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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治理與研究范文1
2015 年5 月6 - 7 日，由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主辦、澳門亞太拉美交流促進會協辦的“金磚國家組織機制化與澳門平臺角色研究”國際研討會在澳門舉行。來自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美國、英國、葡萄牙、中國內地和澳門的近30 位專家、學者與會，就 “金磚組織機制化研究”、“金磚組織機制化與合作”、“國家視角下的金磚組織機制化合作”、“澳門在金磚組織機制化中發揮的角色與作用”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F將會議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金磚組織機制化進程任重道遠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阮宗澤認為，金磚國家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引人注目的角色，五國GDP 總和已從10 年前占世界總量的15% 上升至超過25%，而同期G7 國家的GDP 總量占比從超過70% 下降至50%。這一趨勢反映了新型世界商業關系，也為金磚國家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建立以及未來的穩健運行，可為建立穩定的金融網絡、降低風險、應對全球金融動蕩提供支援。加強機制化建設將有助于金磚國家更好地加強金融經濟合作、加強人與人交流、解決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問題、拓展全球治理的日程。
中國新興經濟體研究會副會長江時學認為，目前金磚國家合作處于無明確宗旨、無章程、無常設秘書處的“三無”狀態。金磚國家若要取得更大成效，必須有明確的宗旨。金磚國家的合作重點應是對外關系領域的合作，尤其是在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維護發展中國家權益，以及完善國際秩序等全球治理問題的合作。金磚國家合作的機制化需循序漸進，可首先考慮建立常設秘書處，溝通各成員國政策、制定峰會議程、評估行動方案實施、提供公共推廣服務等；可考慮與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合并，減少“意大利面條”效應；可考慮吸納阿根廷、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新興經濟體加入，這一做法不會損害金磚國家合作的效率，而會增加其效能。
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沃洛金（Andrey Volodin）認為，金磚國家并非要剝奪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而是要形成“新的影響力”。
金磚國家在未來世界政治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印度、中國、俄羅斯三國的關系。金磚國家要發揮有效作用，需要成員國對“新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達成共識。
南非大學國際經濟法教授撒若姆貝（Amos Saurombe）指出，金磚組織機制化進程需具有以下特征：處理地區性問題的經驗、獨特而相互依賴的金融體系、以發展合作而非金融支持為重心、發展合作不以西方標準的救助為基礎、以互不干涉和尊重主權為根本。南非在地區、大洲乃至全球層面關于機制化的豐富經驗對金磚國家至關重要。
前巴西駐華大使德·卡斯特羅·內維斯（Luiz Augusto de Castro Neves）對金磚組織機制化持質疑態度。他認為，盡管金磚國家討論議題正日趨多樣，但目前各成員國的共同訴求主要是在國際事務中更好發聲，金磚組織還未成為探討各成員國合作的首選論壇。金磚銀行的建立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由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良好補充，為促進經濟發展提供了不同選擇。金磚國家在思考機制化前，應考慮議程的多樣化，首先使金磚國家會議成為探討自身事務及同其他國家聯系必不可少的論壇。
美國摩西大學法學與哲學教授里奇（David Ritchie）認為，金磚組織與聯合國、歐盟等有不同的結構，并不意味著它不可被看作切實的國際組織。金磚五國不需要去適應主流國際制度理論提出的模型，而應嘗試一種新型的國家合作模式。一個正式的金磚組織必將成為國際經濟領域不可小覷的力量，也將改變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愿景。
二、金磚組織議程需多樣化
南非大學副校長馬可翰亞（Mandla S. Makhanya）認為，金磚國家在高等教育領域可開展四項“支柱”工作：建立金磚組織學術軌道戰略（BRICS AcademicTrack Strategy），確定合作伙伴、網絡及能力，開發收錄現有能力、人才和設施資源的資料庫，在學術軌道戰略各簽約方內發展金磚組織和架構并在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監督評估。金磚國家在納米技術、水、能源等領域有共同的研究創新興趣，有類似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程度，相互間的科技合作至關重要。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助理所長宋雅楠認為，金磚國家間的合作不應僅停留在政治或政府層面，經濟和企業間的合作互聯才是推動金磚組織機制化最有效的方式。從金磚國家吸引外來直接投資的驅動因素來看，金磚五國外來直接投資流入量都受到本國市場規模、匯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其中市場規模越大，能夠吸引的外來直接投資流量越多。金磚五國可以把重點放在改善國內投資環境，增加金磚國家之間的商業合作，提高金磚國家的市場潛力和擴大國內需求上，尤其是借助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提升金磚國家內部基礎設施建設，創建更好的投資環境。
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研究院教授納菲（Abdul Nafey）認為，金磚組織的重要性在于它力圖改變現有國際關系中權力、安全、發展和自由等問題的主導模式。金磚組織的形成并不是依據現有的繁榮和身份的認同，而是面向和平與安全的未來，是國際秩序流動性和不確定性大背景的產物。當今國際政治流動性很強，不易服從正式的機制化，金磚各國在諸多問題有不同看法，但并不力圖去解決或使之趨于一致。
金磚國家并非要形成某種反帝聯盟，要改變現有國際秩序，而是代表著對話和共存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并非是“文化的沖突”。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建立是該組織機制化過程中的一項主要突破，但其正式運作恐怕還需時日。
巴西利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吉馬良斯（Lytton Guimaraes）指出，對研創產業投資是一國創新經濟發展政策和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金磚各國的經濟都不再保持2008 年金融危機后的那段繁榮，要保持自身經濟穩定增長需做出更多努力。但各國彼此了解仍有限，需將科技創新在內的社會各層面更廣泛的交流寫入金磚組織的策略中，可以考慮建立一個可以查看金磚組織和各成員國所有相關資料信息的平臺。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國際二部主任林躍勤提出，經濟社會發展現代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互依存、互相促進。新興國家在追趕發展中也極力推動治理革新，但迄今其治理機制與能力創新滯后于發展步伐，并影響其整體崛起的進程和質量。通過治理創新構建現代化治理體系和強大治理能力，是金磚國家等新興國家轉型創新和趕超發展的重要條件和保障，應該成為其發展現代化和全球崛起長期戰略的核心部分。金磚國家均高度重視治理變革與創新對于維護、穩定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一直致力治理制度變革和方法創新，推進現代化治理體系和高效治理能力建設，但各國治理機制變革幅度和績效并不相同。目前，金磚國家治理改革普遍進入攻堅期，深化改革難度陡增，亟待繼續強化改革創新決心和毅力，搞好頂層設計和長遠規劃，打破阻力，持續推進治理體系創新和治理能力提升。金磚國家在此過程中不僅要學習西方經驗，也要加強相互間交流和借鑒各自成功經驗。
