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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文化論文范文1
關鍵詞： 高校學報；特色欄目；地域優勢；唐都學刊
中圖分類號：G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7-0304-01
據統計，全國目前有高校學報2000余家，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中，各高校學報之間的競爭已經由最初的質量競爭、發行量競爭升級為特色競爭。如何在千刊一面的學報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學報自身的特點在哪里，如何將學報的優勢展現出來，就成為當前一個時期內，學報界探討和關心的主要議題。
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2002年就提出：“辦學報不能只是一個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反映本校的優勢、本地的優勢，不要求大而全。要樹立一個特色化的發展理念，相當一部分刊物要走特色化的發展道路。”并希望學報根據自己的地方特色、學報特色和科研優勢設立專題欄目[1]。
北京大學學報主編、教授，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學會會長龍協濤對全國千余所高校學報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某些高校雖然是普通高校，學報雖然是普通學報，但他們的某個欄目卻辦的極不普通，形成了鮮明的文化個性和特色，這些欄目有三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地域特色；二是歷史傳統；三是學科優勢。[2]
《唐都學刊》創刊于1985年，是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管，西安文理學院主辦的面向國內外公開發行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主要刊載文學、歷史、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等方面的學術論文，現為雙月刊。
《唐都學刊》常設“漢唐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研究”、“歷史文化研究”、“博士論壇”、“西部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倫理學研究”、“文學藝術研究”、“東亞漢學研究”等欄目，2011年，又新推出“實與白鹿原研究”新欄目。
《唐都學刊》從一開始就把立足古都西安，扎根三秦大地，汲取傳統文化精華，突出古都歷史文化研究作為自己的學術追求和個性特色，尤以周秦漢唐古都文化研究和陜西作家作品研究為特色。
自創刊以來就設立的“漢唐研究”欄目是《唐都學刊》的特色欄目?！皾h唐研究”欄目2006年被全國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研究會評為“優秀欄目”。2007年、2010年“漢唐研究”又連續兩屆獲得全國地方高校學報“優秀欄目”。
《唐都學刊》用如此生動、形象、貼切、大氣的“唐都”二字來命名刊物，為《唐都學刊》開拓了學術研究的廣闊天空，同時創辦的“漢唐研究”欄目更是成為中外名家暢談漢唐歷史的平臺。
人們常說，看中國五千年到陜西，陜西的土地承載著最為厚重的中國歷史文化，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周、秦、漢、唐四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全部在陜西，以致使人們認為，中華文明的DNA發端于陜西。陜西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是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最早和最繁盛的地區之一，漢代的張騫開通了以古長安為起點，聞名全世界的“絲綢之路”；唐與西域各國、與日本、朝鮮等國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在廣度和深度上都空前絕后，達到古代社會的全盛時期。
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漢唐歷史的研究一直是歷史文化學者研究的熱門，陜西的歷史學研究者則更為關注與熱愛。這固然是因為漢唐兩朝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兩個歷史時期，也因為漢唐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西安，西安人具有更多的漢唐情結也就不難理解了。[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發展，經濟領域百花齊放，文化事業空前繁榮；西安作為歷史古都，本身文化積淀深厚，近年經濟發展呈提速態勢，從而為地方期刊依托本地資源辦好特色欄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為地方學院學報，特色欄目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很多學報的特色欄目都是與地方文化相關的。例如，邯鄲是曾是趙國的都城，因此，《邯鄲學院學報》就突出“趙文化研究”；《黃山學院學報》的“徽州文化研究”；《寶雞師院學報》的“姜炎文化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天水師范學院學報》的“隴右文化研究”欄目；《運城高專學報》的“河東文化研究”欄目；《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的“越文化研究”；《常熟高專學報》的“吳文化研究”；《濟寧師專學報》的“運河文化”、《漢中師范學院學報》的“漢水流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的“海洋文化研究”；《商丘師院學報》的“春秋戰國文化研究”；《嘉應學院學報》的“客家學”研究[4]；等等，都與地方特色相關。如何讓地方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使學報特色欄目的建設能夠更加深入，更加凸現地方特色；如何使特色欄目更好的為校園文化建設服務；特色欄目如何能夠和地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怎樣能夠更好地為地方政治、經濟、文化服務，都是地方學報應該深思的問題。
陜西是文學大省，先后有多位作家獲得茅盾文學獎（路遙、實、賈平凹）。《唐都學刊》編輯部地處古都西安，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研究條件，學報編輯部可以與這些專家學者保持交流聯系，并且經常與研究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相關研究學者進行溝通學習，向其約稿，這樣就保證了一大批優質的學術稿件，使得“西部作者作品研究”等欄目能夠不斷進步與創新。2011年《唐都學刊》新開辟的“實與白鹿原研究”欄目，就是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又一項改革與創新。
特色是期刊的命脈。特色欄目更是期刊的靈魂。地方高校學報要設立自己的特色欄目，突出地方特色和學科優勢，尤其要發揮地方區域優勢，這樣才能吸引大批的優質稿件，提升刊物的辦刊質量和品味，吸引更多的讀者。同時，可以把地方特色和文化更好的展示給世界，從而為地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1]錢蓉.特色欄目：學術期刊品牌構建的點睛之筆[J].南都學壇.2008，4：12-13.
