明顯有違設立的初衷。政府對這部分自控機構的介入必將給很多原本只需市場主體間協商解決的問題復雜化、扭曲化，不僅政府監管的成本加大，同時市場效率的流失也必將是嚴重的（市場主體缺乏主動權而致使其市場行為缺乏主動性和靈活性）。
綜上，目前存于我國的監管架構制度在對金融風險的控制效能上較低，對金融市場運作上具有較大的負面作用，當然總體的組織要素還是合理的，因而這種制度安排需要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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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優化的金融監管架構設想
西方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得比較成熟，其監管機構設置和具體制度安排相對而言也是比較成熟的、科學的，因而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借鑒。
（一）、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監管架構及運作簡介
1、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混業監管模式。英國1986年建立了由財政部領導的三級混業監管架構。第一級是財政部，其負責督察國內的所有銀行、證券等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活動和對市場主體的資格進行認定；第二級是證券與投資管理委員會（SIB），該機構是一個非政府組織，負責全面監管金融市場；第三級是自律性的各類民間協會組織，負責一些行業內的自律性監督職責。1997年英國成立了金融管理局（FSA，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由其負責對金融市場進行系統全面的監管。此外，德國也計劃把德意志聯邦銀行和保險監管、證券監管機構等監管主體進行合并，成立類似于英國FSA的監管組織。在歐洲歷史上的和新近出現的混業經營傾向是促成這種監管體制轉變的根本動力，如德國歷史上就是以混業經營為金融市場運作為基本模式的，另外法國也取消了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和中長期信貸銀行的區別，逐步放松了其他主體間業務范圍的限制。
2、日本的大一統監管模式。在1998年日本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前，金融監管主體是大藏省和日本銀行，而且日本銀行在行政上接受大藏省監管，所以大藏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唯一監管者，這種過于大一統的金融監管模式由于大藏省監管力量和協調能力的限制沒能發揮很好的金融監管作用。1997年日本提出“金融監督廳設置法案”，1998年6月金融監督廳開始在總理府直接管轄下運作，證券委也從大藏省劃歸金融監督廳管轄。1998年12月金融再生委員會成立，該委員會由國務大臣任委員長，是與大藏省平級的行政機構，并且在金融危機時，有首相處理危機的權力，金融監督廳直屬于金融再生委。從2000年起，金融廳開始承擔原大藏省檢查、監督和審批備案的全部職權，大藏?。ìF財務?。┲槐Ａ襞c金融廳對證券市場的合作監管權。
3、美國的混業經營現狀和分業監管模式。在1998年以前美國實行的是嚴格的分業經營模式，這是由其政治組織形式和各州的權限及立法的限制導致的，此種經營模式導致了美國的分業監管，各類市場和各州間的市場被人為的割斷。但是隨著金融業的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金融市場上的分業經營的限制被不斷打破，終于導致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的破產，新的金融法規對混業經營沒有嚴格的限制，與此種金融市場運作模式相對應的應該是混業一統的監管，但是由于美國聯邦制度的存在，致使其監管架構上的制度創新難度較大，但是這只是暫時的，其發展方向必定是大一統的。
（二）、優化后的我國金融監管架構和制度安排
針對前面分析的結果，我國分業監管、多頭監管的監管架構是不能滿足金融監管的需要的，在借鑒國外金融監管制度安排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了優化后的監管架構和制度安排，如圖2。
具體運作安排如下：
第一層次：財政部和中央銀行。財政部主要負責對金融市場各機構主體的財務、會計、審計、稅收等進行監督；中央銀行則主要負責對各類金融機構具體的交易行為的合法性、效率性及行為與貨幣政策一致性等的宏觀監督，具體權力行使包括：（1）對第二層次的各具體監管機構的督察，主要指的是對銀監會、證監會等執行監察市場的行為進行監督，以確保市場風險能得到有效控制；（2）對第二層次的監管機構的行為進行協調，促進信息的及時、有效的溝通。這主要指的是對各類具體市場監管者監管過程中需要全面信息及職責明確劃分等的問題提出的，中央銀行應該負起這方面的職責；（3）全面協調各監管主體的具體監管行為，保持貨幣政策穩定、統一、高效。中央銀行的主要職責是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通過對第二層次的監管機構的監管的實時監控，可以確保金融監管主體的行為朝著有效執行貨幣政策的方向發展。
第二層次：各類具體的金融市場監管者。（1）銀監會負責對銀行及其他以信貸業務為主的金融機構的監管，涉及到的主要是貨幣市場，監管的重點是此類機構的自身運作行為的規范性、合法性、對貨幣政策的執行情況等；（2）證監會負責對資本市場的全面監管，以保障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為監管的根本出發點，加強對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考核，確保證券市場能朝著更加健康和更具吸引力的方向發展，同時注重對市場行為主體配合貨幣政策執行方面的引導；（3）保監會針對保險市場的運作進行全面監督，以確保保險市場資金的安全性為重點；（4）國家外匯管理局依舊負責整個外匯運營及操作方面的監管；（5）金融創新監管局主要負責黃金市場、期貨市場及其他邊緣性創新產品市場的監管。目前這幾個市場的規模還不大，但是他們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的危害程度卻并不亞于其他市場，尤其創新產品形成的市場更是如此，因而要加強這方面的監管，同時該部門還要負擔起鼓勵和支持金融產品創新的責任，確保其活力不斷增強并對運作風險進行有效控制。
