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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人口老齡化的調查范文1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谥袊?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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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人口老齡化的調查范文2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溝謀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它会使晤U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谥袊?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低的低?.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表1各種中國人口預測方案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參數比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測單位或個人平均出生預期壽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聯合國(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銀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鵬(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學軍（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表2是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結果。
表2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單位：億
預測單位或個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聯合國(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銀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國老齡委員會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鵬(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學軍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絲誒狹浠討欣夏耆絲詰奶氐慵壩紗瞬畝隕緇峋玫撓跋於薊嵊興浠?，震}僑絲誒狹浠討幸醞幢還惴喝鮮兜牧硪桓鮒匾矯妗U飫锝擻玫諶?、四捶€絲諂詹槭荻災泄夏耆絲詰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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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人口老齡化的調查范文3
上世紀中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生活條件的改善，人口老齡化問題逐漸凸顯，老年健康問題及老年健康保障措施受到社會的關注，老年健康支持與保障體系逐步建立，其目的主要在于保護弱勢群體，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對老年健康保障支持體系的研究和實踐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1.1建立針對老年人的免費或部分免費的健康保障體系
自上世紀60年代起，一些國家開始建立專門的老年人醫療保障制度或專項健康保障計劃，由政府財政負擔或補貼，老年人享受全部免費或部分免費的醫療衛生服務。例如，美國1965年開始實施的老年醫療照顧計劃（Medicare），由聯邦政府財政負擔，對65歲及以上老年人實行免費醫療服務。日本1983年建立的老年醫療保險制度，對65歲以上臥床老年人及70歲以上所有老年人實行免費程度達80%的醫療服務，并且社會服務項目不斷增加，如老年綜合護理與照顧計劃亦稱“黃金計劃”。針對老年人慢性疾病患病率高、患病護理需求大的特點，美國、德國、盧森堡等許多國家推出老年長期護理計劃（Longtermcare），其籌資模式多樣，但管理比較規范［5］。免費或部分免費的健康保障制度和計劃由政府主導，管理力度大，管理保?。∕anagedcare）的特點明確，有利于醫療服務的科學計劃及衛生資源的合理使用，常常作為控制衛生費用的重要措施，如澳大利亞建立的“老年保健評估體系”，評估老年人的護理需求，確定是否需要進入護理院及護理等級等［6］。通過評估，有效地防止了醫院服務及護理院服務的過度使用，鼓勵老年人留在社區或家庭接受護理服務。
1.2建立老年健康服務體系
該體系主要包括服務機構、服務項目及其提供方式。老年保健及慢性病病人護理、康復和照顧的專門機構主要有：護理院、日間中心、康復中心、臨終前關懷中心等。主辦主體多樣化，政府主辦、慈善機構資助、非營利性組織主辦等形式較多，有的國家老年保健和照顧機構以社會籌資為主，如美國的護理院（Nursinghome）主要采取收費服務的方式經營。另外，一些綜合性的醫療衛生機構也提供老年保健服務，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服務項目及其提供方式方面，除機構服務外，更強調社區及家庭保健和護理，如英國、美國等國家由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提供的社區護理服務，主要由社區護理團隊上門為老年人提供醫療護理與照顧。健康促進計劃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如1989年德國的《醫療改革法》等，所有健康保險基金會都要有健康促進計劃。
