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非遺數字化傳播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非遺數字化傳播范文1
一、非遺數字化的國內外現狀
（一）國外現狀
早在200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起草了相關文件草案，為各國非遺數字化工程提供指導。發達國家非常重視非遺數字化，并在相關領域進行了有效的探索。美國在非遺數字化保護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2000 年，美國全國性虛擬圖書館——“美國記憶”工程對美國圖書、手稿、音樂、照片、影像、藝術圖片等500 萬件歷史檔案資料進行了數字化。截止目前，能夠免費瀏覽與檢索美國黑人歷史、婦女運動史、廣告、宗教、民間文學等100 多個主題的資料庫。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開啟了館藏非遺資源數字化工程，建立了貴重圖書圖像數據庫、介紹日本歷史和文化的“日本年歷”等非遺數據庫。日本奧茲地區獅子舞的數字化保護工程是其中的成功案例。法國積極推動本國非遺資源的數字化保存發展，2010年，法國文化部啟動了非遺數字化工程——“文化、科學和教育內容數字化”，涉及圖書、電影、圖片、音樂、電子游戲等領域，目的是創建數字化文化產業，創造社會財富。
（二）國內現狀
2010年，我國文化部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并納入文化部“十二五”規劃，2011 年正式啟動此工程，該工程由國家層面制定標準，出臺技術要求。為了豐富非遺數字化內容，非遺網站開發出具有當地特色的非遺數據庫。例如，“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博物館”開發出“羌族文化數字博物館”等專題數據庫。截至2016年底，全國56個試點單位提交數字資源26307條，其中包括文檔、圖片、音頻、視頻，國家非遺數據庫總量達3.09TB。非遺數字化保護的專業標準也已起草完成，將作為推薦性標準指導全國非遺數字化保護工作。
地方非遺數據庫建設取得了很大進展。河北省自2010年起，在全國范圍內較早建立了由普查、名錄管理系統為主體的非遺數據庫平臺，并研發了非遺保護網等應用模塊，開發了數字博物館、網上展館等特色板塊。隨著各地非遺數字化保護工作的推進，非遺數字化成果的傳播越來越廣泛，其中涉及的著作權保護問題也亟待厘清。
二、非遺數字化成果與非遺本身著作權保護上的區別
非遺數字化成果是數據庫之類的數字資源，與非遺本身并不相同。 因此二者在著作權保護方面存在諸多區別。
（一）權利主體不同
有關非遺的權利主體，學界并沒有統一的觀點。筆者認為非遺是由特定群體共同創作完成，其權利主體是傳承人和非遺創作的來源群體。具體說來包括國家和地方行政機關、傳承人。
1.在國家領土范圍內、由不特定的大多數國民傳承的非遺， 其權利主體為國家。例如：二十四節氣，春節、七夕節、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節日等。在一國特定行政區劃范圍內、由不特定的大多數居民傳承的非遺， 其權利主體即為地方行政機關。例如：河北省唐山皮影戲、吳橋雜技，蔚縣剪紙，其權利主體分別是唐山市政府、滄州吳橋縣政府、張家口蔚縣政府。由于地域、環境和文化因素的差別， 一國內部不同地域的非遺千差萬別。
2.由特定傳承人傳承的非遺，其權利主體為該傳承人。如浙江的“朱府銅藝”?！爸旄~藝”源于清朝同治末年，被譽為“杭州一絕”，距今有140多年的歷史，目前已傳至第五代。“朱府銅藝”這項非遺的權利主體屬于第四代傳承人朱炳仁及第五代傳承人朱軍岷這個家族。
非遺數字化資源庫的權利主體范圍相對明確，必須是參加創作的單位或個人，是資源庫的建設者——各級文化主管部門及其合作建設者。資源庫的建設往往是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及其他有關部門。實踐中，僅僅依靠政府的財政投入不足以支撐非遺的數字化工程，可參考英國、加拿大等國的做法，充分吸納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參與非遺數字化資源庫的建設，同時也可以引進民間資本，建立公共機構和私人投資合作的模式。
（二）權利客體不同
非遺的形式多種多樣，根據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2條的規定，非遺包括六種類型：前五項為列舉性規定，有：傳統口頭文學及其載體語言，傳統美術、音樂、舞蹈、戲劇等，傳統技藝、醫藥等，傳統禮儀、節慶等，傳統體育和游藝；第六項是兜底性條款——其他非遺。這六類客體并不都是符合著作權的保護條件。著作權的客體是作品，構成作品必須具有獨創性和可復制性，同時要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九類作品之一。例如傳統禮儀、節慶就不適合用著作權予以保護。
非遺數字化的形式主要是數據庫，包括文檔、圖片、音頻、視頻。這些數字化成果具有可復制性，能否構成作品，關鍵是看是否具有獨創性及是否符合著作權法規定的9種作品類型之一。數據庫在我國按照特殊匯編資料給予特別權利保護，如果數據庫構成具有獨創性的匯編作品，依法產生著作權。文檔、圖片、音頻、視頻如果能達到“獨創性”標準，分別構成文字作品、攝影作品、美術作品、視聽作品，有計算機程序控制的，構成計算機軟件。如作為非遺項目的南通板鷂風箏的數字化，需要通過計算機對哨口的大小、形狀以及哨面進風口進行數字化歸納，設計出一套軟件程序，再運用計算機輔助設計等技術將哨口雕刻的過程進行數字化編程，通過三維動畫展示哨口制作。在通過數字化技術實現南通板鷂風箏的恢復與再現的過程中，制作者獨立創作，對該數字化成果做出實質性貢獻，該數字化成果能以有形物質載體復制，構成作品，應當受到著作權的保護。如果數字化成果僅對某些非遺項目通過錄制、掃描或其他方式進行簡單復制和再現，比如錄音錄像只是單純的記錄、保存非遺的真實面貌，沒有加入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則該成果構成錄音錄像制品，不具有獨創性，則可以通過相關權進行保護。
（三）權利內容不同
非遺的種類繁多，不同種類的非遺適用不同的知識產權類型。重慶“銅梁火龍”商標注冊，通過商標權保護銅梁龍舞這種非遺。江西景德鎮陶瓷協會注冊了“景德鎮”的證明商標，用來證明和區分景德鎮與其他地區的陶瓷制品。湖南“安化黑茶”通過注冊集體商標的形式來保護安化黑茶這項非遺。屬于國家級非遺的普洱茶制作技藝，獲得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保護。傳統技藝、傳統醫藥這類非遺更適合通過專利權保護其傳統技藝和制藥配方。如“朱府銅藝”第四代傳承人朱炳仁對其銅雕技藝申請了60多項國家專利；云南白藥申請了多個專利，用于保護其合法權利。對于符合作品條件的剪紙、年畫、民歌等則可以通過著作權法予以保護。
而非遺數字化成果如果構成作品，相應的享有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4項著作人身權，以及13項著作財產權，即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翻譯權、匯編權、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非遺數字化成果如果構成制品，權利人則享有相關權。
（四）保護期限不同
我國《著作權法》將著作權保護期分為著作人身權保護期和著作財產權保護期。其中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保護期不受時間限制，作者終生享有。除這三項權利之外的發表權和著作財產權保護期的一般原則是作者有生之年加上死亡后五十年。對于非遺的保護期限，學術界傾向于永久保護。有國外的立法例已經做出了規定。例如，意大利將民間文學藝術的著作權保護期限確定為無限期，解決了非遺與著作權保護期限相矛盾的這一問題。而非遺數字化成果的保護期限可以按照著作權或者相關權的規定進行保護。
三、河北省非遺數字化成果的利用
河北省歷史悠久，非遺資源豐富多彩。非遺數字化的目的不只是保存非遺，更重要的是大眾能夠了解、參與非遺，從而實現非遺的活態傳承。相關政府和部門應當創造多種途徑讓公眾能夠便捷、免費的獲取非遺數字化成果，以便促進非遺數字化成果的廣泛傳播。因此，明確非遺數字化成果利用中相關權利人的利益保障至關重要。在對非遺數字化成果進行利用過程中，不管是商業利用還是非商業利用，都不得歪曲、篡改其內容，因為這涉及到非遺權利人及非遺數字化成果的權利人的雙重利益。另一方面，一旦利用非遺的數字化成果，比如在影視作品中使用非遺數字化成果或者以此為基礎進行演繹創作，需要征得非遺數字化成果權利人的許可并支付相應報酬。
