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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概念范文1
關鍵詞：文化；人類學；危機；生命文化學
眾所周知，人類學家宣稱，人類學是關于人類歷史的科學。美國的人類學研究傳統分為四支（特別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動之后）：生物人類學、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來，在文化人類學的子分支之間的聯系已經非常薄弱[2]。人類學的分支越來越專一化。過度的專業化是人類學面臨的一個問題。
人類學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文化”這個詞本身。20世紀初，人類學家把人類學界定為關于文化的科學，而現在人類學家逐漸變為文化研究方面的專家[3]。人類學家把文化界定為他們用來研究世界上不同人類群體的生活方式的理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工具。大量關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紀的上半個世紀[4]。盡管文化的概念眾多并且沒有確立一個統一的標準，但是人類學家普遍承認這樣的假設：文化是后天習得的，基于符號的歷史產物。換句話說，文化與自然相對，擁有自己存在和進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紀下半葉，文化達到了一種濫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種族中心論”的人誤用。Adam Kuper陳述了它的成功：“現在每個人都進入到文化中來。”[5]換句話說，我們正在見證這個世界的文化膨脹。
Keesing在1974年預測了未來的研究熱點：“‘雅諾馬米文化’、‘日語文化’、‘文化的發展’、‘自然與文化’：我們的人類學家仍然使用這個詞，我們仍然認為這意味著什么。但是從靈長類動物存在的學習傳統，使用工具和操縱符號，我們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號的習得性遺傳是人類所獨有的了?！?/p>
僅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他定義社會生物學為“所有社會行為生物學基礎的系統研究。[6]”同時，他宣稱社會生物學的目的是“利用當代綜合進化論的成果重新規劃社會科學。[7]”
自從70年代以來，所謂的進化派社會科學一直在學術界中發展和傳播。我用“進化的社會科學”這一標簽來稱謂用進化論的方法來研究人類文化的那一派研究。這個標簽反映了在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前沿的交叉，現在有很多學者使用這個詞。在進化的社會科學領域最先進的無疑是社會生物學、進化心理學、人類行為生態學，人類行為學，模因論、以及“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的的方法。上述學科的代表發展了他們自己關于文化的概念，我們稱之為文化進化論。
那么，早期文化人類學家把文化定義為一種后天習得的基于符號的歷史產物，而社會生物學家的定義則是完全對立的，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種生物學上的適應性，或者說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進化心理學和人類行為學中也有關于文化的類似表達。
人類行為生態學和“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理論，都在文化人類學對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兩者有所不同。他們認為文化不是生物適應的產物，基因并不能操縱文化。
在行為生態學中文化是在某種特定的生態環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適應性策略。他們在人類行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種對于當地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的適應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種行為的適應性。
共同進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間的相互動力系統。例如，William Durham已經列出了基因與文化作用的五種關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調節），genetic mediation（基因調節），enhancement（增強），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對）.前三種是互動的，后兩種是比較的（Durham 1991，205207）?？傊J為兩者在互動中可能會影響到對方?；蚺c文化的關系將參照：（1）相同的目標（增強）；（2）矛盾的目標（反對）；（3）不同，但目標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釋為基因進化的產物。在協同進化理論中，文化是基因與社會文化環境協同進化的產物。
在前面的論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體科學的人類學中的危機。首先是，人類學的過度強調分支化和跨人類學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機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類學中的滑坡，它被指責將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會中的一種中心主義的建構。第三個根源是，“文化”這個概念的膨脹，人類學成功地給出“模因”，并認為它承載了一個更為寬泛的意義，它最終將涵括任何東西。并且如果是在這種意義上，文化實際上是一個空洞的詞匯。危機的最后一個根源是，在進化社會科學中對文化這個概念的寬泛的討論。它的表征是從人類學意義上來使用這個概念，但是一般來說，這并不是一個合適的背景。
基于文化學理論框架的生命文化學，方便了人們對進化社會科學和人類學的理解，生命文化學是一個文化學的分支。生命文化學這個概念是由美國人類學家伊諾?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個物理人類的分支的標簽，主要是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關注文化和生物現象。生命文化進化從文化屬于非生物學的適應性這個前提出發，將人類與其它生物區分開來，但是它并不意味著，人類獨立于他過去的進化。
相反，文化有它進化的根源，人類是被他的特征所決定的，并且建立在人類基因的生物進化過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學處理一種更為寬泛的主題包括動物和人類的不同。生命文化學進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適應性及進化之間的關系，分析社會生活的主要因素，并關注后天PK先天討論的結論。生命文化學可以從文化人類學的傳統這一方面和從進化社會學另一方面，為了支持人類作為生命文化個體的整合性研究。簡單來講，生命文化學采用了從科學和社會科學中認識的相關的發現并從文化角度來進行解釋。
生命文化學對于目前的人類學在三個方面的難題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學支持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性學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將文化看作是在科學對人的研究中理論上、認識論上和方法論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對人類學和進化論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對人類本質的二分的難題的克服。
[參考文獻]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Borofski，Robert（2002）：The Four Subfields：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4（2），s.463480.
