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范例6篇

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范文1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系統不同。在現有的基礎上,不同的條件下,宏觀調控是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無限的經濟自由,政府掌握實施宏觀調控并不需要單獨的立法授權,因為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所憑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調控措施,也是經濟的綜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別單獨的立法。

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授權來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決條件,更是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關鍵環節,該系統基于現有的條件,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總體上來說,是指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征服所面臨的問題都不是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進,但向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建立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

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不同的條件下,調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達到調控經濟運行的目的,這決定了政府干預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場主體的經濟自由被剝奪是此消彼長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監督,對指令是政府給予行政處分。因此,宏觀調控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直接干預微觀經濟單位的實現,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在本質上是強制性的。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的影響因素也有差異,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通過政府下達的指令來制定發展計劃。由于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具有強制性,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控制是基于對市場的影響和實現,政府的監管的對象是不特定的,政府有沒有權利直接對市場主體,各經濟實體,如企業,個體戶,事業單位出具的計劃指令,只有通過市場的自主調節功能來實現,簡而言之,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是政府通過影響力來規范市場中各個主體的。

在市場經濟中的宏觀經濟調控不是強制性的,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應該是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是通過增強技術,使經濟主體免予遭受市場盲目性的信號傳導機制的影響,這一點,要從市場的完善,改革微觀經濟主體的產權結構,加快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轉變。這表明,在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和控制效果更為復雜,宏觀調控的影響因素和控制的大小的影響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這也意味著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成效,政府的能力要求更高。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范文2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盵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盵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币虼?,“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盵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吧唐方洕毙问降陌l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皬碗s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盵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盵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币虼耍叭藗兘枰赃M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盵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吧唐方洕毙问降陌l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昂唵紊唐方洕币卜Q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皬碗s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笆袌觥币殉蔀樯鐣洕顒拥臉屑~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盵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盵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斎藗儼凑战裉斓纳a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盵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范文3

經濟學界對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爭論已經存在了幾百年,在金融危機以后,各個國家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來應對,這個時候,學術界更多的對市場經濟采取批評的態度,對計劃經濟采取贊揚的態度。但是,核心的問題在于,必須要找出危機發生的實質性原因,對發生原因都不了解,更別談用恰當的方式去解決問題了。經過探討認為,危機發生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市場存在的不確定性,無法判斷市場的需求和市場目前的供給,也無法準確的定義供給的價格,隨著這種情況的加重,最終導致了全面危機。當經濟危機發生的時候,很多所謂的經濟學家就會有一系列的空洞探討,同時政府一般也會想辦法挽救市場,但是這些終究不是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方法,當面臨危機的時候,應該怎么做才能更好的應對危機。最核心的部分在于深入探索危機發生的本質,然后采取有針對性的方法來應對危機,絕不是空洞的探討和盲目的政府干預,危機的發生在某種程度上是供需關系不再平衡的一種外在表現,是通貨膨脹泡沫破滅的表現。在市場好的時候,企業在不斷的盈利,如果企業不能夠對市場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判斷,而是盲目的增加自己的產量,到達危險的臨界點以后,會發生產能過剩的現象,從而給企業的財政帶來負擔。經濟的健康發展是存在規律性的,應該順從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樣才能更好的避免危機的發生。因此,政府不應該盲目的去干擾經濟市場的運轉,而是應該遵從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盡量的保持供需的平衡關系來度過經濟危機。

