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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理論文范文1
關鍵詞馬拉穆德《店員》猶太文化
美猶太作家伯納德·馬拉穆德(BernardMalamud。1914－1986)曾獲得“國家圖書獎”與“普利策獎”。其代表作《店員》中通過講述非猶太青年弗蘭克·阿爾班在與猶太人莫里斯(Morris)一家的交往中，從一個“街頭浪子”成長為“有責任感、正直、誠實的人”，并最終選擇成為猶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國大蕭條時期下層猶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猶太民族的價值取向與信仰理念。本文略論書中所反映的猶太文化因素。
一、主題簡疏
《店員》的“猶太身份”決定了“苦難與忍受”必然成為其一大主題?！蔼q太”這個詞，因為猶太人在歷史上所遭受的苦難屈辱，已經萌生了一個隱含意思——“苦難”。在歷史上。猶太人可謂是歷經劫難。從《圣經=》中所載摩西率希伯來人出埃及，到上個世紀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正如小說主人公莫里斯所說，“他們受難，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薄翱嚯y”已經成為猶太文學的母題。
雜貨店老板莫里斯一生窮困。他經營一生的小雜貨店其實無異于囚禁他的監牢。他被終身“埋”在店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心中始終存在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是他的另一個名字。這樣的隱忍精神在弗蘭克·阿爾班身上也有體現。弗蘭克本來和同伙要打劫莫里斯的店，但他心中一絲良知還未泯滅，為受傷的莫里斯遞上一杯水，從此與這個小店，與這家人結了不解之緣，從“入侵者”成為“成員”(店員)，并最終接受割禮成為猶太人，成為第二個莫里斯。把小店維持下去，這充分體現了他的勇氣與忍耐精神。
小說另一主題是“犯錯與救贖”。猶太教義說，“我們的生命擁有這樣兩個世界：一個是現時的世界，另一個是永恒的贖罪悔過的世界。”這部小說。從體裁上講可稱為“成長小說”。弗蘭克從一個無所事事的小混混，“入伙打劫犯”變成“店員”到最后接管小店，成為一個具有責任感，道德健全的猶太人，從“打劫”到“小偷小摸”到做一個“誠實的生意人”，并最后做出懺悔，他在心理上、道德上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經歷了“犯罪——救贖”的洗禮過程。而這一切應主要歸功于莫里斯一家。弗蘭克“耳濡目染”了莫里斯的正直善良與隱忍精神，作出了最后的抉擇，同時也找到了自我。莫里斯可謂是弗蘭克的“父親”，雖然不是生理上的。卻無疑是心理上的。弗蘭克是一個孤兒，在孤兒院長大，是莫里斯將弗蘭克帶入一個新的社會，教給他“社會準則”(猶太準則)，賦予他身份，使他能夠以“正當”“合法”的身份糊口，從各方面影響著他。就像摩西，率領希伯來人前往迦南圣地，保障他們不誤入歧途：莫里斯對弗蘭克也正有著類似的“指引”作用，“救贖”作用。
二、猶太信條
小說反映了猶太人的諸條信念，如對教育的重視，隱忍、寬容精神，以及通過自省獲取真理的理念。
首先，猶太人一向重視教育。猶太教視“不受教育”為第一過失。為了避免犯錯誤，發揮潛力，人應該受教育。長輩告訴后輩要接受生活的教育，明確生活的目標并為之奮斗。書中海倫一直渴望上大學，并最終如愿以償。這完全體現了她所受的家庭教育。弗蘭克所接受的則是“生活教育”，可以說弗蘭克的轉變源于莫里斯的言傳身教、海倫贈他的《圣經》，以及兒時聽的圣方濟的故事。莫里斯對弗蘭克的“救贖”實際上也是一種“教育”，“生活教育”。另一對弗蘭克產生深遠影響的是圣方濟(StFrancis)，童年時他就在孤兒院聽過圣方濟的故事。這也許是他心中存有一絲不泯良知的原因。也許圣方濟所宣傳的“貧窮神學”根植在他的心里，使他甘心“選擇貧窮、選擇受難”。圣方濟的故事一直在弗蘭克腦海中，弗蘭克認為他“偉大”。因為“他喜歡貧窮，說貧窮像一位王后，他像愛一位美婦一樣愛她。”在小說末尾，弗蘭克一邊讀《圣經》一邊照看店鋪，腦中出現了一個美妙的幻想。圣方濟把他雕的木玫瑰變成了鮮玫瑰，并代表他獻給海倫?？梢哉f。圣方濟代表著希望，弗蘭克在內心里依賴他。期待圣方濟能夠幫助實現他的愿望。
其次，猶太人相信人不是罪者(sinner)，只是犯了錯誤。猶太人愿意原諒他人，容忍他人的錯誤，就像莫里斯對弗蘭克一樣。莫里斯一直以來都很容忍弗蘭克。發現弗蘭克偷錢后。竟然還為他找借口——工資太低，還給弗蘭克加薪。別人可能說他傻。但這一切只是出于他善良的本性，他的仁慈寬厚。即便是海倫。在弗蘭克“冒犯”她以后。其實也原諒了他。
再者，猶太人篤信真理存在于每個人的心中。如果一個人懂得自省。他就會領悟何為“真”，何為“善”等等。弗蘭克于自省中蘇醒。“打劫”之后，弗蘭克經歷了一系列的內心掙扎。該不該懺悔，怎么懺悔，何時懺悔，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犯了“最不該犯的錯誤”。經過內省，他終于找到了內心深處的“真”與“善”。成為店員后，他一度習慣性地“小偷小摸”，但海倫跟他講的“必須要自律”的話語時?；仨懚?，“‘自律’，他竟然對這個字眼有些著迷，只要一個人想，愿意，他就能做好人：接著他就會后悔不已，后悔一直以來任由自己的品行向下墮落。沒付出一絲努力來改正自己……但是今天，他下了決心要回到正路上來，歸還所有以前‘拿’的錢，一點一點從莫里斯那里‘摸’來的144塊錢?！币粫r沖動冒犯海倫后，弗蘭克痛苦懊悔萬分。“他打算自殺。與此同時那可怕的一幕又重現眼前，感到那時的他簡直不是自己。他實際上是一個道德感強烈的人。”弗蘭克最后才成為猶太人。之前不能說他按照猶太人的信條做事，但他在莫里斯與海倫的影響下，通過自省“改邪歸正”，體現了這一猶太理念，也反映了作者馬拉穆德對人性的肯定。
三、圣經關聯
一部猶太作家的作品，一個非猶太青年在一個猶太家庭的感召影響下皈依猶太教的故事《店員》的《圣經》關聯可謂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在人物形象上，莫里斯體現了摩西的影子。莫里斯終身信奉并遵循《摩西律法》(做正確的事，要誠實、善良)，他告訴弗蘭克，“如果一個猶太人忘記了《律法》，他就不是一個好猶太人，不是一個好人?！眱叭蝗缒ξ鲝奈髂紊缴舷聛怼Ｓ栒]崇拜金牛的希伯來人。此外，莫里斯也體現“替罪羊”原型。莫里斯一生所信奉的猶太信條無異于耶穌身上的十字架。而弗蘭克身上則體現出“浪子”的原型?！杜f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講述了了“浪子回頭”的故事。弗蘭克和這個浪子一樣，經歷磨難，甚至犯錯才能成熟，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莫里斯失去了兒子以法蓮，弗蘭克犯了錯。但他悔改了，并被原諒，接納，成為鮑勃家一員，可以他最終替代以法蓮的位置，繼承了莫里斯的家業。
其次從情節框架上看，弗蘭克犯錯——懺悔——獲得救贖的情節架構，在《圣經》中屢見不鮮，可稱為《圣經》的主旨，懺悔是獲得救贖的途徑。以斯拉因百姓與異族通婚認罪祈禱(《以斯拉記：9：1－15，10：1－17》)：先知指責百姓的罪惡，世間公理正義不存，世界籠罩在黑暗之中，光明不見，百姓向上帝懺悔。承認“悖逆耶和華，犯有罪孽，說欺壓和叛逆的話……”。并最終獲得了耶和華的拯救《以賽亞書：59－61》、《尼希米記：9：1－38》中以斯拉的“認罪禱告”也暗示出這一模式。以色列人承認自己的罪惡和列祖的罪惡，悔恨曾經背離了耶和華。把律法丟在一邊，殺害先知，不聽誡命，違犯典章。懺悔之后，他們簽署公約，約定必遵行律法。謹守一切誡命、典章與律條，從而獲得了上帝的原諒。
此外，書中出現的一些象征也具有《圣經》關聯。如牛奶與面包。送遞員每天早晨給莫里斯送來牛奶，還有每天賣掉的面包圈。牛奶與面包象征著莫是里斯是社區的“維系者”，為鄰里提供營養，他不僅是一個小商人，也實際上是社區的“道德維系人”。弗蘭克在地下室忍饑挨餓時。以牛奶與面包圈為食。這很容易讓人想起《圣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時，窮困潦倒，饑寒交迫，上帝恩賜他們“嗎哪”與“露水”，使他們能夠繼續存活。
