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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消費稅的作用范文1
一、下面就有關出口退稅的基本概念、出口政策，及會計核算做簡要介紹：
1.出口退稅
是對報關出口貨物退還在國內生產環節按稅法規定交納的增值稅及消費稅。它是國際貿易中通常采用并為各國普遍接受的一種稅收措施，其目的在于鼓勵各國出口貨物的公平競爭。本文所討論的僅指增值稅的出口退稅問題，消費稅不在此討論范圍。
2.征收率和退稅率
征收率：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基本稅率為17%，另有銷售糧食、食用植物油等為13%，小規模納稅人稅率為3%。
退稅率：是出口貨物的實際退稅額與退稅計稅依據的比例，它是出口退稅的中心環節，它體現著國家在一定時期的財政、價格和對外貿易政策，體現著出口貨物的實際征收水平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退稅率的高低，影響和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也關系到國家、出口企業的經濟利益。我國自1985年實行出口退稅政策以來，1995年—1996年出口退稅率調低為3%、6%、9%，1998年—2002年出口退稅率調高到5%、6%、13%、15%、17%，2004年又平均調低了3百分點，2006年出口退稅調整重點在于調低或取消高污染、高能耗、資源型產品和附加值低、出口量大、容易引發國際貿易糾紛的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了重要技術裝備、高科技產品和農產品加工產品的出口退稅率。政府已將出口退稅機制作為一種宏觀調控我國對外進出口貿易的重要手段，來達到調整出口產品結構。
3.零退稅率：對于出口國家禁止出口（如天然牛黃、麝香等）或特定的情況下出口的貨物（援外出口貨物及計劃外卷煙等）、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既二高一資產品不予退稅的出口貨物（如普通硅酸鹽水泥、墨盒等）。不退則征，零退稅率貨物要交納增值稅銷項稅。
4.出口貿易的主要有二種方式：(1)自營出口：是指經外貿易部門批準，享有進出口貨物經營權的公司和企業，可以將自產和收購的貨物直接辦理出口，包括直接出口、轉口出口、托售出口等（九龍公司符合自營出口條件）。(2)出口：指外貿企業受客戶委托辦理進出口稅收業務，收取一定費，并承擔相應的責任；而價格和其他合同條款的最終決定權屬于生產企業，進出口盈虧和履約責任最終由生產企業承擔。
二、企業的會計核算方法
公司因出口業務主要服務于國外工程的特殊性，所以會計核算適用于本公司業務。
1.會計科目的設置：公司增設“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其他應收款—應收出口退稅款”、“其他應收款—海運費、其他應收賬款——應收單位款—（綜合管理：保險費、產地認證費等）”；
2.賬務處理：
(1)貨物驗收入庫時：借：庫存商品
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進項稅
貸：應付賬款—**客商（或銀行存款）(2)貨物出口報關收到報關單時確認收入，同時確認成本：借：應收賬款—**國外客商（美元金額）
貸：主營業務收入—外銷—**國外客商（項目）借：主營業務成本—外銷—**國外客商（項目）
貸：庫存商品
(3)收到美元貨款收匯時：
借：銀行存款—外部銀行（美元金額）
貸：應收賬款—**國外客商（美元金額）(4)收到美元同時申報計算出口退稅額和結轉成本：本月應退稅額=購進貨物的計稅價格*退稅率
提取出口退稅額，并結轉增值稅征稅率和退稅率之差，將其轉入主營業務成本。結轉成本稅額=購進貨物計稅價格*征退稅率之差。同時，做退稅分錄如下：
借：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出口退稅
主營業務成本—外銷—**客商（項目）
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轉出借：其他應收款—應收出口退稅
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出口退稅(5)收到退稅款時，根據銀行單據：借：銀行存款
貸：其他應收款—應收出口退稅款(6)月末結轉科目余額
借：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轉出
貸：應交稅費—應交增值稅—進項稅額
(7)視同內銷的零退稅率出口商品的賬務處理
由于出口商品中常有國家限制出口的零退稅率貨物，根據出口貨物“不退則征”原則，零退稅率貨物按內銷核算，需繳納增值稅。賬務處理簡述如下：
①商品驗收入庫時
借：庫存商品
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進項稅
貸：應付賬款（或銀行存款）—**客商
②收到國外美元匯款收匯時
計算視同內銷貨物銷項稅額，銷項稅額=出口貨物FOB價（折算為人民幣金額）/1.17*17%
借：應收賬款—**國外客商（美元金額）貸：主營業務收入—內銷—**國外客商
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銷項稅（）借：主營業務成本—內銷—**國外客商
貸：庫存商品
③計算當期增值稅應納稅額：
本月增值稅應納稅額=當期內銷的銷項稅額-當期內銷的進項稅額
借：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已交稅金
貸：銀行存款④月底時：
借：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銷項稅貸：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進項稅（內銷）
應交稅金—應交增值稅—已交稅金
因為本公司出口退稅業務運營比較短，再則不同地區對出口退稅的會計核算方法要求不是完全一樣，所以本文只是針對十三局九龍公司業務進行探討.
