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帶來的好處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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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帶來的好處范文1

我國正處于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時期,預計在未來的三四十年內這一趨勢仍將持續。與此同時,在經歷了二百多年的高速工業文明發展階段后,全球正面臨著氣候變化和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特別是在當前氣候變化和碳排放已成為國際關系、國際貿易和政治家的重要話題的情景下,城市作為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集中地,作為與高碳排放緊密交織的城市化過程已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發展需求。在此背景下,怎樣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已對我國的城市發展戰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決策者和城市管理者迫切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氣候變化正在加劇我國城市的脆弱性

碳排放成為影響全球氣候增溫的主要因素已是不爭的事實。氣候變化涉及的科學問題已越來越關注人類活動的影響。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綜合評估報告(IPCC,2007)認為:氣候變化指隨時間發生的任何變化,無論是自然變率,還是人類活動引起的變化。氣候系統變暖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從全球平均溫度和海洋溫度升高,大范圍積雪和冰融化,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觀測中可以看出氣候系統變暖是明顯的。氣候變暖90%以上的可能是人類活動所致,特別是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導致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隨著氣候變化的科學確定性得到不斷的證實,全球各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和商業意識不斷增強。當前全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爭論的焦點,已經從是否應對轉向了如何應對。

氣候變化導致我國城市的脆弱性不斷顯現并有加劇的傾向。脆弱性是指某個系統易受到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包括氣候變率和極端氣候事件,但卻無能力應對不利影響的程度。脆弱性隨一個系統面臨的氣候變化和變異的特征、幅度和速率、敏感性及其適應能力而變化。城市作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中心,是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資源和能源消耗最集中的渠道。就全球來看近一半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城市,溫室氣體排放占到了全球總量的75%左右。從我國來看,到2008年我國城市化率也已達到45.7%。隨著我國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城市擴張速度越來越快,熱極端事件、熱浪以及強降水事件的頻率也更加頻繁,城市也因此變得越來越脆弱,頻繁發生的氣候災害已經威脅到了城市居民正常的生產生活。而溫室氣體效應和快速城市化進程是造成這種復雜趨勢的主要原因。

應對氣候變化將成為我國城市發展的基本目標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提高我國城市化有機結合。在黨的十七大上,總書記提出了到2020年人均GDP在2000年的水平上翻兩番的目標。根據目前的趨勢預測,這一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國繼續推進城市化的情況。而城市化過程也將成為我國未來溫室氣體排放增量的重要來源。很長時間以來,我國地方政府并沒有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治理的首要問題。但是2007年中期以后,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很多省份開始成立專門組織領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一些省份已經開展氣候變化研究,并且開始對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措施做了具體規劃,省級政府也要求所轄市級政府成立相應組織,并組織力量來設計和執行應對氣候變化的規劃。為此,城市管理者應及早采取行動,制定相關戰略和計劃,探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方式。在能源效率、清潔能源以及消費方式等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

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與城市發展規劃有機協調。災難風險管理認為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影響的后果可以通過減緩戰略和加強預防而得到減輕。引起災難的大多數危險都是不能預防的,但危險的嚴重程度卻可以降低或者減緩,適應計劃能使全社會在面對其他災難時具有更強的適應能力。溫室氣體排放的早期減緩戰略將減少未來適應戰略的成本。然而,即使旨在穩定溫室氣體濃度的努力取得了相對的成功,一定程度的氣溫上升及其相關影響仍將發生。那么城市層面上,有效的氣候變化應對措施就應該包含減緩(避免失控)和適應(處理好無法避免的問題)兩方面內容。有效的氣候適應戰略與地方發展計劃是并行不悖的。因此,試圖減少災難影響的措施并不鮮見。國際社會依靠自身努力和技術的進步,已經在減少災難對人類和民生造成影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造成這種城市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續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以及城市的有效管理缺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城市豐富的資源、強大的資源調動力以及創新能力又為推動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了機會。例如新加坡的天然氣發電廠采用聯合循環燃氣輪機技術,大大改善了新加坡整體的發電效率,從2000年的37%提高到2004年的44%,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大量減少。

用減緩和適應戰略促進我國城市低碳發展

著眼于發揮城市減緩氣候變化的作用,把握城市低碳發展的關鍵平臺。聯合國國際減災戰略署(UNISDR)認為,減緩戰略指的是“可以限制自然災害、環境退化和技術風險負面影響的建設性和非建設性措施”。減緩戰略包括減少未來災難危害程度的行動。其中建設性的減緩行動包括城市地區環境保護條令和建筑規范的修訂;非建設性的措施包括實行學校安全方案和增強公眾意識的計劃等。加強預防的行動包括城市旨在靈活部署人員和提高醫院預防能力的緊急應對方案。災難風險管理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能夠使災難傷亡最小化的快速反應機制。據曲建升等研究,2006年我國CO2排放總量呈由東部沿海向中部和西部地區遞減的趨勢,內蒙古―河北―遼寧―山東―江蘇―浙江一線(以環渤海區和長江三角洲為主)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是排放量相對較高的地區,而這些區域總體上是我國的城市密集區。因此,要將二氧化碳這一主要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得到有效控制就必須發展城市低碳經濟。低碳經濟是指溫室氣體排放量盡可能低的經濟發展方式,低碳經濟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其實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創建清潔能源結構。低碳經濟是我國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同時也是我國實現新一輪城市發展的巨大機遇。在通過規?;矛F有或開發應用新的低碳技術,推進溫室氣體減排,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低碳經濟的發展可帶來城市能源安全、降低空氣污染、增加投資和就業機會等一系列協同效益,增強城市發展的可持續性和競爭力。