四、對猶太理念的置疑
文化管理論文范文2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當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場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國家體系創新。它不僅將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過程和未來走向，制約著中國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為當代中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種新的存在性依據，成為當下中國行為的一種文化生態，影響和推動著中國全面的制度創新、路徑改革和價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在這樣一種宏大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文化產業被賦予了新的責任：參與入世后的中國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所必須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整體進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轉移，協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滿足國家的戰略需求，推進國家文化與文化產業創新系統建設。張曉明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國面對的是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對中國文化產業具有“不對稱優勢”。因此，入世后在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發生的競爭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不對稱競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際性產業發展格局的不對稱：以夕陽產業換我朝陽產業；(2)國內外文化產業發展的不對稱：以產業實力搏我資源潛力；(3)已承諾開放領域競爭的不對稱性：以產業高端對我產業低端。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將由有限范圍和有限領域內的開放，轉變為WTO規則框架下的寬范圍和多領域開放；由以試點為特征的政策性開放，轉變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國政府承諾的時間表開放；由單方面為主的自我開放，轉變為中國與世貿組織成員之間雙向的相互開放。張曉明認為，鑒于國際性文化產業發展出現了手段和內容的矛盾，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具有一種“后來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趨勢，中國在制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時應以實現可持續的、跨越式的發展為基本指導方針，并遵循這樣的原則：以文化藝術的原創帶動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以文化產業帶動信息產業，以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整合，以制度創新應對制度競爭。
發展文化產業需建立與之互補的文化藝術保護方式
新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將文化藝術分為經營性(以盈利為目標)和非經營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藝術建設為目標)兩大部類，在建立市場性經營性文化產業的同時，還必須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對位性互補的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二者相輔相成，形成當代文化發展的合理架構。金元浦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認為，我國當前的文化遺產保護必須首先理順下面幾個關系：(1)文化遺產“救亡圖存”與復興光大的關系；(2)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關系；(3)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遺產當代利用的關系；(4)文化遺產保護宏觀整體規劃與分檔次、分階段、分地區的具體策略實施的關系。金元浦認為，結合國情，我國文化藝術的保護方式應采取政府保護、法律保護、市場保護與社會支持等多重因素綜合運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護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護方式是文化藝術保護制度改革的關鍵環節。這種保護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藝術的宏觀調控機制，主要運用政策的傾斜來實施文化保護，并協助立法機關建立和完善文化保護的法律、法令和法規。其次是逐步加大國家文化資金的實際投入與監督實施，保證文化藝術在國家投資預算中的實際增長。其三，政府保護方式還應包含對民族傳統文化和瀕危藝術的特殊支持、對高雅藝術的大力資助，以及重點文化設施的建設、擴充與維修。(2)盡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護方式。當代藝術保護中依靠法律形式進行保護成為各國注意的焦點，法律方式保證了當代藝術保護的法律地位與運作程序，也保證了藝術保護的公眾意識與社會責任。其根本意義是通過減免稅收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以達到文化藝術總投入的實際增長。(3)迅速建立市場保護體制。文化藝術的市場保護包含兩大方面；其一，為努力發展上規模上檔次的一批大型文化產業，依靠市場方式，通過文化產業自身的擴大與積累來改變我國過去文化保護中單一的輸血模式，形成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其二，對于那些不能以產業形式發展的文化藝術則必須通過市場尋求企業資助的道路。從企業贊助保護方式來說，要想使其發展起來，必須保證企業投資能獲得相應的回報。(4)爭取廣泛的社會支持與全民保護。當代藝術保護中的社會支持和全民保護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力量。當代社會通過多種途徑特別是現代傳媒營造保護文化藝術的社會氛圍與社會輿論，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藝術的文化大眾，這是保護藝術的最深厚的社會基礎與心理根源。
發展文化產業亟需改革文化體制
