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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的觀點范文1
關鍵詞：環境；生態設計；城市環境藝術設計
一、環境的含義
環境是人類生存的根本，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常說和活動的主要影響因素，更是為人類提供各種日常所需的主要手段和控制方法。在當前人們發展的過程中，環境的破壞和污染已成為制約人類發展，影響人們健康的主要手段和措施。在當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條文中明確的將環境定位為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是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綜合體，更是對當前各個成分的總概括，其中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動物，各種古代遺物和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和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城市鄉村概念都輸與環境體系中。在這些體系中，對環境影響最大的是 當前城市體系和鄉村體系，其中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自然因素和各種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總體。在環境概念中有兩層含義：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所說的環境，是指以人為中心的人類生存環境，關系到人類的生存與毀滅。同時，環境又不是泛指人類周圍的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客觀事物整體。比如，銀河系，我們并不把它包括在環境這個概念中。所以，環境保護所指的環境，是人類生存的環境，是作用于人類并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外界事物。
（二）隨著當前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對各個概念和物質需求認識的不斷加深，環境作為當前社會發展的重心和重點逐步成為人們建設的前提基礎，更是影響當前因素和自然保護的基礎前提。
二、環境問題可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由于自然環境因素的破壞和污染所引起的。如：火山活動，地震，風暴，海嘯等產生的自然災害，因環境中元素自然分布不均引起的地方病，以及自然界中放射物質產生的放射病等。
另一類是人為因素造成的環境污染和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破壞。在人類生產，生活活動中產生的各種污染物(或污染因素)進入環境，超過了環境容量的容許極限，使環境受到污染和破壞；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時，超越了環境自身的承載能力，使生態環境質量惡化，或出現自然資源枯竭的現象，這些都屬于人為造成的環境問題。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問題，多指人為因素造成的。當前人類面臨著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于是人們呼吁“只有一個地球”，“文明人一旦毀壞了他們的生存環境，他們將被迫遷移或衰亡”，強烈要求保護人類生存的環境。環境問題的產生，從根本上講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伴生產物。具體說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由于人口增加對環境造成的巨大壓力；
2．伴隨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產生的環境污染；
3．人類在開發建設活動中造成的生態破壞的不良變化；
4．由于人類的社會活動，如軍事活動，旅游活動等，造成的人文遺跡，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的破壞，珍稀物種的滅絕以及海洋等自然和社會環境的破壞與污染。
三、環境治理和保護
在環境治理和環境保護方面，鄭州市這幾年下了很大的工夫。對于母親河的治理就已經略見成效。以前，由于自然因素和人為的破壞，黃河兩岸的環境一度非常惡化，綠城經常在開春的時節會經受一次又一次沙塵暴的洗禮，而我們的母親河也在很多河段出現了斷流的現象。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今天，在人們日益追求生活環境優化的今天，城市環境藝術設計和環境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激化了。
經過當前社會發展中的多次探究和研所，就當前社會環境發展中的各種問題進行分析探究。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是當前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更是一項基本國策， “城市環境藝術設計的生態設計”正是可持續發展戰略在設計領域的一種戰術回應，是將城市規劃路線結合當前環境實際進行研究探索的過程。創作的方法技巧等方面都必將得到重大的發展。此間，“生態經濟”，“生態產業”，“生態美學”及“生態建筑”等新概念應運而生，冠以“生態”的各種詞匯頻頻出現在各行各業的文本中，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實現城市環境藝術設計的生態設計絕非易事。
城市生態環境系統規劃是在城市發展戰略或城市總體規劃綱要指導下相對獨立的規劃體系，與城市總體規劃同步進行。從宏觀到微觀可分為：
城市生態環境系統規劃———綠色空間系統規劃———環境設計三個層次。每一層次含空間性質，功能，生態質量，綠化，環衛，人群特色及景觀風貌等研究內容。
1.制定城市生態環境系統建設的總體目標。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定城市生態環境系統在不同發展時期的生態平衡質量，綠化水平，社會服務及特色風貌等指標，在定性的基礎上逐步定量化，使目標體系具有可操作性。
2.城市人群休閑行為的研究和預測。其中包括價值觀念，心理需求，文化取向；人口規模，人口特征(年齡，職業，性別，消費層次等等)；人群在城市空間系統中的流動，集散和停留時間等規律；休閑方式選擇與休閑文化取向。
3.城市生態環境空間序列規劃。對城市的生態綠色空間進行調整，空間規劃從用地規模，空間規模，空間序列組織，空間視線及環境效益等方面綜合研究，形成“點，帶，場”相結合的空間系統。這些空間包括有：城市廣場，主要步行街道，城市濱水地帶，公共綠地，居住小區綠地，大型建筑庭院及市郊農產品綠地等。
4.城市空間環境功能規劃。包括生態效益功能，活動利用類型(游憩，娛樂，運動，集會，展示，分隔，交通……)，人流及文化藝術表達等各項功能。規劃同時要對城市各主要空間作出系統的主次功能的認定。
5.城市特色風貌的規劃。在總體特色風貌目標的控制下，充分考慮環境主要空間的藝術風格和文化主題等方面的規劃。
6.綠化規劃對空間進行全面的指標控制?；诟骺臻g功能，生態指標，建設條件確定各空間綠化指標時效要求。綠化指標包括綠化覆蓋率，綠地率，郁閉度及葉面系數等。綠化規劃要對各主要空間值等特征加以規定。
生態學的觀點范文2
【關鍵詞】學生事務管理工作 臺灣高校 特點 啟示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3）20-0005-03
學生事務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發達國家已成為一個與“學術事務”相對應的概念。在中國大陸高校，學生事務管理被稱為學生工作，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個由學校黨委集中領導，團委（學生處）、院（系）、年級、班級的縱向管理運作模式。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形勢、高等教育格局的不斷變化，高校傳統的學生管理理念、制度、模式和手段日益顯現出一些新的問題和新的挑戰，需要用新的思路加以改革和創新。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一衣帶水，同宗同源，學生的文化背景、生活習慣有很大的相似性，其學生事務管理工作在借鑒西方高校做法的基礎上，不斷創新、完善，形成了一些自身獨特的特點。因此，介紹和探討臺灣致理技術學院學生事務管理的做法和經驗，可以對大陸高校學生工作提供良好的借鑒。
一 臺灣致理技術學院學生事務管理工作的基本情況
臺灣致理技術學院成立于1965年，原名為臺灣致理商業?？茖W校。2000年8月，升格為臺灣致理技術學院?，F有學生近萬人，共有1個整合性研究所及14個系（科），分屬于商業管理學群、資訊學群、人文與生活應用學群。目前該校在臺灣私立大學中口碑較好，有“三高學府”之稱——證照總張數高、畢業生就業率高、雇主滿意度高。
臺灣致理技術學院學生事務管理工作成效顯著，多次獲得臺灣“教育部”的表彰。如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三年中，連續被臺灣“教育部”授予“推動品德教育成效卓越績優學?！?、“推動生命教育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績優學?！?、“大專院校辦理志愿服務、服務學習績優學?！焙汀巴苿臃諏W習課程績優學校”等榮譽稱號。學校的學生事務管理工作有一套完整的組織機構、政策制度和運作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組織機構
臺灣致理技術學院專門成立了學務處，負責學校的學生事務管理工作。它是學校的二級行政單位，不是一個短期的功能性單位，自我定位為“服務型”單位。學務處以“誠信養品德、寬柔利人際、服務兼行善、健康啟活力、創新求發展”為工作目標，通過規劃研究、課程實施、舉辦活動、提供咨詢等方式，以讓學生成為身心健康、擁有良好品德、優質、自信的青年。
2.人員構成
臺灣致理技術學院學務處（以下簡稱為學務處）共有44名專兼職人員。有學務長1人，全面負責全校學生事務工作，副學務長兼軍訓室主任1人。下設軍訓室、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學生輔導中心、服務學習中心、衛生保健組和體育運動組六個科室。軍訓室由副學務長和生活輔
導組組長兼任。生活輔導組有組長和辦事員各1人。課外活動指導組有組長1人，辦事員3人。學生輔導中心由專兼職人員構成，專職人員中有組長1人，辦事員9人，兼職人員6人。服務學習中心有組長1人，辦事員3人。衛生保健組有組長1人，辦事員4人。體育運動組有組長1人，工作人員10人。其工作結構見下圖所示：
3.工作職責
學務處高度重視工作職責分工，從組織層面上看，學務處及其下屬科室，均有制定的工作職責，明確職責范圍。從個體上看，上至學務長，下至每個科室的組長和工作人員，都制定自己的工作職責，分工明確，層層負責。
4.制度建設