第三層次：民間各行業自律性組織?？紤]到政府監管成本和監管效率的問題，這類行業自律性的組織應該負擔的是對政府監管機構無法深入監管或監管效率較低的一些業務和一些應該由市場決定的業務運作方式等的業務監管上，如行業服務標準、服務定價等的監督和協調問題等；另一方面是作好市場信息的反饋工作，保障市場動向、市場發展障礙等的信息能及時有效的傳遞給政府監管部門，使其制定出更好的政策或及時消除發展障礙，促進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三、進行上述優化安排的利益分析
前面已經明確提出了優化的金融監管架構，并且對其具體的運作亦已作了安排，筆者認為這種優化相對于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現狀和發展趨向，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1、有利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統一協調。財政政策主要是政府利用財政的手段如稅收、轉移支付、財政投資等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貨幣政策則是中央銀行利用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來影響經濟的運行，具體有三種方式：法定存款準備金、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操作。從優化的架構之第一層次看，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直屬于國務院，在行政上統屬一個層次，而且無其他政策制定者（指具體市場監管者）干擾，因而可以確保政策制定上和執行上的協調和統一。（1）財政部和中央銀行歸于國務院直接領導，有利于意見的統一，在具體政策的制定上容易協調。通常財政政策的效果比較快，運用比較方便，對經濟全局的影響可控程度高，因而一般用于經濟增長的“助推器”；貨幣政策直接通過控制市場貨幣供應量的方法來影響經濟運行，而且控制的通常是基礎貨幣，因而其乘數作用明顯，容易引起經濟大幅波動，一般用于控制通貨膨脹。如果這兩種政策的制定者不能很好的協調，將極大可能的導致財政政策的運行無效，甚至于導致經濟大幅波動、出現嚴重經濟衰退；（2）財政部和中央銀行負責制定和執行金融政策，其他市場運行方面的監管者全部納入中央銀行統一協調監管，在沒有其他強權監管機構的干擾下，更有利于保證金融政策的穩定和高效。
2、有利于保障貨幣政策得到統一、完整的執行。由于各具體市場行為監管者統屬于中央銀行管理，中央銀行便有權監督其行為，確保政策的傳導機制高效運作，從而保障貨幣政策能得到統一、完整的執行。第一，法定存款準備金。在現行的監管模式中，調整權掌握在中央銀行手中，而具有真正監管銀行經營行為的銀監會卻無權調整，而中央銀行又沒有市場直接監管權，這種制度安排導致了監管權和調控權的人為分割，不利于市場信息的及時反饋和市場行為的及時調整，一方面是中央銀行無權得到第一手資料，及時修正貨幣政策，另一方面監管部門無權對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制度保障，這樣一來，貨幣政策的制定執行效果和監管的效率都受到了影響。而優化后的架構安排有效的避免了這一點，所有市場調節工具運用權統歸具體監管部門具體運用，但是又必須在中央銀行統一領導下運用，這樣上面出現的尷尬問題便得到了有效的解決；第二，再貼現率。這一貨幣政策運用手段是通過對信貸市場的直接調控從而調節社會資金流量的，其作用的有效發揮基本類似于第一點的分析；第三，公開市場操作。它是中央銀行為達到貨幣政策目標而與證券市場相聯系的一種政策手段，依照當前的金融監管架構，證監會除非在國務院直接授意的情形下才有可能主動支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實施，否則資本市場將不會主動協助貨幣政策的運行，如此貨幣政策的及時性和效率必定會大打折扣。而優化后的架構安排中，中央銀行直接監督證監會的行為，市場信息傳遞、反饋準確和及時，故而可以確保證券市場能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有效的保障，突顯公開市場操作手段的迅捷和可控性強的優勢。
3、優化后的監管架構職責安排清晰，通過國務院和中央銀行的協調可以確保金融市場監管的完整。各層次、各類市場監管者的職責分工明確，且監管邊緣部位由于存在有權機構（金融創新監管局）的協調，可以減少監管效能的漏損，提高監管效率，降低金融市場風險。
4、設立金融創新監管局，為有效填補因市場發展而帶來的監管漏洞及推動金融創新提供了保障。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各種創新業務和創新產品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越來越朝著高杠桿方向發展，而且這些創新牽涉到的將是多個市場，如目前國家已經允許保險、銀行資金通過適當的途徑進入資本市場，這種情況的出現給現存的監管架構帶來了挑戰，是多頭分業監管還是限制這種創新，依現實情況，已經選擇了前者，但是這種多頭監管會給監管效率帶來極大的影響，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創新的效率。而優化后的監管架構和職責安排不僅讓這種源于多個市場邊緣的產品創新行為得到完整的監管，同時還采用積極有效的激勵機制促進金融市場的創新，一方面金融風險的發生和擴散得到了有效控制，另外也有力的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繁榮和進步。
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金融；產業結構；政策；結合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1 金融以及產業結構概述
產業是一個國家的發展基礎，而國家對于產業發展的指導就是通過產業政策進行，而經濟的發展是建立在產業發展的基礎上的。因此，產業政策對于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發展具有著基礎的導向作用，這一系列對其進行調整的政策就是產業政策。我國在21世紀以前并未對產業結構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對待，進入新世紀以后越發的認識到其重要性，開始對其進行調整，并將此作為發展國民經濟總任務的核心內容，加強了優化升級產業結構的工作力度，深刻的認識到一個良好的產業結構才能夠保證一個國家經濟長時間保持生機活力。目前我國將發展的以及調整的重點放在了生物技術以及高端的設備制造和新材料的生產創新上，將這些在世界的經濟發展趨勢中具有廣大前景和生機活力的產業作為我國在未來進行發展的基礎性戰略產業。事實上，我國十二五期間就開始對上述的重點行業以及領域進行針對性的發展以及產業升級的實現工作做出了鋪墊。
