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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碳排放的問題范文1
【關鍵詞】防洪排澇；排水體制；信息系統；自動控制；流量參數
引言：
城市，作為人類文明的標志，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也是人類現代化程度的體現，城市排水系統是城市重要的組成部分, 起著靜脈輸運的作用, 對于整個城市的健康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近年來, 由于溫室效應的影響, 降雨量也逐年升高, 這給城市排水系統帶來新的挑戰。時常導致城市汛期發生內澇現象。城市內澇不僅影響交通, 嚴重時還可能造成極大的經濟損失[1]，給人們的生產生活都帶來了嚴重影響，甚至威脅到人們的生命安全。因此如何解決城市的防洪排澇問題，就成為了我們的重要課題。
1 目前我國城市產生內澇問題的原因
1.1 現有基礎設施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是由于歷史的原
因許城多市七、八十年代建設的管道、以及日偽時期遺留下來的排水管道，由于年代久遠，管徑較小，施工質量差，管道流量小，難以養護管理等原因，已經不能適應現代城市發展的需要。二是有些地方排水管網布局不合理，原有舊管網得不到更新改造，新管網與舊管網不能形成優勢互補，配套使用，不能適應和充分發揮管網的防洪排澇作用。三是有些城市排水管網的體制為合流制。這些管道只能滿足正常的污水排放 和小雨量時的防洪排澇工作，對較大的暴雨由于受排水量的限制，往往不能滿足防洪排澇的要求而造成內澇災。四是沒有充分發揮城市內，湖、泡的蓄水池作用。為了減緩排水管網洪水高峰期的流量壓力，將一部分洪水分流到市區各個湖泡中去，起到暫時蓄水的作用，待水位降低后在將湖泡中的水排放出去，從而使這些湖泡起到一個調節池的作用。充分發揮和利用好這些調節池，對城市的防洪排澇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1.2 城市排水管網系統設計不夠合理：近年來, 隨著工業化發展迅速和城市化的加快, 使城市的水文特性和成災機制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比如, 城市不透水面積大大增加, 無計劃的、不定期的對排水系統的修改,使得徑流系數增大, 在同等降雨強度下的情況下,地表徑流 和排水量增加[2]，使洪峰較早出現, 洪峰流量也急劇增加。原有的城市排水系統, 由于按照當時的條件設計,相對現在來說其安全系數較低, 當遇到較大的降雨量時, 其流量可能超過城市排水系統的承受能力, 造成城市內澇。這使得城市排水系統的結構和規模, 都不能適應城市現代化工業規模和大規模的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要求。
1.3 城市洪水量計算及洪水標準確定等水文技術問題急待解決[3]：在設計城市雨水排水管網系統之前, 必須對城市雨水流量作出準確的計算。在城市雨水排水系統設計中, 通常采用推理公式法來計算雨水設計流量, 暴雨強度公式是城市雨水設計流量的主要方法之一。暴雨強度公式是在一定的假設基礎上建立的, 對條件作了大量的簡化和概括, 其計算結果肯定與實際的降雨量和產生的匯流情況存在較大的差別, 主要表現在: 一是降雨均勻化假設。暴雨強度公式中, 對降雨進行均勻化假設, 即假設降雨時降雨量不隨時間變化的, 在降雨時間內降雨量始終是均勻的。但是實際降雨量是隨機變化的, 這不符合暴雨強度公式的均勻化假設。 這導致降雨量和產生的匯流情況的計算結果偏小。二是暴雨強度公式不僅在計算時段內采用均勻雨型,而且其時段暴雨強度為最大暴雨強度, 暴雨強度隨歷時的增加而降低, 降雨歷時越長, 暴雨強度愈小,這樣對于降雨歷時較短時, 設計流量是偏于安全的, 但對于較長歷時而言,則不安全。三是水文形態和降雨空間變化無影響的假設, 理論計算對匯水區域的水文形態和降雨空間變化未作考慮, 這導致了計算中出現下游流量小于上游流量的情況, 這也說明了現行的設計流量計算公式與實際的產匯流量不相符, 使排水系統從設計階段就埋下了隱患。
1.4 排水管網養護管理不到位：無論是污水管道還是雨水管道，無論是主管道，還是支線管道，每年都要定期的維修養護管理。清除檢查井和管道中的污泥雜物和阻水的障礙物，修復損壞的排水設施，對管道進行清掏清掃。只有管理養護到位，才能保證管道的正常排水，否則就難以發揮排水管網的防洪排澇作用。
2 解決城市防洪排澇問題的主要對策
2.1 加強城市排水管網的基礎設施建設：我國現在正處于加快城市化發展的階段，因而是新老排水管網并用。合流制與分流制排水管網并用，老城區與新城區共同發展的現狀。要解城市的防洪排澇問題，必須首先抓排水管網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是對那些過時的，不能適應城市防洪排澇需要的舊管道逐步的進行更新改造，以適應城市發展和防洪排澇的需要。二是逐步的實現排水管網體系的雨污分流制。分流制可杜絕溢流混合污水對水體的污染, 有利于環境的保護, 有利于污水的綜合利用, 便于從廢水中回收有用物質, 可以做到清濁分流, 降低需要處理的污水量，更有利于城市的防洪排澇。三是對新城區的建設，從規劃、設計、到施工，一定要高標準，嚴要求。既要考慮現實的排水和防洪排澇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既要考慮生產生活的需要，又要考慮環境保護的要求與需要。只有這樣城市的排水系統才能更好的適應城市發展的需要和防洪排澇的要求。四是注重發揮區域污水提升泵站的作用。污水泵站作為防洪排澇的重要設施，每年都要定期的清掏，保證其正常的蓄水量。同時要對水泵等機械設備和電器設備經常地進行維修保養，使其隨時處于良好的可用狀態。一旦暴雨到來時能夠及時啟動、排除洪水，充分發揮其在防洪排澇中的功能與作用。五是在雨季到來之前，要疏通各種排水溝渠與河道，清理各種阻水障礙，檢修排水閘門等防洪設施，準備好充足的防汛物資，做好各項防汛預案。以及建立健全汛期的防洪預警系統[4]，充分利用氣象衛星和各種氣象觀測設施、通訊設施，及時對降雨情況做出預警預報，以便在洪水發生時，能夠按預定計劃方案，從容不迫的應對處理，及時的排除洪水。
2.2 科學合理地選擇排水管網系統：城市新區在規劃時應盡量采用分流制管網系統, 設計時要有超前意識,要考慮到各種可能出現的不確定因素, 其規劃年限應該超越城市總體規劃年限。針對老城區原有的合流制體制, 在道路無法拓寬和原有小區排水系統無法改進的情況下, 可在合流制系統中建造相關的補充設施,來提高排水管道對生活污水和雨水的排水能力。
