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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范文1
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理論的形成特點
我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理論的提出有著明顯的實踐背景。2005年6月，在浦東新區成立15周年之際，國務院批準上海浦東新區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給予在制度創新方面的先行先試優先權。隨后，浦東新區陸續在跨國公司外匯資金管理、成立貨幣經紀公司、建設高效的公共服務性政府、建立國家知識產權試點園區等方面推出了多項改革試點項目。2006年5月下發的《國務院關于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有關問題的意見》批準天津濱海新區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要求堅持重點突破與整體創新相結合、經濟體制改革與其他方面改革相結合、解決當地實際問題與攻克面上共性難題相結合，不斷拓寬改革的領域，通過先行試驗一些重大的改革開放措施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隨后，天津濱海新區在金融改革與創新、設立東疆保稅港區、加大土地管理改革等方面積極展開了改革論證及其實踐，并設計了內容廣泛的改革試驗總體方案。國內其他一些地區也自行提出了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設想。伴隨這一頗具特色和影響的改革實踐的進行，特別是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概念的正式提出，理論界開始了對這一課題的理論探討。最初做出較為系統的理論探討的論文為《試析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隨后陸續有一批論文公開發表。上海、天津、深圳還就此召開了專門研討會。綜合分析看，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些特點。一是研究方向的針對性；二是研究路徑的實踐性；三是研究內容的高層性；四是研究成果的陣地性。上述特點從一定意義上表明，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研究已經成為我國體制改革理論發展中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新課題。
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理論價值
就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實踐做出理論探討，并對這種理論發展的作用進行評價是很有必要的。我覺得，其理論價值在于，既對推進深圳、浦東、濱海新區等地區發展及其深化改革開放具有直接指導意義，更對推動我國改革與建沒理論向縱深發展有著重大意義。
1.使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法論得到升華。對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應采取什么方法或步驟問題，一直存在理論上的不同見解。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經濟學界就發生過“一攬子改革”與“漸進式改革”的爭論。“一攬子改革”論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個系統，零敲碎打的改革無法打破原有舊體制機構，一旦新體制在執行中發生問題，舊體制會隨時取而代之。另外，“漸進式改革”會帶來“雙重交通規則問題”。這種新舊雙重體制的長期并存及產生的摩擦，會使新體制的運行原則難以長存，使改革付出巨大的代價。這種認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東歐經濟學一些代表者的見解。我國許多經濟學家從中國國情出發論證了實行“漸進式改革”的原因。實踐證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由于面臨著十分復雜的情況，無法求得理想的環境與條件，從而走上了漸進式道路。這種方式使改革的力度與社會承受程度相吻合，減輕了改革的阻力，推動我國在20多年實踐中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正如“一攬子改革”論所提出的，漸進式改革的確有不少局限性。改革的漸進性意味著推行單項改革占突出位置。這種缺乏統籌安排的改革措施往往存在不少風險和后遺癥。我國2005年發生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爭論，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一點?！耙粩堊痈母铩闭摫M管也有局限性，但其精神實質是要求重大改革措施出臺應同步配套，當然做到這一點離不開環境與條件。從現階段看，貫徹科學發展觀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任已要求我國進入更深層次的經濟與社會全面變革時期，涉及面之廣、部署力度之大是空前的。特別是我國即將結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渡期，改革不僅要面對自身國情，也要有利于與國際接軌，有利于深入廣泛參與經濟全球化并從中獲益，從而提升國家競爭力。因此，實施綜合配套改革將成為我國的必然選擇。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核心是實施綜合配套改革，這種改革理念不僅順應了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勢，而且是在新形勢下對經濟體制改革方法論的提升和完善。就此方面所進行的理論研討，無疑會極大地推進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
2.使我國綜合體制改革理論得到深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任務決定了全面迅速推進我國體制改革理論。首先，現階段我國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已經不再是僅僅通過轉變經濟體制來推動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更重要的是通過變革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管理體制，保證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這種領域更為寬廣、目標更為遠大的實踐做出深層次理論探討，將會推動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實踐與理論的全面創新。特別是改革由單項分進轉為整體設計與推進時，更會為理論前進提供更大的需求與動力。其次，即使單方面的改革由單項實施轉變為綜合配套進行，也將推動各領域的改革實踐及其理論取得新進展。如作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天津濱海新區將在金融體制、土地管理體制、保稅港區及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管理體制等方面進行具有深遠意義的改革探索，這必將促使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更加深入與全面。再次，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區的重大優勢在于改革的先試先行，局部試驗的某種簡便性有利于較快總結出經驗，通過解剖麻雀而提煉出的理性認識可再用于指導全局實踐，這必然對我國整體體制改革理論的推進起到先導和加速作用。