三、澳門可發揮多種平臺角色
江時學提出，澳門具有“東西方文化橋梁”以及良好金融資源的優勢，可將金磚國家組織的秘書處設在澳門。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國際關系教授門德斯（CarmenMendes）持同樣觀點。她提出，澳門是一個基礎設施良好的小型服務業中心，在屬于中國的同時與巴西和印度有共同關聯，可以依賴其正面的形象和國際認可度，在金磚機制化過程中受益，促使自身經濟多樣化、彰顯一國兩制模式的成功。納菲則認為，澳門需要考慮能否在金磚國家的縱向交流中扮演催化劑角色，可以思考如何重新啟動歷史上葡萄牙連接亞非拉的海上航線，作為“絲綢之路”、“香料之路”的補充。同時，澳門還可以思考如何成為金磚國家間研究、商務信息和推廣旅游業的總部。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杰克遜（David Jackson）指出，澳門歷史上由于葡萄牙的關系與印度果阿和巴西有著重要的關聯，借助其良好的文化機構、基金會和大學，可以提出和引領一系列項目。澳門要特別加強同印度和巴西的人文、藝術交流，提升團體認同和相互了解，構建一種研究和理解印度和巴西傳統的文化環境。金磚組織機制化進程應該包含積極的文化交流和研究政策，文化政策是構建團體認同的基礎，是澳門在金磚組織中起領導作用的關鍵。
澳門科技大學商學院副教授伍向豪指出，澳門近年來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作為次國家行為體在對外交往方面取得了很大發展。澳門參與國際組織依賴于基本法和中央政府，需在基本法框架下，增加工業多樣化和金融業參與的理念。
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協會研究員斯普納（Paul Spooner）提出，澳門在金磚銀行中的角色以及對金磚組織可做的貢獻主要有三方面：（1）提升金磚國家當中的葡語國家網絡，如可以選擇性使用澳門的儲備投資核心葡語國家項目；（2）支持適當的貨幣和金融政策發展，提升金磚國家金融和經濟戰略；（3）提供一種歷史地理政治框架，搭建金磚國家的文化基礎。這需要澳門在機構、人才和心理方面做好準備迎接挑戰，也需要更富有經驗的管理。
金融科技治理與研究范文2
【關鍵詞】中小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提升對策
1.引言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中小商業銀行的作用已經由單一化的發放了多少貸款，支持了多少企業的作用，逐步向多元化轉變。這種轉變集中表現在：一、為我國銀行業帶來了新思維、新方式、新觀念；二、通過自身的改革創新，推動了整個行業從計劃壟斷經營向公開競爭經營的轉變；三、通過競爭機制的引進，提高了我國銀行業的整體服務水平。因此，其作用和地位我們應該站在更高的層面上加以認識和分析。
2.中小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分析
中小商業銀行的地位和重要作用開始被學術界和政府所認識，然而中小商業銀行在我國銀行市場上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并且自身缺乏核心競爭力。因此從提高中小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必要性出發，分析銀行核心競爭力的來源和形成機理。筆者認為核心競爭力將成為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量的主要源泉，是中小商業銀行取得競爭優勢的最有力途徑，因此重點對中小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進行分析。
2.1 銀行核心競爭力的涵義
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就是商業銀行在兼顧其社會責任目標的同時，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以“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為經營原則，合理充分地運用自身資源，提供適應市場經濟要求和銀行業發展規律的存貸款、支付結算、信息咨詢等產品和服務，使之在市場競爭中相對于其競爭對手所表現出長久和發展的能力。
可知，銀行核心競爭力的涵義既涉及商業銀行內部的力量，又包含有外部宏觀經濟環境的因素。銀行核心競爭力的評價比其他任何指標都具有說服力，銀行核心競爭力的提高關系到各家銀行未來的發展道路，是銀行家們面臨的首當其沖的任務。
2.2 中小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特點
銀行核心競爭力不是各種銀行核心競爭力量簡單相加的總和，也不是指其在某一特定領域內的相對競爭優勢，而更多的是強調各種核心競爭力量的有機組合，是一種能夠生產出眾多強大核心競爭力的能力，它依賴和基于商業銀行在不同經營與管理領域內最有效的運作和發揮，是銀行綜合能力的體現，是全部銀行競爭規律的運作承載與實現過程。從功能內涵角度看，銀行核心競爭力主要包括競爭吸引力、競爭激勵力、競爭均衡力和競爭整合力四種核心競爭力量。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主要是這四種核心競爭力綜合作用的結果，它們分別對資源配置過程起不同的促進或推動與實現作用。
商業銀行競爭吸引力是指通過銀行營銷等活動來實現對金融商品、資源的吸引、聚集和輻射，促進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流動。商業銀行競爭激勵力是一種比較核心、的力量，它主要是作為一種動力，促進商業銀行按資金價格等于邊際成本的競爭價格提供競爭服務產品，以此提高服務水平、經濟效益與資源利用效率，從而使銀行體系以最低的成本發揮最大的效能，同時促進社會生產可能性邊界水平提高。商業銀行競爭均衡力是指促進金融供給與金融需求的均衡，在此基礎上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過程中供需總量關系與結構關系的平衡。比如作為資金的價格利率，既反映資金供求，又反映資金期限、風險成本以及盈利水平等，可以形成一種無形的市場均衡力量。商業銀行競爭整合力是指將金融經濟領域各個部門、地區、環節的資源配置過程連接和關聯成一個有機整體，實現資源配置整體優化。比如說那些經營管理不善、市場應變能力差、經營成本高于社會平均成本的商業銀行在激烈的競爭中被兼并重組甚至定向破產就是競爭整合的結果。
2.3 中小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
與國有銀行和較大規模的股份制銀行相比，中小商業銀行處于競爭的不利地位，資產規模小，中央銀行的監管限制多，與此同時，又具有機制靈活、管理層次少、管理成本低、政策包袱小等優點?，F在社會普遍認識到中小商業銀行的重要作用，但如何能增強其市場核心競爭力還是有待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中小商業銀行要在激烈競爭中發展并保持長久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培育核心競爭力。在現有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基礎上，借鑒西方商業銀行的成功經驗，結合轉軌時期中國銀行業改革的特殊性，我們將中國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歸結為以下六個方面：
（1）發展戰略一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有賴于銀行的高層決策者對銀行自身特點以及內外部環境的變化的及時清醒的判斷，確定銀行的總體目標和發展方向，確立業務發展模式和盈利增長模式，制定銀行總體戰略、市場戰略、競爭戰略、兼并重組戰略和學習戰略。