金融實質上是一種配置資金的機制，因此在產業的發展與升級上起著支持作用，這也是由于我國的基本國體和整體決定的，產業政策必定會與金融政策相互的交融影響。而產業升級其實就是一個綜合系統的產業發展以及培育的工程，這項工程的建設需要技術、資源以及資金等等一系列的因素進行支撐，而作為調整資金配置的金融則是最核心和最重要的基礎機制。由于現代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工作也展現出了其獨有的特征，但是無論是在其發展還是升級以及新興的產業培育上都需要資金的保障，因此金融在產業的發展以及結構升級和調整上都具有著基礎功能，是這些內容實現的保障。正確的認識產業結構發展生機和金融發展的關系，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著重要的創新意義，鑒于金融和產業結構發展的緊密關系，文章從金融的創新以及發展的角度切入，并將金融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工作中起到作用的傳導機理進行分析，以期望可以給我國在金融政策的制定以及產業政策的結合工作上給予一些有力的參考。
2 傳導機理以及路徑分析的簡述
2.1 金融在對產業進行支持時的機理以及路徑的選擇
金融對于產業的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工作根據支持主體的區別可以劃分成市場性的支持和政策性的支持，選擇的主體不同對于產業結構在優化方向上就會產生相應的影響。這就是金融對于產業發展方向的支持選擇的意義，國家在制定相應的產業發展政策以及規劃時金融的支持方向就會顯現出其在政策的制定等方面的首要意義。
金融的政策支持在產業優化工作的選擇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金融的政策性活動是政府通過直接或者是間接的手段對金融活動進行的干預，而這種金融的政策性活動在產業的選擇活動中直接影響主要就體現在了國家通過政策性的金融機構通過對產業發展給予一定的政策性質的金融支持影響產業的選擇。對于一些剛剛起步的潛力產業，這種政策性的金融支持能夠對其產生分散產業發展風險的作用。間接地政策性質的金融則是指政府通過對市場的金融活動進行指導和引導，以此影響產業的發展目標選擇。這里對于市場金融的影響也是通過相關產業的金融政策的制定進行的，主要的內容有資本市場的準入限制、信貸以及差別利率政策等。
其次，市場化金融支持對產業優化選擇的影響。政策性金融政策通過政府干預來實現產業選擇，是政策性選擇機制，而市場化的金融政策則依據市場機制進行了市場化的選擇。在金融資源配置中，依照市場規則，資本收益率高的產業必然獲取更多的資本。
2.2 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的路徑
首先，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的機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離不開政策干預，但更離不開市場機制和市場性金融活動，因此國家出臺一定的產業政策以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必然要通過引導金融發展而實現。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通過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兩種形式實現，其中的作用機理和效率也存在差異。比如，間接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合理化中，其重點在于實現動態的存量轉換及增量發展。通過間接金融體系，國家可以實現金融資源的二次配置，對產業進行不同層次的篩選，不斷優化產業結構體系。經過類型和比例上的篩選，產業結構才能趨于合理，此時要進一步地實現產業群的增量發展，這就需要國家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支持，利用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金融體系進行貨幣創造，促進產業的快速發展。再比如，直接金融也能夠支持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它主要以資本市場為武器，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合理化的目標。
其次，金融支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機理。一般而言，產業結構合理化內在包含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含義。這是因為，產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必然面臨著提高效率的要求，使得產業的發展需要由資源推動過渡到創新驅動上去，這離不開金融支持科技創新以實現產業結構從低級向高級狀態的轉換。金融資源通過初次配置能夠實現產業的選擇，通過二次配置則能夠實現產業的合理化，通過這兩次配置過程，金融支持產業高級化的路徑就是在前兩次配置的基礎上進行三次優化配置，提升產業的技術效率進而實現產業高級化目標的實現。具體而言，銀行信貸、資本市場兩種路徑扮演了主要的支持角色。
3 幾點結論和思考
產業結構優化調整是一個大的概念。其整個過程涵蓋了從產業選擇到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進而到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其中，產業選擇能夠實現產業類型結構的合理化，而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是實現產業之間和產業內部比例結構的合理配置，產業結構的高級化能夠實現產業技術結構的升級和優化配置。在整個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金融支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產業結構優化中金融支持體系的作用不可忽視，本文就對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傳導機制進行了揭示，并為制定科學的產業政策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借鑒研究的意義，能夠為我國產業政策制定及其與金融財政政策的結合提供參考。從未來研究的方向看，基于金融支持的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問題具有理論上的新意，金融學與產業組織、產業結構學的結合將能夠從更廣闊的視角分析產業的發展和升級問題，本研究將為這些課題奠定一定的前期基礎。
參考文獻
[1]伍海華，張旭.經濟增長·產業結構·金融發展[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5）.