2我國建立老年人優先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2.1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與國外主要經濟體大國相比，我國人口老齡化具有發展速度快、高齡化趨勢以及未富先老的特點。據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測算，到202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將達到16.61％；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總量預計將達到4.38億，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將達到28.76％［7］。同時有數據顯示，自1990年以來，我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成為增長最快的一個群體，1999－2000年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從768萬人增加到1199萬人，年平均增長速度達4.56%，其增長速度遠遠高于我國老年人口和總人口的平均增長速度。一些先期進入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型人口時期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左右，而我國在步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我國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國家［4］。我國人口老齡化這種特有的現狀不僅加大了我國衛生資源供給的壓力，也使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極其嚴峻的挑戰。
2.2老齡化導致衛生服務需求和疾病費用負擔增大
陳功等人根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預測，如果我國各年齡組的2周就診率和住院率保持不變，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就診人數與住院人數將逐年增長。與2003年相比，2015年就診人數和住院人數將分別增長51.82%和48.24%；到2020年這兩項指標將分別為79.60%和77.27%；在未來50年里，人口老齡化將導致就診人數增長178.12%，住院人數增長187.19%，可見人口老齡化將導致衛生服務需求快速增加［8］。另外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就診費用也呈逐年增長趨勢，我國2003年就診費用為458.13億元，如果我國各年齡組的醫療情況保持不變，2015年就診費用將比2003年增長36.21%，2030年、2050年就診費用將分別達到833.49億元和977.01億元。有專家警告，如不從現在起采取有力措施對慢性疾病進行有效預防和控制，到2030年我國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例將達到24%，高于目前任何一個國家的衛生總費用占GDP的比例。而第四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顯示，慢性病人群中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最大，55-64歲人口所占的比例是26.2%，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是37.1%，人口老齡化導致的疾病負擔快速增加也將對我國的宏觀經濟產生很大壓力［9］。
2.3老年人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尚不健
全近年來，我國醫療保障人群覆蓋率不斷擴大，隨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及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實施，已有10億以上的城鄉居民擁有各種醫療保障。但是，這些制度的設計及實施，不僅忽視對老年人的優惠，甚至出現老年人醫療保障的“死角”。2009年出臺的新醫改方案，其主要目標是擴大醫療保障制度的覆蓋面、提高服務效率、滿足全民基本健康需求，沒有任何向老年人健康服務與保障傾斜的政策和措施；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主要覆蓋機關、企事業單位職工，而把多數老年居民排除在外；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及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老年人，有較大比例的人由于支付不起自付費部分而難以獲得醫療服務，從而使老年人醫療保障存在嚴重的“死角”。
3我國建立老年人優先社會醫療保障制度的可行性
關于人口老齡化的調查范文4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2012
一、引言
