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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創新范文1
中圖分類號:F27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1-0183-03
中小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中不可忽視的力量,在活躍城鄉經濟、吸收勞動力就業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循環經濟戰略中最重要的微觀發展主體之一,現階段中國中小企業在發展循環經濟、推行清潔生產過程中,受到眾多因素的制約,如企業發展資金不足、企業競爭力差、技術創新能力弱等,中小企業大部分的生產仍停留在生產經營粗放、能源消耗高和污染排放量大的階段,因此,中小企業如何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中國由傳統工業經濟向循環經濟轉型的重大課題。
一、中小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
1.中小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是緩解資源供需矛盾的根本出路。根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到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00年的基礎上再翻一番,如果繼續沿用傳統發展模式來帶動經濟高增長,這就難以保障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經濟增長對資源的需求是無限的,國內資源的供需矛盾突顯,使得中國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上升,進口必然存在市場和價格的風險,運輸能力的制約也使中國的發展不可能完全依靠進口,同時全球資源的有限性也決定了資源進口不可能得到無限的滿足。中小企業規模小、資金不足也制約了其進口的能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資源的循環與高效利用,可以減輕經濟增長對資源需求的壓力,有效緩解資源供需矛盾。
2.中小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有效途徑。在國民經濟中,中小企業在數量上高達95%,所創造的最終產品與服務價值、出口總額和上繳稅收,分別占全國的58.5%、68.3%和50.2%,吸納了75%以上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中小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必然會有力地推動國民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中小企業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有效途徑。
二、中小企業循環經濟制度供給與需求現狀分析
(一)政府的制度供給不充分
1.循環經濟的正式制度供給不充分。正式制度是指用法律條文司法判例和政策法規確立的各種規則和合約以及由這些規則形成的等級結構。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正式的制度,中國的這些制度是在傳統工業條件下形成的,不適應循環經濟的發展,現以稅收政策為例加以說明。企業增值稅是中國現行稅收制度中的主體稅種,在資源綜合利用、廢舊物資回收、污水處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增值稅的計稅依據是按增值的比例繳納稅收,而循環利用資源的企業原材料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較高,所以,按產值計算,企業循環利用資源反而需要繳納更高比例的稅,這不僅不能激勵企業節約資源和循環利用資源,反而起了打擊抑制的作用。此外,資源稅征收范圍過窄,僅局限于對煤、石油、天然氣等礦藏品的征收,對一大部分非礦藏品資源都沒有征稅,這樣對資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顯的調節作用;中國資源稅的計稅依據是按銷售量或自用量計稅,這使企業對開采而沒有銷售或自用的資源不付任何稅收代價,間接鼓勵了企業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和浪費;企業所得稅雖然對利用生產過程中的廢渣、廢氣、廢水生產產品等給予了稅收優惠,但這些稅收優惠措施僅限于減免稅,形式單一,缺乏靈活性,這些都不利于循環經濟的發展。
2.循環經濟的非正式制度供給不足。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和意識形態等因素,非正式制度相對于正式制度有更大的影響范圍。中國經濟發展中循環經濟的非正式制度供給非常薄弱,生產者為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不斷進行產品更新換代、大量的廣告宣傳,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以及廢棄物的大量排放,消費者則采取過度消費、盲目消費甚至奢侈消費的方式,形成“拼命生產,拼命消費,拼命廢棄”的模式,對循環利用模式認同不夠導致非正式制度供給不足。
3.實施環境供給不力。實施環境由規則的實施環境、實施措施、監督違規的力度和違規的代價等因素構成。
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對環境保護的高效監督體系,對于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沒有強有力的法律法規約束,從而難以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保護環境。由于經濟主體具有追求盡可能大利益的內在特性,在無外力干預下,它總是會不顧社會利益而追求單個利益最大化,從這個角度來說,越來越嚴重的資源與環境問題是有效制度供給不足的結果。
(二)制度供給影響制度需求
1.預期收益小于預期成本,中小企業缺乏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力。價格障礙和成本障礙使中小企業不接受循環經濟。循環型生產環節有兩個效益來源:一是廢棄物轉化為商品后產生的經濟效益;二是節約的排污成本。資源的再生、循環利用和無害處理的發展潛力很大,但短期內中小企業經營者卻難以獲得社會平均利潤。以資源的再生為例,在很多情況下,把廢舊產品和廢棄物變為有用資源的再生成本遠遠比購買新資源的價格高,由此構成了推進循環經濟的價格障礙;另外,由于目前中國的環境容量尚未作為嚴格監管的有限資源,企業和大眾消費者支付廢棄物和排污費不僅遠遠低于污染損害補償費用,甚至還明顯低于污染治理費用,這就使得循環生產環節的效益來源不能顯現,循環生產環節的成本難以回收,以致在現行市場經濟條件下循環經濟生產方式難以自發產生,特別是中小企業,資金不足,經濟規模小,對于改善環境的資金投入更加有限,有限的預期收益小于其投入成本,市場經濟的法則是追求最少的成本投入和最多的投資效益,而發展社會化循環經濟中的資源循環使用和環境保護等項目往往投入巨大、收效期長,對于中小企業而言,這種投入不利于企業的發展。
2.中小企業循環經濟主體意識薄弱。中小企業經營者對發展循環經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甚了解,資源意識、節約意識和環保意識較差,對“什么是循環經濟”、“怎樣發展循環經濟”等問題認識比較模糊,導致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缺乏積極參與意識。有的對循環經濟的理解存在偏差,將循環經濟簡單化為廢棄物綜合利用、清潔生產、環境保護或將發展循環經濟認為與本企業無關,認為環境污染、資源短缺是政府的責任。
3.中小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外部壓力小。由于循環經濟存在著實施和監督管理的困難,政府對企業濫用環境資源行為的懲罰力度不夠,沒有形成有效的制度,這樣使違約者的成本仍小于其違約收益。
三、制度供給不足的深層次原因分析
(一)GDP考核體系影響制度供給主體的決策,導致循環經濟制度供給較弱
循環經濟要求使經濟主體的負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范圍內會影響企業的經濟指標,從而會影響GDP統計數據,最終影響政府的政績。在GDP的考核體系下,政府在制定各項政策、發展規劃、投資規劃等方面勢必會忽視循環經濟的發展要求,導致循環經濟的非正式制度供給不足;同時由于現實、客觀的經濟發展趨勢傳達出的不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信號,從而使循環經濟的非正式制度的供給缺乏現實基礎,非正式制度供給也較弱。此外,為保證GDP指標的完成,對于企業外部性的監督也勢必力度不夠。由以上分析可見,現有的GDP政績考核體系是導致循環經濟制度供給不足的根本原因。
(二)循環經濟的交易基石――產權界定不清
產權不僅對經濟效率有重要影響,而且構成了市場制度以及其他許多制度安排的基礎。由于產權意味著對資源的排他性占有和使用,產權界定與否、以及如何界定直接影響到人們成本和收益;將生產成本的一部分強加給他人,使其利益受到損失的事情時有發生,這是違背等價交換原則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環境損失在公共產權的情況下無從追究責任或者存在較高的追究成本,使得廢棄物排放難以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資源與環境的產權公共性引發了經濟的產權障礙。
目前中國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沒有明確的產權關系。就自然資源產權制度來看,雖然中國自然資源法規定,國家和集體是自然資源的所有者,但沒有界定由誰代表國家和集體統一行使資源所有權,也沒有明確中央、地方、部門、企業及個人的經濟關系,使所有權主體形同虛設;同時,自然資源的使用權、經營權和收益權受控于行政權,缺乏可轉讓性,這使得自然資源具有典型的公共產品屬性,最終導致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低效率開發。由于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資源產權不明晰即具有多重產權,其無效率或低效率使用便在所難免。如果政府能夠以適當的制度安排以建立或支持自然資源或環境容量資源的產權,那么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資源的開采和使用將不再免費。經濟主體將會根據“成本―收益”的原則來貫徹實施循環經濟的“3R即減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循環(Recycle)”方針,使資源得到合理的利用。
四、推進中小企業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創新思路
(一)進一步明晰環境產權
按照“環境有價”的理念,應盡快建立現代環境產權制度,進一步明晰環境產權,以平衡環境外部經濟的貢獻者、受益者以及相關方面之間的利益關系。做好環境產權的貢獻界定和損害界定工作,凡是為創造良好的環境作出貢獻的地區、企業或個人,應該獲得環境產權的收益,把權利和利益明確界定下來;凡是對環境造成損害的地區、企業或個人也應把其責任明確界定下來,要科學界定,不能因其是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量而予以放松。