二、對傳統經濟學的挑戰

在現有的經濟學下,學者沒有對危機做出合理的解釋,更不用談對以后可能會發生的危機的指導意義了,這就表明了傳統的經濟學已經有了巨大的挑戰,具體有下面這幾點:沒能明確經濟增長的目的。為什么要進行經濟活動,這個問題看著很簡單,其實這才是經濟最本質的問題,已經很少有學者去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了。從根本上來說,人類的經濟活動最終都是消費,但是現在消費的目的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甚至方向也錯誤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很多經濟活動與消費脫節的越來越遠,看似好像與消費失去了聯系一樣,傳統的經濟學在危機面前的表現越來越差;兩種經濟方式之間的爭論使危機的理解變淡。在經濟學發展的這幾百年以來,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的爭論一直存在,這是兩種對立的理論,但是爭論都是停留在表面,沒有深入到他們的本質。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計劃和市場也不是完全的對立作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應該是一種相互促進的關系,完全的市場經濟不能健康發展,政府過多干預的計劃經濟更不能,必須要在最本質上加強兩種經濟方式的協同發展;國際宏觀經濟學非常落后。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了,金融危機的國際性也越來越明顯,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可以脫離于整個世界的經濟形勢,但是,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卻非常的不對稱,國際性的干預基本上起不了作用,這也就突出了相關經濟理論的落后性,當前的經濟理論大部分還都是停留在國家的范圍內展開討論的,但是站在全球角度上有效的經濟理論很少見,如果不能夠深入的研究世界范圍內的經濟情況,就會增加危機發生的可能性,這已經被多次的經濟危機體現出來了,沒有有效的阻止危機的方法。從實際效果來看,學術界并沒有有效的方法來防范危機的產生,有的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論而已,主要原因在于學術界都忙于兩種經濟方式的爭論,沒有深入的去討論危機,并且對危機本身的認識也不夠深刻。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危機是很難避免的,但并不等于我們沒有有效的方法來防范或者最大限度的減少危機的傷害,目前學術界在這方面并沒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三、回歸本原的經濟學

在經濟危機中,暴露了經濟學理論方面存在的不足,相關的專家學者必須要進行深刻的反思,最本質上來講,就是回歸本原的經濟學,主要有這幾個方面:經濟和消費的一致性。進行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消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不能忽略了消費這個主旨,在市場經濟的情況下,應該在充分尊重微觀主體的前提下,使主體的活動和人類滿足消費的目的一致;計劃和市場兩種經濟方式的統一。縱觀經濟學理論,不乏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的爭論,有的過分的強調了國家的干預,有的過分的強調了市場的完全自由發展,這兩種想法都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不利于經濟市場的健康發展,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進行有顯著成效的干預,才能取得更好的結果;從全球的角度來研究國家的經濟。經濟全球化的腳步已經越來越快,做任何經濟方面的決策,都應該基于整個世界的大形勢下,這樣才能促進世界經濟的科學、快速發展,正確的在全球范圍內看待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發生問題通過計劃經濟來彌補,一旦預測到可能會發生危機,這時候政府干預就會對危機的防治有重要的作用,這樣符合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

四、結論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范文4

關鍵詞:漸進改革 增量改革 摩擦成本 實施成本

一、我國漸進改革的顯著特點

(一)“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市場主體的培育過程

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市場主體的逐漸培育過程,包括新的市場主體――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私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等的逐漸改造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二)“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市場機制的培育過程

在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過程中,市場機制的逐漸培育過程,如先后引入了動力機制、競爭機制、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等,直至建立起市場定價機制,都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三)“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的雙軌制做法

“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一系列雙軌制做法,如所有制雙軌制、價格雙軌制、決策雙軌制、用工雙軌制等。雙軌制表明了我國改革的漸進性質,準確刻畫了我國改革的重要特點和優點。

(四)“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社會制度完善的量變態勢

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過程中,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呈現出漸進的量變態勢。漸進式改革,在社會主義憲法制度約束下完成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

(五)“漸進改革”概括了我國改革的局部推動特征

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改革通過局部逐漸推進,如先農村后城市,先特區后沿海、再內地,先微觀后宏觀,先經濟后政治等。

二、我國漸進改革的動因

(一)市場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在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前提下確定的

斯坦利?費舍爾認為,一個典型的進行改革的經濟必須在六大領域做出重大變革:即宏觀經濟穩定化、價格自由化與市場改革、企業改革、貿易自由化與貨幣自由兌換、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創立于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與制度框架。同時大部分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六大變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因此實行私有化成為一些國家改革的重要方面?;诖耍K聯東歐各國的改革都走向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路線,而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在目標上與這些國家顯然不同。

我國的經濟改革始終是以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作為市場經濟改革的政治基礎和依托。盡管我國是在改革進行10余年后,即1992年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改革目標,但在此之前各階段的實際改革都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基礎上運用市場機制,發揮市場對經濟的基礎性調節作用。從本質來講,這一主線沒有改變過。從黨的提出改革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體調節為輔”,再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及“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和“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直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最終確立,只不過反映了對改革目標不同程度的認知過程。因此我國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前提下,不斷嵌入和加強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是市場逐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到位”的過程。這種制約決定了我國的經濟制度改革只能選擇漸進道路。

