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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范文1
關鍵詞范式社會科學范式范式結構
科學哲學歷史主義學派認為，科學知識進步增長的基本單元不是具體理論，而是“一般理論”或“偉大的理論”。為此庫恩在本世紀六十年代提出了“科學范式”的概念和思想，七十年代，拉卡托斯提出了“科學研究納方法論”理論，勞丹提出了“研究傳統”的概念?，F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研究對象是自然科學，但我認為，若獎“范式”的思想觀點擴展至社會科學領域，它對于社會科學也同樣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
科學進步和知識增長問題是現代科學哲學的重要主題。庫恩認為科學進步是常規時期和革命時期交替出現的過程，其中核心的概念是科學范式。“范式”(Pardign)原意是指語法中詞形的變化規則，可引伸為模式、模型、范例等意思。庫恩對范式有許多解釋。英國的瑪斯特曼認為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至少以二十一種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這二十一種含義可分析為三種主要意思：(1)形而上學范式或元范式：范式是一種信念、一種有效的形而上學的思辯、一個新的觀察方式、一個指引感覺本身的有條理的原則，是某種決定廣大實際領域的東西等等。(2)社會學范式：范式是一個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象一個公認的法律判決等。(3)人工范式或工具范式：范式是教科書或經典著作，是一些供給的工具等等[1]。拉卡托斯認為，科學總是以研究綱領的形式向前發展。研究綱領由三部分組成：(1)“硬核”?！坝埠恕笔窍鄬Ψ€定的，是作為研究綱領未來發展基礎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原理；(2)保護帶。硬核外部是柔韌多變的保護帶，它是由各種輔助假設構成，遇到反常時可通過調整保護帶以保護硬核；(3)方法論規則。包括反面助發現法和正面助發現法。反面助發現法告訴我們應當避免哪些研究途徑，禁止將矛頭對準硬核。正面助發現法體現長期研究方針，提示、暗示如何改變、發展該研究綱領的“可反駁”的保護帶。正面助發現法還提出一個綱領，此綱領開列一系列模擬實在的越來越復雜的模型，科學家遵循這個模型進行研究。[2]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認為，每一門科學都有一部充滿研究傳統的歷史?！耙粋€研究傳統就是這樣一組普遍的假定，這些假定是關于一個研究領域中的實體和過程的假定，是關于在這個領域中研究問題和建構理論的適當方法的假定。”[3]
不僅自然科學存在科學范式，在社會科學領域，范式也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過程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美國社會學家D.P約翰遜認為：“社會學理論象任何其他科學的理論一樣，它的巨大基礎是未說明的假定?！@些假定包含社會學家對他們的主題的基本意象、他們用以描述和分析這一主題的概念選擇、為調查而對具體問題的挑選以及在分析過程中所運用的策略?！部砂ɡ碚摷业幕緝r值前提?！盵4]我們認為，所謂社會科學范式，是指隱含在社會科學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過程中，關于研究對象和研究活動的一組基本觀念。這組基本觀念包括：
[1].關于研究對象屬性和作用過程的本體論社會歷史觀觀念；
[2].關于如何認識和把握研究對象的認識論方法論觀念；
[3].由[1]和[2]所影響決定的作為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出發點的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以及
[4].研究領域和理論的興趣主題；
[5].（某些學科中的）基本政策綱領。
無論科學家是否承認或有沒有意識到，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哲學思想和方法論觀點對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影響。雖然某些人宣稱拒斥形而上學，然而實際上哲學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后門或窗口偷運進來。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基本研究范式，它們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兩者在關于社會歷史現象的基本性質以及認識論方法論觀點上具有不同的信奉傾向?？茖W主義以實證哲學、經驗主義為哲學基礎，把人的認識局限于人的經驗所及的領域。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受自然科學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社會歷史現象與自然現象一樣，具有一般性的普遍規律，社會科學的任務就是要運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即觀察法、實驗法和比較法等，從觀察到的經驗事實出發，描述社會現象的外部聯系，研究和發現社會歷史領域的普遍一般規律。人文主義研究范式以新康德主義、現象學、釋義學等哲學思潮為理論基礎，認為社會歷史現象是人的主體精神的外化，是精神世界、價值世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一種個別的、……僅僅一度發生于一定時間內的事件。”與自然科學追求“普遍的定然判斷”不同，社會科學的目標是“單稱的實然判斷”。因此，社會科學是運用“個別化方法”去研究對象。[5]狄爾泰把解釋學方法擴展為社會科學的一般方法，韋伯則提出了“移情式領悟”的理解方法。如果說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更多地表現為對自然與人的關系的不同認識，那么，與此相聯系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則由主要反映在對人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看法。方法論整體主義以新黑格爾主義為哲學基礎，以迪爾凱姆客觀社會學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本身是一個整體結構和有機系統，它不能夠還原為個人或以個人為單位的現象或活動。社會規定制約著個人的活動。一個社會事實只有通過與其他社會事實的整體聯系才能得到解釋。因此，他們主張應該通過社會的整體來研究社會的理論，對社會進行分析、研究的基本對象不是個體或個體現象，而是社會的法則、傾向和運動等等。他們強調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具有客觀性，社會科學能發展客觀規律進行科學預言。方法論個體主義受到霍布斯等“社會契約論”社會歷史觀的影響，以新康德主義為代表的人文主義思潮是其哲學基礎，以韋伯的社會學理論為代表。他們認為社會個體的存在、活動必然先于、高于社會整體的存在和活動，這種個體及其屬性又往往歸屬為某種特定的永恒不變的人性，所以，現代個體主義往往表現為心理主義。他們認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單元是個人活動，而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所以，應從主觀動機、人的人性等著手去解釋和分析社會歷史現象，社會關系、社會制度等只具有從屬意義，應從個人行為、個人心理動機出發去建構社會整體。兩次大戰以來，社會科學范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很主要的內容是研究方法論的變化，由以前的定性方法為主發展為定性定量方法相結合，由以前的分析歸納為主轉變為走向系統綜合研究?？傊倔w論社會歷史觀和認識論方法論觀念是社會科學范式的基本成份。
科學研究的基本任務是從感性認識中抽象出反映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性的理性認識。著名物理學家海森堡談到科學抽象時說：“抽象使我們能夠從一種觀點觀察一個對象或一組對象，而拋開對象的所有其他特性?！盵6]社會科學研究中，這種抽象過程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對研究對象提出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作為科學研究的出發點。符合科學條件和要求的假設條件，往往構成理論體系的基礎和核心。一般地說，各種理論之間的區別往往是基本理論假設的區別，而新舊理論的更替也首先表現為基本理論假設的變化。例如，在經濟學發展史上，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以經濟自行調節、自動均衡等人們擁有完全知識能進行理性預期這些最基本的理論假設為基礎的，而所謂經濟學的凱恩斯革命，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摧毀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這些最基本的假設。對此西蒙說：“研究綱領的轉變已成為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在經濟學中，人們開始在更加廣泛的領域里利用更為現實的（和心理的）假設，即承認人類理性的限度以及這個限度對人類經濟行為的影響，以取代傳統經濟學中過于簡單化的假設。”[7]在社會學領域，G.里茨爾認為社會學有三種基本范式：社會事實范式、社會定義范式和社會行為范式。而這些范式的區別的基礎是基本的理論假設的不同。例如，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是認為社會與有機體一樣，社會制度和過程都有它們的生命。而互動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同，他們認為社會和社會現象是人們互動過程的產物。可見，最基本的理論假設是研究范式的重要因素。
社會科學的一個特點是“范式的多重性”或者說是存在著許多“不可完全通約的”范式。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研究者所持范式中上述[1][2][3]三方面的區別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研究者的著眼點和理論興趣主題的不同。例如：在社會學理論中，社會現實包括個人層次、人際關系層次和社會結構層次等不同層面。不同的范式往往關注不同層面的社會現象。象征互動理論和交換理論主要關注人際關系層面的問題，而功能理論和沖突理論的興趣主要放在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在經濟學領域，被一些西方學者稱為“邊際革命”的邊際效用學派與古典經濟學研究范式的重大區別，是研究重點或興趣的轉變。他們一反傳統經濟學著重研究供給（生產）的傳統，轉而注重研究經濟現象的需求消費效用方面，主要研究經濟主體在經濟生活中的個人行為如個別的消費行為等。同樣，在凱恩斯革命中，也包括研究主題的變化，從傳統經濟學視野中的個人、廠商的經濟行為以及個別市場、個別商品的經濟問題等微觀分析，轉變到全力考察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體分析上，開創了宏觀經濟學。在歷史學領域，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史上，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之所以“新”，重要原因在于他們突破封建傳統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中心和以政治史為基干的研究主題，把史學研究領域擴大到人類生活和各個方面，特別是重點研究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為密切的史學問題。英國著名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論述本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世界史學研究范式的轉變時，把研究興趣的變化列為重要方面。[8]英國經濟學家W.哈奇森分析社會科學革命構成因素時認為：“興趣或研究重點的變化理所當然地也應該算做革命的一個構成部分。”[9]所以，范式應包含研究主題這一因素。