促進環境產權的公平交易,凡是享受了環境外部經濟的地區、企業或個人,應該向環境產權所有者支付相應的費用。這里的關鍵是要確立相應的環境產權利益補償機制,包括環境外部經濟的貢獻者和受益者之間直接的“橫向利益補償機制”以及以國家為主體的間接的“縱向利益補償機制”,實施環境產權嚴格保護,凡是對環境造成損害的地區、企業或個人,特別是那些高污染、高耗能產業,除促進其進行整改外,應該作出相應的經濟賠償或行政處罰。
(二)建立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
對于循環經濟,應該采用哪些指標來衡量,采用怎樣的統計方法和調查體系來搜集數據,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還很薄弱,在中國尤其如此。因此,發展循環經濟,關鍵是要抓緊建立健全一套科學實用的循環經濟指標體系,切實做好有關數據的采集和分析工作,定期公布結果,為宏觀管理及決策提供翔實的數據依據,以便比較全面準確地對循環經濟的發展情況作出描述,有效地進行監測、檢查和督促。
此外,要建立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指標,還要改革現行的經濟核算體系,放棄GDP至上的政策目標,扭轉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用生態審計的標準來衡量地方領導的政績,促使地方政府放棄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選擇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模式。把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上升為法律、法規,使其達到合法、有序、廣泛的執行,這樣才能確保循環經濟的有序進行 。
明確地將循環經濟納入政府決策者政績的考核體系,把資源消耗和環境影響作為評價各級政府政績的重要指標,建立新的評價和考核指標體系。各級政府自上而下應該層層制定循環經濟建設目標責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環經濟職能,抑制地方保護主義。
(三)建立促進中小企業循環經濟發展制度創新的政策法規體系,加大政府的監督力度
政府應采取有效手段,使企業對社會的污染成本內化于其生產成本中,促使企業選擇對社會來說最佳的生產方法和產量。循環經濟法律的調整方法應體現經濟法調整方法的特點,即強制性規范、任意性規范、提倡性規范相結合,既規定經濟法責任,又注重采用肯定性的法律后果形式。具體來說,應當在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利用各種經濟和法律手段,包括完善稅收調節制度,對企業參與循環經濟予以鼓勵、在財政信貸制度上實行優惠、擴大生產者責任、實行政府綠色采購等,影響市場主體的行為;進一步完善《產品質量法》,擴大生產者責任,在生產階段就建立循環經濟的約束和激勵機制。
健全循環經濟實施和監管制度,以維護循環經濟法律、法規的權威性,使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加大對企業濫用環境資源行為的懲罰力度,除高額的經濟處罰和法律處罰以外,對政府決策者還應給予相應的行政處罰,使違約者的成本大于違約收益,從而迫使其放棄違約。要較大幅度地提高排污費收取標準和違規排污處罰標準,促使企業在高昂的污染代價和清潔生產、循環再生利用增值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自覺走循環經濟之路。
五、小結
市場機制不能直接引領中小企業自發地發展循環經濟,直接原因在于中小企業缺乏成本―收益驅動機制。循環經濟的有效實施需要各環節主體的通力合作,作為經濟性的個人、企業、社會組織、政府都需要在成本收益比較后的經濟利益作為激勵,才有可能將循環經濟推行下去。在效率的基礎上,一種制度安排能夠使提供具有正效益的公共物品或產生正的外部性的供給者得到適當的補償(因為這些正的效益或正外部性無法在市場交易中自動反映),但是,這并不表示政府可以取代市場,在某種意義上說,市場仍然是最為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市場作為紐帶,將循環經濟各環節的利益主體有機地聯系起來,既沒有損害自己(生產者/消費者)和他人的利益,并且公眾的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護,同時也使各種資源使用更加趨于有效合理。政府的作用則更多地表現為輔助和調節,因為政府供給的產品主要是制度,通過政府調節與市場協同作用,理順產權關系,降低交易成本,最終達到循環經濟自身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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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創新范文2
【關鍵詞】制度創新 技術創新 經濟發展
關于創新的理論基本上沿著兩條主線展開：一條是以新增長理論為基礎的“內生技術論”；另一條是以制度經濟學為基礎的“制度決定論”。很顯然，這兩種理論分別側重與自己所支持的那一方面。新增長理論片面強調技術創新的決定性作用，卻忽視了制度創新因素對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則完全顛倒了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主次關系，認為制度創新決定技術創新?？偟膩碇v，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決定因素，制度創新取決于技術創新的狀況及其發展變化，制度創新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影響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辨證關系。
一、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決定因素
創新理論的創始人雄彼特認為，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密不可分，創新實現的過程就是經濟增長的過程。從以下事例種可以看出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之間密不可分的關系。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以來的新產業革命中，信息技術、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領域的技術創新，使一系列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崛起。20世紀40年代后期以來全球性的經濟增長，遠遠超過此前自有人類以來的經濟增長總量。目前，在一些工業發達國家，以技術創新為核心特征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已達到50%以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技術創新是經濟發展的“發動機”，應該在各個領域里，重視技術創新。
二、制度創新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影響經濟發展
技術創新的變化必然要求制度上做出相應的變革，制度因素對技術創新的促進或阻礙作用表現在現行制度與技術創新是否相容。當一項制度適應技術創新要求時，必然會推動技術創新的發展。
人們對制度創新的研究有多種方式：一種方式是從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兩方面討論；另一種方式是從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來討論。宏觀層面包括確定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的產權改革、政府職能轉變、科研體制改革及保護知識產權的法律制度，微觀層面涉及企業內部如何適應技術創新的需要對企業組織機構和管理的變革。當前我國制度改革還存在著不適應技術創新的方面，我們必須進行有效的制度創新才能更快地促進技術創新。
三、從創新體系看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關系
如果將創新看作一個系統，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是兩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惟有整合在一起，才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技術創新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部分，因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是人，而人具有積極能動性，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生產力的發展，遲早會沖破舊制度的束縛，導致制度變遷，而制度變遷又為新的技術創新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創新空間和寬松的創新條件。由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此起彼伏的矛盾運動，構成了創新系統的不斷發展，創新系統的螺旋式上升導致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水平不斷上升。
如果說“知識和技術確立了制度創新的上限，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則需要知識、技術的增長”，可以說制度確立了知識和技術進步的上限，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內，技術創新總有受阻的時候，此時制度創新又成為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制度成為技術創新的“瓶頸”，制度創新成為技術創新的前提。當一種制度處于比較發達和完善的狀態時，技術創新占主流，對經濟增長起著主導作用，此時制度創新顯得并不那么重要；當完善的制度尚未建立起來，制度變遷顯得相當重要，技術進步的水平及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則取決于相應的制度安排。
四、用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關系的理論指導我們創新實踐
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為什么是“解放”生產力而不是“發展”生產力，是為了區別于技術創新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而言的。當企業制度不適應企業技術創新的要求時，企業制度成為技術創新的羈絆，不解除這種束縛，就不可能有技術創新，就不可能有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說制度變革是解放生產力。這種“解放”就是為技術創新提供活動的空間和激勵的機制，當企業制度嚴重束縛企業技術創新時，企業制度創新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時，制度創新成為創新體系矛盾運動的主要方面，正是當前我們為什么迫切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生產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加上世界范圍內的新技術浪潮興起，技術創新異?；钴S，舊的傳統的企業體制已遠遠不能適應技術創新的需要，企業制度改革勢在必行。不進行企業制度創新，企業技術創新是“紙上談兵”。如何在實踐中探索適合我國企業技術創新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當前企業改革的關鍵，也是理論界探討的熱點問題。