簡述消費稅的作用范文2
Abstract: Chinese commercial bank operates independently at its own risk with a heavier tax burden. In order to better carry out tax planning, taxpayers must make a profoun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x planning. Through outlining the mean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eps of tax planning, the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banks'' tax planning, which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ax planning practice.
關鍵詞： 納稅籌劃；特性；風險
Key words: tax planning；characteristics；risk
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3-0125-02
0 引言
作為我國金融體系的主體，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經營績效和競爭力的好壞對我國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金融體系的穩定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有著重要的影響。伴隨著經濟、金融的全球一體化，我國銀行業還要積極投身于國際金融業的競爭，如何有效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競爭能力，已經成為我國目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這一形勢迫切要求我們盡快從各方面對我國銀行業進行改革和完善。
然而，納稅籌劃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是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籌劃項目成功與否會受很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籌劃特性本身及納稅籌劃行為所處的內外部環境的復雜性，會為籌劃人員系統地開展籌劃工作帶來許多具體的困難，若處理不當，其產生的后果很可能會在今后的經濟活動中被進一步的放大和疊加。只有在熟知我國商業銀行納稅籌劃本身特性的基礎上再加以針對性地實施，才能在不斷變化的市場經濟和法律環境中做好納稅籌劃，并取得預期的籌劃結果。
1 納稅籌劃概述
納稅籌劃是指納稅人或其人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自覺地運用稅收、會計、法律、財務等綜合知識，采取合法合理或“非違法”的手段，以期降低稅收成本服務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經濟行為。也因為納稅籌劃的行為主體是納稅人而非其他涉稅人，因為本文采用納稅籌劃這個名詞。
納稅籌劃特性的剖析是以熟知整個籌劃過程為前提的。納稅籌劃有繁有簡、有大有小，不一定每一項稅務籌劃都有完整的程序和步驟，筆者認為，完整的納稅籌劃應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進行納稅籌劃風險評估，第二階段是著手制定納稅籌劃方案，第三階段是籌劃結果的跟蹤與反饋。
1.1 納稅籌劃風險評估 傳統的納稅籌劃步驟中并沒有風險評估這一步，而實際上，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銀行業不能忽視風險而單純地追求稅后利益最大化，而應更多的考慮風險與收益的對等性，只有充分考慮到納稅籌劃中可能存在的風險，才能做出是否進行納稅籌劃的正確判斷，也才能及時防范和處理將來可能發生的風險。
1.2 制定納稅籌劃方案 企業首先應根據納稅籌劃內容，確立納稅籌劃的目標，在對目標進行了確定和掌握相關信息的基礎上，納稅籌劃人可以著手設計納稅籌劃方案，并根據有關稅法規定和納稅人預計經營狀況，盡可能建立數學模型進行演算，模擬決策，定量分析，修改備選方案。同時，還要將風險評估結果考慮到納稅籌劃方案中，確立主次風險的防范和應對策略；最后，在特定環境下選擇最佳方案。
1.3 跟蹤與反饋 稅收制度的多變性和稅收環境、納稅人情況的不穩定性的存在，必然對納稅籌劃方案的有效實施和預期目標的實現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付諸實踐后，必須運用信息反饋制度，定期對籌劃方案的實施情況進行評估，驗證實際納稅籌劃結果是否如當初測算、估算，通過對方案的評估，及時找出存在的問題或不適應的地方，或者通過對方案的適當調整，以降低方案的籌劃風險，使籌劃活動順利進行，為今后納稅籌劃提供參考依據。
2 我國商業銀行納稅籌劃的特性
2.1 籌劃難度大 銀行業是稅負水平較高的行業之一，稅收在商業銀行總成本中占較大比重。目前我國商業銀行在運營中經常涉及的稅種主要有11個，包括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增值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契稅、車船使用稅、車輛購置稅、代扣代繳的個人所得稅，加上以實際繳納的流轉稅（營業稅、增值稅、消費稅）為計費依據的法定政府收費項目—教育費附加，則經常性稅費共有12項。