(二)經濟制度的制約決定了漸進改革的道路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特征,即發展生產力和達到共同富裕,需要以按勞分配和公有制為條件。改革實踐證明,實現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并在市場配置資源、調節經濟運行的基礎上,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地區之間的共同富裕目標,恰恰是目前我國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從改革的具體措施看,由于我國的改革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自我調整和完善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在具體改革中,必須面對和消化過去經濟體制的遺留問題,以保持基本制度的完整性和過渡的平穩性。

(三)漸進改革還與我國經濟改革的內容有關

實踐證明,建立計劃經濟體制可以很迅速,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很困難,需要充分的時間來調整和完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條件下,市場經濟的形成并發揮綜合調整作用,是一個長期漫長的艱辛過程。具體表現為:1 市場機制的作用要以市場體系的完善和市場的充分發育為前提,而市場體系的完善和市場的充分發育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自然過程,特別是在我國長期排斥市場經濟的前提下就顯得尤其困難。2 在市場經濟的改革中,國家的宏觀調控方式要適應市場機制的特點進行改革,從過去的直接調控轉化為間接調控,需要改革原有的直接調控體系,調整調控對象,積極探索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宏觀調控方式。這顯然也是一個比較困難的過程,需要不斷的摸索和經驗總結。3 在市場經濟改革中,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對市場信號做出積極反應,要以本身經營管理體制的轉變和組織結構的變革為前提。這種機制的轉變和結構變革是在原有企業機制和結構的基礎上進行的,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

三、探索漸進改革的理論依據

體制改革的前提條件不僅在于新體制的運作效率明顯高于舊體制,而且在于實行制度改革的預期收益減去為改革付出的代價仍高于舊體制的凈收益。因此,改革成本成為衡量改革方式的一個重要標準。

(一)改革的實施成本

實施成本是體制轉換前、轉換過程中及新體制完善階段對時間和物質的消耗,可以看作是克服客觀障礙而產生的費用。實施成本一般包括以下幾項內容:1 創造體制轉換的必要條件的成本,“必要條件”包括穩定的社會環境及必要的經濟秩序、消除經濟發展的深層阻隔等;2 體制方案的設計、比較、選擇、試錯、、調整修改過程中發生的費用;3 因違反經濟規律出現重大失誤而遭致的經濟損失;4 傳遞有關舊體制非均衡和和體制創新(轉化)潛在收益信息促使舊觀念舊意識變更、新意識新觀念形成所耗費的時間和資源;5 社會全體成員為學習和適應新體制所花費的時間和資源以及因社會成員不再采用舊體制但新規則還不完善,或者人們一時還不能適應新規則,新規則還不能發揮效用而導致的經濟生活的混亂和經濟效率的損失;6 制訂、實施確保市場經濟發揮效用的法律、法規,如維護經濟主體的財產權利、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所需要的費用;7 新體制完善的成本,包括確立保障新體制合法性的法律制度的成本以及規范新體制組織與運行方式的成本。

我國改革是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內,讓市場機制在資產增量的配置上發揮作用,從而使增量部分不斷擴大,計劃經濟的存量比重逐步縮小,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實施成本。我國的增量改革創造了體制轉換的必要條件:1 改革前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來恢復經濟秩序,經濟秩序的恢復是體制改革的前提條件。2 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的推行,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促使了生

產力水平迅速提高。生產剩余的產生,為引導農民走向市場創造了必要條件。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又導致城市工業產品的需求增加,從而為國有企業改革創立了條件。3 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的崛起一方面促進了競爭機制的發揮,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從而避免了強行糾正經濟結構的成本。4 社會環境因增量改革方式大大緩沖社會阻力而得以保持相對穩定,從而避免因社會動蕩而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損失。此外,增量改革還起到示范、傳播新體制經濟潛在信息的作用,有利于人們頭腦中舊意識、舊觀念的改變及新意識、新觀念的確立,從而可節省在變更舊觀念、確立新觀念方面所需要的實施成本。