（1）加快國有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步伐，建立以企業為中心的技術創新體系。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是企業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國有企業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方向與重點是：以市場為導向，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圍繞增加品種、改進質量、提高效益和擴大出口，加強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不失時機地加速發展有市場需求和前景的高科技和高新技術產業，帶動和促進新興產業的崛起。
（2）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企分開，為企業改革和發展創造良好外部環境。實現政企分開是企業制度創新的保證，政府職能轉變后，政府主要在以下方面起作用：第一，界定和保持產權；第二，培育市場；第三，調節經濟運行，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第四，重構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第五，構建宏觀間接調控系統。
參考文獻：
經濟制度創新范文3
關鍵詞：循環經濟；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作者簡介：李英東(1973－)，男，陜西延安人，經濟學博士，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制度經濟學和城市經濟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2－0020－04 收稿日期：2006－11－08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者互相補充。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與司法)規則、經濟規則以及契約。非正式制度包括習俗、傳統、禁忌等非成文的規則。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執行的形式與成效共同決定經濟活動的性質。特定的制度構成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濟方面發生交換的激勵和約束結構，制度透過其安排之日常生活的結構而減少不確定性。對于具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主體――企業、政府官員等來說，特定的制度結構就是這些主體進行私人成本和收益核算的外部環境或約束條件。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能源相對短缺，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資源利用水平低下，污染日益嚴重，生態環境急劇惡化，是一種線性的經濟發展方式。這與我國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制度結構有關。根據我國國情和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將“資源－產品－廢物”的線性物質流動方式轉變為“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循環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與資源利用的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要求。發展循環經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而實現從粗放式經濟增長轉向集約式經濟增長，有賴于制度重構和制度創新。
一、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建構與創新
(一)以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為基礎推動循環經濟各項制度創新
1．政府管理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的扭曲
對于非市場環境、資源產品和服務以及循環經濟的其他領域，純粹的市場機制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因為很多環境與資源性產品的價格不能反映生產這些產品所消耗的所有資源的價值，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不相等，所以不能有效配置資源，因此，往往需要政府干預。
然而，長期以來，中國存在國家管轄范圍寬泛與國家實際滲透社會能力軟弱的矛盾，即國家專制權力過大，國家提供基礎的能力卻相對不足，公共產品的供給趕不上公共產品需求的日益增長。國家的各項有關資源與環境的正式制度安排和政策往往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與支持，經常出現有法不依的現象，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規執行不到位。國家治理機制的缺陷制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制約著循環經濟模式的廣泛推廣。對于企業排污、環境污染等問題，政府監督和懲處制度不嚴格，企業往往可以不為排污承擔應有的責任；官員的腐敗行為使較為普遍，使環保與循環經濟的政策與法規的執行效果大打折扣。
2．政府職能的轉變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前提
在改善國家治理機制方面，應當從動態的社會演變中來不斷地修正和調整政府職能，有效地界定政府的權力邊界，建構權力平衡機制。法治是防止政府行為失范、保障其發揮基本職能的最重要的手段，確立法治秩序有利于約束政府的任意權力，實現政府治理的規范化、科學化。發展循環經濟的各項具體激勵措施和程序改革只有在良好的政府治理和制度環境中才能有效運作和貫徹。
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才能轉變政府主導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政府法律與政策實施的有效性，防止腐敗、政府不作為造成的政策與法律執行效率低下的問題；才能既發揮政府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稅收調節等方面的必要職能，又防止其行為的變異對市場資源配置機制的損害，使政府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方面充當至關重要的角色，制定一系列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制度并執行這些制度。
3．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各項制度與政策創新
在政府職能轉變的基礎上，各項發展循環經濟的具體法律與政策措施才能更有成效。
(1)我國應抓緊制定各類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和完善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體系。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循環經濟的法規體系應在三個層面進行構建：第一層面是基礎法，例如日本的《促進建立循環社會基本法》、德國的《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管理法》等。這些法律一般包含政府、企業、社會公眾在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責任、權利、義務的規定，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總體目標等。第二層面是綜合性領域的法律，例如日本的《固體廢棄物管理和公共清潔法》和《促進資源有效利用法》等。第三層面是根據各種產品的性質制定的具體法律法規，如日本的《促進容器與包裝分類回收法》、《家用電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綠色采購法》等。這類法規主要是對每種產品的生產、回收制定具體的技術、目標要求(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我國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2005)。
在制定循環經濟法規的同時，當前我們應抓好有關法律和配套法規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如制定能源法；修改節約能源法、煤炭法、電力法；制定節約用水的法規、節約原材料的法規、促進廢舊家電回收處理的法規、節約石油的法規、建筑節能的法規、促進墻體材料革新的法規、包裝物和廢舊輪胎回收等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的具體規定等(盛華仁，2006)。
(2)在控制污染和環境問題上，應采取政府規制與市場激勵相結合的方式。在如何控制污染問題上，主要存在兩種思路，一是控制(command-and-control)或直接控制方法(direct regulatory approach)；二是市場激勵方法(market-based incentive approach)。前者指設定環境質量指標，通過立法手段強制執行；后者指利用修正的市場機制保護環境。
通?？紤]的可能方案有庇古稅、排污權交易、命令和控制措施。庇古稅即為污染稅，是由Pigou(1920)提出的。它既可以對污染直接征稅，也可以對減少污染行為進行補貼?？山灰椎呐盼蹤嗫梢杂烧l給廠商，廠商間可以一定價格交易，政府也可以通過拍賣出售。命令和控制措施是政府直接管制污染，方式可以是設立工廠的排放標準，也可以要求工廠達到某種技術標準。
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激勵方法比指令控制方法更有效率。指令控制方法至少有以下低效率問題：管理者需要消耗資源以得到排污者的有關信息，需要知道各個企業不同技術和不同的污染控制成本，而市場激勵方法使排污者可以選擇采取
什么方式減少排污，如何根據本企業的情況對排污標準作出反應。例如，在收取排污費的情況下，排污成本低的排污者愿意安裝污染處理設備，而排污成本高的排污者則寧愿支付排污費。這樣，污染處理的工作就會由控制成本低的企業來做，整個社會的控制成本就會降低。因此，一般來說(假定排放的是非持續性污染物(non-persistent pollutants)，命令控制方法比市場激勵方法的控制成本要高。
(二)產權制度改革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條件
