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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經濟論文范文1
“數字地球”是空間信息技術發展中的重要概念。“數字地球”的構想是美國副總統戈爾于1998年提出的，其實質是網絡基礎設施、數據庫與計算機構成的數字化地理虛擬系統，目的是使人們能夠通過數字化信息網絡，自由地鏈接、調用地理信息。“數字地球”的核心是3S集成技術。3S包括GPS、RS和GIS。GPS即全球定位系統，可通過坐標系統進行全天候精確定位、定性和定時，在導航、測繪、軍事、農業、考古等方面的應用前景廣闊。RS即遙感技術，各類衛星遙感能夠全天候對地表實時監測，深入、準確地監測地表景觀的狀態。GIS即地理信息系統，是各類空間數據與屬性數據的集成數據庫平臺，能夠進行各類空間分析、演變分析與三維成像。GIS、RS與GPS所采用的數據格式具有共通性，能夠達到無縫連接，極大地拓展了風景園林中分析、規劃與設計的一體化能力。
二、空間信息技術促進風景園林專業技能變革
空間信息技術的發展能夠大幅促進我國風景園林專業技能的變革。主要的變化包括空間數據、景觀的監測與分析、工作效率化方面。風景園林研究、規劃和設計均涉及各類空間數據。對于規劃設計人員來說，獲取、處理有效的數據是重要的專業技能。針對基礎數據內容龐雜、種類繁多且尺度不一的特點，我國已經著手建設地圖數據庫、測繪檔案等數據基礎設施。各類商業遙感影像也是重要的數據源，可以根據用戶要求有針對性的調取。規劃設計人員能夠在GIS平臺上，對空間數據進行分析，從而準確地掌握基地的地表狀況，提高規劃設計方案的合理性。風景園林從業人員可以利用遙感技術對地貌景觀進行廣域、實時、高精度的監測，并通過GIS進行定量化分析；通過RS和GIS技術，規劃師可以定量地掌握綠地植被分布狀態，在GIS中可以進行時間序列演變分析、土地適宜性評價、熱島分析、空間分析（包括網絡分析、可達性分析、疊加分析等）、景觀指數分析等，為綠地規劃、城鄉與區域規劃提供基本的依據。引入數字技術能夠大幅提高工作效率?？臻g數字信息技術，尤其是3S集成技術的不斷發展與完善，促進了數據與軟件的無縫兼容，推動了園林設計的自動化進程。設計自動化包括辦公流程自動化、數據采集自動化、輸入輸出自動化、分析自動化和管理自動化。辦公電子設備與軟件集成化發展提高了數據傳輸與處理的效率，國家大力推動的數據標準化與共享化也有力提升了規劃設計人員采集、分析和處理數據的能力。
三、高校風景園林專業空間信息技術教學的目的
（一）加強對空間數據的理解
風景園林專業的規劃設計課程涉及到空間數據的處理。空間信息技術教學實際上是圍繞空間數據的獲取、處理、分析而展開的。目前學生普遍缺乏對空間數據的理解，對于空間數據的基本屬性、數據的格式與轉換、數據的來源缺少科學的認知?？臻g信息技術教學可以使學生深入掌握各類空間數據的特征、理解數據的含義和表達、了解數據的來源途徑和獲取方法，熟練運用不同的空間數據格式轉換技能，為識別有效數據、處理數據奠定基礎。
（二）掌握空間數據的獲取能力
空間數據來源廣泛、質量混雜，初學者往往難以理清數據的來源渠道。比如有學生在課題中利用遙感圖像進行綠化地解析，所采用的數據為網絡下載的柵格數據，這類數據失真性較大，并不能用于綠地定量研究。出現這種錯誤的根本原因在于學生沒有了解有效數據的獲取途徑。教學中應使學生了解國際、國家和省市等相關機構和商業公司的各類空間數據范圍及其特性，以及這些數據對于風景園林專業的用途，使學生具有識別有效數據，掌握有效數據獲取途徑的能力。
（三）掌握基本的空間分析方法
深入、正確的空間分析是獲得合理的規劃設計方案的前提，也是對規劃設計方案進行調整的基礎。因此，應使園林專業學生了解、掌握利用GIS軟件處理空間數據和進行空間分析的方法。GIS平臺中的空間分析模塊包括疊加分析、緩沖區分析、可達性分析、距離分析、表面分析、計量統計等功能，可進行時間序列演變與空間格局的量化分析，也可以利用統計結果進行各類景觀指數的演算，并制作相應的主題圖，作為規劃設計的依據。
（四）掌握數據庫能力
數據庫是對各類工作數據的管理平臺。對于景觀規劃、園林遺產保護、園林植物與應用方向的學生來說，需要收集、管理各類園林資源、植物和地理空間數據。而現實狀況中，這些數據往往數量龐大、來源復雜、格式多樣，如何管理好這些數據成為影響工作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數據庫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方法?？臻g信息技術教學應使學生獲得數據庫構建技能，進一步提升其管理數據、使用數據的能力與效率，對其將來的工作具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四、高校風景園林專業空間信息技術課程設置
風景園林專業是應用性較強的專業，與社會實際需求結合緊密。而空間信息技術本身是系統性的科學，因此需要以風景園林專業特點為中心進行知識點提煉，建立有針對性和系統性的教學體系。風景園林專業課程包括理論與設計兩大類型，成系列的規劃設計課程為教學體系的中心，相關理論知識點是圍繞提高學生規劃設計能力這個目標來設置的。因此，空間信息技術課程也應以園林規劃設計為中心，設置相應的教學內容，通過培養學生空間數據處理技能達到提高規劃設計能力的目的。一般來說，高校園林專業所設置的園林規劃設計系列課程包括園林設計與園林規劃兩大內容。園林設計是針對中小尺度的場地，包括庭園設計、專類公園設計、綜合公園設計、廣場設計、居住區綠地設計、街旁綠地設計、帶狀公園設計等課程，園林規劃是在大尺度的場地上實施的綠地系統規劃、風景區規劃、度假區景觀規劃、濱水區景觀規劃等。設計的尺度越大，與城市、社區以及自然環境的關系越復雜，就越需要學生具備較好的數據收集和處理能力，并能夠掌握、應用一定的空間分析方法。筆者認為，針對園林專業課程內容和技能要求，可將空間信息技術教學內容劃分為三個模塊，每個模塊有不同的教學內容與目的，且與相應的園林教學課程相對應。三個模塊包括基礎模塊、數據處理模塊和空間分析模塊，基礎模塊是理論教學，數據處理與空間分析模塊是實踐教學?；A模塊以學生認知空間數據為基本目的，主要包括空間數據的格式與分類、空間數據的作用與意義、地理坐標系統與地圖學基本知識、3S技術原理、數據庫基礎、數據基礎設施與常用空間數據源等教學內容。數據處理模塊與園林設計課程相對應，以學生在設計過程中能夠正確獲取、處理基地環境數據為目的，教學內容包括DEM高程數據處理、GPS數據獲取與轉換、CAD文件格式轉換、RS地物分析等。空間分析模塊與園林規劃課程相對應，以學生在規劃過程中能夠進行科學地空間分析為根本目的，主要教學內容包括疊加分析、緩沖區分析、可達性分析、距離分析等，并使學生能夠制作主題圖，作為規劃的依據?；A模塊、數據處理與空間分析三個模塊教學內容應依次進行，只有掌握前一個模塊內容，方能進行下一個模塊的教學?；A模塊必須開設獨立的課程，數據處理與空間分析模塊既可以是獨立的課程，也可以作為園林設計課程中的組成單元，或者采用連續性的講座形式。
五、難點與展望
封建經濟論文范文2
關鍵詞：高收入國家；分工理論；分工深化；功能式分化；現代化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步下滑，對于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不絕于耳，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①。而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當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難以再繼續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國經過了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成為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一、緣起：陷阱和高墻
經常用來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是拉美等國家的情景，這些國家大都有過快速增長、又長期處于停滯的經歷。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從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長達20多年時間內一直處于6000―8000元左右的區間之中。類似的情況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相關報告明確區分了兩種不同經濟增長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國的工業化沒有正常持續進行的狀態，人均收入在4000―7000國際元（報告稱之為“陷阱”）；后者是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的狀態，人均收入為11000國際元左右（報告稱之為“高墻”）（劉世錦等，2011）。報告指出，拉美等國家之所以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導致后發優勢未能充分發揮、工業化和高速增長過程難以持續進行。該報告認為中國不會落入拉美國家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構成“真實挑戰”的是其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后，能否成功地實現轉型升級，像德國、日本、韓國等一樣跨越“高收入之墻”③。該報告還根據德國、日本、韓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經驗，預測在2015年前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下一個臺階，實際GDP增速將從“十二五”