（2）信息科技一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要形成先進的客戶需求分析能力、領先的產品研發和服務方案設計能力、有力的信息科技支持能力和快速滿足客戶需求的能力，信息化技術平臺是保障，是形成和提升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要素。離開信息科技，銀行核心競爭力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具體來講，深化信息科技在客戶服務、業務創新等方面的應用，能增進技術與業務的相互融合，提升核心產品、品牌產品的技術壁壘。
（3）組織和流程再造一銀行業務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轉型，必然要求組織再造和流程重組，這也是全球銀行業發展的一個趨勢。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有賴于其合理高效的組織架構，能夠協調、整合各項金融產品，通過廣泛、多樣的營銷渠道和交叉銷售，為顧客提供快捷、滿意的綜合化金融服務。有賴于市場導向、面向客戶的、高效率、多樣化的業務的高效、有序營運，建立靈敏的市場反應機制、有效的質量控制體系、先進的風險和成本控制能力。
（4）人力資源一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有賴于數量充足、素質優良、年齡合理、充滿活力，能夠適應業務發展需要的員工隊伍，需要創造有利于優秀人刁’脫穎而出的環境，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和科學完善的培訓制度，使優秀人刁‘進得來、留得住。為此，商業銀行應積極運用經濟增加值、平衡記分卡等先進的績效管理工具，改進傳統單純以財務指標為主的績效考核方式，建立以RAROC為核心的價值管理體系。
（5）公司治理一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有賴于清晰的產權制度和法人治理結構，以對銀行的經營者產生有效的約束，為銀行實施科學管理提供一套必要的動力與激勵機制，使中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得以根本改觀。當前中國銀行業的重點是要解決公司治理由基本架構、基本制度等方面的“形似”到實際傳導和運作等方面的“神似”的問題。要圍繞經營轉型，完善公司治理傳導機制，把分權、制衡、問責、透明等現代公司治理的基本理念、核心原則、基本要求，把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監管要求，化做銀行基本制度和具體可行、詳細明確、覆蓋各個層級環節的制度規范，化做一整套明確完整的傳導、執行、監督、控制、反饋機制，使公司治理從銀行“上層”有效傳導到“基層”，更好地推動經營轉型。
（6）產品和服務一“打開大門，客戶就會進來”的時代己不復存在，21世紀的金融市場已經變成了買方市場，市場需求多樣化要求商業銀行必須以客戶需求為導向開展金融產品和服務。在銀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銀行越來越強調客戶的重要性，必須開始以滿足其需要作為經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這種客戶導向戰略的實施，必須以提供差異化產品和服務為核心。
需要強調的是，中小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是一個發展戰略、信息科技、組織和流程再造、人力資源、公司治理、產品和服務等六個方面組成的綜合體系。
3.提升中小商業銀行核心競爭力的對策
中小商業銀行應在充分認識自己與大銀行的差距的基礎上，高度重視研究本銀行的戰略升級，樹立強烈的危機意識、緊迫感、創新觀念和競爭思想，在各自原來優勢的基礎上，研究制定獨具特色的銀行整體發展戰略和有關的子戰略，進行發展和創新，再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1）中小商業銀行的營銷戰略管理
銀行是在不斷變化著的社會經濟環境中經營的，這種社會經營環境因素包括經濟與社會很多方面的變化，銀行業內部競爭以及與銀行具有競爭關系的其他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與變化，也構成了影響銀行市場營銷的主要力量。綜觀世界商業銀行的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銀行業進入了新的大市場營銷時代。由于金融領域買方市場的形成，銀行不得不變成圍著客戶轉，以隨時隨地任何方式最大的便利為客戶服務。中小商業銀行要在金融業取得更強的市場核心競爭力，就必須制定與實施自己的營銷戰略。中小商業銀行的營銷戰略應當綜合以上要素，制定出一系列執行方案，結合自身的形象管理，開創出獨特的品牌，從而能夠使其核心競爭力逐漸高升，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
（2）中小商業銀行的文化戰略
銀行文化，即商業銀行文化，其具體內容應該是：商業銀行在特定環境中根據銀行利益相關者的愿望與需求，由銀行高層管理者和全體員工創造的，與其內部形成的以金融活動為主導，以價值觀為中心，獨具特色的銀行管理理念、價值標準、行為準則等的整合系統。中小商業銀行應結合自身的特色，全力打造和培育銀行的忠誠文化、信用文化、競爭文化、人本文化、服務文化等等。
（3）中小商業銀行的創新戰略
創新不僅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而且也是銀行家的靈魂。金融創新是卓越銀行成功的利器。如今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銀行業為適應社會、經濟、顧客的不斷變化的新需要，必須進行全面創新，以得到全面發展。卓有遠見的領導者必須有創新的意識和思維，打破現有的模式，采取大膽而有遠見的措施。對于我國中小商業銀行來說，面對國內國外競爭壓力，為拓展生存空間，增強綜合核心競爭力并獲得盈利的可持續增長，必須加快金融創新。實施金融創新戰略的內容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金融管理體制創新，二是產品與服務創新。
（4）中小商業銀行的科技戰略
金融科技現己成為銀行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定和實施科技戰略，中小商業銀行管理者必須樹立強烈的戰略思想，堅信銀行只有在科技上領先才有出路和前途，還必須形成明確的戰略思考，從金融業角度對科學技術發展規律和趨勢進行理性預測。具體來講中小商業銀行的科技戰略包括以下重點內容：1）結合國內外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金融業的發展態勢，重視金融理論的基礎研究和金融技術的應用研究，進而加強金融產品的開發研究。2）認真研究銀行業的發展趨勢，明確新時代金融科技的主要發展方向，即以電子計算機為核心和主體的電子化、網絡化，緊抓重點切實加大資源投入。3）借鑒發達國家金融業發展的先進經驗，積極引進國外金融業的先進科學技術和理論，并注意消化和吸收，結合自主研發，從而把握國際銀行業技術發展的最新動態。4）規范化管理，認真研究客戶需要，針對性開發和引用新技術，將銀行功能逐步向為客戶提供電子清算服務和全方位信息服務的服務功能轉化。5）全行加強創新思維，堅持創新精神，做好科技創新，勇于開發新技術，新工具，新產品，并加以運用為銀行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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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治理與研究范文3
關鍵詞：金融創新；公司治理，金融體系
金融危機的擴散和蔓延給世界金融市場帶來深刻的啟示。金融創新的“雙刃劍”效應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現實面前被放大。同時，金融創新對我國的金融市場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存在不足，應該在完善創新機制的同時，強化監管，健全公司治理機制，促進良性循環。
一、金融創新的內涵
