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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改革發展范文1
一、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
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戰略任務，就是要在推進農村改革發展過程中，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斷獲得新發展、取得新成就、邁上新臺階。
一是促進農民增收，繁榮農村經濟。生產發展、生活富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礎。要下更大的決心、花更大的氣力、用更多的力量，在制度、政策、投入方面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促進農業持續增產和農民持續增收。在目前經濟發展遇到嚴重困難和嚴峻挑戰的形勢下，必須加大惠農政策增收力度，充分挖掘農業內部增收潛力，大力拓展農村非農產業增收渠道，積極開辟外出就業增收空間，著力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增收機會，努力形成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的合力。
二是發揮主體作用，培養新型農民。讓農民參與進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原則。針對農村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偏低的現狀，必須全面提升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著力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為實現農業現代化儲備人力資本。政府部門必須多形式多渠道地大規模培訓農民，不斷提高農民增收致富的能力。要通過村民自治、政策扶持和社會支持，激發農民改善農村面貌、建設美好家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是創新體制機制，形成參與合力。改革創新始終是新農村建設的強大動力。要在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健全嚴格規范的農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健全農村民主管理制度等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要積極鼓勵社會各界的人才、智力、資金等資源流向農村、支持農業、服務農民，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建設新農村的濃厚氛圍，開創全社會積極參與新農村建設的生動局面。
二、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
把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基本方向，就是要按照高產、優質、高效、生態、安全的要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進農業科技進步和創新，加強農業物質技術裝備，健全農業產業體系，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增強農業抗風險能力、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一是加大保護力度，強化農業基礎。農業既是基礎產業，又是比較效益低的產業，面臨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推進農業現代化，必須繼續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建立完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進一步加大農業投入和各項補貼的力度，調動各級政府重農抓糧的積極性，提高廣大農民務農種糧的積極性，構建支持農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要切實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設步伐，努力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盡快改變農業基礎設施長期薄弱的局面。
二是加快科技進步，提高農業效益。我國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科技進步，加大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推廣力度。要加快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建設，切實推進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的實施，加強農業科研聯合、協同攻關，力爭在農業重大領域、前沿科技的研發和應用上取得突破；切實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應用水平，加快推進農業技術推廣體系改革和建設，強化公益，健全機構和隊伍，建立經費保障機制；廣泛開展農民培訓，提高農民接受和運用科技的能力。
三是構建服務體系，發展農業產業。要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力度，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密切龍頭企業與農民利益聯結，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加快構建以公共服務機構為依托、合作經濟組織為基礎、龍頭企業為骨干、其他社會力量為補充，公益和經營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要在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的各個環節，加大對農戶的經濟和技術服務，幫助農戶增強抵御自然和市場風險的能力。
三、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