無論與國內其他行業相比，還是與外資銀行相比，商業銀行是一個稅負較高的弱勢行業。從現行銀行稅制中的流轉稅來看，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高稅收（高稅負）不能較好地轉嫁給銀行的消費者，稅負只能由銀行企業內部消化，其結果是消耗銀行自身的競爭力，也同樣增加了銀行與其他同業之間的競爭壓力。而且，它面臨著諸如不良資產比例高、資本充足率低、資產質量差、呆壞賬比重大、盈利能力及風險防御能力低等困難，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承擔著一部分沒有盈利甚至虧損的政策性貨款，流轉稅負擔過重不利于國家政策的貫徹實施，這不僅不利于我國銀行業經營績效和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以及自身資本的積累，還將為商業銀行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的金融隱患。納稅籌劃作為銀行業盈利的一個重要途徑，面對如此龐大的經營負擔與稅收負擔，其實施和實踐的難度也顯而易見。
2.2 側重所得稅和營業稅籌劃 我國現行的銀行稅收制度形成了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的復合稅制結構體系，針對國有商業銀行而言，其繳納的主體稅種是營業稅和所得稅，商業銀行的企業所得稅率為33%，營業稅稅率為5%（高于建筑業、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等適用3%的稅率）。商業銀行的營業額是營業收入扣除金融企業往來收入的余額，營業收入包括貸款利息收入、外匯轉貸款費收入、手續費收入以及金融商品的轉讓凈收入等；商業銀行的所得收入包括存貸業務、資金業務、業務、理財業務等。由于營業稅和所得稅占到其納稅總額的90%，因此，在實踐中籌劃人員對商業銀行納稅籌劃問題的側重點放在了這兩個主體稅種之上。
2.3 偏重依賴經濟環境 一般籌劃行為的影響因素中都包含經濟環境因素這一項，但對其依賴程度卻不深，銀行業的納稅籌劃行為則不同。商業銀行的主要收入90%來自金融行為，如貸款利息收入、金融企業往來利息收入、手續費收入、系統內往來收入、中間業務收入和其他營業收入等，金融環境趨好，那么銀行業的收入就會增加，相對應地，所應繳納的稅額就增加，但這種應繳稅額的增加可以通過納稅籌劃而進行相應地抵減，由此銀行所獲得的收益就會增大；若金融環境趨弊，銀行業收入就會降低，稅負可籌劃空間就小，若處理不當就會造成虧損。
2.4 籌劃風險大 在國際國內稅收法律法規的不斷完善，反避稅措施不斷增強，市場經濟環境的變幻莫測，以及其他人為因素存在的背景下，商業銀行因其收入來源復雜、納稅籌劃難度大、經營結構不單一等客觀因素的存在，導致商業銀行的納稅籌劃要比一般行業的納稅籌劃具備更大的風險性，最終的納稅籌劃收益可能會高于或低于先前的預期結果，企業在運用各種政策開展納稅籌劃時的不確定性因素也導致風險明顯增加。因此，納稅人必須要樹立納稅籌劃風險意識，立足于事先防范，在進行納稅籌劃方案制定之前，應對影響籌劃結果的所有潛在風險因素進行確認并評估，在考慮風險是否可以化解或轉嫁等因素的基礎上確定是否開展籌劃，同時還必須考慮因納稅籌劃引致的各種涉稅成本，包括顯性和隱性成本，只有綜合籌劃成本在可接受范圍內時開展稅務籌劃才有效率。
3 結論
熟知商業銀行納稅籌劃的特性對我國銀行業順利開展納稅籌劃及實施風險管理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論文通過簡述納稅籌劃的含義及工作步驟，結合實際，分析了我國商業銀行納稅籌劃的特性，為銀行業的納稅籌劃實踐提供了理論參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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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消費稅的作用范文3
從蒙代爾—弗萊明—多恩布什（M—F—D)模型及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NOEM）出發，通過構建SVAR模型，基于匯率傳導機制分析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研究結果表明：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短期效果良好，匯率對物價的傳導作用較顯著，對產出的傳導受阻，主要因為日元貶值未明顯改善貿易收支；隨著日本基礎貨幣投放加碼，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放緩，貨幣流動性有可能滯存金融體系并滋生資產泡沫，政策效果隨之打折；鑒于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有愈演愈烈之勢，易與美國退出量化寬松產生共振效應，故中國不僅應吸取其寬松金融政策的實踐經驗，同時需要審慎對待并及早應對其負面沖擊。
關鍵詞：
日本；量化寬松；匯率傳導機制；SVAR；政策效果
一、引言
在以利率為主要調控工具的“價格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空間均縮窄的情況下，日本學術界對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寄予厚望[1]。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日本施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步伐趨于加快，政策目標從最初的穩定金融市場開始轉變為解決通貨緊縮和提振經濟?！叭毡景妗绷炕瘜捤韶泿耪咦铒@著的成效便是有力引導了日元下行。日元匯率貶值有助于打破日本市場現有的利益格局，指引資金流向，一方面借由匯率下行促進出口，增加投資及消費，進而拉動產出增長。另一方面抬高進口原材料及商品價格，可以通過匯率傳遞效應影響物價。如果說，“日本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顯性目標不外乎穩定金融體系、擺脫通貨緊縮及提振經濟，那么其隱形目標則是革新日元匯價機制[2]。2014年10月底美國宣布退出量化寬松，然而僅隔一天，日本央行突襲式擴大量化寬松規模?！叭毡景妗绷炕瘜捤韶泿耪叱掷m發酵，開始與美國背道而馳，美日元匯率在未來難免震蕩。盡管國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研究成果較豐富，但大多以研究美國為主，研究日本的相對較少，且實證分析集中于小泉時期的首次量化寬松政策階段，對于金融危機以來規模持續擴大的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缺少實證探析，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匯率傳導機制研究也相對空白。因此，文章擬通過構建SVAR模型，基于匯率傳導機制，分析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以期探析對中國的政策啟示。