3.使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論更加豐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整體理論框架中，體制改革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為只有通過深化體制改革，才能有利于做到民主法制更加完善，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趨勢逐步扭轉，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創新型國家加速建設，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梢哉f，解決建設和諧社會的現實問題無不與加快改革、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改革措施的協調息相關。因此，以促進構建和諧社會為重任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通過自身的實踐，會積淀出獨特的理論，支撐和諧社會建設，充實和諧社會建設理論。
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階段特征
對于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一新生事物，首先使用這一概念的國家職能部門沒有給出明確的定義。經濟學界結合各地實踐對其內涵、特征等進行了探討，各抒己見。我認為，給出概念并統一認識尚非當務之急，從實際出發弄清特征卻是理論研討的突出任務。這將有利于深刻把握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涵義和主要任務，為各個區域確定建設目標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礎。
認識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特征首先要解決方法論問題。有的同志指出，特征在于改革在廣度、深度、路徑方面不同。有的同志認為，特征在于關注社會發展、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協調性。這些分析看問題角度不同，都是很有道理的，使人深受啟發。但是我覺得，全面把握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基本特征，既要與以往的改革比較，也要看到未來、著眼階段性。就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而言，改革的任務是長期的艱巨的；推出重大改革特別是綜合配套性改革要進行區域性先期試驗也是有依據和需要長期堅持的；現有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實踐還處在起步階段。考慮到上述因素，我國的綜合配套改革及其試驗區具有長存性。我們沒必要也不可能概括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長期特征，可以立足于現階段我國體制改革的突出任務，明確一定時期內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階段性特征。就此應注意把握如下幾點：
1.從改革的階段背景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應順應一些特定歷史時期的需要。一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攻堅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完善和深化改革的任務依然很重，特別是在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結束之后，要在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推進金融行業改革、創新土地管理方式、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等眾多方面繼續邁出有力步伐。二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突破時期。以往的經濟改革措施主要是和推動粗放型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國今后要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邁出大步，體制改革必須服務于推動向集約型增長轉型、建設創新型國家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率先探索出新的區域發展模式。三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我國建設和諧社會是一個長期歷史任務，但是根據國際經驗，在人均GDP為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時為矛盾突顯期，我國已就此規定了至2020年的構建目標與主要任務，改革要特別體現這一重任的要求。
2.從改革的綜合性看：順應現階段要求，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實行的改革必須具有擴展性和全面性。改革的舉措不能再局限于單個領域或單一方案。一方面，將改革由經濟領域逐步擴展到上層建筑領域。當前要注重推進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行政體制；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促進并保障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體制；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法制社會，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體系及其機制。另一方面，某一領域的內部改革也要體現全面性。如經濟體制改革在現階段就要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和解決突出經濟社會矛盾的需要，注重推進金融體制、土地管理體制與耕地保護制度、保稅港區的海關特殊監管管理體制、勞動就業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范文2
“現在該是我們系統總結歷史經驗，前瞻而后顧未來走勢的時候了?！备吲嘤陆淌谌缡钦f。
“二元”制度下的“非公共性”
《新理財》：1978 年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并與之同步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已步入而立之年。作為國內財稅研究方面的資深學者，您如何評價過去30 年的改革？