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就是要在保持城鄉各自特色的同時,保持城鄉經濟社會制度、機制的統一,從經濟、社會、空間布局等方面融合城鄉發展,實現城鄉統一互動、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一是打破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要把農業和農村經濟放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全局中統籌部署，把農村社會事業放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統籌安排，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重點建立城鄉統一的產權制度、價格制度、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福利保障、教育制度和財稅金融制度等。從而，打破以二元結構為基本特征的城鄉分治格局，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最終建立起城市和農村互補互促、共同進步、平等和諧的經濟社會發展新格局。
農村改革發展范文2
一、指導思想
以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農村改革發展的總體要求，我們仍然堅持“以糧油生產與加工打造糧食生產核心區，以特色養殖打造畜禽養殖基礎，以集鎮建設推進城鄉一體化，以招商引資加快工業現代化，以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和諧”的工作思路，圍繞這樣的思路和目標，進一步解放思想，突出重點，把試驗區建設扎實有效地抓下去。
二、工作規劃
按照農村改革發展綜合試驗區建設的要求，今年在“六大提升”上做文章。主要抓好以下五項工作：
（一）抓好土地流轉，提升土地經營水平。加快土地流轉的步伐，在王湖村進行整村流轉，在小河、葉臺2村進行整村單季流轉，全鎮流轉土地面積力爭達到5萬畝。
（二）抓好新農保工作，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已有4個村完成新農保工作，8個村正在開展，下一步將集中人員、集中時間全面鋪開，力爭達到新農保全覆蓋。
（三）抓好合作社建設、提升社會化服務水平。重點是扶持壯大申泰養豬合作社、紫云英種植合作社和農機合作社，要達到市級合作社2家，縣級合作社2家。
（四）抓好華英富民工程，提升特色產業水平。對13個養殖養殖小區，切實做好服務，保障他們的養殖效益，鞏固富民工程帶動的全鎮水產業、運輸業、種植業的發展成果，放大華英富民效應。
（五）抓好示范村建設，提升城鄉一體化水平。對縣、鄉3個示范村，加強村莊規劃，對農民建房，按規劃進行。以標準良田建設項目為契機，建立旱澇保豐收田。在飲水安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向這3個村傾斜，實現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健全配套，建筑優美有序。
三、具體的重點和亮點
（一）糧油生產與加工
發揮豫申龍頭企業的作用，做好糧油深加工的文章，對糧油工業園區堅持科學規劃，提升功能，完善基礎設施，以豫申糧油公司為龍頭，整合全縣的糧油加工企業，在糧油工業園區組成糧油加工集團，做大做強，培育成上市后備企業。
（二）匯豐種業的特色種植
匯豐種業有限公司以市農科所和福建省農科院為技術指導，在全鎮推廣雜交紫云英的種植，加工紫云英種子出口到日本和韓國。為農戶免費供應種子、化肥、農藥和技術服務，簽訂種子回收合同。已與農戶簽定了5000畝雜交紫云英的種植。今年力爭達到2萬畝，正在爭取國家的項目補貼，提高群眾種植的積極性。下一步公司將投資1500萬元建倉儲、紫云英加工生產線，增加公司的生產加工和出口創匯能力，為農民帶來更多更大的效益。
（三）申泰養豬專業合作社
該合作社盡快完善辦公場所建設，推廣“龍頭企業＋基地＋農戶”的模式，對農戶實行“六統一”：即統一供種、配飼料、防疫、管理、銷售、結算。提高養殖戶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下一步，實行“無公害”生態豬養殖，讓更多的養殖戶加入到合作社中來，力爭用3年時間發展社員1000戶，帶動周邊鄉鎮養殖戶達2000戶，年出欄生豬達10萬頭。
（四）集鎮建設和開發
重點是拉大集鎮框架，對老城區進行改造，對新開發的小區進行規劃配套，完善小區功能，提升集鎮品位。同時，對春河、三角、楊店等小集鎮，進行高標準規劃，積極引導農民在集鎮建設，讓更多的農民到集鎮居住，促進城鄉一體化的快速發展。
（五）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和民主管理
細化《村級目標考核管理辦法》，實行工效掛鉤制，解決村干部的干多干少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的問題。運用“4＋2”工作法和“一事一議”，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解決村組道路，支斗渠建設資金不足問題，整體推動農村工作的有序開展。
四、保障措施
（一）領導力量上的保障。班子成員轉變觀念，按照市、縣整體工作的部署，細化“六大提升”的工作目標，每名科級干部負責一項，形成合力，相互支持，一抓到底，抓出效果。
農村改革發展范文3
政策先行
打造“三變”產業平臺
出臺《土地流轉實施細則》《關于開展農村產權“確權登記頒證”試點工作方案》《“七權”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經費預算方案》等文件，成立“三變”工作領導小組，按照“試點先行，同步推進”的思路，以樂平鎮為試點，同步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農村房屋產權等“七權”確權登記工作，為資源變資產夯實工作基礎，試點經驗在全區全面鋪開。
同時，積極搭建農村產權流轉交易中心+評估、仲裁、擔保、貸款的“一中心四機構”平臺，實現農村產權制度配套設施“區、鄉、村”三級全覆蓋，共完成流轉土地5.49萬畝，加快了農業規?；a步伐，有力推動“兩帶三區九特色十基地”農業產業布局調整優化。目前，全區共打造3個省級現代農業示范園區和11個農業特色示范基地，實現鄉鄉鎮鎮有園區，夯實“三變”產業平臺。
金融先行
打造“三變”資金平臺
制定《農村金融綜合改革試點方案》《金融機構精準扶貧金融服務實施方案》等文件，進一步完善“三變”資金保障平臺。建立金融機構包鄉聯村制度，每家金融機構分別掛幫一個鄉（鎮、街道），加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和房屋抵押擔保貸款工作步伐。