2.3 科學合理的選擇確定排水系統的流量參數：選擇設計標準應根據各個城市的具體氣候和發展情況, 從技術、經濟和管理等方面綜合考慮。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和掌握了大量科學數據的基礎上才能較精確的科學合理的計算和確定排水系統的流量參數。為了滿足防洪排澇的需要, 可以在適當位置多增設閘槽井, 方便施工維修。在排水系統設計中全面考慮各種因素, 使工程建設一次成功, 減少重復施工。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 要不斷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 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提高排水系統的運行能力和可靠性。
2.4 加強城市排水系統的維修養護工作：建成后的排水系統維護和管理, 是其是否能正常運行的關鍵。排水系統的日常維護, 是保證其能否順利發揮作用的前提。因此, 必須加強排水系統的管理,進行 實時監控，動態管理。加快技術創新步伐, 研制和開發排水管網管理的信息系統, 實現排水管網管理的信息化、軟件化，養護設備的機械化、現代化，防洪排澇預警系統設備控制的自動化。應用自動監控系統[5]為防洪排澇工作發揮更大的作用。 逐步實現信息化動態化管理。要最大限度發揮它的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以適應城市高速發展的需要。
總之，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 城市規模結構和要求的不斷提高。城市排水系統作為城市的重要基礎設施之一, 必須要保證城市的正常運行和可持續發展。在設計方面, 要合理選擇排水管網的體制和排水管網的設計標準,根據具體情況合理的規劃和布局。在養護管理方面要 強化城市排水管網的維護和管理，加強維修養護工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要改造原有的舊管網；更新建設更多的新管網，逐步實現排水管網體系的雨污分流制。使城市的排水管網，能充分發揮防洪排澇的功能與作用，保障人們生產生活的安全，從而使我們的城市能夠減少和避免洪澇災害的發生。
參考文獻：
[1]方國華,鐘淋涓,苗苗,我國城市防洪排澇安全問題研究.江蘇南京.災害學.2008.9.23.3
[2]黃淑玲,徐光來.城市化發展對城市洪災的影響及減災對策[J].安徽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6.3（2）.
[3]劉志雨.我國城市暴雨洪澇災害及防洪對策探[J]., 2010-01-27.
關于碳排放的問題范文2
關鍵詞：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確認；會計處理
一、引言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對于氣候、環境、能源更加關注。全球氣候逐漸變暖無疑是人們面對的巨大挑戰之一，提倡減少碳排放量的低碳生活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2013年6月17日，我國迎來首個“全國低碳日”，全國低碳宣傳周和全國低碳日活動的主題是“踐行節能低碳，建設美麗家園”。低碳經濟快速發展和我國首個“全國低碳日”的到來，使“碳會計”這一名詞受到更多學者的重視，而企業作為環境和資源最直接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對碳排放權交易進行會計確認和計量是當務之急。
碳排放權交易會計是伴隨著碳排放權的交易而產生的，以能源環境法律、法規為依據，將企業的碳減排活動、碳交易和碳排放權交易作為研究對象，以貨幣、實物單位計量或用文字表達的形式對企業履行低碳責任，節能降耗和污染減排進行確認、計量、報告和考核企業自然資源利用率，披露企業自然資本效率和社會效益的一門新興會計科學，為考察企業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重目標提供標準。
二、 國內外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文獻綜述
國內外對于碳會計的研究十分重視，特別是關于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確認和計量更是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對于未來制定規范化、標準化的碳排放權的確認計量準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1） 國外研究文獻綜述
國外對于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研究很早就有涉及。世界上最早對包括碳排放權在內的可以交易的排放權的企業的會計處理進行規范的文獻是1933年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RC）公布的《統一會計系統》。隨著碳排放量的增加，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和眾多的學者都對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確認和計量問題進行了相關的研究。B Rent.Sanford 和 Jacob R.Wambsganss（1996） 討論將碳排放權作為受贈資產、無形資產、存貨以及交易證券這四種資產的合理性和優缺點，認為將購買過來的用來滿足未來實際中排放所需要的排放權應該確認為存貨。然而， Fiona Gadd（2002）指出，碳排放權具有金融資產的一些特征，因此把碳排放權作為金融工具來進行確認具有合理性。不僅僅是對于碳排放權的會計確認有不同的意見，碳排放權的會計計量方面也有不同的聲音。B Rent.Sanford 和 Jacob R.Wambsganss（1996）認為對碳排放權應作為“捐贈資產”采用公允價值進行計量；而Janek Ratnatunga、Marcel Braun等則認為對取得的無償排放的碳排放權的部分按照取得時的公允價值計量，并按照實際排放量在后續計量時對碳排放權進行攤銷。同樣，對于碳排放權采用凈額法還是總量法進行計量，IASB在這些年中一直致力于研究，并出臺了一些列的意見稿和修改意見稿進行調整。
國外對于碳排放權的會計確認和計量方面的研究時間較長，涉及的范圍也比較廣。但是，可以看出都是將碳排放權作為資產進行研究，而對于作為哪種資產則并不明確。日后，仍要將制定出規范統一的碳排放權會計確認準則作為長久目標。
（2）國內研究文獻綜述
