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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1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6）05-0001-02
一、PBL教學法簡介
與以教師講授為主的傳統教學方法（Lecture-based Learning，簡稱：LBL）不同，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方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簡稱PBL），最早由美國神經病學教授布勞恩（Barrows）于 1969 年應用于加拿大的麥克馬斯特大學醫學院的醫學教學中。其理論基礎屬于建構主義的理論范疇，其教學理念是 “問題是學習的起點，也是選擇知識的依據”。
與傳統教學法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強調學生的主動性學習，要求將學生的學習置于復雜的、有意義的問題情景中，通過學生的自主探究和與他人的共同合作解決問題，學習隱含在問題背后的科學知識，掌握解決問題的技能，提高自主學習的能力。
二、“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現狀
“國際政治學概論”是大學政治學、國際政治學和外交學專業本科生必修的專業基礎課，主要講授內容是國際體系中各個國際行為主體之間的政治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其教學目的在于，通過本課程的講授，使學生初步具備運用國際政治學的基本理論方法觀察分析國際關系歷史與現實的能力，進而為政治學、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和外交學專業本科生學習本專業和其他相關專業課程奠定理論基礎。
“國際政治學概論”是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基礎課程，其授課對象是剛剛踏入大學校門的本科一年級學生。考慮到從高中到大學的知識銜接，新生尚未完全適應大學的學習與生活等因素，故而 “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大都采用以教師個人講授與知識灌輸為主要特色的教學方法。
從當前“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現狀看，課堂教學過程中往往缺少授課教師與學生的互動，缺乏學生對國際政治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自主探索，課堂氛圍沉悶，學生提不起精神，教師也感到教學乏味，授課效果不佳。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如何引入多樣化的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興趣，引導學生自主學習，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已成為當務之急。
目前在諸多學科教學中現已廣泛采用的、以問題導向為核心的PBL教學方法，為“國際政治學概論”的教學改革指明了一條新途徑。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完全可以做到，課堂講授與隨機提問結合起來，也可以把設置問題與課堂討論結合起來，也可以將合作探討問題與自主學習和研究問題結合起來。教師也可以開展實踐教學，將所學理論應用于國際關系史上重大歷史事件分析與當代重大國際問題的分析。
如果把PBL教學方法很好地運用到“國際政治學概論”的教學，不僅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也可以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也可以做到“教學相長”。一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現的新問題、在課堂討論中提出的分析問題的新角度等也可促使教師對其進行進一步思考，使其最終轉化為教師的教學、科研成果。
三、PBL教學法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的運用策略
下面以《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三版）》（陳岳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四章“第三節 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教學為例，淺談PBL教學方法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的具體運用。
有關“國家利益”的理論是國際政治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外學界普遍認為，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中影響各國對外行為最根本因素，是國家對外行為的最基本動因。幾乎所有國際政治學理論著作都會涉及“國家利益”問題。陳岳的《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三版）》就有關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問題設置了三個議題，即國際政治中國家利益的內涵、作用和特點。很顯然，僅僅通過這三個方面很難透徹地把握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理論。為此，作為輔助理解國際政治中國家利益的內容，在“國家利益及其內涵”之下設置了“君主――王朝利益與民族國家利益”，“國家、國家理由和國家利益”等內容，講述了國家利益的歷史演變與國家利益同國家、國家理由、國家榮譽的關系。最后對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作了如下界定：“國家利益是指一個國家內有利于其絕大多數國民共同生存與進一步發展的諸因素的綜合?！币罁@一概念，分析特定時期某個國家國家利益時，學生依然難以準確把握特定國家、在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下的國家利益。在“國家利益理論”教學中實際上學生感到最難的是國家利益的生成機理、國家利益的層次和優先次序、國家利益的認知與判斷等問題。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國家利益的作用和特點就比較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中為了讓學生掌握上述難點，透徹地了解和掌握國家利益理論，在教學中教師為學生設置了如下四個問題和三個案例。其一，國家利益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二，國家利益是“有利于其絕大多數國民的共同生存與進步”綜合性的“好處=利益”，那么它都包括那些“好處”？有層次，有輕重緩急嗎？其三，某種“利益=好處”是不是“國家利益”是由誰來認知和判斷的？其四，一國“國家利益”都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結合上述四個問題，筆者向三組學生（每一組約15個人）具體布置了三個具體分析案例，中國、“朝核問題”和“克里米亞問題”，用國家利益理論分析上述案例中相關國家各自的國家利益及其認知過程，上述國家采取的具體行動以及上述行動所折射出的各自的利益訴求和博弈結果。經一周的準備之后，各組首先派一名代表在課堂上匯報本組的學習成果，之后就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課堂辯論。學生對國家利益是否具有階級性？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中最核心的國家利益應該是什么？國家利益的抽象性和具體性、國家利益的客觀性與主觀性以及國家利益是否受到約束和限制等問題結合案例展開了熱烈討論。極大地活躍了課堂。縱觀學生的匯報發言和辯論，盡管他們的發言不夠全面、甚至是片面的，但總體上已觸及到了核心問題。雖然在辯論中也出現了偏離研究主題的現象，但在教師的及時提示和糾正之下也很快回到了討論的主題。最后，教師對上述學生的課堂匯報和辯論作了點評，對學生的積極主動參與和敢于提出問題的探索精神給予了肯定，并結合整個討論環節，對國家利益的作用、特點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通過上述學習和辯論，讓學生深刻認識到，在當代民族國家體系之下國家利益的認知和最終確認是需要過程的，并通過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最終獲得確認。但有時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所標榜的未必是真正的國家利益，階級利益并不等同于國家利益。國家利益是分成次，分輕重緩急的。國家利益可劃分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國家榮譽等，其中國家的安全利益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利益。國家利益根據輕重緩急可分為重要利益、次要利益；當前利益、長遠利益等。不僅如此，一國在某一問題上的國家利益還受到地緣、時間、空間、國際環境及相關其他國家利益的制約等。