在一些應用性鮮明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律學等學科中，理論研究往往與政策研究密切相關。理論研究為政策綱領提供理論支撐，而政策綱領的實踐效果則檢驗其依據的理論學說。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布勞格認為：“大多數經濟學說不僅是拉卡托斯意義上的科學研究綱領，而且也是政治行動綱領。”[10]例如凱恩斯經濟理論。他在理論上否定了傳統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也堅決反對自古典學派以來一直信奉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大力鼓吹只有國家干預經濟才能確保資本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提出了赤字財政、通貨膨脹等具體經濟政策。政策綱領是應用性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因素。所以，社會科學范式也包含基本政策綱領。由于社會科學范式包含政策綱領，這就給評價范式帶來特殊困難。社會科學理論會影響人的意識和行動，特別是轉化為政策綱領加以推行，其本身成為改變社會現象和運動進程的重要因素。仍以凱恩斯理論為例。兩次大戰后，凱恩斯經濟理論和根據這一理論提出的政策綱領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主要經濟政策，在整個社會推行，從而大大地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況，使得經濟周期的頻率和幅度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出現了象滯脹這樣前所未有的現象。隨著這種政策的宣傳推行，公眾對國家政策由開始時的毫無預期逐漸轉變為理性預期，結果導致了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綱領的失敗，公眾和國家對經濟學的需求發生了變化。在這一過程中，凱恩斯理論本身雖不是唯一因素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因為如此，在社會科學領域，有可能出現一個范式既是“進步”的科學范式又是“退步”的政策綱領，或者出現相反的情況，從而使得社會科學范式的評價更為復雜。
社會科學范式是上述五個方面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有序整體。本體論觀念和方法論觀念是范式的核心，它們影響決定著其他因素，而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政策綱領則體現著本體論和方法論思想，表征其特征。范式中本體論與方法論觀念對基本理論假設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例如，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以培根、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唯物主義經驗論為哲學基礎，以伏爾泰、愛爾維修、邊沁等人的“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為理論基礎。洛克從感覺論出發，認為經驗的標準是歡樂和痛苦。愛爾維修宣稱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是趨樂避苦。在方法論上，他們受到方法論個體主義思想和實證主義思潮的影響，正是在這些觀念的指導下，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了作為他們經濟理論基礎的基本假設：無數自私自利的“經濟人”，在一雙無形的手的指揮下，從事著對整個社會有益的活動。斯密說：每個人“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的促進社會的利益。”[11]
范式中的基本理論假設，對研究主題具有更直接明顯的影響和制約作用?；纠碚摷僭O規定了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基本特征和邏輯起點，因而常常邏輯地包含著理論的主題和研究方向。例如，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無數個“經濟人”的自私自利的活動構成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因此，他們的研究主題是個人、個別廠商的經濟行為。凱恩斯認為人們不能完全預期經濟現象，否定了供需自動平衡的伊森定律，由此出發，他自然要把研究視線投向國民經濟的總體宏觀問題。如前所述，社會學中功能理論、沖突理論與互動理論的基本理論假設不同，因而它們關注的問題也不同?；永碚搹纳鐣F象是人們互動的產物的基本假設出發，把理論視點集中在人與人的關系層次的問題。
政策綱領是以整個理論學說為基礎，因而范式中其他四個因素對它都有影響作用。由于政策綱領與理論的具體觀點內容聯系緊密，而基本理論假設和研究主題對理論的具體內容觀點有著直接的影響，因而，相對地說，基本假設和研究主題對政策綱領更具影響。以上分別對社會科學范式五個基本因素的相互關系作了分析。其實，在實際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中，范式的五個因素的相互聯系、互為影響是錯綜復雜的，每一因素還受到其他條件比如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科學家的氣質、個性等等的影響。因此，范式五個因素之間，不存在有什么樣的本體論就一定采用某種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又一定提出某種理論假設這樣簡單的推衍關系。
社會科學范式與具體理論有著密切的關系。每種范式都與若干具體理論相聯系。范式體現在存在于這些具體理論中，這些具體理論則說明或部分構成范式，例如：科學主義范式，在社會學中包括孔德的實證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功能理論、沖突理論等，在歷史學包括結構主義史學理論、科學主義史學理論，在經濟學中包括亞當·斯密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絕大多數流派等等。范式對具體理論具有一系列作用。范式規范著具體理論的研究范圍，指明哪些理論和問題是恰當的，哪些觀點和問題是不恰當的等等；范式對建構具體理論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能為具體研究工作提供思路；范式對具體理論還具有辯護作用，從更高的層次說明具體理論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范式的轉換是社會科學理論演進的主要模式。
范式和具體理論也有區別。首先，兩者的內容結構和表現形式不同。具體理論是由一系列相互聯系并系統地加以陳述的命題所構成的系統，它既概括地描述和解釋某些社會歷史現象及其規律。在具體理論的各種載體（如理論論著）中，理論的具體內容被明確地詳細加以表述和論證。而范式是由一組基本觀念組成，它本身不是對具體社會歷史現象的陳述和解釋，在具體理論的載體中，這些觀念常常沒有被明確地加以陳述和討論，而是作為科學共同體“理所當然”的自明公理而隱含在具體理論中。其次，兩者的作用目標不同。具體理論對具體的社會歷史現象問題的描述和解釋，為人們認識、解決這些問題提供理論指導。因而，具體理論原則上是可以直接檢驗的。范式則不同，它不是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解釋，也不預測未來的經驗現象。如上所述，它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對具體理論和研究工作的影響上。因此，一般不能用某些經驗現象直接地檢驗范式。
綜上所述，社會科學范式是由本體論社會觀觀念、認識論方法論觀念、基本理論假設、研究主題和基本政策綱領等五個因素，按一定結構組成的整體，是社會科學理論體系和研究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構成因素。
注：
[1][2]拉卡托斯等《批判與知識的增長》，華夏出版社，1987年10第1版第76—84頁、第171—178頁。
[3]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81頁。
[4]D.P約翰遜《社會學理論》，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2月第1版第61頁。
[5]文德爾班《歷史與自然科學》，見洪謙主編《現代西方哲學論著選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93年8月第1版第67—68頁。
[6]轉引自科普寧《認識論導論》，求實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09頁。
[7]轉引自W.哈奇森《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71頁。
[8]參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12—15頁。
[9]同[7]第368頁。
行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范文2
教育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自上世紀60年代產生以來已有數十載。國內外學術界對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有了長足的發展，對政府、學校、企業乃至家庭的教育決策產生了深遠的、與日俱增的影響。但人們對這一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邏輯結構等學科建設方面的問題關注不夠，學術文獻鳳毛麟角，多在教科書中略有涉獵，而且眾說紛紜。這是各學科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現象，也可視為學科不成熟的重要表現。
學科的對象與方法、學科的邏輯與性質，屬于學科建設的方法論。其研究的價值在于：
第一，它關系著學科研究邊界的界定，一學科和他學科的區別。對于學科分類的標準，在科學哲學發展過程中，有英國學者培根根據人類的理性能力(記憶、想象、判斷)對學科分類的主觀唯心論，法國學者圣西門否定這種主觀分類標準，提出以客觀研究對象作為學科分類標準。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認為圣西門提出的客觀對象只是事物的表象和機械對象，他以辯證發展觀把學科分類，學科間的轉化視為絕對精神自我發展的結果，從而陷入了唯心論。恩格斯在總結科學分類歷史的基礎上，主張以辯證唯物論為指導思想，提出科學分類的客觀性與發展性原則，主張按物質運動形態對學科進行分類。后來有的學者提出以研究方法作為學科分類標準?？偟恼f來，以研究對象作為學科分類標準是學科分類的主流，并由此形成了科學分類的框架，將科學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哲學及其分支。盡管科學分類仍在發展，但筆者認為，以歷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為指導思想，科學分類的標準，應是其研究對象，即以科學研究的客觀事物作為基本標準，力求做到主客觀的統一、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的統一。因而科學地界定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可以使其成為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立學科的基本依據。
第二，它關系著學科內容與體系的構建。一個學科的基本內容及其邏輯體系的構建，應以科學研究的客觀事物的內在聯系和運動規律為基礎，它是客觀事物內在聯系和運動規律在人主觀認識上的反映。人對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和完善的歷史過程。某一個學科的邏輯體系的構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科學研究對象的界定，必定是人們認識某一客觀事物及其運動規律的重要前提。如果人們不明確其研究的客觀對象，也就難以發現其特殊的質和運動規律，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其邏輯體系。
第三，它關系著學科的發展、研究空間的擴展和研究內容的深化。伴隨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發展，每一學科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在逐步擴展和深化，研究方法、技術手段逐步改進和完善，乃至學科間相互交叉。但每一學科都有其區別于其他學科的獨特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其研究的客觀事物也必有其獨特的運動規律。只有科學的界定學科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對某一客觀事物的研究才有可能不斷擴展和深化。
第四，它關系著人才培養和學科持續發展。任何科學發展都經歷了從逐步形成到發展、日趨成熟和完善的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也是科學在代際之間不斷繼承和創新的過程，它需要多代人持續不斷的探究和努力，存在著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只有繼承才可能創新，只有創新才能發展。作為未來新一代學者，首先要繼承前人積累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前人已經確立的該學科的研究對象、方法、邏輯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不斷創新。