參考文獻：
[1]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merican Memory for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http：//memory.loc.gov/ammem/index.html.訪問日期：2017-06-29.
[2]卓么措.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研究.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13（8）.
[3]邵燕.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中的版權法律問題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14（5）.
[4]羅微、高舒. 2016年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研究報告.http：//ihchina.cn/8/53480.html.訪問日期：2017-07-15.
非遺數字化傳播范文2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技術
1概述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代表，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文化空間[1-2]，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主流文化對于傳統文化的沖擊在所難免，不同國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成為必然趨勢。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開始重新尋求、審視自身民族文化的根脈，開啟了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外便已著手對于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工程。美國通過政府以及工商界的力量對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進行基礎建設，如“美國記憶”工程；歐盟國家的保護工作通常由政府牽頭，高校及科研機構開展實施，更加重視相關學科的建設和人才培養，如“內容創作啟動計劃”；日本則多是通過民間組織來保護的，政府只提供相關支持。我國是世界上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最多的國家，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近87萬項。但同時也面臨著原生態空間破壞所導致的非遺文化生存威脅；專項保護資金不足導致的保護工作受阻；傳播及技術手段方面的欠缺造成的文化體驗、認同感缺失等等。因此，我國政府采取了各種積極措施，參與國際間的非遺保護工作并制定相關法律。我國大量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化進程中都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困境和轉型困難，對它們進行保護和開發利用的同時，應當注意采取合理的方式方法。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使兩者有效結合，能充分發揮二者之間的優勢互補關系。因此，對非遺的數字化研究也成為學界關注的話題。本文中國知網利用“數字化”、“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為關鍵詞進行模糊檢索，檢索式為數字化AND非物質文化遺產OR數字化AND非遺，得到核心期刊論文共99篇（檢索時間為2015年12月31日），以此為主，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的研究現狀進行了分析和總結。
2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現狀分析
2.1論文計量分析
期刊論文在發表時間上的規律，可以看出該學科學術研究的發展水平，上圖顯示近十年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方向的年份與數量的折線圖。圖1顯示，該領域的研究呈現相當平穩的上升趨勢。國內此領域最早的研究出現在2002年，林正同在國際博物館協會亞太地區第七次大會中發表《中國無形遺產現狀與博物館》，就中國無形文化遺產所面臨的狀況進行了分析，強調了博物館在管理、保護和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所起到的地位和作用。建議博物館在更廣泛的范圍內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無形文化遺產的普查機制和保護機制，加大無形文化遺產保護的宣傳力度，促進無形遺產的立法進程，共同推進無形遺產的保護工作。國務院辦公廳于2005年提出“要運用文字、錄音、錄像、數字化多媒體等各種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真實、系統和全面的記錄，建立檔案和數據庫”。學術界將此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作起步的標志。在2005到2009年間，學術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研究停留在對其文化性的層面。強調對非遺地域性、本真性的保護。非遺依賴于特定的文化環境而存在，即為“語境”[3]。脫離特定語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形成代際傳承的斷裂，而這種斷裂所造成的影響是深遠且難以逾越的。因此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的數字化研究需要結合地域性和本真心。牟維和李琦將個人效用數字化,主張在制度設計的過程中,利用博弈理論將個人意識與文化遺產的生存狀況結合，解決了先傳承人后文化遺產的困境。2009年開始，學術界對數據庫的建設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主要關注點在于對數據類型的整理分類歸納，異構數據的整合等。到2013年，對技術手段的研究達到。
2.2基本情況研究
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點不同，表1是對505篇文章所屬一級學科進行統計所得。由表可知：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圖書館學、藝術、管理學等領域。間接地體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技術特性以及文化特性。表2顯示了資助項目排名最高的前10名，社科基金、自然科學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三項資助項目的論文篇數占到14篇，占到前十名資助項目的近一半。這說明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的管理層面，政府的引導十分明顯，基本形成以政府引導為主線，各地區教育、文化部門參與的局面。除此，還可看出，國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地域性很強，并且集中在少數民族眾多的省市直轄市，地域性明顯，各地區都著力于研究本地區特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護與傳承，探索構建該地區特色數據庫。但是研究呈現各自為政的局面，不利于形成數字化資源的整合效果.