產權是具有節約功能的主要制度，它能內化外部性(Al-chain，1959，1965；Demsetz，1967)。保護私人產權的制度通常會誘導所有者節約資源。當人們擁有資產時，會避免耗盡資產，并盡可能對其所擁有的稀缺資源進行最佳的長期應用。經驗研究表明，現代大眾社會里，保護資產，包括保護自然資源，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清晰界定的產權。在可行的場合，允許私人所有者就稀缺的自然資源索取排他性產權有助于對這些自然資源進行明智的看管。在許多情況下，如果使交易自然資源的產權變得可交易，從而使希望在物質資源上進行長期投資的人能有機會賺取長期的物質回報，自然就較可能得到保護(柯武剛等，2000)。
1．我國循環經濟發展中關鍵的問題是產權制度改革不到位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存在環境資源的產權不明晰或多重產權問題。例如，土地資源、森林資源、草地資源名義上屬于全民所有或集體所有，但在環境產權沒有明晰的情況下，所有的企業和個人都有使用環境資源的自由。這造成的結果是能夠產生正外部性的環境資源(如樹木、草坪、環境基礎設施等)會出現供給不足，而接納負外部性的環境資源(如大氣、水體、土壤等)則會被過度污染。一方面，投資者沒有為其付出的成本得到全部收益；另一方面，污染者沒有為其產生的負外部付費，也沒有對環境資源進行補償性的投入，結果可能是環境資源由于投入不足和過度使用而產生破壞、退化甚至衰竭現象。資源浪費問題往往在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中表現更突出。一些浪費或污染行為也與企業的產權不明晰有關。例如，一些大學和事業單位辦的或掛靠在其名下的企業，用著這些單位的水、電等資源，企業卻獨立核算，它不會節約水、電等資源，因為其部分使用成本是外部化的。
2．通過明晰產權與產權制度改革推動循環經濟發展
產權學派認為，治理環境的關鍵是明確環境資源產權，讓市場來決定環境資源的配置，以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從而達到發展循環經濟的最終目的?？扑沟漠a權解，是明晰地界定產權，并在完美市場下交易產權，產權可以賦予污染者，也可以賦予“受害者”?？扑拐J為，在資源的產權有保障的前提下，應當由排污者和該污染的受害者談判，通過賄賂或補償來自行解決污染問題。
首先，繼續推行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逐步將處于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民營化，是解決資源浪費問題的重要途徑。目前出現的資源浪費的現象，在相當程度上與產權改革不到位有關。由于所有者缺位，企業經營者的權利與責任不對稱，使國有企業經營管理階層疏于對資源的節約，造成資源浪費和非效率配置。
其次，應改革和完善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我國實行自然資源國家所有制，在資源開發利用以及資源轉化為資產的過程中，資源的占有、使用、處置、經營均由國家來決定。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國家所有的代表主體不明晰，從而造成了對資源占有、使用上的矛盾。例如，國家有關部委、省、市、縣、鄉各級政府爭奪油田、煤礦的開發權，在資源的保護上又互相推諉，致使大量的礦產資源型城市和地區產業結構單一，生態環境惡化，持續經濟增長難以為繼。完善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明確各級政府、各類企業和個人對自然資源的產權關系，對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在推動產權制度改革的同時，還需要大力保護和實施產權。產權保護的有效性是國家能力強弱的重要標志，是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進步、節約資源的前提與基本保障。比如，那些小造紙、小煉油之類的“十五小”工業之所以屢禁不止，是因為政府沒有有力地保護附近居民、農民擁有不受污染的權利。如果政府明令受害者可按單位排污量得到賠償，居民的“維權”行為就足以對抗地方保護主義和環保部門的不負責任的行為。
(三)價格制度改革
當前，一些基礎性資源和能源的價格制度不合理，定價權依然掌握在政府與壟斷國企手中。例如，水、電、氣等生活必需品價格太低，浪費嚴重。在環境資源稀缺程度不斷提高的狀態下，環境資源的零價格制度導致了環境資源的過度消費，導致了能源危機、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嚴重問題。
當前，應完善自然資源價格形成機制，調整資源性產品與最終產品的比價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1．自然資源政府指導價格的制定
學術界產生了影子價格模型、邊際社會成本模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市場估價模型等多種定價理論和模型。采用邊際機會成本法確定自然資源的政府指導價是比較合適的。邊際機會成本法能夠將資源的有效使用和“代際公平、合理補償”原則有機結合起來，能夠度量出使用資源所付出的全部代價。自然資源的邊際機會成本不僅包括生產者開采自然資源所花費的財務成本，而且還包括生產者從事生產應該得到的利潤，包括因開采自然資源對他人、社會和未來造成的損失，并反映了自然資源稀缺程度變化的影響。
2．自然壟斷性資源價格的制定
對于具有自然壟斷性的資源，如電力、天然氣等，可以參照加拿大、美國的經驗，采用投資回報率法或限價法來予以定價。投資回報率法的主要特點是，以確定利潤為主，允許生產者收回投資并有一個合理的利潤。這個利潤通常由政府確定，一般為投資成本的15％左右。這種方法保證生產者有合理的利潤，能保持資源領域有足夠的投資規模，但不利于刺激生產者提高效率，因為效率提高獲得的利潤會在下一次定價時失去。限價法以確定價格為主，即允許資源產品價格達到某一水平，與消費物價指數(CPI)相關聯，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長。資源監管部門定期檢查價格增長變化百分比。這種方法有利于刺激生產者提高效率，也減輕了資源監管部門的工作量。綜合以上兩種定價方法的特點，我們可以限價法為主，輔之以投資回報率法來對自然壟斷性資源進行定價(謝地、邵波，2005)。
(四)構建充分競爭的市場制度
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市場領域是各個經濟主體活動的主要舞臺。在市場中，各個主體的權利和義務、收益和成本、激勵和約束是明確的和對應的。因而，市場比政府更能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既能提供適當的激勵，也能處理當地獲得的信息，還能利用分散于無數個個人習慣和傾向中的實踐性知識。有效率的市場運作是社會經濟平穩運行和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光，1998)。
要降低消耗，節約資源、能源、土地等生產要素，不僅需要
企業自身具有良好的機制，更需要有外部競爭壓力，迫使企業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外部的壓力來自于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企業之間競爭越充分，越要求企業降低成本，節約資源。壟斷企業可以依靠壟斷地位制定壟斷高價，獲取高額壟斷利潤，從而缺少節約資源、降低成本的動力和壓力。中國家用電器行業開放得較早，國家保護也很少，市場競爭激烈，結果成為中國效率最高和成本最節約的行業。要構建充分競爭的市場制度，就需要消除行業壁壘，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就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和規章消除壟斷，保護公平競爭。
二、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一般來說，非正式制度包括社會公認的行為規則和內部實施的行為規則。非正式制度主要由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倫理道德規范、價值觀念、習俗習慣等構成。非正式制度減少了衡量和實施成本，通過倫理道德的軟約束，激發人們內心理念來實施一定的經濟行為，從而達到一定的目標。確立循環經濟的價值觀與社會共識，樹立和完善發展循環經濟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安排，對建立循環經濟運行方式具有重要意義。
(一)確立循環經濟的價值觀與社會共識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持續增長，居民財富積累不斷提高，勤儉節約的傳統的生活習慣和美德逐漸被人們淡忘，出現了忽視成本控制、資源利用率低下、浪費嚴重的現象。在生活方面，許多人過分追求高消費、超前消費的生活方式，忽視資源供給條件，忘記了資源往往具有不可再生性。
循環經濟是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它要求按照生態規律組織整個生產、消費和廢物處理過程，其本質是一種生態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對于人口眾多、人均資源貧乏、生態環境脆弱的中國來說，發展循環經濟，樹立循環經濟的理念，是確保可持續發展的唯一理性選擇。
確立循環經濟的新的發展觀，從資源緊缺、環境污染的國情出發，不僅要重視經濟指標，而且要關注社會發展指標、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不僅要增加經濟增長的投入，還要增加社會發展、保護資源和環境的投入，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要將資源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增長的價值體系中，要求人們認識人類自身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是一個生態系統，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需要維持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這一價值觀念的變化，將引起政府對市場經濟運行模式和目標的調整，對實現經濟的循環發展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張玉春、李宗植，2005)。我們還要實現生產體系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技術體系的融合，從技術層面推進循環經濟。
我們應確立以發展循環經濟為參照的新的政績觀。近年來，我國各級地方政府為實現GDP的高速增長，片面追求重化工業超常規發展，使各種資源與能源消耗全面上升。有的地方政府為實現本地短期經濟增長，不惜默認或支持本地企業排污。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片面注重GDP增長的現象與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評價制度有關。這種評價制度使他們過度追求短期GDP增長彰顯其政績，而不顧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在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干部考核制度下，許多領導干部過分注重經濟增長，忽視環境問題和生態問題，這是造成我國目前循環經濟與環保工作進展不利的重要原因。應將循環經濟發展目標納入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使各級干部都能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念，樹立保護和改善環境、節約資源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的思想，增強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感。