同時，成立農業擔保公司，對農村“三變”工作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去年以來，共發放杠桿化運作模式扶貧開發支農再貸款2.48億元，節省農戶利息795.84萬元。發放“特惠貸”244萬元、“信用貸”15億元、失地農民貸款2億元，有力地支撐了“三變”工作的經濟基礎。通過融資信貸支持，有效助推農業企業發展，目前全區共培育省市級農業龍頭企業28家、專業合作社127家、家庭農場71家、規模養殖場265家。
試點先行
打造“三變”示范平臺
農村改革發展范文4
“三農”問題是當前社會關注的焦點，解決“三農”問題關系到我國推進現代化建設、構建和諧社會等目標的實現。當前“三農”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發展不夠，特別是農村發展不夠。而發展需要增加資金投入。從農村資金的供求情況看，在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產業化經營過程中資金供求缺口很大，矛盾十分突出，必須采取措施盡快加以解決。近年來，在金融領域一直強調要加大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力度，也出臺了一些信貸支農政策，信貸支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然沒有完全解決“三農”資金欠缺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和情況，國內理論界和銀行部門對信貸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進行了許多研究，并取得了許多成果，但對當前我國的信貸支農的困難和挑戰并未出作全面、系統的分析與研究，提出的對策和建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運用農村金融等理論，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采取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相結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借鑒、汲取國內外農業和農村信貸體制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通過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信貸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支持的實證研究，分析我國農業和農村的信貸供求、信貸風險、信貸市場的問題和成因，提出了構建完善的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信貸體系的見解，并相應地提出了具體的對策措施和政策建議。全文共分八個部分。
第一章，導論。包括提出問題、研究的內容和方法、論文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農村金融基礎理論及其借鑒作用。主要是為研究我國信貸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找到理論上的依據。重點梳理了有關農村金融方面的理論的發展脈絡，了解農村金融理論及其發展歷程，對農村金融基礎理論進行了比較。并結合我國實際，提出了一些可以運用到我國農村信貸發展和改革中的個人判斷，如實行“金融約束”政策、供給主導模式和需求追隨模式相結合、借鑒不完全競爭市場論的政策建議、政府適當介入等等，企望借鑒這些理論中的合理內核和適用部分，以起到指引我國農村信貸體系建設的作用。
第三章，國外農村信貸的經驗與啟示。對國外農業和農村信貸的實踐活動進行了探討和分析。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多數國家都相繼形成各具特色、與本國實際相聯系的農村金融體系。在西方發達國家，大都有較為完善的農村或農業信貸組織體系，部分發展中國家也有許多值得借鑒的做法。對國外農業和農村金融機構運作的經驗，我們不應該完全照搬，也不能全部否定。本章通過對國外農村信貸的比較，得到了要加強并完善農業和農村金融立法、農村金融改革不能單純追求商業化、要加大對農業和農村金融的扶持力度、要合理引導農村民間借貸行為等經驗與啟示。
第四章，中國農村信貸的績效與問題?；仡櫫宋覈r村信貸的發展歷程，總結了支農績效，分析了信貸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其原因。我國從建國以來，農村信貸體系一直處于發展和改革中，取得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和教訓。農村信貸體系在自身曲折發展過程中，促進和支持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和積極的作用。本章的實證分析表明，加快農村信貸體系改革，改善農村信貸機構發展狀況，增加農業和農村信貸，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極為重要。本章分析認為我國農村信貸市場存在許多突出問題，供求缺口大，農村信貸存在壟斷行為，資金外流嚴重，貸款風險大等等。導致農村信貸市場存在許多突出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農村信貸制度設計存在缺陷，缺乏貸款風險分散機制，缺乏風險轉移機制等。因此，對農村信貸市場存在的問題，不能一味指責信貸機構本身，必須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統籌安排，對癥下藥。
第五章，中國農村信貸供求分析。重點考察不同需求主體的信貸需求，分析供求缺口，為構建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信貸體系奠定基礎。我國信貸需求的多樣性與供給的單一性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既有結構上的矛盾，也有數量上的缺口。本章著重分析需求主體各自的信貸需求，由于我國當前傳統和現代生產方式同時存在，信貸需求的多樣性顯得尤為明顯。在我國農村中，既有農戶和中小型企業的信貸需求，又有大型龍頭企業的信貸需求；既有商業性信貸需求，又有政策性信貸需求；既有生產性信貸需求，又有非生產性信貸需求；既有短期信貸需求，又有中長期信貸需求。但是，當前我國農村對信貸的需求有相當部分是無效的，這與農村信貸需求的特點密切相關。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農村信貸組織體系不斷完善，逐漸形成了以政策性信貸、商業信貸和合作信貸為主體的農村信貸服務體系。本章在對信貸需求和供給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信貸供求的缺口，并指出農村信貸市場上存在“劣戶驅逐良戶”的現象，分析認為引入擔保和引入利率補貼等措施可以減小或消除供求缺口。