人類學概念范文2
關鍵詞：“EML”；音樂人類學；民族音樂學
中圖分類號：J6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8631(2010)05-0082-02
《音樂藝術》2008年的第1、2、3期，連續刊登了六篇“我與音樂人類學：當下最關注的論題”的訪談錄；每篇都以問答的形式，描述了上海音樂學院博士研究生黃婉對“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一研究院”六位特聘研究員的采訪記錄。拜讀之余，感觸頗深，也受益匪淺。對此先將訪談內容歸納為三個方面：①學術經歷的介紹；②各自已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領域和民族音樂學存在的問題；③對“音樂人類學”的認識和界定。
訪談內容，給了我很大的啟示。使我更加明確了“音樂人類學”、“音樂文化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三個名稱的不同內涵可是。近年來，經常有學者將“音樂人類學”、“音樂文化人類學”與“民族音樂學”不加區分的等同使用，使人覺得費解。
由此以為，再談談“EtIlnomuslcology”(以下縮寫為“EML”)的學科發展和廓清相關的幾個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一、“EML”的發展概況
“EML”是一個復合詞，由Ethno(n.人種論、民族志)和musicology(n.音樂學)兩個詞根復合而成。從兩個詞根上看，“EML"實際上是一個橫跨了音樂學與民族(人種)學兩大系統的學科。也就是說，“EML”與民族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歷史聯系。
歐洲傳統意義的民族學，就是文化人類學，美國的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可以通用。實際上民族學的發展歷史就是文化人類學的發展歷史，起碼在歐美是這樣一種情形，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本來就是源于歐洲(德國和法國)的人體解剖學。所以說，與“EML”發展密切相關的是文化人類學。
然而，文化人類學真正的、實質性的發展，已經是19世紀中葉的事了。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Bastian)和拉策爾(Friedrich Ratzal)可以稱得上是文化人類學的先鋒，并各自有不少的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問世。如巴斯蒂安的《人類根本觀念》(Ethnische Elementargedeanken)和《歷史上的人類》(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拉策爾的《人類地理學》(Anthropogeographie)和《人類歷史》(History 0f Mankind)等等。隨后。出現了受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影響的第一個流派，即“古典進化論”派，代表人物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dward Tylor)和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其后的文化傳播論、功能主義、結構主義、象征主義和解釋人類學等多種流派。
從“古典進化論”起，文化人類學的思想已經把人類文化看成是有系統的、有組織的和相互影響的民族模式。只不過早期，特別是歐洲文化人類學家，大都致力于對小規模部落社會的考察。這是源起于殖民地時代。歐美學者對現代西方文明之外的人類文化的研究。隨著學科的發展和當今全球性文化變遷的趨勢，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在不斷擴展?！霸噲D概括人類行為的普遍性問題，并對社會的文化現象進行整體性的描述。”
文化人類學和“EML”幾乎是同時發展起來的兩個學科，兩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蛘哒f，“EML”的歷史發展和研究領域的更新、不斷擴展，都受到文化人類學學術思潮的很大影響。正如梅里亞姆所說“民族音樂學具有隨著形成人類學的同一理論潮流而形成的傾向?！?/p>
我們都知道，“EML”的前身是“ComparativeMusicology”(Compara.tive：比較的、相比之意)，此階段被稱為“比較音樂學”時期。因為，此階段的多數研究者，主要運用比較思維的方法，來看待和觀察非歐國家民族的音樂和傳統，早期還只停留在“低劣”、“膚淺”的認識上，這與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有關。
真正客觀、公正的比較音樂學研究是19世紀80年代之后。主要標志是，奧地利比較音樂研究的先導者艾德勒(G.Adler)的《音樂學的范圍、方法和目標》和英國語言學家埃利斯(A.J.Ellis)的《論各民族的音階》。隨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比較音樂學家，還有“德國學派”(又稱“柏林學派”)的施圖普夫(Carl slumpo、霍恩博斯特爾(EdchMofitzvon Hornbostel)、薩克斯(Curt Sachsl等；“傳播論學派”的格雷布內爾(Fritz Graebner)和施密特(W，曲elm Schmidt)；“美國學派”的博厄斯fFranz Boas)和菲克斯(J.W.Fewkes)等。這些學派的理論和思想無一不受早期文化人類學流派的影響。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荷蘭音樂學家，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在他的《Musicology》一書的副標題中，首次使用了“EML"這一名稱，經過兩次的書名更改，1959年以《Ethnomusicology》的名稱第三次出版，其理由是“其舊稱‘比較音樂學’易使人誤解。一般已棄而不用。它并沒有進行比其它學科更多或更少的‘比較’?！焙?Mantle Hood)也認為：“每門學科都要應用比較法。EML是一門研究任何音樂的學問，它不僅根據音樂自身而且還要涉及其文化背景?！弊罱K將"EML'’取代了“ComparativeMusicology”，開始成為了歐洲音樂學術界慣用的名稱。