著眼于提高城市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鞏固城市持續發展的有效載體。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在其第三次評估報告中指出,適應戰略是自然界或人類對新的、不斷變化環境的一種調整。適應戰略通過減少了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而降低了氣候變化的成本,不過其本身并不對全球氣溫升高的過程產生影響。即使將適應戰略的成本計入在內,適應戰略的凈利益依然存在,也就是說,適應戰略總是能帶來好處的。人類的生存需要一定的適應能力,一個適應能力強的城市能通過應對那些威脅、損害,甚至可能毀滅城市的問題和事件以維系自身的發展。適應能力受城市治理質量和政府所提供的基礎設施和服務水平的影響很大。對城市而言,對風險的認知以及用以應對威脅和創造機會的工具和資源能增強其適應能力。將可預見的氣候和自然災害事件考慮在內的事前規劃和基礎設施設計也能提高城市的適應能力,因為這些工作能改善現存的基礎設施,提高其抵御這類事件的能力。如建立和完善城市氣象災害的監測體系和網絡,及時氣象災害預警信息;利用各種宣傳媒體,開展廣泛的科普教育,提高廣大公眾抵御和防范氣象災害的意識和能力。再如解決海平面上升的問題就是如何確定合理的適應戰略的問題。上海就是在這方面做得比較成功的一個例子,上海出臺的洪水控制計劃:這項分為兩個階段的項目將有效管理該地區的水文流動,減少洪水的傷害,并為監控水質提供管理平臺。它能提供實時的水位數據,水管理部門能全面掌控全區域的水文情況,并設計和制定行動計劃,防止區內徑流形成洪澇災害。這個系統通過區域內防洪閘門和泵站的實時監控對防洪工作進行了優化,還為低成本調整工作提供了便利,未來擴展該系統時也很方便。另外在城市地區,減貧工作所包括的改善住宅質量和提供基本的基礎設施和服務,也正是適應戰略的核心內容。成功的、治理得當的城市能大大降低低收入階層面臨的氣候變化相關風險。

氣候變化帶來的好處范文2

在談冰川消融的影響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冰川的重要性。

一、冰川的作用

1.冰川可以反射太陽光,冰反射陽光達80%,而海水只有20%,因此,冰川可以起到降低地球溫度的作用。

2.地球上淡水的重要存在形式。地球上的冰川,大約有1600多萬平方公里,覆蓋著大陸11%的面積 ,而4/5的淡水資源就儲存于冰川(冰蓋)之中。

3.產生海洋冷水,調控全球氣候。

4.記錄長時間的氣候變化。冰川作為固體水庫,它厚達數十米乃至數千米的冰層記錄了長時間的氣候變化。冰芯,被稱做是記錄氣候變化的指針。 人類通過對冰芯的研究,可以精確地了解過去70萬年以來地球上的氣候信息。

二、冰蓋消融的影響

冰川的消融初期以變薄為主,融水量增加,后期冰川面積大幅度減少,融水量衰退,至最終消亡而停止。

(一)弊處。

1.冰川變化對全球地表熱量平衡、大氣環流和海洋洋流也有重要影響。由于冰雪對太陽輻射有強烈的反射效應,冰川面積大規模變化會引起地表輻射和熱量失衡,從而導致大氣環流的改變。極地冰蓋大量融化產生的冷水注入海洋將使原來洋流格局發生變化,以致于改變海洋和大氣的相互作用狀態,進而影響全球氣候。如南極冰蓋是地球上的主要冷源,它像一座巨大的“冷凝器”,安置在地球的最南端,冷卻從赤道而來的熱空氣,調節著全球的熱量平衡。南極大陸冰蓋沿山坡向海冰滑動,形成冰架和冰障,從冰架斷裂入海的大陸冰,形成冰山。冰山的形成與消融、冰山的多少,都會影響南大洋的溫度,導致熱平衡系統的變化,從而也會影響全球氣候。

2.造成自然災害。高山冰川強烈融化還會導致一些自然災害的發生。例如,冰湖潰決、洪水、冰川泥石流等,在青藏高原東南部和喜馬拉雅山等地區較為突出。歐洲阿爾卑斯山等地區冰川融水是重要的水電資源,冰川變化對能源供給影響巨大。

3.冰川消融還會導致固體水資源的儲量減少,造成水資源短缺。這方面受影響較大的是我國的干旱地區,比如新疆的南疆,那里的農業和牧業主要依靠雪山融水,塔里木河與河西走廊也主要取決于冰川補給;又如:秘魯,如果安第斯冰川完全消失了, 必須依賴融化的雪水來保證季節性供水的秘魯人民可能會面臨的一個問題:水資源的顯著短缺。(事實上,“零度等溫線”或者積雪開始融化的海拔線, 在春季更早的時間點已經攀升到更高的海拔高度, 這反映出氣溫的穩定升高。這意味著雪和冰川會過早地融化,不能滿足當地的季節性需水,從而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4.冰川融化會釋放病毒,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蒲腥藛T在從極地鉆取的冰芯中發現,其中含有古老的病毒,而且經過了幾千萬年,這些病毒居然還是活的。他們認為,極地冰川是古老病毒的最大庫存地,一旦冰川全部融化,這些病毒就可能會釋放出來,給人類制造一場空前的大災難。

5.冰川融化對旅游業也會帶來重大影響。一些以雪山冰川著稱的景點有可能瀕臨消失。如我國的玉龍雪山冰川等維度比較低的冰川,將會首當其沖受到氣候變暖的威脅。

6.引起海平面上升。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的數據, 海平面已經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1993年至2003年間, 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為每年0.1英寸, 是1961年至2003年年均海平面上升速度的近兩倍。若海平面繼續上升, 威脅人口集中的沿海陸地和南太平洋某些島國的生存環境,會迫使數百萬人搬離家園。如:中國極地研究中心研究員孫波介紹說,南極大陸冰蓋是地球上最大的冰蓋,占世界總冰量的90%。如果南極冰蓋全部融化,世界洋面將升高65米左右,后果不堪設想。

7.加速全球氣候變暖趨勢。北極地區的冰蓋中儲存著大量的碳,然而,由于氣候變暖,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量不斷增加。雖然北極變暖同時也會導致植被的碳攝取將增加,但是,碳排放的速度將超過致使碳攝取的進程。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代表處副總監王利民博士說,目前有大量的甲烷被凍結在北極大陸架的甲烷水合物內,解凍了的海底凍土已經開始釋放甲烷,釋放速度已經超過人們此前的預期。另一方面:NSIDC的科學家Walt Meier說, 反射現象(反照率)可用于解釋為什么北極地區會出現這么高的變暖速度:即海冰在深色的?海洋表面發生融化時, 易于吸收陽光, 而不是將其反射回空中。海洋吸收陽光后保有這種熱度, 然后將其傳送到大氣中。“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Meier說。“空氣中的熱度使得更多的冰層融化, 然后造成更多的海洋變暖, 又造成了更多的空氣變暖, 如此循環往復。”