二、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軌跡
為探析日本自金融危機以來施行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首先需明晰在此期間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演變軌跡。2008年雷曼公司宣布破產，以此肇始的世界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日本為保持金融危機期間市場所需的流動性充裕，緊急啟動了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后東日本大地震及核電災害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目標逐漸由最初的穩定金融體系開始向解決通縮和改善經濟環境轉變。2012年底安倍上臺之后，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力度空前加大，成為世界經濟焦點。金融危機以來日本逐步走上施行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軌道，主要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08年至2012年施行的廣泛性寬松貨幣政策；二是2012年至今施行的異次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一）2008年至2012年：廣泛性寬松貨幣政策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2008年愈演愈烈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作為金融大國的日本難免沖擊。為緩解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緊張，時任日本央行行長的白川方明緊急啟動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措施有：分兩次將無擔保抵押貸款隔夜利率從0.5%下調至0.1%；向銀行間市場及私人機構注入流動性，加大購買政府債券的力度，截至2009年3月，日本銀行對長期國債的月購買量從1.2萬億日元提高到1.8萬億日元[3]，擴大銀行合格抵押品范圍、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以緩解銀行間市場流動性壓力，越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購買商業票據和公司債券等信用產品直接向私人機構提供資金支持；為壓低風險溢價，穩定金融體系，日本央行實施股票購買計劃，建立資產購買項目購買股權金融產品，包括風險資產[4]。盡管金融海嘯對日本的沖擊漸退，但是禍不單行，2011年之后，東日本大地震及福島核電災害接連發生，天災人禍使日本再次跌入經濟停滯的深淵。日本開始施行全面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措施有：降低基準利率，下調基本貸款利率和無擔保抵押貸款隔夜利率，宣稱將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的目標定為“0%~0.1%”；積極施行資產購買計劃，資產購買項目愈加廣泛，貨幣寬松規模逐步擴大；此外，2012年2月日本央行引入“中長期物價穩定目標”，并明確當前目標為CPI同比增長1%，但是對“中長期”的時間范圍解釋較為曖昧。盡管以上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營造了寬松的金融環境，恢復了金融產品的市場功能，防止金融市場失靈進一步拖累實體經濟，但是對于解決日本通貨緊縮和經濟萎靡的難題效果不佳。整體而言，2008年至2012年，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具有廣泛性和遞增性等特點。遞增性的特點較易理解，即指隨著金融海嘯、東日本大地震及核電災害的發生，整體政策寬松規模逐步放大。廣泛性主要指政策施行工具多樣，政策框架下資產購買項目較為廣泛，由于廣泛性為這一階段貨幣政策鮮明特點，因此，在此期間日本采取的貨幣政策可以稱為廣泛性寬松貨幣政策。
（二）2012年至今：異次元寬松貨幣政策2012年底，安倍晉三第二次當選日本首相，上臺伊始便射出三支政策利箭，即大膽的金融寬松政策、積極而靈活的財政政策及刺激民間投資的經濟發展戰略，以期消弭通貨緊縮，刺激經濟復蘇。2013年4月，黑田東彥接替白川方明成為新一任日本央行行長，他積極支持安倍的經濟思想和政策主張，在首次貨幣政策會議上即推出更為激進的無限量、無限期的“質化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提出4個“2”的政策預期目標，即基礎貨幣投放量擴大為兩倍，將更長期國債納入收購對象，并且在兩年之內促使通貨膨脹達到2%[5]日本央行計劃將基礎貨幣投放量由2012年的138萬億日元增至2014年底的270萬億日元，購買長達40年期限的國債，采取更為多樣的政策工具，如增購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以及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等[6]。盡管相對于白川方明在任期間，政策形式并無特別創新，但是黑田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出伴隨“無限量、無限期”等字眼，可見其規模之大、決心之堅、施行力度之強前所未有，因此也被稱為“異次元”寬松貨幣政策，有史無前例、突破歷史維度的激進之意[7]。