隨著“EML”的發展和學術思想的不斷深化，以及不斷受文化人類學流派的影響，逐漸出現了，梅里亞姆的“文化人類學性質”的研究和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一符號學為分析模式的潮流，這些學術觀念一直影響到20世紀末。甚至今天。
二、與“EML”相關的幾個中國概念
有人認為“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音樂文化人類學”，甚至“應用音樂人類學”都是“EML”的中文譯名，那是無稽之談。從構詞關系講，“EML”的譯名只有一個，那就是“民族音樂學”。其它名稱只不過是隨著研究對象、范圍和方法的不斷擴展，在不同的階段出現的不同研究領域的不同表述，是階段性研究目標的產物，是不同研究方向的代名詞。
“EML”在與不同學科的交叉過程中，已逐漸偏離了音樂本體，相應孕育出了相關不同研究領域，每個領域都有自身的研究對象和空間，也代表著某種觀念和興趣。“其實這并不僅僅是個譯名的問題，它代表著一種認識觀念，一種避免后殖民主義殘余，并且能夠有更寬廣
學_術視野的學科名稱意識。”
關于學科名稱和定義，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研究方向不同，自然名稱也可以不一樣，“由于其研究范圍如此寬泛。故而關于它的定義也就眾說紛呈，從‘作為文化的音樂之研究’，‘音樂文化的比較研究’。延伸到‘人類音樂行為的闡釋性科學’等等”梅里亞姆也曾說過：“民族音樂學這個學科的定義，由于每個學者所要強調與所希望研究的方面不同，所以也就大不相同，其中甚至竟有完全相反的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p>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名稱不能在同一個領域等同使用，不同的名稱具有相對應的研究領域。甚至可以作為不同的分支學科而存在。以下就“EML”相關的幾個概念。表述他們不同的學術性質和研究對象。
1.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縮寫為EML)
前面講到，“EML”是荷蘭音樂學家孔斯特(Jaap Kunst)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并且最終取代了“ComparatlveMusicology”(比較音樂學)。之所以取代，是因為“該名稱把比開始時計劃的更為廣闊的范疇包括在這個領域之內。譬如有研究西洋藝術音樂中相互影響問題的情況，而且還由于這門學科并沒有比其它任何學科進行更多的比較研究?！边@一詞在中國最早被譯為“民族音樂學”，是當時上海音樂學院的羅傳開先生。經過1980年的“南京會議”以后，這一名稱便開始流行，雖然在隨后有過一場激烈的爭論，最后還是以“民族音樂學”的名稱保留了下來。為什么被譯成“民族音樂學”。以為有兩個原因：①是直接根據兩個詞搬(Ethno與musicology)來翻譯；②是從研究對象上看，當時的民族音樂學還基本是音樂本體的研究狀況。所以，民族音樂學的性質應該是以音樂本體的研究為主，研究對象是民族音樂本身。
2.音樂人類學(Anthmpology of Music)或(Music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of Music是由美國學者梅里亞姆所提出的，其核心是“對文化中的音樂的研究”。他認為，音樂則是由構成其文化的，人們的價值觀、態度與信念形成的，人類行動過程的結果。人類的行動會產生出樂音。但它的創造過程是有連續性的過程。所以Anthm，pology 0fMusic可以譯為“音樂的人類學”或“音樂人類學”，實際上是指“音樂”的人類學研究，只不過是把“音樂”放在人類文化中來探視。記得在韓鍾恩教授的訪談錄中。有洛秦教授介紹梅里亞姆對音樂與文化的三個關系的表述。即“文化中的音樂”(in)、“作為文化的音樂”(as)、“音樂就是文化”(is)。讀后也深受啟發，以為“音樂人類學”的學科意義是在“文化中的音樂”或“作為文化的音樂”的人類學研究而非指“音樂就是文化”的研究。就如韓鍾恩教授談到音樂人類學的審美經驗時所說：“我希望從‘音樂就是文化’這個階段折返回去。即通過文化去關注音樂作為藝術進而音樂就是音樂這樣一個問題。”這說明了韓鍾恩教授從當初提出的“音樂文化人類學”轉到“音樂人類學”觀念的原因，也說明了“音樂人類學”與“音樂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和性質是有區別的。
所以說，音樂人類學的性質應該是文化中的音樂研究，與音樂本體研究的不同就在于是把音樂置于文化中來審視，從文化的角度來研究音樂的構造和形態。
3.音樂文化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
“音樂文化人類學”的英譯名為“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有人，以為“音樂文化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沒有區別，屬同一個名稱。其根據就是“音樂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思維，這種思維值得推敲。其實，音樂具有“有形性”和“無形性”兩種層次，即有非物質性“文化”的一面，也有作為物質性“聲響”的一面。就像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所指稱的學科性質一樣。音樂文化人類學更加強調“文化”性質，把所指的音樂作為文化來研究。其實質是文化的人類學研究。而音樂人類學則側重于文化的音樂，是研究文化中的音樂，其實質還是音樂的人類學研究。
所以，音樂文化人類學的性質是體現音樂的“文化”屬性，研究音樂的文化現象。研究視角不在音樂上，是與音樂事象有關的社會，民間信仰、國家政策等一些超越音樂本體的文化現象的研究。這樣，可能會導致學科偏離的危險。
音樂文化人類學，要當心“文化主義”的陷阱。不管是音樂文化人類學也好，還是音樂人類學也好。其研究對象不能脫離音樂事象去談文化，雖然是學科性質有所要求，也不能完全拋棄音樂的文本。
三、結語
人類學概念范文3