(二)改革的摩擦成本

實施成本是克服客觀障礙而產生的費用,而摩擦成本可視為因人為(主觀)設障而引致的成本。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就是改變人們之間的利益關系,在此過程中總會有人受到一定的損失。1 體制改革使一些人失去舊體制下的種種既得利益,既包括權力、地位、特權等少數人才有的利益,也包括“鐵飯碗”、“大鍋飯”等多數人享有的利益。若這些既得利益者不能從體制轉換中得到相應的補償,他們就會反對改革。2 改革雖說能使絕大數人獲益,但也存在相對獲益水平高低的問題。從相對收入的角度看,只要有人在社會收入的結構中與他人相比,收入相對水平下降或社會地位相對下降,他們也會反對改革。3 即使考慮“補償”的因素,人們可以把改革的收益拿來對受損者進行補償,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首先,補償應該超過受損者原先的相對收入水平,否則沒任何意義;其次,改革是一個總過程,“投入”與“產出”間存在一定時滯,可能使受損者不能及時得到補償。正因為以上如此,改革是一個“非帕累托改進”,必然存在巨大阻力。這種改革阻力會造成多種形式損失,因這些阻力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時間和物質的損失)即為改革的摩擦成本。

如上所述,我國的改革屬于增量改革,增量改革不僅減少了我國改革的實施成本,同時有效控制了摩擦成本。原有的體制條件擁有數量眾多的受益主體,如果改革一開始就針對舊體制的核心部分(存量部分),無疑會觸及這些既得利益主體,遭受很大阻力,從而產生巨大的損失。摩擦成本的上升可能會阻滯改革的深入,甚至使改革中途夭折。而我國的改革始于體制的部分(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鄉鎮、私營企業的崛起為表征),避免了對舊體制核心的直接沖擊,從而極大減小了摩擦成本,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此外,增量改革還能有效緩沖由“投入”和“產出”間的時滯所引致的阻力,因為在增量改革方式下,新體制經濟迅速成長會使社會內部產生越來越強的經濟實力,能為受損者提供及時的補償。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范文5

關鍵詞:層級結構合作博弈;層級值;制度變遷;帕累托改善

中圖分類號:F27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7(01)-0040-07

一、導論

合作博弈的一個重要的解是夏普利值(Shap1ey),邁爾森(Myerson)把夏普利值擴展到結構合作博弈,后來人們稱為邁爾森值(Aumann,Myerson)。本文采用結構合作博弈的概念是考慮到起初邁爾森的目的是采用圖論分析合作博弈結構(Cooperafion Structure),此概念還有其他的表述,例如,邁爾森的圖(Gragh),杰克遜(Jackson)的連通博弈(Communication Game),Slikker和van den Nouwe-land的連通情形(Communication Situation)。斯萊克等人(Slikker et)把夏普利值和邁爾森值擴展到有向結構合作博弈的一種特殊情形:層級結構合作博弈,提出層級值的概念,從而為經濟制度變遷的分析提供了層級結構合作博弈方法。帶權重的邁爾森值則是另一個擴展。

在合作博弈中,收益函數以博弈者的集合即聯盟為自變量。邁爾森發現在合作博弈中具有效率性質(Efficient Property)和平衡貢獻性質(BalancedContribution Property)的分配函數存在且唯一,它就是夏普利值。效率性質要求聯盟的收益由聯盟內部博弈者完全分配;平衡貢獻性質要求聯盟內部的一個博弈者由于另一個博弈者存在而形成此聯盟時獲得的邊際收益等于另一個博弈者由于此博弈者存在而形成此聯盟時獲得的邊際收益。

在結構合作博弈中,收益函數以聯盟內部博弈者之間的關系為自變量,這些關系是雙向的,平等的,它們的集合形成聯盟的結構,也就是說,收益函數以聯盟的結構為自變量。聯盟內部具有關系或者間接關系的博弈者稱為組分。

邁爾森發現在結構合作博弈中具有組分效率性質(Component Efficient Property)和公平性質(FairProperty)的分配函數存在且唯一,它就是邁爾森值。①組分效率性質要求組分的收益由組分內部的博弈者完全分配;公平性質要求形成關系的一個博弈者在此關系的形成中獲得的邊際收益等于形成此關系的另一個博弈者在此關系的形成中獲得的邊際收益。

而在有向結構合作博弈中,博弈者之間的關系是單向的,是不平等的。在層級結構合作博弈中,博弈者之間的有向關系稱為層級關系,層級關系的一方是層級關系的控制者,另一方是被控制者;并且存在一個層級結構,對于所有的層級關系,層級關系的控制者處于某級層級,而被控制者處于次級層級。

斯萊克等人發現在層級結構合作博弈中具有組分效率性質和層級收益性質(Hierarchical PayoffProperty)的分配函數存在且唯一,它就是層級值。②層級收益性質要求形成層級關系的層級關系的控制者在此關系的形成中獲得的邊際收益是形成此層級關系的被控制者在此關系的形成中獲得的邊際收益某一常數倍。