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變化被稱之為金融創新。從廣義的角度來講，金融創新是指各種要素的重新組合，具體講是指金融機構和金融管理當局出于對微觀利益和宏觀效益的考慮而對機構設置、業務品種、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進行的金融業創造性變革和開發活動。從銀行經營角度出發，可以將金融創新活動分為以下幾類。
（一）金融產品創新
金融產品、衍生品創新是銀行金融創新的核心，對銀行增加收入、贏得市場、擴大利潤和積累資本具有非常明顯的影響。我國銀行應加強對知識和技術含量較高的投資銀行、資產管理、衍生產品等中間業務、表外業務的研究和開發；要把銀行信用和企業信用有機結合起來，利用銀行信用創造效益；加強銀行同業之間和銀行與證券、保險、信托、基金、租賃、財務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合作，共同研發新的金融產品，滿足客戶多樣化需要；盡快建立強大的后臺信息技術體系，提高銀行業務電子化處理能力，運用科技創新的一切成果支持商業銀行的產品和業務創新。
（二）金融管理創新
金融管理創新包括5項具體內容：戰略決策創新，即銀行在發展的前瞻性和戰略決策上體現出來的創新思維；制度安排創新。制度安排是經濟主體之間進行合作的一種方式和機制，制度安排創新通過優化這種方式和機制提升整體管理效率。機構設置創新，即運用組織機構調整的方式實現創新目標，目前主要體現出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從“部門銀行”向“流程銀行”的轉變，另一個是通過減少行政管理層次、裁減冗余人員建立一種緊湊、干練的扁平化組織結構；人員準備創新，即培養、吸引并留住優秀人才，通過創新的方式培訓現有人才、提升現有人才素質，使人力資源價值得到充分發揮；管理模式創新，即通過審視管理原則、豐富管理方法，實現銀行管理流程的優化，主要包括項目管理、績效評估、內部協調等方面的工作。
（三）金融服務創新
銀行產品天然具有同質性強的特點，銀行單靠“有形產品”很難取得競爭優勢，被稱為“無形產品”的金融服務必將成為各家商業銀行競爭的焦點。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內銀行的競爭實質上已經進入了“以服務取勝、以服務論優”的階段。在打造差別化、個性化、綜合化服務體系，努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質、區別于競爭對手、難以輕易模仿的服務優勢的過程中，商業銀行應重點從兩個方面進行金融服務創新：一方面要打牢提升服務的管理基礎，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加強流程優化工作。商業銀行內部工作環節設置要突出風險控制原則，外部服務環節設置要突出“以客戶為中心”的原則，進一步簡化操作手續，提高服務效率，努力使銀行服務達到“超出客戶期望”的水準。另一方面要夯實服務的素質基礎，立足于銀行現有人力資源狀況，系統化、針對性、立體式、多角度地加強員工服務培訓，充分發揮好清算、科技、統計等后臺部門的服務職能，實行全覆蓋的銀行全面服務管理，從深層次上解決一線服務水平差強人意的問題。
二、當前我國銀行金融創新不足的原因分析
面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世界的金融體系受到很大沖擊。在此背景下，如何開展金融創新，防范金融創新風險是國際金融體系重構考慮的首要命題。國際形勢下，我國的金融創新還存在以下不足，主要原因是：
（一）金融機構的公司治理機制存在缺陷
國有銀行的經營目標復雜化。由于政府代表國家行使國有商業銀行產權，銀行只是在政府授權下從事相應的經營活動。經營目標往往受制于政府的社會偏好，國有商業銀行被迫承擔大量的社會職能，導致其經營目標的多元性、復雜化，必然弱化利潤最大化目標。由于所有者虛置，處于代現經營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缺乏最終所有者虛置。處于經營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缺乏最終所有者的監督激勵，或者監督激勵成本過大而不可行，表現在經營過程中墨守成規，不愿承擔失敗的風險，不能有意識地、主動地通過金融工具、服務方式的創新、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金融創新過于依賴政府，金融機構動力不足。另一方面，作為公司治理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足。對企業高管進行激勵的前提是公司治理的有效。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國國有金融機構的治理機制仍然存在如下的制度缺陷：首先，國有公司高管基本都是上級主管部門任命；其次，國企“內部人控制”的現實決定了高管的薪酬名義上由股東決定，但事實上制定薪酬完全是高管們自己的事務，“薪酬委員會”有名無實；再次，高管薪酬缺乏外在的制約和監督，透明度差，引起民眾的斥責。最后，高管年薪的制定應進一步透明化，增強信息披露。正是因為這種公司治理上的缺陷，導致國企的激勵機制完全淪為了偽激勵機制。
（二）正確認識金融創新的“雙刃劍”效應
在金融創新觀念上有兩種極端：一是為了逃避監管或利用監管和政策方面存在的某些漏洞進行創新，這些業務在短其內可能會給部分金融機構帶來一定的收益，但潛在的風險很大；二是中資商業銀行與外資銀行在金融創新理念方面的一個重大差異，表現在外資銀行一般認為只要在央行的規定中沒有明確的限制，在創新的都可以涉及，而中資銀行則認為只有央行明確可以涉及的領域才可搞創新。中資商業銀行普遍沒有建立客戶價值評價體系和產品評價體系，市場定位不明確，產品開發不系統，缺乏市場營銷的觀念，相應的服務和科技手段不配套，盲目開發，造成一些業務推出后市場反應平淡、收效不大。金融危機的爆發帶給我國的啟示之一就是在發展金融創新的同時，要注意防范金融風險，利用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推動金融創新。
（三）金融監管等宏觀環境的制約
首先，社會信用環境不佳制約了金融創新的步伐；其次，銀行間非法競爭、惡性競爭現象依然存在，金融體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再次，仍然存在的較為嚴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創新的有效空間；最后，現行的合規性監管壓制了金融機構創新的主觀能動性，缺乏創新的保護，激勵機制尚未形成。
三、金融創新的機制選擇——以公司治理機制為主導
（一）完善公司治理機制
公司治理是銀行持續、穩定發展的關鍵。通過完善治理體系，強化對金融機構高層管理者的激勵和約束，健全監管機制，可以有效地防范風險，化解風險。金融危機的爆發，再一次凸顯了“繁榮”背后的金融風險問題，缺乏治理保障的金融創新，最終導致了空前的災難。正是由于金融機構自身治理和對業務對象治理的雙重問題，如果金融機構的治理不善，必然使得其治理風險日積月累，達到閥值并最終以金融風險事故的形式爆發，進而導致其自身陷入困境、破產，甚至引發委托鏈條上其他利益相關機構的倒閉，嚴重威脅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鏈條。
（二）建立有效的金融業務創新機制
要建立完善金融業務創新的組織結構和業務創新制度保障體系。要明確創新部門的職責和創新目標，以利于發揮每個員工的聰明才智；要高度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加強對員工金融新業務、新知識的培訓，進一步提高員工的創新意識和實際創新能力。
（三）加強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機制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金融創新的范圍進一步擴大，金融創新的進程進一步加快。提高金融產品的科技含量，延伸金融的服務觸角，是商業銀行提高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同時大力發展金融中間業務，要提高匯兌、結算業務的服務效率，保住已有的市場份額。要迅速增加業務的服務種類，擴展業務范圍。要大力發展租賃業務，根據實際情況開展回租租賃、經營租賃、杠桿租賃業務等。要積極開展各種咨詢業務，利用專業優勢和不斷發展的信息網絡對企業和個人開展有關資產管理、負債管理、風險控制、投資組合設計和家庭理財等多種咨詢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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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德順.穩步推進金融創新，促進銀行健康發展[J].新金融，2009(1).