審美人類學是20世紀90年代中葉在我國出現的一門美學與人類學交叉的新興學科，它用人類學的方法和概念系統來研究和闡釋美學問題和審美現象，希望通過田野調查的手段深入到少數民族的日常生活當中，從現實體驗出發，把握少數民族深隱的底層文化和邊緣文化；通過解讀少數民族文化的符號密碼和揭示其文化思維模式，達到探求其文化體系背后隱藏的被社會約定俗成的一套規則與禁忌，最終挖掘出少數民族文化中蘊含的鮮活生命力。審美人類學嶄露頭角之初，并未得到國內多數學者的認同與重視，但是，以王杰教授為學科帶頭人的廣西師范大學中文系審美人類學學科在長時期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提出了以審美意識形態和審美制度為中心的審美人類學理論，在國內美學界引起了普遍關注。
從本科生進入研究生學習階段之后，在初步接觸審美人類學的基本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我開始系統深入地學習審美人類學，并在導師的指導下逐步將理論研究與田野調查結合起來。在這一學術背景下，我開始關注各少數民族，特別是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活躍著的文化現象、審美意識形態及其審美價值。*年11月和*年11月，我分別參加了廣西師大中文系對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的跟蹤調查，用審美人類學的理論視角和研究方法對這個特殊的民族節日進行了分析，寫作的《審美人類學視野下的節日與生存——兼談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收錄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版的《尋找母親的儀式》一書中，并在《廣西日報》*年10月29日第7版發表《打造現代狂歡文化品牌——從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談起》。在*年南寧國際民歌藝術節開幕上，由壯族歌手演唱的黑衣壯山歌《山歌年年唱春光》唱響全國，作為我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文化形態的典型代表的古老而神秘的黑衣壯族群因其原生態文化和藝術元素保護的完整性以及突出的地域性，逐漸成為審美人類學研究關注的個案。*年1月26日——2月1日及4月16日——21日，我隨廣西師范大學那坡黑衣壯文化考察隊赴百色那坡縣城廂鎮農文屯對當地的黑衣壯族群的文化藝術分別進行了為期一個星期的田野調查，收集了大量黑衣壯傳統文化的一手資料，并將《黑衣壯祭祖儀式的審美價值》定為檢驗自己三年研究生階段學習研究情況的學位論文。
我認為，審美人類學的研究正是在注重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比較和分析不同種族、民族以及族群在審美習慣、審美傳統方面的區別與聯系。審美人類學的理論不僅為黑衣壯文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少數民族地區美學的研究和民族文化藝術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論視野，可以為解析民族文化背后隱藏的禁忌和規則提供有力的學理依據。從審美人類學的角度對文化和藝術進行考察，闡釋審美制度的功效和實踐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民族或族群社會的物質、精神、文化三個層次的內在邏輯進行解讀。審美人類學以美學為學理淵源，重視審美活動、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密切關系，為避免傳統美學研究唯精神層面的缺陷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理論方法和視角。審美人類學更為關注精神與物資二者之間的制度層面，通過審美制度這一中心術語將審美意識形態理論進行重新整合，對民族文化、邊緣文化的底層內涵和人民大眾的審美需要加以分析和闡述，從學理上闡釋民族文化背后的思維邏輯。
同時，在學習審美人類學這門學科的過程中，我了解到，田野豐富多變的文化事象始終是審美人類學重要的理論靈感源泉，純粹的理論分析是無法解決美學研究中遇到的難題的。因此，我認為通過扎實的田野調查工作，掌握充分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一手資料，在感性認識積累的基礎上，運用審美人類學理論深入到少數民族原生態文化內在隱喻的符號體系和象征系統發掘少數民族文化審美價值是可行的。無論是從民族藝術文化研究的學理基礎上看，還是從研究視角、操作方法上看，審美人類學都是有效的理論武器和重要的理論依據。然而，作為新興學科，審美人類學的理論系統尚未建構完全，其基本概念和關鍵詞有待論證確定，在不斷建構學理基礎、確定學術規范的同時，審美人類學的研究迫切需要找到具有極強說服力的現實個案，并加以合理嚴密的學理闡釋。它希望“以特定區域族群的審美實踐和審美研究創造性成果為自己的核心研究對象”，從而“揭開特定區域族群文化中被遮蔽的審美感知方式，激揚符合美的規律的文化創造原則，建構充溢審美氛圍的生存環境”。
人類學概念范文4
音樂人類學是將音樂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中的音樂來看待的。音樂其實是人類文化的表現形式之一。音樂人類學又稱音樂民族學或民族音樂學。在20世紀50年代被稱為“比較音樂學”，完成這一學科名稱的更換主要是荷蘭的音樂學家孔斯特。美國在音樂人類學的發展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從20世紀50年代起，美國音樂人類學家胡德提出了“雙重音樂能力”的觀念，梅里亞姆的《音樂人類學》被視為該學科的經典之作，當代音樂人類學的研究范圍已擴大到人類所有社會的音樂文化，具有明顯的文化多元的世界觀。
一、從人類學看音樂文化
音樂和文化并不是新名詞, 但是把它們結合在一起來研究、探討和認識卻是近五十年以來的論題, 是人類音樂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促使這個思想或觀念轉折的動力并不是來自音樂領域本身, 而是人類學。音樂不只是音樂本身，音樂成為人類生活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內容的真正源泉是人及其文化。這樣就解釋了為什么不同地域產生不同的音樂, 不同時期有不一樣的音樂, 那都是因為不同的社會時空和傳統經緯中的不同文化所致。