我國對于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的研究開始的時間比較晚，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也并不多，成果也相對較少。對于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確認方面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主要仍然集中在將其確認為何種資產類別上，目前主要是確認為存貨、無形資產還是金融資產這三種不同類別。王艷、李亞培（2008）認為碳排放權可以自由地進行交易，擁有以公允價值進行計量的屬性，而且企業可以在市場中進行出售等活動，將該將其劃分為金融資產；而李琳、孫錚（2004）和鄒武平（2010）以及彭敏（2010）等則認為碳排放權沒有實物形態，屬于可以辨認的非貨幣性資產，因此應該將它作為無形資產進行計量。張鵬（2010）則從CDM的角度出發，認為碳減排量的持有是因為合同的存在而存在，企業持有的目的是為了銷售，符合存貨的標準，應該把它作為存貨來進行確認。而對于碳排放權會計計量方面，則存在按照公允價值作為金融資產進行計量，按照歷史成本后續進行分攤作為無形資產進行計量，按照取得時的初始成本，后續按照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的原則作為存貨進行計量這三種觀點。
對于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確認和計量我國的研究主要是在國外文獻的基礎上發展過來的，研究的范圍比較局限，研究深度也不夠。
三、研究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必要性
從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通過到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提出，再到2013年我國首個“全國低碳日”，無一不是在彰顯對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低碳生活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的主流模式，企業作為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源頭，對于其碳排放量控制的是大勢所趨，而能夠制定出規范合理的關于企業碳排放權交易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的準則也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意義。
《溫室氣體協定書―企業會計和報告準則中》指出了企業向低碳經濟轉換的意義，倡導所有人要為企業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確認和計量問題作出努力的必要性。陳蕾嫣、張白玲也認為，制定出規范合理的碳排放會計準則能夠量化企業的碳排放量，對企業的碳排放量進行有效控制，及時了解企業的碳排放情況和經營狀況，準確的披露企業的碳排放情況十分必要。同時，掌握碳排放的確認和計量屬性，對其進行報告披露，也能夠使碳排放交易的雙方了解自己在碳交易過程中的各種成本以及獲得的收益提供量化的標準，為他們能夠制定碳排放策略提供依據。因此，可以看出來，無論是研究碳排放權交易的會計確認和計量問題，還是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準則來規范碳排放交易會計的披露和報告都具有必要性。
目前，在我國關于碳排放權交易的會計確認與計量問題的研究基本都是圍繞CDM計劃而展開的，對于碳排放會計的披露，對財務報告的影響方面的研究也較少涉及。另外，鑒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處于快速發展階段的國情，國外關于碳排放會計的確認與計量方法可能并不適用于我國?？梢?，研究出適合我國國情和發展狀況的關于碳排放會計的核算和計量方法以及相關的準則具有現實意義和必要性。
四、結論與啟示
面對環境資源越來越緊張的趨勢，碳排放權的交易也將進入到快速發展的階段。然而，對于碳排放權交易的會計問題，在會計確認與計量以及相關的披露和報告方面，都尚未有完整的體系對其進行規范，特別是對于我國尚處于研究碳排放交易的初級階段，更需要對碳排放權交易會計的有關問題進行深入探討。碳排放權交易合理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能夠使企業更好的掌握碳排放的成本和收益，使其建立良好的碳排放機制，同時也能使國家更好的對碳排放交易進行管控，有效實現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參考文獻：
[1] 彭敏. 我國碳交易中碳排放權的會計確認與計量 [J]. 財會研究，2010
[2] 王艷，李亞培.碳排放權的會計確認與計量〔J〕.管理觀察.2008
[3] 張鵬. CDM 下我國碳減排量的會計確認和計量 [J]. 財會研究，2010
關于碳排放的問題范文3
面臨全球變暖等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傳統的工業化經濟增長模式已步入瓶頸不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實現綠色GDP增長成為共識。同時，碳排放會計也應運而生，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1992年地球峰會的舉辦、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簽訂以及2012年多哈氣候大會的召開，促使社會公眾的環境意識不斷增強。為了標準化信息披露并督促企業承擔更大的會計責任和環境責任，利益相關者對企業披露更綜合的包含碳排放信息在內的環境信息的要求愈加強烈。
碳排放信息披露作為溝通企業和利益相關者的重要橋梁，現已是世界性的會計管理活動。廣泛意義而言，碳排放信息披露屬于社會責任會計與環境會計的研究領域，其內容龐雜而新穎，涉及多門學科的知識，既包括財務會計等經濟類學科和環境科學等自然學科理論，也涵蓋法學、倫理學等社會學科知識。由于受碳排放的難以計量性與不確定性等因素影響，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問題仍屬于會計界難題，取得的研究成果相對而言也是很有限的。本文力圖對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分析，為我國碳排放信息披露規范性文件的形成和披露框架的構建提供一些建議。
二、國外研究現狀述評
1、碳排放信息披露框架
氣候風險披露倡議組織（CRDI）于2007年《關于披露氣候風險的全球框架》報告，氣候披露標準理事會（CDSB）則倡導建立一個系統披露氣候變化的報告體系。二者都要求企業披露碳排放量相關信息，但關注點主要集中在對氣候變化導致的風險進行風險分析。碳信息披露項目（CDP）作為目前國際上影響最為廣泛、體系最為成熟的碳信息組織，試圖將氣候變化的相關信息融入企業經營決策內容之中，為企業利益相關者提供一個相對較為完整的碳排放信息披露體系。披露恰當精準的碳排放信息直接關系到國際氣候問題的商洽、國際減排責任的界定以及碳交易市場的有效運行，為此，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了ISO 14064系列標準，為企業碳排放的定量分析和報告提供了指南。這些非政府組織強調自我監管與治理，在尚不存在統一強制性披露法規的現狀下，極大推動了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發展。