（2011―2015年）時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時期的6.5%?？紤]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這十年間也基本上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增速。研究報告在當時就提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并預判了下降的時點和幅度。在事后看來，這些預判有著驚人的準確性。有鑒于此，此項研究成果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和“中國發展研究獎特等獎”等殊榮。
當然，任何研究既有獨到成功之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對于此項研究而言，較多的質疑集中在：一是依據的國際經驗僅限日本、德國、韓國等幾個經濟體，樣本數量太少，使得總結出的“擠壓式增長”和“經濟增速下臺階”等“典型化事實”其實并沒有那樣“典型”，有限的樣本也難以支撐起嚴格的計量檢驗。二是預測只根據國際經驗作簡單的類比外推，考慮到不同國家在各自經濟增速下滑時所處時代不同，國際環境、資源稟賦和技術條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簡單類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劍”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對于較為粗疏的理論框架和預測方法而言，此項研究的問題不在于預測結果的準確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準確度可能更多地要歸因于運氣和巧合，而不僅是理論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盡管如此，此研究敏銳地觀察到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時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在德國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韓國10974元（1994年）（劉世錦等，2011），且均處于工業比重達到峰值后逐漸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緩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千差萬別，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階段轉換、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時間也存在不小的跨度，為什么會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這也許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釋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確實遵循的是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類似的發展路徑，那么目前中國的戰略、體制和政策與當年的德日韓等經濟體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中國是否也能像這些經濟體一樣順利地完成經濟增速下臺階的過程、實現轉型升級而跨越高收入之墻呢？報告并未給出明確的回答。無論是冠以“陷阱”還是“高墻”的名稱，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仍然是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二、增長、分工與交易費用
對“中國能否順利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疑問，一些主流的看法認為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從增長理論的角度來看，則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更多由要素數量投入的增加轉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因此如何推動創新、提升技術水平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或增長方式）轉變的重中之重，這也是當前社會的普遍觀點。
然而通過仔細對比可以發現，中國過去30多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韓等亞洲經濟體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速大約在7%―8%，其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則來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之所以能達到兩位數，不是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國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資本的積累比其他經濟體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與此同時，“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產率提高”之間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關系，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個新機器設備的引入，既帶來了投資的增加，也導致技術水平的提升。盡管在理論上可以明確區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在現實中兩者往往一起產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過程的不同側面。如上所述，中國在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遜色，將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完全解釋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長，并不符合事實。
更關鍵的是，雖然將中國能否進入高收入歸結為能否實現發展方式（增長方式）的轉變，或更為準確地解釋為能否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從而提出推動創新和轉型的戰略和措施，這樣的政策思路并沒有錯。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響著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妨礙其創新和轉型而不能進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順利邁進高收入的國家又做對了什么，能夠保證其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呢？這些仍然是有待繼續探究的問題。