音樂人類學學科建立之初, 音樂文化的研究受到了人文學科的影響, 如人類學、民族學、民族音樂學、古典進化論、比較音樂學、文化相對主義、田野工作和參與者觀察、文化區域和音樂文化、傳播主義、功能主義和結構功能主義、心理人類學、行為主義、文化變遷、文化生態學、新進化主義、都市人類學、認知人類學、象征人類學、演奏經驗及交流、反思論的人類學, 此時, 音樂成了文化。音樂與文化合為一個詞語成為“音樂文化”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詞語復合行為, 而事實上是體現了一個人類認識自我、完善自我、發展自我, 或者更嚴格地說是“ 回歸自我”的過程。雖然“音樂文化”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出現只有半個多世紀, 但它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歷程進入了一個質的飛躍。中國音樂源遠流長的歷史性，形成了無比深厚的文化積淀，它們為音樂的發展和繁榮提供了豐富的給養。時至今日，通過存活的傳統音樂，我們仍然能強烈地感受到穿越數千年歷史傳遞給我們的所有關于音樂的信息，仍然那樣富于活力、息息相通、連綿不斷。沉潛久遠的中國音樂，帶著歷史的厚重感，蘊藏著豐厚的音樂資源、繁復的題材、多樣的風格，猶如千百年來堆積而成的無際礦藏，供世人開采挖掘，進發出璀璨的音樂之光。我國音樂一方面貪婪地吸取著一切可觸及的外國音樂，一方面又顯示出自身磅礴的氣勢，體現了中國音樂的巨大融合性。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中國音樂和世界各國音樂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始終不曾止步，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交流和融合將會越來越迫切、越來越廣泛，這不僅是歷史潮流的推動，也是順應時代的大勢所趨。
二、從人類學看音樂教育
當今的音樂人類學采用當代人類學的視角, 其研究對象包含從人類生涯開端到目前為止的全部人類社會的音樂行為。將音樂教育與人類文化緊密聯系起來, 這種人類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多元文化的相交融的一種文化。
英國民族音樂學界的泰斗, 已故的約翰﹒布萊金倡導了多元文化背景中的音樂教育 這種新概念。國外的多元文化教育體現了對社會問題的一種回應,他們在比較音樂學、音樂民族學、音樂人類學以及國際比較音樂教育等領域學術研究的歷史, 至少包含了上千名學者、教授、博士生對世界上非西方音樂所進行的嚴肅認真的研究所產生的成果, 揭示了人類音樂文化資源的豐富多彩, 促進了發達國家音樂教育中歐洲音樂中心主義觀念的改變, 使音樂教育從單一音樂視野轉向全球多元文化音樂的視野。其次, 國外音樂教育在多元文化人類學的背景中不斷發展本土音樂文化教育, 如美國黑人音樂、爵士音樂等, 他們還不斷加強世界文化意識, 積極學習世界各國不同文化, 為美國的音樂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開創了許多新的音樂教育領域。
人類學概念范文5
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人類學領域里的許多著作都是在馬林諾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的啟發下寫成的。作為文化功能論學派奠基人的馬林諾夫斯基，為長期深入的實地調查開創了先例，他在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總共做了兩年的實地調查工作，創下了實地調查工作的新例，使特羅布里恩德群島的居民成為民族學報道最完整的民族。他此后的絕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該島居民的民族學資料為背景或依據寫成的。馬林諾夫斯基是要把民族志的描述塑造成“文化整體”與人的需求之間的功能關系的寫照，原因在于他想利用他所學到的哲學方法對人類學進行全面修正，并從中創造自己的科學預言家形象。他在青年時代，從德奧哲學體系中學到批判經驗主義和民俗心理學，這為他創立以經驗和整體觀念描述為特點的民族志提供了哲學基礎。他在英國的人類學訓練，使他掌握了人類學的民族探險的基本方法和人類心性研究的工具。并且，他在少年時代對他的故鄉波蘭的戰爭和分裂局勢的痛恨，使他力圖在異鄉尋找穩定、統一而平和的社會模式。而英國的實用主義哲學的盛行，為他提供了一切追求的借口和條件。在這樣的背景下創造出來的民族志，強調的自然是社會一體化、人類的需求、經驗主義的描寫等等“邏輯”。雖然馬林諾夫斯基對自己作為民族志作家所處的背景深有意識，但是為了讓自己的雄心壯志得以實現，他壓抑了自我意識的表現，而只在學術圈中表現他的科學精神。
對于馬林諾夫斯基的整體民族志，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三種批評：一是來自英國，主要以阿薩德為代表，他認為人類學對落后民族的調查研究是在殖民地開展的，所有的“科學民族志”實際上與西方的殖民意識形態有密切的關系。二是來自西方對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許多學者開始意識到西方發明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實質上是通過對異文化的描述，獲得一種對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觀論證。三是“解釋人類學”，與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關系最為密切，吉爾茨認為文化人類學中的職業實踐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為通過人類學分析法獲得某一形式的知識的途徑。羅康隆博士依據馬庫思(George Marcus)和庫思曼(Dick Cushman)的分析，在其論著《文化人類學論綱》中指出，“馬林諾夫斯基及其追隨者創立的民族志可稱為一種現實主義的作品，它們具有以下特點：其一，傳統民族志中最典型的敘述結構的特點是全觀性，把民族志當成回答文化或社會個別元素與整體的關系問題。為了表現現實主義民族志的所謂‘科學性’，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稱來講述他們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類學家通過創造文化主人公來佯張自己是客觀公正的。