加快發展文化產業，必須抓緊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對國有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以下簡稱國有文化部門)進行戰略性的改組。因為國有文化部門占有了我國文化資源，包括文化人力資源的絕大部分，是我國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導力量。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搞好國有文化部門的改組、改制和改造，實現國有文化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文化產品生產機制的轉變，是加快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步伐的關鍵所在。齊勇鋒研究員(國務院體改辦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指出，國有文化部門在進行戰略性改組過程中應堅持“6個有利于”原則：(1)有利于建立科學合理、靈活高效的文化宏觀管理體制和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保障國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建立新型的投融資體制和國有資本的管理、監督與運營體制，使國有資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時，布局更加合理，結構進一步優化；(3)有利于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科學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4)有利于促進國有和國有控股的企、事業文化單位轉換經營機制，調動經營者和廣大職工的積極性、創造性，激發其生機與活力；(5)有利于在國有文化部門改革中，調動各方利益主體的積極性，確保出資人、債權人的權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國有文化部門改組、改制的平穩過渡和社會穩定。
具體到傳媒體制，孟建教授(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系)通過對美國文化體制的介紹給人以很大啟發。他說，1996年2月8日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1996年電信法》，徹底打通電信業、傳媒業、娛樂業等行業壁壘，大大放寬了媒體經營范圍，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媒體業和其他行業之間石破天驚的變革：并購、聯合、重組。經過近5年的實踐，這種變革的巨大成功已讓全世界為之矚目，在機構重組、產業關聯、資金融合、技術平臺等方面形成了新興的實力巨大的娛樂傳訊業，并很快躍居美國出口榜首。美國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鑒之處，如我國至今還將電視業與電信業割裂開來的做法，就根本無法實現戰略上的大整合。尹鴻教授(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也指出，中國傳媒業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團，而是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因此，中國傳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規模，而是改革體制，拆除縱向與橫向的行政壟斷的籬笆，分離政府管理職能和企業自主經營權力，將傳媒的行政管理體系轉化為與市場體系相適應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產業體系，逐步建立公平規范、競爭有序、優勝劣汰，充滿活力的市場運作機制。
發展文化產業需實現理論創新
現今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文化不僅僅是飯后茶余的調料、愉悅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繆其浩研究員(上海圖書館)認為，文化要成為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角，必須實現“3個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創意是生產力的源泉，是發展的原動力。源于人的創造力的創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識為基礎的新經濟中，文化產業和其它行業中的創意部分將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2)文化產業破壁。文化產業不僅自身要做大做強，還要與其他產業形成共棲、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我國行政管理上條塊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這種良性互動的實際發展還遠遠落后于人們的預期，正在成為一個嚴重阻礙文化產業成長的瓶頸。(3)文化隊伍破壁。目前承擔21世紀文化產業發展重任的文化隊伍出現嚴重的知識偏門和缺失。必須以更寬容的姿態重新定義文化人，在更寬廣的視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擁有一支適應新世紀使命的文化隊伍。就文化產業的人力資源開發，陳少鋒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有自己的見解。他指出，管理知識的匱乏以及與管理相關的商業意識、商業倫理、職業化管理、人力資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產業人力資源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目前我國文化產業人力資源的突出問題是，專業藝術類、行政類出身而非管理類出身的人員所占比重過大，整體人群文化知識層次較低，專業化力量有余、經營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陳少鋒認為，對其他產業的經理人實施有關文化產業的培訓，或者對現有文化產業領域從業人員進行商業管理的教育，是文化產業人力資源開發中一項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則從發展文化產業的全局出發提出了“5個創新”：(1)理論制度創新。突破在文化產業制度改革上的路徑依賴和政策瓶頸，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給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發展，以制度創新啟動新一輪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產業結構性矛盾和體制而可能導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場創新。進一步完善文化產業投融資政策，放寬民營文化企業和民間金融資本市場準入的尺度，消除在這一領域內的歧視性政策，使民營民間文化產業和資本享有充分的國民待遇。(3)產業鏈條創新。進一步完善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整體配套，特別是加強文化產業的“上游”基礎和“下游”通道。(4)產業結構創新。形成新的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機制。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已經構成現代社會互為依存、以高技術和高文化為共同特征的支柱產業群，信息產業的發展極大改變了文化產業的技術基礎，帶動了其產業結構的提升，但其下一階段的發展必定是以文化產業為前提和發展動力。(5)社會結構創新。構建各類社會中介機構，建立健全文化行業制度，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協同發展的新體制。