在人口生育率下降與平均預期壽命延長的雙重影響下，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人口老齡化危機。人口老齡化對各國社會經濟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帶來了較大的沖擊。如何應對持續的老齡化危機，為老年人口提供有效的養老保障并避免老年貧困，成為國內外學者廣泛研究的課題。薩繆爾森（Samuelson）對世代交疊模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經典的理論假說：消費借貸型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平衡利率恰好等于人口自然增長率[1]。該理論表明，現收現付制養老金計劃實現均衡及可持續的條件是保持人口穩態增長或較低的老年撫養比。然而人口老齡化導致老年撫養比上升，破壞了現收現付制均衡條件，不僅降低了個人福利，而且嚴重影響養老金收支平衡及財政可持續性[2]。關于養老保險制度如何應對老齡化危機及消除老年貧困，巴爾（Barr）認為公共養老金主要具有三大作用：消費平滑、保險和消除貧困，其中消除貧困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標[3]。世界銀行在1994年就提出了著名的三支柱模式來應對老齡化危機并避免老年貧困[4]。經合組織（OECD）指出一些OECD國家存在嚴重的老年貧困問題，2010年OECD國家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貧困率平均為128%，墨西哥為28%，澳大利亞為36%，韓國為47%，意大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接近OECD平均水平，提出各國應改革養老金制度，實現養老金充足性的目標以減少老年貧困[5]。扎伊迪（Zaidi）等人研究了歐盟25國養老金制度改革對老年貧困的潛在影響，認為養老金結構改革或者削減養老金指數的參量改革，應以保護老年人福利并避免老年貧困作為政策目標[6]。梅耶（Meyer）研究了德國就業水平、性別差異等因素對老年貧困的影響，并分析了“俾斯麥模式”的德國養老金制度與“貝弗里奇模式”在消除老年貧困方面的差異，強調了最低養老金和職業年金對消除老年貧困的重要性[7]。日本學者有森美木對美國、英國、德國、瑞典和日本老年低收入群體的養老保障政策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基本養老金和社會救助是這些國家的政策選擇[8]。關于中國老年貧困問題，喬曉春等對中國貧困人口規模進行了估計[9]，楊菊華分析了人口結構轉變對老年貧困的影響[10]，杜鵬等主張建立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以應對老齡化危機并避免老年貧困[11]，陳友華等提出應建立多層次的社會救助體系為老年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保障[12]。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德國人口老齡化危機不斷加重，成為歐洲老齡化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根據OECD統計數據庫的資料（http：//stats.oecd.org），2010年德國老齡化率（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206%，英國為16%，瑞典為183%，美國為131%，日本為23%；2050年德國老齡化率為331%，英國和瑞典均為241%，美國為209%，日本為388%。在這些國家中，德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僅低于日本。在經歷了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的退休黃金時代后，德國養老保險制度隨后遭遇了嚴重危機，出現了養老金籌資與給付的兩難困境。其一是經濟因素，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導致籌資能力下降；其二是人口因素，人口老齡化加劇引起老年撫養比上升，造成資金供求比例失衡。如果保持替代率不變，按照預期的老年撫養比，德國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將難以為繼甚至崩潰。與此同時，由于總和生育率的下降及平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德國人口還出現了少子化和高齡化趨勢。高齡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較高，導致老年貧困率上升，這也是一個需要并行解決的問題。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克雷默（Cremer）等人主張進行參量改革，即養老保險制度的關鍵參數（如養老金替代率、繳費率與退休年齡等）應調整到合適的水平，此外還應提倡個人或集體進行養老儲蓄[13]。在人口老齡化危機加劇的背景下，德國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相關改革。針對老年低收入群體，德國政府主要通過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建立最低養老金機制、實施老年低收入者社會救助等對策，來有效解決他們的養老保障問題。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效。
二、人口老齡化與老年貧困
在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及生育率下降的雙重影響下，德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步入了聯合國定義的老齡化社會，成為歐洲人口老齡化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OECD數據顯示德國1950年老齡化率為97%，2000年上升為165%，2010年上升為207%，2030年以后將超過30%；德國不僅人口老齡化危機正逐步加重，而且還出現了少子高齡化趨勢（詳見圖1）。