[2]龍協濤.學報的核心期刊與特色欄目[J].云夢學刊，2004，25（2）.
三秦文化論文范文2
一、社會史研究的學術活動頻繁
本年8月，由中國社會史學會組織、由蘇州大學承辦的以“家庭·社區·大眾心態變遷”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蘇州舉行，這也是社會史學會的第七屆年會。我所作為發起單位之一，積極參與了此次年會的籌備，并有七人參加了會議的討論，取得了很了效果。此次會議提交論文近百篇，其討論熱點仍在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等方面，同時社會大眾心態也逐漸脫離了以往泛泛而論而開始以具體的史料為根據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分析。其次，社會史作為專史，由于其涉及面廣且需十分具體而深入，故大多研究仍需以斷代為基礎；年會的召開，為各斷代的同行進行縱向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時區域社會史的研究，使我們對地域性的認識得以深化，避免了泛泛將史料視作全國情況而導致的對歷史理解的誤區。
11月，以“人口行為與人口環境”和“婚姻與家庭”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收到論文共十多篇。此次會議規模雖小，但論文質量較高，討論十分深入，或者揭示了我們過去不甚了了的一些現象，如節育及其措施問題（李伯重《絕育、避孕與墮胎：清代前期江南節育方法的運用》，李中清·王豐·康文林《出生率與溺嬰》）；或者進一步證實了過去未經史料嚴密論證的問題，如婚齡（郭松義《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齡》）。在研究中能根據新史料（如很少為人利用過的檔案及社會調查）將問題細化，以期于能解決問題（如李中清·康文林·定宜莊《盛京內務府糧莊、棉莊丁及魚丁、蜜丁的婚姻與家庭》、梁洪生《從“同姓不婚”到同宗通婚的嬗變——江西近50年鄉村同宗相婚的考察》、那日碧戈·王俊敏《呼和浩特市區民族通婚研究》）。同時，學者們在對專題史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的基礎上，也在努力突破了專題史的局限，以便把專題史置于整個歷史中來進行考察和分析，如在對人口的研究中突破了單純的對人口數量及其變化的考察而重視“人口行為”，在對人口行為的考察中，又特別重視“人口環境”，這種突破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應當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從學術會議的舉辦上，也提供了可供借鑒之處，即小型的學術研究討會，并在事前收集論文，更可以保證學術討論的深入。這可能是目前流行的大型學術研究討會所難以做到的。
二、社會史史料的整理及工具書的編篡受到重視
史料的刊布整理、工具書的編纂以及研究回顧與述評等是研究的基礎性工作，這樣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研究工作就會越便利。但近來頗不為人重視，甚至將其視作末流，似乎可有可無。對此，本年刊發了一系列相關綜述和目錄，如馮佐哲的《中國賤民研究論著目錄索引》、侯旭東《造像記與北朝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陳爽的《近年有關家族問題的社會史研究》（以上三文均趕刊于《社會史研究通訊》第二期，陳爽文刪節后又刊于《光明日報》1998年10月16日史林版）。張經《80年代以來的先秦婦女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年1期）從“女神”崇拜、母系氏族和母權制、婦女社會地位及社會活動、婦女的婚嫁、先秦文獻典籍中所反映的婦女問題的研究及個案研究等幾個方面概述了80年代以來的先秦婦女史的研究狀況。
宗族一直是學界重視的問題，同時也是成果較多且水平較高的一個專題。對這一專題的研究，其主要依據的史料之一就是家譜，但家譜分藏各地，檢尋極為不便，對這一史料的整體情況更不易掌握，這無疑會對研究工作帶來很大不便。國家檔案局二處·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圖書館共同編寫的《中國家譜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97）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矛盾。此書以1949年以前的現存家譜為限，包括未刊、抄本、單行本、叢書文集所載的大陸四百余家收藏單位及個人所藏，共14719條。這是繼同山西社科院家譜資料研究中心的《中國家譜目錄》（共收2565條，山西人民，1992）之后，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的第二種，同時也是收錄最多的家譜目錄。