其二，傳統民族志一開始就重視對田野作業的條件和經驗作出交代，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民族志顯出它們的論斷的權威性，使書中的觀點被讀者接受。有時，為了使人覺得民族志很能反映現實，人類學者故意說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記、腳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經歷某事等，對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視。其三，民族志作者對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夠的詞匯。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談自己的語言能力，他們閉口不提自己對被研究者的語言掌握程度，這使人懷疑他們的解釋是否符合實際?！碑斎藗冊趯鹘y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時，人類學界出現了一股對民族志作出新實驗的潮流，這股潮流是把人類學者和他們的田野工作的經歷當做民族志實驗的焦點和闡述的中心，對文本的有意識的組織和藝術性的講究，把研究者當成文化的釋譯者，對文化事項進行闡釋。
在西方音樂人類學民族志研究的過程中，經歷了一條從注重紀實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闡釋的過程。在音樂人類學發展過程中，民族志的描寫方式和研究觀念始終受到人類學及民族志學者相關理論的影響。民族志研究傳統的描寫方式過去有重描述甚于闡釋、重行為過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傾向，這與人類學中美國歷史學派的學術傳統有關。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認為，民族學研究的任務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體表現，不要作理論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規律；相反，他們應該在某種文化消失之前，盡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盡可能多的資料這一工作上去。他預計，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資料的話，那么，決定文化變異的普遍規律就會從這些信息中自動產生出來。關于音樂人類學民族志的描寫，以往專家們都是把它作為音樂民族志研究報告中有關田野考察對象，音樂活動過程及音樂文化分析結論等方面內容的具體表述方式。由于音樂人類學學科曾幾度引發對學科基本性質的質疑和爭論，對于近來的音樂人類學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著革命性的影響。楊民康教授就音樂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論取向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音樂學與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對自己研究對象進行細致描寫的功能和長處，其區別在于‘音樂的寫錄是對聲音的展現，民族志則是關于人的紀錄’。由此可見，雖然一般音樂學與音樂民族志在描寫的范圍上寬狹有別，但注重描述卻是其較基本的傳輸和表達方法?！痹谝魳啡祟悓W觀念下對音樂進行多維闡釋的可能性其實來自于人類學科以外的傳統學科體系內構建起來的各種理論，而作為主體學科的人類學，其于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支持與貢獻也正在于具有學科標示性意義的“民族志”。因此，音樂人類學研究有必要借鑒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為音樂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的地位是非常合適的。
二
在早期，“民族志”指對“異域”的社會文化現象記述，是一個包括商人、旅行者、傳教±、殖民地官員等撰寫的關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會情況的各類文學材料在內的廣義文體概念。人類學家們隨后結合具體的研究實踐，編制了調查寫作綱要，將散漫、業余的民族志推進到了專業規范化層次，以幫助所獲得的信息能將滿足研究所需，其開始獲得某種確定的文體規范。后來，民族志就發展成為以規范的田野作業為依托的人類學學術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志具有雙重內涵――既是一種文體，也是一種方法。那么，音樂人類學對作為具體學術實踐的規范內容的民族志的討論，也應在“方法”和“文本”兩個層面展開。當代人類學和音樂人類學者的方法論研討，主要是圍繞以博厄斯理論為代表的傳統人類學觀點和以吉爾茲理論為代表的闡釋人類學觀點之間的分析展開，兩種對立的觀點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補之處。
民族志是音樂人類學的下屬分支，它同音樂人類學一樣，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結合了音樂學和民族學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楊民康指出，它就像音樂人類學家西格所說的：“它并不以學科界限或理論期待來定位，而是定位于音樂的描述，它超越了聲音的記寫而去表現聲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賞和流傳至其他的個體、族群，去描寫社會和音樂的各種過程?！币魳啡祟悓W是應用一套特殊的理論，去解釋人類行為和音樂發展的歷史。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提倡微觀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這個學術傳統今天由民族志學者保存下來。