我們應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培訓活動，普及循環經濟知識，宣傳典型案例，引導全社會樹立科學發展觀和循環經濟的發展理念。在全社會樹立可持續發展、永續利用的觀念，增強全社會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責任意識與憂患意識，把節約資源、回收利用廢棄物等活動變成全體公民的自覺行為，逐步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
(二)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及公眾在循環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循環經濟既依賴于嚴格的法律法規和經濟手段的調節，也離不開公眾的參與。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鼓勵公民和企業參與有關自然資源、環境和經濟的決策活動，以及鼓勵發展諸如環境保護協會等非政府組織(NGO)或非營利組織(NPO)等，可以有效地促進循環經濟模式的形成。公眾出于對自身權益的考慮，會通過輿論等特定機制自發地監督生產者的生產行為，促使生產者自覺遵守環境法規，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公眾自發形成的NGO是其實現環境權益的機制之一。NGO通過影響國家的資源與環境政策、開展針對公眾的環境教育等途徑，促進循環經濟模式的形成。NGO可對企業生產過程中的環境行為實施監督，并利用專業知識幫助企業解決污染治理中的問題(樊根耀等，2005)
非政府組織由于具有信息的優勢，它對企業的監督成本往往小于政府管制。政府只要規范和激勵非政府組織，就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節約管制成本。非政府組織作為非正式制度約束，其約束力不像正式制度那樣具有強制性，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強制力，能起到正式制度無法替代的作用。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運行往往過多地依賴于政府，由公眾自發參與而形成的自主治理制度嚴重不足。如何引導公眾的消費行為符合循環經濟的要求，調動公眾監督生產者的積極性，培育中國式的NGO，是我國當前循環經濟制度創新中的重要課題。
三、小結：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交互作用發展循環經濟
正式制度能夠降低訊息、監督和執行成本，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發揮作用的人文、社會環境和土壤。例如，一些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行之有效的循環經濟法規在我國實施的過程中會變形，缺乏與之適應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原因。缺乏良好的非正式制度會使正式制度的實施成本大幅上升。
正式制度往往靠政府機制強制實施，一系列正式制度安排是發展循環經濟的規范與準則。但僅靠正式制度安排不可能解決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系列問題。作為非正式制度的習俗慣例、行為準則、道德規范、宗教等，通過對交易主體激勵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通過提高主觀自省與自覺，會對形成節約資源的社會風氣、提高市場效率產生很大影響。只有將正式制度創新與非正式制度的漸進演化結合起來，改變我國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提高能源與資源的利用水平，更加重視環境保護以及人類經濟活動與環境的協調，我國循環經濟事業的發展才會獲得有效的制度保障與支持。
經濟制度創新范文4
【關鍵詞】西部循環經濟制度創新
一、問題的提出
可持續發展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也是我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面臨的重要任務?！笆晃濉笔俏覈鴮崿F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關鍵時期，面對人口不斷增加、資源約束突出、環境壓力加大的嚴峻挑戰，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實踐。應成為今后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
西部地區是我國的生態屏障，亦是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瓶頸所在。西部開發不僅僅是生態環境的治理恢復和建設過程，也是經濟發展過程，更是制度創新過程，如何在西部大開發中做到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兩者兼顧、法規建設與制度創新齊頭并進，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長期以來西部地區所沿用的以大量消耗資源為特征的粗放型工業發展模式，非但投入和產出效率不盡人意，而且帶來了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浪費，使工業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累積性問題日益嚴峻，極大地制約著西部地區循環經濟的發展。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制度障礙的長期存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問題。因此要解決西部循環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加大循環經濟的發展力度，必須分析循環經濟的制度因素，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困擾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問題，進行制度建設和創新是西部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
二、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分析基礎
制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產物,是調解人的關系、規范人的行為而自發形成或人為設計的社會交往行為規則。制度是經濟發展中一項不可忽視的要素，甚至是最重要的要素，它決定了人類生產過程中的資源分配和利益分配形式。經濟系統是一個包含制度的復雜系統，發展經濟并不僅僅只需要考慮資本、勞動、技術等要素，更需要一系列制度支持。因此必須將制度因素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并將其納入經濟分析模型中，才能有效地解釋各種經濟現象?，F在，人們研究任何一種經濟現象或經濟行為都必須分析與其相關的制度問題。而像發展循環經濟這樣一個實踐性、政策性很強的經濟發展問題，當然更不可能忽視對其進行制度層面地分析研究。
從根本上說，制度是為經濟提供服務的。循環經濟不僅僅是旨在改變經濟運行的內在規律，而應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規范和引導經濟運行的路徑。因此制度因素在循環經濟的發展中主要發揮以下功能：
第一，協調和整合循環經濟運行中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生活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們為了各自的利益追求，必然會形成一定利益集團，如果不對不同的利益關系加以合理協調和平衡，就會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發展循環經濟必然導致不同人群或團體之間利益關系的變更，它要求協調好各種利益關系，其中包括不同區域、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系，以及協調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利益關系，這都需要有相應的制度支持。制度能在一定范圍內將社會資源和財富進行比較合理的配置，因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協調和平衡人們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把人們的各種利益矛盾和沖突控制在各方可接受的范圍內。
第二，規范和約束人的經濟行為，使其符合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發展的目標?，F實生活中人們的行為追求是多種多樣的，如果不加以必要的規范和約束，就勢必導致負外部的泛濫，不僅影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也必然會影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人們以往所熟悉和適應的經濟行為模式，是在與傳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制度下所形成的，這些行為模式有相當一部分與發展循環經濟的目標背道而馳。要改變這些行為模式，使其適應發展循環經濟要求，需要利用制度作為一種律令產生強制力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
第三，制度對人們符合發展循環經濟要求的行為具有激勵和導向功能。制度是一種持續性、規范化的激勵機制。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制度的激勵作用主要是通過將外部利益內部化來實現的。發展循環經濟是一項社會收益率較高的社會活動，但在目前的制度下，發展循環經濟的個人收益率卻不高。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制度應該使循環經濟中的個人收益率不斷接近社會收益率。建立起了這樣的制度，人們就會自覺選擇符合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行為。
三、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障礙
（一）有效制度供給不足
有效制度供給不足是生態環境問題的根源。西部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對環境保護不力,而環境保護不力的重要根源就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給,從而難以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來保護環境。由于經濟主體具有追求盡可能大的利益的內在特性,在無外力干預下,它總是會不顧社會利益而追求單個利益最大化。從這個角度來說,西部越來越嚴重的資源與環境問題是有效制度供給不足的結果。