2、碳排放信息披露影響因素
Matt Wegener（2010）在實證研究中運用二元回歸分析與跨部門分析方法證明了股東激進主義、法規風險以及低成本公開披露是企業披露碳信息的重要影響因素。Le Luo 等（2010）基于世界500強企業分析了經濟、監管、社會以及金融市場因素對企業自愿披露碳信息的影響，發現經濟因素是最顯著的決定因素，其次社會或政治壓力也同樣起著重要的決定作用，而信息披露的主要動力則來自于政府機構和社會公眾的外在強制性披露壓力。而法律法規方面的強制壓力與企業披露碳排放信息的程度成正相關（Martin Freedman等，2011）。此外，碳信息的披露水平和信息的可信度還受到ISO 14001認證系統、CDP報告以及GRI實施情況等外在因素的影響（Dhaliwal等人，2011）。Chris Ennis等人（2012）還以英國富時350指數成分股公司為樣本探討了碳信息披露與績效之間的關系。同時，還有諸多學者以CDP調查數據為樣本考察了企業規模與治理結構、前期披露、國際銷售等因素的影響。
3、碳排放信息披露價值
碳排放信息披露具有重要的市場價值信息，主要涉及碳排放績效、經營績效、企業價值、股票價格等。信息披露水平與資本成本存在負相關性，統一碳排放信息披露規范的缺失將導致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很難獲取決策有用信息（Doran等，2011）。尤其是在碳能源來源限制和各類低碳減排法規等碳約束環境下，企業面臨的碳監管風險大小直接取決于企業的碳排放強度，而企業的碳管理績效事實上又具有極大的不可觀察性與預測性，導致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無法準確評估企業價值。這時，利益相關者就會積極關注企業的碳排放行為，并從各方面向企業施壓，要求其披露溫室氣體等碳排放信息。關于碳排放信息披露與企業碳排放績效，Freedman（2010）、Chris Ennis（2012）等認為二者間并無明顯的內在關聯，當前披露的信息尚不能真正反映企業的碳排放管理業績水平。而碳排放水平與企業市場價值（或公司業績ROA）呈負相關關系（Matsumura等，2011），但與收入變化存在正相關性（Ella Mae 等，2013）。
4、碳排放信息披露現狀
由于缺乏合理統一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準則，當前的碳信息披露現狀比較紊亂，內容隨意而繁雜，信息價值有待商榷，其可比性和決策有用性并不高。Elizabeth（2009）的研究表明多數企業會為規避法規監管而選擇簡單概括性披露碳排放信息，但不會更多披露企業特有的具體排放情況等定量信息。Amran等人（2011）認為雖然亞太國家企業披露碳排放信息的水平較低，但通過環境資格認證等措施可以督促企業披露更多相關信息。Manoj Subhash Kamat等人（2012）以印度證券交易所上市企業財務報表為線索，研究其碳信息披露行為。雖然很多企業都表示關心環境并自愿解決碳排放的不良后果，可研究表明要從這些企業的財務信息中分辨出碳減排信息比較困難，碳信息披露并未落實到位。
從國外研究現狀來看，雖然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問題已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重視，發展也比較前沿，但目前各國國家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還沒有著手該問題的研究，也并不存在統一的碳會計準則和完善的碳排放信息披露體系。只有證券監管部門、環保監管部門等機構與CDSB、CDP和ISO等一些自愿組織制定了一些碳排放信息披露標準，但這些標準制定的依據、披露的內容以及披露的形式等并沒有實現統一化和標準化，其權威性也受法規壓力影響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差異，從而影響了碳排放信息的可比性與規范性，無法充分滿足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決策有用信息的需求。
三、國內研究現狀述評
基于國際研究經驗，我國許多學者也對碳排放信息披露問題進行了相關探討。賀建剛（2011）通過研究CDP G500的問卷情況表明：碳排放信息披露透明度與管理績效之間呈正相關性，并且提高碳排放信息披露的主動性與透明度將使信息環境的不確定性下降。同時，信息共享是碳信息披露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供應鏈成員之間的信息共享程度與碳信息披露質量存在正相關關系。而碳排放量，尤其是間接碳排放量，對碳信息披露質量也有顯著影響。因而，為有效應對我國從明年開始實施的碳排放量控制制度，提升基于供應鏈的信息共享程度與強化碳排放量測度審計是提高碳信息披露質量的有力手段（方健、徐麗群，2012）。張巧良等人（2013）基于85家入選2010年S&P500的企業進行實證研究發現，碳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呈非顯著性的正相關關系；而監管環境因素對企業碳信息披露質量、碳排放量以及企業價值的相關性影響相對而言比較大。不同排放強度的企業的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質量與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并不完全一致。高排放企業的碳信息披露質量、碳排放量與企業價值呈較明顯的負相關性；低排放企業的碳信息披露質量、碳排放量及企業價值正相關。關于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內容，陳華等人（2013）依據決策有用性理論對其進行了探討，并通過指數法創建了一個用于分析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現狀的披露指數體系。何玉等人（2014）選取了標準普爾500企業為研究樣本，通過建立聯立方程模型發現企業資產成本和碳業績呈負相關，同時，企業為規避監管風險、降低資本成本，會理性選擇披露碳排放信息。
總體而言，國內關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研究現處于對國際碳排放信息披露現狀的介紹與借鑒的規范研究階段，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階段并不承擔強制減排義務，使得碳市場和碳交易發展緩慢。碳排放信息披露還沒有引起政府和企業的過多關注（張彩平、肖序，2010）。隨著全球低碳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我國碳交易市場的逐步建立，碳排放會計與碳排放信息披露必將引起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的重視。