人口老齡化危機的不斷加劇是德國養老保險制度尋求變革的根本原因。少子老齡化使老年支助比（oldage support ratio）不斷下降，將加重代際供養負擔并引起養老金供求比例失調及資金水平下降，從而影響養老金長期收支平衡及財務可持續性。與老年撫養比不同，老年支助比是一項衡量勞動力人口負擔老年人口輕重程度的重要指標，它定義為勞動力人口與退休老年人口的比。在正常情況下，老年支助比為4左右，即平均4個勞動力繳費供養1個退休的老年人。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重的情況下，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老年支助比都出現了明顯下降。OECD國家平均老年支助比在1960-1980年從64下降為51，在1980-2012年從51下降為39，2012年以后還將快速下降老年支助比在統計中一般用20-64歲勞動年齡人口與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來表示。詳細內容參見OECD.。根據OECD的統計資料，1950年德國老年支助比為62，表明6個勞動力人口繳費供養1個老年人；1990年老年支助比為42；2010年下降為29；2050年預計將下降為16。在1950-2050年期間，與OECD主要國家相比，德國老年支助比僅次于日本，呈現快速下降的變動趨勢，詳見圖2。在人口老齡化的同時，德國還出現了高齡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較高的發展趨勢。德國1990年老齡化率為149%，老年撫養比為216%，70歲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為674%，75歲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為48%，老年女性占663%。2010年老齡化率為206%，老年撫養比為242%，70歲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為726%，75歲以上人口占老年人口比重為439%，老年女性占573%，詳見表1。因此，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還需要考慮人口高齡化及女性比重較高導致老年貧困概率增大的問題，從而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退休期收入減少使高齡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貧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德國65歲以上老年人平均收入相當于全部人口平均收入的825%，而75歲以上老年人平均收入僅相當于全部人口平均收入的785%家庭還不得不中斷或停止工作，所以在以薪酬為基礎的養老保險體系中，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7]。在許多OECD國家中，由于就業歧視、退休年齡低、壽命較高（個別女性因此成為寡婦）等原因，導致老年女性貧困率比男性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同①，69-71.。根據OECD定義的貧困標準，如果一個人的收入水平低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的50%，那么就表明其處于貧困狀態。OECD數據顯示2005年德國65歲以上老年人貧困率為84%，75歲以上老年人貧困率為111%；老年女性貧困率為108%，顯著高于老年男性51%的貧困率；老年單身家庭貧困率為15%，明顯高于有配偶老年家庭的47%，詳見表2。人口老齡化特別是高齡化及老年女性比重較高，不僅需要考慮養老金給付時間延長的問題。而且還需要考慮這部分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從制度層面解決他們退休期的收入保障，確保他們的生活水準不降低能夠有效避免老年貧困。
三、養老保障：老年貧困的第一道防線
在薩繆爾森的代際交疊經濟中，公共養老金計劃不可或缺，其主要具有四大作用：增加收入、收入再分配、糾正市場失靈和父愛主義（paternalism），糾正市場失靈是指抵御個體和市場不確定性風險，父愛主義是指政府決策有助于規避個人短視行為[14]。根據世界銀行專家的建議，養老保險制度的政策目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養老金的充足性，養老金應滿足退休者基本生活需要并能夠有效抵御老年貧困；二是可負擔性，養老金籌資合理且可承受；三是穩健性，養老金制度能夠抵御人口、經濟等因素的意外沖擊；四是可持續性，長期財務收支平衡且可持續[15]。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失業率上升及人口老齡化危機加劇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應對這些不利因素給老年人養老帶來的沖擊，是德國歷屆政府都必須面對并著手解決的難題。鑒于此，圍繞養老金充足性、可負擔性、穩健性、可持續性及工作激勵（work incentives）等目標，德國政府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1.養老保險結構改革
在20世紀90年代初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基礎上，1998年施羅德政府采納了呂魯普（Rürup）委員會關于養老保險改革的提案。經過2001年和2004年兩次重點改革后，德國養老保險改革取得了實質性進展，正式構建了OECD建議的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保險，在原有強制性法定養老保險（Defined Benefit，DB）的基礎上，增設了個人自愿參加的“呂魯普養老金”（Defined Contribution，DC），政府對個人參保繳費進行大數額高比例退稅和補貼，特別適合無法加入“里斯特養老金”的個體勞動者。第二支柱是補充養老保險，保留企業年金（DC），增設了自愿參加的“里斯特養老金”（DC）[16]，政府對個人參保繳費給予較高的稅收優惠和補貼，特別適合低收入或多子女的勞動者。第三支柱是傳統的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養老保險三支柱模式旨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調整養老金給付結構，做實并擴大補充養老保險比重，保持養老保險制度的活力，實現養老金長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續發展。這不僅有利于擴大勞動者個人的養老保險責任，緩解老年支助比下降造成的籌資壓力，實現充足性、可持續性及工作激勵的政策目標，而且由于引入“呂魯普養老金”和“里斯特養老金”，還對老年低收入群體及女性的養老金福利起到了類似“貝弗里奇模式”的正向保護作用