高培勇：這顯然是一個既意義重大，又頗不輕松的命題。因為，一方面，在過去的30 年間，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之復雜，所走過的道路之曲折，所承載的使命之沉重，所發生的變化之深刻，所取得的成果之顯著，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特例；另一方面，對于有了30 年改革歷史并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中國而言，舉凡涉及類如財稅體制改革回顧與展望方面的話題，已經不能停留于史實的追溯和再現層面。
可以說，財稅體制改革不過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30 年來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市場化，發生于財稅領域的改革事項，不僅數不勝數，而且犬牙交錯?；仡櫼酝母母镘壽E，總結以往的改革經驗，必須放在改革規律的揭示上。過去30 年所取得的財稅體制改革成果，固然顯著而豐盛，但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中國財稅體制目標相比，只能算是階段性的。通向未來的財稅體制改革道路，依然漫長。
《新理財》：在您看來，財稅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經濟體制的改革的起點是計劃經濟。那么，財稅體制改革是從哪里開始的？
高培勇：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是由傳統經濟體制下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起步的。對于那一時期的財稅運行格局，盡管可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歸結，但本著收入――“錢從哪里來”、支出――“錢向何處去”以及政策――“收支安排所體現的目的”這三個有關財稅活動運行層面的基本線索，可以將其概括如下：財政收入主要來自于國有部門；財政支出主要投向于國有部門；財政政策傾向于在國有和非國有部門之間搞“區別對待”。以1978 年的情形為例，全國財政收入的86.8% 來自于國有部門的繳款，全國財政支出的85.6%用之于國有部門。這樣一種“取自家之財”、“辦自家之事”的財政收支格局，所折射出的，無非是財政政策的鮮明取向――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削弱以至鏟除私有制經濟。
換言之，這種“二元”制度下的財稅體制機制所覆蓋的范圍，不是全面的，而是有選擇的?！岸钡呢敹愺w制機制所提供的財稅待遇，不是一視同仁的，而是有薄有厚的。財政支出的投向，不是著眼于整個公共服務領域的，而是專注于生產建設的。于是，便形成了同屬一國國民、身處同一國土之上并受同一政府管轄，但因財稅覆蓋程度不同而須面對不同財稅待遇的不同的區域、不同的企業和不同的居民。
這即是說，這種“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背后的體制機制，是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起點。也可以說，正是這種“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同財稅本質屬性以及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不相適應性，把中國財稅體制推上了改革之路。
一枚硬幣兩個面
《新理財》：您前面說到，“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背后的體制機制，造成了財政實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鄉分治，在這種“二元”的經濟社會制度環境下的財稅運行格局是怎樣的？
高培勇：一是以所有制性質分界，財政收支活動主要在國有部門系統內部完成的國有制財政，非國有部門則或是游離于財政的覆蓋范圍之外，或是位于財政覆蓋范圍的邊緣地帶；二是以城鄉分界，財政收支活動主要在城市區域內部完成的城市財政，廣大農村區域則或是游離于財政的覆蓋范圍之外，或是位于財政覆蓋范圍的邊緣地帶；三是以財政支出的性質分界，財政支出活動主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領域而進行的生產建設財政，非生產性或非建設性的支出項目――其中主要是以改善民生為代表的公共服務性的支出項目，則往往被置于從屬地位或位于邊緣地帶。
有選擇而非全面的財稅覆蓋范圍，有厚有簿而非一視同仁的財稅待遇，專注于生產建設而非整個的公共服務領域，如此的財稅體制機制以及作為其結果的財稅運行格局，顯然不能說是“公共性”的，至少其“公共性”是被打了折扣的。事實上，“國有制財政＋城市財政＋生產建設財政”所集中凸現的，正在于傳統體制下的“二元”財稅體制機制的“非公共性”特征。
《新理財》：關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廣為流行的表述是“市場化改革”。如果說整體改革是沿著一條頗具規律性且朝著市場化方向邁進的道路走過來的，那么，財稅體制改革應該有怎樣的改革路徑？
高培勇：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大特點，就是它始終作為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始終與整體改革捆綁在一起并服從、服務于整體改革的需要。
就總體而言，經濟的市場化進程首先帶來的是GDP 所有制構成的多元化。這一影響傳遞到中國財稅運行格局上，就是財政收入來源的公共化――由“取自家之財”到“取眾人之財”。到2007年，全國稅收收入來源于國有部門的比例，已經退居到19.2%。而且，仍在繼續下降。而財政收入來源的公共化，自然會推動并決定著財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由“辦自家之事”到“辦眾人之事”。到2006 年，在全國財政支出中，包括基本建設、增撥企業流動資金、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等專門以國有經濟單位為主要投向的支出占比，已經由1978 年的52.7% 大幅下降至15.87%。與此同時，面向全社會的諸如養老保險基金補貼、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補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等社會保障支出以及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支出和政策性補貼支出等所占的份額，分別上升至11.25%、18.69% 和3.58%。而且， 其中不少項目，還是從無到有的。
財政收支的公共化，又進一步催生了財政政策取向的公共化――由在“自家”與“他家”之間搞“區別對待”到在全社會范圍內實行“國民待遇”。也就是說，經濟的市場化已經帶來了中國財稅運行格局的公共化。
呈現在財稅運行格局上的這些變化，當然是在財稅體制機制的變革過程中發生的。沒有以公共化為取向的財稅體制機制的變革，不可能有財稅運行格局的公共化。
這即是說，經濟的市場化和財稅的公共化，是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經濟的市場化，必然帶來財稅的公共化。由“非公共性”逐步向“公共性”靠攏和逼近的所謂“財稅公共化”過程，是過去30年間中國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所經受的最可稱道的重大挑戰。
“一條主線＋一個取向”
《新理財》：我們常說中國經濟體制的
改革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那么，我們的財稅體制改革是否也是一樣？