8.冰蓋消融可能導致地球重力場偏移。據英國《獨立報》報道,科學家研究了全球變暖形勢下西南極洲冰蓋的反應后發現,冰蓋瓦解會導致地球重力場的中心偏移,這樣一來海平面升高就會不成比例。而同全球其它地方相比,北美海平面將漲高得更多。如果覆蓋西南極洲的冰蓋消失,南半球質量大幅減少,則北半球的地心引力就會加大,從而對地球的自轉產生影響,導致北半球海平面比南半球上升得更高。

(二)好處。

1.對冰層之下埋藏的豐富油氣資源的開采帶來希望。如北極冰蓋。北極冰蓋融化加快后,北冰洋海底和海洋資源開發的前景凸顯。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2008年完成的估計,北極地區油氣儲量占世界總儲量的20%,其中石油儲量達到900億桶,天然氣47萬億立方米,可燃冰440億桶,是地球上可與中東媲美的油氣資源戰略儲備倉庫,有人稱之為“第二個中東”。北極還儲有鐵、鈾、金剛石等多種礦藏。北冰洋漁業資源非常豐富,其邊緣海巴倫支海是世界海產品的主要供應地之一。而且,如果北冰洋開通新的國際航道,也會給有關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和戰略利益。因此,近年來,“北極八國”(俄羅斯、美國、加拿大、冰島、丹麥、挪威、芬蘭和瑞典)對北極主權和資源加緊爭奪。目前,加拿大、美國、俄羅斯、丹麥和挪威均對北冰洋海底提出領土主權要求。

2.常年冰封的北極有望開通“黃金水道”,目前也是焦點之一。全球氣候變暖也有一些“意外收獲”,常年冰封的北極有望開通“黃金水道”就是其中之一。只不過,這個“收獲”與全球氣候變化引發的負面效果相比太小了。(北極航道主要有三條:一條是東北航道,另一條是西北航道,第三條是穿越北極點航線)中國海洋大學北極航道專家郭培清分析指出,由于北冰洋為歐、亞、美三洲的頂點,是聯系歐美地區和東北亞國家之間最快捷的“黃金通道”,一旦北極航道開通,三大洲之間的航線距離將大大縮短,當前的航運地理格局將會被打破,北極也將會成為第一個真正地理意義上的北半球航運樞紐中心。目前,國際上正在興起北極航道通航運動,越來越多的國家及公司對北極航道的開通躍躍欲試。中國極地研究中心戰略研究室負責人張俠分析認為,北極的“黃金水道”一旦開通對我國的意義重大。利用北極航道,我國沿海諸港到北美東岸的航程約比走巴拿馬運河的傳統航線節省2000-3500海里;到歐洲各港口的航程更是大大縮短,上海以北港口到歐洲西部、北海、波羅的海等港口比傳統航線航程短25%-55%。

三、全球變暖與中國的冰川融化

青藏高原被眾多的山脈簇擁:南面是喜馬拉雅山,北面是天山,西面是喀喇昆侖山和帕米爾高原。它的面積趕上了西歐,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它的平均海拔大約為4,000米,上面分布著45,000多座獨立的冰川,冰川所覆蓋的面積達到了約9萬平方公里。除了冰川之外,青藏高原上還有著一望無際的永凍地帶。

1、冰川退縮與水源供應。

在冰川退縮發 生期間,水源供應量會增加。由于冰川融化的季節變長了,河流的高流量時期也相應延長。但是,這個高流量的時期是無法長久維持下去的,因為一旦冰川已經融化了(或者被巖屑所覆蓋),河流徑流量就會顯著減小,最終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季節性降水來補充水源。這樣,河流水量的變化模式就發生了改變,從而影響到下游的 農業灌溉系統。

冰川退縮對水源供應還有其他的影響。由于冰川融化,大量融水下泄,冰川周圍的坡地被沖得松動,產生了滑坡和泥石流,這給冰川下的谷底帶來了大量的沉積物。河流的沉積量也隨著增大,這給下游的水電站帶來不利的影響,同時也會減少水庫和農田水利設施的使用壽命。

在中國,山岳冰川的退縮使三億人面臨著斷水的威脅,這是因為亞洲大陸許多為人們提供水源的大江大河都發源于青藏高原(如黃河、湄公河、印度河、恒河等)。中國有一百多個城市的供水情況十分嚴峻,包括首都北京。中國的情況和其他位于干旱地區的亞洲國家一樣,氣候變化、水源供應和經濟社會的穩定是密不可分的。

2、沙塵暴。

中國的沙漠與東亞和印度夏季風的位置和特性有著很大的關系,季風控制著中國的降雨。這些沙漠都位于中國干旱的內陸地區,遠離海洋的影響,西面和南面的重重高山使積雨云根本無法到達這里。冬季,沙漠地區處于西伯利亞高壓的控制之下,又干又冷。沙塵暴的 源頭就是沙漠,氣候變化和破壞性的土地開發行為使得沙塵暴的次數越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2001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僅在華北地區,每年就有2,300平方公里的表土被卷走變成了沙塵暴。今年,華北共發生了13場沙塵暴,其中4月的一場就在北京堆下了33萬噸的沙土,這些沙塵暴還把灰土帶到了其他國家, 如俄羅斯、韓國,甚至還遠渡重洋落到了美國中部。

3、永凍層融化。

沙塵暴的另一個原因是原本凍結的土壤發生了融化。由于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區都是永凍層,氣候變化會使這里的沙漠化面臨加劇的威脅。更為引人注目的是,永凍層的融化可能會對全球變暖產生一種惡性循環性質的影響,這是因為在凍土融化的時候,會釋放出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這反過來又加劇了全球變暖。

近來的研究顯示,在永凍層融化為泥濘的過程中,會釋放出甲烷,而在這些泥濘干燥的過程中,則會釋放出二氧化碳。據估算,被封閉在永凍層中的碳有600億噸到1900億噸之多,如果青藏高原的大片凍土融化的話,被釋放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的數量就大得嚇人了。全球變暖很可能會更加劇烈,給我們大家都帶來極為嚴重的后果。