從PBL教學法的實施效果來看，應該說基本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和效果。通過問題導向性的PBL教學，克服了過去教師單方面講解理論，單向度地向學生灌輸知識，學生被動學習和接受理論、知識的弊端，使理論導向性的“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變得更加生動，師生之間的互動和交流增加了，激發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了學生對“國際政治學概論”的學習熱情。
四、反思
PBL教學法是一種比較符合現代教育理念的教學方法，但在“國際政治學概論”教學的具體實踐過程中，還存在以下困境。
其一，教學任務與授課課時之間的矛盾?！皣H政治學概論”教學大綱安排的課時是72（72×40分=2880分）學時，而陳岳的《國際政治學概論》教材共7章加導論和結束語大概相當于8章的內容，每章平均學時為時，但采用PBL教學之后，《第三節 國際政治中的國家利益》一節內容就耗時達4學時。如果每個章節都采用PBL教學法，教師就很難完成教學大綱規定的教學任務。因此，一學期72學時的課堂教學中， PBL教學法的運用次數不宜過多。教師只能根據教材內容，一學期安排兩三次PBL教學即可。
其二，課程性質、要求與師生綜合素質之間的矛盾?！皣H政治學概論”是理論導向性的課程，邏輯性、思辨性很強，這要求教師和學生都必須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而這些剛剛步入大學校門、尚不知大學學習為何物的高中畢業生，在當下應試教育指揮棒下，無論是知識面，還是視野都比較狹窄，無論是對國際關系史的基礎知識，還是對當下國際熱點問題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加上他們剛剛在高考壓力下解放出來，在遠離父母、沒有教師督促的“無人約束”的自由自在的大學環境里，除了“玩兒”，對學習根本提不起精神，甚至很多人對學習本身產生了厭煩情緒。因此，重新調動大學一年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與讀書熱情存在諸多困難。
另外，PBL教學法對教師的教學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它要求教師不僅透徹地掌握教材內容，而且還要花很大的力氣閱讀相關材料熟悉案例，并結合案例精心設計相關問題，這對那些初涉講臺的青年教師而言，是一種不小的自我挑戰。此外，PBL教學法對教師的課堂管理能力、教學組織能力、討論掌控能力等也是考驗。一旦出現偏差，課堂很容易就變成“雜談”和“閑聊”，而這恰是大學一年級新生最喜歡和“最擅長”的。
總之，無論是LBL教學法、還是PBL教學法，畢竟都是一種教學方法和手段，并不是教學目的。每一種教學方法都有其合理內核和值得推崇的一面。因而不論運用何種教學手段，只要能讓學生聽明白、看明白、學明白所學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并能靈活運用所學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解決實際問題，才是課程教學改革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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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2
關鍵詞：教法；理論思維能力；經濟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4-0133-03
教學方法對于一名教師能否成功授課至關重要，如何能夠把專業知識傳授給學生，又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掌握一種思維的方法，一名成功的教師應予以充分重視。從效果上來講單向度的灌輸性教學行為，學生只能學到簡單知識，并不是他們所要掌握的核心部分。教師教學重要的就是讓學生既學到了知識，又學到了思維的方法，而且還能達到理論思維水平的提升。當然要想實現這一步是非常困難的，但這也正是我們進行探索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一、學生學習《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存在的問題
《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是一門基礎科學，在教學中比較容易發現學生的專業素質和學習能力，經實際調查研究發現，經貿類大學學生的素質普遍較高，他們大多能夠對于學科專業問題進行獨立的思考。在教學過程中，學生通常能夠積極思考課堂問題，并踴躍發言，主動探索，體現出較強的求知欲望和學習能力。然而，學生在學習這門課程的時候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體現在：第一，對于缺乏專業功底的學生來說，政治學理論的分析與政治學方法的掌握存在著較大的難處。對于經貿類大學來說，他們的專業方向多為實用性的，比如經濟類、法學類等應用性學科，而“從教學方面來看，不同學科領域內的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評價等具有不同的要求”，這就使他們產生了對于政治學理論的陌生感，即便他們具有對政治學研究的興趣，但是專業功底的不足仍是制約其深入探索的一大瓶頸，為此，對于這一類學生的教學授課，教師的難度相當大。第二，對于擁有具有專業基礎的學生來說，他們在充分利用所學知識的實踐中也有著很多的不足之處，他們現有的實踐能力和理論水平尚不能夠應對紛繁復雜的客觀世界。對于初入社會的當代大學生來說，要想獨立地進行思維判斷并準確實踐確實存在著不小的挑戰。所以，在這方面，本門課程給予的重視稍顯欠缺，這也是對此進行詳實分析以及調整改善的重要原因。第三，目前的《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方法仍然是較為單一與傳統，大部分教師的講授仍是按照以往的思路進行，導致成果的低微和教學模式的僵化，其實，在其他領域收效卓著的很多教學方法都可以適用在本學科的教學過程中，而教學方法的開拓與創新正是一門學科進一步發展的重要保證。所以，在教學方法的探索上，這門學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從而推陳出新，使我們的學科教學取得更好的成績。
二、研究《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方法的意義
研究學習《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方法對于經貿類大學的學生來說至關重要，我們不僅可以通過這門課開闊視野，還可以在學習過程中掌握學習方法。對于學生來說，其意義和重要性體現在以下三點：第一，有利于學生在應用實踐的基礎上提升理論思維能力。經貿類大學的學生專業應用性非常強，然而關于政治學的基礎理論知識掌握卻顯得非常薄弱。在正常授課過程中，由于學生們的知識結構偏向某一個單向度應用性專業，學生經常聽不懂教課老師的的知識講授。部分老師可能會改變授課風格，通過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結合實例的方法來講解，雖然能幫助學生進行理解，但是一味地迎合學生不利于學生理論思維能力的提高。作為授課教師，在結合實例進行講解的過程中，也要重視對學生進行理論分析和抽象思維能力的訓練。第二，有利于學生掌握學習《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方法與路徑?！墩螌W理論與方法》是一門專業性很強的課程，這門學科需要前期基礎性課程所提供的理論準備，例如政治學原理、行政學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課程的學習。對于公共管理相關專業的同學來說，這些課程大都進行過系統學習，具有一定的知識儲備，但對于其他專業的學生來講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相關基礎課的支撐。此時，如何使學生掌握學習《政治學理論與方法》這門課的方法就顯得至關重要了?，F在教育的目標越來越傾向于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全面素質的增強，而科學學習方法的養成則是重要的一方面，這方面能力的提高將直接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第三，有利于學生培養實踐與理論相結合的思維模式?！袄碚搩渑c實踐智慧是教師可持續發展的兩大基石”，因此對授課教師來說，就是通過《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教學來實現理論知識與社會實踐的深度結合。由于學生還沒有接觸過相應的理論，所以還不會運用相應的理論來分析社會現實。作為教師來說要做的就是要引導學生從實踐中提煉出理論，或使之把實踐和理論相結合，甚至在經過一段實踐的訓練后能形成比較穩定的思維模式，這樣有助于他們掌握一種科學的思維范式，而這正是促進一個人健康成長的最為關鍵和最為核心的因素。