學務處注重制度建設，在學務處網頁中，提供學生學務工作制度下載專區，供學生下載和學習。所制定的制度涉及內容非常廣泛，有《學務通則》、《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學生獎懲辦法》、《學生改過、銷過輔導要點》、《學生服裝、儀容輔導要點》、《學生禁（戒）煙輔導實施要點》、《延休學業輔導要點》、《學生請假辦法》等30多個有關學生日常生活、學習、獎懲的規章制度，內容翔實，操作性強。同時，很多制度在工作實踐過程中不斷進行修訂、完善。如《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從2000年6月16日校務會通過以來，到 2012年7月10日，已修訂了9次，而且每次修訂以后，都要由臺灣“教育部”核準。
5.特色活動
第一，產學合作項目。學校通過開展體育活動、小太陽兒童電腦暨英語體驗營、兩岸大學生聯合志愿服務和圓孩子讀書夢等活動，讓學生了解社會實際，籌募資金，以發展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據不完全統計，從2008～2011年，臺灣致理技術學院學生從臺灣各企業共籌募資金571萬臺幣。
第二，跨校性研討會。從2008～2011年，臺灣致理技術學院共舉辦了《構建多元優質校園——促進品德提升方案》、《學生權益申訴》、《學生自治組織財務知能》、《學務與輔導工作創新之規劃與實施》等多場研討會。
第三，開設通識課程。臺灣致理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開設的通識課程，蘊含著豐富的德育內容。其通識教育提出旨在建構文化、資訊、關懷與創意的博雅知識的發展目標，以“通識3C”（Culture文化品味、Character倫理品德、Ecology生態品質）規劃教學行動方案，以“生命教育”為主軸，開設了品德教育、服務學習、文化關懷等課程，深受學生的喜愛。
生態學的觀點范文3
教育不能在“象牙塔”中進行,它既要適應社會發展又要引領社會發展。在理論的萬花筒中,探求最貼近教育形態的思維模式,以形成扎根性教育理論,是教育理論發展最本真的訴求。在世界范圍內,伴隨著自然、社會與教育生態危機的凸顯,生態學的地位與作用也日漸彰顯。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關注生態問題,這是人類付出沉重代價后的明智選擇?！翱梢哉f,當生態學發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問題的研究層次時,就已經具有了哲學的性質和資格,它已經形成了人們認識世界的理論視野與思維方式,具有了世界觀、道德觀和價值觀的性質?！雹俜脚d未艾的生態范式將是開拓視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許它的思維模式本身更貼近教育的形態。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院長勞倫斯•A.克雷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書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態學(EcologyofEducation)”一詞,并列專章進行討論;20世紀60年代,阿什比用生態學詮釋大學,用生命的觀點提出了著名的“突變說”、“遺傳環境論”等高等教育發展的新理論;1977年,英國學者埃格爾斯頓出版了《學校生態學》,以研究教育資源分布為主旨;華盛頓大學古德萊德主編的美國教育協會第86期年鑒的主題為“學校革新的生態學”;斯坦福大學的艾斯納在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學報》上發表了《教育改革與學校教育生態學》;波特蘭州立大學的鮑爾斯教授等人則多年來堅持研究生態危機給文化、學校的教學、課程等帶來的影響;美國加州成立了伯克利生態學方法讀寫學習研究中心,并將生態學原則解釋為“對于所有有機體和系統的發展提供活力的引導原則”,等等。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教育研究的“生態潮”現象有增無減,近幾年更為興盛。
目前,已出版關于教育生態的專著7部,發表關于教育生態的研究論文2878篇。這些論著涉及到教育的宏觀研究(教育理念、教育環境、學校制度等)和微觀研究(大學學術、課堂教學、課程和教學環境等)。當我們領略教育生態研究的進展時,似乎省察出其邏輯架構上的問題:中國的教育生態學研究還剛剛起步,人們忙于將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運用于對教育現象與教育問題的分析與研究上,忙于確定教育生態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忙于使教育生態學真正成為具有科學性的教育科學的分支學科,卻忽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條件:生態學對于教育現象和教育問題研究的適切性確證。這個問題如果在理論上沒有回答清楚,那么在哲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文化學、管理學、行政學等學科之外,獨辟蹊徑的生態學研究將會是多余的;如果這種適切性被確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分析視角則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生態”、“生態學”、“生態觀”的內涵
在某種意義上,學科體系即概念體系,因此,學科話語是在理解概念及概念間的相互關系后的準確表達,“理解一個概念,把握表達這個概念的詞的含義,至少應了解支配著這些詞的使用的規則,從而把握這個概念在語言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雹谡撟C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首先就要理解和把握“生態學”的詞義及其使用規則?！吧鷳B學”(Ecology)一詞由希臘文Oikos衍生而來,Oikos的意思是“住所”、“家務”或“生活所在地”,可以用“Eco”表示,而“Logos”則是表示學科及理性之意,后來演變成為“Ecology”。“生態就像一個家,家是什么?實際上,家始終不可能只是一套房子、幾件家具擺設或者純粹的人口數量總和,顯然,家應該首先是一種關系復合體,蘊涵著深厚的并且難以被我們作知性認識的關系結構。”③1869年,德國生物學家?？藸柺状翁岢錾鷳B學一詞,并定義為研究有機體彼此之間以及整體與其環境之間交互關系的一門科學。
從一開始,生態學關注的就是“共同體”(Community)、“生態系統”(Ecosystem)和“整體”(Holism)。雖然“生態學”一詞出現較早,但它成為一門初具理論體系的學科,還是20世紀初的事。生態學是在多學科背景下進行跨學科綜合的產物,是交叉學科的一個重要門類———綜合性學科的典型代表。作為自然科學的生態學,在其早期的研究過程中就顯示了宏大的綜合特征。它既包含了眾多學科的內容,又與一些基礎學科交叉,同時還大量運用物理、化學、生理、氣象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技術。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態系統”這一概念,明確將有機體與其生存的環境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自然整體,并引入熱力學的能量循環思想對生態系統進行研究。繼他之后,美國學者林德曼提出了營養級位生態金字塔學說。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來,生態學吸收了“舊三論”和“新三論”等系統科學思想,使其理論更趨合理與完善。生態學的發展歷程并非一帆風順,先后經歷了從傳統到現代,從淺層到深層,從以研究生物為主體,以個體、種群、群落為重心的自然科學到以研究人類為主體,以生態系統為重心,并致力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滲透和融合,以探討和研究當代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為己任的方向發展的轉變。這種轉變既是實踐的需要,也是學科發展的需要,而轉變的基礎是自然與社會(包括人)有著共同遵循的生態學原理。
有學者認為,目前已經被普遍使用的“生態”概念,一般都具有兩種詞性。一是作為形容詞的“生態”,主要指有利于生物體生存的、對一切生命持續存在有所幫助的,如在生態農業、生態食品、生態住宅、生態社區等詞語中,“生態”即指“生態的”。二是作為名詞的“生態”,指環境總體以及包括人在內的物與物的相互關系,如在自然生態、社會生態、行政生態、文化生態、生態環境、生態保護等詞語中,“生態”即指一種利生性的總體關聯。作為現代漢語的“生態”,一方面始終保持著與生存、生命、生產的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具有總體性、整體性和全面性的指稱。④由此可見,生態的觀點,從根本上說就是生命的觀點、有機的觀點、自組織的觀點、內在關聯的觀點,它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會看做是鮮活的生命體。而生命的重要特性就是有機性,有機性的本質就是內在的關聯,“生命有機性”是生態合理性的首要原則。
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
現代學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其發展呈現開放、滲透、融合、共生等特點。在教育研究的實踐中,人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許多教育問題和現象,如教育公平、學校職能、學校效能、教師專業發展、素質教育等,很難用一元的、單向度的主客兩分的思維方式進行滿意的解釋,也難以用單一的因果關系或矛盾關系的原則進行恰當的解決。論證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需探討理論的適切性、實踐的適切性和方法論的適切性等三方面的課題。理論的適切性,即在學科既高度綜合又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構建和確證揭示自然之生態規律的原則與揭示人類之教育規律的原則的價值適切性和現實適切性;實踐的適切性,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的和諧社會的構建、建立創新型國家等),如何構建和確證教育與生態的理論合理性和現實適切性;方法論的適切性,即面對世界科學技術中心的轉移,面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形成,面對世界教育的巨大發展,面對“知識本位”與“關系本位”,“社會本位”與“個人本位”的價值合理性方法的艱難選擇,面對從“沖突論”向以“和諧論”為哲學基礎的教育理論發展,當代中國的教育應建構怎樣的價值觀,教育研究應實現怎樣的方法論超越。
在這三個課題的研究中,方法論的適切性往往是前提性的,因為“方法論研究是應人類認識發展需要新的認識方式而產生的”,⑤方法論的適切,是夯實教育理論之基的關鍵,它為理論的適切性和實踐的適切性提供了必要條件。生態方法論之精髓在于“整體關聯”和“動態平衡”,在此,筆者將生態的方法論與和諧價值觀通稱為“生態學原則”。揭示生態學對于教育研究的適切性可從下表中得到說明。表中生命的和社會的生態原則分別引用美國學者卡普拉和蘭伯特的描述,⑥并略做修改而成。在此基礎上,通過對教育的生態學原則進行闡釋、比較,可以看出,自然、社會和教育系統有共同遵循的生態學原則,在和諧價值觀的觀照下,生態智慧可以應用于教育研究,生態思維模式本身更貼近教育形態。
四、生態學研究教育的方法與視角