溫室氣體的排放對冰川和永凍層都有影響,而冰川退縮和永凍層融化反過來又進一步增加了溫室氣體的排放。因此,中國冰川的融化并不僅僅關系到中國,而是整個世界。

四、地球變暖反而可能使冰川擴大

氣候變化帶來的好處范文3

關鍵詞:南北氣候合作;“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可持續發展;碳排放

中圖分類號:D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0)03-0081-06

2009年12月達成的《哥本哈根協議》是人類在可持續發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盡管達成的只是一份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的、自愿加入的協議,但其成功之處在于維護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中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明確了后哥本哈根時代的氣候談判仍然堅持雙軌制模式。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必須實現其量化減排指標,而發展中國家沒有強制的減排義務。換句話說,發達國家執行強制減排義務,發展中國家采取自愿減排行動。氣候談判的雙軌制模式,就是同時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的框架下進行談判的模式。雙軌制談判模式是“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具體體現?!肮餐袇^別的責任”原則既體現了北方國家對氣候變暖應負的歷史性責任,又照顧到南方國家經濟增長與消除貧困的發展訴求。

一、哥本哈根大會的基本原則之爭

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全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5次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方大會。

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認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中“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并針對所有國家。1997年通過、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僅有發達國家與東歐國家參與,并制定了限量減排計劃,發展中國家不在其中?!毒┒甲h定書》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激烈斗爭的結果,最后,37個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中承擔減排義務,而發展中國家并不承擔減排義務。

在哥本哈根大會上,發達國家企圖淡化甚至抹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的“區別”二字,企圖要求發展中國家的自愿減排行動與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目標掛鉤,并企圖要求所有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都要接受“可報告、可測量、可核實”(MRV)的國際核查,以使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責任,而發達國家卻能逃避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義務。發展中國家針鋒相對,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的“區別”二字,要求發達國家要承擔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任務,發展中國家則在接受資金和技術的前提下,采取自愿減排行動。

經過復雜的斗爭,最后,哥本哈根大會決定遵守《哥本哈根協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0個締約方“自愿加入”該協議?!陡绫竟鶇f議》規定:“全球氣溫較前工業化時期的升幅應限制在2攝氏度;世界到2050年時溫室氣體排放量應較1990年減半;富裕國到2050年時應減少80%;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應比通常情況下低15%至3.0%,要考慮能源消耗與經濟產出的比例;在減緩暖化和提高執行透明度的前提下,由發達國家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資金援助?!?/p>

盡管《哥本哈根協議》只是在氣候變化長期目標、資金、技術和行動透明度等問題上達成了有限共識,對于減排幅度、時間表、監察方法、各國出資比例等棘手問題都沒有具體細節,只是一個沒有法律約束力的框架協議。但是,它起碼兼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所承擔責任的共同之處與區別之處,再次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南北氣候合作的基本原則。

二、氣候變化的影響是全球性的

氣候變化問題是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事關人類生存和各國發展,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年公布的評估報告,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科學基準。報告指出,氣候變化問題的影響程度主要取決于全球變暖程度;截至2100年,全球氣溫最低可能上升1.8℃,最高可能上升4℃。這還是比較樂觀的估計。

氣候變暖,是指全球范圍內的平均溫度會上升,同時溫度變化的幅度也在增加。氣候變暖會導致大量海水蒸發,大氣中的水汽增多,進而引發極端性氣候現象。即使按照最樂觀的估計,氣候變化的后果也會非常嚴重,用水短缺加劇,生態系統和食物保障受到嚴重破壞,沿海洪災威脅生命財產。如果我們不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將很難逆轉,對人類和其他物種可能造成巨大災難。

應對全球性的氣候變暖問題,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的責任,需要國際社會同舟共濟、齊心協力,世界各地絕大多數民眾都支持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

三、發達國家必須擔負氣候變暖的歷史責任

應對氣候變化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責任,這一點已基本達成共識。然而,發達國家對2012年到2020年的溫室氣體減排承諾表現消極,甚至不愿意將發展中國家要求發達國家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的呼聲列入哥本哈根談判議題。2009年11月的八國集團峰會聲明,要將發展中國家拉入減排框架,應該將發展中國家的自愿減排行動與發達國家強制的減排目標相掛鉤;哥本哈根大會中,南北國家談判的焦點也在于此。其實質是“富國要求窮國為全球變暖問題負責”,發達國家企圖抹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的“區別”二字。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提出發達國家應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充足的、額外的、實質性的資金支持,這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的法律義務。

理論與實踐都足以證明,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應該嚴格履行《京都議定書》確定的減排目標,并在2012年后繼續率先承擔減排義務。

(一)發達國家的部分高污染產業以發展中國家為污染避難所

表面看來,發展中國家在大量生產并向發達國家出口污染密集型產品,應該受到指責。然而,污染產業大轉移的過程、污染避難所形成的原因不容逃避。正在發展中國家排污的許多產業是從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這些發達國家應該擔負起歷史性責任,幫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伴隨著三次產業革命,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發生了三次重大變化。18世紀末19世紀上半葉發生的以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的產業革命,使歐美先進國家走上了工業化道路,主要發展的是以紡織工業為主的輕工業,即以輕工業為主的工業化。

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了以電力和電動機、內燃機的發明和推廣為中心,以重化工業為主要內容的第二次產業革命。鋼鐵、機械、采煤、電力、造船、汽車、石油化學等重化工業迅速興起,占據工業主導地位,成為工業結構重心。重化工業一方面帶動了許多新興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卻使世界資源和能源的消耗急劇增大,造成了能源危機和資源短缺,也造成了環境的污染與惡化。

二戰后以微電子技術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的興起,為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發達國家在大力發展高技術工業的同時,把勞動成本高、資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嚴重的傳統工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本國的紡織、鋼鐵、造船、煤炭等基礎性工業日益衰落。其工業重心從重化工業轉為高技術工業,從勞動和資源密集型工業轉為知識和技術密集型工業,工業結構日益“軟化”,高技術工業發展處于“懸空”狀態,整個工業發展處于“空心”狀態。

污染避難所假設,主要著眼于工業化的歷史發展過程,揭示了高污染產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內在原因。Walter較早提出了污染避難所假設。通過考察1970―1978年西歐、日本以及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趨勢,Waiter發現這些國家將大部分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海外。通過Walter的“污染避難所假設”,可以看出高污染產業轉移的內在原因。

發達國家對環境質量要求較高,在生產過程中對污染排放物的限制較多,而發展中國家的環境管制政策相對寬松。于是,大量高污染產業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把發展中國家變成了自己的污染避難所。一方面可以逃避發達國家的嚴格管制,利用發展中國家寬松的環境政策。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發展中國家充裕的環境資源,繼續生產污染密集型產品,同時能夠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之后,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的污染密集型產業在相對增加。