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4
【關鍵詞】高新技術 技術創新 外部環境
現代社會已經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而知識經濟是高新技術經濟、高文化經濟、高智力經濟，是區別于以前的以傳統工業為產業支柱、以稀缺自然資源為主要依托的新型經濟。高新技術產業是知識經濟的支柱產業，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承載主題是高新技術企業。在知識經濟時代里，高新技術的產品創新對一個國家乃至一個民族來說，是關系其興衰成敗的關鍵問題，作為企業命脈的產品，其創新也同樣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
如果說高技術創業企業是從一?！胺N子”開始萌生并發展成長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高技術行業群體，那么作為它賴以生存的土壤、陽光、空氣等外部環境系統則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環境因素是高新技術企業創新活動的外部條件。高新技術企業創新除了受創新運行機制本身條件的制約之外，還要受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觀念、自然環境等外部條件的制約。政策法律、市場環境、資源支撐環境等多種不確定因素構成了高新技術企業創新客觀存在的外部環境。
一、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宏觀政策環境
1.財政稅收政策
財政政策能對企業技術創新起到直接引導作用。財政政策通常包括財政資助與稅收優惠。財政資助直接作用于企業，它的作用對象是有選擇性的，如基礎研究；稅收優惠是一種間接支持，作用領域更廣，是普惠的，并且稅收優惠帶有更多的激勵性。稅收優惠政策通過影響風險投資者和風險企業的利益，間接引到了民間資金投入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
2.金融政策
金融政策以4種作用形式對高新技術企業創新提供直接和間接的支持。(1)直接融資政策。企業直接融資離不開資本市場，為此，相關政策主要作用于發展以證券市場為主的資本市場，包括發展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投資資金等，為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提供寬松的金融政策環境，適應越來越多的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直接融資的需要。(2)“一條龍”的信貸政策。即對企業優秀創新項目和產學研聯合創新工程實施科技開發貸款―技術改造貸款―流動資金貸款配套投入，也是為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項目的商業化全過程提供強有力資金支持的直接作用力之一。(3)金融資金向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傾斜的扶持政策。即以貼息、擔保等方式鼓勵商業銀行增加對高技術開發的貸款額度。(4)金融支持企業出口創匯。對技術含量高、創匯能力強、經濟效益好的產品出口提供出口賣方信貸、出口買方信貸以及外匯貸款、融資服務，并將出口信貸與出口信用保險有機結合，間接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創匯能力，為企業加大科技投入創造更好的條件與實力。
3.政府采購
政府采購是面向市場需求的一項政策工具，在產品同等條件下優先采購高技術產品，為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直接提供銷售渠道。政府采購減少了企業技術創新所面臨的風險。
4.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保護是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一個必要條件。有法律制度決定的產權形式是一種外力，一經確定，就會轉化為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在因素，因而是一種間接的動力。
二、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市場環境研究
1.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市場環境的構成
2.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市場環境的諸要素作用力分析
(1)市場環境中直接導致技術創新的要素及其條件
消費者偏好導致的顯在需求：消費者偏好的變化要求企業積極采用新科技，努力調整產品結構，以適應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 差異化競爭：企業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常常運用差異化戰略，這要依靠技術創新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生產成本、開發新產品。 市場競爭要素：市場競爭要素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直接作用體現在生產要素價格、資源的稀缺等對企業創新習慣行為產生的擠壓作用，例如生產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動壓力。
(2)市場環境中間接推動技術創新的要素及其條件。 社會需求：技術創新是企業的個體行為，而企業個體又存在于社會經濟整體之中。生活水平、人口數量、經濟發展水平、環保要求等社會大系統的一系列屬性，其變動都可能造成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從而起到間接推動作用。 消費者偏好導致的潛在需求：潛在需求與顯在需求不同，這種“潛在”可能是以存在于消費者偏好中，但尚未顯露出來，因此未被企業發覺；也可能是在消費者偏好中尚處于萌芽階段，未完全成熟，需要來自于社會需求甚至是企業個體的外部力量加以激活，因此這種潛在需求只能以循序漸進的誘導方式來間接作用于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 戰略聯盟：合作博弈對技術創新推動作用的核心體現是戰略聯盟。戰略聯盟從不協調中創造協調，通過共生合作關系建立雙贏環境。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往往會發現，在競爭環境中所要取得的戰略目標與自有資源和能力之間存在缺口，這個缺漏的存在客觀上決定了戰略聯盟的必要性。
三、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資源支撐環境研究
1.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資金支撐環境
(1)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風險性
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不同于企業一般的生產經營活動，它充滿各種風險，其實只是企業的一種風險投資活動。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按其所處階段的不同，存在著三大類風險： 技術風險。技術風險主要來自于技術創新的構思和實施階段。 技術創新的商務風險。商務風險主要來自于創新的技術成果轉讓或轉化階段。 技術創新的社會風險。技術創新的社會風險實際上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創新的技術能否真正符合市場需求，把技術商品投放到市場才能得到最后檢驗；二是社會其他因素的變動，例如國家的宏觀調控等，同樣會給技術創新帶來風險。
(2)風險投資在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中的作用