2014年10月底美聯儲宣布退出量化寬松，僅相隔一天，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日本央行突襲式增加量化寬松政策施行砝碼，不僅將每年的基礎貨幣投放規模由目前的60萬億至70萬億日元擴大到80萬億，而且進一步延長國債增持期限至10年，國債購買量從每年50萬億日元的規模擴大至80萬億日元，同時股市聯動型基金、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及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的年購入量也被放寬。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三、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匯率傳導機制理論
盡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屬于非常規貨幣政策，但是匯率傳導機制仍是其政策傳導機制的重要一環，特別是對于日本而言，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加碼對日元貶值的作用十分明顯。基于匯率傳導機制研究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可以從蒙代爾-弗萊明-多恩布什模型以及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的理論基礎展開，以期從理論層次明確實證分析的框架。
（一）蒙代爾-弗萊明-多恩布什（M-F-D）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是在封閉經濟環境下的IS-LM模型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是傳統宏觀經濟分析的基礎模型，也是進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析的經典模型。1976年，多恩布什（Dornbusch）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基礎上，引入理性預期，并考慮到價格漸進調整，最終形成了蒙代爾-弗萊明-多恩布什（M-F-D）模型，突破性地提出匯率超調理論[8]。1985年，奧布茨弗爾德（Obstfeld）和斯道克曼（Stockman）將理性預期及隨機因素沖擊納入模型，進一步完善了M-F-D模型[9]。采用M-F模型分析，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一國施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無論資本是否完全流動，其政策均無效；但在浮動匯率制度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可通過匯率變動影響凈出口以促進經濟增長。在資本不完全流動的情況下，一國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帶動利率下降，基于利差資本外流，進而本幣貶值，凈出口增加，本國產出增加；在資本完全流動情況下，假設本國利率將與世界利率保持一致，則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導致本幣貶值，凈出口增加，進而刺激產出增長。由于M-F模型的基本假設為價格水平不變，進口商品價格以外國貨幣表示，因此匯率水平的變動可以同比例傳遞到進口商品的價格上，進而影響國內整體物價水平。多恩布什的匯率超調模型對M-F模型進行擴展，繼承了M-F模型中價格粘性的分析，假定一價定律成立，由于貨幣市場可以瞬間完成調整，商品市場調整具有滯后性，貨幣市場調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場，因此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短期利率下降，資本外流，匯率迅速貶值至國內外資本收益相等的均衡點，但由于長期匯率預期升值，最終匯率會在一定程度上回升達至新的均衡，故最初的匯率均衡點貶值程度將大于最終匯率均衡點，出現匯率超調。在匯率超調模型中，盡管短期內價格具有粘性，但增加的貨幣供給催生價格上漲預期，最后隨著價格剛性的消失，價格也將隨著貨幣供給量的增加而上漲。
（二）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NOEM）M-F-D模型可以有效考察在開放經濟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但這種解釋缺乏微觀基礎。1995年，奧布茨弗爾德（Obstfeld）及羅高夫（Rogoff）將壟斷競爭及名義價格粘性納入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并考慮了理性預期因素，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模型理論框架基本形成[10]。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理論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有著較強的現實解釋力，科爾賽蒂（Corsetti）和佩森蒂（Pesenti）在此框架下，系統梳理了財政貨幣政策的傳導機理及對福利水平影響。NOEM模型并沒有簡單沿用價格粘性的假設，而是根據實際經濟環境下價格粘性的不同狀態，引入不同定價規則的假設，故M-F模型中匯率波動可以最終同比例傳遞到進口商品價格上的情況有所改變。在NOEM的標準模型基礎上引入市場定價原則和國際市場分割，則匯率波動對進口商品價格的傳遞取決于以何種規則定價，以生產者所在國的貨幣定價稱為生產者貨幣定價（簡稱PCP），以消費者所在國的貨幣定價則稱為當地貨幣定價（簡稱LCP）。