貝弗里奇國家主要是通過職業年金及最低養老金防止老年低收入者及女性面臨貧困。詳見：特勞特?梅耶. 德國養老金制度改革：歐洲經驗及其對性別平等的啟示[J]. 公共行政評論，2014（6）：47-48。。
2養老保險參量改革
人口老齡化提高了老齡化成本，其中養老金支出是最主要的老齡化成本，如果不解決好這一問題，歐盟一些國家就將出現政府債務危機[17]。因此，圍繞養老金長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續性，德國對養老保險制度的關鍵參數進行了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調整并穩定繳費率，平衡代際負擔并增強企業活力，1994年繳費率為192%，2009年升為199%，2013年降至189%，2020年之前控制在20%以內，2030年之前控制在22%以內；二是降低法定養老金替代率，通過擴大補充養老保險比重來穩定總替代率水平，法定養老金替代率逐步降至40%左右，總替代率不低于67%[18]；三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以延遲養老金領取時間，1999-2010年將男性退休年齡從63歲提高至65歲，女性從60歲提高至65歲，2012-2025年將退休年齡從65歲提高至67歲；四是養老金給付根據可持續因子進行自動調整，即根據經濟與人口參數（如老年撫養比、失業率、平均余命等）的變動進行調整，以減輕財政負擔及養老金支付壓力，確保養老金長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續性[19]。
3.老年低收入群體及女性的養老金收入保護機制
在改革過程中，針對老年低收入群體與女性勞動者，養老保險制度也進行了相應的設計與調整。一是建立最低養老金機制。從2003年開始，面向養老金收入較低的老年人及部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人員，建立了以收入調查為基礎的最低養老金，最低養老金替代率略高于社會救助替代率水平，財源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20]。二是對老年低收入群體放寬了全額領取養老金的資格條件并縮短了最低參保年限。收入水平較低或者養老金待遇較低的老年人可以領取全額養老金，也可以提前領取養老金；參保超過35年的低收入者認定其參保每年的年收入至少為平均收入的75%，即個人報酬比例點數至少按075計算[21]。三是養老保險對女性勞動者制定了特殊優惠政策。
德國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但是由于就業不平等導致女性工資收入較低，或者女性為了生育子女和照顧家庭導致工作年限縮短或者提前退休，使得女性養老金水平大幅降低，對此，
對于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從女性生育開始至子女10歲期間，法定養老保險按照平均收入最高報酬點數計發養老金待遇；另外，根據女性生育子女數量給予視同參保年獎勵，1992年以后每生育1個孩子獎勵3個參保年；對于第二支柱補充養老保險，如果加入“里斯特養老金”，女性勞動者生育孩子越多退稅與政府補貼的標準就越高。
此外，老年長期護理保險制度（longterm care insurance）對老年低收入群體的養老保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人口老齡化特別是少子高齡化的加劇導致老年人、殘疾人等群體對日常生活照料、醫療護理等需求日益增加。為此，德國在1994年啟動了老年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資金由企業和個人平均負擔，退休者和學生也必須參保繳費。制度剛開始建立時繳費率為1%，1996年提高為17%，2008年提高為195%。德國法律規定社會成員在參加法定醫療保險的同時也必須參加老年護理保險，勞動者個人參加法定醫療保險，則其贍養人口也視為自動加入。因此，德國法定醫療保險及老年護理保險基本實現了對社會各階層成員的全覆蓋，這就極大減輕了中低收入者在年老或病殘時需要購買護理服務的經濟負擔，對老年人特別是低收入老年人的退休期生活保障起到了重要的輔助支持作用。
4.政策效應
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既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一方面，養老金支付剛性及過快增長有可能影響工業健康并拖累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也是一個政治決策過程，它必然會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礙。德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體現了社會市場經濟特征，通過政府與市場的合作博弈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均衡，并基于團結互助及合作主義理念建立各相關利益集團的合作機制，很好地處理了這兩方面的問題，使改革得以順利進行。此外，俾斯麥時期建立的“社會伙伴”關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即雇主、雇員和國家是“社會伙伴”，三方有責任共同維護養老金制度健康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德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取得了明顯成效。一是養老保險結構與參量改革，確保了養老金長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續性；二是重構了三支柱模式，提高了第二支柱的比重，有利于建立法定養老保險與私人養老保險合理的籌資與給付結構，并通過強化職業年金有效規避老年貧困風險；三是政府、企業與個人負擔結構合理化，強化了個人養老責任并起到了工作激勵的作用；四是養老金改革兼顧了老年低收入群體及女性的利益，對他們的養老金福利起到了有效的保護作用。2004年改革后，法定養老金替代率略微有所下降，而私人養老金替代率明顯提高，確保了養老金目標替代率不低于67%。與此同時，養老金給付對低收入者進行了一定的政策傾斜，縮小了高收入者與低收入者之間的養老金待遇差距。這就從制度上確保了改革不會使老年低收入群體及女性的利益受損，實現了改革的帕累托改進。2000年以來，養老金支出水平與繳費率比較穩定。繳費率控制在20%左右，養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12%之間（見表3）。