3國內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研究內容分析
國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建設的研究還處在理論向實踐轉化的階段。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研究集中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息屬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技術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層面三方面。
3.1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息屬性
2008年至2013年間，學術界主要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息性，對其數據庫的建設、分類體系的構建、數字化的傳播進行了眾多討論。3.1.1標準化、精細化的數據分類數據庫的建設首先要面臨的就是對數據類型的整理分類歸納等步驟，然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是一項復雜的科學認識活動。多數現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分類方法僅界定出非遺項所屬大類和亞類，尚未形成一種比較科學、合理、完善的分類方法。其次，在實踐中，因為研究人員知識背景的不同存在著多重分類標準，標準的混亂影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數字化，無法體現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的生態性、復雜性和關聯性。這種粗放型分類無法滿足數據庫建設要求。為解決目前我國分類體系建設與數字化傳承的失衡問題.構建數字資源統一的標準體系。黃永林等人提出了多層次分類的基本設想及可行性路徑[4]，程齊凱等提出了基本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分類組織方法。3.1.2新媒介、多平臺的傳播方式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媒介以PC網絡平臺為主，智能移動設備、社交網絡、公共文化平臺為輔。VR虛擬展示技術的應用實現了計算機網絡平臺上的仿真可操作式體驗，使受眾在展示媒介中感受到帶入感和體驗性大大提高，例如敦煌研究院數字化研究中心的三維全景敦煌石窟。利用三維攝像、全景掃描和數字化編程，建立民族文化遺產數據庫，加工后生產數字影像實現全景展演。以中央美術學院設計開發的《中國古典家具》作為一款APP應用程序，通過趣味性的互動體驗激發用戶探尋古典家具的奧秘，這種基于移動智能設備的數字化展示媒介更能引起年輕人的關注，廣泛的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此外，社交網絡已成為互聯網時代最流行最普及的社交工具，用戶群體龐大，這些新媒體的利用，打破了非遺靜態呈現的局限性。但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在社交網絡的展示成功案例并不多見。
3.2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技術特性
3.2.1平臺整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重構內容復雜龐大，需要在合理的文獻觀指導下開展多方協作。然而項目化的數據庫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信息源產生桎梏，導致資源信息的分散或遺漏，以特定文化現象為依據對相關信息源進行規范聚類，更加全面客觀合理。宋麗華等人提出以知識本體的理論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信息進行抽象和歸納[5]。從知識的內部特征和外部特征兩個方面利用元數據模型對概念化的知識進行表達。同時以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調查為核心進行項目普查資源集合，以展示為核心進行地方資源集合，以研究為核心進行專項研究資源集合，以宣傳互動為核心進行知識傳播資源集合，以申報工作為核心進行政務管理資源集合。3.2.2數字化技術的選擇國內學者側重于探討不同數字化技術工具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價值及應用范圍。數字化的技術性主要體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保存、繼承、傳播和發展創新中。數字化應用領域大致有數字化保存與存檔；數字化虛擬博物館；虛擬文物修復；數字化故事編排與講述技術；復原及演變模擬技術等[6]。所涉及的技術有空間信息技術、虛擬現實技術以及數據庫技術等[6]?？臻g信息技術主要包括感測與識別技術、信息傳遞技術、信息處理與再生技術以及信息使用技術四個方面。信息傳遞技術包括各種通信技術以及廣播技術；信息處理與再生技術包括對信息的編碼、壓縮、加密等，以及在對信息進行處理的基礎上，形成的新的更深層次的決策信息；信息使用技術作為信息過程的最后環節，包括控制技術、顯示技術等[7]。此外，數字化修復與演變模擬技術也備受關注。這種技術可以將三維建模、虛擬漫游、圖像處理、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于現場調查和保護修復等各個環節，結合專家的領域知識進行藝術品的虛擬復原和演變模擬。
3.3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管理層面
3.3.1知識產權的歸屬問題國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缺位，相關組織不健全，沒有相關專門保護法。例如：2011年制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屬于行政性法律，側重于公權保護，對私法保護少有提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私法保護存在特殊性和復雜性，涉及的法律較多，權利類型復雜、權利邏輯混亂。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成果是通過現代科學技術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記錄整理創新，具有獨創性的改造就可以收到著作權的保護，相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來說，對其知識產權的保護相對容易。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產品通常以數據庫、圖片、視頻等方式表現，數字化的過程中如果加入了獨創性，就有可能會產生新產品，產生新的文化價值和商業價值。但是這種權利只停留在數字化成果上，并不能延伸到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3.3.2產業化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產業建設包含政府機制、市場機制和公益機制三大運作體系。在此方面范對英國的全民參與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展開了調查研究。英國成立了創意出口小組、文化遺產與旅游小組等把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進行開發、生產、推廣、營銷的總攬性與全民參與性的結合，從直接財政投資與撥款到產業化扶植，營造出全英國范圍內可持續發展、人人參與的文化與藝術氛圍。通過多層次分級的文化遺產管理與扶持體系為全民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提供多種資助方式。最終整合成一個大眾參與的、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生態系統。