普通生態學認為,指導生態學研究的理論觀點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層次觀。生命物質有從分子到細胞、器官、機體、種群、群落等不同的結構層次。生態學是研究機體層次以上的宏觀層次。第二,整體論。每一高級層次都有其下級層次所不具有的某些整體特性,這些特性不是低層次單元特性的簡單相加,而是在低層次單元基礎上重新組建時出現的整體涌現性。整體論要求始終把不同層次的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生態整體來對待,注意其整體的生態特征。第三,系統學說。在生態學中,系統觀點與整體論和層次觀是不可分割的。生物的不同層次既是一個生態整體,也是一個系統。第四,協同進化說。在自然界中,各種生命層次及各層次的整體特性和系統功能都是生物與環境長期協同進化的產物。⑦
由此,指導生態學研究的理論觀點可歸納為系統觀、平衡觀、動態觀和整體觀四個方面。而生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則主要有實地觀測、受控實驗以及生態學的綜合等方法。實地觀測指在自然界原生境對生物與環境關系的考察,包括野外考察、定位觀測和原地實驗;受控實驗指在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受控生態實驗系統中,研究單項或多項因子相互作用及其對種群或群落影響的方法技術;生態學的綜合方法指對原地觀測或受控生態實驗的大量資料和數據進行綜合歸納分析,表達各種變量之間存在的種種相互關系,反映客觀生態規律性的方法技術,包括資料的歸納和分析、生態學的數值分類和排序以及生態模型與模擬。顯然,這三種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教育學科的研究中具有通約性。除了上述具體方法外,生態學研究教育有其獨特的研究視角,作為跨學科研究,教育生態學的分析視角(I),既包括普通生態學的某些基本范疇所構成的研究視角的“集合”(A),也包括教育學的某些基本范疇所構成的特定的研究視角的“集合”(B),即它是兩者研究視角“集合”的“并集”。也就是說,針對教育問題的研究,生態學研究教育的分析視角可用I=A∪B表示。
由于概念和范疇是人們在一定實踐經驗積累的基礎上認識客觀事物的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水平,一定時期內也能體現事物的基本規律,但學科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使人們認識世界的視野需要不斷拓展,因此,研究視角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研究和認識水平的提高而變化和豐富。固定不變和不斷發展相統一是正確理解“研究視角”的前提。結合生態學、教育學等學科特性,筆者認為教育問題的生態學研究的分析視角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主體與環境。主體的分析視角是按照主體基本特征(選擇性、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等)的作用取向及標準,去認識、整理、要求教育活動和現象。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活動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和存在價值,把發展性作為研究和分析各種教育活動的出發點和本位。環境的分析視角是按照聯系的、優化的、整體涌現性的假設或模式去認識教育活動和現象。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教育活動與條件之間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以環境為本位,把環境促進學生的發展作為研究和分析各種教育活動的出發點。
2.遺傳與變異。遺傳與變異是知識傳承和知識創造的兩個基本出發點與本位,與上述分析視角相比,遺傳與變異的分析視角屬于教育生態學特有的一對分析視角。遺傳的分析視角,是指按照事物的“基因”自身所固有的邏輯和法則去認識、整理各教育現象和問題。因此,教育活動只有堅守教育品性,才能成其為教育。變異的分析視角,是指按照適應變化、發展求新的觀點或標準去認識、整理和評價各種教育現象和問題。也就是說,它從變異的角度賦予教育現象和問題以意義和價值,并對各種教育現象和問題進行定位。由此,對教育創新的現象和問題,其賦予的是意義和價值的優先性。
生態學的觀點范文4
【關鍵詞】新媒體;公共關系學;生態學范式
【中圖分類號】G206.3【文獻標識碼】A
本論文是在新媒體背景下對公共關系學本體論的一種創新思考。在社會科學中,本體論在很大程度上探討的是人類存在的本質,在傳播學領域,本體論聚焦的是人類社會交往中的本質問題(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關系學中,本體論探討的是關于世界觀、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等一般性的本質問題。本文選擇此研究視角是基于對新媒體的互動性、關系性特征的本體論思考。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從歷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術的出現都激發了人們對傳播學研究的樂觀想象。從早期的印刷術、無線電、電視、錄影機、到現在的無聯網和移動通訊,關于新媒體帶來的對傳播學術研究的種種挑戰和顛覆,似乎成為整個傳播學研究領域的標準敘事。而在我看來,新媒體對傳播學研究的挑戰和顛覆首先是發生在本體論層次的,這種本體論的轉換可能發生在信息傳播和關系傳播之間,一直以來,傳播作為“信息傳導”的主流想象,導致傳播學對嵌入傳播之中的“關系訊息”的忽視。而多年之后,同樣的問題又出現在對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導人們對新媒介社會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傳導”和“運輸”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電子通道等,這些比喻雖然為人們理解新興的互聯網及其社會功能提供了形象的進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視野,使得關系傳播又一次在新媒體的研究中被邊緣化。
隨著web2.0技術的實現,使得新媒體的關系特征更加明確,與麥克魯漢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個科技哲學家伊德從存在主義的現象學出發,將科技視為人類存在的延伸,人與科技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一種“體現”的關系,這種關系延伸了、轉換了人身體的與知覺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體現觀點”觀之,新媒體是一種關系媒體,新媒介作為‘關系的居間者[1],分別對人們的社會角色關系、文化關系和情感關系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從關系傳播的觀點來看待新媒介系統對于人與人之間溝通行為、關系方式的影響,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層面從傳播技術層面提升到傳播關系的層面;把新媒介傳播研究從以技術性的信息傳播,引導向以對話性的關系傳播為主;把以網站為中心的“信息傳播學”,導向以人為中心的“關系傳播學”(陳先紅,2006)。正如莫伊所說的,新媒體傳播所提供的技術沃土已經為我們培育出各式各樣新穎的敘事方式,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轉移和創新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體時期,是公共關系理論創新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這一時期,一個新的詞匯“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進入公共關系學者的研究視野,人們開始發出這樣的追問:“個體從哪里結束,關系從哪里開始?”、“把關系還給公共關系”、“關系應該成為公共關系理論研究的焦點領域”。在此之前,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如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和整合營銷學派都忽視“關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終是以傳播為中心,將研究重點放在public,即對公眾的傳播策略的制定,傳播效果的評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點開始從“傳播”轉向“關系-relationships”,即開始研究如何建立、維持和提高組織-公眾關系的質量,關系觀點的倡導者瑪麗.佛格森指出,“以關系為研究單位的組織-公眾關系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機會,它將會加速公共關系領域的理論發展”(Ferguson Mary,1984), 關系管理觀點的出現標志著公共關系開始從對民意的操縱轉向關系的建立,這是公共關系根本使命的重大變化,也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的巨大創新 。
但是通過文獻回顧發現,西方的關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際傳播理論為基礎,重點研究組織-公眾關系的維度要素、發展過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較微觀的關系研究層面,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者們一致認為,雖然公共關系理論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關系范式轉移,但是仍然沒有出現權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認為,這種權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關系學理論框架的缺失,更確切地說,是生態學范式在公共關系學理論建構中的缺失。
當代公共關系理論和實踐模型都是以公關在組織-環境關系中的意義和角色為基礎的,都具有生態學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從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調整與適應模型,到格魯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關系實踐的對稱模型,都是屬于生態觀點。另外,在公共關系領域先后出現的系統論管理學派、語藝修辭學派、整合營銷學派和關系管理學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關系研究的生態學意蘊,毫無疑問,借鑒生態學思想和方法的理論基石已經奠定。