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增長理論，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產品結構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種要素投入和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來解釋經濟增長。換言之，新古典經濟的增長理論既不考慮分工深化提高專業化水平而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也很難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產品和新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收益（楊小凱，1998）。
但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分工的不斷深化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由于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續深化，而分工深化帶來的生產方式迂回和生產效率提高，使得產品成本下降和產品數量增加，反過來又會促進市場規模的擴大，由此形成了一個“分工深化―市場擴張”的循環累積過程，有力地推動著經濟的持續增長（Young，1928）。在上述過程中，無論是物質資本（機器）的引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還是技術的進步乃至相應的制度變遷，都既是分工不斷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帶來的結果。例如許多應用于具體生產過程的專門技術和設備，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難產生出來的，或者即使產生了也沒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因素，伴隨著市場擴張，它與資本、技術和制度等發生著密切的雙向互動，從而決定著經濟增長的表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工持續深化”被看作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同義反復，“分工水平”也成了“生產力水平”的代名詞。因此站在分工理論的視角，中國經濟能否保持繼續增長而邁入高收入社會，就成為一個分工水平能否持續深化的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的分工狀況決定著其經濟增長的表現，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分工的不斷深化？既然分工會帶來專業化水平提高所導致的生產效率改進，那么為什么在許多國家這樣的改進不能持續不斷地進行呢？斯密認為，分工源于人們交換的愿望（即交易能帶來雙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在交易費用的視角下，市場規模的大小其實就是交易費用高低的表現之一，如果交易費用（交通、運輸費用）減小，市場規模就會增大。在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會帶來收益（生產效率提高），也會產生成本（交易費用增加）。在張五?？磥?，交易費用包括魯賓遜經濟（即單人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經濟中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應計算在內。經濟產生分工，就會需要制度的協調，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況下也會產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決于其所帶來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對比，若分工所導致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收益能夠超過相應增加的交易費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斷進行，反之則分工水平難以持續提高，經濟增長就會趨于停滯。一旦把交易費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論后，經濟學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討與分工相關交易費用的相對大小（與分工帶來的收益相比）。為此，他們開始對各種交易費用進行分類和仔細考察，例如區分事前交易費用和事后交易費用（即合同簽訂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費用和內生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的引入和對各種交易費用的詳細研究無疑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歸因于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決問題。人們會繼續追問：又是什么影響著交易費用的高低呢？如果將交易費用看作是“經濟系統的運行成本”，甚至是無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僅僅基于“生產效率改進、交易費用降低”的經濟視角來解釋整體制度的演進，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影響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并非只有經濟力量?；蛘哒f，盡管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決定著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響交易費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經濟領域，探究決定交易費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
三、從分工到分化
當把分工問題放到更寬泛的領域加以探討，有兩個人的著作對筆者的思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個是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另一個是金觀濤教授的《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雖然分工看起來只是一個在經濟領域下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但它卻與社會系統的其他領域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一個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對其“分工狀態”有著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不同形態社會系統的變遷，意味著其分化模式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也帶來分工狀態的本質不同。傳統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變、分工水平變化和經濟增長變遷的關鍵。因此，結合“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可以對一個國家的分工和增長現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釋。