改革開放20多年來，西部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同時區域發展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和東部相比，國家對西部地區在基礎制度供給、產權制度供給等多方面無論在廣度、密度或深度上都明顯不足。西部地區由于自然地理環境與區位劣勢、經濟基礎薄弱、市場經濟意識淡薄等因素導致投資軟硬環境欠佳，通過自主需求創造供給的動力缺乏，再加上政府支持和政策供給上的不足，經濟主體行為長期徘徊在國家嚴格劃定的行為準則圈內。使得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脫節，嚴重阻礙了循環經濟的發展。
（二）制度變遷不均衡
制度供給不均衡會導致制度變遷不均衡，進而會對西部循環經濟發展產生深刻影響。一個經濟體中不合理的制度變遷會弱化對資金、技術、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西部地區變革長期在國家自下而上的強制推行下進行，主觀能動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其制度變遷不屬于內生的、由下而上的誘致性變遷，無法與市場經濟充分融合，因而其變革具有更多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特征。
西部目前正處于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這也是產生廢物污染最多的階段，因此為了發展本地經濟，政府、企業很有可能選擇急功近利的經濟政策來解決政績壓力、經濟增長、就業壓力等，往往把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環境問題被置于邊緣地位，片面追求“集體”局部經濟利益，很可能導致全局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結果，從而阻礙循環經濟發展。并且政府自身利益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聯系并未成為促進西部地區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西部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其市場經濟特性并不明顯。
（三）制度效率比較低
微觀經濟主體的競爭力主要由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決定。西部盡管存在要素成本優勢，但制度因素造成循環經濟的交易成本過高，制度經濟績效比較低，制約了經濟競爭力的提高。這主要源于不同制度演進格局所產生的制度本身。作為一種能夠有效解決稀缺性問題的制度安排，市場經濟具有更高的經濟績效。雖然西部正朝著市場經濟體制方向邁進，但其演進的效率、速率以及配套的各種制度的建立、發展程度較東部具有較大的差異，從而表現在循環經濟發展中資源配置效率、經濟發展績效上比較低。
（四）制度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弱化
現有的資源環境制度主要側重于環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生態保護和資源利用方面的制度仍不健全，漏洞較多。首先，環境保護制度的強制力和約束力弱不夠，管理關系不順，沒有足夠的權威，因而不能保證有效地貫徹實施，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次，政府依舊還存在著部門分割，如涉及生態環境保護就有農業部門、林業部門、環保部門、國土資源部門等。分部門的多頭管理不僅使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的制度間缺乏協調、配套和整合,而且容易出現政出多門、政策沖突或政策盲區。再次，我國在法律中未能明確公民的環境權益，從而使得公民不能維護自身權益，導致政府在監督污染排放方面成本過大。在很大程度上起著縱容環境污染行為的負面作用。
（五）環境產權界定困難
為了使外部環境與自然資源的成本與利益內部化，十分有必要明確界定環境產權。但是，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彌散性與流動性的特點，不具有明確的排他性和可轉讓性，使得環境產權的界定非常困難，如江河、大氣等自然資源就十分難以界定產權。當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中,關于環境產權的概念還未明確界定。使得環境產權的界定非常困難,另外環境屬于公共物品,環境產權的主體應是國家,所以要研究環境產權如何進行轉讓和交易、如何才能對廠商產生刺激等難題;由于環境產權交易是以排污權的需求與環境產權和排污權的供給為特征的,還要研究如何分配排污權、如何評價排污權的使用、對富余排污權如何處理等難題。
(六)現存的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沖擊
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在西部更為明顯。在這種二元制結構體系下，形成了城鄉兩大相互獨立而又懸殊巨大的經濟板塊。城鄉二元結構以及特有的城鄉分割和城鄉壁壘，給西部的循環經濟制度建設和現代化建設帶來了巨大影響和嚴重障礙，對經濟、社會、政治和生態造成多種危害。
由于西部城鄉企業自成系統，鄉鎮工業布局分散，同時對鄉鎮工業缺乏科學規劃，使得城鄉經濟發展嚴重失衡，不少污染的項目從城市擴散到了鄉村，鄉村成了污染工業的避難所。城鄉二元結構下，城鄉在經濟結構、思想觀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存在著相當的差距，許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在鄉村中無法正常開展，這也成了建立循環經濟制度不可回避而且難以逾越的障礙。
（七）非正式制度方面缺位嚴重。
非正式制度是人類在長期交往中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慣、意識形態等的總和。非正式制度通過思想意識、倫理道德等方面的軟約束，激發人們的內心理念來實施一定的經濟行為，從而影響經濟發展。西部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粗放經濟模式以及較低經濟生活水平，導致了整個社會對資源環境問題嚴重性的認識不夠，一些地方和部門對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戰略意義和緊迫性認識不足，缺乏正式制度實施的文化環境。首先，西部長期以來存在兩種不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傾向：一是把經濟增長等同于經濟發展，把發展單純看成是一個經濟問題，并把經濟增長率作為衡量發展的唯一指標；二是片面地理解“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認為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資源、環境問題就可隨經濟的增長而自然解決。其次，缺乏一種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往往把自然當作為生產所利用和支配的對象。這種片面的自然觀是與循環經濟思想格格不入的。自然界在人類無休止的的破壞下所呈現的報復性反應，已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傳統的自然觀，開始認識到人類與自然環境和諧相處的重要性，但是要讓人們徹底轉變長期以來形成的自然觀，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再次，長期以來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倫理觀大行其道，其局限性就在于只考慮眼前的功利與實用，不顧及長遠利益，和西部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背道而馳。
四、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制度保障
西部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改變現有利益格局，重新構建一種新的制度框架，對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類社會生產關系進行新的制度安排。這種新的制度框架的核心是要將生態環境作為一種生產要素進行新的規制管理，納入市場運行機制之中。明確生態環境和基本資源的產權關系，并規定其交易和補償機制。這必將重新構造社會價格形成機制，從而重新調整社會利益分配關系。
（一）西部發展循環經濟的產權制度安排
從長期來看，西部發展循環經濟需要解決的制度問題的重點，首先是資源產權制度的改革和創新。西部資源耗竭和環境惡化的根源在于產權不明晰和產權配置不當，只有明晰的產權才能對濫用資源和污染環境構成阻隔屏障。我國法律規定的資源絕大部分屬國家所有，但由于政府管理能力的限制，國家對國有資源產權的實現難以完全落實。因此，西部資源產權制度創新的重點是，突出所有權管理和集中統一管理，強調國家的資源收益權，使國有資源的所有權在經濟上得到充分體現，以提高資源使用成本，遏制對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浪費行為。
構建明晰的產權制度，就需要把經濟活動的責、權、利結合起來，使外部影響內部化，統籌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如在西部地區沙漠化的治理中采用拍賣土地使用權的做法，即明確規定誰購買、誰治理，誰治理、誰受益，可繼承、可轉讓，在國家擁有最終所有權的同時，治理主體（經濟個體）得到土地的占有權、經營權、受益權，從而調動其投資的積極性。
明確環境產權，實施環境容量的有償使用。對產權難以界定的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如空氣、河流，可以劃分各地區一定的責任范圍，如合理分攤環境治理費用和嚴格法制約束，制定出明確的獎懲規則。對無法避免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可以通過政府作為維護生態環境的代表與污染者之間進行環境產權與排污權的付費許可污染的交易以及排污權的產權交易，充分運用好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盡可能減少環境污染和無節制使用自然資源及由內部經濟導致的外部非經濟。
（二）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對循環經濟發展的障礙
緩解城鄉差別愈來愈嚴重的趨勢，實現城鄉均衡協調發展是西部當前面臨的一大社會難題。這個問題不妥善解決，確立循環經濟制度就將成為空談。在努力消除城鄉差別，建立循環經濟制度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要在借鑒發達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盡快進行循環經濟立法，明確消費者、企業、各級政府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的責任和義務，明確把生態環境作為資源納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疇之內。鑒于西部廣大農村地區的居民環境意識比較薄弱，一些地方政府迫于經濟增長和就業壓力忽視環境保護，甚至對污染企業提供保護的現狀，應改革環境保護行政管理體制，防范地方保護主義的干擾，創造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新的環境保護機制，提高管理的權威性和環境管理的效率。