但事實上,公共關系領域的生態研究成果是比較分散零亂,不成體系的,或者說是比較微觀的,這些研究都是從研究單個組織出發,利用個體生態分析方法,研究微觀公共關系活動中各有關利益主體的決定及其變化,試圖解釋組織公關行為與利益相關者行為的互動規律。盡管上述公關研究都從不同側面涉及到生態學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個公共關系活動為考察對象,采用生態系統分析法,研究公共關系活動中各利益主體的相互調整與適應,解釋一般公共關系原理、概念、范疇、方法等問題,公共關系學一直缺乏一個能夠“一以貫之”的理論或典范,缺乏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運用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這一命題,也就是說,運用生態學范式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來建構公共關系學的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論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該學科的理論傳統,并規定其發展方向,這不僅是公共關系學理論創新的需要,也是公共關系學科成熟的標志,這對理清時下混亂不清的公共關系學研究,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下面主要從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研究對象和基本范疇展開論述。
二、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
在公共關系學研究領域,對生態思想的運用非常普遍,生態學由于其所主張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的生態思想,理所當然成為我們建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假設,這一點已經被廣泛證明和認可,但是運用不同的生態學范式,來建構不同的公共關系學理論體系,似乎尚未被人們廣泛關注和重視。
對公共關系理論建設最有影響的學者皮爾森(Pearson R,1990)曾經提出:“生態思想為公共關系理論建構提供了兩種方法:倫理方法和策略方法,這是兩種不同的系統思維方法,他們能夠引導公共關系學進入兩個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個方向更適合公共關系學?這是公共關系所面對的具有深遠意義的選擇,這個選擇會影響公共關系理論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來的命運” 。遺憾的是,這一重大的研究命題因為皮爾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斷。在此基礎上,格魯尼格進一步把公共關系世界觀可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不對稱世界觀是以勸說操縱為目的,對稱世界觀則是以解決沖突和促進理解為目的。
本人認為,我們可以運用挪威哲學家阿倫.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層生態學觀點,來解釋和建構公共關系。他認為,生態學范式可以分為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兩種范式,他們提倡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價值觀 。淺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是“人類中心主義”,它主張在不削弱人類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點,認為保護資源和環境本質上是為了人類更好地生存;而深層生態學的思想基礎則是“生態中心主義”,它是從整體論立場出發,把整個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個生態系統,認為生態系統中一切事務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人類只是這個系統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張走中間道路,對自然過程做出謙卑的默認,更傾向于人性化的、對環境有利的技術,它把生態危機歸結于制度危機和文化危機,而不是技術危機,因此深層生態學的危機處理主張是集中在個體意識的轉變上,要求每一個個體改變態度、價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與自然和平相處。舉例來說,在解決污染問題上,淺層生態學通常的做法是,用技術來凈化空氣和水,緩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許可范圍內;或干脆把污染工業完全輸出到發展中國家。與此截然相反,深層生態學從生物圈的角度來評價污染,它關注的是每個物種和生態系統的生存條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對人類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雖然二者同為生態學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的生態思想為基本假設,但是他們的生態學世界觀卻有著明顯的差異性,如果運用格魯尼格的對稱和不對稱世界觀來分析的話,不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下的淺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功利型倫理觀,遵循功利主義,強調策略方法,側重對公眾的說服,民意的操縱,偏向于微觀層面的公共關系;而對稱假設對應的是形而上的深層生態學范式,它強調義務型倫理觀,強調倫理方法,強調對責任和義務的承擔,強調關系的質量,社會整體的和諧,偏向于宏觀層面的公共關系。不同的偏向對公共關系學具有不同的解釋力和預測力。 其理論差異表現如下圖:
本文認為,宏觀而言,公共關系學強調“社會組織”這一研究對象的關系論、系統整體論和有機論,組織存在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無縫之網”,組織和公眾、環境都是“生物圈網上或內在關系場中的結”,他們都是一個系統整體,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主體和客體之分,所有的整體都是由他們的關系所組成的;公共關系的本質就是一種“關系居間者” ,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一種“主體間性”,公共關系堅持第三方立場的中間道路,通過倫理方法,通過文化影響和制度改造,追求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統一,最終建立信任和諧的關系生態?？傊?公共關系的目的是要組織“擁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讓組織不斷擴大自我認同的范圍,從個體自我,逐漸轉化為社會自我,最終成為“生態自我[2]” ,從而“最大化的(長遠的、普遍的)自我實現”,達成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的真善美。
公共關系的本質屬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說,就是“第三方立場”。簡單地說,公共關系是一種“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一種組織與相關公眾的溝通對話關系,一種組織與所處環境的研究監測關系,在這種復合性的關系中,公共關系是一只腳站在組織里,一只腳站在公眾關系和社會環境中, 既要對組織負責,又要對公眾負責,還要對社會負責,屬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關系居間者”。
三、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組織―公眾―環境關系
公共關系學的對象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規定了公共關系學的理論框架,規定了這門學科的特有角度,規定了這門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的區別與聯系,也規定了這門學科開展公共關系實踐的方向和主要途徑,從而也規定了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爾所說的:“就對象來說,每門科學一開始就要研究兩個問題:第一,這個對象是存在的;其次,這個對象究竟是什么。”
透過目前的公共關系理論,公共關系學研究對象主要存在以下誤區:1、模糊性,籠而統之地將“公眾”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實際上與社會學發生較大程度的重合,其結果是喪失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而難以獲得獨立存在和發展的合理依據。2、片面性,將公共關系研究范圍中的某一方面或幾個方面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比如國際上對“關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組織-公眾關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視對組織-環境關系(OERS)的研究,這導致了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的缺失。3、單一性,孤立地從主體層面、客體層面或者目的層面揭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比如僅僅是把“單一的組織”、“孤立的公眾”或者“有效的傳播”作為其研究對象,而沒有把“關系”,沒有把“組織、公眾、環境”作為一個關系整體進行研究。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傳統公共關系理論只是研究組織與顧客、競爭者、消費者等生命系統的公眾變量,而忽視了對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統的環境變量的研究,環境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出現的,這樣就使得公共關系理論限于一種戰術層面的微觀研究,而無法涵蓋宏觀層面的戰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雖然“環境變量”和公共關系之間的關系很難測量,但是其作為一種戰略公眾的觀點已經被廣泛認可,比如,格魯尼格等人認為,環境對于公共關系確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變量的研究上,對其他環境變量的研究關注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這三個環境變量對公共關系實踐極其重要;Dejan Vercic則進一步提出了五個影響公共關系實踐的環境變量:政治意識形態(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經濟體系(經濟體制和發達程度)、激進性水平(組織面對壓力集團活動的程度)、文化屬性和 媒體系統(媒介體制和輿論環境)。 