4總結及展望
非遺數字化傳播范文3
關鍵詞大數據;非物質文化遺產;浙江;現代化傳播
一、研究背景
為實現民族智慧與創造力結晶的普及與傳承，弘揚國家文化傳統與精神，近年來文化領域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而在當前科學技術快速更新換代的情況下，海量信息撲面而來，碎片化、無序化的信息傳遞模式慢慢消解了傳統保護與傳承模式的作用，尋找適應大數據時代的非遺保護展示與傳播策略變得十分迫切。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的系統性研究已經非常前沿，如涉及文化文物業館藏文物和古籍數字化保存技術、互動服務與網絡服務平臺搭建、民族音樂與口頭文學數字化記錄留存、前沿科技手段(3D影像、虛擬場館、立體投影等)的開發應用等方面，這些具有良好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被應用于故宮博物院文物保存和多媒體導覽服務、中國國家藝術研究院對傳統音樂的數字修復和保護、“數字敦煌”建設項目、法國盧浮宮藝術館“漫游盧浮宮”多媒體視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亞洲文化數據技術等項目中。可見，隨著信息技術和新媒體的發展，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存工作已經在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浙江作為文化大省，一直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而在當下，社會環境與以往顯著不同，眼球經濟、注意力經濟、流量經濟等關鍵詞都暗示著這是一個信息媒介的時代。以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傳統觀念已經被各種信息平臺上搶時間、重推廣的新興傳播理念所取代。在這樣的大數據背景下，浙江省的文化從業者們越來越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關鍵步驟在于怎樣展示和傳播這些文化。要想以智慧化的手段構建和傳播浙江獨具魅力的地方文化，就必須重視新時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和傳承，在信息社會中尋找適應社會新環境的保護與展現途徑。
二、大數據背景下浙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
浙江的文化文物業依托于文化大省的優勢，底蘊深厚。在文化事業場館中，博物館、文化館、檔案館都是保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場所，因此它們的數字化展示進程就與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和發揚息息相關。浙江的非遺文化場館如果能加快面向智慧城市建設的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關鍵技術的應用，相信會有效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利用的廣泛度和有效性。
(一)著力虛擬文化展示中心建設
參考谷歌公司文化學院項目，利用3D拍攝技術記錄場館展廳，再通過后期制作建構三維虛擬非遺展示場館。同時，將藏品數據庫中的高清圖片、三維圖像、視頻等與之結合，達到能在線參觀虛擬博物館、文化館，并自由讀取展示對象信息的效果。隨著新技術的成熟，還可以在此基礎之上，利用VR(虛擬現實)技術，使參觀者通過VR眼鏡身臨其境地暢游虛擬博物館，以更生動和沉浸式的體驗感受歷史文化。也可使用3D建模技術對歷史遺跡進行虛擬重建，開發文化特色體驗項目，在AR(增強現實)技術的幫助下，讓觀眾趣味性地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魅力。另外，還可以利用三維掃描和立體投影技術，使文化場景以極高的精度出現在參觀者面前，從而實現視覺效果與現場無異。
(二)利用大數據拓展展館的功能邊界
大數據的應用必然要建立在獲取大量數據的基礎上。對于展館來說，這就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展品數據，另一方面是參觀者數據。建成展品數據庫后，可以通過大數據分析某個年代或某個地區文化的發展流變，或者藝術作品題材、創作手法方面的特征，這不僅能拓展與展品相關的知識系統，還能使原本感性為主的藝術研究獲得理性的支撐。在檔案館，可以利用檔案數據追蹤一段歷史時期內的社會工作重點、人口流動、家族變遷等，從而得出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結論。在參觀者數據方面，可以利用線上銷售門票、線下問卷調查等方式，獲取參觀用戶的基本信息，并通過統計門票數據、客流量數據，對用戶進行細分。具體說來，可以有以下幾方面的嘗試:(1)通過歷史客流量數據和旅游客戶數據進行日客流量預測，提前做好工作預案;(2)根據細分用戶特征，預測不同時段觀眾的群體特性;(3)通過攝像頭、紅外線燈感應設備定位用戶，監測人群密度，如果超過安全密度，則在入口處進行調控，或加強保障力度;(4)通過微博、微信等分析，為用戶設計個性化的城市展館文化旅游線路，并采集觀眾意見建議，優化展館服務;(5)通過館內人群軌跡分析，以及社交媒體內容分析，得出最受歡迎的展品，并圍繞其開發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周邊產品;(6)通過手機客戶端實時為觀賞者提供掌上導覽、藏品講解、資料下載等信息服務。
三、大數據背景下浙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路徑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一個地區內涵、精神、藝術的所在，并不僅僅是一個需要保存和保護的對象，如果能夠多層次、多角度地對非遺資源加以發展和利用，構建起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存和展示體系，才能夠使非遺工作獲得更為全面的價值。
(一)推進文物的數字化保存與傳播