風險投資對于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起著重要作用。它不僅提供技術創新所需的資金，促進創新成果轉化，還間接推動技術創新的管理升級。在美國，風險投資推動了高技術產業的騰飛，培育出了蘋果電腦、微軟公司、聯邦速遞、遺傳因子公司、程控設備公司等一系列高新技術公司，它們的成長成為美國股市的神話。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同樣需要風險資金的支持。
2.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人才資源環境
技術創新可以說等于人才資源的開發。技術創新作為企業的一種特殊行為，需要的人才資源也具有特殊性。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需要的三大類人才：(1)科技人才。在技術創新活動中，高學歷、高素質、高創新能力的科技人才是直接推動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的動力之源?？萍季⒁揽恐R的力量為企業的技術創新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風險企業家。企業家是技術創新的助教，其作用在于價值創造，及風險企業家敢于創新，直接領導了創新的方向。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風險企業家是一種特殊的資源的投入。(3)風險投資家。風險投資家的作用在于價值發現，兼有投資者和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因此風險投資家的知識水平、資金狀況、經營風格、做事風格、人格直接決定技術創新的成敗。
3.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技術協生條件
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技術協生條件是指與推動企業技術創新活動所需技術資源的產生、獲得、流動和應用具有直接正相關作用的各要素的總和及其互動作用。具體包括：(1)軟件協生要素――科研成果。科研成果為技術創新直接提供了科學技術知識基礎和可以直接加以物化的科學技術原理，為實現科學技術原理的物化、實現技術發明的商業化應用提供所需要的知識、技術和方法。(2)前提條件――科研成果轉讓欲望?？蒲谐晒拇嬖诠倘粸榧夹g創新活動提供了軟件協生要素，但科研成果向創新成果的質變轉化還依賴科研部門具有強烈的成果轉讓欲望，從而推動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發展，最好的方法就是以成果產生的利益為紐帶，形成產學研共同體。(3)催化劑――科技成果轉讓服務。技術服務是技術創新活動所設計的企業和研究開發機構等實體之間的粘結劑和創新活動的催化劑，是促使這些活動迅速展開，促成技術合作，推進技術的即使開發、應用和轉移，取得并擴大創新效益的有力保障。(4)硬件協生要素――企業技術設備。高新技術企業的技術裝備水平影像技術創新的新穎性。企業的技術裝備水平高，其技術創新的成功性。
4.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中的信息支撐環境
在信息社會中，信息成為社會資源，只要掌握信息，就可以在經濟生活中縱橫馳騁。良好的內外信息溝通對技術創新獲得成功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從某種程度上說，技術創新可以被看成圍繞其不確定性所展開的信息處理過程。運用現代的信息技術可以達到減少創新時間90%，降低創新成本75%，減少創新風險60%的效果。
四、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的文化環境
高新技術企業技術創新系統的文化環境是相對于技術創新系統而言的，是指存在于技術創新系統周圍并影響技術創新系統活動的各種精神文化條件狀況的總和。由于文化的長期積淀，其自身形成的道德、風俗、習慣、價值觀等，在廣泛和深層的范圍內，影響著技術創新系統的價值選擇和行為習慣。無論是作為主體的企業，還是其宏觀指導作用的政府、技術創新源泉的科研機構，任何技術創新的決策選擇與項目實施，不得不依從既有的文化價值規范，力求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因此，文化環境對技術創新系統的演化方向、演化進程、演化結果等產生重大影響。
當前，我國處在改革開放、體制轉軌的時期，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表現得很明顯。尤其是在高新技術企業內，人們的價值觀、文化習俗、思維方式、行為規范、道德準則受到西方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猛烈沖擊。經濟主導型文化、現代性文化、競爭型文化和理性文化在逐步取代過去的政治主導型文化、倫理型文化、保守型文化和非理性文化的主導地位。各種文化的沖突、交融，在未達到有序之前，是一片混沌。企業經營者必須目光敏銳，站在歷史潮流的前頭，明辨各種文化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以中華名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為本，并融其他一切優秀文化為一體，積極倡導進取、開拓、創新、求變精神，抓住時機，才能夠塑造出一種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的企業文化。
參考文獻：
[1]楚爾鳴，李勇輝.高新技術產業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5
關鍵詞:財政支農;稅收;農村社會保障
公共財政體制下財政支農政策的存在不僅具有必要性更具有重要性,這已被大家所共識。但是,現行的支農政策以及實施的效果卻并不盡如人意,存在著“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現象,沒有形成一個全面化、長期化的支農政策體系。因此,盡快建立完善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迫在眉睫。但是,這一體系的構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完善現有的政策體系并積極創建新的政策方式。在此基礎上,通過進一步整合這些政策,區分其主次和先后順序,統籌安排這些政策,使之相互配合、相互協調,最終實現政策框架的整體目標。
一、財政支農政策的完善
(一)穩定農業投入政策,多渠道增加農業投入
1.要確保國家新增財力向農業傾斜
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每年以1500億元~2000億元的幅度遞增,據初步預測,這一增長勢頭在“十一五”期間仍會保持下去。建議國家財政每年新增財力分配要切出10%~15%的份額用于農業,這是強化農業投入的一條重要渠道。
2.財政投入要依法進行
各級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必須建立在用法律、法規進行制約的基礎上,切實做到依法投資,真正落實。同時,各級對農業的投資總額、投資方向、資金匹配額都應制定具體標準和辦法,以分清責任,強化對農業的投入。
3.要積極利用政策作用,引導集體、農民和其他有關渠道增加對農業的投入
如投資大的項目,采取比例投入、分級負擔和銀行貸款、財政貼息的辦法;對收益高、收效快的項目,采取利用社會資金按股投資、按股分紅的辦法;對資金回收期長、見效慢且不易管理的項目,采取誰投資誰受益以及拍賣的辦法等。
(二)改革農業補貼政策
1.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的政策法規,使財政對農業補貼成為一項長期穩定的制度
根據我國現階段農業發展和財政收支狀況,可先考慮制定農業基本建設補貼條例、農業科學研究與科技推廣補貼規定、農業生態保護與環境建設補貼條例等,然后逐步形成規范
的《農業補貼法》,算是對《農業法》的補充與細化。
2.增加補貼額度,改進補貼方式
要改變目前國家對農業補貼絕對額逐年減少、相對數明顯下降的狀況,逐步增加對農業的補貼額度;在補貼方式上,首先改暗補為明補,減少對間接的、中間環節的補貼,直接補貼農產品保護價及與之相關聯的倉儲建設保管費用等方面,補貼國家需要支持與發展的農業生產項目。其次要改補“硬件”為補“軟硬件”并重。即由過去補農藥、化肥、農膜等物資為主轉向對農業科技、社會化服務體系等方面的補貼。
3.突出補貼重點