第六章，中國農村信貸風險分析。本章將農村信貸風險分析的基礎建立在深入分析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風險上，即建立在對農業和農村客戶進行風險分析的基礎上。不論是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還是農村信用社，他們都是企業，不是慈善機構，經營的是特殊商品——信貸資金，而貸款的本質是要求還本付息的，因此，信貸機構具有“嫌貧愛富”的特性，一般又是風險厭惡者。農村信貸機構的信貸供給對象主要是“三農”客戶，農戶和農村企業的風險狀況直接決定著農村信貸風險的大小。農業具有弱質性，農村企業發展起點低，競爭力弱，風險大，與農業密切相關，處于競爭的劣勢。這就決定著農村信貸風險既有一般金融機構存在的風險，也有自己的特殊風險。農村信貸機構面臨較高的系統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
第七章，構建完善的中國農村信貸體系。根據前六章的分析和結論，提出了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完善的農村信貸體系的構想，還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和建議。提出了構建農村信貸體系的總體思路、目標、原則和框架，指出構建我國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農村信貸體系，要建立健全農村信貸法律法規體系。大力推行農村政策性信貸業務，鼓勵發展農村商業信貸業務，規范合作信貸業務，建立風險分散和轉移制度，建立農村資金回流機制，規范和完善農村金融監管體系。對當前的農村信貸體系要進行大膽的改革，建立政策性信貸、商業信貸、合作信貸和正常民間借貸相結合的農村信貸體系。不斷強化政策性信貸職能，鼓勵商業信貸，規范合作信貸，引導農村民間借貸健康發展，使農村信貸機構的整體服務功能與“三農”的需求相適應。必須對政策性信貸、商業信貸、合作信貸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和調整，大力發展農村政策性信貸業務，建立財政政策補償信貸，信貸扶植農村經濟的機制。進一步深化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引導農村民間金融健康發展。從而，使農村信貸機構的整體服務功能得到強化，真正擔當起為“三農”提供信貸支持的重任，加大對“三農”的信貸支持力度，緩解“三農”貸款難的壓力，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第八章，相關問題研究。構建一個完善的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農村信貸體系，需要解決一些相關的問題。首先，社會其他組織，特別是政府及其職能部門，必須努力創造和改善信用社及其它涉農信貸組織的經營環境，給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村信貸組織提供更有利的發展空間。其次，要建立農村信貸風險轉移機制，大力發展農業保險業務，為信貸支持“三農”發展提供保障，減輕信貸機構的風險壓力，培育好的經營環境，形成保險、信貸、農村經濟的良性循環。第三，加快農村經濟發展的速度，提高農村經濟發展的質量，特別是提高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水平，以增強農業和農村對抗風險和承受風險的能力，從而為信貸支農提供合適的、強壯的載體，增加農村信貸機構提供信貸支持的動力。
本文的主要創新之處：
1.提出“兩個循環”的見解。一是農業資金使用成本高，而農業的比較效益低，經營風險高，容易形成“高風險-高收益-高利率-高成本-高風險”的惡性循環。二是農業保險和農業信貸形成良性循環：通過農業保險改善農業經營主體的信用地位，使農村信貸組織增加信貸投入，減小信貸供求缺口，促進農業生產擴大規模、提高集約化生產水平和降低農業資金融通成本，從而形成農業保險作保障、信貸支持作動力的格局，形成“保險轉移風險-信貸加大投入-農業不斷發展-風險承受能力增強-保險增加收入”的良性循環，不斷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2.提出“劣戶驅逐良戶”的見解。農村信貸客戶大多數分散、規模小，存在較嚴重的信息不對稱，農村信貸機構很難辨別“良戶”和“劣戶”，有可能出現“劣戶”充斥農村信貸市場，“良戶”因貸款利率高而不容易得到貸款的現象。
3.農村信貸資金數據統計更全面。在分析農村信貸資金時，將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有關農業和農村的一切貸款都統計在內，克服了以往只考察農業貸款或鄉鎮企業貸款數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4.提出多樣化需求需要多樣化信貸服務的觀點。我國經濟發展不僅在時間上有差異性，在空間上也呈現較強的差異性，經濟發展的區域特征十分明顯。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東西南北差異較大，不同區域的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不同農戶間差異很大，不同企業間差異很大，對信貸資金也表現出多層次、多元化的不同需求，需要多樣化的信貸服務。
5.提出構建我國農村信貸體系的目標和原則。構建目標是將我國農村信貸體系構建成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競爭適度、發展持續、產權明晰和監管有效的農村信貸體系；構建我國農村信貸體系要堅持有效性、漸進性、多元化、政策扶持和進退有序五項原則。
農村改革發展范文5
[關鍵詞]農村精英；農村政治發展；影響評估
[中圖分類號]D6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6470(2010)04－0073－06
農村精英是農村政治發展的關鍵，科學和客觀評估三十年來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尋找其中存在的問題，建構相應對策，將有助于為中國基層民主建設提供更直接的寶貴經驗和反思。
一、評估方法
評估對象是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即作用問題，涉及農村精英與農村政治發展兩個變量。該評估既要從農村政治發展的已有結果逆向觀察，也要從農村精英的職能活動順向推演。具體指標設計可從以下層面進行。