他認為,“環境變量是建立一個綜合性的國際公共關系知識體系的非常重要的開端,只有當研究超越了對一個國家中公共關系如何實踐的描述,把公共關系和其他變量如文化、政治體制、媒介環境等聯系起來,真正的理論建構才能夠實現”(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識別環境變量有助于提高公共關系研究者的預測能力,也能夠幫助從業者制定正確的公共關系戰略或技術。但是,如何把環境變量納入公共關系學的知識體系呢?這又是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可以將兩個研究對象合二為一:或者把組織-環境關系包括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組織-公眾關系放在組織-環境關系的框架內,我認為,無論哪一種表達都是不妥當的,因為從深層生態學的觀點來看,組織、公眾、環境之間并不是“人與自然”、“自我-他人”、“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關系,不應該被分成“作為主體的組織”和“作為客體的公眾或環境”,而應該是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內在關系構成的社會存在物,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的生態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內在的,本質的和構成性的”,因為一個社會組織并非生來就是一個具有各種屬性的自足的實體,它與較為廣闊的社會環境的關系、與更為復雜的各類公眾的關系、與文化的關系等等,都是組織身份的構成性的東西。 社會組織既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外,也不是站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之上,而是在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場景之中去完成公共關系行為的,這種行為是一種生態的評價和選擇。
因此,本文提出“組織-公眾-環境關系”這一概念,作為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這種提法并不是主觀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層生態學基本假設的,它具有以下特點:第一,強調了關系而不是公眾是最基本的分析單元,關系是公共關系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第二,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是最核心的構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強調了組織-環境關系是最廣泛的存在,是最具影響力的部分。按照“組織-公眾-環境關系”來理解公共關系學的研究對象,有利于糾正一些模糊的、不確切的、片面的說法,既能夠較好地體現公共關系學的總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夠貫串它的全部內容。總而言之,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為研究對象,具體地說,公共關系學就是以組織-公眾之間的信任關系,以組織-環境之間的適應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學科。
四、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織網、造流、占位
作為學科的公共關系學面臨的一個理論難題,就是如何將一盤散沙式的研究主題和興趣,整合成為一個系統完整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框架。縱觀當今國內外的公共關系教材,其內容就像一個“社會科學的大百科全書”,幾乎無所不包,從倫理到法律,從政治到環保,從歷史到文化,從媒體到廣告,從品牌到禮儀,從策劃到演講,從……到……,說的學術一點,就是“泛傳播”“大文科”的概念,說的通俗一點,就是“大雜燴”、“大拼盤”,這些問題的癥結在于缺乏對公共關系學基本范疇的界定。
本文提出,應該在生態學范式和關系過程理論的基礎上,來建立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首先,生態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且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調整與適應,和諧與均衡,生態網,生態流和生態位等,這些概念可以直接為我們所借用。其次,就關系過程理論而言,布魯姆和格魯尼格提出的 “關系形成模型”和“關系策略模型”,為我們奠定了宏觀公共關系學范疇的基本雛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兩個模型中,布魯姆用“關系前項”“關系概念”和“關系后項”來描述組織-公眾關系的形成。而格魯尼格則進一步修正為“情境前項”、“保持戰略”和“關系結果”,并強調了關系維持的策略 ,這兩種模型的共同特點都是討論組織-公眾關系結構化的過程及其分布的影響,以及關系資源的特殊結構和在網絡中流動的方式。它類似于生態鏈中從供應原點的前向關系,通過組織活動流向消費終點的后向關系,這兩個理論模型只是強調了一維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種整體關照,不能夠涵蓋所有的關系管理層面,正如生物學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說的那樣:“自然以網絡而不是鏈條方式聯結萬物,然而,由于人類的語言不能同時處理幾件事情,所以,人類只能以鏈條的方式跟隨?！?/p>
因此,作者對關系發展三階段模型進行橫向分解,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作為宏觀公共關系學的三個基本范疇,從而使關系管理的結構體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一階段,布魯姆用“關系前項”定義了構成關系資源的要素,它們是社會和文化規范、集體認知和期待、資源的需要,對不確定環境的認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魯尼格則用“情境前項”強調了組織-公眾關系的六種類型:組織影響公眾、公眾影響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組織、組織-公眾聯盟影響另一公眾、組織影響組織-公眾聯盟、多樣組織影響多樣公眾等。
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他們所討論的問題都是“網”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關于生態系統的成員要素和關系結構問題。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資源網”。
關系資源網就是“由組織-公眾-環境系統所構成的具有資源配置功能的關系網絡”(陳先紅,2006),具體的說,它包括兩大子網絡:組織-公眾關系網和組織-環境關系網,其中:組織-公眾關系網主要包括組織-員工關系、組織-持股者關系、組織-消費者關系、組織-社區關系、組織-媒體關系、組織-政府關系、組織-競爭者關系、組織-金融關系等等。組織-環境關系網主要指組織與政治、經濟、文化和媒體技術之間的關系。按照生態關系的性質,這兩大子系統又可以分為合作者關系網、聯盟者關系網、威脅者關系網和制約者關系網(見圖1)。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與管理關系網絡,讓各種資源暢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處,止于其當止之地。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第二階段,布魯姆認為關系代表了一種信息、能量或資源的交換和轉移,具有交換、交易或轉移等屬性,這些關系屬性既描述著系統中的關系,也體現了系統中的結構。格魯尼格則從關系維持的角度提出了對稱性整合戰略和不對稱性分配戰略。
從生態學的觀點看,這一關系階段的主要問題是“流”的問題,是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在信息傳遞的引導下流通變化的過程,我把它稱之為“關系傳播流”。
關系傳播流是指傳播在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發展中是一個永不間斷的過程,它在組織內外不斷產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種有源頭的“流”。任何一個組織中的關系傳播都不是一維流動的,而是多維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鑒人際傳播和社會網絡的相關理論,提出了一個關系傳播流的三維框架:目的維度,性質維度和內容維度。目的維度包括由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構成的連續統一體,性質維度包括由強關系到弱關系的連續體;內容維度包括從信息流向文化,從文化流向情感的連續統一體。目的維度和性質維度構成了四個象限,而內容維度以三個同心圓置于其中,形成一個立體多維的傳播分析框架(見圖1)。從目的維度來看, 關系傳播流是一個從完全無意識、無計劃的日常性傳播到完全有意識、有計劃的戰略傳播的變化連續體;從強弱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就是一個從強關系到弱關系的傳播變化連續體,從內容維度來看,關系傳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體地說就是由“社會層面”的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和“人際層面”的關系所構成的一個傳播連續統一體;其中,社會層面的關系體現一種以社會分工信息為主的角色關系;文化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以文化信息為主的價值觀關系,人際層面的關系體現了一種情感關系。 在這一范疇,公共關系主要是從信息、文化和情感三個層面來研究維持強弱關系的日常性傳播策略和戰略性傳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議題有:各種關系類型的強弱測量和變化規律;戰略性關系和日常性關系的實現和轉化策略;戰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內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對關系強弱的影響;強關系與弱關系的信息傳播模型; 強弱關系的文化傳播研究;日常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投資模型;戰略性關系傳播中的情感表達;情感維度與關系結果評估,等等。