盧曼的分化理論根據系統分化的形式區分了不同的社會類型。系統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統之內重復建立系統的過程，即一個系統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統⑦。盧曼認為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種理想類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層級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相同的次系統，層級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不同的上下階層，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功能不同的次系統（如經濟、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會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會系統，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為自給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會單位。分支式分化導致的是量的擴張，而沒有質的變化，它不具有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也無法承擔更為精巧的社會功能，更不可能有較高程度的分工和經濟發展水平。
傳統社會以層級式分化為主，雖然也存在著各種功能不同的領域，但本質上是一個在統一價值觀念（例如宗教意識形態）籠罩下按照單一分層規則所形成的等級分明的金字塔結構。層級式分化按照統一的意識形態賦予不同職業以各自的等級，在金字塔塔尖的統治階層（國王、主教等）可以憑借自身的等級支配著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領域。換言之，整個社會雖然分化為不同功能的領域，但這些領域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等級高的群體可以同時身兼多種功能而實行統治，表現為一種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統治形態。
現代社會以功能式分化為主，其突出特征是個人從傳統社會的有機體中獨立出來，統一的意識形態讓位于更為多元的價值信仰，承擔不同功能的各個領域日益成為界限分明、相對獨立的自治系統?，F代社會中的每個領域之內雖然也存在著層級秩序（例如政治領域存在權力大小的級別、學術領域存在職稱高低的層級等），但各個領域的層級劃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規則，不同領域之間的規則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領域的規則不能引入到學術領域，導致權力越大則職稱越高的結局）。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個領域、多個分層規則并存的網絡型結構社會，整個社會并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層級劃分規則，而是遵循各個領域相對獨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分工僅意味著一個人把越來越多的工作時間用于越來越少的工作領域，即一種專業化的過程。然而，分工的展開不僅涉及個體的意愿和努力，也取決于相應的激勵環境，而這個環境的塑造則深受整個社會分化模式的影響。在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中，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職業，也產生出相當規模和深度的社會分工。然而，首先人們選擇職業的范圍受到層級的不同程度限制，一個人的出身等級極大地制約其職業的選擇（極端的例子如傳統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種姓級別與職業種類一一對應）；其次，社會分工水平也會受到層級結構的限制，社會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碰到統一意識形態和層級規則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滯下來；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無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領域中的人們難以僅憑借自身的專業化水平提升獲得合理的回報，阻礙了分工的持續深化⑨。
所以在現代化轉型理論看來，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統一意識形態和單一分層規則被打破后，個人擁有了自主選擇職業的權利，人們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憑借自身的專業化努力而躋身更高的階層。雖然社會仍然會有籠統的精英/普通民眾、上層/下層之分，但不同領域的精英階層遵循的是各自的規則，某一個領域的上層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領域，由此保證了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性，也使得各自領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斷持續。
表面來看，分工深化只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然而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模式，會深深影響著這個社會的分工水平。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雖然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分工和一定的經濟增長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深化的持續展開，也難以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現代社會，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籬，營造出專業化水平提高可以帶來相應回報的激勵環境，從而推動分工的無限深化，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
四、中國的分工、分化與現代化轉型
運用上述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來審視中國的問題，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是世襲因素相對少、社會流動性比較高。自秦始皇廢分封、置郡縣以來，國家派出的政府官員而非世襲貴族逐漸成為地方的實際治理者。錢穆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單只皇室一家是世襲的，“政府里便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⑩。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推行在理論上實行了“將政權開放給任何人”的目標。絕大多數人無論出身，只要有才學和一定的運氣就可能通過考試進入到社會的上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即使貴為宰相，許多也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發現明清社會上層的垂直流動性甚至是現代西方國家也難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國傳統社會雖然也是層級式分化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結構，但不同階層中的人員卻非完全固定，上一輩處于社會的下層，下一輩可能轉變到上層，反之亦然。較少的身份世襲因素和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使得人們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和更大的階層變動可能，這也使得層級式的社會結構更為靈活和寬松，可以產生和容許更高的社會分工規模和深度。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能夠取得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此也是密切相關的。