首先，界定農村政治發展概念范疇并提煉評估指標。農村政治發展主要指農村政治關系的變革與調整；其外延表現為農村政治體系、政治過程、政治產出、政治文化的改善與進步。從政治發展的國際經驗判斷，農村政治應當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逐步呈現一種社會化、科學化、民主化趨勢。依此概念可抽象出四個評估指標：政治組織、政治參與、公共政策、政治意識。政治組織表征農村政治體系的發育狀況；政治參與表征農村居民對政治事務的涉入情況；公共政策表征農村政治產出狀況如決策制定、計劃規劃等；政治意識表征農村居民對農村政治事務的理性或非理性認知。
其次。界定農村精英的概念范疇并設立指標觀測點。農村精英主要指生活于農村場域并在農村事務中形成相應權威空間或重大影響的優秀人物。通過既有系列觀察可以判斷，其影響力主要表現為個人擁有的財富、權力、知識、聲望等資源優勢。因此，農村精英又可相應分成經濟精英、政治精英、社會精英等類別。根據上述界定可大致設立以下指標觀測點：權威基礎與結構、權威功能與活動、政策傾向與重點、政治知識解讀與習得。四個觀測點分別用以觀測具有不同資源優勢的農村精英在農村政治體系結構、政治過程、政治產出、政治文化變遷中的作用狀況。
再次，為不同指標設立評估等級或賦予指標值。依照農村精英在促進各項指標現代化方面作用水平的不同，評估等級分為高、中、低三個位階。最終指標設計見表1-1。
最后，確定觀察個案。由于研究對象時間跨度較長，有關農村精英及農村政治狀況的數據匯集存在一定難度。為使研究具體準確，筆者試圖通過山東省L市L村個案觀察，對該村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四個不同時點的政治發展狀態進行截面解剖，分析其中農村精英所引致的變遷特征。之所以選取L村個案，一是其地處魯中(山東中部)。交通位置便利，公路鐵路交錯，容易受改革開放潮流影響。但又不像東南沿海發達農村那樣屬于某種改革開放典型。二是它多姓雜居，各姓在保存自己部分傳統記憶的同時，又因密切交往形成了共同的村莊記憶，但這種記憶并未使其像西部或南方某些農村那樣強力保持原初風貌。筆者認為，它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政治變遷的平均或中間狀態。
二、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山東省L村指標觀察
L村姓氏眾多，計有藺、李、閆、馬、朱、劉、楊、申、亓、魏等十幾姓，以藺、李姓人數為最，但財富、權力、聲望等資源分布并不局限于藺、李兩大姓；各姓總體上處于小片聚居、大片雜居狀態；社會事務在各姓內部與各姓之間錯綜交織。L村經濟經過長期發展，已在作物種植、磚瓦加工為主的傳統產業基礎上，向工廠化、公司化的農產品加工、餐飲服務等多種產業形式邁進；經營形式也從集體經濟為主走向重視培育個體、私營經濟。因此，L村精英活動與政治發展主要在社會事務復雜性、經濟事務逐步多樣化背景下進行。
(一)1978年L村精英與政治發展狀態
1.政治組織：村內精英主要為政治精英，其權威基礎在于正式權力安排，精英的政治表現為上級看重。這些精英即當時大隊、小隊干部，主要包括：朱姓大隊書記1名，閆姓副書記1名，藺姓民兵連長1名，藺、劉、李三姓生產隊長4名。精英所任職務在撤社建鎮之前沒有變化，任職傾向于終身性。非正式民間組織不存在。
2.政治參與：政治精英們熱衷于服從上級公社指示。習慣由大隊干部領導、以生產隊為基礎組織群眾活動。政治選舉、協商活動很少，村民主要受各姓政治精英誘導或控制。各隊村民盡管有一定的姓氏或宗族觀念，但宗族事務在大隊統一活動情況下趨于沉寂；加之各姓政治精英私人關系良好，村民間并無宗族性沖突事件發生。
3.公共政策：生產隊所獲被用于統一分配，村莊經濟包括一片果園、一座小型磚窯，其產出主要供本村自用。因此，決策方面并不考慮經濟效益問題，其優先選擇在于利益均等化和秩序穩定。
4.政治意識：政治精英們通過傳統文件宣讀與喇叭廣播，由大隊干部或生產隊長把村民及時組織起來，引導村民學習上級公社或中央政策文本，農村小道消息較少。村民在參政意識上主要靠大隊和生產隊干部動員。
(二)1988年L村精英與政治發展狀態
1.政治組織：上級鎮政府對試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比較重視，自上而下給予L村特定權力安排，指定政治表現好的李姓大隊書記1名(撤社建鎮以來，L村至今保留傳統大隊稱呼)，推薦閆姓村主任1名，原藺姓民兵連長留任村治安委員，推薦閆姓婦女主任1名。原4名藺、劉、李三姓生產隊長相應調整為村民小組組長。另外，藺姓、李姓、劉姓等建筑技能較高的技能精英出現，在他們帶領下，建筑技術較好的幾十名村民自發組織建筑隊，主動承包村內外民房建筑工程。由各姓人員自發組成的兩個喪務理事會出現，主要是分片(以大隊辦公室為基線，將L村劃為前頭、后頭兩部分)處理各自區域內的喪事活動，并從中涌現出了一批社會精英。但技能精英與社會精英及其相應活動并沒有對既有正式村組織體系形成干擾，因此能夠得到大隊干部認可。
2.政治參與：政治精英們因產生于自上而下的指定或推薦，對上級鎮政府指令惟命是從?！洞褰M法》規定的民主選舉、民主監督、民主管理、民主決策流于形式，村民在村務管理上受各姓政治精英控制，村務不公開，相關信息主要由書記、村主任尤其是書記掌握。各小組長由于受書記、主任掌控誘導，各組村民內部盡管傳統宗族性事務復生，但相處融洽。
3.公共政策：在經濟方面，原有果園已轉為糧食用地，經濟事務局限于原有磚窯的承包和擴大生產，以及催公糧、收提留等方面。由于磚窯、提留能夠為
大隊公務接待以及干部事務開銷提供特定資金來源，大隊干部們極為重視磚窯收益和提留收取，核心考慮在于誰承包能交更多利潤、誰催糧能收更多提留。在社會文化方面，大隊干部對村小學建設與管理付出了努力，積極興建或擴建校舍，多方抽調或聘請教師。因此，效率、效果成為公共決策的優先選項。
4.政治意識：政治精英們主要使用喇叭廣播，向全體村民播放各類政策文件；村民按通知做事，并沒有主動參政意識。同時通過定期在大隊辦公室外放電視、放電影等形式進行文化娛樂活動，村民們在精神上開始放松。村內小道消息、流言或謠言偶有發生，但都能在定期的電視電影集會場合得到澄清。
(三)1998年L村精英與政治發展狀態
1.政治組織：由于新《村組法》頒布實施，鎮政府指定剛回L村的閆姓復員軍人為書記：該書記經受部隊鍛煉，見過世面，年富力強，因此被寄于厚望。村主任則通過鎮政府推薦，村民代表選舉，由李姓人士擔任。原藺姓民兵連長仍留任村治安委員，另一閆姓婦女被推薦為婦女主任。4名村小組長由書記和村主任在藺、劉、馬、李四姓家族力量、聲望較大的人士中選任。此時村內精英除政治精英、技能精英、社會精英外，擁有小型加工作坊、商鋪的楊姓、馬姓經濟精英出現。民間組織除原有公開活動的建筑隊及喪務理事會外，搞生姜種植的藺姓、楊姓、李姓農戶技能交流密切，但并未形成特定組織形式。
2.政治參與：隨村務公開制度實施。政治精英們在服從上級決定、指令基礎上，開始有選擇的通過大隊院墻張榜、喇叭廣播等形式公開電費、公糧、土地承包等事務。但公示內容偏向于未完成任務的農戶或村民名單，往往不涉及大隊內部財務問題。各小組長仍受村支書、村主任掌控或誘導。各組村民除種好自家地外，忙于就近務工賺錢，并不關心村內事務，村民間也無群體沖突事件發生。