三、《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教學方法分析與探討
對于《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教學方法，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探討，一是《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方法的指導原則；二是《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中采取的具體教學方法。
1.教學方法的指導原則。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中構建科學教學方法和學習方法的過程中，必須在這門課程教學中始終遵循著這樣幾個理念：第一，緊密結合學生的專業背景進行教學。通過老師授課，學生最終所能掌握的相關知識依然是表面的，還很難對這個領域有著專業的分析和運用能力，他們的重心依然是停留在本身的專業基礎上，“沒有專業基礎的人在專業要求較高的行業里面發展，關鍵是要結合自己的興趣”，所以對于這些學生，教師應該結合他所學專業和興趣愛好，使他將所學課程與所學專業有機結合起來，或者更進一步使他加深對原有專業結構性知識的理解和認知。第二，將提升學生的理論思維能力作為核心宗旨。雖然教師教授一門課程的目的是使其獲得相關的知識，但讓學生掌握一種思維方法，一種分析問題的視角更為重要。知識是無限的，我們無法窮極世界上的所有知識，所以尋找到一種科學的思維方法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如是，我們就可以運用這種邏輯思維能力去不斷學習新的知識，或者依據客觀事物的規律，發現新的問題，而這并不是僅僅通過讀書就能獲得的能力?；谶@種考慮，老師在教學中要注重學生科學思維方式的訓練，例如課堂發言、組織辯論等都要貫穿這種思路，引導學生對這種思維模式產生主觀自覺。第三，緊密結合本校的發展思路。在教學方法的研究上要緊密結合本校特色，比如在很多經貿類大學中，國際化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教師的教學方法研究也應具有這個特色?！墩螌W理論與方法》這門課實際上也是一門以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為視角的課程，它的國際化內涵毋庸置疑，只是它重點在于政治制度領域，很多學生愿意選修這門課也是基于這個特點。因此，這門課不僅對于中國學生來講意義重大，對于外國留學生來說也是如此，很多外國留學生也主動選修這門課，他們也正是看到了這門課的國際化色彩。因此，我們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活動中也要緊緊抓住和貫穿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國際化特色。
2.《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中采取的具體的教學方法和路徑。結合上面的分析和指導性原則，我們認為《政治學理論與方法》這門課的教學方法應從以下視角出發，既要考慮本學科的特點，又要兼顧到經濟類專業、法學類專業、外語類專業、管理類等專業的特點，盡可能達到教亦有道，學有所得的目標。具體來說，我們將要采用這樣幾種教學方法：（1）經濟分析方法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的應用。認為經濟決定政治，政治對經濟具有反作用，對政治問題的考察也不能忽視其背后的經濟根源。如今經濟分析方法引起了多方的關注。這種分析視角我們也可以運用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教學活動中。例如制度經濟學就是經濟分析方法與制度研究相結合的產物，其中的制度分析，主要是政治制度分析又居于核心地位；博弈論作為一種經濟分析方法也日益進入政治領域。很多政治學專業也都開設了經濟學方面的課程，尤其是到了博士研究生這個層次，經濟的分析方法更是不可或缺。雖然政治學專業的學生不能像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那樣熟練運用經濟分析方法，但可以培養政治學專業學生的經濟分析能力?；谶@些成功的經驗，我們在教學中也要注意引導學生運用經濟分析方法來分析政治制度問題，通過這種分析方法運用使他們逐漸成熟起來。（2）社會分析方法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的應用。受課學生來自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和價值觀念取向。教師在講授《政治學理論與方法》的過程中要注意，既要利用來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學生的知識促進學生之間的交流，也要運用這門課所蘊含的多元文化內涵來豐富學生對外面世界的認識。我們在講授的過程中也要注意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會背景因素，以及學生價值取向的社會政治背景因素及其根源，分析其利弊，有的放矢地抓住問題的關鍵，我們的教學目的是引導學生把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建立在科學的思維、正確的理論基礎之上。最終培養成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能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添磚加瓦的人。（3）比較分析方法是《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核心教學方法。比較分析方法是一個內容非常廣泛的分析模式，它包括許多具體的分析方法，具體來說包括國別比較方法、專項比較法、綜合分析比較法等。這種分析模式有利于學生找到政治制度的共同點、不同點，并分析其優缺點。①比較分析的邏輯。進行科學比較分析的基礎是要找到我們進行比較的邏輯線索。我們在講授《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的時候，要遵循一定的分析邏輯，即首先以政治制度的因素作為切入點，如社會經濟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然后再具體分析各種政治制度的異同，這還主要是在理論層面上，雖然我們也是結合具體國家的政治制度等因素進行分析和論述，但還不是對某種類型的國家政治制度進行綜合分析；最后我們運用上述提供的理論工具對某種類型的政治制度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這個教學邏輯，有助于我們由淺入深地引導學生進入學習狀態，并達至良好的教學效果。②國別比較研究。在授課中發現，很多學生對國外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不十分了解，在這種情況下，科學的教學方法是先介紹其他國家政治制度的一些特點，然后結合我國相關制度的情況比較分析。通過直觀的國別比較，使學生了解各國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并在此基礎上做出自己的價值選擇判斷。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比較、鑒別、判斷直接告訴學生，另一方面也要給學生留下較大的比較和思考的空間，激發他們去思考問題，對自己進行考查，學會認識自己，“未經考察的生活是沒有價值的”。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發現內心善良的火花，靠他們自己使之變成熊熊烈火。③專題或專項比較研究。國別研究雖然是比較研究方法中最好的一種方法，但它也有弱點，即把政治制度進行分類，然后選擇代表性的國家從宏觀上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的政治制度進行比較，對具體政治制度的比較研究涉及的還不多，也不能對于政治制度的細微差別進行詳細的解讀。因此，還需要我們采取專題或專項研究的方式進行實驗室式的解剖和分析，尤其是對于研究對象很具體，范圍也較小的制度，通過研究不僅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的異同點，而且能夠對其程序運作的效果做出判斷，并得出相應的結論，因此這種比較方法具有很強的現實性。