然而，傳統中國社會也具有層級式分化的鮮明特征，即單一分層規則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為主的統一意識形態的支撐下，整個社會按照單一的政治權力規則被區分為不同的等級，由此形成了“官本位”體制，貫穿傳統社會幾千年，一直延續至今。所謂官本位，即人們以追求政治領域的行政權力（即“做官”）為指向。在官本位的層級式分化下，權力級別的劃分原則彌漫到不同的社會領域，其他領域的發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權力的直接影響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顯體現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為集讀書人、官僚、地主、鄉紳等各種身份為一體的階層，承擔著維護道統、服務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種功能，是整個社會治理的主體和社會運行的黏合劑，但由此帶來的負面結果是官僚階層的非專業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盡管傳統中國社會有著更為寬松的社會結構和較高的社會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層級式分化所設下的限制。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持續提升，同樣也難以產生出現代的經濟增長。
雖然與過去相比，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狀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從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顯，總體上中國社會目前仍然處在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結構向著網絡型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之中。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仍然不夠清晰，權錢交易、權學交易、權法交易等不當現象仍屢見不鮮，各個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現象仍然普遍，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的定位和關系都有待進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開始的中國能否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的問題，從分工、分化和現代化轉型的理論視角來看，中國要進一步推動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和經濟持續增長，實現創新和轉型升級，就需要分工的繼續深化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也意味著社會應該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轉變，由此伴隨著社會結構從金字塔型逐漸過渡到網絡型、治理模式從功能泛化轉向功能分化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所以打破官本位體制，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和政資分開，將會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任務的重中之重。
五、未盡的討論
隨著研究的深入，筆者日益發現，無論是運用“社會系統分化理論”還是“現代化轉型理論”，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結論其實隱含著一個前提，即均意味著“中國會逐步走向一條由西方經驗所導致的發展道路”。這其實是一個韋伯式的命題，那就是“為什么西方獨特的發展經驗和道路，會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和意義？”韋伯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引言”中曾經問到：“究竟哪些情勢一起作用，導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僅僅在西方這里，才出現的文化現象――而這些現象，至少我們通常都以為，它們的發展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認為中國的發展必然會遵循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所總結出來的社會演進模式，并由此來推斷中國未來的進程和應該做出的轉變，這是不是又成為了另一種類型的“刻舟求劍”呢？
西方國家功能式分化的社會，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傳統之上的，整個社會的制度安排和運行都基于個人權利。在這種文化傳統和相應的制度安排下，每個個體都是社會的完整縮影，都有其內在的權利和責任，僅憑個人串聯著互相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和政治領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經典比喻，西方社會就像捆柴，單個個體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個個社會團體）。每個社會團體同樣具有個人權利衍生出來的權利和責任，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間形成相對分明的界限，因此社會的結構是一個團體格局。這種基于個人權利而形成的團體格局，對于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產生具有重要的影響。而西方之所以會逐步演變成這種基于個人權利和團體格局而導致的功能分化式現代社會，與其所秉持的救贖和求知兩大終極價值、獨特的歷史進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下，個人是社會關系網的中心點、而非孤立的個體。中國的社會關系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其關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人會與所處圈子中心的人發生聯系（即所謂關系），聯系的緊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規則取決于處于不同圈層的人與中心的人遠近程度，即血緣和親緣等關系的密切程度，這種關系的遠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稱的人倫。中國社會結構就是這樣一個個人的社會關系共同交織所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顯然，不同的文化傳統產生出不同的觀念和制度，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會受到其文化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這種“關系主義”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國一定會向著那種“功能分化”式的社會演變方式前進嗎？這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從增長、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如果“要維持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分工持續深化，而要推動分工持續深化則需要社會由層級式分化轉向功能分化式”的邏輯命題成立，從而推出“中國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分工的持續深化，也需要轉向功能式分化的社會”的結論，那么在“差序格局”和“關系主義”的文化傳統下，中國的功能式分化又該如何具體實現呢？換言之，中國式的功能分化社會又表現出哪些與西方不同的特征呢？這同樣是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