高培勇：正如整體改革是一個由目標不那么明晰、靠“摸著石頭過河”，到目標愈益明確、以自覺的行動朝著既定目標前進的過程，財稅體制改革也有著類似或相同的經歷。
當改革必須調整航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棋盤上謀劃全新的財稅改革方案的時候，雖然并未清晰地意識到經濟市場化與財稅公共化的高度相關性，但那時所操用的幾乎每一個棋子或推出的幾乎每一個舉措，也都是基于財稅運行格局已經變化且不可逆轉的現實而選擇的。而且，在那樣一種情勢之下，能夠作為改革參照系的財稅體制機制，自然是典型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稅收制度。能夠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接的財稅體制機制安排以及相關的原則界定，也自然離不開經濟的市場化這個基礎。來自于諸多方面的同市場經濟血脈相連的因素、理念、規則、制度等疊加在一起，不僅催生了公共財政的概念以及相關的實踐。而且，改革的著眼點也越來越向公共化的方向聚集。
到后來，當局部性的改革隨著改革的深入而逐步向全局延伸，以至于必須對財稅體制改革目標有個總體定位的時候，也許是水到渠成的功效所致，“構建公共財政基本框架”便被作為一種當然的選擇，進入人們的視野。并且，從那以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體制在內的幾乎所有的財稅改革線索和幾乎所有的財稅改革事項，都被歸結于這條改革的主線索，都被覆蓋于這一改革的總目標。也正是從那以后，關于中國財稅改革與發展目標或財稅體制改革目標，從學術界到實踐層，都越來越集中于“構建公共財政體制”或“建立公共財政制度”的概括或表述。
可以并不夸張地說，經過了30 年“摸著石頭過河”般的艱難探索，在我國，全力和全面建設公共財政，已經演化為一種圍繞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有意識、有目標的自覺行動。也可以說，我們已經進入全力和全面建設公共財政的時代。
這即是說，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在于公共財政。由“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起步，沿著“財稅公共化”的路徑，一步步逼近“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方向，并貫穿未來的中國漸進式財稅體制改革始終。
《新理財》：在您看來，30 年的中國財稅體制改革是否存在著一條上下貫通的主線？也就是說，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究竟有無一個一以貫之的改革取向？
高培勇：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的這條主線，說到底，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不斷向“公共性”的財稅運行格局及其體制機制靠攏和逼近。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事實上也有著一個一以貫之的基本取向。這個基本取向，說到底，就是構建并實行既與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又與財政的本質屬性相貫通的公共財政制度體系。
以如此的角度并站在宏觀層面上“俯視”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全景，可以清晰地看到，過去的30 年間，我們正是瞄準“一個取向”、沿著這“一條主線”奔跑過來的。未來的若干年間，我們仍要瞄準“一個取向”、沿著這“一條主線”繼續奔跑下去?！耙粭l主線＋一個取向”，正是我們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和前瞻未來走勢的基礎上，對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的歷史規律做出的高度概括。
《新理財》：在您看來，當我們對以往的改革軌跡、改革經驗和改革規律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之后，應該如何勾勒未來的財稅體制改革“路線圖”？
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范文3
一、基本經驗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疾爝@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梢哉f，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漸進式改革的累積成本或后攤成本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易到難，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實際上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所導致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在不改變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從另一角度來看，制度的適應性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制度只能適應特定的環境，而且這種適應也只能夠在短期內適應，可以說適應是相對的，而不完全適應是絕對的。例如，價格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則可以看作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在舊體制外生長出新體制，舊體制的改革則逐步進行，這種漸進性確實既依靠新體制的外力推動舊體制變革，又不至于使因舊體制的突然崩潰而導致巨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它卻產生了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對舊體制內公有經濟形成巨大沖擊，境況相對惡化，導致舊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有企業大量下崗職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漸進式改革的后攤成本越來越大，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參考文獻】
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范文4
關鍵詞：股權投資；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
引言
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和中心環節。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以來，國有企業的改革與轉型有了明確的目標和方向，據了解，在十三五規劃中，全國大多數的國有企業面臨著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而靈活性較高、收益與風險分擔的股權投資的引入，為國企改革注入了新鮮血液，創新了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1股權投資
1.1股權投資的內涵