目前我國關于企業碳排放信息披露問題的研究成果不管是數量上還是內容上都比較有限，遠滯后于國外，顯然不能為我國企業實現碳排放信息的有效披露提供相應的理論支持，事實上我國碳排放信息披露現狀也遠遠不能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決策需要。為此，我國非常有必要在借鑒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根據碳排放對企業的財務影響，構造一個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要求的企業碳排放會計信息披露模式。
四、結語
關于碳排放的問題范文4
關鍵詞：碳限額與碳交易約束；生產一庫存；最優生產量；最大訂貨倍數；碳價格不確定
中圖分類號：F253
文章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221（2015）03-0051-09
引言
碳交易是為促進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國際公法作為依據的溫室氣體排減量交易，在6種被要求排減的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CO2）為最大宗，為達到全球溫室氣體減量的最終目的，國際上相關機構約定了3種排減機制：清潔發展、聯合履行和排放交易。。本文以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高度關注并極具挑戰性，而且已成為企業運作決策時必須考慮的要素之一的碳排放交易為主題，探討將碳限額與碳交易作為約束條件嵌入到制造商的生產一庫存系統中的策略選擇問題。
迄今為止，國外關于企業生產，庫存控制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應鏈協同上。例如，Sana研究了存在殘次品的三層供應鏈中的生產一庫存模型，模型系統考慮了協同策略下原材料訂購量，生產率和各部門的市場戰略；Jha等用簡單啟發式研究單賣方多個買方組成的供應鏈生產與庫存系統協調問題等；Jonrinaldi等用混合整數規劃研究帶有逆向物流的四級供應鏈的訂貨問題，比較分析了分散決策、半集中決策以及集中決策下的成本差異。而從碳限額與碳交易約束條件下的研究則較為少見。Chen等研究了不同碳約束下的企業生產策略模型，結果發現通過恰當的生產運作管理，可以實現以較小的經濟成本換取較大的碳排放的減少；Dobos研究了碳排放交易下企業生產一庫存運營，認為碳交易能使廠商庫存水平升高和增加成本；Li等基于Arrow-Karlin動態生產一庫存模型研究了銀行業在排放交易許可中對制造商生產庫存策略的影響，假設有一個排放交易計劃，企業可以購買排放權或出售他們的權利，不允許跨期交易，并將得出的最優的生產一庫存策略與無排放交易時進行了比較。
關于碳交易的研究多集中在宏觀層面，而針對企業庫存系統減排問題的研究甚少。Jira等從戰略的角度提出針對供應鏈企業減排的設想，通過對企業的經濟分析，認為通過環保運作管理和可持續運作管理的角度可以實現供應鏈的減排；Hua等研究了碳限額與碳交易下企業庫存碳足跡的變化，提出了碳約束下的最優訂貨批量模型；Bonney等通過改進經典EOQ模型，設計了考慮碳排放的庫存系統；Wahab等研究二級跨國供應鏈中帶有碳約束的訂貨策略，碳排放來自于前向和后向供應鏈；Chen等基于報童模型的研究表明監管比自愿控制方法更有利于減少碳排放，但會增加制造商的生產庫存水平。
在國內，關于企業生產一庫存控制問題的研究主要是采用EOQ模型方法，如張旭梅等針對補貨能力對部分短缺量拖后率的影響，建立了邊補貨變需求的EOQ模型。而將碳排放與生產運作結合起來開展研究的目前僅有2篇，杜少甫等以單個制造商為對象，研究了排放許可與碳交易機制對排放依賴性企業生產策略的影響，建立了企業生產優化模型，并得到了有排放限額下的最優生產策略；Du等考慮了單一制造商單一排放許可供應商的限額與交易系統中的企業生產策略的制定模型。
綜上所述，國內外關于碳限額與碳交易約束下企業下生產一庫存控制問題的研究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擴展經典模型來研究新問題；另一類是將碳排放等環境約束作為參數，構建生產一庫存系統新模型。已有文獻主要針對單個產品，將碳限額與碳交易價格視為外生常量來考慮?；诖?，本文特別考慮了碳限額與碳交易約束下多種原料補貨問題和動態的碳交易價格對制造商生產一庫存的影響。本文考慮多種原料訂購、儲存與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通過研究碳交易價格的變動對制造商生產數量、訂貨數量的影響，給出了碳限額與碳交易約束下制造商的最優生產一庫存策略。
l 問題描述與假設
1.1 問題描述
本文以具有多個生產基地的集產供銷一體化的大型企業集團的生產一庫存系統為研究對象，探討碳排放限額與碳交易約束下制造商多種原材料訂貨數量及生產批量問題。假設每個基地生產一種產品，每種產品需要w種原材料，一個供應商供應一種或多種原材料，基地（以下稱為制造商）按原材料類型向供應商訂貨，每種原材料的訂購量為其生產實際需求材料的r倍（τ≥1），可變排放并入固定排放中；庫存系統采用（Q，R）策略，需求率和生產率已知且恒定，不允許缺貨，不考慮提前期影響。制造商在碳排放總量約束下運營，原材料購人、存儲以及生產過程產生大量碳排放，排放總量與政府分配額度相比，可能結余或不足，差額部分在碳交易市場賣出或買入，碳交易價格受市場供求影響而波動，不同的交易價格進一步影響制造商的成本及運營策略，通過構建生產一庫存成本模型，得出碳限額與碳交易約束下制造商最佳生產一庫存策略（圖1）。
1.2假設條件
本文基于以下的假設條件：
（l）排放限額由政府分配，設政府按“祖父制”原則分配給制造商碳排放總量為L，碳交易價格隨市場供求波動；
（2）初始庫存水平為Q，單位消耗斜率恒定為（-D），不允許缺貨；
（3）單位生產率P，恒定不變；
（4）持有成本、庫存排放與存貨數量均為線性關系；生產成本、生產排放與生產數量線性相關；
（5）制造商按原料類型向供應商訂貨，可變排放并人固定排放中，在不考慮車輛運輸能力的假設條件之下，訂貨排放只與運輸次數有關；
證明通過式（5）可以很容易得出上述三種關系。
命題2 當碳交易價格V=O，碳限額與碳交易約束下制造商最優生產量與無碳約束時相等；當碳交易價格v=+∞，碳排放是影響制造商決策的關鍵因素。
證明 當v=0時，此時制造商產量兩個生產數量，很明顯Q。與碳排放無關，Qo是由碳排放變量決定，這說明，當V=O時，碳排放管制政策對制造商沒有約束力，制造商從成本角度出發，選擇Qo為最優產量；而當v=+∞時，碳排放成為影響生產數量的關鍵因素，制造商要通過排放量來決策生產數量Qo。
命題3政府分配的碳限額L不影響制造商訂貨倍數τ及生產數量Q，進而不影響制造商的碳排放總量，但會影響制造商可交易碳限額及總成本。當碳交易價格v=0時，L變化不影響制造商總成本TC；當碳交易價格等于某一定值時，碳限額L增加，總成本TC下降。