二、研究對象
關于教育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國內外不同學者看法不盡相同。可以作如下歸納：
1認為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與經濟相互關系的學科。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教育經濟學是教育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它研究教育和經濟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已故中國教育經濟學家楊葆焜也認為：教育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主義教育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運動規律的科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和顧明遠主編的(〈教育大辭典》在教育經濟學的詞條釋文中也作出基本相同的表述。教育與經濟相互關系是雙向的，既包括教育對經濟的作用，也包括經濟對教育的作用。這種觀點指向的是宏觀上教育與教育的外部即經濟的相互關系。
2認為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的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效益的學科。這種意見反映了教育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也是將經濟學，尤其是投資經濟學移植到教育經濟學中的表現。同人類的經濟活動、
社會活動一樣教育需要一定的人、財.物資源投入，教育也可獲得一定的產出，表現為受教育者知識、技能、能力的增進，價值觀的形成等，這種資源投入與產出也就是教育的成本與效益。
3認為教育經濟學是研究稀缺的教育資源如何配置。美國教育經濟學家科恩在他所著《教育經濟學》中指出:“教育經濟學研究的是在不管是用貨幣與否的情況下，人和社會是如何選擇使用稀缺的生產資源及在社會各種成員和集團中進行(特別是通過正規教育)各種訓練、發展知識、技能、智力和品德等等。這種表述是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在教育經濟學中的移植。西方經濟學是研究既定制度下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稀缺教育資源的有效配置。
上述三種觀點是從不同的視角對教育經濟學研究對象及其內容所作出的概括。應如何確定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呢？筆者認為恩格斯關于科學研究對象的方法論給我們指明了方向。科學研究對象的確定，應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物質運動形式?！懊恳婚T科學都是分析某一個別的運動形式或一系列互相關聯和互相轉化的運動形式的，因此，科學分類就是這些運動形式本身依據其內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類的排列，因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這里。恩格斯將物質運動形態分為物質、機械、化學、生物和社會運動五類，與此相應，有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五類。
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或客體是教育中的經濟現象或問題。教育是人類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它既不同于自然界的物質運動，也有別于人類社會運動的其他形式，其本質的規定性在于傳承和傳播人類在生產和社會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生產知識和社會知識，以促進人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教育所采取的形式，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依次為父傳子、師徒制、近代的以班級和學校作為主要組織形式的學校教育，以及與之并存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各種職前和在職培訓等等。
教育作為人類活動的一部分，同人類社會其他運動形式，諸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學技術、管理、乃至兒童和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些與教育相關的人類各種社會活動，都有其獨特的運動形式與規律。與此相適應，與教育會學、教育技術學、教育管理學、教育心理學等便逐漸形成。
在人類社會各種活動或運動形式中，經濟活動是最基本的活動，它是人類一切活動的物質基礎。教育作為人類社會活動的一部分，同經濟活動密不可分。從教育的外部關系看，經濟是教育發展的基礎，教育的需求與供給、教育的結構與規模、教育的增長速度，最終是由經濟決定的。同時，教育對經濟也具有與日俱增的作用。從教育內部來看，教育中也存在著經濟活動。教育的進行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投入，也可獲得一定的產出：受教育者知識、技能、能力的增進，社會所要求的價值觀、品質、道德的形成等。教育中同樣存在著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的問題。但教育中的經濟活動，既有經濟活動中的一般規律，也有其不同于一般經濟活動的特殊的運動規律。既然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中的經濟活動及其規律，它所用的基本工具，應是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
由此，我們可以對教育經濟學的對象作出如下的規定:“教育經濟學主要是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的發展規律，研究教育領域中經濟投入和產出規律的科學。前述不同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表述，都是正確的，都暗含教育經濟學是研究教育中的經濟現象和問題，區別在于他們強調的著重點不同。第一種觀點，強調的是教育外部關系中同經濟的相互關系;第二種觀點強調的是教育內部的經濟活動及其規律;第三種觀點強調的是教育資源如何在教育內部有效配置。
一門學科的基本內容和邏輯體系是該學科研究的客體運動規律在人們主觀認識上的反映。教育經濟作為人類活動的一部分，同人類其他的社會活動一樣，在歷史長河中經歷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由于受到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科學技術的制約或影響，面臨著不同的問題，呈現出紛繁的運動形態，再加上人們主觀認識的差異和發展，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教育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不盡相同，并在不斷發展。但是當我們確立了它的研究對象并對其運動規律有了初步認識之后，仍然有可能對其內容和體系作出粗淺的概括。
上世紀90年代初，作者曾將教育經濟學的內與效益;教育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教育體制與經濟體制。如果將教育經濟學視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借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嘗試將教育經濟學的基本內容作如下的架構:微觀或學校教育經濟學:包括教育的需求與生產、教育成本與效率、教育的“市場”結構、教育的組織與治理結構;宏觀教育經濟學(或教育與經濟、社會的經濟學）包括教育與勞動力市場、教育與經濟增長、教育與收入分配、教育與社會發展;教育財政與教育財政制度。這種概括極其粗淺，目的在于拋磚引玉。
三、研究方法
科學的研究方法，從最一般意義上說，指的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技術和手段。任何科學理論都是人們運用一定的方法與手段所達到的對客觀世界抽象地、系統的認識。當一門科學研究對象或研究問題及研究的特定目的確定以后，研究方法就成為科學研究的首要問題。正確的方法論是人們正確認識客觀世界的基本工具，它關系著人們能否正確地認識世界，也關系著各項研究的成效。因此，在科學與學科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專門探究研究方法的方法學科，包括哲學方法論、科學方法論、學科方法論。
科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兩個層次:一是世界觀層次的基本方法，二是各學科的具體方法。作為基本的方法論，應是馬克思、恩格斯確立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它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各學科的研究方法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在學科研究中的具體體現。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認識論從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這一基本觀點出發，認為人們的認識來源于客觀世界，是客觀世界規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并以客觀實踐作為檢驗其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人們的認識也是隨著客觀世界的發展而發展，不可能一次終結。
作為各學科的具體方法，在上述基本方法論基礎上，取決于各學科的研究對象。由于各學科研究對象不同，人們必須按照對象的特點，采用能夠充分認識對象性質和運動規律的方法。通常人們將科學分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幾大類。自然科學的對象是自然現象，社會科學的對象是人人類的精神現象。他們各不相同，都有其自身的特征和運動規律，例如，自然現象相對來說是簡單的、可重復的、無目的的，而社會現象和精神現象則是復雜多變的、不可重復的、有明顯的目的性。因而其研究方法各不相同，自然科學易于做到“價值中立”，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則難以做到。自然科學廣泛使用實驗儀器設備等物質手段和實驗方法，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往往“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兩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誠然，這些區別是相對的，隨著科學的發展，他們之間也呈現相互交叉。
教育經濟學是從經濟學分化出來的經濟學的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作為人類社會活動中教育活動的經濟現象及其運動規律，基本研究方法是經濟學的方法。經濟學的方法有西方經濟和經濟學方法。西方經濟學的方法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不同學派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經濟學分支學科也有各自的具體方法。這里只對現代經濟學常用的基本方法作一概述，包括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個量分析與總量分析、比較分析等方法。