金融科技治理與研究范文4
經過20年的發展,中國證券市場已經成為全球注目的證券市場之一,但中國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卻沒有隨之大幅提高。根據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的“2009年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指數”,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國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甚至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退步,顯示出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機制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
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滯后,不僅嚴重損害了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利益,而且為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埋下了隱患,可能會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由區域性市場向全球性市場跨越的一大障礙。
中國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滯后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股權結構問題也許是一個切入點。
按照現代公司理論,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機制的基礎,不同的股權結構決定了股東構成、股權集中程度以及大股東身份的異質性,從而導致股東行使權利的方式和效果的差別,進而對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運作及績效產生較大影響。從另一個角度看,公司治理結構是股權結構的具體運行形式。不同的股權結構決定了不同的企業組織結構,從而決定了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最終影響到企業的行為和績效。
“一股獨大”之弊
根據國際公司治理學界公認的對控股權限的界定:50%為絕對控股界限,20%―25%通常被認為是控股股東所必要的持股比例界限。根據這個標準,相關統計顯示,在股權分置改革前的2005 年,滬深兩市1289家上市公司有5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超過65%,只有260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低于45%。而其中1289家樣本公司中,被單個股東絕對控股的公司占了將近80%,第一大股東平均持股為61.43%。
在完成股權分置改革之后的2008年6月,從表面上看,滬市、深市A股上市公司中分別僅有22.87%、18.29%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為50%以上,處于絕對控股的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滬市、深市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20%以上的公司占比分別高達 84.95%、86.52%,而形成強烈反差的是,兩市中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低于10%的公司占比卻分別高達77.13%、59.83%,這就意味著絕對控股的公司有所減少,但相對控股的公司成為了我國上市公司的主流。
“一股獨大”的最顯著危害,就是控股股東有可能利用其控制權侵害中小股東和上市公司權益,產生所謂的“隧道效應”。公司控股股東利用關聯交易等手段挖掘利益輸送的“隧道”,從上市公司轉移資金或資產的行為時有發生,更有個別公司甚至將上市公司當作“提款機”或 “抽血”工具,從而使上市公司以及廣大中小股東的利益受損,這成為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一大痼疾。
國內學者傾向于認為,股權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的大股東及其關聯方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現象的比例高于股權分散的公司。一股獨大的上市公司為大股東和關聯方擔保發生的次數明顯高于股權均衡的公司,股權均衡公司的擔保發生額明顯低于一股獨大的公司,且股權均衡公司的平均擔保金額比一股獨大的公司要低1.5億多元。股權均衡上市公司與大股東間關聯交易的發生比例遠低于非均衡公司。
由于大股東的控股優勢,中小股東參與治理往往出現“搭便車”的現象,而作為中小投資者利益代言人的獨立董事,常常由于大股東的強勢地位和利益關系,在出現可能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表決中趨于沉默,從而造成了公司治理機制事實上失效的狀態。
西南交通大學肖作平教授認為,股權分置改革后的國有股,事實上從改革前非流通狀態的“一股獨大”變成了流通后的另一種“一股獨大”。同時,由于股權分置改革的不徹底,上市公司又普遍存在限售流通股,即所謂的“大小非”問題,而小部分的流通股由眾多的中小投資者所持有,處于非常分散的狀態。在這樣一種股權集中與分散并存、各持股主體目標各異的情況下,中國上市公司面臨著復雜的問題,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相對低下且難以有效提升就不難理解了。
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
“一股獨大”固然有其弊端,但過度分散的股權結構也同樣問題重重。從一股獨大到過度分散,很有可能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以美國為例,美國超過50%的公眾公司的最大股東持有的公司股份常常低于公司總股份的5%,美國分散的公司治理模式事實上造就了“內部人控制”現象的廣泛存在,成為經理中心主義的典型。
得益于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股票流通量大,交易頻率高,十分易于變現,資本市場尤其是控制權市場對公司經營者的行為有很強的約束力,美國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被掩蓋于一片繁榮之中。但是金融危機的到來,讓這一問題重新于公眾面前。
金融危機中,歐美眾多老牌金融機構死傷累累,元氣大傷,但作為其公司戰略決策機關和風險預警機關的董事會,卻出現了集體失語的現象。沒有哪家公司的董事會真正起到了風險預警和提示作用。
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瑞士蘇黎世保險集團得益于相對獨立的董事會成功地躲過了金融風暴的襲擊。他們的董事會曾認為金融衍生品風險太大,決定不參與相關業務,因此躲過了災難,董事會機構的獨立決策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美國過度分散的股權結構問題尚且如此,國內股權分散型上市公司情況如何呢?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先生追蹤了國內股權高度分散型公司的案例,如方正科技、飛樂音響、*ST興業、愛使股份、華晨控股。他發現這些公司因為股權非常分散,經常被股票市場的投機者炒來炒去,爭奪公司控制權的事件不斷發生,公司的經營業績不斷下滑。以方正科技為例,從1993年至2002年共發生了四起收購事件:1994年被寶安集團收購;1998年發生了北大方正舉牌事件,并改名為方正科技;2001年5月北京裕興等六家公司共同舉牌方正科技;2001年10月,上海高清再次舉牌方正科技。