股權投資是指通過投資手段來取得被投資單位的股份，通常是采用個人或企業購買其他準備上市或者未上市企業的股票這一方式或者是利用無形的資產、貨幣資金或實物資產直接地投資其他企業單位，通過風險分擔的方式獲得較大的經濟利益或者利潤分取、股利獲取與風險相適應的經濟利益。股權投資要承擔投資失利的風險，也能獲得被投資單位的利益[1]。例如，被投資單位的經營狀況陷入僵局或者是直接進入破產清算環節時，投資者將會承擔投資失敗的后果和損失；相反地如果被投資企業或單位的經營狀況良好、市場反響好、其所經營的產品的市場價格波動空間較大，投資者通過股權控制被投資單位，從而從價格波動和產品銷售前景中獲得經濟利益。
1.2股權投資的分類
股權投資可以分為共同控制、控制、重大影響、無控制無共同控制且無重大影響四大類。其中，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的約定對某種經濟活動所享有的共有類型的控制；控制是指獲得股權并取得整個企業的控制權，能夠獨立地做出企業運行的決策和財務經營決策，并能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的一種方式；重大影響的股權投資，顧名思義，僅是對企業的經營和財務上因有參與權而產生重大影響但沒有決策權。這幾種類型的股權投資，其風險程度和所獲利益都各有不同，控制類型的沒有風險分擔體，風險較大，但是相應的經濟利益可以達到最大化；共同控制次之；重大影響類型的風險可以分擔，獨自承受的投資風險相對較小，但是所獲利益也相應減少。
1.3股權投資的結構及發展現狀
股權投資由成本、收益、風險、權益、減值等因素構成[2]，其中成本和收益的核算是最為關鍵的環節，權益是受益的保障。自從20世紀初期我國提出了經濟改革，許多人開始“下?！?，股市一直風靡至今。目前，我國的股權投資經歷了長期的市場經濟的調節和洗禮，已經進入深入發展的階段）。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私募性質的股權投資金額較小，還是嚴重受到國有企業的經濟體制的影響。這是因為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國有經濟仍然占了大部分比例，并且其經濟體制嚴重制約了市場和股權的發展。
2國有經濟體制的發展現狀和問題
2.1國有經濟體制的內涵
我國的國有企業經營模式是對蘇聯的經濟模式進行全盤照搬過來的，強調了國家集體利益在全民所有制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進化成了現在的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形成的國有經濟體制。其具有獨立的決策能力、鮮明的行政色彩、國有資本化程度頗高等特征。目前，國有企業仍實行的是以管理資產為主的經濟體制，這對于迎接新的經濟挑戰和經濟改革有著諸多的限制和阻礙。
2.2國有經濟體制的發展現狀
國有企業的經濟體制由最初的蘇聯式經濟模式，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國有企業權力下放、讓利的過程和80年代以后的承包經營責任制，讓企業逐漸地擁有了發展的相對自由權的過程。到了21世紀初期至今，為適用股份制和現代企業制度，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和創新，但由于行政色彩厚重，極大地影響了改革的進程和效果[3]。
3股權投資在國有企業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應用
3.1股權投資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的作用
3.1.1擴大經營范圍
股權投資是對資本營運的重要手段和表現形式，國有企業通過對不同企業的股權投資或引入戰略投資方，不僅可以建立與國有企業主業相關的經營性聯系，還可以擴展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范圍和產業鏈，達到資本利用率最大化的目標；還能夠建立與主營業務無關的產業聯系，拓寬經營范疇，增加利潤和回報，進而提升企業的競爭能力和市場適應能力。例如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管委實際控制的鞍鋼集團公司改制而來的，其原有的經營范圍主要包括鋼壓延加工、黑金屬冶煉、焦化化工等23種產品和業務，但是自從2002年開始實施改制后，其增加了家電、汽車使用的鍍鋅鋼板的生產，創造出年生產能力達到40萬t的奇跡；經過2006年股權投資的擴大，其主營業務的凈利潤增長率高達229.24%，推進了其在全國同行中的凈利潤增長排名。
3.1.2提高規避風險能力
現代企業的運營發展主要是依靠多元化經營的方式，而國有企業的股權投資正是這一方式的具體體現。長期的股權投資，不僅能夠彌補單一的業務經營的劣勢，形成多元化經營的格局和生產模式；還能進一步地加強和豐富經營內容，分擔風險的同時還能擴大收益的渠道，進而降低企業對現有業務的依賴性，減少單一業務所帶來的風險。
3.1.3有效實現戰略轉移
運用馬克思資本論的原理和現代企業的經營管理、風險等理論進行分析，可以看到目前不管是哪種類型的企業，它所擁有的主營業務或關鍵性業務都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并且其業務的延續能力與生存能力是有限的[4]。因此，國有企業作為主營業務急速衰退的企業，在經濟側結構調整的時代背景下進行改制，能夠有條不紊地與新的主營業務進行接軌，同時從企業的競爭實力上來看，具有更高的經營活力和較強的競爭能力。例如，總部設在廣州省惠州市的由國家控股的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其自成立以來不斷通過股權投資的形式吸收較多的資本和附加業務，保持了利潤連續20年的穩健增長的步伐，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已經逐漸形成了多元化業務經營的格局，其主營的電子產品（手機、彩電等）和開關插座在國內市場上具有領先的競爭優勢，在體制改革的當下有極高的生存能力，并且有希望踏入世界競爭的行列。
3.1.4有效地盤活資金
國有企業的體制一般是以管理資產為主，但是股權投資是以資本管理為主，如果加大力度引進民間資本對國有企業的股權投資或加大國有企業對不同企業間的股權投資，將會彌補資產沉淀卻不能帶來相應的經濟效益，把資本盤活，真正地做到“錢生錢”。
3.2股權投資在改制中的運作
股權投資方式是通過投資決策、投資運營管理、投資清算等環節實現投資資本所獲利益最大化的。其中投資清算和決策的運作具有階段性和專屬性的特點，而投資運營的管理具有持續性和經常性的特征。其通過投資實施、決策、持股比例調整、營運控制、投資收益賬務等關鍵環節的實施，能夠有效地把股權投資方式完美地契合到國有企業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去，達到經濟結構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和目標。
4結語
隨著經濟結構的側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國有企業的改制已經箭在弦上了。嘗試著把股權投資的資本運作方式融入國有企業改制活動中去，不僅可以擴大國有企業的經營范圍，進行風險分擔，減少利潤損失，增加企業的利潤來源，還可以從根本上提高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在殘酷的競爭中的生存幾率，進一步促進經濟建設的穩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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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波.對新經濟下企業組織結構的研究[J].煤炭研究,2004(5):18.