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就準備大量采用這種實驗室式的教學方法，這種比較方法不僅能讓學生獲得理論思維能力的提升，而且在分析具體政治制度的異同、利弊的同時也能推動學生做出科學、正確的判斷。因此，這是我們在教學中必須要力爭做到的授課方法。（4）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的應用。這種教學方法所針對的主要是中文、外語、人文類學生，這種專業應用性很強的學生通常對政治分析不感興趣，這是因為他們不了解，一本書只看表象是不夠的，還需要我們體會書中思想的更深層次，例如余秋雨教授就認為《李爾王》包含三個層次，普通人只能看到第一個層次，專業人士也許能看到第二個層次，而第三個層次則很少人能及了。由此可見我們具備必要的專業素養。如果中文系的學生不了解認識和分析政治的方法，那他就很難成為一個在文學創作方面有成就的人。所以教師在教學中要注意這部分學生，使其能樹立正確的看待政治科學的態度，把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來理解，破除其過去在思想上對政治行為的錯誤認識。應該說在我們學校這還是有一定難度的，因為應用性專業的學生通常在腦子里已經有了一個先定的印象，認為政治是消極的。而我們作為教師的，就是要在教學中做到讓學生正確地理解和認識、分析政治。（5）系統分析方法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中的應用。系統分析方法作為一種重要的分析途徑被許多教材列為學習方法或研究方法之一。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個復雜的系統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我們不能忽視事物的任何系統性構成因素，而要對之進行有效整合。雖然系統分析方法需要經驗的累積，需要在實際中不斷的探索和磨煉，但我們認為如果能在《政治學理論與方法》教學中注意這方面的引導，例如在討論中提出單向度的問題，進而引導學生進行多向度、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思考，也能鍛煉學生運用系統分析方法的能力。
綜上所述，《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課程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我們在學習的過程中，僅憑上述的授課方法和學習方法尚不能及，我們還需要運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其進行探討。但從目前的教學實際狀況來講，上述方法在36學時的課程中是完全適用的，教師所要做的就是把上述方法通過有效的教學手段教授給學生，使學生能夠熟練運用這些研究手段和思維模式考慮問題、分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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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3
關鍵詞：外交學；教材；就業；課程設置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8-0254-02
從性質上來講，外交學、國際政治學是一門研究性的學科，這也使眾多人將注意力集中在國際問題“研究”之上。然而，由于外交學、國際政治學科的蓬勃發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或類似名稱的專業，相應的也出現了數量眾多的外交學、國際政治專業本科生。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性質使他們處于被忽視的地位，而他們卻面臨著很大的困境。
一、教材匱乏
作為一門從西方引入的新興學科，中國國際政治學者固然已經翻譯或自己編寫了一批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專業的教材，但這遠遠不能滿足這兩個專業本科學生的需要，主要存在這樣幾個問題。
一是中國學者自己撰寫或編寫的教材大多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尤為突出的是由于作者態度不嚴謹或水平不夠（這兩者通常難以分開）而使教材中存在或多或少的錯誤或不準確、不清楚之處。舉一個例子，就國內國際關系理論方面的教材和學生常讀的著作而言，夸張一點說，除了秦亞青教授的《權力·制度·文化》之外，其他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上述問題。教材是面向學生的、具有一定權威性的著作，對學科建設和知識傳播有著極大的影響，如果在教材中出現錯誤或紕漏，其影響毫無疑問是極壞的。
二是中國學者翻譯的國外經典教材和著作，很多存在翻譯不準確甚至錯誤之處。當前中國國際政治學科教材匱乏，引進國外經典教材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在翻譯國外經典教材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翻譯的質量。影響學術著作和教材質量的因素有兩個，一個是著述者的學術水平，另一個是學術態度。如果說國內國際政治方面著作的質量問題是由中國學者的學術水平和態度所致的話，那么國外經典著作和教材中譯本里的問題則大部分是由中國學者所強加的，是在翻譯為中文過程中“次生”的。舉一個例子，筆者最近使用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國際關系理論與方法》一書，是著名學者羅伯特·杰克遜和喬格？索倫森所著的國際關系學經典入門教材（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approaches.2003年版）[1]，這本書被譽為“全世界最好的國際關系學入門教材”之一，比較適合做入門教材。然而譯著中卻存在著中文表達問題、非通用譯法、排版問題、筆誤以及原著本身問題等40處錯誤，其中只有三處屬于原著本身的問題，其余都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次生”的[2]，類似的情況在其他名著的中譯本中并不鮮見。分析這些錯誤可知，只要譯者本著為原著者更為讀者負責的態度，多一點認真的態度，類似的錯誤肯定會大大減少。
三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教材不分層次。由于教材不分層次，就造成一個問題，對本科初學者來說有些太難，但又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目前我國本科專業使用的教材、推薦給學生閱讀的書目，很多都是研究生使用的。就拿《外交學概論》課程來講，本科教學中使用最多的是魯毅、黃金祺等教授所著的、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外交學概論》一書。而據筆者了解，外交學院外交學專業研究生也使用的此書，類似情況在很多專業并不鮮見。
教材的好壞，是學科建設、人才培養不可或缺的因素，教材選用不當必然影響學生的學習質量。
二、就業困難
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專業本科生的就業難已是不爭的事實，甚至相關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的就業也不容樂觀。這當然不只是這些專業的問題，也有就業結構問題，文科大部分專業就業都有一定的困難。然而這不等于說我們不需要去思考問題的原因與出路。
由于國際政治學科的研究性質，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就業難看起來就成為必然的了，因為研究性崗位畢竟太少、只能有少數人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然而數量眾多的國際政治、外交學本科生甚至是碩士研究生難道就只是為學術研究培養點、又必定被大量被淘汰嗎？事情顯然不是這樣的。據筆者了解，我校歷屆國際政治、外交學專業本科生（尤其是低年級學生）中都存在
大量這樣的現象：不喜歡自己的專業。因為他們大多都是報考語言類專業未必錄取而調劑過來的，這種現象長期存在，造成一種厭學的氛圍，十分不利用教學，更不利用學生的成長，當然推而廣之也不利于學科人才的培養和學科的發展。據統計，在某些院校的就業比例大概只有10%-20%。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除了學科性質，還有就業的大環問題。但我們的探討不能停滯于此，只要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學界人士共同關注這一難題、共同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情況完全可以發生變化。