至此，為了回答“中國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這個問題，從“增長”“分工”一路追蹤到“分化”“現代化轉型”，再繼續討論到“社會格局”和“文化傳統”，似乎已經離開最初的問題太遠了。根據推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11772國際元，已經超過了前述“高收入之墻”的11000國際元標準。即使根據當年價美元計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也達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會在2022年能夠躋身世界銀行設下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看起來“中國能否邁入高收入國家”，已經是一個即將由事實所驗證、無須再多加討論的問題了。
然而我們卻不能這樣盲目樂觀，無論是中等收入陷阱還是高收入之墻，其標準僅僅只是幾個數值，更為重要的是數字背后所反映的觀念和制度的變化。中國邁向高收入，本質上是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環節，而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目前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目標，即“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仍然任重而道遠。即使從經濟領域來看，隨著經濟增速的下降和增長模式的變化，過去30多年高歌猛進的發展階段已經結束，中國這艘大船逐漸離開了原有的航道，來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來的征程必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需要繼續展開探索。同樣如上所述，從“增長”“分工”“分化”到“現代化轉型”的探討依然沒有結束，中國在自身傳統下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能夠走向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從更深層次來看，中國如何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觀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過程中實現“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決“孔子+馬克思”的難題，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轉型之路，也許還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注釋
①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達到4270美元（當年價美元），邁入了世行所設定的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世界銀行從1987年開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國分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類。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國家標準為人均國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區間內。參見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數據參見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單位“元”為1990年國際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說明，“元”均指1990年國際元。根據數據推算，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為8127國際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墻”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匯率法）的收入門檻。他們指出，凡是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的國家，其制度質量指數（世界銀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較高（沙特除外），而絕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國家，制度質量指數的水平都較低。因此，一國要跨越高收入之墻，必須在政治穩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設、反腐敗狀況與管制質量等制度建設上有良好的表現。
④參見喬納森?安德森：《走出神話：中國不會改變世界的七個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頁；劉世錦等：《我國未來生產率提升潛力與經濟增長前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2014年，第173號（總第4670號）。
⑤楊小凱曾用一個“私人建房”的生動例子來比較中國和美國分工水平的明顯差距。在美國，私人修建別墅中“復雜靈活的推土機”“現場水泥澆灌機”等專業化設備的使用，與其擁有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參見楊小凱：《經濟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⑥例如在計劃體制下，各種原材料和產品雖然由計劃調配而不存在市場交易，但同樣也會產生政府部門、企業等主體之間因互相協調產生的制度成本，而且這個成本往往會高于市場調節下的交易成本。參見張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轉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17―518頁。
⑦⑧參見G. Kneer， A. Nassehi：《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魯貴顯譯，巨流圖書公司，1998年，第148頁，第181頁。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機構，教師或科研人員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級別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報，由此導致科研的專業化水平難以有效提高。
⑩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
B11參見何炳棣：《的成功階梯：社會流動的方面1368―1911》，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B12參見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頁。
B13例如權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天主教會制度、科學革命、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等等。
B14參見：《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頁。
B15唐文明教授認為當代儒學面對現代性的立場應該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參見唐文明：《迎接儒學復興的新階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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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世錦，等.陷阱還是高墻：中國經濟面臨的真實挑戰和戰略選擇[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3]韋森.再評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J].經濟學（季刊），2009，Vol8，（2）：743-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