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范文5
關鍵詞：課堂教學；重視；探究能力；培養
新課程理念以學生發展為本，以培養創新精神與實踐能力為核心。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與學生積極互動、共同發展，促進學生在教師指導下主動地、富有個性地學習。那么，在教與學的活動中，如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探究學習，提高他們獨立思考、創新的能力？本人在課堂教學中做了一些嘗試，下面談談在實踐中的一些做法。
一、設疑問難，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在學生的腦力勞動中，擺在第一位的并不是背書和記別人的思想，而是讓學生本人思考。”讀書有疑，方始是學。這是古今中外學者的共識。歷史學習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質疑，發現問題，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如何引導學生在歷史學習中質疑呢？
首先，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抓住疑點，運用設疑技巧，適時、適度地引導學生發現疑點，激發其思維興趣，培養其質疑的習慣。如“商鞅變法”一課，就可以導入設疑（秦國的商鞅變法是在什么背景下進行的？假如沒有商鞅變法，秦國后來能統一六國嗎？），課本結束時設疑（聯系商鞅變法的內容，分析其特點是什么。如何評價商鞅變法？）
其次，教師明確告訴學生一些質疑的方法。學習歷史現象時要搞清楚“是什么”，探究“為什么”，懂得“說明了什么”。如，學習《中國的產生》一節時需要弄清楚：（1）什么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2）它與中的企業又有何不同？為什么會產生于19世紀60、70年代？為何分布在沿海地區而不是內地？（3）的來源為何是官僚、地主、商人而不是農民？（4）為什么說民族資產階級既有革命性又有妥協性？學習后必須反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中國資本主義為什么不能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為什么不能肩負起民主革命的歷史使命？”……通過自學探究，學生不僅掌握了課文的基本內容，更重要的是激發了學生探究的興趣，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最后，要求學生掌握“質疑—思考—釋疑”的規律，只有沿著一個個疑問思考下去，才能弄清疑點的內涵與實質，達到真正理解的目的。
在教學過程中，有時學生的質疑是教師始料不及的，甚至與教材的觀點相反，教師切忌橫加責難，在肯定、鼓勵的同時，引導學生立足客觀史實，正確對待歷史，加強理性點撥，形成正確認識，培養學生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
學生是學習活動的主體，學生自覺主動參與學習的程度將直接影響和制約整個教學過程的發現和教學的結果。因此，要求教師根據教材特點、認知對象的不同，在課堂中創設適宜學生探究的問題情境，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如，在學習“經濟體制——的實行”時，一上課，我請學生閱讀教材第一、二自然段思考并回答：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原因、現實原因分別是什么？的弊端有哪些？你認為應該如何糾正？讓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并回答。后請學生分組討論：（1）[學思之窗][歷史縱橫]反映了什么信息？小崗生產隊為什么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2）為什么能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3）的含義是什么？學生分小組討論一番后，紛紛舉手發言。經過各組互相提問并修改后得出正確結論。最后我再提問：“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什么？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什么影響？”幾個小組成員之間迅速交換意見，學生很快從改革經營體制、管理體制、購銷體制和調整產業結構去歸納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從對農民方面、農業方面、工業化現代化方面去分析其影響。這樣通過小組合作學習，理解了知識的關鍵處，不僅牢牢地掌握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和影響，而且也為后面的學習做好了鋪墊。探究學習發展了學生的思維，培養了學生的能力。
二、重視課本中的史料教學，提高學生的史科分析、運用能力
歷史教育從分析史料入手，尤其是從教材中涉及的史料入手，不僅可以拓寬學生思維的空間，還可以使學生在熟悉的情境中掌握學習歷史的方法。在教學中，我利用新教材增加的文獻資料和圖片資料，提出問題，激發學生研究問題的興趣，培養學生解讀、判斷、運用歷史資料的能力和歷史思維能力。如，在分析“——日軍的滔天罪行”時，通過課本觸目驚心的史實引導學生思考：（1）戰爭是殘酷的，犯下種種反人類罪行的日本侵略者，也曾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兒的人，是什么使他們從人變成了滅絕人性的惡魔？（2）日本右翼否認日軍在侵華期間制造的慘絕人寰的“”，認為只是在戰爭期間的某種屠殺，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3）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當代青年，應該怎樣對待這段慘痛的歷史？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當今的中日關系？我讓學生在小組中進行討論，通過討論使學生認識到必須冷靜地剖析歷史、正視歷史，樹立理性的愛國主義情感，以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通過問題來進行學習，由學習來生成問題，把學習過程看成是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通過師生互動、生生互動，使學生從中獲得更多的信息和知識，學會學習，掌握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加強縱橫聯系，培養學生把握歷史基本規律的能力