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最初來源于西方科學哲學中孔德主義和庫恩的規范主義。經濟學中的實證分析回答經濟現象“是什么”的問題，研究經濟體系實際是怎樣運行的。它作出經濟行為的有關假定，對行為的后果作出分析和陳述，并以各種方式對結論進行檢驗。它力求說明“是什么”的問題，而不回答‘應該是什么”。規范分析回答經濟現象“應該是什么”，研究經濟體系應該怎樣運行。它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出發點，提出行為準則，研究如何才能符合這些準則。二者的區別在于是否進行價值判斷，前者主張擺脫價值判斷，后者主張價值判斷貫穿始終。二者的聯系表現在，規范分析要以實證分析為基礎，規范分析的演繹前提和結論，必須通過實證分析的實踐檢驗，而實證分析要以規范分析為前提。經濟學的目的不僅在于解釋世界，而且還在于改造世界。實證分析的問題，來自于規范分析，而且為規范目標服務，實證分析中推理的“邏輯取向”也是由規范分析規定的。因而在經濟學的研究中，通常將兩者結合。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經濟研究中的重要方與量的對立統一。質總是有一定量的質，一定的質通過一定的量表現出來。量總是一定質的基礎上的量，一定的量總是和一定的質相聯系。一定的質決定著一定的量，質規定著量的活動范圍，質又以一定量作為必要條件，量變超出數量界限，質就會發生改變。因而在經濟學研究中總是把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結合起來，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礎，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深化和精確化。定量分析必須借用數學方法，包括數理經濟分析、經濟統計分析和計量經濟分析。數學方法作為一種經濟分析方法和表達工具，它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如果離開質的分析，它將成為一種數字游戲，而且許多經濟問題難以用數學模型加以解釋。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運動和靜止的統一，既有相對的穩定，又處于運動之中。因此，在經濟研究中，應把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結合起來。靜態分析，是對某一時間和空間的經濟現象進行分析，觀察其水平、規模、結構、特征等。動態分析，是對某一歷史時期的經濟活動進行分析，觀察其變化的方向、趨勢和速度等。二者互為前提、互相補充，區別在于動態分析加進了時間因素。
經濟學中由于具體研究對象不同，分別采用個量分析和總量分析的方法。個量分析以單個經濟主體為分析對象，其特點在于舍掉復雜的外在因素，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研究個體經濟活動的特征與規律。總量分析以國民經濟總體為對象，假定制度不變和個量不變前提下，研究經濟總量(或宏觀經濟）的運行特征及規律。經濟活動的個量與總量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個量是總量的基礎，但總量并非個量簡單的相加，個量總是受到總量的影響和制約。二者的爭論實質是經濟學中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之爭，至今未有終結。二者各有優勢，又各有局限。在現實研究中，要將二者結合，才能對經濟現象及其規律作出科學的解釋。
在經濟研究中常常用比較方法，包括國家之間、地區之間、經濟單位之間的比較。規律總是存在于大量現象中，只有從大量的現象中才能找出事物的運動規律。因此，比較的方法是必要的、可行的，但是比較不是現象的羅列和介紹，而是要找出其異同、約束條件和共同的規律。同時，比較中的簡單化的羅列現象和簡單化的比較，其結論沒有什么價值。
由于教育中的經濟活動同經濟領域中的經濟活動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在運用經濟學的方法時，應考慮教育活動的特殊性。同時，在教育經濟學的研究中，研究的具體對象和問題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
四、學科性質
就國內而言，對教育經濟學科性質看法不同。從事教育研究的學者大多認為，它屬于教育科學的分支學科，國務院學位辦在1998年前，曾將教育經濟學列入教育科學。從事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多認為它屬于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二者都能接受的觀點認為它屬于教育科學和經濟科學的交叉學科。國務院學位辦1998年在調整學位分類中，又將教育經濟學和教育管理學合并，歸入管理學中的公共管理的二級學科。
行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范文3
一、經濟學視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員的發展困境及成因
1.個體角度的高校后勤管理人員可有可無經濟學是基于個體研究的科學，從個體的角度，高校后勤管理人員具有明顯共性的四個特點。一是學歷起點低。就當前而言，多數高校后勤管理人員70%的第一學歷在大專及以下，50%的第一學歷在中專、高中及以下，他們主要通過招工、頂職（工人身份的父母提前退休，崗位由子女補缺）、軍人安置等途徑入職；二是工資待遇低。由于學歷問題，后勤管理人員長期得不到輪崗機會，也就失去了很好地鍛煉和提拔的機會，待遇的提高主要靠工齡積累和政策的“水漲船高”，這種積累的結果，在按基數增加工資的多數時間，是越積累差距越大。他們在對政策無可奈何的前提下唯一的對抗方式就是消極怠工，處理問題的方式就是“視而不見”；三是工作具有可替代性。高校的專業教學、重要管理崗位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這就是高校為什么高薪“挖墻腳”和高薪留人才的根本原因，如果排開工作創新、放棄工作進步，后勤管理的工作重復而簡單，不需要專業知識，在其他崗位從事過管理的人都可以勝任，因此，可替代性非常強，他們的危機感也隨即增強。因此，他們為了體現自己的存在，外表表現一般強悍，物以類聚，長期“群居”的結果使得他們整體強悍。因此，被冠以高?！暗退刭|”隊伍。
2.偏好考量壓縮了后勤管理人員的生存空間偏好是經濟學理性人假設中的一個主要假設。高校的主要任務是育人，教學是中心，教師是主體，這個提法的準確性毋庸置疑，這個提法沒有提到管理干部，但他們是校內政策的制定者。我們常說，工作沒有貴賤，只有分工不同，這種說法的準確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實際上存在傾向性的考量。一是人才培養偏好。將年輕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崗位上去磨練，這已經是開明領導的做法，但磨練“成器”后會立即成熟一個調走一個，而將優秀管理干部放到后勤管理崗位并按照梯隊培養的少之又少，這造成了高校后勤管理人才難留的局面，一般管理人員熟睹迎來送往之后成為“一攤死水”；二是教師偏好。在高校的主要任務是育人、教學是中心、教師是主體這個思路下，很多高校將資源、績效的分配向教學一線傾斜，后勤管理人員再一次淪為弱勢群體。
3.成本觀念被動缺失導致了后勤管理人員的得過且過成本觀念是經濟學應用最普遍最徹底的一個基本原理，企業要最求目標利潤，就要進行成本核算，在技術不成熟，原材料成本無法降低的情況下，企業最常用的的方法是減員增效，這叫按需設崗。在當前體制下，高校卻不能，一旦入編就“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在不能開除的情況下總要給他一份工作，這叫因人設崗，導致本應一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由多人承擔。經常聽到高校領導說“如果這是私人的學校或是民辦學校，工作人員完全可以壓縮多少多少”之類的感慨，這是高校領導的無奈，也是高校成本觀念被動缺失的根本原因。在這種成本觀念被動缺失的影響下，后勤管理人員逐漸形成了“三個和尚”效應，這就失去了激勵機制發揮作用的基礎，甚至失去了構建激勵機制的可能性。他們中的積極分子會要求進步，一般人員就會在“反正又不能開除我”的思維模式下不思進取得過且過，“阿彌陀佛”應運而生，“好好先生”隨處可見，失去了管理的基礎。
4.價值決定的把握影響了后勤管理人員的未來發展的三大構成之一有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一個重要的理論就是價值論。政治經濟學認為價值決定價格，每個人都既有價值又有價格，這里的價格是價值的表象，也就是工資。個人價值高低的決定性因素取決于內在因素，就后勤管理人員而言，從以上個體角度、偏好、成本觀念的分析來看，個人價值受外在環境影響，但外在因素不起決定作用。價值決定原理把握好的后勤管理人員，他們會“先天不足而后補”努力提升自己，這部分人通過不斷地努力不斷地提升，提升了價值，決定了未來的發展，而另一部分人則不思進取，工作年復一年，既不總結，也不反思，更不會主動自我提高，價值相對越來越低，慢慢失去了核心競爭力，也就失去了對未來發展的把握。
二、經濟學視角下高校后勤管理人員的發展對策
1.公平機會給予：修正偏好經濟學中的偏好假設是指個體在經濟活動中因為理性，不會因為個人的喜好而做出決定，只會根據精確計算選擇最優方案。在后勤管理人員培養上，高校要拋棄個人甚至集體偏好。一是根據高校自己的人才培養規劃，合理調配資源，將后勤管理人才與其他管理人才放在平等的環境中培養，一般管理人員的調動不能優先由其他部門，放在一盤棋中考慮；二建立健全輪崗制度，高校中層干部的輪崗有些高校已經開展，也取得了一些經驗和成績，但一般管理人員有計劃的輪崗還沒有開始，管理不是技術，管理是藝術，需要管理人員在不同的崗位和不同的角度換位思考提煉管理藝術，以開創學校工作和個人雙發展的局面；三有針對性的引進人才，大家都認為后勤部門重要，但多數學校在人力投入上得不到保障，出現了“教學引進、重要部門選拔、后勤部門被動接受”的慣例，造成后勤管理人員“年齡老化、思維退化、行為僵化”和“不思進取、不求有功、不想辦法”的“三化”、“三不”怪象。因此要象教學一樣引進青年才俊來沖擊思想，象很重要部門一樣選拔由能力敢擔當的人來糾正行為。
2.發展空間爭?。禾嵘齼r值成為“稀缺”西方經濟學認為價格決定于商品的相對稀缺性，越是稀缺，價格更高。政治經濟學認為價值決定價格?？梢姡凑照谓洕鷮W的觀點，商品的價值高價格就高，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商品越是稀缺的價格越是高，在此暫且不論兩者的區別，就后勤管理人員來說，價值和稀缺性兩者是可以統一的，即在替身價值的同時成為“稀缺”。一是提升自身價值，“天生我才必有用”講的就是價值，后勤管理人員在從事每項具體工作中也體現了價值，當工作價值被價格（工資）所掩蓋后，價值是不被發現的，后勤管理人員要通過提高學歷、職稱來提高內在價值，要通過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做出成績來提升工作價值，要用工作熱情、工作激情來體現存在價值；二是要成為“稀缺”。后勤工作因為具有較強的可替代性，管理人員只進不出或少出，如果將自己的工作發揮到極致，將管理藝術運用到極致，就難以被他人替代，就會成為“稀缺”，就會從被管理者變為管理者，從管理者變為管理干部，從后勤管理干部變為其他部門的管理干部。
行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范文4
法經濟學領域，科斯的貢獻在于在主流經濟學和法律分析之間搭建了一個堅固的橋梁。在科斯之前，法律與經濟之間的關系早就被人們所關注，分別形成了一些分析思路，但它們都沒有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分析范式。直到1960年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發表，才改變了上述局面。在文中，科斯按照主流經濟學的邏輯，不僅表明了法律對于資源配置的重要性，而且指明了如何對法律進行分析。這一方面使經濟分析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法律分析的立足點，尤其是區別于以公平為基點的分析;另一方面，表明研究稀缺資源配置功能的經濟學，今后不僅要研究價格機制的配置作用，更要研究法律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要理解現實經濟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就必須放棄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認真研究法律制度。與此同時，科斯也提供了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的基本方法——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法律制度的有效運行需要付出成本。這些成本不僅包括產權界定的成本，而且包括在法律框架下權利交易的成本。經濟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說明這些成本，并比較它們的大小，以尋求成本最小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成為比較法律制度效率大小的標準，說明交易成本及其最小化的途徑，就說明了法律制度與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因此，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演變成為一種選擇學說，主體根據理性最大化原則，在不同的制度之間按照交易成本的大小進行選擇，從而與主流經濟學融合在了一起。更為重要的是，科斯還將研究者吸引到一起，具有形成較統一的研究團體和開辟新的研究領域、指引新的研究方向的作用?？傊渡鐣杀締栴}》的發表，成為法經濟學誕生的標志。按照科斯開辟的道路，使用其所提供的方法，法經濟學繁榮發展了起來。
但是，隨著法經濟學學術收益的邊際遞減，法經濟學的未來發展方向逐漸成為學者們關心的問題。1997年秋季卷的《芝加哥大學法學評論》專刊在討論法經濟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時[1]，雖然討論很深人，但分歧也比較嚴重。貝克爾、埃普斯頓(RichardA.Epstein)等對法經濟學未來發展表示憂慮，而波斯納等則對法經濟學的發展充滿信心。雙方都有充足的論據支持自己的觀點，這表明在法經濟學未來發展方向上已經產生了重大分歧。那么，法經濟學未來將向什么方向發展呢?