有關 描述性與闡釋性方法結合較好的研究實例，如美國學者卡特林(Amy Catlin)的《柬埔寨、老撾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說：一種闡釋學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學民族音樂系編輯的民族音樂學論文集里，為一批有關上述東南亞國家樣傣系族群的音樂民族志研究論文所寫的導論。這些論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闡釋學、符號學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其中，論文采用闡釋學方法得到的具體結論之一，是認為“平地老族”從13世紀始由中國南方遷到泰國，其建立的王國與印度、柬埔寨和泰國保持著密切的文化關系，其宮廷和寺廟的音樂演奏表現了這種文化的親和力，所使用的音樂則象征著王權和政治體系。在民族志研究中摻入闡釋性因素，不僅對以往民族志長期形成的固有觀念和方法論格局造成了沖擊，使其不變型。但是，如今音樂人類學中已經使用闡釋人類學和符號學等研究方法，傳統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還是一些人類學者和音樂學家堅持的方向。在音樂人類學研究進程中，音樂人類學家們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依研究者個人的學術習慣，研究路徑也可能有局部的改變。楊民康教授在研究音樂民族志時，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國音樂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所創，又由許多民族音樂學學者運用文化人類學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觀”等文化觀念發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類音樂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西方學者將梅里亞姆視為“認知民族音樂學”的代表人物，因為梅里亞姆的理論同認知人類學之間具有密切關系。在現代文化人類學中，最為關注的兩大主題是文化觀念和社會行為，而文化觀念又被認為是控制和指導種種文化行為的基礎要素。這個理論認識在認知人類學中得到了最佳的體現。認知人類學又稱民族語義學或民族語言學，是美國人類學家沃德?古德納夫和埃洛伊德?勞恩斯勃格等于20世紀50年代開展的一個頗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學派，亦是以吉爾茲為代表的闡釋人類學賴以形成的兩大理論支柱之一。在西方理論中，列維?施特勞斯結構主義人類學和喬姆斯基的語言學轉換生成語法學派等，也是音樂人類學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論依據。
在音樂民族志的雙視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論概念中，楊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論性思考，諸如音樂的符號化活動過程；音樂的認知與創造過程和接受與反饋過程：雙視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個基本環節：本文的建構、模式的擬構、模式的闡解、模式的比較等。在國內，音樂人類學科有了很大發展，并且在介紹、引進和學習西方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輩人類學家就認識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論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性，對指導當時學科的發展與整合起到了積極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學者們大量發表民族志的作品，他們大多數人經受過西方學術體系的人類學及相關學科的學術訓練，十分關注研究方法，保證了民族志作品的學術質量。同時，學者們對中國音樂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論取向問題產生爭論。1984年，杜亞雄提出：“許多搞民族音樂的人都感到我們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長期處于介紹和描寫的狀態，對許多音樂形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痹旖裼?984年指出：“在有的同志的觀念中，輕視研究過程中的資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責這種以資料收集、整理為主的‘介紹’、‘描寫’是人們對民族音樂‘似懂非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不論哪一個國家在開展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活動中，都把觀察描述民族音樂現象放到頭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資料的收藏作為民族音樂研究成果的標志?！眴探ㄖ?985年指出：“據說有人不以這類‘描述性’文章為然，認為它還不夠‘民族音樂學’的格；自然，撰寫此文章者也就難以入流。這似乎不大公正。我以為，對于任何一種活的民間音樂作稍微系統、實在的梳理和歸納，都具有研究性質。中國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樂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紹，孰年孰月才能識其真面目呢?”在這些爭論中，不難看出中國學者們一方面意識到了博厄斯觀點在當代中國的現實主義，另一方面關注到了“闡釋性”研究方法的運用，其中包括采用闡釋人類學和符號學等學科方法在內的研究手段，對研究對象所蘊含的文化意義和語義象征進行進一步的“深描”分析。
三
人類學概念范文6
關鍵詞：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志