歷史事件是相互聯系和承前啟后的，歷史上發生的一切事件都與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相聯系。因此，在歷史課堂教學中教師就應充分而恰當地運用縱橫聯系比較的方法，把具有某種共同屬性的人物事件放在一起加以分析，讓學生在比較中學習，在比較中加深對事件的理解，在比較中記憶知識。通過比較，從現象到本質把握歷史事件之間的必然聯系，掌握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v橫聯系法是歷史課堂教學中最常用的基本方法之一。
如，這里有兩種方法：一是以一國歷史為線索、以時間為綱的縱向聯系。如，講時期“八一三”時，可聯系“九一八”、“一·二八”、、“七七”，把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的五次構成一個整體來講述。二是以問題為線索，將同類問題或同一時間，不同國家間相類似的問題進行比較的橫向聯系。如，在講述“各國經濟體制的創新與調整”時可提出問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哪些重大成就？各國的經濟體制進行了如何的調整與創新？你如何看待這些問題？學生對所學的蘇、美、中等國經濟體制的變革進行重新整理，得出基本的結論是：蘇聯開創了計劃經濟體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沒有根據國情變化進行調整，改革不成功。二戰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利用國家權力對經濟進行大力干預，實行國有化和計劃經濟。中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新的學習、思考角度的創設使學生對歷史知識有了新的看點，原來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彼此借鑒，都在調整自己的經濟政策。這樣，通過縱橫聯系，使學生在學習中進一步鞏固和加深所學的知識，學會分析和把握歷史發展基本規律的方法。
四、開展研究性學習，培養學生實踐和創新的能力
如今的中學生知識面寬，他們往往不滿足于課本上的東西，渴望教師能把他們帶入廣闊的知識領域。研究性學習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十分強調學生自主地探究學習，注重學習的過程和方法，實踐性強，具有課堂教學不可替代的教育教學作用，為學生提供了實踐和創新的場所，有助于更好地實現中學歷史學科的社會功能。我因地制宜，選擇貼近學生實際和生活的話題，組織學生開展“大埔鄉土歷史資源調查研究活動”，讓學生全面參與活動的策劃、設計、組織開展、總結反思的整個過程，這對訓練學生的創新才能和提高中學生的綜合素質，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社會實踐活動。學生在全面參與的過程中，獲得了自主的發展。在這一活動中，學生就“文物保護”“環境治理”和“旅游資源開發”等社會問題各抒己見，積極撰寫調查報告，并在我的指導下，由學生撰寫的《大埔旅游資源開況調查報告》獲得大埔縣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
德國著名教育家斯普朗格曾經說過：“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傳授已有的知識，而是要把人的創造力量誘導出來，將生命感、價值感‘喚醒’”。教師不僅是知識與技能的傳授者和評判者，更是學生學習上的引路人和合作伙伴。這就需要教師在課堂教學中為學生創設一個能夠充分表現自我的氛圍，為每個學生提供更多的機遇，使每個學生進一步發現自我、認識自我，促進學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實現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維一體的新課程改革目標。
參考文獻：
[1]朱慕菊.走進新課程：與課程實施者對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范文6
中國改革開放走過30年偉大歷程，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內容——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從1982年開始大致每隔5年進行一次，經歷了六次大的改革。整體上看，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走的是一條循序漸進、逐步推進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與林德布洛姆提出的漸進決策模式相一致。因此，運用漸進決策理論研究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實踐，對進一步深化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概述
1.1 理性決策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政策科學在西方學術界逐漸興起，在政治和行政決策領域中產生最大影響的是理性決策理論。理性決策模型起源于傳統經濟學的理論，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決策者知道所有與具體問題有關的目標、信息，能辨別并有意義地評估所有選擇，繼而從所有可行方案中挑選出最好的一種。”[1]
然而社會現實不等于理論假設，理性決策模型的假設條件遭遇到諸多障礙。它遭許多學者特別是查爾斯·林德布洛姆與赫伯特·西蒙的強烈批評。“林德布洛姆指出：決策者并不是面對一個既定問題，而只是首先必須找出和說明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與看法。比如物價迅速上漲，需要對通貨膨脹問題做出反應。”[2]
1.2 漸進決策模型 本文由收集整理
為了跳出理性決策模式的框架，彌補其中的不足，美國政治學家和政策科學家林德布羅姆提出了漸進決策理論。林德布洛姆在1953年所著的《政治、經濟及福利》中提出了“漸進主義”概念；在1959年發表與《公共行政評論》春季號的《“漸進調適”的科學》論文中，他又提出了“漸進調適的科學”的概念；1963年，林德布洛姆在《決策的策略》中講其政策分析模型稱為“斷續漸進主義”；至此，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基本形成。
該模型的基本假定是，決策者的資源（時間、信息、金錢）有限、決策者能力有限、目標與手段的相對性、過去決策的正當性與當前決策的不可預測性、沉淀成本、政治上的可行性，所以，公共政策乃是過去政策的調整，按部就班原則、積小變大原則和穩中求變原則是漸進決策模型需要遵循的三個原則。