一、談判分析范式：曾經的主流分析范式
在科斯等人開辟了法律的經濟學分析道路之后，更多的法律領域進入了分析視野，更多的經濟學理論被用于分析法律制度。尤其是在波斯納等人的推動下，談判理論被廣泛地應用于具體法律制度的分析中，為法經濟學的蓬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談判理論以傳統價格理論為基礎，認為自愿合作可以使一項資源從估價低的主體手中轉移到估價高的主體手中，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同時也提高了合作雙方的福利水平。在談判過程中，雙方自愿地對交易對象、價格、數量、方式以及風險分配等進行協商，結果或是達成一致進行合作，或是難以達成一致無法合作。在零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出現何種結果取決于合作風險值的大小和如何分配合作剩余。談判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確定風險值，不僅要明確各方的資源察賦狀況，還要明確交易雙方的競爭情況，確定競爭出價；(2)預測合作剩余，找出交易雙方的評價差異，預測雙方福利水平提高的可能程度；(3)分配合作剩余，在預測的基礎上，明確各方獲得的份額、分配合作中的風險，履行協議獲得剩余。在不存在外界壓力和雙方談判實力均等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通過談判找到合作均衡解，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社會福利水平。
然而，有諸多因素阻礙著自愿合作的進行，合作是有成本的。不僅存在著風險值難以確定、合作剩余難以預測和順利分配等阻礙談判順利進行的內部因素，而且壟斷、外部性和信息等外部因素也阻礙著談判的進行。合作失敗和合作難以使資源正常流動，無法被用于最能發揮作用的地方，無法形成最佳的資源配置格局，也無法提高社會的整體福利水平。如果采取非正常的手段進行流動，如偷竊將會造成更大的效率和福利損失。所以要克服合作障礙，努力減少因合作失敗帶來的福利損失。建立法律以使私人協議失敗造成的損害最小，成為立法的基本原則。這就是“規范的霍布斯定理”[1]。
以談判理論為核心展開的法經濟學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上的，它以傳統價格理論的三大假設一一理性人、穩定偏好和均衡分析為基礎，加人了產權、信息及交易成本等因素分析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具體說明了合作的益處和阻礙自愿合作的交易成本的來源，為建立制度克服阻礙、促進合作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提供了評價標準。并且，談判理論是以市場主義來看待法律問題的，認為法律規則形成的只是不同行為的“隱性價格”，人們之間的法律關系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交易。法律的作用，即在于使人們進行合作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并竭力降低合作不成帶來的損失。因此，談判理論實際上是揭示了在交易成本為正的世界中如何實現效率的問題。而對各種阻礙因素的克服涉及了多方面的經濟理論，克服阻礙的制度安排也涉及到了幾乎所有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財產法、契約法、侵權法以及程序法等部門法的分析中，談判理論起到了基礎理論的作用。[2]這些部門法分別涉及了權利的界定、流轉和保護三個方面，被認為是法律體系的主干。談判理論對這些領域均作出了自己的解釋，以效率觀對它們進行了重新檢驗。談判理論將它們都統一到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自愿合作的宗旨之下，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使較為散亂的對部門法律制度進行的經濟學分析，有了一個統一的理論核心。談判理論因此成為法經濟學在興盛之初的主流分析范式。
二、博弈分析范式:目前的主流分析范式
隨著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的廣泛應用，不僅給經濟學帶來了分析方法的優化，而且推動經濟學向更加現實的方向發展。法經濟學同樣引人了博弈論，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與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發展趨勢相一致，法律的博弈分析逐漸取代了構建在新古典經濟學基礎上的談判分析范式，成為新的主流法經濟學分析范式。
法律的博弈分析之所以取得的突破性進展，主要在于博弈分析的行為假設與法律行為具有更高的一致性。法律不僅關注個體對法律規則的反映，更關注在法律規則下行為人之間的相互反映。博弈論所分析的對策行為的基本特征，就是行為的形成不僅是自身約束條件的函數，同時也是博弈對方行為的函數。這與法律關系中當事人的行為模式是一致的。在既定的法律關系中，任何一方當事人的行動選擇，既受到自身因素的影響，也必然受到其他當事人行為的影響。并且這一行為也將影響所有當事人的今后決策。因此，將法律規則下的行為人之間的行為互動歸結為對策行為，比新古典經濟學的行為假設更加準確。
博弈論承認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存在沖突。盡管博弈論承襲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哲學基礎，但博弈論解釋與分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沖突，不再認為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狀態，反而認為均衡的實現要符合一系列嚴格的條件才能達到。博弈論嚴格地堅持了個人理性最大化的假設，但這個最大化是將其他參與人的決策考慮在內的最大化，說明了參與人之間的相互制約是人們選擇不利制度及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博弈論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無外部性、信息完全和競爭充分的假設，運用了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具有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目前，博弈論已經被學者們較為成功地重新分析了法經濟學幾乎所有的領域[1]?？傊?，博弈分析給法經濟學帶來的主要進展，集中體現在它對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和談判分析范式的突破上。
第一，博弈分析突破了市場本位?？扑沟缺M管強調交易成本是決定性的制度選擇標準，但是在基本觀念上，他們依然堅持“市場本位”，認為自愿交易是實現效率的最佳途徑，即使在“市場失靈”的環境下，也不能就此認為政府干預就是比市場更好的選擇。這也是整個芝加哥學派的核心觀念。波斯納的分析更是突出了“市場本位”，他認為“效益最大化”是法律及其活動的主要價值追求，是評判法律規則的核心標準[2]。博弈論盡管與經濟學具有共同的核心基礎—個人理性最大化，但是博弈論并非源于經濟學，也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是一種數學方法。因此，博弈論可以作為多個社會學科研究方法，只要該學科的研究對象涉及對策行為，進而避免以一種社會學科的規范和了馗標準來評價另一學科的弊端，從而使博弈分析不必以“市場至上”為基本觀念。博弈論著重強調行為手段對追求目的的適應性，是一種形式理性。所以在博弈分析中，可以沒有先驗的價值判斷。更為重要的是，博弈論已經顯示出博弈均衡的達成有賴于參與人的價值判斷，在存在多重均衡的狀態下，價值判斷的不同可以導致不同的均衡。斯切菱(Schelling)的“聚點”[3]均衡就說明，當在無法確定均衡狀態的博弈模型中加人外來信息，如，社會文化習慣、參與人過去共同的經歷等，就可以達到均衡。因此判斷制度是否有效的標準不一定限于效率，也可以是效率之外的其他價值追求，如公平等。只要制度能使參與人的行為在追求價值目標的過程中保持了內在一致的效用(或預期效用)最大化，該制度就是有效的。
第二，博弈分析使交易成本更確定。交易成本分析方法因為交易成本概念的不確定性和隨意性而備受批評。談判理論是交易成本的細致化，阻礙合作的因素就是各種各樣的交易成本。博弈論進一步將研究重點放在對策成本和信息成本上。實際上信息不完全和對策行為是我們迄今所揭示的交易成本的最主要來源。人們對交易成本最初的理解來源于科斯對它的初步界定，即利用價格機制的成本。庫特(Looter)討論了談判中的對策行為[4]。威廉姆森則深人研究了企業組織內的機會主義行為[5]，這實際上也是對策行為的一種。博弈論的分析將這兩種交易成本的生成源泉結合在了一起，通過數學工具的運用使對它們的分析更加嚴密和具有可操作性，從而使不同法律規則的交易成本分析更加明確，進而得出的立法建議更具有可操作性。
第三，博弈論在堅持個人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包涵進了整體主義的因素。個人主義方法論和整體主義方法論一直是主流經濟學和以制度學派為代表的非主流經濟學的重大分歧之一，如何協調兩者始終是個難題。博弈論在堅持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成功地引人了整體分析的因素。博弈論的分析是從個人主義出發的，個人效用的最大化是分析的起點，并且均衡的達成也是個人最大化行為的組合。但是，博弈論中參與人的最大化行為是所有參與人最大化行為的函數，個人的函數中包含了整體的影響。最終均衡結果的生成也是全體參與人共同博弈的結果，而不是單個最大化行為的結果。并且，制度的規則和風俗習慣可以作為博弈的框架，構成個體最大化行為的約束。這樣，更多的因素被引入了法律的形成和效應判斷中，極大緩解了對法經濟學僅強調效率價值的批評。
三、行為法經濟學:正在成長的分析范式
行為經濟學是在西蒙的大力倡導下發展起來的，實驗經濟學則是從20世紀40年代以后逐漸發展起來的另一個新興經濟學學科。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根據從心理學、實證觀察以及行為實驗中得到的經驗材料，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假設—理性選擇理論進行了全面的檢驗，發現了許多與理性選擇理論不相一致的“反?，F象”。
盡管在行為經濟學中，尤其是在實驗中，行為人的個人選擇依然是主要的觀察和研究對象，但是行為經濟學對行為選擇的研究已經充分顯示出，在面對復雜且意義不明的現實進行選擇時，個人往往不是一個充分自主的選擇主體，選擇更多地受啟示、偏見、過去以及社會規范的影響。行為經濟學雖然沒有直接反對理性選擇理論的個人主義方法論，但個人決策的非自主性，已足以促使我們思考:從個人角度出發理解社會是否是一個充分的角度。因為存在著許多從個人角度理解問題而產生的理論困境，如以囚徒困境為基礎的一系列集體行動的困境。當然，這些理論困境在多大程度上就是現實的真實困境，還需要更深人的研究。對社會規范的研究已經成為法經濟學研究中一個熱點，對法律的研究也是建立一個外生于行為人的但要作用于其行為選擇的適當體系。這些研究都將與行為經濟學一起使我們深人地思考理性選擇理論的未來前景，有助于發展出替代的并能夠被廣泛接受的新分析范式。
行為法經濟學(BehavioralLawandEconomics)是法經濟學研究中出現的、運用行為經濟學研究成果分析法律問題的學術趨勢。學者們將行為法經濟學的研究目的謹慎的定位為:運用行為科學的成果，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提高法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使其擺脫遠離現實的困境。孫斯頓(Jolts,Sunstein)和薩勒(Thaler)說，“我們分析的核心觀念是，行為經濟學還允許我們用傳統的經濟分析方法對法律行為進行判斷和模型化，但是是在對人類行為更準確的假設、對法律更精確的判斷的基礎上進行”[1]?？剂_布肯(Koroblun)和尤倫(Ulen)則認為，“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我們并不是提出一個新的范式來代替理性選擇理論。我們的目標僅是將來自其他社會科學的大量的實驗結論融合進法經濟學中，以使人類行為判斷和法律體系目標實現之間的關系得到精煉。”[2]。
行為法經濟學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構造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最大化地降低行為人理性受到的限制和影響。各種因素的限制使行為人的計算能力、意志力不能夠符合最優決策的要求。理性選擇理論盡管不現實，但它畢竟描述了一個理想的完美狀態，說明了實現最優決策所需要的條件。因此，行為法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研究內容，就是說明如何限制那些使行為人理性受限的因素發揮作用，使行為人的計算能力和得到的信息符合最優決策的要求。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建立這樣一個環境。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法律比傳統法經濟學的理解更為深刻，解釋力更強。二是應用行為科學的結論，判斷法律規則約束下行為人的反應，說明法律規則的效果，進而為法律規則的選擇提供依據。