按照PCP原則，以本幣表示的國內產品價格具有粘性，擴張性貨幣政策促使本幣貶值，則本國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上漲，而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出口并抑制進口，提高本國的經濟福利水平。在此定價規則下，進出口商品價格隨著匯率下行將同比例變化，進而影響最終消費者價格指數，匯率傳遞效應是完全的。按照LCP原則，由于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具有粘性，本國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匯率貶值不會改變貿易條件，但是降低了外國出口企業的實際收益，在提高本國福利水平的同時損害了他國的經濟福利。在此定價規則下匯率波動不影響進出口商品的價格[12]。無論是在M-F-D模型還是NOEM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均可看出一國施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匯率傳導機制影響產出與物價水平。故結合理論基礎及研究需要，文章基于匯率傳導機制研究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為探析匯率傳導的各環節效果，構建3個層次的SVAR模型，分別研究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日元匯率的影響，日元匯率對物價以及產出水平的傳導效應。文章的實證分析框架。
四、SVAR模型構建與實證分析
（一）模型變量設定與數據來源1．變量的設定（1）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與匯率的變量。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通過增加基礎貨幣供給帶動廣義貨幣供應量擴張，進而引導利率下行。自1998年起，日本使用“M2+CD”作為廣義貨幣供給量指標[13]。因此，為更切實度量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日元匯率的影響，選取日本基礎貨幣、廣義貨幣供應（M2+CD）、日本銀行間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變量。日元匯率的變量為東京市場日元兌美元月平均值，采用直接標價法。（2）日元匯率對物價傳導模型中的變量。日元貶值可以通過抬高進口原材料、中間品及商品價格影響國內消費者價格指數。因此，選取日本進口價格指數，去除生鮮食品的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作為日本物價水平的變量。（3）日元匯率對產出傳導模型中的變量。匯率貶值對產出的傳導主要是通過促進出口，改善貿易收支，拉動投資，進而提高產出[14]。故選用日本凈出口額作為日本對外貿易變量，選取常用的日本民間投資指標“除船舶和電力以外的民間需求”訂單額作為投資的變量。由于日本GDP只有季度統計數據，故參照以往研究，以日本全產業活動指數（農林水產業生產指數除外）作為產出的變量。2．數據來源與處理為涵蓋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階段，并滿足構建模型所需數據容量，文章選取樣本區間為2008年1月至2014年11月的月度數據，具體變量設定見表1。
（二）模型設定及穩定性檢驗1．模型設定檢驗首先，為確保時間序列平穩，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c，t，m）為檢驗回歸方程形式，c為回歸方程的截距項，即檢驗的時間序列均值；t為回歸方程的線性趨勢項，即檢驗序列是否具有明顯的時間趨勢；m為滯后階數，由Eviews7.0軟件系統根據SIC準則自動確定。結果顯示，i和y的原始時間序列平穩，對jbm及jgm進行對數一階差分處理，對jr、je、ipi、cpi及nx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的序列均平穩。2．模型穩定性檢驗為確保建立SVAR模型構建有效，需判斷模型是否穩定，采用AR根的圖表予以檢驗。在此之前，必須確定VAR模型滯后期，根據LR、FPE及AIC準則確定研究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匯率影響的模型滯后期為3，研究日元匯率對物價傳導的模型滯后期為2，研究日元匯率對產出傳導的模型滯后期為3。AR根的圖表檢驗結果見圖2，所有根模的倒數小于3，即位于單位圓內，故模型均是穩定的，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三）模型識別在構建SVAR模型時，最為重要的是設定結構參數可識別的條件約束。由于文章使用AR型SVAR模型，因此需要對同期關系矩陣施加約束條件，約束條件分為短期和長期，由于短期約束條件可以根據相關經濟理論進行施加，故文章采取施加短期約束條件的方法。根據文章實證分析脈絡。式（1）中，第1行假設日元匯率只受其他變量滯后期的影響，不受當期影響；第2行假設利率對當期廣義貨幣供應量及基礎貨幣波動的變化沒有反應；第3行假設基礎貨幣供應量波動的變化對當期廣義貨幣供應量沒有影響；第4行假設基礎貨幣調控受其他變量的當期及滯后期波動變化的影響。式（2）中，第1行假設核心消費者價格指數不受其他變量當期值影響；第2行假設進口物價指數不受匯率當期波動的影響；第3行假設匯率波動受其他變量當期及滯后期影響。式（3）中，第1行假設產出只受其他變量滯后期的影響；第2行假設投資不受日元匯率、凈出口的當期影響；第3行假設凈出口與當期日元匯率波動無關；第4行假設日元匯率與其他變量當期及滯后期值均有關。