在組織-公眾關系的最后階段,布魯姆的“關系后項”包括目標達成、依賴和喪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為四個結果,格魯尼格的“關系結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號關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動關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滿意,承諾等)。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這些結果都是關于“生態位”的問題,即關系主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相對位置及其機能,作者把它稱之為“關系生態位”。
關系生態位是指一個組織的關系要素及其性質的集合,它是組織-公眾-環境之間關系的某種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僅包括空間概念,而且包括時間概念,它反映了一個組織對關系管理的適宜程度和對公眾的吸引力程度(陳先紅,2006)。它包括兩層含意:一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價值,這是一種抽象的性狀描述。比如關系管理是一種花費還是一種投資?關系管理的結果是建立了信任還是促進了合作?關系管理是否增強了組織魅力,增加了社會資本?關系管理在形成、維持和改變社會資本方面扮演何種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組織-公眾-環境關系管理的結果,即組織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的時空位置。每一種組織在多維生態空間中都有其理想生態位,而每一種環境因素都給組織提供了現實生態位,理想生態位與現實生態位之差就產生了生態位勢。關系管理的任務就是一方面幫助組織去尋求、占領和競爭良好的生態位,建立聲譽,塑造品牌,能動地去改造環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組織不斷地適應環境,調節自己的理想生態位,通過議題管理,危機處理,實現組織和環境關系的和諧發展,使現實生態位與理想生態位之差最小。所以,從公共關系角度看,可以把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看作是某種生態位的具體體現。從功能性質角度看,品牌體現了組織所處的市場生態位,聲譽反映了組織的社會生態位;從時空角度看,危機體現了組織在某一時間點的特殊生態位,議題反映了組織在某一時間段進入的空間生態位?？梢哉f,對關系生態位的管理就是對聲譽、品牌、議題、危機的管理(見圖1)。
因此,本文提出,關系資源網、關系傳播流和關系生態位共同構成了公共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公共關系學的主要任務就是“結網”,“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關系學的理論建構模型
根據社會科學的性質, 公共關系理論模型共分為四層:最高層是世界觀層,第二層是方法層,第三層是核心概念層,第四層是理論觀點層。世界觀體現了理論建構的基本假設,生態思維所提倡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世界觀是公共關系理論建構的共同基礎。在這一世界觀指導下,公共關系學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這兩種生態方法建構公共關系理論。迄今為止,圍繞“傳播”和“關系”這兩個核心概念,主要理論成果有勸服操縱模型、雙向對稱模型、調節-適應模型、社區模型和文化調節模型等,如下圖:
在此模型中,在圖的最左側,是純粹以傳播為中心的勸服操縱型公共關系,即理性主義的策略型公共關系,其特征就是以傳播為中心,以勸服為手段,最終達成利己單贏關系狀態,關系只是一種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觀點為米勒的“勸服說[3]”。
在圖的最右側,是純粹以關系為中心的社區型公共關系,即社群主義的倫理型公共關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區感”為己任,通過積極主動承擔社區責任,來減少社會沖突,提升社會關系,它強調關系質量和承諾;強調社會認同感,強調核心價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強調權力和責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權。其代表觀點為克魯克伯格和斯達克的“社區感假設[4]”。
在該圖中間的上方,是以傳播為核心的雙向對稱公共關系,即理想主義的對稱型公關,在雙向對稱模型中,組織-環境關系主要是一種研究背景,作為傳播的外部變量或者干擾變量出現的,在這種情況下,傳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倫理的也是策略的。該模型奠定了公共關系的世界觀基礎。同時也受到廣泛爭議和攻擊,其代表觀點是格魯尼格的“傳播管理說”和“卓越公共關系”。
在該圖中間的中部,是調整-適應模型,此模型強調了傳播與關系的相關性 ,在組織-環境關系的適應與協調中,傳播的協調作用改善了組織對關系變化的適應性。該模型仍然是以傳播策略為重點,組織-環境關系為調節變量的。其代表觀點是卡特利普,布魯姆的“關系管理說”。
在該圖中間的底部,或者說整個區域的底部,是文化調節模型。該模型以關系為中心,把原來處于背景地位的組織-環境關系納入到一個由組織-公眾-環境構成的復合關系生態中,從組織的社會文化角色出發,通過對話和研究,達到倫理和諧的關系生態,其代表觀點是陳先紅提出的“關系生態說[5]”。
從以上理論模型可以看出,公共關系學將公共關系理論的建構從策略方法導向倫理方法,從強調外在的公共關系技術、手段和策略,到強調內在的公共關系理念、文化和哲學,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構公共關系理論體系,還原公共關系建立社會信任,追求真善美這一本來價值。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科學發展是具有歷史階段性的,庫恩所說的“范式”是指某一個歷史時期為大部分共同體成員所廣泛承認的科學共同體,它表示了一個科學發展階段的模式,而沒有一門學科是完全不變的,正如皮亞杰所說的:“所有學科,包括高度發展了的學科,都是以不斷發展為其特征的……任何一門學科都還總是不完善的,經常處于建構的過程之中(Jean Piaget,1996)?！睂τ谡诳焖侔l展的新興學科公共關系學來說,新媒體時代正好是公共關系理論范式轉換的良好開端,而不是終結,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態學范式建構公共關系學理論”,主要是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討論和更科學的知識體系和理論框架,僅以此文拋磚引玉,歡迎批評指正!
注釋:
[1]“關系居間者”的概念來自馬丁布帛的關系哲學,他認為人是關系的居間者。
[2]“生態自我”的概念來自奈斯,他用生態自我來表達形而上的大寫的我,來表明這種自我是在與人類共同體、與大地共同體的關系中實現的。當我們達到“生態自我”時,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竭盡全力用符號控制某些環境的過程”. 見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魯克博格認為,公共關系是一種建立社區感的努力。見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陳先紅把公共關系定義為“組織―公眾―環境系統的關系生態管理,具體說來,就是社會組織運用調查研究和對話傳播等手段,營造具有公眾性、公開性、公益性和公共輿論性的關系生態,以確保組織利益、公眾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諧”。參見《公共關系生態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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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的觀點范文5
簡介了現代生態醫學及其三層次即宏觀、微觀、分子生態醫學，并就中醫學的有關理論與現代醫學微生態理論進行了比較。對中醫“治未病”的學術思想與現代保健醫學，陰陽平衡理論與微生態平衡理論，扶正祛邪理論與維護人體微生態平衡，中醫的脾胃學說與胃腸微生物系統的功能，藥食同源理論與微生態學中的營養調整，異病同治與使用微生態制劑的微生態療法進行了論述，指出中醫學的本質就是生態醫學，不是偽科學。
【關鍵詞】 中醫學；生態學
中醫學認為，保持機體內的氣血調和，陰陽平衡是人體健康的關鍵。二千多年前，我國最早的醫學經典《黃帝內經》中就明確記載“陰平陽秘，精神乃治”“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現代生態醫學從生態學的觀點出發，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充分利用有益因素，控制和消除有害因素，有病治療，未病防病，無病保健，延年益壽。兩者理論，不謀而合，十分相似。最近有人提出“廢除中醫”發表“中醫是偽科學”的奇談怪論，可見這些人對中醫理論知之甚少，片面理解。本文作者長期從事生態醫學的研究，也涉足中醫學的陰陽平衡理論，研究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中醫學的本質就是生態醫學，決不是偽科學”［1，2］。
1 生態學的基本概念
生態學（ecology）一詞是德國生物學家E·Haeckel于1869年提出，其定義是：生態學是研究有機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由于研究生態學，保護生態環境（宏環境和微環境），對于人類社會及生命優質有著重要作用。近30年來生態學已發展成為龐大的學科群，并出現了許多分支，生態醫學就是其中重要的分支［3］。
2 生態醫學及三層次
生態學分為宏觀生態學、微觀生態學、分子生態學三個層次。生態醫學可從三個層次進行研究，一是以個體和群體為中心同其環境的宏觀生態醫學；二是以單細胞為中心同其環境關系的微觀生態醫學即醫學微生態學；三是以細胞內的生物活性分子特別是核酸分子為中心同其分子環境關系的分子生態醫學；現就生態醫學的三個層次簡要介紹如下：
2.1 宏觀生態醫學在醫學和人體健康方面，隨著環境污染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引起了人們對生態醫學研究的廣泛重視，作者認為醫學必須將人放在整個生物圈中來研究生命現象，因為人不僅僅具有生物屬性和社會屬性，更重要的是人是生物圈中眾多物種的成員之一，生物圈對人類的影響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認識，只是在20世紀50年生的環境危機和“公害病”迭次發生以后，人們才認識到生物圈的變化與人類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大氣、土壤、水質的污染，噪音和振動的增多，致癌致畸，致突變的理化因子進入人類所生存的環境，植被的破壞和野生動物的滅絕，臭氧層的破壞，酸雨、溫室效應等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體的健康，影響人體以下的生態層次。另外，人增也將影響到食物的供應，食物短缺可致營養不良和其他疾病的發生，現在許多人生活在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里，這樣的城市中水處理系統、垃圾處理系統、基礎設施、社會秩序和公共健康規劃的使用是嚴重超載的，這勢必會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和健康，解決這些問題的理論基礎必須是生態學的基本原理［3］。