(二)發達國家是碳泄露的主要輸出國

碳泄露,是指在只有部分成員參與的國際聯盟下,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采取的減排行動導致不采取減排義務的國家增加排放的現象。

《京都議定書》規定第一承諾期(2008―2012年)的減排目標只針對發達國家和經濟轉軌國家(即附件一國家),非附件一國家尚未承擔具體的減排義務,這種規定必然導致碳泄漏現象的發生?!毒┒甲h定書》附件一國家的減排政策,通過國際市場的傳導機制會增加在非減排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碳泄漏的流入國主要是非附件一國家,即發展中國家。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是碳泄漏的主要傳導機制。

首先,高污染產業尤其是能源密集型產業的國際轉移會導致碳泄漏,這一點與Walter的污染避難所假設有異曲同工之處,國際投資是碳泄漏的傳導機制。

嚴格的減排政策可能降低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在鋼鐵、水泥、建材、化工等能源密集型產業中的生產力,從而影響附件一國家的經濟收益。附件一國家(發達國家)的企業可能在非附件一國家(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就地生產,就地銷售,或者將產品返銷其母國。一來能夠降低生產成本,追求生產活動的利潤最大化。二來可以在發展中國家享受自由排放的好處。附件一國家能源密集型產品生產基地的轉移,必然導致更多不受控制的溫室氣體由發達國家泄漏到發展中國家。

其次,碳密集型化石燃料以及碳密集型產品的國際貿易也會導致碳泄露,國際貿易是碳泄漏的傳導機制。

碳密集型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天然氣等。為了達到減排目標,附件一國家征收較高的燃料稅,對生產過程中的能源使用和排放施加較嚴格的限制,可能會減少對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需求,致使這些燃料的世界市場價格下跌。相對而言,由于減排壓力較小,再加上燃料價格的下降,非附件一國家可能擴大對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需求,結果會增加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碳密集型產品,是指產品生產過程中溫室氣體排放較高的產品,如鋼鐵、水泥、化工產品等。在實施減排政策的過程中,附件一國家可能會增加碳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成本,降低這些商品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但是對進口碳密集型產品的消費卻少有限制,進而增加來自非附件一國家的進口。相對而言,非附件一國家所生產的同類商品則具有了相對優勢以及更大的國外需求市場。根據比較優勢原則,非附件一國家會增加碳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與出口,其溫室氣體排放量隨之增加。

如此,碳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出現地域分離,物質資本、勞動力、能源的提供國、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的生產國、最終產品的消費國通常是不同的國家。誰應負擔溫室氣體排放責任,生產國還是消費國?中國經濟50人論壇課題組(2010)提出應以消費排放(各國最終消費導致的碳排放)來界定各國排放責任,同時建議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擴展為“共同但有區別的碳消費權”原則。

(三)發達國家必須擔負氣候變暖的歷史責任

附件一國家(發達國家)以直接投資方式將部分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非附件一國家,減少對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消耗,增加對碳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非附件一國家(發展中國家)則成為更多污染密集型產業的承接地、更多碳密集型化石燃料的消耗者、碳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方,自然就變成了污染密集型產業的避難所、碳泄露的輸入國。發達國家需要擔負氣候變暖的歷史責任,原因顯而易見。

然而,且不說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即使對非洲地區的最為貧困的國家,發達國家的“慷慨”程度也不盡如人意。在近年來的氣候變化談判會議上,非洲國家代表曾多次抗議富裕國家不愿做出大幅削減碳排放承諾的做法。他們認為,富裕國家必須為非洲在氣候變化中的損失埋單。非洲大陸是導致氣候變化責任最小的地區,也是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最弱的地區,同時還面臨著巨大的能源需求??刻斐燥埖姆侵揶r業將在氣候變化的利刃下損失慘重,糧食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四、發展中國家需要經濟發展的空間與時間

氣候變化是人類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既受自然因素影響,也受人類活動影響,既是環境問題,更是發展問題,與各國發展階段、生活方式、人口規模、資源稟賦以及國際產業分工等因素密切相關。環境庫茲涅茨假說等理論研究以及相關的實證檢驗,都能證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應該擁有不同的減排空間。

(一)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的關系

環境庫茲涅茨假說,這一基于實證研究的理論,形象展示了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存在著倒u形的曲線關系,足以說明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需要經濟發展的時間與空間。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一些環境經濟學家基于實證研究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假說(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簡稱EKC),主要代表人有格羅斯曼與克魯格(Grossman & Krueger,1991)。 他們發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存在著類似倒u形曲線關系。在經濟發展初期,環境污染水平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迅速增加;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拐點)之后,污染物的排放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拐點大概處于人均收入4000~5000美元之處(見圖1)。

環境庫茲涅茨假說反映了經濟發展的自然進程。在經濟發展初級階段,主要以低污染的農業經濟為主導;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污染物的排放將快速增加;待經濟發展到去工業化時代,低污染服務業占據主導地位,從而帶來了污染排放的減少。

與其他傳統污染物不同,溫室氣體屬于存量污染物,其影響主要由其存量多少決定(中國經濟50人論壇課題組,2010)。根據美國世界資源研究所的統計結果,1850~2005年間發達國家的歷史累積排放量占世界總量的76%,1990~2005年間發達國家的份額降到了61%(發展中國家的份額則相應增加)。1850年可謂工業革命的始點(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而1990年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基準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IPCC,2007)表明,工業革命以來大量化石能源的燃燒是導致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所以,應該從歷史的角度看待累積排放量的問題,發達國家對于氣候變暖的歷史性責任是抹殺不掉的。戰后第三次產業革命之后,發達國家相繼到達污染物排放的拐點。而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恰恰相反,1950年之后尤其是1990年之后處于高增長高排放時期。

(二)發展與碳排放空間的矛盾

目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轉折點左邊的曲線(見圖1),顯示的是處于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情形,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污染物的排放將快速增加;右邊的曲線,顯示的是處于去工業化階段的發達國家,環境污染程度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趨于減輕。