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線上數字博物館的建設，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對文化遺產的數字化保存，更在于讓本國的歷史文化與世界有一個數字化的接口，讓全世界對歷史感興趣的人都能夠足不出戶便能訪問、感受歷史與文化。目前，大英博物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法國盧浮宮、中國國家博物館等國家級大型博物館都將數字博物館的建設作為重中之重;同時，國內的城市博物館，如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館等也都以數字技術為基礎，探索數字博物館的應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應該加快數字化建設步伐，可以利用文字、圖片、全息視頻、三維掃描等手段，建立完善的數據庫系統，全方位保存非遺文化和藏品信息，并通過數字平臺展示，打造智慧文化館、博物館，以供參觀者、研究者隨時訪問，補充實地觀展的不足。系統運行順利后，遠期目標還可以與其他場館進行數據交換，鏈接展示與對象有關的歷史資料及文物，以挖掘各地館藏之間的聯系，從而建立完善的文化體系。
(二)改造文化場館門戶網站
目前，浙江的博物館、檔案館、文化館、非遺展示中心雖然大都有自己的數字門戶，但大都偏向于行政風格，習慣于將新聞動態、學術研究、概況、資訊等這些普通參觀者很少關心的信息放在首頁，沒有真正站在訪問者的角度思考他們需要怎樣的信息，這是國內許多文化網站存在的問題。對比國外的博物館主頁可以發現，其網站的排版都比較活潑，具有圖片為主的特點，并在醒目位置提示在展信息，以及提供兒童到館、館區地圖、展覽日歷等服務信息。浙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網站應充分借鑒國外網站設計風格，努力提升網站吸引力，提高特色項目的知名度和利用率，并營造活躍的分享與探討氛圍，以將非遺知識進行充分推廣。
四、結語
非遺數字化傳播范文4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創新;項目教學實施;設計專業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46-0174-02
國務院《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規定了“非遺”保護工作的十六字指導方針：“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目前在對“非遺”傳承創新上存在著信息缺失、表現缺失、機制缺失等問題。民族文化傳承創新只有科學與文化相結合，技術與藝術相結合，通過信息技術、數字技術、藝術手段并用，培養民族文化傳承人、創新人，發揮高職教育在民族文化傳承創新中的基礎作用、服務作用和促進作用，才能最大程度地使民族文化得以保護與開發、傳承與創新。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作為國家級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專業教學資源庫的項目主持單位，本著服務地方經濟和文化的原則以“非遺”為主要內容，基于多媒體設計與制作專業（群），應用數字媒體技術，建設民族文化傳承創新教學資源庫，搭建保存、傳承、傳播和創新民族文化的重要平臺，解決資源與需求的突出問題，實現優質資源共享，滿足文化創意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資源庫建設過程中，我院的藝術類的課程根據課程授課需求與非遺資源開發融合，提高了學生將非遺傳統文化與數字媒體技術相結合的能力，取得了豐碩的教學成果。
一、非遺資源融入項目課程教學的思路
以教學思想觀念更新為突破口，突出文化傳承與創新，以項目教學與非遺資源深度融合為重點，樹立理論服務實踐、學科邏輯服從工作邏輯、注重過程與結果相統一的課程教學觀，在培養學生職業技能和核心能力的過程中，在非遺資源數字化、數字化資源產品化、文創產品商品化的教學實踐中整體提高學生的職業素養。把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轉化成數字化的教育教學資源。通過動畫流程式展示、虛擬沉浸式互動體驗、三維仿真式修復留存、視頻表達演示呈現、跨終端跨平臺式傳播等多媒體手段，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平面傳播保護向互動式立體化傳承、主動式創新轉化提供借鑒模式。搭建作品資源與產品資源雙向轉化平臺。將學校教學過程與文化企事業單位的生產工作過程緊密結合，構建產學研用一體化平臺，推進職業教育與民族文化產業對接，為學校創意成果轉化和企業訂單交易、信息提供可參考的解決方案。
二、非遺資源融入項目課程教學案例剖析
1.項目情況簡介――非遺電子讀物設計。國家級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教學資源庫的任務之一就是電子讀物設計。隨著屏幕的互聯化，社交式閱讀、拍照式閱讀、分享式閱讀的沉浸式普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傳統載體如書籍、文獻、畫冊等正面臨巨大的挑戰。非遺電子讀物為非遺傳承創新提供了一個高效、智能平臺。多媒體設計與制作專業的學生主要承擔非遺電子讀物的開發任務。在院系領到的統籌和安排下，我們教研室的老師組織了集體備課，制定了涵蓋PC終端、移動終端、網絡終端全平臺開發的任務。每一種資源實現PC終端的多媒體光盤、網頁、移動終端的APP版本的開發。
2.非遺素材采集、整理與同類產品調研分析。融入非遺資源的課程會在授課過程中組織學生進行同類產品市場調研。分析現有產品的優缺點，取其精華，避免設計創意雷同。在互動媒體設計專業教學中，學生分組進行市場調研，以市場資料搜集和匯總的方式進行。在課程學習過程中，要求學生針對課堂所講授的非遺資料和非遺元素，結合市場實際情況，對目前跟非遺文化傳承相關的網站、光盤、APP等電子讀物展開調研，深入分析其優缺點，作為設計開發的參考要素。將采集組采集的非遺素材進行處理與歸檔，提取應用元素，這些非遺元素包括歷史由來、風俗奇趣、工藝流程、傳承大師、造型特征、典型紋飾、具象元素等內容，將素材進行整理，并通過素材采集匯報會，使大家能了解到各組所獲得的非遺元素特征，擴展學生知識面，拓展課程授課內容。
3.訪談非遺傳承人。學生在市場調研的基礎上，對北京幾個主要的非遺文化比如景泰藍、花絲鑲嵌、兔爺、北京風情泥塑的傳承人進行走訪，開展深度訪談。將走訪這些地點以及對非遺藝人進行深度訪談作為課程作業，要求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對京津地區的非遺傳承人、藝人進行深度訪談，深入了解非遺藝術。學生在進行非遺藝人訪談過程中，會更注重和傳承人的深度訪談工作。學生會與傳承人面談，了解京津地區的非遺資源工藝特點、歷史由來、傳承大師、風俗奇趣，并拍攝了傳承人訪談的視音頻。為非遺電子讀物的開發奠定了基礎。
4.信息架構與概念設計。非遺電子讀物設計如何傳達信息？創意點在哪里？在問題的引導下，項目引導學生反復思考收集到的資料，綜合重組排列，進行設計概念篩選。全方位思考，力求創新;尋找空白點是進行電子讀物概念設計的出發點。景泰藍APP開發小組，從訪談景泰藍傳承大師那里得到啟發，將景泰藍從制胎、掐絲、點藍、燒藍、磨光的整個流程以交互游戲的方式呈現給瀏覽者，形成在交互體驗中了解景泰藍的產品概念。然后從發散思維開始勾畫草圖，尋找不同的表達方向。在頭腦風暴階段的任何創意靈感要多記錄，不斷產生新想法，不斷對前面的想法進行修正，反復推敲尚不完整的創意，并在此基礎上加以修改、發展、完善，直至形成較成熟的創意構想。因此，要求學生通過草圖繪制的方式，快速地把創意構思過程記錄下來，用簡單的圖形與說故事的形式將創意表現出來，經過藝術處理逐步形成創意概念，最后形成相對完整的創意草案。在完善電子讀物創意時，集思廣益，征求各相關者的意見，然后確定創意方案。