人類學是人們對與人類起源和人類發展歷史的總結和研究，為了更好地發現人類的秘密。雖然目前人類學博物館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似乎是一個無需加以追問和論證的正確定義，但在兩百年前的世界人類學研究歷史上，“人類學博物館”一詞是很少見的，“人類學”和“博物館是兩個范疇的定義，其時而交叉，時而分離。而隨著民族志方法的運用，將二者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為人類科學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一、人類學博物館歷史
人類學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文物參考的角度不同，歷史博物館是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將其關系展現給后人，可謂是雅俗共賞，而人類學博物館是供科研而用，其展出的物品是也是歷史上的一些物品，但較歷史博物館更加深層次和抽象，所以其欣賞人群一般科研素質都是較為高的。從歷時角度來看，人類學博物館的歷史作為就是作為學科的人類學與作為文化展示機構的博物館彼此靠攏相互倚重的歷史。
歐洲大陸的器物收藏機構，其肇端可追溯到文藝復興初期以來的珍寶陳列室，作為貴族和特權階層文化地位的象征，它與劇院、動物園、植物園等機構同為王侯府邸的組成部分，因此，這一時期的還是人類博物館的雛形，由于其開放時間有限，還不能完全稱之為“人類學博物館”。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萊頓建立了歐洲第一座民族學博物館，主要展出尼德蘭王國及其海外殖民地的物品，其與作為學科的“民族學”彼此依傍，這是人類學形成的標志性事件，其為我們目前人類學博物館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當墨西哥的人類學博物館是當今最為著名的博物館之一，其位于墨西哥城內，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建成。該博物館可謂是集古印第安文物之大成，主要介紹人類學、墨西哥文化起源以及印第安人的民族、藝術、宗教和生活等，并展出了一些歐洲人來此之前墨西哥各族人民文化和生活實物。各種翔實的資料給人類學家們以豐富的資源來研究，其對世界人類學的發展都是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的。
二、人類學博物館民族志類型研究
民族志是一種寫作文本，是人類學獨一無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外野地工作基礎下第一手觀察和參與之上的關于習俗的撰寫，抑或是關于文化的描述，以此來理解和解釋社會并提出理論的見解，是人類學家研究人類學不可或缺的科研方法，是對一個民族研究的最好方法。
1.概念式
現代人類學雛形剛剛確立了幾十年間，進化論和傳播論依次登上歷史的舞臺，理論的不斷發展為人類學中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基礎，為民族志這種研究方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理論的發展仿佛像一只無形的手，在無意識中促進了人類學的發展。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進化論”學說一度成為人類學界的核心理論，自哥倫布在里斯本展出其航海戰利品之后，展覽珍品成為歐洲各大宮廷珍寶室中的一時之風。緊隨其后，各國帶有民族志性質的人類學收藏機構紛紛以其藏品來展示欠發展人群的文明程度。例如，1797年，倫敦薩蒂古生物博物館采用蠟像的方式，展出了美洲土著人和遠東中國人的形象，力圖從種族分類學的角度，揭示出“人類大家族中存在的不同類別”。
概念式展覽的一個典型例子是1893年芝加哥的世界哥倫比亞博覽會，其對以前人類學博物館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一個升華，他聚集美洲族群的歷史和現狀，以此詮釋著進化學說，展覽者將全球的民族器物按照地區進行了大致的分類，在特定的區域內，按照歷時原則組織展品。這次展出將人類學博物館的發展推向了，也確立了民族志這種方法在人類學研究中的地位。
2.場景式
一些人類學博物館中，在物品的陳列方面有著嚴重的問題，例如，梅森領導下的美國國家博物館民族部中，西北岸線一代的民族器物零散的分布于不同的展廳中，甚至原屬同一族群的器物也按照各自的功能被拆散，給參觀者帶來了困難，另一方面，有著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器物又被強行的組合在一起。管理者希望建立一個適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能解釋它的過去與預見未來的概括性的結論的，但結果去不盡如人意。
將器物按照進化論和傳播論的原則進行陳列，這種方式并不能如人類學家所愿，為人群的移動和種族進化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例如，博物館將原始民族的撥弦樂器、打擊樂器和現代的交響樂的代表性樂器人為的并置在一起，而這并不能證明全球的樂器形態都遵循相似發展軌跡。博物館的陳列要根據實際情況和需求進行陳列，讓參觀者達到窺一斑而見全豹。結束語：
人類學博物館是研究人類學的重要基地，而民族志這種方法是人類學中唯一的研究方法，因此，要不斷提高對人類學科和民族志這種科研方法的認識，這樣才能更好地研究歷史，研究人類學，在科研領域不斷取得突破。雖然人類學起源于歐洲，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和科研水平的不斷提高，在人類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可觀的成就，因此，只要在我黨的正確領導下，遵循自然發展規律，我國人類學的學科建設一定會成為世界科研領域一顆璀璨的新星。（作者單位：鄭州二七紀念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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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
［3］娥滿.時間與空間：科學民族志的敘述學分析［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