欲求藥方，需先找病因。我們國際政治、外交學等相關專業的學生大部分都具備優良的素質，雖不能說學貫中西，他們大都比較了解國情和世界形勢，具有一定的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知識基礎，外語基礎較好，并且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具有更強烈的愛國熱情和開放、合作意識。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他們難以就業呢？筆者以為，問題在社會不了解、不接受他們，沒有給他們提供機會。國際政治、外交學專業的學生比較適合從事涉外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但從外交部等國家機關到出版社等事業單位到外企，他們在招聘工作人員時，依然把目光聚焦在外語類人才身上，而較少把優先權甚至是平等的競爭權利提供給外交學和國際政治等相關專業的學生，而這些學生無疑更合適，因為他們既能用外語進行交流，又掌握了大量社科知識。原因何在？顯然，專業品牌還沒有形成，社會對這類專業還缺乏了解。我們沒有盡最大努力讓外界了解我們、接受我們。外交學、國際政治學界同仁應共同努力，向社會各界介紹外交學、國際政治學專業、介紹我們的學生，使大家了解到我們學科和學生的價值。若干年后，也許外交學、國際政治學專業就會成為熱門專業。
三、培養方向和課程設置問題
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專業的研究性質直接決定了本專業的研究型方向，致使我們的本科培養方案很像是碩士研究生培養方案的下移。經常有學生抱怨所學課程無用，除非他們畢業后考取涉外部門或繼續讀研究生，而這樣的學生只能是少數?；诖蟛糠直究粕厴I后要走向社會、實現就業這一點，我們必須調整這種研究型的培養方向。由于這一問題的解決必然是系統性的，將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個人很難找到一個全面、滿意的藥方，因此我們只能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思路。
我們的培養方案必須做出調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調整課程設置。大學不能太功利，大學的第一功能是培養學生的基本素質。但是學生一旦畢業，生存就成了擺在他們面前的第一需要，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學生必須掌握一些應用性的知識。所以筆者認為，在保留外交學和國際政治專業的基礎課程之外，我們不妨開設一些世界經濟、國際法方面的選修課，以及高等數學課程，同時使學生熟練掌握一門外語。除此之外，我們必須加大實踐教學的比例。我們的學生之所以就業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適應市場的需要。他們幾乎不了解社會，更不要說有用人單位所需要的實踐經驗。關于這一點，教育部前不久已經正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應屆本科畢業生的實踐教學時間原則上不少于一年[3]。如果真能實現這一點，學生在畢業時就不僅掌握了豐富的知識，還具備了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這會大大改變他們的就業前景。
但是教育部這一要求能否落到實處，或者說我們加大實踐教學比例的愿望能否真正實現，則要看改革力度。如果我們能夠把壓力變成動力，加大課程改革力度，使課程與社會接軌，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外交學、國際政治學專業就會取得成功。
筆者提出的這些問題在一些頂尖的高?；蛟S并不明顯，但是在其他絕大部分院校，這些現象已經長期存在并越來越嚴重。學生是學校的根本，幫助學生是教師的職責。筆者再次呼吁學界同仁共同努力，使社會各界了解到我們學科和學生的價值，使我們的學科蓬勃發展，使我們的學生能夠學有所用！
參考文獻：
〔1〕羅伯特·杰克遜，喬格·索倫森.國際關系學理論與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4
一、由內而外的研究路徑:國家為中心
國際政治學是研究權力及其分布的學科。從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因素(財富)是權力的重要來源，國家力量是國家富裕的必要條件。因此，把政治和經濟結合在一起研究的動力，是對權力來源和運用的分析。從本質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考察的就是權力和財富之間的互動。
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吉爾平認為，二者互動的內在機制可以歸納為回答三方面的問題[1]:首先是市場經濟增長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之間的關系;最后，國際市場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與吉爾平相似，英國學派的蘇珊斯特蘭奇也對權力的結構作出了解釋[2]。她認為，國際社會存在兩種權力:聯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聯系性權力是傳統權力政治的范疇，結構性權力由安全、生產、金融和知識四種結構組成。這是斯特蘭奇對財富與權力轉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論[3]包括:相互依存論、霸權穩定論和依附理論。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復合相互依存理論”[4]通過“敏感性”和“脆弱性”兩個概念，突破了純粹的經濟自由主義領域，把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聯系在一起，初步探討了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金德爾伯格[5]和吉爾平所主張的霸權穩定論，在嚴格意義上并沒有涉及財富與權力的轉換關系，但是這種理論作為早期IPE的探索，把經濟現象納入政治學的分析框架中，為政治與經濟在學科上的統一做出了努力?；鶜W漢的后霸權合作論引入了國際機制的研究視角，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的轉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論研究市場經濟在國際范圍內發生的影響，則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搭建了橋梁。不過，依附論建立在一個相對比較靜態的理論模型上，對世界經濟體系中各國經濟地位的變更無法給出合理的答案;同樣，這一理論也無法讓人信服地理解財富和權力轉換的途徑和因果關系。
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早期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理論，主要目的是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關系中僅靠政治學無法解釋的現象。但是，由于傳統國際政治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學的痕跡，落入以國家為中心、由內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這一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把國家視為統一、抽象的變量。政治學研究對象中的國家，是國際政治中處于單元層次的變量[6]。無論是現實主義者或者自由主義者，都以國家利益為分析對象。他們假定，國家中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對國家利益的認同是一致的。因此，在傳統政治學的分析方法中，國家是統一的整體。即使是肯尼斯華爾茲本人，也無法要求研究者區分體系層次和單元層次的不同變量，更不可能繼續對國家內部的不同政治層次進行區分，
(2)國家是國內政治經濟變革的唯一決定者。傳統政治學認為，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國家間的關系幾乎完全由國家自行決定。受到這一思路的影響，學者們更多地把注意力依舊集中在國內政策、條件變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可能出現的影響上。
