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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央行建設實施方案范文1
前幾年一直說，中國經濟存在著內外失衡，內部失衡主要表現在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消費需求不足依然存在。這種情況使得我國GDP的持續平穩增長缺乏內在動力。過去30年我國GDP一直保持著10%左右的高速增長，但因為消費需求不足，一直缺乏內在動力。前幾年我們是依靠出口導向政策，用對外出口來彌補國內的消費需求不足，維持了比較好的增長?？墒堑搅?008年以后，因為全球金融危機，連續幾年出口受限，出現了經濟下行趨勢。2009年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把增速又拉起來了，但需求不足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從2009年到2010年，經過一段時間，由于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所引起的一些消極的后續效應開始顯現，主要標志之一就是資產價格劇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和泡沫出現，另外就是消費物價指數的上升。這導致一個兩難狀況，一方面是內在動力不足，想要維持比較高的增長率，就需要有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首先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撐增長速度。但另一方面，貨幣超發的后續的后果顯現出來了，又不能繼續用擴張性的政策來支持增長。
碰到這種情況，首先需要研究這種現象的實質到底是什么。從2008年開始，我們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時候，通常用所謂“三駕馬車”的說法，認為今后中國經濟怎么走就看“三駕馬車”，亦即投資、消費和出口。分析的結果就是，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難？就是因為“三駕馬車”中有兩駕已經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機，同時消費也上不去。很明顯，“三駕馬車”的分析法是凱恩斯主義用來分析宏觀形勢的方法。
學過宏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凱恩斯主義處理的是短期問題，從來沒有說過可以用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來處理長期問題。我們的長期發展存在根本性的問題，這就是經濟增長模式的問題。
二、傳統經濟增長模式
的兩難困境
改革開放后，我國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學習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東亞經濟體用進出口來彌補內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導向政策造成了兩個積極后果，一些出口加工業迅速發展起來了，大量閑置勞動力能夠得到就業機會。我國大量勞動力，大概是1.5-2億人口，從農村低效領域轉移到了城市相對高效的出口加工業就業，使得整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可是我們看到，所有采取這種出口導向政策來支持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經過10-20年用出口導向政策所支撐的高速增長之后都出現了很多問題，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帶來了后續效應，資產泡沫膨脹到一定階段就會破滅，造成整個市場崩盤。日本是這方面最典型的，在高速增長之后很快就出現了內需不足，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以至于采取了貿易立國的政策，用出口導向政策來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
出口導向政策有一個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匯率本幣低估的政策，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當這個政策成功地執行了10-20年之后就會出現兩個問題，一是因為出口企業得到了政策上的優惠，也就是補貼，創新的動力就會削弱。有些經濟體就此變成了一個勞動密集專業戶，不再搞創新了，減弱了追求技術進步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宏觀問題，在出口導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況下，外匯結余將會大量增加，這就會造成本國貨幣的升值壓力，造成貿易摩擦。這時就需要選擇：其一，讓本國貨幣升值，如果本國貨幣升值，出口導向政策就會持續攀升，追求外匯結余肯定就不行了，因為在均衡匯率這一點上，應該說是不會有外匯存底增加的。其二，堅持出口導向政策，這就需要保持本幣的低估，因為改變這種本幣低估狀態會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業的利益，出口地區的利益。繼續保持本幣的低估，采取中央銀行干預的方式，讓央行頻繁干預外匯市場，結果就是收購外匯來支持外幣匯率，壓制本國貨幣。這樣，央行就只能被動超發貨幣，貨幣多了，無外乎就是流向兩個地方，一是資產市場，二是消費品市場，走到資產市場上去就會形成資產泡沫，走到消費市場上去就會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貨膨脹。
三、全面改革要有頂層設計
我們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來走出上述的兩難困境呢？在我看來，就是長期和短期結合起來，把“標”和“本”結合起來治理。從短期層面來說，應該采取總體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但仍然要充分靈活，否則，稍有不慎就可能會前功盡棄。有人說中國經濟已經實現“軟著陸”了，也有人認為中國恐怕就要“硬著陸”了。這兩種說法都有一些絕對化，一方面，“硬著陸”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們還有30年經濟發展實力的積累。另外，我們的宏觀當局、央行的專業水平很高，如果方針決定了，他們能夠引導貨幣嚴重超發經濟實現“軟著陸”，這種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穩健、靈活的財政政策來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同時又必須認識到，這種短期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在采取這樣的宏觀政策來保持脆弱平衡經濟的基礎上，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上去。