證明通過偏導方程得出的最優訂貨倍數τ*和最優生產數量Q*，都是與L無關的函數，即dr*/dL=0和dQ*/dL=0，碳限額L變化，不能對τ*和Q*產生影響。
由式（11）得出dmin TC（Q，T）/d/=-V，可知碳限額與總成本呈相反變化趨勢，當v≠0時，制造商總成本會隨著碳限額L增加而減少；V=O時，即dmin TC（Q，T）/d/=0，此時L變化不再制造商總成本TC產生影響。
命題4可交易碳限額l，隨著生產數量Q增加而增加，達到最小排放產量以后，y隨著Q增加而減少；可交易碳限額y對制造商總成本TC影響趨勢與之相反，在排放最低的產量左側，制造商可交易碳限額數量增加，TC逐漸減少，當y減少時，TC也隨之增加。
證明 從式（5）知可交易碳限額y與生產數量Q的關系，通過導數關系變化可以得出二者變化趨勢：此時碳排放最低，可交易碳限額取得最大值，在（0，Q）上，y隨著Q的增加而增加，在（Q，+∞）之間，Q繼續增加，Y逐漸減少。
可交易碳限額增加時，制造商可以出售碳限額不斷增加，所以制造商總成本隨之減少；當生產量使碳排放達到最低時，制造商可交易碳限額數量達到最大值；當生產量繼續增加時，排放總量也不斷增加，可用于出售的碳限額開始減少，總成本開始增加；當生產量超過某一定值（設為Φ）以后，制造商必須購買碳限額以滿足生產需要。其中
4 數值算例分析
本文以廣州潤發塑膠有限公司為例，驗證碳限額與碳交易對提升制造商最優生產一庫存控制策略的效果。廣州碳排放交易所完成了中國首例碳排放權配額交易，排控交易制度規范，潤發公司主要生產混煉膠制品，需要3種原料，原材料相關數據如表1所示。產品的市場需求量為70000件/年，企業的產能為80000件/年，產成品持有成本25元/件，生產成本30元/件，啟動成本r=2500元/次，產成品庫存持有排放率2千克/件，生產排放率3.5千克/件，分配給潤發公司的碳限額L=20000噸，單位碳交易價格100元/噸。
通過計算實驗得出碳限額與碳交易約束下制造商原材料訂貨倍數是12.7，最優生產量892件/次，總成本356656元，而無碳約束的情形下，制造商原材料訂貨倍數是1.0，最優生產量2604件，總成本117666元。相比之下，在沒有碳排放約束時，制造商對全年產量按31個批次進行生產，訂購原材料31次；而考慮碳排放約束時，則完成全部產量要生產90個小批次，只需要訂購7次原材料，在給定的碳限額之下，當碳交易價格變動時，原材料訂購倍數及生產量的變化趨勢如圖2所示。
圖2表明在給定碳限額20000之下，訂貨倍數隨著碳交易價格的增加而增加，當v=0時，制造商只訂購每個生產批次所需材料，即1倍，而當交易價格v=100，訂貨倍數達到12.7，價格越高制造商越傾向于增加訂貨量，而減少運輸排放，但會增加庫存持有成本。生產數量則與碳價格反向變動，v=0，生產量為2604件，而當v=100時，生產量減至892件，即交易價格越高，生產批量越小。在給定不同碳限額、價格之下，總成本變化如圖3和圖4所示：
由圖3可知，分配的碳限額越低，制造商成本越高，如L=10000時，碳交易價格上漲，制造商在既定的生產條件下其成本不斷增加；當碳限額逐漸增加時，制造商成本開始下降，分配碳限額足夠高時，在一定價格之下，出售剩余碳限額的收益能夠抵消運營成本，如L= 30000，當碳價格v=20時，成本曲線開始遞減，V>40以后，碳交易收益抵消運營成本后，還有剩余，這說明分配碳限額過高，L=20000數量適中，對制造商影響趨勢平穩.
圖4說明碳價格變化對制造商總成本的影響，即分配碳限額增加，制造商總成本下降，交易價格越高對成本影響越顯著，但當交易價格v=0，制造商成本始終是117666元，無論碳限額增減，成本無任何變化，此種情形下碳限額與碳交易失效。圖5和圖6說明交易價格不同，碳限額與訂貨倍數和生產數量之間的關系。
由圖5和圖6可知，當碳交易價格v固定時，碳限額變動對訂貨倍數及生產數量不會產生影響，如V=100，碳限額從10000增加到30000時，制造商的訂貨倍數是12.7、生產數量是892件/次一直沒有發生變化，但交易價格改變時，在v=50或v=0時，兩個決策變量才開始發生變化，交易價格越低，訂貨倍數越少，生產數量越多。這說明交易價格對制造商運營影響顯著，通常情況下，碳限額分配受國家政策影響，單個企業或組織只能接受現行分配方案，并在既定碳限額下經營，但交易價格是市場產物，直接影響制造商出售收益或購買成本，因而影響效果更明顯。
5 結束語
關于碳排放的問題范文5
1.1核算
為了更好地研究土地利用的直接碳排放效應，理解其過程，并不斷優化該項工作，需要通過核算的方式進一步確定土地利用產生的直接碳排放量，這是開展各種工作的基礎。上至國家，下至城市和區域，關于土地利用的核算研究可謂涉及多方面。在國家層面，IPCC的相關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十分具有代表性，該指南可以為世界溫室氣體排放提供參考[1]。UNFCCC等權威機構先后推出了關于世界碳排放的相關歷史數據，極大地推動了土地利用核算的相關研究進展。在區域層面，IPCC的國家清單法依然是主要的核算方式。但由于該核算體系中的確性參數不能反映不同區域的情況，很難體現出區域的差異性，更側重整體核算，因此，我國的一些學者更側重于采用機理模型、樣地清查等方法[2]。中國市場成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通過植被—土壤—氣候相互關系的機理模型來模擬自然碳循環。通過該機理模型的核算，可以準確核算碳排放量，但是卻無法解決由于區域差異造成的一些問題。還有學者用樣地清查法測算碳累積量，這樣就可以根據節點算出碳的排放量。還有學者利用衛星遙感與地圖數據進行核算，重在通過生物量推算出碳排放與變化，該方法的核算尺度廣泛，但是結果卻容易受到影響。在城市層面，受到城市、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影響，核算的方法尚不完善。目前，采用全面核算的研究主要是發達國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國際理事會提供的溫室氣體評估和預測軟件是進行全面核算的主要軟件，該軟件可支持許多城市的評估結果對比，使評估結果更加權威。目前，以紐約、多倫多為首的多個發達國家城市加入到這一理事會中，應用該軟件進行全面核算。作為非會員的中國并沒有使用該軟件的權利。還有一部分學者采用樣地清查法進行碳排放的核算。中國也開始使用該方法，不過研究成果有限，還沒有大面積在全國開展研究。樣地清查法不適合大尺度研究，結果存在許多不確定性。近幾年來，微氣象學渦度技術可以直接通過觀測得到二氧化碳的排放數據，在我國，該項技術還沒有大規模使用。
1.2機理研究