從總體上來看，行為法經濟學還是很單薄的，行為科學所得出的結論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消化，這些結論對于法律分析到底有哪些意義還在探索中，如何統一這些散亂結論和分析更是還沒有找到有效的途徑。
四、法經濟學的未來：“理性”再精煉基礎上的實證方向
應當肯定法經濟學已經取得了巨大成績，法經濟學展示了以前沒有被法學理論所充分探討的效率因素，表明了法律所具有的經濟結構，使較為散亂的法律制度可以統一在效率的基礎上，都可以從效率的角度進行解釋。在許多領域，經濟分析的成果已經成為基本理論的一部分。但是從整體上來看，法經濟學已經越過了發展頂峰，正處在學術收益遞減的階段。在波斯納以談判理論等為主要工具分析了幾乎所有的法律領域后，這些領域又被博弈論重新分析了一遍，行為法經濟學更是使人們在重新審視這些領域。盡管博弈分析和行為法經濟學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但同時也凸顯越來越多的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理性選擇理論的質疑和突破。伴隨著對理論基礎的懷疑，自然產生了對法經濟學發展方向的迷惑和分歧。因此，對法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對其發展歷程和基本分析范式深人反思的基礎上。
理性選擇是經濟學的基本行為假設，它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理性假設的規范表述，它包含以下內容：(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認為是個體的選擇決定了社會關系的內容和形式而不是相反；(2)要求經濟行為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充分的計算能力和完全的記憶能力，從而使偏好穩定并能夠對其進行排序和計算；(3)認為決策時的環境因素對于決策沒有影響，排除了歷史和制度對選擇的影響，并且選擇是孤立的，每個行為人是根據自己的效用函數及面臨的約束單獨決策；(4)認為眾多行為人同時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狀態代表著一種理想的均衡狀態，實現了最佳的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運行的追求目標。此時，所有參與者都有維持均衡和不偏離均衡的內在激勵，因此理性選擇理論認為，允許行為人自主決策的自由市場價格體系，是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佳途徑，由此產生了效率價值觀的引申觀念—市場至上觀。
從法經濟學分析范式的發展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過程同時也是不斷突破理性選擇理論非現實性假設的過程?？扑沟呢暙I在于將經濟學引領進了交易成本世界，看到了不同法律規則安排對應著不同的交易成本；談判理論更是具體分析了阻礙交易順利進行的各種交易成本，說明了如何利用法律降低交易成本；博弈分析則突破決策獨立、信息完全假設，集中分析了在特定法律關系約束下的行為選擇；行為法經濟學更是直接指向理性選擇理論的核心一理性，提出了更加豐富的決策模型和更多的決策影響變量，進而使法律分析更加趨于現實。從這個發展趨勢來看，法經濟學的未來方向依然會建立在對“理性選擇”這個基礎的突破和精煉上。我認為，可以從內容和形式兩個角度對“理性選擇”進行精煉：
第一，內容上的精煉，主要是確定理性概念中是否要限定行為的性質，是否要限定所追求的目標。一般認為，經濟學的任務是如何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但這并不代表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是人們的最終目的。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只是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手段，而什么是社會福利、什么狀態才是福利最大化卻不是經濟學所能夠說明的。所以經濟學中的“理性”是工具理性，而不是認知理性，經濟學不應對行為人的追求目標進行限定。因此，精煉理性概念的第一步，是不要求理性概念對行為人追求目標的內容進行限定。不對目的進行限制，或者說對經濟分析來說目標是外生的，這樣可以容納進更多的價值追求，如公平，從而不將對法律的理解限定在效率的實現上，也不狹隘地認為法律體系是在建立類似于“市場”的價格體系。
但是把目標追求外生于經濟分析，并不等于目標的選擇和追求與個人無關。相反，我認為，目標的選擇是由社會和個人共同決定的，而經濟學對于人類的目標形成及其選擇并沒有足夠的發言權。如社會認同也是人類的基本生存動機之一，黑格爾甚至認為“為承認而奮斗”是更高層次的人類行為動因。人類不僅需要獲得生存與發展的物質條件，更需要被他人承認，只有人才追求榮譽這類東西，也只有對“承認”的追求才使人和動物區別開來。財產在黑格爾看來只是“追求承認的歷史斗爭的一個階段或一個側面”[1]。但是對于人們為什么追求社會認同目標，與其他學科相比，經濟學顯然沒有給出什么充分的解釋。經濟學的重心在于說明目標設定后的實現安排上，而不是說明目標本身是如何形成的。這樣在目
標外生的假設下，不堅持行為選擇必然要實現目標效率，而是將重心落腳在手段效率上，我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為被容納進目標實現集合中。如在社會認同的要求下，行為人完全可以選擇非自利的目標。社會規范實際上就是已經形成的社會認同標準，它可以外在于行為人，使行為人為獲得認同而遵守它;也可以內化于行為人的目標追求中，行為人自覺地遵守它。庫特(Cooter)就在內化社會規范的基礎上，討論了行為人的理性選擇問題。[2]公共產品的供給實驗，在表明行為人有供給公共產品偏好的同時，也表明這個偏好是建立在自己的供給行為被他人承認的基礎上的。
第二，與內容精煉相一致，從形式上精煉理性概念，則是將理性限制手段與目標的“一致性”上，要求手段是最適合目的實現的手段。“一致性”是對行為人理智的最低要求，要求行為人具有這種選擇能力或至少有追求一致性的內在心理趨勢。這樣，在理想狀態下，行為人的認知能力，能夠認識到自己將要追求的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手段，計算能力則能夠計算不同手段的實現效率，意志能力則是能夠實現目標之間的統一。當有限制性因素(如信息的不完全、偏見的自我加強等)時，行為人的一致性追求就建立在了錯誤的基礎上而不能達到理想狀態。但不是不追求一致性，而是一致性追求沒有完美實現。如果這些因素得以消除，行為人的一致性追求才得以完美實現。
考羅布肯(Korobkin)和尤倫(Ulen)認為，將理性限定為“一致性”后，理性概念就太過寬泛了，因為任何行為在事后都可以解釋為是當時緩適合的行動選擇[3]。但是，如果我們在事前就確定了行為的追求目標，行為人的選擇就可以“證偽”了。盡管我們不對行為人的目標進行限定，但這并不代表我們認為行為人的行動是沒有目的的。相反，行為人的選擇都是基于一定目標的選擇，而且目標是先于行動而存在的。即使行為人有多重目標，因為認知能力的限制，行為人不能具體確定目標的追求順序，行為人的行為選擇也是在向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向努力，而不是沒有目標。習慣、傳統、嗜好等使行為人的行為選擇看起來好像沒有目標，但實際上是目標已經隱含在行為中，行為人在過去的經歷中已經設定了目標。盡管這個目標與當前行為人的目標可能不一致，但這只意味著行為人的目標選擇是錯誤的，而不是行為人沒有目標。
只要行為人的行動選擇和所選擇的目標相一致，即使目標錯誤，從“一致性”的標準來看，也是“理性”的。經濟學不對目標進行判斷，只著重于目標和手段之間的“一致性”。“一致性”就是經濟學要追求的目標，這是工具理性。這在經濟學被用于分析非市場制度時，尤為突出。非市場制度的追求目標不是經濟學所能說明的，將經濟學應用于非市場制度的分析，只能限于對非市場制度實現其目標的“一致性”進行判斷，不能將工具目標與目的目標混同在一起。傳統法經濟學的一個失誤就是混淆了兩者，將效率解釋觀和效率價值觀混在了一起，認為效率是法律制度的唯一追求目標。判斷各種法律規則是否最適合實現它的目標，并不代表著資源配置效率必然是法律的追求目標。如果說法律追求效率，也只是追求工具意義上的效率，而不是目的意義上的效率。不同的法律制度有它自己的追求目標，不能將法律制度簡單地類比于市場制度，以市場制度的標準和價值觀來解釋所有的法律制度。這一點與
法律實證主義的思想是一致的。法律實證主義認為，法律的追求目標是外在于法律的，法律和道德沒有關聯，“惡法亦法”，法律研究的任務僅限于判斷法律規則與其目標之間的“一致性”。法經濟學雖然不認為法律和道德沒有關聯，但也應只限于判斷法律規則與其目標之間的“一致性”。
行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范文5
由于全球化的發展和國際交往的日益頻繁，特別是自1969年以來每年一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使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覆蓋了全世界。20世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不但影響著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而且也影響著其他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活動。
概括起來，20世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具有如下特點。
1宏觀經濟思想與經濟問題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西方經濟學是一門解釋的學問：為現實中出現或存在的經濟事件和經濟問題提供理論上的解釋，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或思路。所以，西方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由“問題導向”的。
綜觀整個%"世紀，我們不難發現，當經濟活動中出現某種新的經濟問題時，西方經濟學家們首先直接用現有的經濟理論來進行解釋；當這種理論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不能令人滿意或現實向經濟學家們提出挑戰并現行的理論時，就會激發新的經濟理論產生或舊的理論被修改，由此引起宏觀經濟學中的“舊派”與“新派”的爭論。
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有助于解決不同經濟學流派之間的分歧和爭論。但是，“舊”的經濟問題解決了，又會出現“新”的經濟問題，于是又需要新的經濟理論和方法。西方經濟學就是沿著“經濟問題———經濟理論———新的經濟問題———新的經濟理論？？”這種軌跡在發展演進著，而每一個經濟學流派的主導理論的形成過程都有一個“三部曲”：經濟問題———經濟政策或政策思路———經濟理論。
現代宏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于%"世紀二三十年代，是因為當時的古典經濟學在解釋%"年代英國的長期慢性蕭條和’"年代經濟大蕭條時處處碰壁，而這兩個大的經濟事件為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的思想體系的產生提供了土壤。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可以較好地解釋當時的經濟現象，并被發達國家政府運用得得心應手。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在發達國家誘發了高通貨膨脹，隨后又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面對這些新的經濟病癥顯得力不從心，這為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等人的反凱恩斯主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機。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在理論和方法上有一些“推陳出新”，但是，世紀的經濟畢竟不同于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因為各種各樣的壟斷和市場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競爭）支配著經濟活動，公共部門在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經濟全球化把各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義似乎已經不合時宜，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適度干預和調節是必不可少的，這又為新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準備了條件。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在經濟學界獲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張又贏得了政府的垂青，它的代表人物又成為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如斯蒂格里茨和耶倫世紀下半期以來的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擴散，重新煥發了經濟學家們對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問題的興趣，由此導致實際的經濟周期理論的提出和經濟增長理論的復興。