四、社會救助：老年貧困的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網
養老保險是老年人口養老保障的最重要支柱，但是在人口老齡化、失業率攀升及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下，一部分老年群體可能因為養老金待遇低或者失去工作能力而陷入貧困。鑒于此，德國實施社會救助計劃，為老年低收入群體提供最后一道養老保障安全網。
1.社會救助的基本理念與政策取向
1961年德國制定的《聯邦社會救助法》，明確社會救助（Social Assistance）以普遍生存權為原則，為被救助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以使他們能夠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同時，社會救助應盡可能使被救助者通過回歸勞動力市場就業來實現自立。在以社會保險為主體的德國社會保護體系中，社會救助是一種“補缺型”制度，它以家計調查為基礎，為所有沒有足夠資格直接獲得社會保險收入的勞動者及無法間接獲得社會保險收入的人群（如家庭主婦、寡婦等）提供必需的生活補助，并對處于特殊困境的人群提供必要援助。
2社會救助的類型
社會救助與失業救助、住房福利及尋求庇護者福利共同構成了德國綜合社會救助體系。2005年施羅德政府提出“社會救助改革方案”（哈茨Ⅳ）[22]，在失業保險基礎上，將社會救助金與失業救濟金合并為失業救助，旨在為尋求就業的勞動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這樣，社會救助就轉變為老年低收入群體、部分或完全失去工作能力及其他處于特殊困境的社會成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老年社會救助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一般社會救助（General Social Assistance），主要提供包括食物、住宿、衣物、取暖等日常必需的生活費用，同時還為必要的社會文化精神生活提供支持；二是特殊救助（Assistance in Special Situations），主要包括對老年人提供家庭護理服務及對殘疾人提供綜合服務，對沒有醫療保險的人群提供醫療服務，還包括對家庭護理者、老年退休者、盲人等提供救助服務。1993年，特殊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7%，因為1994年建立了老年護理保險，使得特殊救助人數及費用支出大幅下降。2000年德國共有270萬人獲得社會救助，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3%，社會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8%，其殊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為1%，一般社會救助支出占GDP的比重為08%。
3.社會救助的資格及給付水平
社會救助是建立在嚴格家計調查基礎上的保障項目，申請者包括配偶、子女及父母的收入低于一定標準才能有資格獲得社會救助。社會救助給付根據基本生活需要的標準計算，并充分考慮家庭規模、家庭結構、住房成本及其他額外需要（如參與社會活動）等因素。社會救助的具體實施由地方政府負責，資金也由地方財政承擔，聯邦財政給予一定補助。國家規定社會救助給付應根據收入及物價指數進行指數化調整，但只有一些州政府執行了此項政策。以制造業工人平均凈收入（APE）為基數，2002年單身者家庭社會救助替代率為397%，無子女夫婦的家庭替代率為526%[23]。參考上述替代率標準，社會救助給付基本可以滿足老年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
4.老年低收入群體一般社會救助政策
近年來，德國對老年低收入群體主要實施了三項社會救助：一是包括食品、衣物等在內的基本生活支出；二是住房、取暖等補貼；三是政府代繳醫療保險和老年護理保險費用。根據OECD的統計資料，前西德地區2002年社會救助金（包括住房和取暖補貼）為每月648歐元；2004年為每月661歐元，相當于平均收入的193%；2006年為每月681歐元，相當于平均收入的193%；2008年為每月702歐元，相當于平均收入的267%；2011年為每月707歐元，相當于平均收入的28%。德國對老年低收入群體實施的社會救助對于防止老年貧困起到了重要作用。
5.德國老年低收入群體對策的國際比較
為應對老齡化危機及避免老年貧困，世界上一些國家都制定了相關政策。譬如，美國有最低收入保障（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SSI），英國有福利養老金（Pension Credit，PC），瑞典有保證年金（Guaranteed Pension，GP）等，為老年低收入者、殘疾人等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使他們避免墮入老年貧困。一些國家還制定了放寬全額養老金領取條件、提高低收入者養老金給付標準等特殊政策。與美國、英國等OECD國家相比，德國具有自己的特點（見表4）。一是養老金制度主要是采取最低養老金、放寬全額養老金領取條件、女性養老金優惠政策等措施，提高老年低收入群體及女性的養老金水平，為他們提供切實有效的保障；二是社會救助除了綜合社會救助外，還設有老年社會救助項目，為老年低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成為老年低收入群體的最后一道有效安全網；三是德國老年低收入群體養老保障對策的資金由財政全額負擔。
五、小結及對中國的啟示