江蘇州地區保存了許多關于社會史方面的原始材料，繼《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三聯，1959）、《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1981）之后，在王國平、唐力行的主持下，蘇州大學又編輯了《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共收碑刻共500余件，分社會角色與社會群體（包括婦女·兒童、農民、商賈、熟師·郎中、糧長·富戶、士宦·鄉紳、將官、其它，另有鄒氏、趙氏二家族及長吳北京會館）、社會會生活與社會合作（包括宗族生活與互濟、行會生活與互濟、公共生活與公益事業、其它）、社會信仰與社會心態（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間神祗、先賢祠祀、祖先崇拜、行業神靈、勸世勸善、其它）、社會問題與社會管理（包括社會問題、賦役管理、商業管理、宗族管理、寺觀管理、環境·市政管理、其它）等四大方面32個子目，雖其中分類有不盡妥當處，但還是為我們使用提供了不少方便，倘若能在書后附一索引，并能進一步出版拓片就更好了。
寧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江蘇古籍，1997）對已經公布的敦煌遺書中的有關民間結社的文書分社條、社司轉幟、社歷、社文、社狀牒等，作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并盡可能將文書考訂了年代，這無疑大大提高了史料的價值，為我們研究敦煌的民間組織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此外還有以論文形式公布的較小規模的史料整理或目錄介紹，如謝生保的《敦煌壁畫中的民俗資料概述》（《敦煌研究》，1998年3期）、《光緒初年哥老會史料選輯》（《歷史檔案》，1998年3期）等。
三、關于理論問題的爭鳴與研究
理論并不能代替具體的歷史研究，也不能先有一個先驗的理論模式再用史料去證實，但不可否認，理論對我們的具體研究會起一定的啟發作用。關于社會史研究本身的理論問題，近年一直受到社會史研究者的重視，主要是圍繞社會史是專史還是研究視角分作兩種意見。孟彥弘《社會史研究芻議》（《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2期）主張社會史是專史，并且對其研究對象與范圍及其與相關社會科學的關系進行了論述。但這一觀點遭到了趙世瑜的反對，他在《社會史：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對話》（《社會學研究》，1998年5期）中強調了社會史是一個綜合的整體史觀，并且用具體的事例對社會史與社會科學的關系進行了說明。由于對這一問題的著眼點不同，在爭論中恐怕也不易形成共識，但一方面這一爭論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具體研究的進行，但也不可否認，這一問題對社會史研究的選題、視角等方面會有裨益。
更具意義的理論論爭是圍繞農民及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展開的討論。對以往的中國基層社會認識提出質疑的主要是秦暉。繼與蘇力合著的《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力辟所謂“租佃關系決定論”后，他又發表了《“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上）》（《社會學研究》，1998年5期），否定了“鄉土和諧論”，即認為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結構是村落、宗族等 “小共同體” 的自治與和諧的觀點——持此觀點的學者雖對中國傳統社會十分感興趣，但他們大都對中國歷史的具體情形知之不多，故其“理論”雖似嚴密，但卻缺乏史實根據——認為自秦到清，除魏晉一個時期外，都是以國家為主的“大共同體本位”。秦暉以史實為依據，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辯駁，可謂有理有據。此文因屬縱論，自難一一落實，且其將此理論歸于法家傳統也不無可議，但這一討論無疑會加深我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和理解，至少為我們認識和理解中國傳統基層社會提供一些啟示，所以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十分巧合的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組織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的學術講座，其講稿由馮爾康、常建華編成《中國歷史上的農民》出版（臺北，馨園文教基金會，1998）。馮爾康在《中國古代農民的構成及其變化》中提出了“多層級的土地所有制”以反映中國古代土地所有制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指出農民包括自耕農、半自耕農、平民佃農、佃仆、國農佃戶、農業傭工、農業奴隸、富裕農民、平民地主九種；從生產勞動角度講，主要成分是屬于平民身份的自耕農（含半自耕農）和平民佃農，其次是依附農（佃仆、傭工）。從影響社會變化的視角看，自耕農、平民地主和佃農最重要，并進而指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國家與農民的矛盾、地主與佃農的矛盾——糾正了過于注重后者而忽視前者的偏向。