重點加強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調整種植結構和農產品出口的補貼。同時,還應注意增加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出口補貼,鼓勵糧食出口,以減少糧食積壓和過剩。
(三)利用好財政貼息政策
財政貼息作為一種特殊的財政補貼方式,是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相配合的一種形式,它既能彌補財政資金的不足,又能發揮銀行信貸資金的優勢,它是在市場基礎上維持有效率的農業需要。目前,我國的財政貼息主要用于政策性銀行的貸款貼息。但因為政策性銀行的資金是有限的,遠遠不能滿足全部政策性貸款的需要,故還有必要對一部分商業銀行的農業貸款進行貼息。財政通過貼息政策引導社會資金更多地投資到農業上,以解決當前農業投資整體資金不夠的問題。但應注意的是,按照WTO規則,財政貼息是屬于應予減讓的政策,這一數額不宜過大。
(四)整合農業稅收政策
WTO規則下,財政補貼和財政貼息都是受到限制的政策,因此利用稅收杠桿發展農業就成為了當務之急。當前,我國農業稅收政策的改革主要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1.進一步推進農業稅費改革,建立新的農業稅制
2000年以來,我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由安徽起步迅速推進到全國。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稱得上是農村地區的一次重大制度創新。不過到目前為止,這次改革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原來農業稅制的內在缺陷,也沒觸及城鄉分治的問題。今后,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進行制度再創新,通過引入新的農業稅制,將改革推向新階段。從長期來看新的農業稅制應體現輕稅、發展和城鄉統一的原則。其基本方案是:在近期徹底取消農業“兩稅”,給予農民休養生息的機會;中期基本實行城鄉統一稅制,直接對農業生產者征收土地資源稅和農產品增值稅;從長期看,要逐步有選擇地對農業征收收益所得稅。
2.做好新農業稅制試點的配套改革
一是進一步改革縣鄉財政體制,實行上下齊動。“上動”是指中央和省要盡快規范對縣鄉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下動”是要求縣級財政切實進行相關的財政收支管理改革,通過財政改革來促進機構改革。二是進一步放開搞活農業土地流轉。結合農業土地資源稅的開征試點,建議在縣鄉兩級成立由政府進行規范管理的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積極探索各種土地流轉模式,一方面促進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為無地少地農民提供更大的選擇空間。
(五)加強財政扶貧開發的力度
1.突出資金投入的四個重點
第一,以促進貧困地區勞動力轉移為目標,加強對貧困農民的教育和培訓,提高就業能力。第二,支持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扶貧移民開發力度。第三,支持貧困地區農產品加工、運銷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壯大。第四,支持貧困人口教育和醫療衛生。
2.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
第一,區域經濟發展和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關系。就扶貧開發而言,解決當前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應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區域經濟的發展。第二,開發式扶貧與救助式扶貧關系。當前,扶貧開發要根據貧困的成因、特點,以開發式扶貧為主。隨著扶貧開發工作的不斷深入,對貧困人口中喪失勞動能力的,應當考慮通過建立農村低保制度,或者通過直接補助資金給予救助。第三,當前和長遠的關系。當前,財政扶貧要加大對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的支持力度。從長遠看,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是要發展農村貧困地區教育事業。同時,要把扶貧開發與可持續發展結合起來。第四,政府扶貧與社會扶貧的關系。關鍵是協調好政府扶貧的計劃性和社會扶貧的自主性之間的關系。
(六)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1.健全立法,為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法律保證
目前應主要抓好兩項工作:一是抓好單項法規的建設,如農民養老社會保險法、農民醫療社會保險法、農村工傷社會保險法、農村扶貧與災害救濟社會保險法,等等。二是抓好地方性的法規建設。政府除了建立一套立法體系外,還應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加強對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的監督。
2.加強政府投入
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需要政府適當的財政支持,尤其是一些基本性保障項目,如社會救助、養老、醫療等項目。政府財政支持農村社會保障事業,一方面體現政府對農村居民保障的責任;另一方面體現了政府的公平。同時,還應積極引導社會各方力量投入農村社會保障,構筑完整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二、財政支農政策的整合
以上財政支農政策的實施并不是孤立的,彼此毫無關系的,而是相互協調、相互影響的。這些政策之間有先后之分,主次之分,層次之分。構建新的支農政策框架要求我們整合這些政策,協調其關系,對其作連續動態安排,發揮其整體功能。
(一)協調政策間的關系
第一,就財政貼息政策而言,其內容可以歸入到補貼政策中。因為,財政貼息是指政府代企業支付全部或部分銀行貸款利息,是財政對企業生產成本的補償。因此,從本質上講它是一種間接的補貼政策。另一方面,從財政資金的作用機制來看,財政農業補貼是通過直接的財政投資,吸引社會資金的大量投入,而財政貼息更側重發揮金融信貸資金的優勢。因此,無論從本質上還是資金的作用機制來看,兩者都是一種包含的關系。
第二,農業投入政策與農業補貼政策是并列的關系,兩者可統一內涵于農業投資政策中,在很多情況下兩者的內容也是相通的。但是,兩者的作用目標和原理又有些區別。農業投入政策側重于農業綜合生產力的提高,而農業補貼政策更側重于直接提高農民的收益水平。在當前我國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農業投入和補貼都應盡快向WTO規則所允許的“綠箱支持”轉移,并有效發揮其“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帶動社會資金投入。
第三,農業投資政策與農村稅收政策兩者無論是對農業還是農民都是一種“取”與“予”的關系,兩者必須協調好,否則就會事半功倍。比如,我國政府歷來重視農業投入和農民收入問題,但與此同時我國農村的稅費負擔也居高不下,結果國家財政支出不少,農民的收益卻不見提高,不僅浪費了資源還加劇了矛盾。因此,在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中,首先要處理好“取”和“予”的關系。國外的經驗表明,要保護農業,實現國民經濟健康協調發展,就必須對農業實行多予少取或不取的政策,我國亦應如此。
第四,財政扶貧政策和農村社會保障政策的建立主要是針對農民增收和穩定農村經濟而言的。這兩個政策的實施對于統籌城鄉發展、縮小收入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財政扶貧工作要求盡快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之相配套。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建立低保制度、開展農村醫療保障和開辦農村養老保險等業務,又可以切斷農民致貧和返貧的根源,有助于發展和鞏固扶貧成果。從某一角度而言,建立扶貧開發新機制也是完善社會保障的一項內容。因此,這兩個政策間應相互搭配,有機結合起來。