第二，要有預防農村生態環境破壞的制度安排。鄉鎮企業在西部經濟發展和加速城鄉差別的縮小過程中，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然而，掠奪式經營引起資源破壞和環境惡化已經成了西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由于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不當，不少地方單純追求資源開發帶來的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相當一部分農村地區的生態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惡化。要克服這個問題就必須有預防農村生態環境破壞的制度安排。要堅決杜絕已為城市淘汰的污染型工業進入農村，決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第三，積極推進農業經濟結構調整。目前西部的環境保護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種政府主導型模式。在推行循環經濟，消除城鄉差別過程中，政府仍然肩負著歷史性的重任。為此，政府應該積極引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使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特別是生態農業轉變。對于西部這樣一個農業發展滯后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又占據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區域來說，發展生態農業，政府的政策引導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完善生態補償機制，切實落實中央財政對西部的轉移支付制度。生態補償機制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手段，這對改進西部生態與環境質量，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生態補償機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國家應該盡快對西部生態脆弱區和生態功能保護區的發展規模、發展方式實行嚴格的控制；通過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對生態脆弱區和重要生態功能區進行補償，堅定不移地加大對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煽紤]開征西部生態環境建設補償稅，并將征收范圍限定在資源開發類企業或者污染企業，將稅收的適當比例用于西部生態環境保護和修復，剩余的歸中央統一調配。國家應該對現有的環境污染費、礦產資源使用費等地方性收費項目，以環境保護稅的法定形式固定下來，同時擴大環境保護稅的征收范圍，并根據?？顚Ｓ玫脑瓌t，將環境保護稅收入做為西部地方政府綜合治理的專項基金。國家應該對有利于西部地區生態環境保護或治理，恢復生態環境的項目給予大力度的稅收優惠，鼓勵西部發展生態環境整治、污染治理、資源綜合利用、農業綜合開發等項目，剔除現行稅制規定中不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政策規定。同時對破壞生態環境的項目，應當通過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給予堅決制止。對于一些虧損或微利的廢舊物品回收利用產業，對于廢棄物無害化處理產業，可以通過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政策，使其能夠獲得社會平均利潤率。在增加環境（污染排放）稅、資源使用稅的同時可以對于企業用于環境保護的投資實行稅收抵扣。通過專門設立環境技術開發基金，重點支持廢舊物品回收處理和再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促進西部環境綜合治理等公用性事業方面適用技術的開發與推廣應用。
（四）加強循環經濟的監管機制。制定法律和政策是重要的，落實和監督執行更重要。西部應考慮設立循環經濟發展專門領導和管理機構，賦予更大的執法權限，加大執法力度，使循環經濟建設真正有組織保障。要改變過去對領導干部的考核方法，明確將循環經濟納入政府決策者政績的考核體系，建立新的評價和考核指標體系。各級政府自上而下應該層層簽訂循環經濟建設目標責任制，督促其行使循環經濟職能，抑制地方保護主義。要規定各級領導必須在任期內實現轄區內環境和資源的循環性"保值增值"，對未完成目標者要依法查處。同時積極發揮中介服務（技術咨詢）組織的監督和服務作用，為政府、企業和消費者及時提供國內外的相關信息和服務；為政府制定相關法規政策和企業制定環境管理策略等提供決策依據和服務；協助督促政府貫徹落實相關政策等，以促進循環經濟的制度建設和發展。
（五）積極培育循環經濟主體意識
發展循環經濟的非正式制度建設的目標，主要是建立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觀、自然觀、價值觀、倫理觀以及由這些社會觀念意識決定的風俗習慣。建立正確的發展觀，首先需要全面正確地理解發展的涵義，提高對統籌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重要性的認識。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自然觀，就要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人的行為與自然的協調，道德理性與自然理性的一致，從而實現自然界與人的和諧共存。
建立正確的資源價值觀對西部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一直以來西部缺乏形成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資源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基礎和制度環境。現在雖然人們的經濟價值觀念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只是強調物質資本的積累，強調物質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保值增值，仍然缺乏自然資本的概念。由于缺乏自然資本的概念，資源無價或價格很低，使人們認為自然資源是可以無限供給的，造成了資源的無償占有、掠奪性開發和浪費性使用。因此要使人們從觀念上徹底改變資源無價和資源可無限供給的想法?，F階段，西部要通過加大宣傳力度，逐步使廣大群眾理解、認可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性，并通過改變自身一些落后的觀念來配合并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積極培育循環經濟主體意識，使公民明確自己具有的環境權益，使公民在維護自身環境權益的實踐中，徹底轉變環境行為，并樹立牢固的循環經濟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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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創新范文5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從簡單交換到非個人的交換形式的一個重要轉折是，分工及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生產費用（PC）下降，但另一方面，又會使市場的交易費用增加，其中交易成本是指交易行為發生時，伴隨產生的信息搜索、交易條件談判與交易實施成本；交易費用的提高有時會抵消專業化程度提高帶來的好處。
從企業生存環境角度看，中小企業在專業化生產降低了生產費用的同時，伴隨著交易費用的增加。當交易費用的增加遠大于專業化程度提高所帶來的生產費用降低時，所有的生產與交換活動都會被整合到企業內部以達到成本的最低化。這樣一來，我們所熟悉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工廠、通用企業”就會應運而生。
產業集群的形成可以有效地改善由于專業化程度提高所引起的交易費用的增加。中小企業通過結盟與其他相關企業建立良好的分工協作關系，從而降低交易成本，在獲得專業化程度提高生產費用降低的同時，通過集群降低了交易費用，則企業就不會將所有的生產環節內部化，而是在適當的范圍內進行外部化，自己則專注于最具競爭力的價值活動，以實現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利益。
二、產業集群降低了企業道德風險發生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新，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制度的存在匡定了交易者的行為界限，能夠減少（雖然不能徹底消除）預期的不確定性，尤其是那種有利于交易重復進行的制度安排。產業集群制度的出現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產業集群的形成有效地抑制了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了道德風險的發生，在通常情況下，人們以及企業之間的高度信任關系是難以建立和維持的，因為信息不對稱往往是一個經濟社會的常態，企業間的交易很容易陷入一次性的交易的囚徒困境博弈之中。假定在市場上有任意兩家非集群企業A和B，在交易中企業A的策略空間為（守信、不守信），企業B的策略空間為（守信，不守信）由于非集群企業交往可能是一次性的，同時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機制只能是個人實施的一次性懲罰。在這個博弈中雙方都存在占優策略，就是不守信。企業間交易往往陷入一次性信任博弈的囚徒困境。
而在集群組織中存在著信任的自律機制，假定企業A分別為產業鏈中的一個下游生產廠商，企業B、C、D、E、都為產業鏈中的上游供應商。企業A和B、C、D、E之間的關系是委托關系，因此同樣存在著諸如侵吞欺詐和質量控制等道德風險的機會主義行為。所不同的是與一般企業間的關系相比，集群區內的企業間對于不講信用的懲罰機制發生了變化。
三、產業集群提高了企業創新能力
集群制度有利于知識的傳播，增強了企業的創新能力在整個技術創新網絡資源體系中，知識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戰略性資源。知識已經替代勞動力、物資、資金、信息而成為第一生產要素，只有知識才是企業維持長久競爭優勢的一切來源，技術創新正是通過企業內外知識的識別、獲取、流動轉化形成的。
制度經濟學認為：知識分為可言傳知識（顯性知識）和不可言傳知識（隱性知識），技術創新源于隱性和顯性兩類知識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而隱性知識流動轉化是企業技術創新的起點和關鍵。顯性知識很容易通過文字和數字表達，容易被理解、傳播和共享。而隱性知識是高度專有，很難確切表達，它由理念、信念、心智和組織文化組成，不易被模仿。隱性知識由非可言傳知識構成非正規的、瑣碎的知識，往往高度復雜并特定于地點、環境和時間---非可言傳知識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恰當地獲得（邊干邊學），產業集群企業中的成員基于互信原則，來自不同企業的雇員能夠經常地坐到一起，進行各種非正式的相互學習、交流和討論，在同產業和相關產業的企業之間，以及同一企業內的不同班組之間也會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與合作，相互傳遞信息和學習技術、技巧。增強了隱性知識的交叉傳播，提高了創新能力，增強了集群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總之，產業集群作為一種制度形式，通過交易網絡、技術網絡、社會網絡所構成的集群內復雜而緊密的網絡，模糊了企業的邊界，提高了集群內企業間的相互信任，降低了交易費用，減少了道德風險的發生，通過知識與人才的流動，使創新資源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共享，增強了企業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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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制度創新范文6