3.公共政策：在經濟方面，原有磚窯經營不善。大隊干部們不斷更換承包人，但效果不理想；在新式磚瓦加工技術的競爭壓力下，傳統磚瓦窯已走到盡頭。除加大催公糧、收提留、計劃生育工作力度外，大隊干部們開始謀劃公路沿線地皮出租，以帶動小型商鋪、飯店、車輛維修、棉線加工等行業發展，謀求更大利潤。在社會文化方面，村小學生源不足，與鄰村小學合并已成定局。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決策的優先選項。
4.政治意識：大隊原有的放電視、電影等文化娛樂形式取消，因為家家都有電視。大隊干部仍主要使用喇叭傳達政策精神，但這些精神卻被大隊干部、小組長們人戶催糧和收款行動所扭曲。村民對村內公共事務感到厭煩，不愿同村干部合作，干群對立情緒產生，甚至出現對抗事件。
(四)2008年L村精英與政治發展狀態
1.政治組織：在鎮領導鼓勵和支持下，藺姓種植能手與魏姓建筑能手搭檔參選大隊書記和村主任成功。李姓中年男士被選為治安委員，李姓女士當選婦女主任。4名村小組長由書記和村主任在藺、魏、馬、李、楊等幾姓副業較好的男士中選任。技能型精英與經濟精英開始融合，并進一步擴增到水利服務、漁業養殖、塑料加工、餐飲服務、農產品加工行業。民間組織除原有建筑隊、喪務理事會外，從事各類新興服務、加工業的精英和村民開始形成行業利益，但尚未明確結成特定組織。
2.政治參與：由于新一屆書記及村委會選舉活動的廣泛宣傳，村民政治參與熱情被激發，他們認識到深入參與投票、選舉、協商等村務活動的重要性，開始關注村務是否全面公開，尤其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自來水、硬化路面等)、土地對外承包租賃等事務。無論就村民、村干部還是其他類型精英而言，這些公共事務的進展直接關系到個人經濟利益與家庭生活。他們都對不利于己的事務狀況公開抱怨，的內部因素開始積累。如遇特殊激發場合，隨時可能發生。
3.公共政策：在經濟方面，首先是“三提五統”等提留統籌已經取消，農業費改為農業稅，中央對糧食種植實行農戶直補。但糧食種植依然沒有多少利潤可得，大多數村民試圖依靠種植生姜大蒜等經濟作物謀求農業收益；其次，具有一定社會關系和經濟資源的村民開始在農產品加工業上展開實際行動，或貸款建廠，或貸款搞物流等。在社會文化方面，村小學早已改成幼兒園，小學生被集中到鎮中心小學；村民們忙于賺錢謀求個人或家庭發展，對村集體文化建設缺乏興趣。因此，效率、效果仍是公共決策的優先選項，但公平尤其是機會與資源的公平配置對L村人而言愈發重要起來。
4.政治意識：由于積極或被動參與村干部選舉，加之各項公共工程的推進，村民開始對村莊政治產生濃厚參與意識，甚至許多人覺得自己在選舉投票時非常重要?，F代化的擴音喇叭介紹、自制海報、廣告、資料或文件復印成了村民熟悉的活動宣傳形式，但小道消息、流言不斷。村民之間、村民與村干部、村民與其他精英之間既合作又斗爭，他們的思維范式都明確趨向自我中心。
(五)指標分析：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
通過綜合L村四個年度截面指標情況，并依照表1-1所列標準，評估結果可見表1-2。
據表1-2，可形成L村精英對該村政治發展影響的大體認知：
1.在政治組織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經歷了一種從低到高的過程。精英類型的不斷擴展及流動能力的提高。為政治組織權威基礎與結構的豐富穩定提供了條件。精英類型的擴展也為非正式組織的產生與運作提供了可能，但非正式組織并未給現有政治組織帶來破壞性影響。非正式組織、正式組織各在不同權威領域內發揮作用。
2.在政治參與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經歷了一種從低到高的過程。村干部從控制或干擾村民參加集體事務、不愿公開村務逐步過渡到主動引導村民參加投票選舉活動、公開討論集體事務(盡管各種賄選行為時有發生)。而隨著經濟事務與自身利益關聯度的提高，村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在不斷增加。
3.在公共政策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并不高。村干部的政策導向從偏重于以均等化實現政治穩定逐步過渡到偏重經濟增長，在決策上主要把效率、效果放在突出位置，有關環境、文化、社會要素的考慮并未成為決策的重點內容。
4.在政治意識上。L村精英作用水平經歷了一種從低到高的過程。政治知識的宣傳形勢在不斷改進或現代化，其來源從村干部放喇叭逐步過渡到現代媒體。村民參政意識在2008年得到充分激發，他們對各種政策的理解能力逐漸提高，其個體權利意識逐步突顯。
從以上情況來看?？梢哉J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總體上經歷了一種從低到高或由弱變強的過程：農村精英發展或能推進農村政治組織、政治參與、政治意識的發展，使之向社會化、科學化、民主化的方向演進。但對公共政策或組織決策而言，農村精英的影響力有限，尚未使之達到應有的社會化、科學化、民主化水平。而且，不論就地域還是就政治發展的內容而言，農村精英對農村政治發展的影響力并非都是均質的。
三、農村精英面臨的主要問題
從L村個案來看，農村精英自改革開放以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其面臨的問題仍然很多，它們制約著農村精英作用的發揮，主要表現為：
(一)農村精英總量偏少，難以形成有效的政治發展動量
2008年L村擁有1800多人口，能因政治、經濟、技能等因素產生一定影響力的精英數量約為28人，其分布情況是：藺姓5人、李姓7人、閏姓4人、馬姓4人、朱姓1人、劉姓2人、楊姓1人、申姓1人、亓姓1人、魏姓1人、焦姓1人、孫姓1人，占總人口比例的1，56％。精英缺乏使農村事務開展缺少集中帶動力量。原因有二：一是村民聯系更多依靠熟人關系或小圈子；村集體事務的推進則需不同類型的精英在這些數量眾多的家庭、小圈子之間做大量協調工作。二是精英雖然對普通村民具有示范作用，但村民的傳統保守心理使其傾向于認為，這種示范只有在數量上達到一定規模，才能避免自己跟進或冒進的風險。
(二)精英外流，且外流精英缺乏推進本村事務的意愿與行動
L村人認為，但凡有能力的人都應進城而非呆在村里。L村除了考大學的青年人留在城市外。當兵出去的人也幾乎無人愿意回村，1990年代進鄉鎮企業的青年人也絕大多數留在了企業所建生活區。而且，村內一些精英一旦致富或有機會變成城里人，便大都搬往市區居住。精英外流后，因其生活、工作、社會聯系更多以居住地為核心，與本村的聯系便逐步減弱，他(她)們影響或推進本村事務的意愿與行動也相應變弱。L村有人在外地或本地城市的銀行、政府、事業單位任職，但他們對本村的貢獻乏善可陳。
(三)精英群體內部流動性偏弱
某種精英轉變到另一種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位置的難度很大。主觀而言，一種精英一旦產生，便容易形成某種慣習；而且，精英們最終都通過成本一收益計算考慮轉變行為所能帶來的物質或精神收益，不同精英因其不同發展路徑積累起了不同的資源優勢，轉型則往往面臨較大的機會成本或損失風險。從客觀方面說，精英轉型尤其向政治精英的轉型受到鄉鎮基層政權約束，鄉鎮政權甚至擁有農村事務的最終決定權。