文化產業應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可持續發展是文化產業發展的歷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員(遼寧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種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有兩條線索，即橫向線索與縱向線索。橫向線索反映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縱向線索反映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文化產業發展的關系。中國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線索與縱向發展線索都有兩種不同的狀態：一種是公平的狀態；一種是不公平的狀態。講文化資源開發或文化產業發展的公平，主要講規則的公平。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完整含義，不單純是實現橫向公平或縱向公平，而是要實現兩種公平的統一。實現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的統一，關鍵在于把握一種分寸。這個分寸不僅是一個質的規定，同時也有量的規定。在這個規定的范圍內，可以把對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人們利益的損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滿足提升到可以實現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戰略強調的是一種生態倫理，那么文化發展戰略強調的就是一種全球社會倫理?？沙掷m發展注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文化發展戰略則更注重人與人之間、身與心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毛少瑩(深圳特區文化研究中心)認為，文化發展戰略應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視公平超過重視效率，控制貧富分化，尋求均衡發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質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資本”替代“經濟資本”；以精神消費填補物質消費無法滿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節奏的“休閑娛樂型(精神消費型)社會”替代快節奏“工作消費型(物質浪費型)社會”。(4)確立更合理的發展指標，將社會文化發展納入社會水平的衡量之中；將人類對幸福、快樂的追求——而非僅是對物質財富的病態擁有——恢復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礎上；致力于保護精神健康，以價值理性管理人類社會，走人與自然、身與心的和諧發展之路。
文化產業應走高新技術之路
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由于確定了知識資本、技術資本、人力資本及相關的文化、技術等因素在經濟運行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這使得愈來愈從尖端部門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驅動力。黃健教授(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認為，引導高新技術進入文化產業，在提升文化產業的品質、產品的品質方面，在市場融資方面，都將產生重大的效應，獲得較好的效果。同時，人們也將看到文化產業的運作理念與其它產業運作理念的不同。因為隨著科技與文化大發展時代的來臨，人們對產品的技術要求、文化要求、審美要求也將愈來愈高標準。文化產業作為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興產業，作為以滿足人類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為主要目標而生產、服務的新興產業，其運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產、服務上，而是必須要實現產業的管理重心由常規的生產管理向技術創新和信息化的知識管理方向轉變，整個產業的經營目標必須實現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方向轉變，以保持整個產業發展的創新性與發展活力。柳士發(文化部文化市場司)指出，以數字化、網絡化和多媒體化為代表的當代信息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嶄新的文化形態——數字文化和網絡文化。這些新興文化的特點在于，利用網絡特性拓展傳播內容，不滿意于簡單復制傳統媒體，而是走上了自主發展的新路。文化產業一旦與信息數字化、現代通訊技術等高科技結合起來，勢必如虎添翼。對于我國來說，雖然在文化上網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不過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數字文化鴻溝。據統計，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和輸出流量中，我國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全面鋪開的同時，我們要將信息資源的開發利用作為我國信息化建設的首要任務。中國數字文化工程既要著力于公共文化建設，又要促進文化產業發展，逐步建立起照顧職能管理、社會公益服務和文化市場運營三位一體協調發展的國家文化信息服務體系。
傳媒產業需實施“走出去”戰略
文化產業發展不僅要有內需的拉動，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動。然而，中國存在著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根據國家版權局2001年的不完全統計，我國版權貿易的輸入輸出比為10：1，在文化電子產品貿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我國至今尚未擁有自己的核心標準和主打產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國家中，以版權貿易為核心的國際文化貿易，已經成為支柱產業。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引進來向走出去的戰略轉變，不僅是推進我國文化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貿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為文化產業的排頭兵，傳媒產業如何利用本土資源，保持中國傳媒的國內主體地位和提高國際影響力?尹鴻認為，對于目前的中國傳媒介來說，走向國際市場至少具有4個有利條件：(1)從經濟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國傳媒具有一定的市場競爭的價格優勢；(2)從文化上看，全球化環境下的東方文化提供了一種參照性的“還鄉”意義而逐漸被西方人關注，中國傳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優勢；(3)從地域和文化的傳統上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華語地區，日本、韓國等亞洲其他大中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華人群落等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傳媒的文化交流空間，中國傳媒具有市場潛力的優勢；(4)從西方傳媒來看，近年來由于片面地走上數字虛擬化、大制作、單純追求商業價值最大化的道路，傳媒的人文地位和社會公益品質都明顯下降，為其他國家傳媒文化的乘虛而入帶來了契機。