西南交通大學淳偉德和胡培認為,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與公司價值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公司規模對公司價值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從目前來看,一味追求股權分散似乎并不是最為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而應綜合考慮各方因素,根據公司具體情況確定較為合理的股權集中程度,使控股股東既能受到強度足夠的激勵經營公司,又不至于產生過度的“掏空”行為。因此,盡管股權分置改革的完成會進一步推動股權的分散,但在我國目前的政策、制度背景下,保持一定的股權集中度,同時積極建立相應的監管、約束機制,有助于優化股權結構,解決上市公司治理問題。
因此,越來越多的人相信,股權過度分散不適合中國企業,至少不適合當前中國新興及轉軌的市場及監管環境下的中國企業。支持這種觀點的理由在于,分散化的股權結構要實現對公司治理績效的正面影響,是需要一定條件的。分散型股權結構需要對投資者具有較強保護的法律制度的支撐。像美國公司就是股權結構分散的典型代表,其資本市場能夠很好運轉的重要一條,就是美國屬于對投資者法律保護較強的普通法系國家,而我國則是屬于對投資者法律保護較弱的民法法系國家。此外,過分分散化的股權結構,容易導致產生另一類問題,即內部管理者和外部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
股東均衡型公司的治理特點
那么,什么樣的股權結構更有利于上市公司治理績效的提升呢?證監會黃運成認為,有效的股權結構至少應具有以下特征:不僅能提高公司的市場績效,而且能保障公司績效具有較強的穩定性;能夠調節或者適應非股權結構因素,保障公司市場戰略的實施。在否定了過度集中與過度分散后,似乎只有一條途徑――適度分散型的股權結構,即股東均衡型。
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股權制衡概念,被理論界認為是約束大股東對小股東侵害行為的有效方案。上海財經大學李增泉教授認為,在控制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后,股東均衡型公司無論在更換董事長或企業績效方面都表現出顯著強于“一股獨大類”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除控股股東以外的其他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越大,企業的市場價值越高。這是因為擁有足夠股份的第二大股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股東對其他股東的剝削行為,增強對企業控制權的有效競爭,從而降低控股股東實施“掏空”行為的可能性。多個大股東的同時存在,他們之間的相互監督也可以有效化解利益輸送的風險。
有效治理的制度保障
在中國證券市場20年的演進中,符合上述股權適度集中而又避免過于分散的公司顯然絕非個別,根據本刊觀察的結果,以金融行業的部分上市公司為例,其治理水平明顯高于其他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如興業銀行、中國平安等。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股東均衡型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天然更高,事實證明,股東之間的相互制衡,只是為公司善治提供了一種基礎條件,優異的治理需要良好的內部和外部治理條件做保障。
諸如東北高速曾被視為公司治理的典范,主要源于其股權適度分散。2007年其三大股東的持股比例分別是:黑龍江高速26.905%、吉林高速22.288%、華建交通17.919%。董事會中,三大股東分別派出4名、3名和2名董事。這種看似極為難得的股權結構,不僅沒有促進公司治理水平的完善,反而導致內訌不斷,直至弊案爆發,司法機關介入,成為轟動中國的公司治理第一案。本刊曾在2009年第4期刊出仲繼銀先生的文章指出,這樣一種三大股東持股比例相當、董事會席位比例相當的安排,形成任何兩邊之和都大于第三邊的風格,是典型的三角形結構,是一種非常理想的股權結構安排。但是可惜的是,這一“三角形”結構,卻不能擁有三角形的穩定性。其實際運作的結果是:內部人的控制失控和股東之間的內訌。
金融科技治理與研究范文5
銀監會“三三四十”治理擠出泡沫 2018年重點整治領域
2017年以來，銀監會以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為主要抓手開展的“三三四十”(“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十亂象”)檢查共發現問題約6萬個，涉及金額17.65萬億元，目前取得階段性成效。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今年，銀監會將重點圍繞公司治理不健全、違反宏觀調控政策、影子銀行和交叉金融產品風險、侵害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不當關聯交易進行利益輸送、違法違規展業、案件與操作風險、行業廉潔風險等八個方面開展整治工作。有專家認為，銀行業借助同業、表外等業務無序擴張的時代已經終結，全行業將持續擠出虛增“泡沫”。隨著穿透式監管深入，表外業務將加速“回表”，資產質量將更加透明和真實，經營和發展策略也將回歸理性。未來，向合規要效益、“脫虛向實”才是銀行業發展必由之路。
2018年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重點做好10方面工作
1月9日，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在京召開?？萍疾坎块L萬鋼作工作報告。萬鋼要求，2018年要重點做好以下10方面工作：一是推進重大科技創新取得新進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強大支撐。二是加強面向科技強國的基礎研究，進一步增強創新源頭供給。三是大力推進科技型創業與成果轉化融通發展，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上水平。四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科技行動，助力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五是大力發展民生科技，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等戰略任務提供支撐。六是打造區域創新增長極，引領帶動區域協調發展。七是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主動布局全球創新網絡。八是完善人才發展環境，培育造就創新型高水平人才隊伍。九是統籌推進科技體制改革任務落實，進一步釋放改革動力活力。十是持續優化政策環境，營造濃厚創新文化氛圍。
金融科技治理與研究范文6
一、以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平衡國家與市場的關系