本文將構建層級結構合作博弈模型,分析中國經濟制度變遷。

很多經濟學家被經濟增長吸引,關注的是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積極方面。勞等人(Lau et.) 通過經典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證明無論計劃價格是高于或者低于市場均衡價格,無論計劃產量是否為帕累托有效,如果計劃被繼續執行,同時引入市場,那么此雙軌制相對于計劃經濟制度是帕累托改善;如果個人和廠商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以完成計劃,那么此雙軌制不僅是帕累托改善而且是帕累托有效。他們發現即使在1990年中國計劃交易量仍占總交易量的很大比例,所以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帕累托改善。 但薩克斯等人則警示經濟制度變遷僅是制度變遷的一小部分,只關注經濟制度變遷引致的短期經濟增長會引起誤導,無制度變遷保證的經濟制機會主義時才會產生長期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反之,度變遷可能以長期的經濟停滯為代價,此代價將大于贖買既得利益者而形成的平穩變遷對經濟增長的短期促進作用。

事實上,隨著變遷的推進,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難度在逐漸增大。

本文第二部分構建層級結構合作博弈模型,研究經濟制度變遷為帕累托改善的充要條件;第三部分討論由計劃直接向市場經濟制度變遷的帕累托改善條件的經濟學意義;第四部分討論由計劃向市場經濟制度變遷為多階段時的經濟學意義;第五部分分析多階段變遷的中國實踐;第六部分是政策建議而有關定理的證明在附錄。

二、基礎模型

假設影響控制經濟的因素以集合N表示,其中元素1表示市場組織,元素2表示行政組織,元素3表示法律、道德和其他因素。

三、由計劃直接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

從定理2的證明中可知,變遷的實質是利益結構變化,變遷是否為帕累托改善取決于既得利益者在變遷中的收益增加是否大于由于利益結構變化帶來的損失。此節將在此基礎上分析由計劃直接向市場經濟制度變遷為帕累托改善的充要條件的經濟學意義。

(一)當層級收益指數a固定而原經濟制度的收益變動時, 的經濟學意義是為了使人們的利益在變遷中不受到損害,目標經濟制度的收益不僅要大于原經濟制度的收益,而且要大于一定水平。否則變遷將受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對。

(二)當層級收益指數a變動而原經濟制度的收益固定時, 的經濟學意義是為了使人們的利益在變遷中不受到損害,層級收益指數a越大,目標經濟制度的收益也要越大;也就是,原經濟制度既得利益者的收益分配權利越大,變遷的難度越大。中國國有經濟與私有和集體經濟在改革前后的發展可以證明此點。

相比之下,行政組織對私營和集體企業的干預較少,中國私營和集體企業的負擔也相對較小,市場組織對私營和集體企業的影響迅速擴大,在私營和集體經濟領域由計劃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表現出的難度較小。

四、多階段經濟制度變遷

由計劃直接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行政組織在影響控制經濟的層級結構中由最高層級直接降至最低層級,而市場組織正相反。為了使利益結構變化平穩,由計劃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可能分為幾個階段。但下面的定理3和4顯示此多階段變遷將面臨一些困難。

定理3:如果由計劃向市場經濟制度變遷經歷由計劃到B型計劃經濟制度,然后再到B型市場經濟制度,最后到市場經濟制度,并且每一階段變遷都是帕累托改善,那么由B型市場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將比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質的由計劃直接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的難度大。證明:從定理2(6)可知,每一階段都是帕累托改善隱含著 和 ,考慮到a>1可得,所以,為了使變遷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質,以B型市場經濟制度為起點的變遷所要求的市場經濟制度的收益大于以計劃經濟制度為起點的變遷所要求的市場經濟制度的收益,這也就是結論。證畢。

定理4:如果由計劃向市場經濟制度變遷經歷由計劃到B型計劃經濟制度,然后再到B型市場經濟制度,最后到市場經濟制度,并且每一階段都是帕累托改善,那么變遷的難度越來越大。

證明:從定理2(6)可知,每一階段都是帕累托改善隱含著和考慮到可得:

(5)說明為使變遷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質,目標經濟制度的收益必須越來越高,即變遷的難度越來越大,特別是最后階段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的難度最大,成為攻堅之戰。證畢。