(3)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基本穩固，一個國家在這個體系中的國際分工決定了它在體系中的位置。各國政府通過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計劃，可以滿足本國選民的需求，并促進國內充分就業，同時無須放棄對穩定國際經濟所承擔的義務。國內經濟自主和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的準則之間協調一致，是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穩定的一個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紀60年代末，各國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國際關系發展的現實，極大地挑戰了這一時期的IPE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互不相干地執行國內需求管理政策的情況受到了挑戰。商品、貨幣和資本頻繁的流動，使得國內和國際越來越難以截然分開，社會對政府要求提高，各國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開始下降，各國經濟的類似性不斷增加?！皫缀踉诿恳粋€國家，公眾和私人的需求遠遠比國家滿足這些需求的經濟能力增長得快”[8]。隨著全球化浪潮的到來，本屬于各國內部的經濟管理事務，越來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研究范式，越來越受到國際范疇內新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力量的挑戰。而越來越多的學者也逐漸發現，即使是一個國家內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響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場上也存在著不同的層次。在此基礎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思路，開始出現了由外而內的逆轉。
二、由外而內的研究路徑: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不能忽視國際經濟環境對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彼得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國際關系和國內結構: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9]中認為，國際關系的內部化和國內結構的外部化在對外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當數彼得古勒維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突破了傳統國際政治領域視國家為單一行為體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的中介環節，從而奠定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思路由外而內轉型的基礎。
不過，卡贊斯坦、古勒維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最終在9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主流，并進而影響到國際關系其他領域的研究。如今的國際經濟學者認為:“如果不抓住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之間聯系的性質以及這些聯系的變化，我們不能理解國家內部的政治”[10]。
國際政治經濟學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廣泛的關注，是基于兩方面的因素:首先，盡管IPE的興起是為了把現實主義抽象掉的經濟變量和非國家行為體重新納入到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依然以現實主義為主導，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也不能例外，無論是吉爾平或是斯特蘭奇，都是現實主義學者。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注意力，依舊集中在解釋財富與權力的轉化關系上。霸權穩定論、相互依存理論和依附理論，都以全球市場與民族國家處于緊張狀態為前提假設條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 ki@vcf6FFB J2H3&G0gh
其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國際環境出現兩個重大的變化:一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全球運輸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貿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體化公共產品的建立，使得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國際資本市場大幅度擴張，生產要素全球流動的可能性增強。這些變化，幾乎影響了每一個國家的政策選擇。有些影響比較明顯，比如出現關稅同盟，建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有些影響雖然不那么明顯，但在國內政治領域意義更為重大，如跨國行為體對國內政策的影響，利益群體同盟的瓦解與再結盟等。海倫米爾納和基歐漢認為，國際化通過三種途徑影響了國內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發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削弱政府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控制[11]。
論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兩種不同研究路徑：國際與國內來自WWW.66WEN.COM免費
在此基礎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從理論上突破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范式，轉而從市場與國家互動的角度來理解當下的國際關系。從大的研究路徑而言，由外而內的IPE理論分為兩類:一類以國內結構作為變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國內結構對國際力量作出什么樣的不同反應;一類以國內行為體的經濟立場為變量，分析利益群體的政策偏好，采納和推行不同的貿易政策應對國際力量?？偟膩碚f，由外而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論:
1.“顛倒的第二種設想”[12]
在華爾茲關于戰爭根源的三種設想中，第二種強調的是國內政治體制差異對國際沖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維奇認為，將這種設想“顛倒”過來，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國際體系不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而是后者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的特點是:首先，把國家內部的屬性視為一個隨時間而變化的變量;其次，把國際力量作為國家制訂政策的環境因素。
古勒維奇是在分析經濟危機對國家內部的政治結構、經濟政策的影響時提出這一假設的。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之后的二戰期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在大蕭條之前，各國都從經典經濟學理論出發，通過供給和需求的曲線變動來制訂政策。因此，當1929年經濟危機發生時，各國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價，削減成本，減少投資，其結果是工人工資降低，抑制了購買力，并進而引起經濟發展的動力不足。在此情況下，各國開始探索不同的經濟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英國開始貶低英鎊的價值，對進口設置關稅壁壘，提高政府補貼，并對工業提供一定的補助。瑞典、德國和美國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們還開始應用經濟學理論探索新的政策，這就是現在為我們所熟悉的——拉動內需和宏觀經濟調控。
古勒維奇認為，國際經濟環境通過中介環節，影響國內政策選擇?！皣H體系不僅是國內政治和結構的結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經濟聯系和軍事壓力限制了包括政治決策、政治形式在內的一系列國內行為。因此，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如此緊密，使得二者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而同時研究”[13]。