2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心由英國轉移到美國。
20世紀的宏觀經濟學產生于英國，產生于英國的劍橋大學，凱恩斯是現代“宏觀經濟學之父”。
可以說，20世紀前半期，英國是宏觀經濟學的“思想庫”和研究中心。在！"世紀前半葉，英國涌現了一大批著名的經濟學家及其學說，如?？怂埂⒘_賓遜夫人、庇古、米德、哈羅德、卡恩、羅賓斯、斯拉法、斯通等。當時的美國經濟學家大多只是凱恩斯思想的學習者和追隨者。EFGH年，加爾布雷思在回憶“凱恩斯思想如何來到美國”時說：
凱恩斯《通論》于EFJG年！月在英國出版，幾個星期后在美國出版?！锻ㄕ摗贰霸谟鴦虼淀懙奶柦悄軌蛟诿绹槭蚝芮逦芈牭?。哈佛大學是凱恩斯思想傳到美國的主要通道”。當時在美國、尤其是在麻省劍橋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白天仍然在教舊經濟學（指古典經濟學———引者注）。但是到晚上，并且從EFJG年開始的幾乎每個晚上，差不多每個人都在討論凱恩斯學說”。［E］（AFJ）那時候的不少美國經濟學家是由于解釋和運用凱恩斯《通論》的理論而成名的，如薩繆爾森、漢森、哈里斯等。
從！"世紀H"年代開始，宏觀經濟學乃至整個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心逐漸轉移到美國。！"世紀下半期，從著名經濟學家群體規模、經濟學流派的數量、經濟學說的影響力等指標來看，美國都超過了英國。自EFGF年開始至今，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頒發了JK屆，共有HE位經濟學家獲得這個大獎，其中美國獲獎者JK位，英國只有L位。
由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只頒給在世的經濟學家，不頒給已故的經濟學家；并且從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問世到獲獎一般要間隔E"年以上，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實際上是對！"世紀下半期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頒獎。
!世紀西方經濟學研究中心的轉移是由于經濟發展和繁榮中心的轉移。自EF世紀頭E"年英國成為“世界工廠”以來，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日不落帝國”的衰落，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心一直在英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一直是英國。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2+,M1>,9-//）、威廉·杰文斯（N-//-18+,12/&;#&O$2%）、阿弗里德·馬歇爾、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影響和地位是！"世紀H"年代以前的美國經濟學家無法望其項背的。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心移到了美國，美國取代英國成了世界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的領頭羊。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心也就隨之移到了美國。這是因為經濟發展領先，經濟問題的出現和研究手段也必然領先，由“問題導向”的經濟學和研究方法也自然領先。經濟制度和經濟環境是經濟學說產生和發展的土壤。發達的經濟學只能產生于發達的經濟，落后的經濟不可能產生出先進的經濟學。
3向古典傳統復歸。
在世紀的西方經濟學舞臺上，宏觀經濟學流派的出現就像演唱會開始之前主持人介紹眾多明星一樣，看得人眼花繚亂。有些流派在經濟學舞臺上停留的時間較長，有些流派則是匆匆過客，如！"年代早期出現的供給學派。這些流派既有理論上的分歧，也有政策上的分歧，還有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方面的分歧。仔細研究一下這些宏觀經濟學各個流派的爭論和分歧，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爭論的焦點不外乎這樣幾個問題：
（1）經濟能否自行達到充分就業均衡？或各類市場能否自動出清？
（2）價格、工資和利率是否是彈性的？
（3）貨幣在經濟體系中的作用是否是中性的？
古典二分法是否有效？
（4）經濟活動是否應當實行自由放任？
（5）宏觀經濟學主要是關注長期經濟增長問題（而不是短期經濟波動問題）嗎？
古典經濟學的宏觀體系對上述’個問題給出肯定的回答，這是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凱恩斯革命”對這’個問題給出的是全盤否定的回答。但是自$"世紀（"年代的貨幣主義開始，古典傳統逐步得到恢復，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則進一步把古典傳統發揚光大。$"世紀！"年代以來的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爭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紀上半期凱恩斯主義與古典經濟學之間的爭論的重演。）"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增長的關注程度大大超過對經濟周期問題的關注程度。
20世紀下半期西方宏觀經濟學的這種發展趨勢不能簡單地稱之為“復古”。因為在這種向古典經濟學傳統復歸的過程中，一些新的東西被添加了進來，使得這種復歸成為宏觀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復歸，是一種理論層次提升的復歸。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復活了古典經濟學的貨幣數量論，但是他系統地研究了貨幣需求函數，把粗糙的貨幣數量論改造成“名義國民收入的貨幣理論”，并用大量的實證研究成果來支持他的理論。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不但提出了不少新的東西，如理性預期假說、盧卡斯總供給函數、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實際的經濟周期模型、“校準”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假設和結論，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承認，由于存在部分信息而不是完全信息，經濟當事人可能會誤解價格信號———把價格總水平的變化誤解為他所在的市場的相對價格變化，從而做出錯誤的反應和決策，這就有可能在短期內造成市場非完全出清。
值得注意的是，向古典經濟學回歸的趨勢不但出現在$"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在$"世紀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如果考慮到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特色和基本觀點，我們不難發現，向古典經濟學回歸是整個西方經濟學在$"世紀發展的大趨勢。
我們認為，至少有三個因素引起西方宏觀經濟學向古典傳統復歸：（#）西方發達國家$"世紀五六十年代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帶來大量的財政赤字、政府債務、通貨膨脹等后果，尤其是公共經濟的擴張以及與私人經濟爭奪市場，引起私人所有者日益不滿，宏觀經濟學的“古典化”就是對這種現實的一種反應。（$）雖然發達國家的經濟遭受了*"年代的高通貨膨脹和！"年代的滯脹，但是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紀下半期的發展總體上是良好的，尤其是沒有再出現%"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以美國經濟為例。如果按照#））$年的美元價格計算，美國的實際億美元。
20世紀后半期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大大高于前半期！。這種不錯的經濟表現重新喚起了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信心。（%）蘇聯、東歐國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制度的解體和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有效”的基本信念。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第#（版（#））！年）中認為，$"世紀是“市場的勝利”的世紀，因而他為他的《經濟學》第！"版確定的主旋律是“市場再發現”?！笆澜绺鲊谥匦掳l現市場這種資源配置工具的巨大功能。最令人矚目的例子是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解體和中國計劃體制的改革。一國又一國開始拋棄指令計劃而轉向市場。？？在市場經濟國度，市場機制同樣也得以重新發現。許多國家對產業放松管制，或將以往劃歸公共部門的產業私有化。其結果得到了廣泛的好評，因為這些部門的生產率提高而價格下降了。各國還將市場原則應用于新興領域，如污染許可證交易，無線電頻道拍賣，等等。新晨
4出現了融合化的趨勢。
經過20世紀下半期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爭論和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與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爭論，西方宏觀經濟學已經出現了融合或綜合的傾向。這種融合有了許多征兆：理性預期假說最初是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假說之一，如今這個假說也被納入新凱恩斯主義體系。
行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范文6
[關鍵詞] 法律的經濟分析；效率；研究范式；經濟的法律分析
[中圖分類號] D90-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7)11-0190-03
[基金項目] 2006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法律經濟學研究路徑回歸的研究――從‘法律的經濟分析’到‘經濟的法律分析’”(批準號：JJ06214)
[作者簡介] 陳冬梅，井岡山學院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經濟學；
葉國平，井岡山學院政法學院助教，研究方向為經濟倫理；
邱 萍，井岡山學院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企業管理。(江西 吉安 343009)
一
法律的經濟分析，即運用經濟學的范疇、原理和方法對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率和未來的發展等問題進行分析，是20世紀多學科融合交叉發展的最重要產物之一。20世紀60年代，貝克爾、科斯和波斯納等一批重量級大師帶著經濟分析工具“大舉入侵”法學?？扑褂?960年發表了《社會面本問題》一文，其中創立的“科斯定理”被認為是法經濟學產生的直接理論基礎。影響最大者當為波斯納，他運用經濟分析方法對幾乎全部法律領域進行了全面的分析。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一書，最終確立了波斯納在法經濟學派的旗手地位。
法律的經濟分析以經濟學的假說為前提。其一是關于行為人的假設，即認為每一個個體都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袄硇越洕恕睍橥獠扛鞣N因素所影響并作出理性反應。法律作為外部有效激勵要素之一，能影響“理性人”的行為。另一假設是“稀缺性”，即認為社會資源對于人的需求而言永遠處于稀缺狀態。法律的經濟分析學說的理論核心之一，即認為所有法律活動，包括一切立法、司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事實上是在發揮著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因此，所有的法律活動都應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即效率最大化為目的，所有法律活動基于此論斷都可以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和指導。以這些假說為前提，學者再運用各種經濟學分析工具和理論方法來研究法律制度規范和立法、司法過程等方面內容?；痉治龉ぞ咧饕尚轮贫冉洕鷮W提供，大體包括：成本與效益理論、供給與需求理論、均衡理論、邊際理論以及最大化概念。