第五,農業投資政策、稅收政策等各項宏觀經濟政策要適當偏向于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包括增加財政扶貧資金的投入,增加信貸資金的規模和通過優惠財稅政策引導各種經濟成分到貧困地區開發等措施。
(二)安排政策實施的次序
以上財政支農政策間的關系要求我們在處理好國家與農民取與予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好財政投資政策的作用,并使財政投資的重點向農村扶貧救濟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傾斜。具體而言,財政支農的優先次序應是:農村扶貧救濟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農業生態建設的投入,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和農村產業發展的扶持資金。在需要體現社會公平的事務上,財政無償投入;在體現經濟效率方面(如產業建設),財政側重是通過間接支持培育和創造環境,減少直接的投入。財政投入要在解決眼前困難的同時,盡可能建立起一種長效機制,最終實現內在造血功能和形成自主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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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6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但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金融運行總體是穩健的，但資金分布不合理問題仍然存在，與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要求不相適應。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精神，更好地發揮金融對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支持作用，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發揮金融政策、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協同作用，優化社會融資結構，持續加強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支持，切實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經國務院同意，現提出以下指導意見。
一、繼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合理保持貨幣信貸總量
統籌兼顧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防風險，合理保持貨幣總量。綜合運用數量、價格等多種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充分發揮再貸款、再貼現和差別存款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的引導作用，盤活存量資金，用好增量資金，加快資金周轉速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對中小金融機構繼續實施較低的存款準備金率，增加“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的信貸資金來源。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更大程度發揮市場在資金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企業根據自身條件選擇融資渠道、優化融資結構，提高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信貸可獲得性，進一步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人民銀行牽頭，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參加）
二、引導、推動重點領域與行業轉型和調整
堅持有扶有控、有保有壓原則，增強資金支持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大力支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大對有市場發展前景的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信息技術產業和信息消費、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以及綠色環保等領域的資金支持力度。保證重點在建續建工程和項目的合理資金需求，積極支持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城市基礎設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設，培育新的產業增長點。按照“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對產能過剩行業區分不同情況實施差別化政策。對產品有競爭力、有市場、有效益的企業，要繼續給予資金支持；對合理向境外轉移產能的企業，要通過內保外貸、外匯及人民幣貸款、債權融資、股權融資等方式，積極支持增強跨境投資經營能力；對實施產能整合的企業，要通過探索發行優先股、定向開展并購貸款、適當延長貸款期限等方式，支持企業兼并重組；對屬于淘汰落后產能的企業，要通過保全資產和不良貸款轉讓、貸款損失核銷等方式支持壓產退市。嚴禁對產能嚴重過剩行業違規建設項目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資，防止盲目投資加劇產能過剩。（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商務部、人民銀行、國資委、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按職責分工負責）
三、整合金融資源支持小微企業發展
優化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支持金融機構向小微企業集中的區域延伸服務網點。根據小微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金融需求特點，支持金融機構向小微企業提供融資、結算、理財、咨詢等綜合性金融服務。繼續支持符合條件的銀行發行小微企業專項金融債，所募集資金發放的小微企業貸款不納入存貸比考核。逐步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常規化發展，盤活資金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適度放開小額外保內貸業務，擴大小微企業境內融資來源。適當提高對小微企業貸款的不良貸款容忍度。加強對科技型、創新型、創業型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力爭全年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當年各項貸款平均增速，貸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鼓勵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小微企業信貸風險補償基金，支持小微企業信息整合，加快推進中小企業信用體系建設。支持地方人民政府加強對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監管，對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清理規范。鼓勵地方人民政府出資設立或參股融資性擔保公司，以及通過獎勵、風險補償等多種方式引導融資性擔保公司健康發展，幫助小微企業增信融資，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提高小微企業貸款覆蓋面。推動金融機構完善服務定價管理機制，嚴格規范收費行為，嚴格執行不得以貸轉存、不得存貸掛鉤、不得以貸收費、不得浮利分費、不得借貸搭售、不得一浮到頂、不得轉嫁成本，公開收費項目、服務質價、效用功能、優惠政策等規定，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人民銀行、工商總局、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按職責分工負責）