劉澤華《專制權力支配下的小農》進一步指出導致小農興衰的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因素，認為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對經濟規律的愚昧干預，使廣農民失去了簡單再生產的條件，所以社會危機四伏，最后不得不走向崩潰，引起朝代更替?！痹诖司C論性的二文之后，朱鳳翰、蔡美彪、郭松義三位先生分別對先秦、宋元、18·19世紀的農民進行了斷代性的描述和分析，揭示了三個不同時期的農民的情況。最后，陳振江《近代華北社會變遷與農民群體意識》、魏宏運《華北農民之源流及其在30年代的群體活動》二文，對華北地區的農民進行了類似于個案與專題的講述。這一講座，雖然其中有些斷代尚有缺失，但大體上反映了中國古代農民的狀況，豐富了我們對農民的認識，同時也糾正了過去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認識。十分遺憾的是該書錯誤比比皆是，幾至不能容忍，讀時不能不予以特別注意。
當然，對農民的認識離不開對地主的認識。對地主經濟的討論，如方行《略論中國地主制經濟》（《中國史研究》，1998年3期）、李根蟠《關于地主制經濟發展機制和歷史作用的考察》（《中國史研究》，1998年3期），雖屬經濟史范疇，且主要仍從生產力、生產關系著眼，但值得我們注意。
四、社會生活史仍是社會史研究領域中的熱點
在本世紀初西方史學的影響下，史學開始重視大眾及其日常生活，而這其中又特別垂青風俗習慣。對這一課題的重視和研究在當時也是頗具新意的，這從人們對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1933）、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商務，1938）等的重視中可見一斑。此后對這一領域的研究除一度處于低谷外，研究成果不斷問世，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社會史研究的日漸興盛以及國外社會史著作的翻譯出版，成為史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在具體的研究中，許多不太為人所注意的史料得到挖掘，特別是新的材料如考古材料受到重視，歷史博物館主持的《中國歷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孫機所著《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即其中之一種）是其典型；同時也描述了許多前人很少注意的一些現象，這可以說是社會生活史研究的長處。但是，其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最突出的莫過于研究流于瑣碎的現象的描述，研究的深度頗為欠缺，學術份量略顯單薄。本所“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項目的陸續問世，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狀況，這主要表現在它的系統性。零碎的隔離的現象的描述，不易對我們認識歷史產生大的作用，但如果將這些本來就很零碎的社會生活現象匯集起來，就有助于我們認識那個時代；而且在系統的敘述中，也容易產生一個整體的觀念。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項目將社會史研究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本年度出版了
《魏晉南北朝社會生活史》、《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和《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
從前的社會生活史研究，更多地重視兩頭，對中間這一千年的研究頗為不足。這三部書分別從衣食住行用、婚喪嫁娶、節假日、娛樂、教育衛生、信仰崇拜等幾個大的方面對這三個時代的社會生活進行了勾勒和研究。對這一千年間的社會生活進行如此系統、全面的勾勒和研究可以說是第一次，這徹底改變了從前的研究狀況，這也正是上述“系統性”的突出表現。其次，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也大大突破了以往，除正史外，旁及詩文集、筆記小說、墓志、類書，特別是對考古材料的利用更具特色，這使敘述更為直觀、真實和準確。過去的研究大多僅限于羅列現象，但社會生活的活動主體是“人”，不同的人的生活自然也不盡相同，泛泛而言，只能說某時代有什么樣的生活而已，仍是靜態而非動態的。這三部書對“人”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并注意到了同時代的地域性，這就使研究和描述更為具體和深入，如指出了魏晉南北朝食、住的階層之別，隋唐五代衣食住用的“社會性”，遼宋西夏金食、行的階級性；再如在描述社會生活現象的同時，還盡可能進行了分析，如魏晉南北朝影響婚喪的因素，崇拜信仰、節日的社會文化心態等；不同時代的特性也有所表現，如唐人重禮，而書中單列了“禮儀”一節，宋代的家族組織大不同于此前，故書別講到了“民間的家族組織”等。