正是基于這種現狀,某些發達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自愿減排行動應該與發達國家的強制性減排目標掛鉤,甚至提出發展中國家應該與發達國家一樣承擔強制性減排責任。這些發達國家過于重視碳排放現狀,卻有意忽略了碳排放歷史。各國的歷史累積排放量是不容忽視的事實。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等經濟強國率先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在第一、第二次產業革命時期,這些國家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國。當時,現在的發展中國家基本處于農業、手工業時期,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極小。

目前,處于去工業化時期的發達國家已經走過了快速增長、大量排放的工業化過程,碳排放量相對較少,除了承擔碳減排的歷史性責任,還應該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使其擁有合理的碳排放空間。

工業化和城市化迅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更需要較大的減排空間與時間。此類國家正處能源需求的高增長時期,又因技術水平相對落后,設備相對陳舊,能源消費強度較大,所以單位GDP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較高。如果要求這一時期的發展中國家承擔強制性減排責任,會大大抑制其經濟發展,而且是其力不能及的。

(三)發展中國家需要統籌可持續發展問題

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一些發展中國家會競相降低環境標準以吸引外資,甚至挽留污染企業,最終導致惡性循環,進而成為污染避難所與碳泄露的輸入國。對此,這些國家的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發展中國家必須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統籌經濟發展、消除貧困、保護環境等問題,實現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雙贏。發展中國家必須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應該在保證可持續性發展的前提下,適當減緩溫室氣體排放。

應該注意,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愿意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而且已經開始付諸行動。盡管面臨著經濟發展、消除貧困的艱巨任務,但是中國在發展的同時高度重視氣候變化問題,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積極貢獻。

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以煤為主的國家,在2005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費構成中煤炭僅占27.8%,而中國高達68.9%;與石油、天然氣等燃料相比,產生單位熱量燃煤引起的碳排放比燃用石油、天然氣分別高出36%和6l%。為此,中國設法減少煤炭的使用總量,利用碳捕獲與封存技術降低煤炭發電廠的碳排放,同時大力發展綠色能源。從“發展就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的轉變就是很好的證明,促進環保經濟、生產環境友好型產品的實例比比皆是。中國對“兩高一資”產品征收出口關稅;在甘肅省的戈壁沙灘正在建設大型風電場,其規模讓歐洲或美國的同類設施相形見絀。

中國在哥本哈根大會上承諾,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碳密度)比2005年下降40%~50%;印度也承諾在同一時期內將其碳密度降低20%~25%。面對日益嚴峻的氣候變暖問題,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乃至最為貧困的國家都做出了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只是不同意與發達國家承擔同樣的強制性減排義務。

國際社會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和發展空間,應該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訴求,不能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超越其發展階段、應負責任以及實際能力的義務。同時,發達國家應該正視自己的歷史責任,繼續承擔中期大幅量化減排指標,并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

五、結論

氣候變化帶來的好處范文4

如果是小型水利水電工程,則對氣候變化的影響不大。但是如果修建的是大型的水利水電工程,則會對氣候變化產生明顯的影響。如對降雨會產生影響。大型水利水電工程的存在本身,就使原有的地方由較大面積的陸地變成了水體,在陽光的作用下,水氣不斷地蒸發,空氣逐漸變得濕潤,就會形成一定的小氣候,最終形成降雨。根據相關歷史數據統計,只要在一片地區增加一定的水域,就會產生雨水效應。因此水利水電工程首先影響到的是降雨的過程。由于這種變化,對氣溫也產生了影響,年平均氣溫或有可能升高或降低。要正確處理水利水電工程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因此在工程建設前期就要認真研究該工程對生態的影響,結合當地的人自然環境、人與自然的關系適時調整工程設計,才能引導工程對氣候變化產生良性影響。

二、水利水電工程對水質的影響

水利水電工程建成后,會對周圍環境產生重要的影響。通常情況下,水庫蓄存了主要降雨期的洪水,防止了對下游河流兩域的水災,對兩岸居水來說是好事;如果下游地區在干旱季節水庫也可適當地放水,有效解決部分旱情;但是,它也會形成一系列的生態問題,如在非汛期,它截斷了上游的河水,導致下游河流或湖泊等因失去水源而干涸;也因此會使下游地區的水位下降,下游河流因水流減少,也會導致自然凈化能力減退,進而影響到水質的變化。

三、水利水電工程對地質產生的影響

水利工程建設如果沒有充分的考慮地質結構,周邊環境的地質情況常常對當地的地質產生重要改變,進而會引起各種地質狀況。地質結構是一個已經經過調整后相對穩定的構成,如果刻意對其發生改變,它本身就會再次形成調整。在歷史上有很多事實表明,修建大型大利水電工程后會發生地質自然災害,如地地震、塌岸、滑坡等。這是因為大型水利工程水體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如此重大壓力會引起地殼應力的反應,可能會導致某處的地層發生重大變化以至于發生塌方、山體滑坡及危險巖體的失穩。

四、水利水電工程對土質的影響

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對土壤質量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一方面可能使附近的土壤有足夠的地下水,對作物的生長有好處,在良好的壤情下,作物生長得旺盛,有利于糧食的豐產。但是,其負面影響也是有可能存在的。一個大型的水庫可能會導致附近的土地被水浸沒,失去了部分良田。如果水位上升的話,會引起地下水位隨之上升,土地可能會變成沼澤,甚至出現鹽堿化。

五、對民生的影響

在我國歷史上,很多水庫建成之后,對民生曾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如我國的丹江口水庫建成之后,由于當地的水氣變得充分,原有的干燥氣候變得濕潤起來,有利于蚊蟲孳生,最終形成了小范圍的疾病傳染。細菌性痢疾、霍亂、血吸蟲病等都有可能因此而產生。也正是有這樣的情況會發生,在新建一所水庫時,設計方案中就會首先考慮到這類民生問題。另外,由于興建水庫,也有可能會導致移民現象發生。原有居民的生活條件、土地使用情況、生活水平等都要給予一定的補償。居民在遷到新的地址后,能否迅速適應那里的生活環境也應是考慮的內容。

六、對文物等的影響

我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有許多文物古跡。如果在某個地方計劃興建水利工程,也要考慮可能對文物和景觀帶來影響。這一問題不但要認真考慮,還要高度引起重視。因為一旦工程被設計出來,如果地點在國家保護的文物所在地的話,即使工程已經開工,投入了大量的資金,最終也會被迫停下來。既浪費了大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會影響到整個工程的進度,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影響損失。如果是在自然保護區附近,各種需要保護的的動物、植物,都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更應認真分析,仔細對待。