面對這些顯在的和潛在的優勢，中國傳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來開拓中國傳媒的國際空間：(1)組建經過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國際營銷實力的國際性的傳媒制作發行機構，形成規模適當的符合現代企業發展規律的專業化、流水線化的國際性傳媒企業；(2)積極從國外和國內一流大學以及其他企業吸收一批能夠從事跨國經營的具有專業素質的傳媒經營管理人才；(3)從資金和政策上支持生產一批按照國際市場需要制作的媒介產品，創造“中國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國產的傳媒產品在制作技術和藝術標準上而不是制作規模上與國際傳媒產品接軌；(5)積極推進傳媒的橫向整合，開發多種媒體的媒介產品，實現整合營銷。
中國廣告業增量空間巨大
與會代表不僅從宏觀上對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把脈，而且對具體行業的發展前景做了預測。黃升民教授(北京廣播學院廣告學系)指出，在新的世紀，中國廣告業有著不同尋常的表現：兩極分化、業務分流、競爭激化、資本參與、創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數字，2001年全國廣告經營額為794億元，增長率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體之中，報紙、電視和雜志的廣告增長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對于中國廣告業的前景，專家們還是充滿信心。喻國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指出，從1981年1.81億元的經營額起步，到2001年達到了794.9億元，年均增速40.2%，經歷了21年增長的內地廣告市場，它的“飽和”時代還遠未到來，它的經營額還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間。他預測，今后8年，中國內地廣告業的發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場經營額有望突破1000億大關，到2007-2008年，可能超過2000億，到2010年估計達到2609億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來的巨大增量空間里，報刊廣告的增勢將超過目前處在強勢的電視廣告。盡管在1983-2001年，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在同行中最為迅猛，年平均增長率達到51.7%，但近年來，電視廣告經營額的增速明顯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長率降至14.8%，低于報紙廣告的15.6%、雜志廣告的17.2%和廣播廣告的16.6%。專家們預測，報刊廣告的年平均增長率在2010年前將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報刊廣告經營額總量將從2001年的182.6億元達到587億元，其中報紙廣告經營額約547億元，雜志廣告經營額約40億元。喻國明還指出中國報刊廣告業未來發展的機會點：(1)從時間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從地區上看，中南、華東以及華北地區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密集的地區；(3)從城市看，北京是報刊廣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個報刊廣告投放總量的1/4，廣州、上海、深圳也是報刊廣告投放量最為集中的城市，上述4個城市的報刊廣告經營額占全國報刊廣告經營額的“半壁江山”(51%)。從增長率上看，深圳、大連、南京、廣州、青島以及哈爾濱是報刊廣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從行業上看，房地產、醫藥、計算機廣告是報刊廣告的三大支柱型行業，這3大行業廣告的投放量占報刊廣告總額的36.7%。從未來發展的潛質上看，金融保險、機動車、房地產則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間。
發展文化產業促進西部大開發
文化管理論文范文3
當代文化產業的發展首先必須進行文化觀念的變革與創新。對文化的認識將全面改變我們對待當代文化產業發展的態度。
從國際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與發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人們普遍認識到，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脫離人或文化背景的發展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發展。文化作為發展的手段盡管很重要，但它最終不能降到只作為經濟發展的手段或促進者這樣一個次要的地位。發展與經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組成部分，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而文化政策則是發展政策的基本組成部分，未來世紀的文化政策必須面向和更加適應新的飛速發展的需要。
其次，當代文化創意產業的崛起，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它代表著當代先進的社會生產力，代表著生產力未來發展的方向。
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總是在先進文化的開啟和引導下向前發展的，在特定歷史時期，先進的文化對于社會生產力的解放甚至具有某種決定性的作用。人類歷史上，每一種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都是在吸納先進文化（先進的社會觀念和先進科學技術）的優秀成果之后蓬勃興起的。從本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人類開始迎接第三代生產力。這就是電子時代的智能生產力。作為當代世界的先進生產力，第三代生產力建立了文化與經濟、政治，文化與科學技術交融一體的嶄新關系。它強調我們在進入小康社會后，經濟中的文化的、知識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將越來越具有重要的、主導的、甚至某種決定性的作用。
經濟的文化化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它代表著未來生產力發展的方向。這就是產業結構的下游化和需求結構的上游化。產業下游化是當代世界經濟的一條重要規律。一國經濟從人均低收入進入到人均高收入的發展過程中，第一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持續下降，第三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會持續上升，而第二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會先升后降。綜合橫向比較分析結果可知：一國經濟發展從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過程中，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結構狀態。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無疑將會走向服務產業、知識產業、創意產業、以至體驗產業。文化作為日益強大的產業結構將越來越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產業。