漸進模型有其自身的特點：漸進模型要求決策者必須保留對以往政策的承諾。政策制定要以現行政策為基礎，不能重打鼓另開張；漸進模型注重研究現行政策的缺陷，并不強調有所創新，也不是無所作為，只是注重對現行政策的修改與補充，以彌補現行政策的缺陷；漸進模型強調目標與方案之間的相互調適，不是一勞永逸，要注意反饋調節，在試探和摸索中前進。
2.從漸進決策理論看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2.1 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采取漸進式改革的必然性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選擇的是漸進決策模式，首先取決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各地政府的行政水平發展極不平衡，行政觀念差距大，因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只能采取漸進模式，通過不斷嘗試來得到行政管理改革的最終成功。其次，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關鍵是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在穩定的前提下積極推進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能選擇漸進決策模式。再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漸進性決定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漸進性。每一次大規模的機構改革都以適應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的進程為主要目的，適應發展市場經濟需要的政府管理體制、管理職能、管理機構和管理方式，也只有經過不斷探索、實踐，才能逐步建立起來，這也決定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只能選擇漸進決策模式。
2.2 漸進決策模型在我國改革中的運用解析
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變遷，乃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斷發生急劇變化，因而對政府結構與運行模式也不斷提出新的要求，進而對我國行政機構的設置和管理方式也不斷提出新的挑戰。
（1）1982年政府機構改革，從“精兵簡政”到“廢除干部終身制”。這次改革主要是精簡機構、裁減人員，最終提高機構的運行效率，沒有觸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沒有轉變政府職能。
（2）1988年政府機構改革——從提出轉變職能到開創“三定”局面。這次改革的歷史性貢獻是首次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這一命題。但是這種機構改革仍然是為了適應當時計劃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這就決定了當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政府機構必須進一步改革。
（3）1993年政府機構改革——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到政企分開。中國政府首次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即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著重轉變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并明確提出根本途徑是政企分開。
（4）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從建設中國特色行政管理體制到大刀闊斧改革。1998年這次大刀闊斧的改革，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少為29個，政府機構和人員得到大幅度的精簡，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3]
（5）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從進一步轉變職能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這次改革主要在于抓住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突出問題，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另外以改革重點為突破口，完善政府機構設置也是這次改革重要內容。
（6）2008年政府機構改革——從大部制改革到注重民生的服務型政府角色的構建。改革中對漸進決策模式的運用，首先體現在政府機構改革方法步驟的選擇方面。其次是在轉變政府職能這一改革重點上，思路逐漸明朗化。
2.3 深化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選擇
（1）整體上繼續推進漸進式改革，注意改革的連續性，適當拉大改革的周期，同時與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相銜接。以“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行程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理的行政管理體制”為指導，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
（2）堅定地以政府職能轉變作為政府機構改革的基礎，但要加強對轉變政府職能工作和機構改革工作的分類、分層次指導。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機構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在于精簡。[4]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門制改革應該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需要注意的是，在論及轉變政府職能的時候，要區分不同層次的政府，實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