（四）實證結果1．脈沖響應函數結果分析脈沖響應函數可以形象描述模型受到某種沖擊時對系統產生的動態影響，即施加一個標準沖擊后對其他變量當期與未來的影響。由于脈沖響應與變量順序有關，因此需檢驗模型穩健性，更改變量順序后得到的脈沖響應結果很相似，所以SVAR模型是穩健的，故根據約束條件先估計出結構因子分解矩陣，然后利用其估計正交轉換矩陣，得到各內生變量的脈沖響應函數，結果見圖3及圖4。（1）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匯率的沖擊影響。圖3中，在日本基礎貨幣的一個標準沖擊下，廣義貨幣供應量處理值首先呈微弱的負向響應，但隨即轉為正向并逐漸增強，在第4期達到峰值，隨后下跌并在正負向響應間震蕩，最終趨近于0；相對而言，日元匯率處理值具有較強的正向響應，在第4期達到峰值后趨弱，第8期后持續負向響應并趨近于0；給廣義貨幣供應量施加一個標準沖擊，日元匯率處理值則更多的是負向響應，第6期負向響應幅度最大，之后在第10期左右轉為正向響應，但響應程度微弱；在利率的一個標準沖擊下，日元匯率處理值先正向響應增強，隨后減弱至負向響應，在第5期降至最低，之后轉為微弱的正向響應，最終趨于0。（2）日元匯率對物價水平的沖擊影響。圖4中，在日元匯率一個標準沖擊下，進口價格處理值的響應曲線最初呈現正向響應，在第2期即達到最高點，之后迅速下滑，第3期轉為負值，之后響應趨勢平穩趨于0；日元匯率變動沖擊對消費者物價處理值的影響基本類似，同樣起初為正向，至第2期達到峰值，之后下行轉為負向并小幅震蕩；進口價格變動的沖擊對消費者物價處理值的影響始終為正向，在第2期達到峰值，之后逐漸減小。（3）日元匯率對產出水平的沖擊影響。圖4中，在日元匯率一個標準沖擊作用下，凈出口處理值在前期反應明顯，第4期達到最大值，之后轉為負向響應并逐漸減弱，最終趨近于0；而日本投資及產出對日元匯率變動沖擊的響應曲線類似，均保持正向響應，短期響應程度增強，長期減弱；在凈出口的沖擊作用下，投資雖然在第2期出現正向響應，但是整體來看負向響應居多；日本產出對于投資變動沖擊的響應最初并不明顯，但第4期具有較大的正向響應，之后響應幅度逐漸減弱。2．方差分解結果分析方差分解可以定量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即描述每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的影響程度。為進一步明晰結構沖擊的影響貢獻，對系統變量進行方差分解。由于選擇滯后期數為18，篇幅有限，只簡述其主要結果，省略方差分解所得具體數據的陳列但備索。由方差分解結果可得，對于日元匯率來說，利率對其影響程度最大，并隨時間推移影響程度漸進提高，最終在4.88%左右；基礎貨幣對其影響次之，最終在3.50%左右；廣義貨幣供應量對其的影響最弱，最終在2.31%左右。對于日本消費者物價水平來說，進口價格對其的影響大于日元匯率對其的影響，進口價格對其的影響度在第2期即為6.19%，之后在第6期攀升至峰值9.88%，并最終穩定在9.87%左右；而日元匯率對其的影響度最高只達到2.97%。觀察日元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影響度可知，其在第2期對進口價格的影響度升至最高為8.69%，之后4期均小幅回落，最終緩慢攀升，維持在8.62%左右。對于日本產出來說，日元匯率對其影響最強，最大為21.54%；投資次之，最大為18.40%；凈出口對其影響最弱，最終僅維持在1.40%左右，但是投資、凈出口及日元匯率對產出的影響均隨時間推移逐漸增強。為探析日元匯率通過貿易、投資向產出傳導的過程，觀察日元匯率對凈出口的影響度可知，日元匯率貶值并未明顯拉動凈出口的增加，對其影響度最高不超過5.12%。同樣，日本凈出口對投資的影響也不明顯，最高不超過2.77%。相對而言，日元匯率對投資的直接影響度較大，最高達到14.28%。方差分解結果印證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確實可以通過促使日元貶值，進而影響物價和產出水平。相對而言，日元匯率對物價的傳導機制存在，但是對產出的傳導受阻，日元貶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進了投資和產出的增加。
五、主要結論對中國的啟示
（一）主要結論文章主要通過構建SVAR模型，研究了自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基于匯率傳導機制的政策效果，可以得到主要結論。首先，從貨幣政策對匯率的影響角度來看，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過向市場大幅投放基礎貨幣，帶動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及利率的下行，短期內促使日元大幅貶值，但是長期效果受到懷疑。對日本來說，日元貶值確實有利于經濟的復蘇。國際流動性泛濫，在美元弱化的背景下，日元的相對升值曾給日本帶來一系列經濟問題，如熱錢涌入威脅經濟的健康發展，海外投資增加加劇國內產業空心化，削弱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影響物價加劇國內通貨緊縮等。因此，日元貶值成為日本解決棘手經濟難題、革新利益集團格局的良藥。金融危機以來，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有力引導了日元貶值，特別是黑田版異次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由于政策力度史無前例，導致日元貶值空前加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國匯率由多種因素決定，不僅受經濟政策的影響，一國經濟發展、國家實力及外交關系等也是匯率波動的影響因子。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因為日本取代美國成為債權和金融大國，美國便可通過“廣場協議”及“盧浮宮協議”成功對日元幣值“有計劃的操縱”[15]，那么美國已然退出量化寬松，而“日本版”量化寬松的施行卻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日元貶值必然入侵美國經濟利益區間，美國對日元貶值的“善意忽略”恐怕總有期限，可見日本幣值下行之路前景難以一帆風順，貶值的空間會逐漸縮小。其次，從日元匯率對物價及產出的影響角度來看，在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效果下，日元匯率對物價的傳導機制存在。但是，日元貶值抬高物價水平的長期前景并不樂觀。一方面日元貶值推高進口產品價格，損害中小企業的經營利益，實際工資增幅過小降低日本民眾的消費需求，如果日本不能有效提振國內需求，通貨緊縮的短期改善將難以為繼。