所謂長期發展的問題，就是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規劃的主線，就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中一個重點就是發展服務業。有人說服務業在西方國家是在工業化完成以后才發展起來的。其實在20世紀初期服務業就脫穎而出，很快就超過了制造業，每年發達經濟體的服務業都是三大產業中份額最大的，比如中國香港地區的服務業占到了90%。特別是生產業，它的發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隨著分工而深化，服務業中有很多都不是像早期那樣為消費者服務的，而是為生產者服務的，我們把它叫做“生產業”。分工繼續深化的結果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戰略型新興產業。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其實在制定“九五”計劃的時候就已經開始研究，一直到制定“十一五”規劃的時候也在研究。為什么這么多年還是沒有解決呢？這是因為轉變遇到了“體制”。
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也就是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以此來反映供求關系，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墒俏覀兊馁Y源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現在的產權結構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級政府都很容易用低價格把土地拿到手，變成可以用來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資源。我們的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于金融機構有很大的影響力，加上其他一些機制上的原因，各級政府對于支配信貸資源也有相當大的權力。有了這些權力，各級政府就會用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政策，政績的主要表現就是GDP的增長，因此，這一體制就造成了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巨大障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就步履維艱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走，而是朝著相反方向走，強化了政府對資源的支配。
再者，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技術創新似乎也非常困難。如果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技術創新的主要問題是自己的創新能力不足，那么，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技術創新能力有了很大提高，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一些相當先進的技術，有些技術甚至突破了前沿。但是，讓人感到遺憾的是，技術的商品化和產業化依然非常困難，原因就在于一個有利于創新和創業的環境還沒有建立起來。很多技術有了發明卻變不成產品，有了產品卻又發展不成產業，一些企業勉強在市場上站住了，卻總是長不大，而現代技術的進步非常快，幾年過去以后，原有技術就不先進了，就淪為二流技術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創新，因為“你創新我仿冒”，我只要爭取到了司法管轄權，你都告不了我，因為有地方保護。所以，我們要求轉變發展方式，但是體制上有障礙，好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費了很大勁，始終轉不過來。
“十二五”規劃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根本動力是改革，因為只有堅持改革，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發揮創新精神的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為此，必須要有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
為了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頂層設計”被提了出來。現在國有部門的財稅體制、金融市場、法治建設、教育科研體制等，都積累了大量亟待解決的問題，改革的任務龐大而艱巨。我們應該從哪里著手呢？首先要有頂層設計。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國家有了非常大的發展，但在新的平臺上又面臨新的選擇。這就需要由我們的執政黨在頂層設計上做選擇，在這個大系統下的各個子系統都要有這樣的設計，包括經濟系統、法治系統、文化系統、教育系統等等。
從經濟方面來說，有以下幾方面的突出問題有待解決：一是國有經濟，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改革目標；二是財政體制的完善，如何實現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應；三是金融體系建設，如何解決好我國的金融體系開放不夠與金融創新不足同時并存的問題。在金融體系建設中，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言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問題，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在目前的銀行體系和政府監管體制下，這一問題越來越尖銳。小企業是創新的主要來源，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如果小企業沒有好的經營環境，我們的技術創新、新技術的產業化都會碰到很大障礙。所有這些問題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才能促進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此外，所有這些改革的關鍵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應該下決心進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