5.非遺電子讀物開發實現。通過相關電子讀物開發平臺將之前設計制作的界面、音視頻、動畫及創意階段的交互構想打包到一個平臺，完成交互展示。學生除了完成交互設計創意及部分動畫視頻創作之外，一些關鍵的交互程序，學生還應學會與程序員合作完成電子讀物開發與測試。反復與非遺傳承人及愛好者溝通獲得對創意設計的反饋意見，對已形成的設計方案進行評價、補充、修改，在反饋意見的基礎上進行產品迭代設計，使之更加完善。
三、非遺資源融入項目課程的創新與成效
從高職藝術設計人才培養特點和職業崗位的要求出發，以非遺資源為教學載體，將教學成果與資源庫項目驗收要點結合，同時作品參加北京市動漫設計比賽，將非遺內容與課堂教學及專業參賽深度結合，把職業能力訓練與具體的項目結合起來，通過教學，實現了各方面的“多贏”。
1.學生作品水平得到提高。非遺資源融入課程是對課程內容和載體有益補充;設計作品將傳統文化與互動技術結合，有利于學科交叉的發展;學生面對非遺類選題比較感興趣;作品藝術水準得到提交，到達入庫標準。
2.學生駕馭項目的能力全面提升。在非遺內容融入課程的過程中，學生在真實項目實踐中扮演企業設計師的角色，可使學生置身于從接單到客戶溝通直至提交完成品的完整行業工作情境，以“準員工”的身份，在規定的崗位上，完整體驗和承擔符合學生接受度的“仿真項目”工作任務。非遺項目教學讓學生全面了解自己的角色作用，將所學的基本理論與專業技能融會貫通于每一個非遺項目的實踐中，不僅可以培養學生的設計、制作能力，還能根據不同的企業需要或競賽要求來發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與自主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能熟練運用各種不同類型的設計表現形式，準確傳達項目信息;豐富的非遺創造元素和題材能拓展學生的設計思維，加深學生自身的藝術修養，提升學生作品的藝術表現力。提高了學生的創意設計和傳統文化應用創新意識，使學生能夠自主學習以及向國際傳播中華傳統文化。
3.教師教學能力的提升。非遺資源融入項目課程使藝術設計的職業能力與職業精神得到有益的彰顯，是培養職業型設計師的重要途徑。教師在此類課堂教學中起到主導作用，教師在課前、課后都感到備課和教學的壓力，提高了教師駕馭課堂的能力?！耙苑沁z資源帶動教師培訓”，全面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以資源庫項目帶動科研”，可以促進教師的成長，有利地提高了教師的科研水平。我院教師在承擔資源庫建設及非遺資源融入課程的過程中，結合資源庫項目建設成果，申報各項科研課題多項，開發多套教學案例，都為日后教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非遺資源融入項目課程讓教師的專業素養在互動研討中提高，教科研成果互相轉化，讓教師在教學研討中受益。
4.專業教學成果不斷涌現。非遺資源融入項目課程的非遺電子讀物、網頁、動畫作品經過資源庫審核小組審核，全部納入國家級非遺傳承與創新教學資源庫，學生作品直接入庫在我院屬于首例。這不僅有利于培養學生完整的職業能力，還可增強學生的成就感，能極大地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學生作品參加第四屆北京市動漫設計大賽取得了獲得一等獎1項、二等獎3項、三等獎8項的好成績。
參考文獻：
[1]成陽.“融”“溶”之別─傳統視覺元素融入當代設計的創新思路[J].裝飾，2013，（6）：72-73.
[2]劉明.嶺南地域文化藝術的再認識――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走進大學課堂[J].美術學報，2009，（3）：70-73.
[3]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里程碑[N].光明日報，2011-02-26（4）.
[4]施王偉.談高職藝術院校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J].湖州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02）：77-80.
非遺數字化傳播范文5
農村中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和保護，目前有兩種通行做法:一種是用如錄音、錄像、攝影、攝像、文字記錄等方式，把那些難以延續發展，瀕危的項目保存下來，但是這些資料難以長久保存，如錄像帶的老化、圖像復制會產生失真等，政府經費投入不足，使不少文化館的技術裝備不完善，一些瀕臨滅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沒能得到有效的記錄和整理，甚至一些已經記錄和整理的“非遺”資料，面臨損毀和再次流失的危險；另一種是為文化遺產創造和提供適宜的環境，讓它以人為載體得以活態延續，但是年輕人為生活所迫，紛紛轉業,從而出現傳承困難、后繼無人的現象。除此之外傳統的博物館展出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全方位的展示這些藝術遺存。這些傳統的技術保護手段已經不能滿足現實需求，研究以數字化技術為先導，推動數字化技術在保護傳統工藝變革與進步，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新的升級和活力，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新媒體對民間藝術保護的方法
1.民間美術及傳統手工技藝文化遺產
在湖南，挑、繡、染、織工藝最為突出，比較著名的有湘西鳳凰的苗繡、湘西北土家族的十字挑花，還有土家、苗、侗、瑤四大織錦，其中土家錦以他們世代相傳的打花鋪蓋（土語稱西蘭卡普）聞名于全國。這些織錦刺繡都擁有大量獨特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圖案花樣和刺繡針法。對于這種平面文化遺產的保護可采用高清晰度的平面掃描儀或數字相機對相關文物進行數字掃描和數字拍照，之后再利用Photoshop、Flash或3Dmax圖像處理技術對這些二維圖像進行處理及分析，建立圖案數據庫和計算機輔助設計數據庫，利用數字化來實現圖案式樣的再利用和再創作。湖南還有長沙銅官窯釉下彩繪瓷器、隆回縣灘頭年畫、江永瑤族鄉木版紙碼、湘西滴水雕花床、衡陽的香火獅子和湘西一帶的儺戲面具。雕刻在湖南也很普及，除各類石獅子以外，還有永順塔臥的石雕牌坊和寧遠文廟的石雕龍鳳柱及浮雕柱礎。還有竹根雕、竹簧雕也是湖南一大特產。對于這些傳統手工藝可以利用影像數字化的方式，采用例如數字化硬盤錄像機、硬盤錄音機、數字音頻工作站DAW等數字記錄設備將一些民間工藝的歷史流變和制作過程、工藝存在狀態進行錄像錄音，還可對民間藝人以及民間生活方式進行數字化記錄，對民間藝術品類及其傳播方式、制作工藝進行數字化編程進入數據庫后保存?！霸谔摂M的數字博物館里，可以活態文化的方式展示各種民族民間非物質文化的具體內容和民間藝術的精髓”③。
2.口頭文化、表演藝術文化遺產
湖南有湘劇、祁劇、辰河戲、衡陽湘劇、武陵戲、荊河戲、巴陵戲、湘昆、長沙花鼓戲、邵陽花鼓戲、衡州花鼓戲、常德花鼓戲、岳陽花鼓戲、永州花鼓戲、陽戲、花燈戲、儺戲、苗劇、侗戲等19個地方戲劇劇種。但在當今城市化現代社會轉型中，“劇團或解散或合并，演員或轉行或退出，各劇種基本處于萎縮甚至瀕危狀態:辰河戲瀕危，‘這幾年基本不演出了’；巴陵戲‘再不搶救就會失傳’；陽戲、侗戲等只在極小范圍內演出；湘劇每演出一場都要賠錢……”。④面對這樣的現狀，我們可以利用數字技術對即將瀕危的藝術遺產進行搶救性保護。我們可以運用視頻音頻技術，對著名的民間藝人的經典唱腔和表演進行錄制，制作成VCD、DVD光盤，進行數字化處理，不僅可以實現永久性保存，還能夠進行大范圍的傳播，這是對現有戲劇遺產強有力的保護。除此之外還可以對傳統表演藝術進行再創作和再開發。在把民間藝人的經典唱腔和表演進行錄制后，將數字化的相關舞蹈動作與音頻做成動作和音頻庫,開發出基于動作庫的舞蹈編排系統和聲音驅動的智能舞蹈編排系統。這樣既可以保護各種重要舞蹈戲劇文化的視覺效果與聲頻,還可以在傳統表演工藝和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數字化合成，并且可以補充更多的相關圖像、視頻、聲音等元素，以增強戲劇的表演效果和藝術性，為觀眾提供更好的、更生動形象的視聽效果。運用三維數字化設備和軟件對文化遺產相關的原生態環境進行三維建模、材質渲染等仿真性設計與展示,實現3D動畫、全景全息等多樣化呈現方式。