從本質上看，國家與市場是人類社會的兩種最基本的組織形式，也是推動和影響經濟發展的兩股強大的力量。人們對于國家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在總體上經歷了自由市場——市場失靈——國家干預——政府失敗——對市場重新肯定及對國家重新評價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國家與市場在不同的時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雙方力量的對比。從現代經濟發展來看，市場不是萬能的，國家也不是“靈丹妙藥”，國家和市場有著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關鍵是在兩者之間如何平衡、如何整合各自的優勢，趨利除弊。也就是說，只有國家與市場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中達到動態平衡，才能夠共同促進經濟的發展。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有機地結合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既可以彌補市場缺陷，克服市場失靈，又可以避免國家對經濟的過度干預或不足，從而實現社會資源最優配置。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國政府對經濟運行與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缺失。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及其經濟主管部門對經濟運行與金融市場一直實行自由放任政策。這種以“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為基本特征的經濟運行模式致使市場力量被無限放大，由于市場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國家宏觀調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經濟動蕩與金融危機的爆發。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國政府重點加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建設，以此平衡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國家宏觀調控能力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節與控制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宏觀調控主要體現為以政府實施的政策措施來調節市場經濟的運行。由于市場不是萬能的，有些領域不能單純依靠市場來調節，需要國家宏觀調控加以補充，同時，由于市場本身所具有的盲目性、自發性等缺陷，容易導致“市場失靈”，進而導致市場秩序紊亂，從而引發經濟整體失衡與滑坡，所以需要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從而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實現經濟發展的良性運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建設要重點突出對金融市場的調控能力建設與對市場秩序的調控能力建設。當前，加強對金融市場的調控已經成為全球共識，由此，國家必須提高金融調控能力。國家必須實時掌握經濟發展態勢，及時對經濟發展狀態進行評估，并建立金融危機的預警機制，從而使危機發生時能最大程度地緩解危機所造成的嚴重影響，同時，加強金融調控立法，促進金融體制改革，加強金融機構的自律，從而在根本上提高國家的金融調控能力。調控市場秩序能力是國家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維護者制定和執行市場經濟運行的“游戲規則”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場秩序是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下，才能夠實現國民經濟最優化和國家經濟利益最大化。國家調控市場秩序并不是取代市場機制，而是為了彌補市場功能的不足和糾正市場機制的缺陷，從而為競爭主體提供規范的市場秩序。加強宏觀調控能力建設要正確運用經濟、法律乃至行政等手段，及時采取有效調控措施，大力加強市場服務和監督；同時，國家宏觀調控還要符合市場規律，合理定位，做到調控適度，收放自如。正如諾思所指出：“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盵1]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既要充分發揮國家的積極作用，又要避免國家對于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加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可以彌補市場缺陷，避免“市場失靈”，同時也可以防止國家對經濟的過多微觀干預而制約經濟發展?？傊?，經濟發展是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各國發展的重心，加強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建設，合理調整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考量國家經濟管理水平的重要標準。
二、以社會治理能力建設促進國家與社會均衡發展
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新自由主義所奉行的消極國家觀認為，國家與社會必須分離開來，國家是中立的，國家不能任意干預社會中的事務，必須給予社會以足夠的獨立發展空間。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強調的是一個自由競爭、獨立自主的社會，而不是一個處處受國家控制的社會。這表明，新自由主義仍是在國家與社會相互對立的角度來看待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從而導致了國家對于社會管理程度的削弱，進而致使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極為有限。事實上，國家本身具有著社會管理職能，“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治理理論的提出，為重新理解國家與社會關系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路，國家與社會可以相互合作共同治理。這就需要加強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建設，以此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均衡發展。從現時代的社會發展趨勢來看，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社會治理能力建設應重點加強維護社會秩序能力建設、社會整合能力建設與社會協調能力建設。維護社會秩序能力就是維持社會穩定的能力，也是維護法律與社會公理的能力。國家社會治理能力的核心價值取向是公共秩序的實現。一個失序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動蕩的社會，一旦社會動蕩，經濟增長與現代化建設及公眾幸福將無從談起。正如亨廷頓指出：“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談得上限制權威?！盵3]因此，“秩序”成為了人類社會恒定的基本理念之一，維護社會秩序的能力也成為公眾對現代國家的基本訴求之一。社會整合能力是國家以其公共權力對社會資源進行正當的公共分配，以實現國家意志的本領和力量。社會整合能力既不能是完全國家主義的，又不能是純粹個人功利主義的，而是需要平衡公私、兼顧各方，才能實現公共和諧。特別是對于社會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及分配方式的變革導致了社會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經濟發展成果如何公平分享，社會資源如何合理配置，如何調整不同階層的利益等重大社會問題都凸顯出來。因此，必須加強社會整合能力建設，通過資源與政策整合來平衡各階層利益，實現社會正義；通過觀念與文化整合來為國家提供合法性論證，形成社會發展合力；通過政治溝通與政治力量整合來消除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促進社會民主發展。社會協調能力主要是國家通過伙伴關系、合作協商、確立認同與共定目標等方式來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其實質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市場原則與認同基礎之上的合作能力。在社會治理中，國家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公共管理的惟一主體，它只能作為核心主體，通過其合法性權威的施展來調動一切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并與之通力合作。國家通過協調政府與社會、公民、市場以及公共部門與私人部分之間的關系來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合作治理，以求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社會治理能力建設要建立在合法性與合理性基礎之上，要以社會承認為前提，要與社會發展方向相一致。若出現社會治理錯位、越位及缺位的現象，則是國家能力低下的表現。加強國家社會治理能力建設，可以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提高國家治理效能；可以緩解公共矛盾，維護社會秩序與社會穩定；可以有效平衡公私權益，增進公共利益，促進社會公正?？傊诂F代社會，國家以和平方式的社會治理能力取代了傳統的暴力統治方式而成為社會發展的主導性力量。通過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建設，可以促進國家與社會的均衡發展。