盡管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古勒維奇的探索并沒有形成嚴密的理論，但是他的假設對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者提供了這樣幾點啟示: ( 1)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在面對同樣的國際經濟環境時，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應;(2)國際力量影響國內政治，具有特定的規律; (3)國內利益群體與國際力量的結合，有可能產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結構。正是在“顛倒的第二種意向”的基礎上，奠定了20世紀90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型的方向。
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5
關鍵詞：本科教學；政治學原理；教學改進方法
《政治學原理》作為政治學類和行政管理類專業的基礎性必修課，具有為該專業的本科生培育政治學興趣、奠定政治學理論基礎和認知框架的目的與重要功能。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課程要求的知識傳導和學生對所授內容的接受感知間的差異往往讓這些目的難以達到，甚至產生使學生遠離政治學的負面影響。
一、《政治學原理》教學中的常見問題
（一）政治學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在理解上的困難
《政治學原理》是一門基礎性課程，會涉及到政治學的基本概念和理論，但因該課程大都開設在大一學年，這些概念和理論相對于大一的本科生來講，顯得過于抽象而難以理解，例如，、政治、國家、權力等概念均是對人類政治社會中某些共同特征的歸納，在現實中幾乎很難找到完全符合的對應物，學生在接受相關知識時就容易感到空洞，興趣寥寥[1]。政治學中的基礎理論，例如民主理論、國家理論等所要解決的問題距離學生所親身感知的現實又過于遙遠，這就會帶來理解上的困難。
（二）政治學經典原著在閱讀上的困難
閱讀經典是學科入門非常重要的方法，在《政治學原理》課程中如果適當鼓勵學生閱讀原著將會讓學生更快走入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但政治學中的經典原著大都苦澀難懂，例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或是《政治生活中的系統分析》都不是大一學生能夠輕松讀懂的著作，讓學生閱讀原著經典，可能不會有助于對課程的學習，反而使學生遠離該學科。
（三）進行討論式授課上的困難
如果在授課中學生出現難以理解的情況，引入討論，讓學生在相互辯駁中加深理解是解決該問題的有效方法。采用討論課的一個前提是學生已對所討論的問題和所涉及的知識有所掌握，若不具備這些條件，學生一方面不知道該討論什么內容，另一方面也容易使討論失去控制?！墩螌W原理》中的一些用于進行辯論的題目都較為宏大，例如，民主國家還是權威國家更助于推進經濟發展，這就需要學生具備較好的專業基礎，對于剛接觸該學科的學生而言，貿然進行討論并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四）進行案例教學的困難
案例可以加強對概念或理論的直觀理解，在圍繞案例的互動中可以提升授課的效果。而政治學中的案例，例如國際間的沖突和戰爭、宗教對于政治行為的影響等相對而言距離學生的日常實踐較遠，學生對其難以形成直接有效的認知。甚至，有些概念或理論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找到完全吻合的例子，比如“自然狀態”、“社會契約”等，本就是學者為了闡述理論所假想的狀態。在案例選用上必須要考慮到這些情況，否則會導致學生的錯誤理解。
在《政治學原理》教學中存在著課程內容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概括性和學生的認知能力之間的差距，為了提升課程的教學效果，運用多種方式和手段來彌合這一差距，我們對教學進行了一系列創新性嘗試。
二、教學改進的方式
針對既有教學方式的不足，在實際中所采取的改進措施主要是培育多元互動的課堂、開展引導式討論、建立多層次的案例庫、進行經典原著的導讀、配備本科生導師。
（一）培育多元互動的課堂
原有的教學模式主要是教師在課堂上講述課程內容，即使有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互動也大多是教師提問、學生回答的一對一的方式，這種教學模式在課程講授過程中會留下許多學生未理解的難點，在缺少互動的情況下，這些疑問會累積起來，以至造成對后續課程內容的理解障礙。多元互動的課堂則是教師在講授過程中，與學生展開互動，進行師生之間的多元交往溝通和動態交互影響[2]。多元互動的課堂需要培育寬容、自由、民主的氛圍，鼓勵學生即時對不理解之處進行提問和允許學生針對與教師所講述觀點的不同意見發言，通過同學間和同學與教師間在課堂上的互動提升對課程內容的領會。例如，權力是一個有多個學者做出界定的概念：“權力是不得不服從的力量”、“影響他人的能力”、“實現意志的能力等”，在講述該概念時，可以鼓勵學生對不同的界定進行發言，講出自己贊同或者反對的理由。又例如，在涉及到觀點評價的講述時，“是威權國家還是民主國家更能夠推動經濟發展”，在同學間進行一定的互動，讓多個同學針對彼此的看法進行發言，以更深入明了觀點的邏輯。
（二）引導式討論
在《政治學原理》課程上進行討論的一個困難是學生缺少相關的知識儲備和邏輯分析能力，在討論中容易離題，抓不住討論題目的關鍵點，使討論流于形式達不到預期效果。引導式討論則要求教師在討論中成為討論內容、主題、邏輯的引領者，在討論過程中，幫助學生了解討論所必需知曉的基礎知識，當討論偏離主題時使其回到預定軌道上。比如在討論一本書的邏輯時，需要教師先建立起該書的基本邏輯框架，引導學生討論出該書所運用于解釋的主要變量，并搭建起變量間的邏輯關系；在討論學術觀點時，則要求教師介紹相關學派的不同觀點，在討論中引導學生對觀點中的漏洞進行批駁。
（三）建立多層次的案例庫
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范文6
這一抽象命題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背景下的展開，則是作為國際社會科學前沿話語的治理理論與實踐問題。前沿孕育著未來。本文立足于政治科學知識體系的變革，說明這樣一個觀點：作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論，她是民主政治的一份科學研究綱領，是現代政治學本來就應該是的樣子。
一
從上述事實性知識或判斷性知識來審理治理理論，這一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來自于公共權力結構和政府管理的破碎、僵化并出現危機，反映在治理話語中，則集中體現在三個論點上。其一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國家已經喪失應有的行為能力，也難于預測自己的行為后果，甚至難于避免產生有害的決策；并受落后的思想束縛，不時頒布不適宜的或無必要的合法性迫使各種群體接受。其二是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地位危機、社會一致性分裂和文化分裂，公眾對公共權力的效能和未來越來越不抱幻想，公眾的心靈世界碎片化，行為邊緣化日趨嚴重。其三是作為社會一致性中樞的公共行政體系能力衰減，并進一步成為公眾的負擔，中央集權、分等論級的控制不再有效；科層系統陷入了的怪圈，公共政策無力承受大量社會需求，無法對太多和太矛盾的公共問題做出裁決，超優政策真正的仲裁者是國際市場。對于這一總體性的危機，治理話語走向了積極的知識重建：在文化上返古希臘之本，在政治上重開自由主義之源，在實踐出路上擇定新制度經濟學，在技術上親和于管理主義，從而推出具有建設意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分析方法。
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治理理論是人類在尋求解決社會一致和有效性問題上做出的一次深刻的認識轉折與制度突破，在一定意義上，包括近代以來在內的一切政治學知識都在這一框架下實現了新的整合，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判斷上，政治學知識體系都在悄悄地脫離統治這一核心而轉向個人對公共事物的關心這一主題，由此導致現代政治類型在三個維度上發生重大轉向：