文化管理論文范文4
長江下游三角洲從河姆渡、羅家角、崧澤至良渚文化為止的新石器時期農業，已連續綿延達3000年以上，稻的種植始終貫串整個過程，便利漁獵采集的比重逐漸有所下降，稻米為主的糧食供應的比重逐漸增加，為社會成員提供更多而穩定的食物來源，促進了原始社會人們的勞動分工，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產生。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當時全社會的物質生活供應之基礎的稻作農業及生產工具本身也經歷著相應的變化和發展，成為良渚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本文擬就這一時期稻作的生產問題，作一些配合的探討，以供交流。
良渚時期的生產生活用具顯然較崧澤、馬家浜時期有了很大的演進，表現為：在農具方面，種類增加，分工明細，如扁薄的長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錛、石鐮等，突出的新農具是磨制精細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還有一種因類似現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稱為“耘田器”，類似現在的千篰而被稱為“千篰”。陶器方面，由馬家浜時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轉向輪制的薄胎陶器發展，而且種類繁多，有的還是精細刻劃花紋和鏤孔，或施用彩繪。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藝水平較馬家浜時期有很大的改進。據對余杭新石器遺址47處的出土炊器的分別統計，鼎有18處，占總數的38.29%，釜僅一處，占2.12%；其余的豆、壺、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裝飾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鉞。生活工藝品方面有發達的竹編、麻織和絲織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編織方面的顯著演進，是與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進同步進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產為代表的農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農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眾多的種類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論文對此已作了詳盡的分類鑒定和探討，并提出了兩者各自具體操作方式的推論，很有說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現，是從河姆渡、羅家角的耜耕階段向人力犁耕過渡的轉折點和里程碑，崧澤時期出現的小型石犁則是這一轉折的中間過程。從良渚以后便慢慢轉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現為我國犁耕起源的演進歷史提供了關鍵的實證。筆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國學者的座談中，一位美國學者說，據他所知，中國的犁是從歐洲傳入的，筆者即簡單介紹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說明對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國外多作介紹。
根據農具種類的增加和工藝技術的改進，特別是與勞動生產率有關的石犁和破土器的應用，并參考現今少數民族原始農業農展階段的一般規律，可以對良渚時期的稻作生產技術及其生產水平試作一些分析討論。
我們知道，原始農業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種），然后轉到耜耕或鋤耕。刀耕的要點是燒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種，而進行翻土，因而必須年年或隔年就要放棄，另找新地，要等到棄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復生長，才能進行第二次的刀耕。為此，刀耕農業的一個單位的播種面積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積作為后備，以資輪轉，一個人一生砍燒同一塊土地只不過三四次。[6]進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連續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長了，因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結構和肥力，并改以休閑取代不斷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進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為耜耕或鋤耕是間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連續性的翻土，人拉犁頭可以一直向前行進，土塊隨著陸續翻起，中間沒有間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紀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還有使用，稱為木牛。據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調查，鋤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擔田（6擔田合1畝），木牛耕田兩人一天可耕4擔田，如果是牛拉犁，則一人一?？筛?4擔田[7]這雖然是侗族50年代的資料，但因為所處的耕作階段與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們參考，且很有啟發。
在良渚出土的農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兩個問題?！霸盘锲鳌币云湫螤羁崴片F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農業所達到的水平時，就徑直認為良渚時期已使用耘田器進行耘田的先進技術。