法律的經濟分析的出現實質是法學研究方法上的一場偉大變革，它的最大理論貢獻是，運用經濟學的價值觀念(效益觀念)去評判研究法律制度及其司法實踐，從而提供了一種別具一格而價值重大的法學研究方法，擺脫了傳統的就法律論法律的論證方法。在法律的經濟分析興起之前的19世紀，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法學走進了一個自我封閉、自我演繹發展的死胡同。學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純粹的法律現象及其意義之上，而將沒有所謂的“法”的意義的其它社會科學理論、觀點、材料都拒之法學研究之門外。這種自我封閉、專門化的做法給法學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正是為解決這一單靠法學自身無法超脫的理論困境而萌生。對法學而言，由于引入了經濟分析工具，從而使法學研究和司法審判從法律教條主義中掙脫出來。
法律的經濟分析既有規范性經濟分析，也有實證性經濟分析。規范性經濟分析對法律進行定性分析，解決法律“應當是什么”的問題。它立足于效率，將效率作為衡量法律制度適當與否的根本標準，要求立法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將效率置于自己的視野之外，同時也指導相關法律實踐活動，使之朝效率目標邁進。對法律制度而言，追求某種程度上的效率不僅不會和社會的發展相矛盾，而且也是必要且可求的。通過對法律制度規范和法律運行過程的成本――收益分析，考查法律制度的影響或產生的結果是否滿足“帕累托最優”或卡爾多――希克斯標準，來指出法律制度是否有效率，并在法律制度為取得預期目標而使用的方法無效率時，指出怎樣制定更有效率的規則來實現效率本身和目標價值。實證經濟分析是以經濟學常用的方法對法律進行定量分析，突破了傳統法學研究只能對法律制度作定性分析的缺陷，是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的最大優勢之一。實證分析將法律和經濟問題數量化，以明顯的定量分析優勢使人們的思維更趨于準確。實證分析已在侵權、契約、犯罪等法律問題的經濟分析領域作出了較大貢獻。
法律的經濟分析改變了許多法律人員和政府官員的行為哲學。北美和歐洲很多著名大學紛紛設立法律的經濟分析研究項目，一些大學創設了法律經濟分析中心。經濟學課程也成為各大法學院學生的必修課程。在美國，波斯納、博克、溫特等三位具有經濟學傾向的法學家被任命為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大多數聯邦法院的法官都接受了有關“法律與經濟研究中心”提供的法經濟學短期教程的正規訓練，不少聯邦法官已成為精通法經濟學的法學專家。美國前總統里根在1981年通過12291號總統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規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標準。
引入法律的經濟分析方法對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都有重大意義。我國法學研究長期以來集中于意識形態和公平、正義等社會價值的研究，忽視了法律和經濟的內在聯系，不對法律規范和法律運行的成本――收益進行探討。我國立法、司法中高投入低產出(甚至不產出)的情形比比皆是，法律規范不能對社會資源進行有效率的分配，本應當為市場服務的規范成為了市場的障礙，立法、司法以及其他社會資源浪費嚴重。借鑒西方國家進行法律的經濟分析已是當務之急。值得慶幸的是，國內有識之士正在努力地推進這項工作，一部分具有良好法學和經濟學素養的年輕學者在不斷地成長，中國傳統法學正在被變革。
二
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不斷地陷入自身的理論困境之中。來自于法經濟學陣營內外的各種批評從未停止過，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對作為經濟分析之前提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的質疑。決策者并不是絕對的理性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他掌握的信息和處理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決策不能找到全部備選答案，決策者也不能完全了解備選方案的所有后果。第二，任何個人都有雙重性，既具有理性傾向又具有非理性傾向。這兩種傾向在個人身上的對立和并存，決定了完全理性的經濟人是一種極端和個別的現象。韋伯將人的社會行動區分為4種類型：工具理性行動、價值理性行動、情感行動和傳統行動。作為法律經濟分析基礎的理性人行動只包括前兩種，后兩種行動被其排除在外。文化研究者也指出，每一個民族都有一些非理性的傳統行為方式，這些都不是理性導致的行為。習俗是理之外最重要的一種行為方式，甚至為達到一個既定的目標，理性也并非時時事事都是最好的手段選擇，在很多情境中習俗行為優于理。在現實世界中，至今也尚未找到(應當說永遠也找不到)一件與“理性經濟人”完全吻合的事例，至多只是類似于或無限逼近?！袄硇越洕恕弊鳛榉治龅那疤峒僭O，只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而出現的，這種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須將其限定于一定范圍之內，一旦超越其合理限度，就會導致錯誤結論。
其次，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學說所持的效率至上觀點的批判。法律的經濟分析通過成本、收益計算，以效率為惟一價值。學者宣稱：在侵權、合同法、財產法等法律領域，法官確立的幾乎每一項原則都可以用來表明是為了更有效率地分配資源這一集體目標服務的；在相當多的案件中，法官明確地把他們的判決建立在政策之上，而效率考慮是政策的一個根據。美國著名法理學家德沃金對效率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說，“社會財富最大化”這種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晰的，用其作為判斷法律優劣的標準顯然很不確定。況且，財富增值雖然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但不是唯一的有價值的目標，也不是價值序列中的首要價值目標。社會進步的指標還應當包括道德、自由、公平和正義，那種認為法律應將權利賦予能夠最有效運用權利、創造更多財富一方的理論，嚴重損害了人所享有的“作為平等的人被看待”的權利。[1]與法律經濟分析學者的論據相反，證據顯示，就大部分情況而言，法官判決的依據的是公平而非效率。羅爾斯也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法律和制度只要不正義，就必須修改或廢除?！懊總€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用社會整體的名義也不能逾越?！盵2]在整體的社會價值序列中，效率相對于自由與平等而言是一種次級價值，其作為一種價值只有在不與自由和平等等高位階價值沖突的前提下才會受到重視。
在運用實證經濟分析研究法律制度時，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實證的定量分析要求對法律制度或法律運行的目標價值進行量化計算。但實際上法律制度或法律運行的目標價值只在極少時候是可以量化的，并非任何法律問題都可以復原為一定的貨幣單位來計算比值。因此，必須將量化的實證分析限定于合理范圍之內，不得濫用。
第三，波斯納主張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法經濟學的內涵”、“正統的法經濟學從來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野心去改變經濟學”[3]的論點遭到學者的嚴厲批評。作為法律經濟分析的旗手，波斯納為法經濟學研究作出了杰出貢獻，但他的這種主張讓許多人誤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法經濟學的全部內容，將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理解為法經濟學的唯一范式，極大地縮小了法經濟學的范圍。以致于有人批評說：波斯納的觀點“表明法和經濟學的關系是單向的：法學更像是懇求者，依賴于經濟學向其提供的任何事務，但是卻很少或者沒有可以作為回饋的?！盵4]針對波斯納的主張，法經濟學的奠基人科斯批評指出：“在法律制度運作中廣泛運用經濟學分析方法，而法律制度對經濟制度運轉的影響并沒有像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那樣得到很多的討論和檢驗。”[5]依照波斯納劃定的范圍，這門學科將不再能夠從其他學科領域吸收養分，熟悉的研究主題也已被挖盡。
三
面對法律的經濟分析范式的困境，大量學者不斷地探尋突圍的路徑。美國的塞洛庫斯大學經濟分析法學教授羅賓?保羅?馬洛伊，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他批評波斯納的經濟分析方法是“兩面鏡子的神話”。[6]
馬洛伊借助符號解釋學理論，以一種超越傳統法經濟學范圍的方法探究法律與經濟聯系的意義與價值，提出“法律與市場經濟”的概念作為理解法律與市場理論之間的聯系的新方法。借助符號解釋學理論，馬洛伊認為，財富形成和社會繁榮的主要動力是創造力，所以在法律與市場理論研究中，須更多關注創造力的形成和激發機制，效率分析不應放在重要位置。對創造力起實質影響的是交換網絡和模型。社會交換過程是動態過程，關乎文化的、歷史的以及交換的背景，因而須將經濟分析和文化政治以及歷史的目標、條件結合起來進行評估。針對波斯納的法律的經濟分析主要使用經濟術語作為分析特定社會法律規則的理論性解釋的缺陷，馬洛伊指出法經濟學是一個包容一切不同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的開放性創造過程。法經濟學的研究在本性上應當是可比較的，它應當集中考察經濟哲學、政治哲學和法哲學在涉及社會安排選擇時三者的關系，比較、評價和選擇意識形態界定法和經濟學的對話過程。經濟分析法學作為一種比較研究，為認識法律安排作為特定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的反映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評價法律安排中不同意識形態的價值，了解我們現在的狀況和法與社會的發展方向。[7]
借助符號解釋學理論，馬洛伊從外部突破了傳統法律經濟學的困境的壁壘，彌補了法律的經濟分析的反道德性缺陷。雖然法律關乎稀缺資源分配的基本觀點不變，但不論法律原則、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識形態的結構及內容如何，它們均可以被適當地放在馬洛伊的法經濟學的模型框架中加以分析。馬洛伊用他的理論向大家證明了法經濟學仍具有不可比擬的包容力和發展潛力。
與馬洛伊不同，科斯堅持從法律經濟學內部尋找走出困境的方法。在科斯看來，法律經濟學分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和經濟的法律分析兩個部分。法律的經濟分析“這部分研究現已高度發展，某種程度上，已不再那么令人激動了”。[8]就法律與經濟這個主題來說，僅僅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是遠遠不夠的，還應當重視經濟的法律分析，分析法律制度對經濟運轉的影響。
與法律的經濟分析相反，經濟的法律分析是用法律的原理制度規則分析經濟，法律成為分析工具而經濟成為被分析對象。馬克思說：法律不過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毫無疑問要反映經濟基礎，是一國或一地區在一定時間的經濟意識形態的反映。但這種反映是能動的，影響著經濟運行和增長。許多經濟學家尤其是制度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制度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居于各種影響因素之首位。那制度是什么呢?包括法律和其它規范，而法律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可以說，法律是影響經濟運行的最主要制度。由此不難看出，從研究法律對于經濟的影響來判斷法律優劣的法律經濟分析范式具有重要價值。
就我國目前狀況而言，經濟的法律分析比法律的經濟分析或許更為重要，任務更為緊迫。我國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鍵時期，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產權、交易等一系列內容都要求有良好的法律加以規制，以保證市場的建立和良性運轉。但很明顯我國的法制還無力為市場經濟提供全面保障，還需不斷完善。同樣遺憾的是，我國的法學研究在為市場經濟服務問題上也缺位了，而且這種狀況可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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