新媒體對民間藝術保護的現實意義
非遺數字化傳播范文6
關鍵詞：羌族；羌族音樂；羌族藝術；立體化；保護與傳承
對于少數民族音樂保護模式的研究由來已久，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后，由于羌族音樂遭受重大破壞，保護羌族音樂迫在眉睫，因此有更多研究者參與進來，就包括羌族音樂在內的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展開研究。研究者提出“發展性保護模式”、“生產性保護模式”、“活態保護模式”及“行政模式”、“法律模式”等，為羌族音樂的保護與傳承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其中有些模式及模式包含的保護手段已經在實際的運作中被廣泛運用。但總體來看，現有的各種模式都有所局限，不夠全面，缺乏對于保護與傳承方式的整體性、系統性和綜合性的整合，缺乏對于羌族音樂所處地理和人文環境的關注。另外，上述“行政模式”、“法律模式”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中需要運用的內容，不是一種獨立的模式。
本文從羌族音樂發展現狀出發，根據羌族音樂發展規律，充分尊重羌族自身繁衍生息的環境和習俗，參考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模式，結合目前羌族聚居地正在實施的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行動，提出“立體化”保護與傳承模式。該模式將羌族音樂保護與傳承的方式與手段劃分為“點”、“線”、“面”，并強調三者的完整結合，形成“立體化”的保護狀態，突出人、音樂本身、音樂的存在環境三者和諧融合、全面保護及活態傳承的特點。
一、“立體化”模式之：點
羌族音樂的保護與傳承依賴于每一個具體的舉措，相對比較獨立、分散，這就是“立體化”模式的所說的“點”，包括確立傳承人、建立傳習所、建設羌族藝術博物館以及申報非遺等，是“立體化”模式的基礎。
確立傳承人。由于社會發展的影響及羌族傳統音樂本身的特點，使得羌族青年人對羌族音樂的接受度不高，一些羌族民歌、歌謠處于滅失狀態，需要采取特定的措施，如確定傳承人來促進羌族音樂的傳承。汶川大地震中，更有一批老一代的羌族民歌手、羌笛制作人、釋比老人、羊皮鼓舞表演者不幸離世，加之羌族有語言無文字，羌族音樂的傳承嚴重依賴傳承人的口口相傳；另外，即使同一首民歌，由不同演唱者演唱起來也是風格各異，在此背景下，確立羌族音樂傳承人并給予特別的政策支持更顯重要。汶川大地震后，各羌族聚居區都實施了羌族音樂傳承人制度，確立傳承人并給予相應的政策、資金支持，明確傳承人的權益，規定激勵、扶持和保障傳承人的措施與機制，保證羌族音樂傳承人在良好條件下開展羌族音樂傳承和發展工作。目前，羌族音樂國家級傳承人有2名，省級傳承人有27名，傳承項目覆蓋羌族多聲部表演、羌笛制作、口弦表演等羌族獨特的音樂類型。
建立傳習所。2009年4月22日，汶川大地震后首家羌族音樂傳習所成立，羌族傳統音樂集大成者、羌族音樂專家汪靜泉先生任傳習所首席主持人，[1]此后，建立傳習所成為羌族音樂傳承的一項重要舉措，各羌族聚居地陸續建立了多個傳習所。傳習所為羌族音樂傳承提供了固定的、適宜的場地，方便羌族青年向傳承人學習、交流，同時有利于羌族傳統音樂的傳播、展示，使得羌族音樂傳承制度化、常規化。
建設羌族藝術博物館。這里的羌族藝術博物館是一個籠統的名稱，既含綜合性的羌族博物館，也包括專門的羌族音樂博物館；既含政府建設的，也包括個人自建的；既含實體建筑的，也包括網絡數字化的。建設各類型博物館，能夠對羌族音樂文化進行必要的收藏保存，有利于羌族音樂的研究、改進和更廣泛的傳承與利用。目前政府投資興建、規模較大的有茂縣的中國羌族博物館、北川的羌族民俗博物館，都是在汶川大地震破壞后重建的，其中有許多與音樂相關的收藏品；個人自建博物館的代表是王嘉俊老先生的桃坪羌寨民俗博物館，總量已達2000多件，其中羌笛20支，口弦10支，羊皮鼓3件；[2]文化部主辦的羌族文化數字博物館是我國第一個少數民族專題數字博物館，通過數字化方式全面收集、展示包括羌族音樂在內的羌族文化，具有其他類型博物館不可比擬的傳播優勢。
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國于2004年8月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又于2011年6月正式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規定對于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必須進行保護、發展及傳承，并要求提供必要的保障。因此，羌族音樂應力爭申報列入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以獲得更多、更全面的保障和支持。目前，羌笛演奏及制作技藝、口弦、羌族多聲部民歌已經列入國家和四川省非遺名錄，與音樂相關的如羊皮鼓舞、羌族沙朗等也已列入，其他羌族音樂類型以及與音樂相關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適應形勢努力爭取申報非遺。
二、“立體化”模式之：線
“立體化”模式所說的“線”，處于“點”與“面”的中間位置，比“點”范圍更廣、影響更大、手段更豐富、方法更多樣，有將“點”串起之意，其特點是融合了羌族音樂與羌族其他門類藝術。因此，“點”、“線”并非互相排斥、完全獨立，而是互有交叉的。“立體化”模式的“線”包括：組織特色節慶活動、開展藝術演出、制定相關法律法規、進行音樂資料收集出版及音樂數字化工作、推動保護與傳承的研究。
組織特色節慶活動。富有民族特色的羌族節慶活動，是包括音樂在內的羌族各門類藝術集中展示的最佳舞臺，因此，積極組織羌族特色節慶活動，充分挖掘羌族節日資源，是羌族音樂保護的重要內容。自汶川大地震災后重建以來，羌族各聚居地均意識到羌族節慶對于地區文化、藝術、經濟發展的價值，在羌歷新年、瓦爾俄足節等重要節慶期間，均組織了慶?；顒?，通過歌舞表演、戲劇演出、傳統技藝演示等方式，展示羌族特色藝術和重建成果。如2009年6月，茂縣舉行為期三天的“瓦爾俄足”慶典，共有1000多名婦女參加了祭祀、引歌、背水、口弦、跳薩朗等節目的演出；[3]又如2011年10月北川縣的“感恩奮進、歡慶羌年”大型慶祝活動，推出“大型篝火晚會”、“迎新年民俗活動”、“禹羌文化座談會”、“原生態羌族情景歌舞晚會《禹羌部落》”等主題活動。[4]這些將音樂、舞蹈、美術、戲劇、民俗融為一體，同時又在羌族聚居地舉辦的節慶活動，能夠鮮活、生動地保護和傳承羌族音樂、弘揚羌族文化。
開展藝術演出。如果說組織節慶活動在羌族聚居地進行，屬于將旅游人群“請進來”，那么，開展藝術演出，則是羌族藝術的“走出去”。組織羌族藝術團在各個地方、各種場合開展藝術演出，充分整合羌族各種藝術形式，是擴展羌族藝術影響力，保護傳播羌族音樂的有效手段。近年來，各級政府以及其他機構組織了多個羌族藝術團隊，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演出活動，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如2010年大型舞蹈詩劇《大北川》在北京及汶川大地震援建省市巡演、[5]2011年2月漢中市主題為《古羌新韻》迎新春群眾文化調演寧強縣專場演出；[6]有些演出活動甚至到了臺灣地區和海外，如2009年11月四川省羌族文化展演團在臺灣演出、[7]2009年10月羌族歌舞團在德國柏林演出歌舞劇《風從羌山來》。[8]