首先，我們要問，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還是移栽的？我想答案應是直播。現代南方的稻田絕大多數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間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術，有文字或物證可考的，最早見于漢朝，漢代的南方考古發掘表明，像廣東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畫像磚，[9]都有農夫彎腰在水田中雙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長棍用足薅秧，就是沒有使用類似耘田器的工具?，F今杭嘉湖寧紹一帶的農民也多以手薅為最常見，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漢代一樣。所以，很難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發明使用耘田器這樣先進的工具。又，耘田是與插秧配套的，上述廣東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來有這個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點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長大起來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無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點播，技術又很精確，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這在4000年前是還做不到的。可舉日本彌生時期的稻田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發時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遺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諸如田埂、溝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跡，為國內所未見。筆者在日本參觀過好幾處這類遺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內里八丁遺址最為典型。該遺址經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現代一樣的大片稻田，由小塊小塊的田埂圍成，每塊稻田中的稻叢殲穴，歷歷可數，并可用電腦繪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塊稻田的穴數，一穴不漏地顯示出來，以供進一步的面積、產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這些殘存下來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間隔距離又極不一致。緊密處兩叢稻之間不足10厘米，疏遠處兩叢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沒有規則可言。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這樣的稻田，不問其為移栽或是直播，是無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內行走，進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說明那時候還沒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這一環節。內里八丁遺址屬彌生晚期，相當于中國的三國西晉時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漢前由吳越人傳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歷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沒有規范化，可見行株距的規范改進是很緩慢的，這也可供我們參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來的稻作技術，在很長一段時日里，都還是實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殺草。如西晉時的鄮縣（今浙江鄞縣），其稻作水平還是：“遏長川以為陂，燔茂草以為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盵10]如果良渚時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認為有史以來西晉時的鄞縣稻作是一個大倒退。
海南島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積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復踩松軟，即撒上秀種，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長起來，則用水淹之。[11]由此看來，出土的“耘田器”當是另有用途，比如開溝之類，而不是相當于現今的稻田耘田。
關于千篰的問題，與耘田器有些類似。因其形制同現今農村使用的相似，從而推測當時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為稻田肥料。我們知道，河泥是一種緩效性有機肥，通常是在冬春時捻取，作為桑園及稻田基肥，這在明末《沈氏農書》中有詳細敘述。根據文獻記載和肥料史的知識，肥料種類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規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礎肥是家畜糞和人糞，然后是綠肥、餅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遲利用的是河泥。因為捻河泥的勞力最費，數量很大而肥效較低，在肥源十分緊張的時候才開始利用。文獻上出現捻河泥是在宋朝，這是因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戰亂，大量北人南下），對糧食和衣著的需求壓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麥兩熟和發展蠶桑，凡此都需要開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對農閑，捻取河泥以作桑園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所以不見于宋以前的文獻。4000多年前的原始農業，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連續種植幾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換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糞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況下，很難想象會先使用起河泥來。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種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時期的稻作已開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勞動生產率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當時的水稻產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總量增加，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為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擴大耕種的面積，即使在單產不變的情況下，也可提高總產量；如果是指單位面積產量較之耜耕階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這種提高在整個良渚時期是比較緩慢而穩定的，不會有大幅度的突破。