三、以公共服務能力建設促進國家與公民的和諧
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指導進行新公共管理改革，一致強調并致力于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新自由主義認為，過去一直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交通、電力、水利、通信、教育、衛生、環保等都可以由私人機構通過市場機制進行提供。應該明確，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豐富了公共服務的多元供給模式，為公民選擇公共服務方式拓展了空間并注入了活力。但從總體上看，西方國家的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大多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因為市場機制不可能提供公民所需要的全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而且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國家對于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推脫，并整體上削弱了國家公共服務能力。由于國家公共服務能力的弱化，國家與公民處于一種緊張的對立關系之中，致使公民對國家的信任程度不斷下降，從而爆發了西方國家的“信任危機”與“合法性危機”。因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要加強國家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從本質上看，國家在行使國家權力的過程中，是以“公共權力”的代表而出現的，是“公共權力”的象征，代表公共利益行事。也就是說，現代國家除具有政治性、強制性、法定性等屬性外，其突出的屬性是公共性。這是因為，公共利益與公民需求的存在是國家存在的基礎前提。所以，國家要積極實現公共利益、滿足公民需求。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公民需求的內容與層次不斷豐富與深化，對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訴求更加迫切，因此，需要國家迫切提高公共服務能力。特別是隨著社會治理模式由統治型向管理型繼而向服務型轉變的過程中，國家對社會進行治理的同時，也要為公民提供各式各類的服務。由此，國家公共服務能力日益凸顯出來，國家公共服務能力在國家能力體系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面對自然災害、環境污染、公共交通、教育衛生、人口素質等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務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在現代社會，向全體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是國家最為主要和重要的職能。國家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不是對公民的賜予，而是用來自納稅人的稅收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不應視為國家的負擔，而恰恰是國家職責所在和重要的活動目標，既是維護社會公平的需要，又是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因此，對于現代國家而言，必須通過強化公共服務意識、規范公共服務職能、改革公共服務方式、創新公共服務體制等措施不斷增強國家公共服務能力。從時展來看，人類社會的主題已經由戰爭與革命轉換為和平與發展。暴力、對抗、沖突已經逐漸被和平、合作、協調所取代，武力斗爭與階級矛盾已經不是政治生活的主題與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滿足公民的多元需要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生活的主要議題。特別是在當代社會，建設服務型政府已經成為現代中西方國家政府改革理論與實踐的共同目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加強國家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國家公共服務能力是衡量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準，是國家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促進國家與公民相和諧的有效切入點。
四、以國家創新能力建設提升國家競爭力
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幾乎每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會催生一場以“劇烈的生產方式變革和產業結構調整”為主要特征的技術革命?！?857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以電氣革命為標志的第二次技術革命，192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引發了戰后以電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術突破為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這次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過度依靠金融投機，過度依靠超前消費，過度依賴監管缺失的虛擬操作，導致金融與經濟泡沫破裂。依靠科技創新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新的就業崗位和新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是擺脫危機，創新經濟增長的根本出路。”[4]由此可見，全球性金融危機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創新突破和科技革命。從歷史發展與現實經驗來看，經濟危機與科技創新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經濟危機的爆發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創新能力不足的結果；另一發面，克服經濟危機最終還要依靠科技創新。由此，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國家創新能力對于應對金融危機以及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這就迫切要求民族國家加強國家創新能力建設，以此提升國家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