四、加大對“三農”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
優化“三農”金融服務，統籌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協同作用，發揮直接融資優勢，推動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鼓勵涉農金融機構在金融服務空白鄉鎮設立服務網點，創新服務方式，努力實現農村基礎金融服務全覆蓋。支持金融機構開發符合農業農村新型經營主體和農產品批發商特點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加大信貸支持力度，力爭全年“三農”貸款增速不低于當年各項貸款平均增速，貸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支持符合條件的銀行發行“三農”專項金融債。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擴大林權抵押貸款，探索開展大中型農機具、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抵押貸款試點。支持農業銀行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擴大縣域“三農金融事業部”試點省份范圍。支持經中央批準的農村金融改革試點地區創新農村金融產品和服務。（財政部、國土資源部、農業部、商務部、人民銀行、林業局、法制辦、銀監會等按職責分工負責）
五、進一步發展消費金融促進消費升級
加快完善銀行卡消費服務功能，優化刷卡消費環境，擴大城鄉居民用卡范圍。積極滿足居民家庭首套自住購房、大宗耐用消費品、新型消費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務消費領域的合理信貸需求。逐步擴大消費金融公司的試點城市范圍，培育和壯大新的消費增長點。加強個人信用管理。根據城鎮化過程中進城務工人員等群體的消費特點，提高金融服務的匹配度和適應性，促進消費升級。（人民銀行牽頭，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商務部、銀監會等參加）
六、支持企業“走出去”
鼓勵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大力支持企業“走出去”。以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為重點，進一步推動人民幣跨境使用，推進外匯管理簡政放權，完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外匯管理制度。逐步開展個人境外直接投資試點，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改進外債管理方式，完善全口徑外債管理制度。加強銀行間外匯市場凈額清算等基礎設施建設。創新外匯儲備運用，拓展外匯儲備委托貸款平臺和商業銀行轉貸款渠道，綜合運用多種方式為用匯主體提供融資支持。（人民銀行牽頭，外交部、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商務部、海關總署、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參加）
七、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進一步優化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市場的制度安排，完善發行、定價、并購重組等方面的各項制度。適當放寬創業板對創新型、成長型企業的財務準入標準。將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試點擴大至全國。規范非上市公眾公司管理。穩步擴大公司（企業）債、中期票據和中小企業私募債券發行，促進債券市場互聯互通。規范發展各類機構投資者，探索發展并購投資基金，鼓勵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產品創新，促進創新型、創業型中小企業融資發展。加快完善期貨市場建設，穩步推進期貨市場品種創新，進一步發揮期貨市場的定價、分散風險、套期保值和推進經濟轉型升級的作用。（證監會牽頭，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人民銀行、工商總局、法制辦等參加）
八、進一步發揮保險的保障作用
擴大農業保險覆蓋范圍，推廣菜籃子工程保險、漁業保險、農產品質量保證保險、農房保險等新型險種。建立完善財政支持的農業保險大災風險分散機制。大力發展出口信用保險，鼓勵為企業開展對外貿易和“走出去”提供投資、運營、勞動用工等方面的一攬子保險服務。深入推進科技保險工作。試點推廣小額信貸保證保險，推動發展國內貿易信用保險。拓寬保險覆蓋面和保險資金運用范圍，進一步發揮保險對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積極作用。（保監會牽頭，發展改革委、科技部、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農業部、商務部、人民銀行、林業局、銀監會、外匯局等參加）
九、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業
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入股金融機構和參與金融機構重組改造。允許發展成熟、經營穩健的村鎮銀行在最低股比要求內，調整主發起行與其他股東持股比例。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租賃公司和消費金融公司等金融機構。探索優化銀行業分類監管機制，對不同類型銀行業金融機構在經營地域和業務范圍上實行差異化準入管理，建立相應的考核和評估體系，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廣覆蓋、差異化、高效率的金融服務。（銀監會牽頭，人民銀行、工商總局、法制辦等參加）
十、嚴密防范金融風險
深入排查各類金融風險隱患，適時開展壓力測試，動態分析可能存在的風險觸點，及時鎖定、防控和化解風險，嚴守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繼續按照總量控制、分類管理、區別對待、逐步化解的原則，防范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等風險。認真執行房地產調控政策，落實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加強名單制管理，嚴格防控房地產融資風險。按照理財與信貸業務分離、產品與項目逐一對應、單獨建賬管理、信息公開透明的原則，規范商業銀行理財產品，加強行為監管，嚴格風險管控。密切關注并積極化解“兩高一?！保ǜ吆哪?、高污染、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時暴露的金融風險。防范跨市場、跨行業經營帶來的交叉金融風險，防止民間融資、非法集資、國際資本流動等風險向金融系統傳染滲透。支持銀行開展不良貸款轉讓，擴大銀行不良貸款自主核銷權，及時主動消化吸收風險。穩妥有序處置風險，加強疏導，防止因處置不當等引發新的風險。加快信用立法和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培育社會誠信文化，為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營造良好環境。（人民銀行牽頭，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住房城鄉建設部、法制辦、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等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