(四)精英影響偏重于依靠社會關系尤其是后臺權力支持，在知識技能、經濟資源積累方面仍未達到有效拓展政治事務的程度
1970年代以來L村傳統政治精英持政及各類能人向村干部轉型，之所以能得到上級政權認可，一個重要因素即在于他們與上級政權重要成員間具有特殊社會關系或是歷史形成的親友、地緣關系?；蛞驗閷ι霞壍闹艺\。這種社會關系或后臺權力也為村民看重，因為它們能給村里爭取到更多資源。相比之下，那些在農加工或商業流通上取得較大進步的經濟精英，因其資源規模尚未達到深入影響全村公共事務的程度，特殊社會關系或后臺權力的缺乏將制約其政治拓展。
(五)精英文化程度普遍較低，政治參與、公共決策更多取決于利益驅使、機會環境而非科學知識
利益驅使意指農村精英更注重農村事務所能產生的經濟收益或實惠；機會環境則主要指上級政府或政策所提供的發展機遇。L村精英在政治參與和公共事務決策上很少有科學化程序，但仍能獲得村民的主動或被動承認，除了受利益驅使的村干部努力推動外，還因其順應了國家或地方政府“一心一意謀發展”的政策潮流。比如2008年鎮上征用L村土地建設化工廠項目、市里征地建設鐵路復線項目并未得到L村干部和經濟精英的反對；相反，他們把這種征用看成是謀求發展的重大機遇。有關經濟、環境、社會的平衡協調則遠遠超出了農村精英的思維范疇。
(六)精英影響往往受到基層政權的直接約束
盡管2006年來“三提五統”等行政任務已經取消，但基層政權對農村政治事務的控制并未減弱，因為農村政治組織是基層政權的神經末梢與行動手腳，也是其最直接的管理對象。同時，近年來農村公共工程項目逐漸增多，基層政權除了認識到項目管理與監督的必要性外，也看到了從項目謀取利益的可能性。在，L村水泥路修筑、水溝挖掘、自來水鋪設等項目中，都能看到鎮上官員早晚忙碌的身影。
四、引導農村精英發揮積極作用的主要對策
(一)通過知識技能培訓、工商信息溝通、金融財政扶持加大農村精英培育力度
在知識技能方面，可由政府根據實際需要采取向企業、高校、科研單位聘請、招標等方式提供培訓，也可由村集體或其他農民組織根據自我需要開辦培訓中心、購買培訓服務。在工商信息溝通方面，政府可通過指定信息中介或工商信息主管部門向農村定期、不定期工商信息，形式可采取電視、廣播、海報、宣講、電腦信息港等等，其好處在于可使農民避免社會非法中介信息的誤導。在金融財政扶持方面，應當降低農村信用社小額信貸門檻、擴大信貸范圍，對發展迅速或具有發展潛力的農村精英實行特定優惠、減免、獎勵政策。通過以上扶助措施，可以培養更多的農村精英，形成更大的農村政治發展動量。
(二)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庫和定期聯系制度。加強外流精英對原籍村的幫扶作用
與鄉土精英相比，外流精英往往具有更開闊的視野和外部聯系、更豐富的知識技能和經濟資源。通過建立外流精英信息庫和定期聯系制度，可加強農村與外流精英間的信息、感情溝通，借重外流精英回饋鄉里的報效情懷，促進他們對本村公共事務發揮特定扶助作用。與政府等其他扶助主體相比，外流精英可能會更容易被村民接受，因為外流精英對他們來說即最生動的改革發展實例。在信息庫建設上，可側重于外流精英的文化程度、從事職業、特殊技能等內容。在定期聯系制度上，應實行專人專線聯系，聯系內容側重于本村開放發展的新面貌、新機遇。
(三)通過農村精英定期評價，促進農村精英內部公開公平流動
與上級政權相比，村民對本村精英的了解可能會更詳細更直接。因此，對農村精英德、能、勤、績的評價?？捎烧虻谌蕉ㄆ陂_展村民匿名調查，監督評議、干部選擇權利將更多地放到最有發言權的村民手中。調查方式可采取結構式電話訪談、入戶訪談、問卷調查或無結構式深度訪談等等，調查評議結果則相應作為農村精英獎勵、信貸、優惠減免、干部推薦、干部選舉的重要參照。
(四)為愿意向政治精英轉型的各類精英建立某種個人資本保值增值手段，在促進其現有資源公共貢獻能力的同時，弱化社會關系或后臺權力背景的重要性
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社會精英在向政治精英轉型時會考慮其原有經濟或社會資本的機會成本，如果為這些原有資本建立某種保險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一則可以解除各類精英向政治精英轉型的后顧之憂：二是可以最大程度地弱化或避免其轉為政治精英后的“經濟人”傾向，增強“公共人”動機；三是可能會激發精英提高其現有資本或資源的公共貢獻能力，增強村民的認可與支持度，弱化精英轉型時的社會關系或后臺權力背景。這些保險措施、保值或增值手段可能包括：資產保險、工作保險、老年保障金、風險基金、所得稅減免、提升信譽等級、聲望與業績宣傳等等。
(五)通過更具針對性的政治參與、公共政策培訓。提高農村精英的參與和決策能力
其方法大致包括以下幾種：一是由政府提供遠程或現場政治知識、公共政策培訓，培訓師可以是政府官員，也可以聘請高校與科研單位人員；培訓方式可以是教材宣講，也可以是村民自治示范縣或示范村的案例觀摩與探討。二是由村集體根據需要自己組織，聘請專業人員長期或定期對本村公共事務、政治參與、政策制定過程進行現場診斷和發展設計。三是政府、村集體、有志于農村公共事務的個人、社團、公司多方聯合，共同對農村政治參與、公共政策的科學化進程進行綜合評估與優化設計。
(六)增強農村基層政權的公共服務性質，弱化其對農村事務的外部約束
在中央政權農村戰略大局既定情況下，對農村發展的最大干擾可能更多的來自于農村基層政權――黨政聯合辦公的鄉鎮政權。從理論上說，鄉鎮政權的核心定位應當是中央政策的執行者、農村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是直接為中央政策與農村發展服務的基礎環節。因此，可采取建立一站式或陽光服務設施、優化服務流程、深入偏遠農村建立服務代辦點等方式直接為農村民眾提供全程、便捷的公共服務。果如此，則有可能在服務的同時弱化其對農村事務的干擾與控制，使農村精英獲得更大的自由發展空間。
注釋：
農村改革發展范文6
關鍵詞:農村金融體制;農業風險;農業保險;對策
中圖分類號:F840.6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17-0050-02
當前,我國農村正在發生新的變革,我國農業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正面臨新的局面,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發展具備許多有利條件,農業結構穩步調整,農村經濟穩步發展,農民收入穩步增加,對農業保險提出了新要求,農業保險的市場發展潛力很大;廣大農民的保險意識不斷提高,越來越多的農民希望通過農業保險來防范化解農業生產的風險;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對農業保險都非常關心和支持[1]。
一、農業風險本身的特殊性制約著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