人口老齡化危機造成了老年撫養比的不斷上升，給德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籌資與給付帶來了兩難困境。與此同時，高齡化及老年女性比例較高，導致老年貧困率的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德國對老年低收入群體的養老保障采取了兩項對策。一是以養老金充足性、可持續性及工作激勵為目標，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結構與參量改革（如改變替代率、繳費率、退休年齡等），確保了制度的有效性及可持續發展。在此過程中，通過建立最低養老金機制、放寬全額養老金領取條件、制定女性養老金優惠政策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改善老年低收入群體及女性的養老金待遇水平。二是實施社會救助計劃，為老年低收入群體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及特殊救助，為老年低收入群體提供最后一道安全網。另外，老年護理保險制度的建立，也對老年低收入群體的養老保障起到了重要的輔助支持作用。
雖然中國與德國的國情存在較大差異，但是在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養老保障方面卻具有一定相似性。中國人口老齡化形勢十分嚴峻：一是中國人口基數大且老齡化速度快，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4年60歲以上人口為212億，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55%，2050年預計將超過30%；二是中國未富先老，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負擔更沉重，2010年老年支助比為5，2030年將下降為25，2050年將進一步下降為13；三是城鄉養老保險制度尚處在發展階段，無論是覆蓋范圍還是給付水平都需要進一步提高，特別是龐大的城鄉居民群體養老金水平較低，與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最低標準公約》規定的最低替代率55%差距較大，存在陷入老年貧困的巨大風險[24]。因此，借鑒德國經驗，通過建立養老保障與社會救助的綜合配套機制，為老年人特別是老年低收入群體提供有效的養老保障。
1.繼續完善多支柱模式并逐步提高第二支柱比重
中國養老保險體系比較突出的問題除了部分非全日制勞動者（包括農民工）游離在制度之外，還有已并軌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養老金水平偏低問題，這是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關節點之一。對此，一個重要的政策選項是德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呂魯普提議中國應建立以財政（稅收）為基礎的社保體系[25]。因此，應加快養老保險頂層設計，借鑒德國及其他國家經驗，完善基礎養老金、職業年金/個人賬戶與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的三支柱模式。其中，基礎養老金與英國基本養老金（State Pension，SP）和日本國民年金相類似，是一元化普惠制養老金，實行全國統籌，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稅收）和企業社會統籌繳費，條件成熟時個人也應適度繳費?；A養老金應以基本生活保障為參照標準，逐步提高保障水平。職業年金與個人賬戶作為第二支柱，實行DC模式，由企業和個人繳費，借鑒德國“里斯特養老金”的做法，政府應對參保者特別是低收入人群的繳費進行高比例財政補貼。基礎養老金一元化不僅有利于解決“碎片化”、養老金待遇低且不平等問題，而且有利于解決非全日制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游離在制度之外的問題，為全體國民提供基本養老保障。此外，職業年金與個人賬戶是基礎養老金的重要補充，不僅有利于保持養老金適度水平，還對老年低收入群體及女性起到收入保護作用。從養老金結構改革的可行性考慮，由于職業年金與個人賬戶已有一定基礎，較易實現制度對接并降低改革阻力。
2應對老齡化危機進行必要的養老保險參量改革
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行的是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部分積累模式，社會統籌養老金的長期收支平衡及可持續性受老齡化影響較大。為此，應在人口老齡化高峰之前，未雨綢繆，盡快進行養老保險參數調整，以確保養老保險制度的有效性及可持續發展。
首先，設計并保持養老金替代率適度水平，為老年人口提供充足的養老保障。城鎮職工社會統籌養老金替代率應適度降低，相應提高個人賬戶替代率水平，建立合理的給付結構，有效規避老齡化帶來的支付風險并防止老年貧困?，F階段，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待遇偏低，養老金替代率及養老金消費替代率均比較低，難以為城鄉居民提供有效養老保障，存在陷入老年貧困的風險。因此，伴隨經濟發展應逐步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替代率水平。如果能夠實現基礎養老金一元化，那么，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替代率偏低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此外，還應借鑒德國經驗，建立養老金的CPI指數化調整機制，確保老年人養老金的購買力不降低，從而抵御老年貧困風險。
其次，應逐步降低企業養老保險繳費率?，F階段，企業養老保險繳費率在20%左右，社會保障總繳費率超過了40%。與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企業繳費率明顯偏高，長期下去將使企業不堪重負并削弱其正常經營與市場競爭力。因此，應通過國有資產變現、征收生態稅等方式拓展資金籌集渠道，逐步適度降低企業養老保險繳費水平。
再次，盡快實施提高退休年齡政策。為應對老齡化危機，提高退休年齡是大多數OECD國家的政策首選。提高退休年齡一方面有利于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確保養老金收支平衡及可持續性；另一方面通過“工作激勵”實現積極養老，有效規避老年貧困風險。