碳排放以人為因素影響居多，研究土地利用直接碳排放效應的機理從而制定科學的土地利用規劃。土地利用類型轉換碳排放機理易于理解，人類活動會影響碳排放，比如砍伐樹木、植樹造林等活動都會影響植物的生物量和植被的碳儲量。關于碳排放，主要是由于許多城市大力發展工業造成的[3]。城市需要不斷發展，擴大規模和建設，相應的土地利用與覆被變化研究層出不窮，但相對的土壤、區域植被碳儲量研究成果有待于進一步提高。國內關于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學者對上海城市土壤的有機碳和無機碳影響，找到影響城市土壤有機碳含量的方法，其主要采取樣地清查法。另外，土地管理也是機理研究的工作重點。不同的土地利用類型不同，承擔的內容不同，那么其碳排放的機制也會有不同。在農田生態系統中，其所面臨的碳排放可謂是最為嚴重，一旦農田使用的土壤中碳有了變化，就會影響整個農田生態系統正常運行。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了農田生態系統碳排放問題。有的認為氣候、人為因素、土壤所產生的一系列化學反應等作用會深刻影響農田土壤碳排放。還有人認為長期免耕十分有利于土壤中有機碳的含量穩定和增長。還有學者認為不同的施肥方式會對農田土壤的有機碳產生很大影響，使用有機肥和無機肥能夠大大提高土壤中有機碳的含量。
2低碳土地利用管理研究進展
在宏觀土地利用低碳的優化調控方面，為了實現環保和低碳，就需要了解土地利用與各因素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夠采取針對性解決措施。通過宏觀層面的研究不難發現，低碳土地利用管理涉及諸多要素，十分復雜。在這一方面的研究上并沒有很早的起源，尚可作為一個新型的研究。有學者通過研究認為城市規劃應側重提升城市的緊湊度，這是因為這些比較緊湊的城市的交通碳排放量并沒有分散性的多，具有一定的優勢[4]。有學者認為城市的用地功能可愈發復合型，這樣就能夠減少交通引起的碳排放。還有學者通過多角度地研究分析低碳土地利用模式的實現途徑，如設定節能減排的目標，通過預測等方式為國土部門的調控政策提供一定的依據。有學者根據土地利用結構的碳效應評估結果采用線性規劃找到土地優化的途徑。此外，還可針對某種類型的土地進行規劃調控，有研究通過不同類型社區碳排放核算數據構建了一系列社區綠地規劃，目的是加強低碳社區的建設。在微觀土地利用管理方面的研究上，可針對不同的農業開展合理的經營，起到節能減排的功效。在農田的研究上，為了提高農田生態系統土壤的碳儲量，可以通過改變耕作的方式、優化灌溉和施肥等方式實現。傳統的耕作方式存在各種問題，尤其會導致大量的有機碳流失，采用少耕作等方式可以有效保護有機碳，使土壤中的有機碳含量保持穩定，實現正常的農田生態系統循環。由于傳統長期灌溉方式會導致水稻等農作物中甲烷排放的增加，因此，需要一種穩定的方式減少甲烷排放，間歇性灌溉就可以有效做到這一點[5]。在施肥方面，有機肥比傳統肥料更能夠保證土壤中有機碳含量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之中。在森林方面，學者主要是從植被與土壤碳儲量的角度研究了相關優化措施。第一，為了保護森林生態系統，樹種選擇很重要，選擇生長速度快、壽命較長的樹種勢在必行。第二，在傳統的輪伐期基礎上有目的地延長，做到有度、適當。第三，氮肥應用于氮缺乏的地區可以大大提高樹木的生長能力，要應用有度，切記超過數目生長吸收的范圍。
3結語
綜上所述，通過探討土地利用碳排放效應及其低碳管理研究進展不難發現，國內外的許多學者高度重視這一研究工作，在節能減排等環保政策不斷實施的今天，利用碳排放效應及其低碳管理研究成果有助于人們更好地開展合理的措施保護環境。
作者:呂艷偉 單位:遼寧燈塔市土地儲備中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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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碳排放的問題范文6
摘要：本文通過對低碳經濟下供應鏈運營相關的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應鏈的思想來管理碳足跡、探討了運輸環節的碳排放問題、考慮碳排放因素下的供應鏈結構優化、供應鏈低碳化的供應鏈選擇以及供應鏈協調等諸多方面。在現有問題的基礎上，展望了未來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新問題。
關鍵詞：低碳經濟；碳排放；供應鏈運營
一、引言低碳時代的到來，已經在改變企業的生存環境、競爭規則、成本構成、盈利模式和運營方式等。在低碳經濟環境下，考慮節能減排因素的同時，優化企業運營決策，協調整個供應鏈系統已成為我國企業必須面對的重大戰略選擇問題，這一選擇成功與否將會影響到企業的成功與發展。
二、供應鏈下的碳足跡研究Carbon trust（2006）指出任何產品的最終碳排放都是從原材料到產成品全過程的累積，應該從供應鏈的角度出發減少產品碳足跡。Sazvar（2014）也指出近年來消費者和法規都迫使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因此將供應鏈的總成本與環境影響結合起來研究有關供應鏈方面的問題至關重要。使用供應鏈的思想管理產品碳足跡，發現供應鏈中產生碳排放的主要環節是如何有效控制碳排放，許多學者對供應鏈中碳排放的測量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Cholette和Venkat （2009）對葡萄酒供應鏈中運輸和庫存環節的碳排放進行測量和研究。Keskin和Plambeck （2011）研究了當生產過程中出現多個產品時，如何將過程的碳排放分配到各個產品上。Lee（2011）利用現代汽車公司的數據，研究了如何將碳足跡因素考慮到供應鏈管理中，并且在研究中指出：識別和測量出直接和間接碳足跡對降低供應鏈風險來說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設置測量的邊界，對下游產品的使用和上游的投入進行碳足跡的管理可以有效減低減排帶來的風險。Lee（2012）以汽車工業作為案例，研究了如何改善碳排放管理和發展清潔生產的問題，量化了企業的直接和間接碳排放，為供應鏈的低碳化提供幫助。
三、運輸環節的碳排放研究許多學者對運輸環節的碳排放進行研究，試圖發現減少運輸環節碳排放的有效方法。Wahab（2011）在一個兩級供應鏈中，假設存在固定和變動碳排放成本，將環境影響考慮到最優生產和配送方案的制定中，以單位時刻的總期望成本最小為目標，得到了問題的最優解。Dekker（2012）系統總結了關于綠色物流運營管理的文獻，包括運輸方式的選擇、設施的布局、閉環供應鏈等，從中發現可以將環境因素考慮到物流運營方式選擇中的領域。Pan（2013）利用企業真實的運輸數據，計算了他們公路和鐵路運輸兩種模式下的碳排放，發現采取運輸方式合并的混合運輸方式能使碳排放降低25%。Hoen（2014）研究了碳排放規制（排放成本和排放限制）對企業運輸方式選擇的影響，從而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議。這些文獻都是在供應鏈網絡結構不發生變化下進行的研究，實際上供應鏈空間結構的再設計也是減少運輸排放的主要途徑之一。在考慮碳排放因素的供應鏈結構優化問題方面。Cholette和Venkat（2009）對葡萄酒供應鏈中運輸和庫存環節的碳排放進行測量和研究的同時，發現供應鏈結構會顯著影響產品的碳排放。