另一方面，物價上漲也得益于消費稅提高帶來的正向刺激，但是稅后消費需求減少，隨著原油、銅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行，日本通貨緊縮預期難免升溫。日元貶值雖然對解決通貨緊縮問題有所助力，但長期效果有可能被多種因素緩沖。探究日元匯率對產出的傳導過程可知，日元貶值對改善貿易收支的作用不明顯，而且貿易收支的變動對投資的影響也不明顯，匯率傳導機制在此兩個環節均受到阻滯，這可能是由以下幾方面原因造成：首先，日本進口及出口需求缺乏彈性，但是相對而言，進口需求彈性要高些[16]，符合馬歇爾——勒納條件①，貨幣貶值對貿易收支的改善存在時滯，即“J曲線效應”②。其次，日元貶值增加企業進口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蒸發了企業的貿易利潤，而且日本主要的貿易對象為美國、歐洲及中國等國家，美國與歐洲各國經濟增長乏力，對日本產品的需求降低，中日貿易關系受兩國政治關系惡化的影響轉為低谷，日本對外貿易環境整體惡化。最后，日本國內需求尚未有效激發，企業及民眾對經濟基本面的悲觀預期尚未消弭，因此投資難以隨著經濟政策寬松而跟進。盡管通過日元貶值改善貿易收支進而促進投資與產出的路徑受阻，但不可否認，隨著日元匯率下行，日本投資與產出確實出現一定幅度的增加，日元貶值對提高投資及產出的直接作用不容小覷。最后，對于日本國內來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重振經濟奠定了寬松的流動性環境，但是，隨著基礎貨幣投放腳步的加快，廣義貨幣供應量的增速趨緩，這是由于黑田東彥主推的量化寬松經濟刺激計劃規模為美國第三輪量化寬松規模的兩倍[17]，相對美國來說，日本市場吸收資金能力有限，一部分流動性有可能滯留金融體系，未進入實體經濟流通。黑田版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施行如火如荼，滋生金融泡沫的風險不斷加大。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日本周邊國家來說，日本大量“印鈔”導致多余流動性有可能伴隨日元貶值外流，以大規模套利性資本形式沖擊亞洲金融體系的穩定[18]。美國已然退出量化寬松，日本貨幣政策開始與美國背道而馳，日元兌美元的匯率震蕩不僅影響兩國的經濟福利，也可能給世界經濟環境帶來潛在的風險。
（二）對中國的啟示一方面，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短期效果良好，其政策實踐對中國完善貨幣政策施行框架有一定啟示；另一方面，其政策溢出效應對國際資本流動產生沖擊，需要認真對待并防范其負面影響。因此，從日本超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實踐效果中可以得到以下啟示：首先，“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③對宏觀經濟具有重要的調控作用。美歐對量化寬松的研究已經論證此類政策短期刺激經濟增長效果顯著，長期效果并不確定且伴有風險[19][20]。文章以日本為對象國，同樣得出上述結論。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施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背后有財政政策空間縮窄的原因，而對于中國來說，影響經濟發展的約束條件更多是內需不振、生產成本上升、潛在產出下降等問題，切實降低經濟增長的外部依賴，推進結構性調整才是中國當下緊迫之舉。鑒于中國自身經濟結構特征，財政和稅收政策是承擔經濟結構調整任務的有力政策手段，而貨幣政策應配合經濟政策導向繼續走穩健調控之路，不應盲目跨入流動性寬松的行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經濟增勢疲軟，依賴量化寬松政策緩解經濟困局開始趨于周期性常態化，國際流動性泛濫之勢短期內難以改變，中國也將面臨愈加沉重的資本輸入性壓力，因此適度加大貨幣政策調控靈活性，并切實提高政策框架下的風險防范能力顯得尤為重要。其次，加強對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跟蹤研究。國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研究成果并不貧乏，但主要對象為美國，對“日本版”量化寬松關注不足，對于黑田東彥推行的“質化與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缺乏深入分析及跟蹤研究。盡管日元沒有美元一般的國際地位，但是日本作為開放性的經濟強國，其經濟政策溢出效應仍不容忽視。況且，在美國已然退出量化寬松的前提下，日本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依然持續發酵，其共振效應尚未可知，需加強關注及剖析。最后，未來中國經濟面對較大的下行壓力，金融改革也將全面深化，鑒于國際復蘇格局和貨幣政策施行的分化，人民幣匯率難免震蕩，這就要求中國在穩步推進匯率機制改革過程中，在短期內仍應重視央行對匯率的“有管理”的職能，維持匯率的相對穩定。另外，雖然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后，人民幣出現對美元的大幅貶值，但是就整體經濟發展的基本面來看，中國不存在匯率貶值的基礎[21]，因此不應忽視人民幣對日元的相對升值，故僅從經濟層面上看，可以利用日元大幅貶值的契機調整對日進口產品結構，并促進對日直接投資發展，繼續深化中日雙邊貿易角色的轉換，以更低成本吸收日本先進技術及管理經驗，同時，鑒于中日政治關系重降冰點，日本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程度較高，中日民間貿易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借助經濟力量融化政治冰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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