2.2 微觀生態醫學（醫學微生態學）20世紀 50年代初，中國的魏曦、康白教授開始從事微生態學的研究，60年代以后美國的DubosR·J等人把大量的生態學觀念和術語引入到微觀生態學研究之中。1977年，聯邦德國Volker Rush博士首先明確提出微生態學即微觀生態學(microecology)一詞，康白教授將其定義為微生態學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與其宿主（人、動物、植物）相互關系的生命科學分支，微生態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就是醫學微生態學即微觀生態醫學，它是研究正常微生物群與人體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在長期的生物進化、適應過程中，在正常人的體表和與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不同種類和數量對人體有益無害的微生物群稱為正常微生物群，其中以細菌為主，其數量相當于人體細胞的10倍，正常微生物大部分與宿主細胞密切接觸，交換物質、能量，甚至相互傳遞遺傳信息，正常微生物群對宿主具有營養、免疫、生長刺激、生物拮抗等作用，從生態學觀點來看，正常微生物群，在正常條件下，與宿主保持著生態平衡，一切干擾因素，都將引起微生態失調，從而影響人體健康。
在感染性疾病中，按以往的觀點，是病原微生物所致，但它不能解釋菌群失調所致的內源性感染（條件致病），醫學微生態學認為，感染是微生物對宿主或宏生物的異常侵染所致的微生物與宿主或宏生物之間相互作用的一種生態學現象。疫苗、抗生素以及醫療技術的飛速發展，造成了一種我們幾乎不受疾病影響的假象，但人們也逐漸認識到抗生素對人類的不利作用。1950年魏曦、康白二位教授曾發現一例鼠型鏈絲桿菌感染的鼠咬熱病人，在用抗生素治療后，雖殺滅了病原體，但終因導致肺炎克魯伯菌（正常情況下為人體正常菌之一，不致?。┓窝走M而引起敗血癥而死亡，成為世界上首次發現抗生素治療而引起的菌群失調癥，當時二位教授曾預言到，在光輝的抗生素降臨以后，我們必須注意其給人類帶來的陰影，擾亂正常菌群和引起菌群失調?？股氐膹V泛應用，尤其是濫用抗生素而引起的菌群失調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這就喚醒人們對正常微生物群的生態平衡和失調等問題的研究，從此，誕生了微觀生態醫學。微觀生態醫學的行為是維護人體的微生態平衡，防治微生態失調，微生態制劑療法，合理應用抗生素等［5，7］。
2.3 分子生態醫學隨著分子生物學的進展，以及生態學的理論向分子生物學中的滲透而出現了分子生態學（molecular ecology）它是從分子水平上研究和探討生命物質的生態學問題，分子生態學一詞于1988年由中國的向近敏、林雨霖二位教授首先提出，隨后國外的Terry Burke也在《自然》雜志上提出。分子生態學的定義為：研究分子生物甚至生物活性分子同其分子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是生態學的分子層次。它主要闡明生命體與其相關細胞之間的各種活性分子直至分子網絡相互作用的生理平衡狀態和病理失調狀態的分子機制，以及促進生理平衡和防止病理失調和恢復生理平衡的措施和方法，分子生態醫學的醫療行為是利用分子生態制劑以恢復分子生態平衡［6］。
3 中醫學的生態觀與現代生態醫學
中醫學的四診八綱就是從人的整體出發，探討人體平衡和失調的轉化機制，并通過中藥使失調恢復平衡，中醫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陰陽平衡理論，辨證施治的方法以及未病先防、既病防變、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調整陰陽、藥食同源的防病原則都是生態醫學思想的體現。限于篇幅，本文僅就中醫學的生態觀在微觀生態醫學（醫學微生態學）中的體現加以論述［1～3］。
3.1 中醫“治未病”的學術思想與現代保健醫學 中醫從整體觀念出發，建立了預防為主的保健觀點，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預防疾病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未病”的預防思想，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錐，不亦晚乎?！彼^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變兩個方面的內容。微生態學的崛起，促進了醫學的發展，醫學從治療醫學、預防醫學已經發展到現代保健醫學，它必須以生態學為理論基礎，其主要思想為無病保健、未病預防、有病治療、既病防變，這是醫學發展到現代保健醫學的必然規律。微生態制劑由于是來自宿主生理性細菌的制劑，回歸至原生境，修復生物屏障，根據疾病的生態病因的觀點，因而，微生態制劑可達到無病保健、未病預防，有病治療，既病防變之目的。微生態療法重在調整，中醫的核心也是調整，因此，兩者的觀點和理論不謀而合，這是值得互相借鑒的。
3.2 陰陽平衡理論與微生態理論陰陽學說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它滲透到醫學領域后，促進了中醫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成為中醫學的重要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借此闡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和疾病的診斷、治療及預防的根本規律，因此，中醫的陰陽學說是關于認識疾病和防治疾病根本規律的學說［1～3］。
3.2.1 闡釋人體的結構及生理功能陰陽學說在闡釋人體的結構時，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陰陽對立統一體。醫學微生態學研究表明，在人體的體表以及與外界相通的腔道粘膜表面存在著大量的正常生物群，構成了除解剖意義上的系統以外的微生態系統，與機體形成為一個有機的統一體。中醫認為人體的正常生命活動，是陰陽兩個方面保持著對立統一的協調關系，使陰陽處于動態平衡狀態的結果，物質與功能、陰與陽共處于相互對立、依存和轉化的統一體中，維持著物質與功能、陰與陽的相對的動態平衡，保證了生命活動的正常進行。據瑞典Gustaffson教授研究估計，人類腸道大約帶1kg細菌，其活菌數量達1012～13個，這些正常菌參與了宿主的代謝、免疫、生理生化、生物拮抗等方面的作用，以維持人的健康，此即微生態平衡。
3.2.2 說明人體的病理變化人體與外界環境的整體統一和機體內在環境的平衡協調，是人體賴以生存的基礎，疾病的發生就是這種平衡協調遭到破壞的結果，用陰陽學說來說明人體的生理病理，則認為“陰平陽秘”即陰陽的平衡協調是人體生理活動的基礎，這種平衡協調關系一旦受到破壞，使陰陽失去平衡，便會產生疾病。人體微生態系統由于內因或外因的影響使其平衡遭受破壞即微生態失調，便可導致多種疾病，如胃腸微生態系統平衡失調，便可引起多種胃腸道疾病。
3.2.3 用于疾病的診斷由于疾病發生發展變化的根本在于陰陽失調，中醫有陰陽、表里、寒熱、虛實八綱，但八綱中又以陰陽作為總綱。微生態學診斷疾病，采用厭氧培養技術對人體某部位正常細菌進行定量（多少）、定性（何種細菌）定位（存在的部位）檢查以確定微生態失調及程度。
3.2.4 指導養生防病中醫學十分重視對疾病的預防，取天地自然規律，采取各種養生的方法，借以保持機體內部以及機體內外環境之間的陰陽平衡，達到增進健康，預防疾病的目的。養生防病即為現代的保健醫學，保健醫學必須以微生態學為理論基礎，維持人體微生態平衡，微生態制劑的重要功能就是無病保健，未病預防。
3.2.5 用于疾病的治療中醫認為疾病的發生發展的根本原因是陰陽平衡失調，因此，調整陰陽、補偏救弊、促使陰平陽秘，恢復陰陽相對平衡。微生態療法也是恢復微生態平衡達到治療目的，其方法有營養調整、抗菌調整、內服菌群促進物質、活菌制劑等從而達到糾正微生態失調，恢復微生態平衡。
3.3 扶正祛邪理論與維護人體微生態平衡中醫認為疾病的過程是正氣與邪氣相互斗爭的過程，正邪力量的消長決定疾病的發展與轉歸，邪勝于正則病進，正勝于邪則病退，扶正和祛邪是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扶正是為了祛邪，是通過增強正氣的方法，祛邪外出，從而恢復健康，即所謂“正足邪自祛”；祛邪是為了扶正，消除致病因素的損害，而達到保護正氣恢復健康的目的，即所謂“邪去正自安”。
從醫學微生態學角度來認識正氣可理解為人體微生態系統的正常功能態。20世紀70年代中期荷蘭微生態學專家Van der Waaij提出了定植抗力學說，其含義為腸道正常菌群對潛在病原菌在腸道中定植的拮抗作用或抵抗力。研究證明，在正常菌群中，厭氧菌（如雙歧桿菌等）對定植抗力負有重要責任，抑制了厭氧菌，定植抗力便下降，扶持厭氧菌，定植抗力便提高?？蛋捉淌谔岢隽松飱Z氧學說，因腸道正常菌大多為厭氧菌，因此，他用從土壤中所分離出的一株無毒的需氧芽胞桿菌（蠟樣芽胞桿菌）制成一種生物奪氧的活菌制劑，口服后，腸道氧氣被消耗，提供了供厭氧菌生存的厭氧環境，厭氧菌才能生長，才能維持正常菌的屏障作用和其他功能，從而達到扶正（扶持正常菌群）祛邪（拮抗外襲菌的感染）的作用。由此可見，中醫的扶正祛邪理論與維護微生態平衡原理十分相似。
3.4 中醫的脾胃學說與胃腸微生態系統功能脾胃學說是中醫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醫的脾與消化、吸收、代謝、免疫、神經內分泌有關，微生態學研究表明，中醫的脾與人體胃腸正常微生物有密切關系。胃主受納、脾主運化，是指胃受納食物之后再經脾把水谷化為精微，并將精微物質轉輸至全身。脾氣健運，機體的消化吸收功能才健全，才能為化生氣、血、津液等提供足夠的養料，才能使全身臟腑組織得到充分的營養，以維持正常的生理活動，反之脾失健運，則機體的消化吸收功能便因此而失常，便會出現腹脹、便泌、食欲不振以至倦怠、消瘦和氣血不足等。
醫學微生態學研究證明，在人的胃腸微生態系統中存在許多生理性細菌如雙歧桿菌、類桿菌、乳桿菌、擬桿菌、糞鏈球菌、韋榮球菌等，每克糞便的細菌數量可達1014個，如此大量正常菌產生的各種酶，參與了機體的酶池，對三大營養物質（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脂類）的消化吸收起著重要作用，如胃腸微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正常，就會發揮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若結構和功能異常如雙歧桿菌等減少時生物屏障作用下降，有利于外來病原菌的侵襲，或與其他腸道菌比例失調或寄居位置的變化如產氣菌大量增殖，就會引起腹瀉、脹氣等表現。
3.5 藥食同源理論與微生態學中的營養調整中醫的藥食學，即藥物與飲食關系的學問，藥食同源，藥食互補，藥食互用是其主要內容，藥與食之間并不存在嚴格的界限，把藥物與食物科學地配合起來用以養生、治病是中醫學的重要課題，作者對中醫的醫食同源有以下的理解。
由于不合理的膳食可致冠心病、高血壓、胃腸疾病等，對病人而言，合理營養極為重要。醫食同源、藥食同根，表明合理營養和藥物對于防治疾病有異曲同工之處。醫學微生態學研究證明，營養也是使宿主適應其正常微生物菌群的重要因素。營養失調、營養不良或營養變化都對正常微生物群有影響，在正常時保持微生態平衡，在異常時導致生態失調，在微生態治療法中，用限制營養的辦法抑制過盛菌的繁殖如發酵性腹瀉可限制碳水化合物食物，腐敗性腹瀉限制蛋白質食物等。通過營養對正常微生物群中某些成員的促進作用來調整菌群失調也可取得一定作用，根據不同種群對營養要求的不同，可達到促進某些細菌生長和繁殖的目的。對雙歧桿菌的扶植可用胡蘿卜、乳糖、野芝麻四糖、棉子糖；對乳桿菌的扶植可用乳糖和蔗糖；對腸球菌的扶植可用葉酸、復合維生素B及蜂蜜等多含B族維生素的食物。通過營養的作用來提高宿主對其正常微生物群的適應能力，從而保持人體微生態平衡。