關鍵詞：國有經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自主創新；主導作用
目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為基本轉型期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以國有經濟作為主導力量，對中國現階段經濟轉型發展中，要努力做大、做強，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時候成為主要力量。我國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國有經濟在有一般的經濟作用，還有在轉型中呈現的特殊作用。
一、經濟發展的前提和保障
1.轉變經濟發展觀念：在現代化經濟中，我國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當前首要的前提。經濟增長情況與經濟發展道路和發展基本觀念是相輔相成的。只追求物質財富，并且忽視對環境資源和成本投入，使國內的生產總值出現不和諧因素，不能只考慮現階段人類生存物質質量，要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道路，將人力資源與環境資源相結合，共同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使經濟社會達到又好又快的發展，更好的促進經濟協調。
2.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制度保障，從而能夠更好的形成形成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體制機制。第一，根據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對其進行宏觀調控政策，更好的節約資源能源、生態環境方面進行保護，并且對經濟效益進行宏觀調控，形成有效管理的機制，對投資方向、產業結構升級、經營規模和技術等方面協調，政府發揮其宏觀調控的導向作用。第二，努力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其日益完善，并且能夠更好的推進公平競爭和資源優化配置的市場監管機制。將具有資源性產品的價格進行調整，使生態平衡加快發展，出現污水和垃圾，在處理過程中要進行必要的收費，更好的體現出金錢在能源資源節約、環境保護中的重要的作用。第三，對財稅體制進行改革，并且根據新頒布實施的增值稅轉型方案，對資源稅制度不斷進行深化改革，通過建立健全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從而能夠更好的完善社會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第四，金融體制改革進程加快，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加快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是關系改革和發展全局的重要任務，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和體制保障。第五，更好的完善市場主體結構，牢牢把握事關全局的戰略形勢，降低能源不必要的消耗、合理節約資源、使企業經營機制與管理體制的效益明顯上升。
二、經濟體制發展的途徑
1.優化經濟結構：出現增長成本過大、增長方式粗放等情況，其主要原因就是經濟結構不合理所導致的?，F階段，在國內的三次產業結構調整中，其中工業部分在市場經濟中占比重最大，在進行工業發展的過程中，會經常呈現出能耗較高、物耗較高，使我國的重工業部分經濟出現增長迅速現象，我國資源能源消耗比重過高，導致環境壓力加大，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緊密聯系。我國對經濟結構不斷進行優化，第一，要促進三次產業結構進行科學合理調整，首先要發展的是第三產業--服務業，使經濟迅速增長，加強工業帶動向三次產業并且協同帶動其快速發展。根據工業發展的基本情況，促進資源能源大力的發展，使能源保持消耗資源低、減少對資源環境污染、加大經濟效益迅速發展的創新技術產業，并且通過采用創新技術，調整傳統、落后的產業，從根本上能夠提高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速度日益加快。產業政策以及引導、準入門檻進行科學合理的限制，對產能過剩有效的進行控制，行業發展方式要進行科學合理改變，并且將落后的技術、嚴重污染的生產方式進行淘汰。第二，將投資結構進行科學調整。節能減排工作要大力推廣實施，減少高耗能、污染較高的企業在社會上發展，加強節能環保產業推動其完善并且快速發展。我國現階段重點建設項目即為加強節能減排工作，并且建立低碳經濟科學方面的試點，將環境中溫室氣體排放加強控制；促進循環經濟不斷發展，堅持可持續發展道路，積極開展能源、資源再生以及回收再利用，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以及科學治理，加強建設經濟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現代化社會；對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和貸款進行嚴格的控制，杜絕出現產能過剩行業開發新項目。
2.促進科技進步：在我國促進科技進步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中心環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轉變增長方式的本質，確保少投入多收益。加強能源資源科學合理協調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可持續發展是社會主義科技一項進步。并且要盡快完善、加強技術創新和科技創新的成果產業化等基本的法律法規和相關經濟政策條例，促進全社會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斷增加企業的創新能力；共同推動國家在建設創新等方面的基本體系，從根本上能夠支持基礎性的調查與技術方面的研究；將企業作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進行科學結合，使科技創新基本體系加快建立，更快的使科技成果開發并且迅速向現實生產力方向轉變。
三、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環節
1.創新管理方式：分為宏觀管理方面以及企業管理方面。宏觀管理方面，主要是要改變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以及考核指標，現在創新管理主要考核標準是國內生產的總產值，由于發展中受到限制，未能夠及時的反映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后果，導致污染環境以及破壞生態系統等情況發生，并且也不能夠反映出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和效率，就是單位所產出資源和能源消耗比重；企業管理方面，管理者要學習并且適當的借鑒先進的管理生產方式，將管理機制和約束機制體系不斷的建立完善，并且要充分的調動企業及其內部人員在各方面工作中的積極性，從根本上使企業管理效率得到明顯提升。
2.加強勞動者自身素質：我國通過不斷提高勞動者的自身素質這一重要條件，從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促進生產力發展，勞動者作為積極、活躍的因素，要轉變其思想觀念、深化勞動者體制改革、不斷將組織結構進行優化、在當前日益進步的科學技術力量和管理組織機構不斷創新的條件下，勞動者的素質起到根本決定。勞動者、經營者以及技術和管理人才的素質較高，從根本上提高我國的經濟效益、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因素。現階段，我國需要大力發展人力資源管理，不斷加強教育，并且政府在對勞動者教育方面加大投入，適當的降低大學的門檻，提升大學入學幾率，專業性教育日益加強，更好的為國家的新型人才進行技術創新方面的培養、經營管理人員以及具有高素質的勞動力，將全社會的智慧集思廣益，更好的增強經濟方式迅速發展。
四、結論
自經濟體制以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其目的是為了更好提出實現國民經濟增長方式，由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向生產集約型轉變，這樣能夠有效的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呈現出有利情況。由于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所處的整體階段受到了先進技術水平的制約，提高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是增加生產要素投入和物質消耗等方面，通過粗放型增長的方式完成目標?？偠灾?，隨著國民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開始逐漸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基本轉變。
自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重大的成績。與之相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方式與其協調發展，產生歷史性的轉變。隨著經濟時代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強、新興工業化進程在逐步興起、科技革命推動所帶來的機遇，由于環境資源成本在不斷上升、資源環境質量壓力增大、收入差距拉大、不平衡發展情況嚴重以及世界經濟運行風險不斷變化等大部分情況的挑戰，推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基本方式，促進科學性轉變，共同推動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五、結束語
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以及社會化進程進行不斷的探索和研究，我國對未來的經濟發展確立了基本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根本上能夠加快國民經濟的進程。綜上所述，我國在進行市場經濟制度建設等方面需要調整并且創新，對基本經濟制度進行及時科學調整，并且根據實際情況對宏觀和微觀經濟制度的變革和創新，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在不斷的調整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完善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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