第一，從高級政治向低級政治變遷。一般而言，高級政治首先是指那些在國際關系中意義重大、影響非凡的決策活動，如討論一國是戰爭還是結盟等等。其次高級政治是指在共同體層次上、有關民族國家問題的重大決定和政策制定，如號召種族或集團一體化，或是與產權制度有關的政治關系的變革，如私人產業國有化，或者對政府的體制和形式進行根本性變革等等。所謂低級政治也是一種政治類型，這類決策不涉及對國家或國際社會中社會、政治和經濟結構的變革，它涉及次要性的決策，如將大型社會系統保持在某種均衡狀態。低級政治通常由官員和管理者們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行，一般屬于官僚政治行為，功能是在不干擾社會政治經濟現狀的條件下為貫徹高級政治決策所進行的活動。在國內層次上，低級政治包括通過有關防止環境污染的法規；決定提高最低工資和社會福利標準；對外貿易、旅游和投資往來的促進等等?，F在應當已經到了把上述思維方式顛倒過來的時候了。
第二，從暴力政治向規勸政治變遷。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革命及各種規模的國內騷亂等等是暴力政治形式。個體或國家之所以發動戰爭或以戰爭相威脅，其目的總是在于改變或控制對手的行為。雖然只要暴力或暴力威脅仍被人們用于實現政治目的，那么人們就不能否認暴力在政治中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應當是有限的。相反，規勸政治應該是公共政治活動中的基本形式。規勸政治一般是指倫理的、道德的、合作的和相互依存的和交易性的政治，比如談判、協商、立法、集體討價還價，經濟、社會、文化和科學合作或激烈的競爭。當然，前提是這種競爭是普遍接受的，并且在預先規定其法則的基礎上進行。
第三，從等級政治向復合政治變遷。等級政治是權力和權能的增殖以金子塔結構為前提的，由等級政治所決定的政治關系表現為下級單位從屬于上級單位，每個等級社會當中的頂峰都是最高權威，但這一權威并不一定總是合法的，權威的下屬是各級權力層次，每一下屬權力層次又控制著更多的下級次層次，這一系統最后通到普通公民，最后為塔基部分決大多數的人民無所抗辯地承認。與之相反，復合政治是指平等或接等的行為者們之間的政治關系，在這種關系當中，社會由信息暢通的、積極的和自治的政治單位組成，這些政治單位對維護自身的獨立和幸福往往采取十分戒備的態度，然而它們也承認相互合作和秩序井然的共存既對自身利益有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的利益所在。復合政治只有在具備充分的商品和服務以滿足其成員需求的社會中才能付諸實踐。進一步推斷，復合政治應有一套自由的和競爭性的教育和信息系統，該系統無需依賴于對大眾傳媒介實行壟斷性控制，而等級政治的目的是通過發動具有強烈傾向性的宣傳運動來造成一種虛假的社會一致感。
政治學知識要具有真理性，她就必須客觀地、全面地、深刻地反映政治生活的本質與規律，但這是一件不太容易做到的事。因為它需要政治生活的充分的展開，真正成為符合人的本性的而不是同人相異化的日常生活。政治學知識的發展與人類思維的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當人類的思維已經進展到能夠充分把握自身生活的程度時，政治生活的神秘性、彼岸性才會消失。低級政治、規勸政治和復合政治的形成，使得政治學知識發生重大轉變，并為治理型政治學代替統治型政治學提供了基本概念。興起于現實公共政治生活危機中的治理理論，它之所以能引起政治學知識的轉向，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新的思維回應了當代人類生活的變革。從近代從統治—解放的政治到治理—生活的政治的變遷，體現了公共權力運動發展的內在規律，當公民權利真正成為公共權力唯一合法性源泉時，治理—生活的政治才真正有利于市場秩序，政府制度才會內生于市場秩序。應該說這才是民主政治本來應該有的樣子，換言之，主流民主政治學長期以來都未能到位。所以治理理論更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精神。
二
從治理型政治學的應用或其實踐戰略來看，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是其必然的邏輯展開，是治理型政治學在現實中的具體表現形態。如果把治理型政治學看成是一種新的政治科學研究綱領，那么按照拉卡托思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有關硬核和保護帶的理論，治理和新公共管理之間的關系恰恰體現了科學研究綱領中硬核和保護帶的關系。因此，割裂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容易降低新公共管理的政治學科的性質，減弱治理理論在回應現實問題時的力度，而且也使治理理論在學術論戰中失去有效的保護帶。國外有些學者認為，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和治理理論有關，是因為“掌舵”是分析公共管理的核心，而“掌舵”是治理的代名詞，簡略分析一下新公共管理的原則框架，將有助于我們認識這一點。
作為新公共管理內容的主體，它有兩個基本學術支持：管理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管理主義在這里的應用是把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部門，強調直接的職業管理、明確的績效標準和評估標準、根據結果進行管理，以及更晚些時候
所提出的接近消費者——公民的觀念。新制度經濟學則是把交易成本分析和激勵結構引入公共服務中，通過新的激勵制度安排削減官僚機構，通過承包和準市場的運作方式實現更有效的競爭以及消費者選擇。而關鍵也最具有質感的口號是用企業家精神的政府來代替受統治結構羈旁的官僚政府，以企業家精神的政府推動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其基本的理論框架大致如下：(1)把控制權從官僚手中轉到社群手中授予公民；(2)推崇市場機制而不是官僚機制；(3)驅動政府管理者前進的是自己的目標——部門和角色的使命，而不是文本的規則和規定；(4)公共管理者重新把自己的公眾定義為消費者，并且為它們提供選擇的機會；(5)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而不是簡單地提供事后服務；(6)把精力放在贏利而不是簡單地支付財政撥款上；(7)實行分權制度，主張參與式管理；(8)；公民評估自己的者的績效時，關注的不是投入而是結果(9)關注的目標不僅僅是公共服務的提供，還包括激勵所有的部門和公??，为金q鏊巧縟褐寫嬖詰奈侍獠扇⌒卸O勻?，新公寡a芾淼惱廡┕勰詈偷圖墩?、箣芰T渭案春險味脊匭木赫⑹諧⑾顏咭約敖峁?，公共部门围绕諒T魈獾淖渚褪峭牙臚持握蔚?、更小祼俐府，而另噎h矯嬖蚴歉嗟鬧衛懟?/P>
三
在一個全球化和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大變革時代，各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尋找一種更好地適應環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經濟的競爭中贏得優勢并讓社會獲得有質量的增長，治理理論正成為回應這一變革的強勢政治理論話語，支持這一話語體系的價值觀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識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學的統治理論，并在全球范圍引起政治家、學者以及官員、實業家的共識。立于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理解治理理論時，我們深感這對重構中國民主政治知識體系，尋求善治的制度平臺和有質量、有效率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擺脫市場化進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敗，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重建社會信仰，均是十分重要的理論資源。從社會或區域之間競爭的可持續性來看，治理理論資源合法充足的利用，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社會資本的一種提升途徑。中國正在發展公共管理制度，開始研究公共管理的知識，以便為有效地治理中國提供基礎性條件，這一努力要趨于最后的成功，可能需要在以下三點達成共識：
首先要對政治學的知識類型的實行轉換，尤其在人為秩序與自然秩序、辯證理性與有限理性、意識形態與實證主義方法、形式主義運作和效率至上原則之間作出整合性選擇，從而使得政治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中的擔負真正來自于公民社會而不是意識形態。因為治理模式的選擇和善治目標的達成有一定的路徑依賴，而一個社會知識的狀況或稱之為存量結構總是形成發展與變革路徑的根本，知識狀況已成為制度學派分析社會問題時的一個重要變量。而不能掌握社會變革所需要的知識，其結果就會形成社會的創傷。因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競爭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知識存量的長期性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