七、各種影響應采取的措施

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績。不論經濟總量還是每個人的經濟情況,與歷史相比都取得了重大進步。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我國生態環境令人擔憂,能否可持續發展成為今天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之一。在以往的經濟發展中,我國非常強調發展的速度,每年都以百分之十幾的速度高速發展。但是發展不等同于增長,發展既要速度,也要質量。作為一項水利建設工程來說,更應強調經濟發展的生態保護。在生態保護方面,現在大家思想認識已經基本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都已得到公認,關鍵的就是在執行的時候能否到位,能否不被本部門利益所誘惑。水利建設工程師及施工單位要學會因事利導,因地制宜的原則,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合理規劃工,周全設計,盡量給工程建設帶來的盡可能少的負面影響。綜合各種情況來看,應采取相應的措施確保水利水電工程避免負面影響,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水利水電工程建設要重視長遠利益。水利水電工程經常是為了解決目前遇到的問題而要搞的工程建設,有的是為了解決一個區域發電的問題,有時是為了充分利用有效的水利資源。但是不管怎樣,在規劃之時,應有大局觀,不能僅僅盯住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要做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全面綜合考察,以保證工程可持續發展。

2.遵守法律法規,選好工程地址。工程建設之前,要進行充分的實地調研,考察所選的地方是否屬于國家自然保護區、是否屬于風景區,是否屬于地質公園,是否屬于重點文物保護區等。從規劃開始就把工程建設與生態保護等作為項目建設必然要考慮的因素,進行認真的評估,務實論證。

氣候變化帶來的好處范文5

奇特的“天誅地滅”

CRU是研究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先機構,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全球氣候評估報告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自2007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公布以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為CRU所支持的一種主流理論就獲得了“政治正確性”地位,它由3個主要環節組成:

首先,大氣二氧化碳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80毫升/立方米空氣升至450~550毫升/立方米空氣后,全球平均氣溫可能將上升2℃~3℃;

其次,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以上,將可能給人類帶來重大影響,突出地表現為海平面上升、物種滅絕、極端天氣事件頻率增加、熱帶傳染病北上、全球糧食短缺、水資源供應不足,地區沖突增加等;

最后,世界各主要國家必須立即采取各種行動,減緩全球變暖,使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排放水平的5%,且越早采取行動損失越小。

論證這一理論的,是一系列“高級數學”氣候模型,支持這些模型的科學理論,是由統計學博士、氣候學者們通過精心研究、“發現”的重大氣候規律。這些模型都使用了復雜的數學公式和計算,運行于各種高級電腦上。世界上多數氣候專家和政治精英們都認可這些氣候模型的推論,那就是“人造氣候暖化”(AGW)將要造成“天誅地滅”的災難性后果。2007年IPCC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主流理論就此搖身為近乎真理,進而成為政治家們在國際政治、外交博弈中的工具。

然而復雜多變、本應該屬于混沌系統的地球氣候系統,竟然能夠被模型“模擬”出來,不再是一個不可預測的混沌系統;而那些專家們,就像古代的占星家一樣,能夠預知100年以后的地球平均溫度(精確到9096的概率值)!這個貌似科學的理論,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環球財經》記者注意到,在美國參議院“環境與公共建設委員會”網站上,有超過400位主流科學家明確表示反對“人類活動造成全球氣候變化”的論調。

那么假設全球氣候真的在變暖,是不是就真的會導致主流氣候理論所預言的、被好萊塢災難片演繹得惟妙惟肖的那些災難性后果呢?未必!

尼瑪扎西的美麗新世界

尼瑪扎西是一位普通的藏族科學家,這位中國自治區農牧科學院副院長有著一個美麗的夢想:全球氣候變暖會讓氣候惡劣的青藏高原變成一個物產富饒的美麗新世界。

在2009年9月拉薩召開的第十屬中國西部科技進步與經濟社會發展專家論壇上,尼瑪扎西勾畫了他的藍圖:

真正有開發利用空間的土地都在海拔較高的區域,氣溫升高使得這些地方可開發利用條件部分具備,可以在這些地區建立調溫農業基地,利用沙培、水培等技術,再加上對光溫水土氣等農作物生長基本條件的調控,開展高科技設施農業的研究。比如通過溫室農業,在這些區域開展水果、蔬菜、花卉、藥用植物等種植,甚至可以適度建設溫室種植優質高產飼草,解決牲畜冬春季飼料短缺的問題,同時減輕對草原放牧壓力,實現草原生態環境恢復。

溫度升高將對高原農作物生產產生積極影響:一是在高寒農區農作物播種期提前,無霜期延長,農作物產量提高;二是在海拔相對較低的河谷農區越冬作物早熟,可以進行作物復種;三是光合作用增強,植物生長旺盛。也就是說昔日氣候惡劣、土地貧瘠的世界屋脊,將變成像江浙地區那樣的魚米之鄉。

像尼瑪扎西一樣懷揣著美麗夢想的,還有加拿大丘吉爾小鎮鎮長邁克?斯彭斯。

丘吉爾位于加拿大曼尼巴托省。地處北極圈內,是哈德孫灣西南海岸一個港口小鎮,人口僅有923人。小鎮自詡為“世界北極熊之都”,幾十年來,它基本仰仗每年秋季大約6個星期的旅游收入生存,期間北極熊聚集此地,開始一年一度的北行遷徙。丘吉爾建于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如今仍是一片蕭條景象。以至于加拿大政府覺得實在無利可圖,于是在1997年將丘吉爾港口轉讓給美國運輸公司OmniTrax,成交價是7美元。

與此同時,地球開始變暖。過去的3個夏季,丘吉爾氣候溫和;對于2008年秋季,當地有著如此描述――“寒冷中透著溫暖”。而到了冬天,雪也少了,居民基本不必用鐵鍬鏟除門外臺階上的積雪。

面對全球變暖,51歲的鎮長斯彭斯說:“問題在于,我們該如何利用氣候變暖,成為贏家。”在斯彭斯的想像中。丘吉爾小鎮前途光明,將成為世界級交通樞紐。

丘吉爾小鎮是加拿大北極圈內惟一的深水港。目前,從歐洲或東北亞來的船,走的是穿越中大西洋的古老路線;氣候變暖后。如走北冰洋路線,航程可以縮短40%。從此。世界航運版圖將發生巨變,丘吉爾將從被世人遺忘的角落變成世界級交通樞紐。