(一)農業風險的特殊性
1.農業風險發生的概率大。農業生產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差,自然條件某一方面的異常變化,都會給農業生產造成損失,例如,農業保險標的可能會遇到洪澇、干旱、病蟲害、霜凍、雹災等災害的襲擊,遭受損失的概率比其他行業要大得多。
2.農業風險造成的損失程度大,容易出現巨災損失。由于自然災害的發生往往具有地域的遼闊性、時間的同時性,在同一風險事故中(如旱災),許多投保單位發生損失以及損失的程度具有高度的相關性。這使農業風險很難在投保人之間進行分散和轉移,致使農業巨災損失無法避免。
3.農業風險程度及損失發生程度的可測性差。由于農業生產經營對象千差萬別,不同地域所面臨的風險大小程度也不盡相同,有關農業風險損失的歷史數據也不夠完整準確,要科學計算出能客觀反映各地、各類保險標的的分類費率尤其困難。同時,對農業產量及災害損失程度的測算較為復雜,目前世界上也沒有權威的損失計算標準和方法,這就為農業保險理賠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
(二)農業風險的管理難度大。農業生產在空間上呈現出分散性,例如旱澇保險,通常是災害頻繁的地區急于投保:而旱澇保收的地區不愿參加保險。保險是以大數定律為基礎的,這意味著投保越多,則保費越低,保障越充足。然而,對于不少農業保險,大數定律就難以正常運用。在時間上呈現出季節性的特點,所以要求保險人花費比城鎮保險多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道德風險在農業保險中更難防范。以禽流感為例,假如某村大量的雞鴨染上了禽流感,但投保養殖險的飼養戶只有幾個,于是村里人可能會把所有的死雞鴨全部放到僅有的幾個投保人那里,找保險公司索賠。面對這么多死雞鴨,保險公司很難分辨出哪些曾投過保,而哪些沒有投保。
(三)農業風險對農業保險的經營與管理技術要求高
農業保險的定損理賠比一般保險復雜。一般財產保險的賠款是根據災前財產的價值計算的,而農業保險的標的是有生命的,價格在不斷變化,賠款應根據災害發生時的價值計算。但此時農作物尚未成熟,要正確估測損失程度、預測未來的產量以及未來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都是極為困難的,因而農險的理賠難度和成本比其他險種高。
二、農業保險可持續性發展和進一步深化面臨著亟待解決的困難和問題
(一)缺乏國家財政稅收政策支持。農村金融體制發育不健全,農業保險體系缺乏,農業和農民信貸風險難以分散。國家支持力度小,沒有相應的一系列政策。由于缺乏政府直接扶持,受農民收入水平和購買能力所限,如果保險公司完全按照市場價格制定保險費率,農民買不起;如果按農民可以接受的標準制定保險費率,保險公司則賠不起,農業保險經營與發展陷入兩難境地。
(二)缺乏農業保險的法律法規。農業保險需要法律的規范和幫助,而目前沒有農業保險方面的法律,因此保險雙方的合法權利很難得到保護。
(三)正是由于農村金融市場開發程度不夠,農村保險市場也不發達。保險業務網絡不健全,保險宣傳不夠,農村居民對保險的認識理解和接受程度有限,風險管理意識淡薄,遇到巨災風險,只得求助于高利貸、地下金融等。
(一)加快農業保險立法工作。對農業保險的性質、保障范圍、經營原則、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的界定、經營主體的組織形式等問題都要通過立法加以明確?，F階段,可先通過制定部門規章或規范性文件解決農業保險急需法律規范的問題,同時為制定《農業保險法》創造條件。進一步明確保險公司、農民雙方的法律責任。一方面要合理制定保費、規范理賠流程;另一方面要加強市場行為監管,嚴厲打擊欺瞞、誤導和出險后惜賠、少賠、拖延不賠等侵害農民利益的行為。走出“投保容易,賠償難”的怪圈,讓農業保險真正解農民后顧之憂[2] 。
(二)加大財政支持力度。
目前,在開展農業保險試點的地區,地方財政給農民提供直接的保費補貼,省地縣三級財政的補貼總額大多占保費的40%左右。中央財政補貼可分為對農民的保費補貼和對經營主體的補貼兩個層次,也可采取支持其建立農業保險基金或購買再保險等方式。補貼的范圍可以考慮全面鋪開。通過試點,研究制訂保費補貼標準、補貼目錄、補貼方法,建立農業巨災基金和再保險運作機制等支持政策措施,鼓勵保險公司積極支持、服務于三農[3]。
(三)對農業保險給予信貸支持。有關金融機構,對于參加保險的農戶,可優先給予信貸支持。對經營農業保險的公司出現流動性資金不足的融資需求,允許其申請一定額度的無息或低息貸款。農業保險公司可利用現有的農村金融機構銷售保險產品。
(四)政府對農業保險提供再保險支持。通過再保險公司對參與農業保險的各種私營保險公司、聯營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支持。
(五)根據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經驗,可以對農業保險的發展實行一定程度的強制措施。農業保險原則上實行自愿保險,國家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不參加農業保險計劃的農民不能得到政府其他福利計劃,如農產品貸款計劃、農產品價格補貼和保護計劃等;必須購買巨災保險,然后才能追加購買其他的保險。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實上的強制保險?；蛘咄ㄟ^法律明確規定,對具有一定規模的農民實行強制保險;對達不到規模的農戶,實行自愿保險[4]。
(六)多渠道籌資應對農業巨災,完善巨災保險體系。建立和完善我國巨災損失補償機制首先應該明確巨災損失補償由誰承擔的問題。其次要解決巨災損失怎么補償的問題,應盡快轉變主要應用行政手段進行災害損失補償,減輕政府財政的壓力,扭轉災害補償嚴重不足,補償效率不高的局面。長期以來,我國在災害發生后習慣于把政府的救助作為災害補償的主要渠道,使政府承擔了過重的財務負擔。所以,應重視發揮保險在災害風險管理中的作用,把保險作為一種市場化、社會化的資源整合和風險配置平臺,運用市場手段調動社會主體參與災害風險管理的積極性,建立國家財政支持的、政府和市場參與的巨災風險管理的模式[5]。
1.建立農業巨災保險基金。具體方式可采取中央財政出資建立中央級農業巨災保險基金。各類農業保險經營主體,按照商業再保險原則向基金購買再保險,分散自身風險。
政府的介入不是獨攬保險責任,既能填補市場空白,又不至于因過度介入而導致市場的作用難以發揮。一旦發生巨災,不僅超過保險公司理賠支付的能力,也將超過政府當年財政支出的能力。政府需要通過科學的方法,對風險加以量化,進行保險、再保險分配,甚至通過再保險將風險分散到國外,政府只是負擔超過理賠能力的部分。
2.發行巨災風險債券
20世紀90年代,西方保險業積極探索推廣的風險證券化技術是近年來倍受關注的保險技術創新,它為保險業的發展帶來巨大的動力和活力,為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