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和文件。必要的法律法規和文件是羌族音樂良好保存、完整傳承的制度和機制保障，有利于羌族音樂保護與傳承獲得充足的人、財、物支持，使得保存與傳承具有制度化、連續性、長期性。汶川大地震以來，法律部門和各級政府制定了一些特別針對羌族藝術文化進行保護的法律法規和文件，如2008年9月實施的《北川羌族自治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2011年6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011年7月實施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以及2008年文化部制定的《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規劃綱要》、2010年《綿陽市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規劃實施方案》與《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實施方案》等。
進行音樂資料收集出版及音樂數字化工作。羌族有語言無文字，再加上汶川大地震巨大的損毀，因此羌族音樂文字、樂譜、音視頻等資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對于羌族音樂的保護、傳承、傳播極為重要；而羌族音樂數字化在當前社會和技術發展的背景下，更具有傳統手段無法比擬的優勢。音樂資料收集出版的主要成果如馮驥才主編的《羌族口頭遺產集成》（四卷）、金藝風等編的《中國羌族民歌研究：樂譜資料集》、宋顯彪編著的《羌族音樂文獻索引1949-2009》等，多由個人完成，尚需要政府及其他機構的參與，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羌族音樂數字化的成果如佳能（中國）通過“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項目”形成的《羌族非遺動態影像數據庫》、《羌族非遺靜態影像數據庫》、《羌族非遺3D動作數據庫》三個數據庫，[8]比較完整、系統和深度地記錄羌族非物質文化形態；同時，正在進行的“羌族文化搶救工程”也包含了羌族音樂相關的數字化工作。
推動保護與傳承的研究。更多的科研機構、文化機構和研究人員參與對羌族音樂保護與傳承的研究工作，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有利于尋找到更加適合羌族音樂保護與傳承的創新方式，有利于羌族音樂的深度開發與利用。目前地方政府、社科研究機構及地方高等院校成立了多個與羌族音樂保護與利用研究相關的機構，如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基地、羌族文化保護與發展促進會、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羌學研究院、汶川藏羌文化研究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禹羌文化研究所、四川羌學研究中心等，許多研究人員致力于相關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三、“立體化”模式之：面
“點”、“線”為基礎，輔以對羌族音樂產生、發展所在地理、社會和人文環境的保護，融合羌族各類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傳承與利用，此即“立體化”模式之“面”：建設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
根據《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規劃綱要》，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就是在羌族文化發生、發展、傳承的區域，對其所承載的文化表現形式，開展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為主，全面、整體性保護工作的羌族文化圈涉及的地域范圍。以茂縣為核心區，以汶川縣、理縣、北川縣為重點范圍，以阿壩州和綿陽市及相關地域為保護范圍，總面積39204平方公里，總人口30.61萬人。[9]保護對象包括：自然環境、歷史遺跡，核心內容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即羌族建筑、羌族民俗、羌族服飾、羌族文學、羌族藝術、羌族語言、羌族傳統工藝以及相關實物、文字、圖片、音像資料等重要內容。[9]
綱要規定，建設實驗區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原則，堅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原則。依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保護傳統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質量”的規定，正確處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經濟、發展旅游、文化創新的關系，形成災區經濟恢復重建新的經濟增長點，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建設與保護的有效結合，實行搶救、保護、重建、利用、發展五位一體。[9]實驗區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地區習俗界限，打破經濟建設、社會建設、文化建設界限，整合羌族聚居區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把文化保護區建設與其它建設統籌考慮、統一規劃、統一安排、統一實施。[9]
可見，實驗區能夠將“點”、“線”包含的各種保護方式進行整合及合理規劃，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持和資金保障；同時，注重對羌族音樂賴以生存的特色地理、社會和人文環境的保護，既支持專門針對羌族音樂的保護，也強調羌族音樂與羌族藝術及至羌族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綜合保護與利用，有利于調動當地政府和社會公眾參與保護羌族音樂的積極性，形成保護與傳承羌族音樂的強大合力。
結 語
汶川大地震給羌族帶來全方位的重大損失，使得羌族經濟、社會超常態發展，羌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發生劇烈變遷，常規狀態下已難以完整地、原狀地長期保存，必須采用超常規、特別的模式才能適應羌族音樂的保護與傳承，在此背景下，“立體化”保護與傳承模式應運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