Cachon（2009）在研究碳排放因素對供應鏈運營決策的影響時，還研究了考慮碳排放因素的供應鏈網絡設計問題。Ramudhin（2010）考慮碳市場敏感性和利用綠色供應鏈設計思想，建立數學模型，研究了存在碳交易情景下的低碳化供應鏈網絡設計問題。Elhedhli和Merrick（2012）研究了在綠色供應鏈設計中考慮減少碳排放的問題，并且分析了碳排放和車輛負載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考慮碳排放成本將改變原有的供應鏈最優架構，因此在供應鏈的最初設計階段就應該加入這一因素。在供應鏈運營管理中考慮碳排放因素的影響已經引起了不少學者們的關注。Nagurney和Yu（2011）以時裝供應鏈為例，建立了一個壟斷競爭模型，假設每個時裝企業都是在追求利潤同時也最小化他們的碳排放，求解模型得到了問題的均衡解，并利用數值算例說明了如和在總成本和總排放函數中考慮競爭機制。Plambeck（2012）通過大企業的實例，介紹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好處及如何通過運營管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問題。Bouchery（2012）將可持續因素加入到經典的EOQ模型中，建立了一個多目標的庫存模型，研究結果有助于分析不同規制的碳排放情況，幫助決策者做出快速的選擇。Du（2013）在排放權交易機制下，研究了由一個排放依賴型的制造商和一個排放權供應商組成的供應鏈系統中供應鏈成員的運營決策問題，并分析了排放權因素對供應鏈成員決策結果和績效的影響。Chaabane（2012）在可持續供應鏈的基礎上，介紹了一種混合整數線性規劃模型，利用這種模型說明高效率的碳排放管理能夠幫助管理者做出成本和效率兼顧的的決策，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Benjaafar（2013）用相對簡單的模型，研究了如何將碳排放規制加入到企業的運營決策模型中，以便于企業可以兼顧成本和碳足跡兩方面的影響。Ji（2014）基于三重底線原則，考慮減少排放和減少污染的雙重規制，研究了如何在生產、配送和處理階段減輕環境影響，從而構建一個可持續的供應鏈。還有許多學者研究了供應鏈低碳化中的供應商選擇問題。Shaw（2012）指出供應鏈在環境持續方面的能力依賴于供應鏈成員的購買策略，但以往的研究多關注在成本、質量和提前期等方面，而沒有給供應商的碳排放水平足夠的關注，因此利用灰色AHP和灰色多目標線性規劃方法，研究了供應商選擇的問題，以使得供應鏈低碳化。Dou（2014）指出隨著環境壓力的逐漸增加，供應鏈中的核心企業已經認識到了通過綠色供應商參與綠色化整個供應鏈的重要性。Kuo（2014）同時研究了考慮碳足跡的庫存、車輛路徑和供應商選擇問題。
四、供應鏈協調研究
一般情況下，供應鏈各參與方都是相互獨立的經濟主體，各自的目標都是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但各自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往往使其選擇的策略與供應鏈總體利潤最大化時的策略不一致，甚至相悖，從而產生雙重邊際化效應。而通過激勵或約束機制的設計可以使各參與方的個體理與集體理趨于一致。因此，供應鏈協調在供應鏈管理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是供應鏈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分擔供應鏈成員的研發成本、努力成本等可以減輕投資方的資金壓力，同時還可以解決供應鏈中常出現的搭便車效應，從而達到激勵供應鏈成員的效果。在利用成本分擔契約分擔缺貨成本已達到供應鏈協調方面，Leng和Parlar（2010）在多供應商和單制造商的供應鏈架構下，設計了回購和缺貨成本供應鏈契約，研究了短生命周期產品供應鏈的協調問題。成本分擔契約在激勵供應鏈成員提高創新水平方面，薛君等（2010）建立了知識創新成本模型，分析發現成本分擔契約有助于提升系統的集成質量。Kaya（2011）在一個努力水平影響需求的供應鏈中，研究了成本分擔契約協調供應鏈的效果，并與其他契約進行了對比。此外，通過期權的購買也可以起到減輕投資方成本負擔和減少供應鏈風險的作用。Zhao（2010）指出由于需求不確定性的存在，一方面零售商期望從制造商處訂購產品時更具有柔性，另一方面，制造商又希望零售商能訂購一個固定的量以便于安排生產，這樣就產生了雙重邊際化效應，而通過期權的買賣可以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研究了期權契約協調供應鏈的情況，研究發現，相比批發價格契約，期權契約總是能使供應鏈達到協調。Liu（2014）進一步研究了當制造商和零售商存在風險偏好時，期權契約協調供應鏈的情況。合理的利潤分配必然是供應鏈協調的必要條件。Shapley值解是一種基于期望邊際收入進行利潤分配的方法，自1853年由Shapley提出以來得到了廣泛的應用。Zheng（2011）在一個第三方參與回收的閉環供應鏈中應用Shapley值法研究了供應鏈成員間的利潤分配問題。Ghadimi（2013）在由一個制造商和兩個零售商組成的供應鏈值中，利用Shapley法研究了三成員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以達到供應鏈的協調。關于低碳因素相關的供應鏈協調方面，Yang和Zhang（2011）指出低碳經濟的到來帶來了低碳供應鏈的概念，為了順應國際和國內形勢的改變，企業需要采取低碳供應鏈管理的戰略以提高自身競爭力，低碳供應鏈中成員之間的合作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研究了低碳供應鏈管理中提高合作績效的問題。Caro（2011）建立了一個解決該問題的模型，并研究集中決策和分散決策時的供應鏈聯合減排問題。Du（2013）在排放權交易機制下，研究了由一個排放依賴型的制造商和一個排放權供應商組成的供應鏈系統中供應鏈成員的運營決策問題，并分析了排放權因素對供應鏈成員決策結果和績效的影響。
五、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對低碳經濟下供應鏈運營相關的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了利用供應鏈的思想來管理碳足跡、探討了運輸環節的碳排放問題、考慮碳排放因素下的供應鏈結構優化、供應鏈低碳化的供應鏈選擇以及供應鏈協調等諸多方面。雖然也有文獻考慮到將碳排放因素引入到供應鏈的運營管理中，但是還沒有關注到當供應鏈中存在低碳和普通兩種產品時的差別化定價問題、也沒有關注到圍繞供應鏈低碳化的減排和低碳宣傳等問題、更沒有通過供應鏈的協調機制設計研究如何提高產品減排率的問題。這些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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