除了鎮長斯彭斯和922名居民的期待外,還有來自北冰洋彼岸的俄羅斯也對小鎮表示出濃厚的興趣。

俄羅斯駐加拿大大使格奧爾基?E?馬梅多夫曾對丘吉爾這座小鎮表達良好祝愿,他希望在丘吉爾鎮和俄羅斯的摩爾曼斯克之間架起一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北極大橋”。

摩爾曼斯克位于俄羅斯北冰洋海岸,是一個面積比丘吉爾大得多、但同樣蕭條的城市。如今,從摩爾曼斯克駛向加拿大的船只需途徑大西洋、圣勞倫斯海路、大湖區,才能最終到達安大略省的桑德貝,整個行程為期17天。如果摩、丘之間的航線能夠打通,行程則可縮短到8天。

對于俄羅斯來說,氣候變暖的好處絕非僅是溝通一條北冰洋航線那么簡單,真正令俄國人感到興奮的,是幅員遼闊的西伯利亞大荒原在變得氣候宜人、雨量充沛后,可能釋放出巨大開發價值,屆時原本作為犯人流放地的西伯利亞嚴寒大地,將成為俄國人的“美麗新世界”。

400公里總比100公里多

回到中國來,氣候變暖的福音不僅對高寒農區是個福音,說不定還可以惠澤黃河呢!

20世紀90年代我國學者曾鉆取西昆侖山古里雅冰帽海拔6200米高處的冰芯,進行科學分析研究,得出結論:5.8~32萬年前中國處于特殊暖濕氣候,溫度峰值在35萬年前,高出現代4℃;其次的峰值在5.5萬年前,高出現代3度;中間的冷期谷值溫度低于現代5℃。

眾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當時青藏高原與西北干旱區有許多淡水大湖,降水量遠比現代豐沛,導致外流水系擴大,如青海境內黃河上游水系的形成。

季風降水所不及的西北干旱地區同樣濕潤化。在暖濕的氣候條下,森林分布區向北、向西大范圍擴展,華南熱帶喜濕熱的陸均松北界移至北緯22℃~24℃;青藏高原南部為針闊葉混交林,針葉林西界到青藏公路附近;高原西部為草原與荒漠草原,局部有森林。據孢粉資料恢復的植被與現代植被相比較,森林與荒漠一草原界線北移4C0km,西移400~800km。

可見,氣溫變化高達9℃(從低于現代5℃到高于現代4度,生態環境并不會崩潰。而高于現代3~5度時,降水豐沛,森林分布區擴展。森林是物種的主要依托,這一狀態對人類社會顯然利多弊少。

現在惟一能想到的弊端是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海侵。

3.6~2.5萬年前,渤海西岸海岸線比現代西移100公里,到達今天河北霸州、獻縣附近;33萬年前,長江三角洲地區海侵深入160公里,到達現在的太湖西岸;3.5~24萬年前,珠江三角洲的海侵范圍到達今天的石樓、順德、江門。

氣候變化帶來的好處范文6

《中國外資》:您對CDM有哪些了解?您在申請CDM之前聽說過這個名詞嗎?

黃國平:知道一些,CDM是清潔發展機制的英文縮寫,是一個基于《京都議定書》建立的全球碳減排機制。簡單說就是發達國家為完成在《京都議定書》中的減排承諾,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等方式幫助發展中國家實施具有溫室氣體減排作用的項目,以較低的成本,換取相應的溫室氣體減排權益,沖抵其本國的減排義務,有點類似我國的排污權轉讓。

早在2004年底對申報CDM項目就有所了解。

《中國外資》:在從事項目建設之前是否把CDM作為考慮的內容之一?

黃國平:是的,在項目建設前我們就考慮了CDM這部分減排收益,但由于當時對CDM規則不是很了解,同時由于有實力的咨詢機構的缺乏等因素,我們正式申報CDM項目比較晚,耽誤了一些時間,后來通過與一家CDM專業咨詢機構的合作,還是抓住了機會了,目前我公司申報的CDM項目已在聯合國EB注冊。

這里我要補充一點,在正式申報CDM后我才知道,項目要想申報CDM,必須在項目建設之前把CDM作為考慮的內容之一才行,而我們在項目建設之前考慮CDM也是誤打誤撞吧。在合作過程中,通過CDM專家了解到,目前DOE、聯合國EB對時間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因此,在這里,我也建議那些想申報CDM項目的公司,盡快與專業機構合作,盡早申報CDM,以免錯過最佳申報時間。

《中國外資》:CDM能給貴司帶來什么好處?

黃國平:很顯然,CDM最直接的好處就是能給公司帶來一部分減排收益,這也是大家熱衷CDM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另外一方面,CDM也給公司聲譽帶來一定好處,畢竟,全球變暖是人類共同面對的一件大事,我們也算盡了一份力,為氣候變化做了些貢獻。

《中國外資》:CDM開發有什么風險?

黃國平:從我公司這幾年開發申報CDM項目的經驗來看,CDM項目開發的風險還是很大的。最大的風險在于申報過程中審批程序帶來的不確定性,申報CDM國內需要獲得中國發改委的批準,國際上需要經過DOE和聯合國的審核,而這些審批存在不確定性。相對來說,項目要獲得國家發改委的批準還比較容易,畢竟CDM在經濟上是有利于我們國家、有利于我們企業的好事,國家總體上是大力支持的。最難的是如何通過DOE審定并最終獲得EB批準,我了解的情況是,目前獲得中國發改委批準的CDM項目只有20%左右在聯合國注冊,這里原因很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合作伙伴――咨詢機構找的不合適。我自己開發CDM的經驗及云南省,乃至中國CDM開發的現狀來看,項目能否成功開發與咨詢機構的選擇至關重要,一個好的咨詢機構能使我們的申報工作事半功倍。

另外,CDM項目申報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風險就是項目申報開發周期太長,從項目開始申報到最終獲得CDM收益可能需要兩三年或甚至更長,這個比較讓我們頭疼,在這期間我們時不時會收到EB等方面發來的英文郵件。還好,由于與專業咨詢機構合作,CDM相關技術上的問題都由咨詢機構幫忙解決,我們只需要提供一些基礎資料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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