文化管理論文范文5
1.打造以績效為導向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對員工的行為具有引導和牽引作用，對保障績效管理的實施和應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企業首先要從組織層面打造以績效為導向的企業文化，利用績效文化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使整個企業從上到下都認識到績效管理既是幫助企業實現高水平績效、提供高質量績效的有效工具，又是為員工提供公平、健康的工作環境和發展機會的合理方式，從而使高層到各級主管到基礎員工都真正理解績效管理的內涵，積極參與執行績效管理。
2.認清績效管理和績效考核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績效管理經常被理解為績效考核的延伸與拓展，甚至經常有人把兩者等同，但兩者之間其實有著很大的差異，首先，績效考核只是績效管理中的一個環節，績效管理是一個完整的循環系統，包括績效計劃、輔導溝通、考核評估及反饋應用等；其次，績效考核側重點為評價與判斷，而績效管理則側重于未來提升；再次，績效考核只是特定時間或者階段開展的活動，而績效管理貫穿于企業管理活動全過程；最后，績效考核注重事后評估，而績效管理則包含事前計劃、期中溝通、事后反饋等。
3.優化績效管理制度，強化培訓企業推行績效管理，先要從企業發展戰略出發，結合自身企業文化的特點，選擇適用的績效管理工具，輔以相應的激勵機制，建立相應的績效管理制度，并不斷優化。在推進前，要對高層管理人員、中層干部、各部門基礎員工分別進行績效管理知識培訓，在推行過程中，各級主管要利用輔導溝通的機制對員工進行強化培訓，并結合科學合理的績效考核、應用反饋，把企業戰略思想、發展目標、核心價值觀、績效文化等層層傳遞給員工，使之變成全體員工的自發行為，不斷提高員工個人、團隊、組織的績效，加速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
4.建立完善的溝通機制在績效管理應用中，完善的溝通機制至關重要，制定績效計劃時，考核者與被考核者之間就績效指標、目標值、考評方式上要充分溝通，確保計劃的科學性、合理性；在績效執行過程中，各級主管應高度重視對下屬的績效溝通輔導，以確保員工能夠有效達成目標，而不只是簡單的事后考核；考核結果出來后，應及時反饋給員工，并進行有效溝通，以達到未來績效改進提升的目的，同時人力資源管理部門還應加強與其他部門主管間的溝通，把考核結果與人事調整、員工激勵、培訓開發等管理工作結合起來，強化績效管理的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二、結束語
文化管理論文范文6
1.組織結構方面
由于學校的歷史的原因，行政權利在高校里大行其道。高校學生業務的執行受到政治統治層次的控制，并導致高校行政的管理理念，管理者成為黨和政府工作人員，教師則是管理的對象。現在文化教育質量管理機構在中國形成的管理如下：首先是學術辦公室在教務處辦公室的監管機構之下。其次，人員和業務設置在學工部的管理范圍內。最后，學院成立的機構負責文化素質教育。多樣性管理機構導致各高校在教育機構設置上各具自己的文化特色。
2.權力分配方面
從文化素質教育管理角度，高校學生的組織結構的角度來看，高校教育處在一個多垂直控制管理范圍內。文化素質教育及下屬單位配有專有的人員。高校團委一般控制著高校文化素質教育的工作。在文化素質教育實現的進程中，行政機關單位處在的主要地位，其能夠有效地保護活動的開展。行政機關和學術教育權利間具有復雜性，應該進行細致劃分。
3.保障機制方面
任何工作的執行必須建立保護機制才能夠順利實施改革。高等教育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工作，需要創造高品質的教育文化機制建設，這是實施素質教育的基本要求。文化素質教育體系的項目，這是未來教育的一個概念，就應該體現在教育體系的草案，以內容和教育方法的適當反應;參與文化素質教育中，在高校實施的各個環節里，學校的資源和“素質教育為主體的文化”成為核心要素，以形成內在的力量?？茖W文化素質教育的有效保障機制的形成，協調的組織，法規和規章及其他事項的所有方面的管理，以確保協調教育有序的發展。
二、高校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管理體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高校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管理體制存在三個方面的主要問題，權利分配不均、行政化管理嚴重，權責不清、監督缺失：
1.權利分配不均
從高校對素質教育的文化教育、組織結構模式的權力上，不同部門和利益相關者，在跨文化管理素質教育上的突出問題是學術和行政權力的模糊權力錯位。管理人員培訓課程、文化、講座和其他科學領域時，行政單位的過度干預，導致行政泛化。文化管理行政教育綜合的弊端結果：首先是缺乏正確行使學術權利的方式。其次，行政弱化權力配置，學術界代表和其他有關各方的利益，行政權利和學術權利之間建立普遍認可的價值體系，對文化管理教育必須實現和文化素質教育權利的靈活運用。
2.行政化管理嚴重，權責不清
在高校文化素質教育管理過程中，由于文化規范和規則在學校的不健全，管理效率低下。由于行政權力占有主導地位，學術事務和行政事務內的推廣，使得文化素質管理教育與他們交織在一起，很難分辨。事實上，在文化素質教育管理體制中存在兩股力量，在行政化的體制中，所有的操作最終在這一管理體系中實施，這導致管理權力的沖突。制度的不健全、責任的不明確、工作效率不夠高等問題一直存在。
3.監督缺失
所有的管理措施，需要強有力的，有效的監管程序，以有效確保目標不被拒絕，然后設法達到預期的效果。監管過程控制一直是素質教育保障機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事實上，文化素質教育過程中忽略了目標，不重視學生群體的權力，缺少實施效果的反饋意見收集。在另一方面，文化素質教育部門已采取了行政部門為首的官僚機構，這種單向的管理模式，流程式的管理起不到有效的監督權。
三、完善高校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管理體制的措施
完善高校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管理體制的措施，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1.完善高校學生文化素質教育領導體制
按照教育部下發文件的精神，學校和教育的文化素質進行基本的思路應該是科學化，規范化和制度化。作為高校文化素質教育實踐應該深化文化素質教育，加強理論學習的基礎上，文化素質教育體系的特點必須建立有效的。為了開展文化素質教育的規范化，制度化，就必須提高教育學生的質量文化管理體系，并加強不同機構和共同努力，實現各部門的共同努力之間的協調。
2.明確高校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管理權責
明確高校文化素質教育部門的權責，并以動態管理的方式管理責任和權利。目前受根深蒂固的文化素質教育的影響，相關職能部門的教育和文化分工越來越明確，權責分配越來越清晰。因此，高校文化素質教育部門的權責不清晰，主要是在協調細節上。因此在特定情況下，需要相關部門協調，及時糾錯、及時解決，防止相同問題的出現。
3.規范管理制度，加強過程監督
高校文化素質教育在監管過程是素質教育保障機制的一部分，因此，必須采取相應的過程監督管理。在教育管理人員的過程控制應注意及時控制，在課堂上的行為，完整性教學和完善糾錯機制。學生教師加強關系的建設，順利開展活動，在發展領域的活動?？紤]到管理機構有限的資源，需要及時的進行監測?？梢圆扇〖泄芾斫逃奈幕|量控制活動的執行。招投標的文化素質教育管理機構，并嚴格按照組織和活動進行審查。
四、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