多階段經濟制度變遷難度越來越大的原因是,為了不損害原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目標經濟制度的收益必須大于原經濟制度收益一定水平,使既得利益者在變遷中的收益增加大于由于利益結構變化帶來的損失。如此循環,要求目標經濟制度的收益

越來越大,變遷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例如,假設,但是,即在第三階段市場經濟制度的收益沒有達到帕累托改善所需的水平。注意這里蘊含著,即此條件可以滿足由計劃直接向市場經濟制度變遷為帕累托改善的要求。但是如果為了使變遷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質,由于變遷知識不足而以利益結構變化平穩為變遷思路,致使經濟制度在多階段的道路上演進。這樣在第三階段,雖然市場經濟制度的收益大于B型市場經濟制度的收益,但是不足以彌補由于利益結構變化給B型市場經濟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帶來的損失,他們將阻撓向市場經濟制度的變遷。

為了使變遷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質,由于變遷知識不足而以利益結構變化平穩為變遷思路,致使變遷在多階段的道路上演進,最后致使變遷的帕累托改善無法實現,變遷受到扭曲,干擾或者阻撓,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經濟制度變遷的帕累托改善悖論。五、多階段經濟制度變遷的中國實踐

這一節的分析顯示中國的變遷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制度到B型計劃經濟制度,然后到B型市場經濟制度,目前正向市場經濟制度變遷。也就是說,行政組織對經濟的控制影響作用逐漸降低,市場組織的逐漸增強,而法律道德因素在第一和第二階段只有微弱的作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方面,自變遷之初人們就擁有使變遷成為帕累托改善和使利益結構變化平穩的共識。這樣中國的變遷總是設定在收益確定和變遷道路清晰的領域。另一方面,隨著變遷知識的積累,原不確定領域的收益和變遷道路逐漸清晰,可行性逐漸增強。隨著變遷的推進,形成了影響控制經濟的各個因素此消彼長的情形。

1978年由于缺少變遷知識中國的變遷從收益確定和可行性強的農業與私有和集體經濟開始。農業實行了,以家庭為單位承包土地15年以上,此種制度給農民很大的激勵,農業發展取得很大成功。同時,私有和集體經濟的發展也得到默許和鼓勵,成為我國國民經濟中很有活力的_部分。

在第一階段,市場組織對經濟的影響控制作用逐漸擴大,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逐漸盟芽并分化。法律道德因素的作用正在減弱,原計劃經濟制度中建立的為數不多的信用體系慢慢解體。行政組織的作用仍占統治地位,行政組織利益集團的影響擴展到市場中。此階段于1985年價格體系改革的前夕,經濟制度形成行政組織一市場組織一法律道德因素的層級結構時結束。

1985中國采用了雙軌制改革價格體系,就是從計劃價格出發,先放開一部分商品由市場定價,然后調整計劃價格使其接近于市場價格,最后實現完全市場定價。到1993年中國絕大部分商品已經實現了市場定價。

隨著變遷知識的積累,市場經濟制度所要求的國有經濟的治理結構、金融制度、稅收制度和投資制度的變遷道路逐漸清晰,1994年中國對這些更復雜的領域進行規范,但是由于行政組織利益集團的干擾和扭曲,變遷進展緩慢。此階段于2004年中國決定以法律道德因素有效約束行政組織,經濟制度形成市場組織一行政組織一法律道德因素的層級結構時結束。

在第二階段,市場組織逐漸取代了行政組織對經濟影響控制作用的統治地位。隨著市場組織作用的擴展,社會逐漸分化為各種社會利益集團,且收入差距擴大。但是由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進經濟高速增長,維持了各集團收益的增加。

法律道德因素的作用非常微弱。由于缺少法律道德因素的有效約束,行政組織利益集團不斷發展,形成相互交錯的地方和行業行政組織利益集團。同時也是由于法律道德因素作用的微弱,使擁有既得利益的社會利益集團與行政利益集團形成共謀,增加了行政組織利益集團的收益。這彌補了在利益結構變化中行政組織利益集團收益的損失。

2004年變遷進入第三階段,行政制度領域成為變遷的重點領域,中國擬提升擴展法律道德因素的作用層次,以法律道德因素規范行政組織行為,從而過渡到市場經濟制度。

但是B型市場經濟制度已經具有很高的收益,此時市場組織占據統治地位,市場組織對資源配置效率的促進作用充分釋放,經濟連續多年高速增長。同時考慮到嚴重的社會不公,使既得利益集團特別是行政組織利益集團擁有很高的收益。