高蛋白、高脂肪食物結構對類桿菌和梭菌有促進作用，這兩種細菌的增多與癌癥和衰老有聯系，因此，要保持對健康有益的正常微生物群，就必須注意膳食結構，合理膳食以利人的健康。
3.6 異病同治與使用微生態制劑的微生態療法
中醫的異病同治是不同的疾病在出現相同的證候時，應采用同樣的治療方法。有關微生態學中異病同治的問題，目前研究得較多的是胃腸道疾病及微生態治療。微生態學研究表明，在人體胃腸粘膜上排列著致密的對人體有益的細菌（主要有雙歧桿菌、乳桿菌、糞鏈球菌等）形成菌膜屏障，這種菌膜屏障能發揮生物拮抗作用控制有害菌的繁殖，阻止有害菌毒性物質的吸收，產生乳酸等使體內有害毒物排出體外，具有清潔腸道，保護肝臟，維護人體健康的作用。一旦菌膜屏障破壞，在外襲病因的作用下，就會導致各種疾病的發生如急慢性胃炎、胃潰瘍、腸炎、慢性結腸炎、肝病加重等，鑒于這些疾病有一共同的發病機制——微生態失調，因此，利用宿主體內的生理性細菌（如雙歧桿菌等）作為種子，通過發酵工程，擴大數量，制成活菌制劑，再回歸到宿主的原生境，重建菌膜屏障，就能達到糾正微生態失調，恢復微生態平衡的目的。因此，一種微生態制劑能治療多種消化系統疾病，此謂異病同治。
從以上列舉的醫學微生態學理論與中醫理論來看，兩者不謀而合，極為相似，因此，是值得相互借鑒的，可以用醫學微生態學原理解釋和闡明中醫中的某些理論，也可用微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和技術來研究中醫理論和中藥、藥方。舌象檢查證明，不同舌象，是不同菌群結果，通過中醫中藥療法，可改變舌象，菌群結構也同步改變。四君子湯有扶植腸道生理性細菌的生長作用，小承氣湯在調整腸道平衡方面非常有效。我們可利用微生態學研究方法，從醫學微生態學角度依據生態學原理去研究中醫中藥等方面的問題，為人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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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的觀點范文6
【關鍵詞】文化生態學；地方文化資源；保護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態學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態”一詞就被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使用，當時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美國文化地理學之父卡爾?蘇爾從景觀出發，研究文化景觀與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并對文化生態學的方法論進行了探索，創立了“伯克利學派”，又稱“文化生態學派”。1921年，美國學者卜歐克從城市社會學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這一學術術語，他和伯杰斯開始在芝加哥大學帶領研究生展開對該問題的研究，被稱作是城市科學的“芝加哥派”。[1]同時，美國人類學家弗蘭茲?博厄斯和克羅伯提出了文化的“環境決定論”和“環境可能論”，為文化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生態方向。目前學界比較認可的觀點是，文化生態學誕生于美國，由美國人類學家J. 斯圖爾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專著《文化變遷理論》中完整地闡述了文化生態適應理論。在該書中，斯圖爾德認為文化變遷就是文化適應，這是一個重要的創造過程，稱為文化生態學。[2]這一觀點的出現也被認為是文化生態學學科正式誕生的標志。文化生態學比較重要的觀點是“文化生態適應”理論、“文化核心”與“文化余留物”理論。
二、文化生態學的發展
斯圖爾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整個50年代，文化生態學的研究范圍主要局限于人類學領域，并且沒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論和學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圖爾德的影響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態學著作問世，即R?內廷的《尼日利亞的山地農民》、R?拉帕波特的《獻給祖先的豬》和J?貝內特的《北方平原居民》。這些著作豐富了文化生態學的內容，界定了研究范圍。
70 年代，霍利對贊比亞的多加人繼承模式的變化進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論”，這些文化生態問題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圖爾德的研究。[3]在這段時期，文化生態學的研究領域也開始擴寬，如加拿大心理學家伯里認為，生態背景與社會政治背景通過人類的生物適應與文化適應發揮作用，人類個體接受生態影響、遺傳傳遞、文化傳遞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產生可觀察的行為和可推測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國學者哈里斯創立了文化唯物主義，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義》，這標志著文化生態學的理論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義主要強調“基礎決定論”，即基礎結構決定結構、結構和上層建筑構成文化體系。[5]
90年代，美國學者羅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態理論的實質是指文化與環境（包括技術、資源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富有創造力的關系。[6]同時期，文化生態學也成為了美國人類學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課程。1994年，芬蘭總統M?阿赫蒂薩里在國際傳播研究年會的致辭中首次用“文化生態”來表現由于信息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造成的嚴重問題以及在“信息有產者”與“信息無產者”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學者發起了關于文化生態學的國際研討會，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態學：文化中的傳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開了“文化生態學國際討論會”，來自亞洲和歐美等國的學者分別對本國的研究情況進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態學在中國
我國早在20世紀初，就有學者開始關注文化生態，如、馮友蘭、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機制時，就試圖從生態環境角度說明文化的差異性和民族性，進而進行優劣比較與選擇。[8]盡管這些屬于靜態研究，但是啟發了我國人民對民族文化的認識與反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調查的興起與發展，我國文化生態研究也呈現出一片熱潮。半個世紀以來，我國關于文化生態學的理論迅速增多，學者們不斷對斯圖爾德的理論進行補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現代文化生態學理論應包含進化論、人地關系論、文化時空耦合論、系統結構論、生態功能論、景觀感知與映射理論等。[9]尤其是21世紀，文化生態學在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一門與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地理學、生態學、教育學、傳播學交叉的新興學科，文化學是其研究對象，生態學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態學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意義
（一）有助于深刻認識地方文化資源的本質與特征
一個地區的文化資源由于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在長期的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與地理位置有關的文化特征。如燕趙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嶺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環境下產生的文化資源。在文化生態學的視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延續性和發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保護的意識，使可持續發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態學主要側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會等環境中各種文化的相互關系以及文化對環境的適應性等內容。將文化生態學的相關理論融入對地方文化資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保護意識。文化生態保護理論是一種系統的、整體的保護，在保護過程中既要保護文化資源本身，也要注意環境對文化資源的作用，使文化資源與環境處于和諧狀態。
（三）有利于提高對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現庸俗化開發
縱觀我國現在的文化資源開發現狀，無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資源，以地方文化資源為主體。這種資源依托型開發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就是對資源無節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資源的重復浪費。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庸俗化開發，如對古鎮的開發，全國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轍，毫無新意。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提倡文化生態學中對文化的尊重和認可，讓文化資源體現出它的生命特征與價值。提高地方文化資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證了文化資源在時間上的傳承和在空間上的擴布，文化資源也會因此而更多元和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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