這些方面都說明了這三部著作在研究上的深入。但也存在著一些不盡滿意之處，如體例似欠完善——婚喪嫁娶中已有風俗，而此外又單列風俗，致使二者從內涵上似有重復，雖然從敘述上可以不重復。這反映了對“社會生活”的理解、界定之異和在具體編寫中的操作不易；似乎以時間或以人為線索來敘述或可發現社會生活各方面之間的有機的聯系。魏晉南北朝單列“少數民族”一章，但在“冠冕帽幘巾”中也談到了鮮卑的辮發傳統，致使在敘述上重復。最突出的是隋唐五代、遼宋西夏金中都單列了“婦女”的章節。全書是以社會生活為主線，某些方面的敘述自然需分男女如服飾，但單列章節后并不僅限于其生活，還詳述了這一群體的社會地位、作用等情況，與全書體例似有不合。再如引用史料多不標明版本，特別是一些尚未點校的古籍，其版本不同，其卷次、多少、存佚等情況也多有歧異；有的引用詩文而不標明出自何書，這都使檢核頗為不易，規范與否尚屬其次。倘若書后能附一參考書目似可避免此類問題。又如對學界已有成果吸收不足，有些方面的敘述反不如已有成果詳盡、確實。又如三部書均以斷代為限，但社會生活中的許多東西又有較大的沉淀性，斷代為史，不易溯源索變，以致不能在明其流變的基礎上探其因果；一些方面的敘述仍嫌過于簡略，似屬點到為止。較為重要的是，書中對各時代的社會生活的勾勒雖則很具體統，但一些方面仍未能置于整個社會當中，以探求其間的關系，并進而提出問題，加深理解和認識。總之，這一項目的完成，使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實現了由零碎、分散到系統纂述的躍進，但怎樣由收集考訂史料、羅列或描述現象進一步加深研究的深度仍然是本領域研究中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在社會生活中，還值行一提的是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主要利用敦煌文書對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動、收入、遺產、喪事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勾勒，改變了過去我們將僧尼生活簡單化的看法，豐富了我們對僧尼這一社會群體的認識。我們可以本書所討論的敦煌僧尼生活的普遍性以及其他某些論斷提出質疑和商榷，但他所提出的問題和開辟的研究領域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是一部真正的填補空白之作，是社會生活史研究中難得的一部力作。此外，書中對其所依據敦煌文書的錄文、考釋也頗具功力。
社會生活的一些專題研究也為人所重視，如徐吉軍《中國喪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綜合、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從喪葬制度（陵寢）、習俗（火葬、土葬）、喪葬觀、喪葬風氣等幾個方面對中國從原始社會到民國的有關喪葬的歷史進行了勾勒；陳香白的《中國茶文化》（山西人民，1998）等。文章，如沈冬梅的《論唐宋上品茶的觀念》（《中國文化研究》，1988年春之卷），從采茶時間、加工工藝勾勒出了時人的上品茶觀念。楊琳《古代“社主”的類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1期）羅列了社主有木、樹、石、土、尸（祀時為神所附體的人）等。杜家驥《從入關前檔案看滿族抱見禮俗》（《歷史檔案》，1998年2期）利用《盛京滿文逃人檔》、《滿文老檔》、《清初內史院滿文檔》等史料描述了滿族在入前男女都曾使用過“抱膝接面”式的禮節以及行此禮的身份性?！秵试嵊秒u探析》（《敦煌研究》，1998年1期）、高啟安等《敦煌古代僧人官齋飲食檢閱——敦煌文獻P．3231卷內容研究利用了敦煌》（同上）都利用了敦煌壁畫和文書。
本世紀初民俗學引起學者重視，周作人、顧頡剛、鐘敬文等人都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與此同時，社會風俗史成為社會生活中與衣食住行用等同樣為人所注重的一個大的方面，成果也相對較多，如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大達圖書供應社，1936），《中國風俗辭典》（上海辭書，1990）等，可說是具有綜合性、全方位的兩部書，其它各種地方風俗志所出更多。鄧云鄉《增補燕京鄉土記》（中華書局，1998）分歲時、勝景風景、市廛、飲食、藝苑風煙等幾外方面敘述了燕京一地的風俗，但時限是以晚清民國為主。風俗史使歷史有血有肉，對我們了解一個時代不無裨益，但風俗史的編寫多具掌故性質，且以描述為主，使之上升到研究高度尚需進一步努力。當然，目前的學人中有用人類學、民俗學等社會科學理論來分析一些民俗史料，取得了成果，但所分析的民俗大多在近當代，如何將民俗史作全面系統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探求其與歷史發展的關系，還需待以時日。
彭衛將其有關漢代精神世界、自殺現象、復仇風尚、體貌觀念、行為語言、交際語言、漢代男性的自我定位等七篇論文匯為《漢代社會風尚研究》，由三秦出版社出版（1998）。
五、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