這樣,向市場經濟制度變遷帶來的行政組織利益集團的收益增加將很難彌補由于利益結構變化帶來的收益損失,行政組織利益集團可能扭曲、干擾或者阻撓第三階段的變遷,最終使變遷陷入帕累托改善悖論。

六、政策建議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關系范文6

關鍵詞:民法;市場經濟;關系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后,仍需宏觀調控。其中,法律調控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講,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經濟法律規范是市場經濟重要的行為規范,當務之急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配套完善的法律。與此同時我們還應充分認識到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包含了許多質的規定。其重要內涵是市場主體為自由、平等、開放、競爭的主體。市場經濟是主體多元化的經濟,這些主體可以是公有的,也可以是私有或混合所有的。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即都是獨立的經濟利益主體,都能自由地進入和退出市場。市場經濟急需經濟法,并不是以犧牲民法,民法原本就是基本法的地位搞法制建設。由于民法的性質,特別是對市場主體之規定,決定它在市場經濟中仍處于基本法的地位。

一、民法在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仍處于基本法地位法律體系是法律的內部結構

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把法律劃分為若干部門,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各個法律部門有各自的特點,部門之間互相配合,互相照應,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因素是部門和規范。其橫向結構是分為不同的部門,制度;其縱向結構是規范制度,子部門,部門,部門群。實質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層次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由于社會化的大生產為基礎的商品經濟所決定,包含著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另一方面由于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所制約,又呈現出固有的特殊性。其表現是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緊密結合。并鮮明地體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這種特殊性反映在法律體系,特別是法律層次劃分上。保護人民的財產權、人身權始終是法律的首要任務。而財產權,人身權制度都是由民法規定的。

二、民法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民法作為市場經濟基本法,對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行發揮著以下作用:

1.民法的私權神圣、意思自治、平等、公平、誠實信用和禁止權利濫用等項原則最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是規范市場活動的基本法律準則。

2.民法的民事主體制度,包括對自然人、合伙組織和法人的法律規范,是規范市場經濟主體的基本法律制度。

3.民法的物權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是保障市場經濟主體支配其有形財產和無形財產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活動的基本法律制度。

4.民法的合同制度是規范市場交易行為的基本法律制度。

5.民法的民事責任制度和債務擔保制度是維護市場交易安全的基本法律制度。

三、民法對市場經濟駐地的規定

從《民法通則》的內容看,盡管其條文較之各國民法要簡單得多但在市場經濟法不完備的情況下,民法的作用不容忽視,《民法通則》基本上概括了市場經濟主體進行經濟活動最基本的一般行為準則。并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市場經濟是一種橫向經濟,它要求經濟活動主體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均等,競爭的條件均等。

1.市場經濟主體必須作為獨立的自主的主體進入市場。例如:《民法通則》設立了法人制度。對法人的成立。合并、分立、終止等事項作為較為系統的規定。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市場競爭主體。

2.進入市場經濟的主體。民法的基本原則是平等、自愿、等價有償。適用于主體的最基本的法律準則。

3.主體必須具有依法從事經濟活動廣泛行為的自由,民法適應這一要求。總之,市場經濟主體對權利義務的要求表現在對民法的肯定上。民法的核心內容是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滿足了主體的自身要求。

四、增強民法觀念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1.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是認識。確立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也是樹立增強民法觀念的過程。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促進了民法觀念的形成。這方面突出地體現在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規定上。改革開放以來。對國有企業民事主體地位的認識有個過程,國有企業是否是民事主體。

2.在我國從總體上看民法觀念仍然薄弱。造成民法觀念淡薄的原因如下:

(1)我國是有長期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封建傳統對我國現實生活的影響造成民法觀念不強,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2)對法律的繼承性、共通性認識不足。人類社會商品經濟的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民法觀念未能延續下來。

(3)“民法”一詞在字義上往往被誤解為“公民法”或“保護公民權利法”。觀念的變革是制度變革的先導。社會主義市場觀念的形成,導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反映這一變革的民法觀念的樹立,帶來民事立法的發展。增強民法觀念,是建立科學的法律體系的要求,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

參考文獻:

[1]左振東:淺析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法的性質[J],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05)

[2]馮霞,朱金香:略論民法與市場經濟的關系[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0(06)

亚洲精品一二三区-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