最后，改革養老金計發辦法。一是適度提高繳費年限，減緩養老金支付壓力；二是通過退休年齡立法以及制定類似德國削減提前退休者養老金待遇的政策，控制提前退休；三是借鑒德國、日本的經驗，建立養老金給付精算平衡機制，根據經濟和人口參數的變動對養老金給付進行自動調整。
3.建立老年低收入者、女性等群體的收入保護機制
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重的情況下，社會上一些老年低收入者、殘疾人、女性等弱勢群體由于養老金待遇不足將存在陷入貧困的巨大風險。因此，應借鑒德國的經驗，建立老年低收入者、女性等群體的養老金保護機制。一是在現行養老金制度體系中，建立最低養老金機制。最低養老金是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等OECD國家普遍采取的政策。日本2004年的養老金改革規定老年人養老金替代率不能低于50%。借鑒德國的經驗，最低養老金以家計調查為基礎，給付標準略高于低保金水平，資金籌集由中央和地方財政負責。二是建立基于退休年齡的養老金梯度給付機制。由于高齡老年人口收入下降，更容易陷入貧困。因此，養老金給付應根據退休年齡的增加按比例適度提高，一方面激勵老年人延遲退休，另一方面增加退休高齡老年人口的養老金待遇，有利于規避老年貧困風險。三是提高老年低收入者、殘疾人等群體的個人賬戶參保繳費的財政補貼標準，激勵個人參保并減輕繳費負擔，提高個人賬戶養老金替代率水平。四是對女性勞動者的參保繳費及給付進行獎勵。近期，國家公布了全面放開二胎的人口政策，這是契合人口結構轉變和應對少子老齡化危機的戰略性選擇。為此，應借鑒德國的做法，對生育及撫育幼兒期間的女性勞動者進行參保獎勵，并適度提高養老金給付待遇標準。這樣，不僅有利于提高育齡婦女的生育意愿，而且有利于縮小養老金給付的性別差異和避免女性老年貧困。此外，制定老年低收入者、殘疾人、女性等弱勢群體的就業保護與促進政策，提高就業能力與避免就業歧視，也有利于為他們提供更充足的收入保障并有效抵御貧困風險。
關于人口老齡化的調查范文5
關鍵詞：老齡化；醫療衛生體系；醫療費用
中圖分類號：C913.6；R197
老齡化已經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面臨的問題。據聯合國預測，到2040年，全球超過60歲的人口比重將從目前的10％升至21％，平均年齡也將從目前的26歲上升至37歲。老齡化將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重大的社會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 《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指出，中國將是世界上繼日本之后的又一個人口老齡化速度極快的國家。數據顯示，到2027年，65歲及以上人口將從現在的不足1億人增加到2億人以上，年均增長400萬人，老年人口比例約14%，增長相對平緩；2028―2036年，老年人口將相應地從2億人增加到3億人以上，年均增加1000萬，老年人口比例為20%左右。屆時，全世界每4個老年人中就有一個生活在中國。雖然2010年GDP數據顯示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①，但我國的人均收入仍然較低，以這樣的經濟水平應對老齡化，無疑困難將很大。
一、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巨大
老齡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健康、就業、社會保障、教育、住房、家庭和運輸等諸多方面的政策。這給那些在人口狀況條件截然不同的條件下制定的政策和條例帶來了尤為嚴峻的挑戰。老齡化對一個封閉經濟體的影響通過三種途徑作用并反映到社會宏觀層面。第一是影響勞動參與率，即年齡結構變化直接影響勞動力是否活躍于就業市場。這可以理解為老齡化影響了勞動力總量，進而對社會產生影響。第二是影響資本密度，即年齡結構改變了勞動和資本在市場的比重。國際經驗表明，老齡化引起儲蓄率的變化，從而影響資本回報率；反之亦然。第三是影響勞動生產率，即在人口老化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會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降低，勞動回報率減少，進而影響經濟。其中，老齡化直接作用于個體人群，通過健康狀況（Health Status）的改變和生命長度（Life Longevity）的損失來影響群體社會的其他便利，而健康狀況與生命長度的改變與醫療衛生體制的發展休戚相關。快速上漲的醫療衛生費用和現代社會發展帶來的弊端，在老齡化的壓力下，對人的健康提出了巨大的挑戰，醫療衛生改革也因此成為很多國家當前的經濟和政治焦點。美國、日本以及歐洲一些國家醫療費用大幅度增長的原因，除了醫療技術發展造成的費用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老齡化。老年人口不斷上升導致的醫療支出對養老保障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二、老齡化對醫療費用的影響
老齡化對醫療費用的影響一般考慮兩個方面：一方面，年齡增長導致患病的幾率增加，從而導致治療疾病的費用增加，推高醫療費用；另一方面，在利用傳統生命周期表（Life-table）計算方法的基礎上，通過引入每一年的狀態改變表，累計老齡人口的預期壽命以及每一年的健康狀態和醫療費用（Lubitz、 Cai， 2003）。研究通過對美國1992―1998年老齡人口保障項目保障水平現狀調查數據的計算發現：70歲的身體健康的老齡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14.3年，預期醫療累計總費用136000美元（以1998年的價格計算）；而至少有一項身體機能喪失的老齡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11.6年，預期醫療累計總費用為145000美元。二者相差不是很大。這一現象表明，老齡化不是簡單的獨立變量，而是內嵌在醫療衛生體系中的影響因素。數據顯示老齡人口的健康水平增加可以減少醫療的花費，而獲得較高的健康水平又需要增加醫療投入，這種邏輯上的矛盾正體現了醫療衛生體系對兩者的潛在影響。
也有眾多學者將老齡化推動醫療費用增長的原因解釋為醫療費用的獨立變量。此類研究提出，醫療費用的增加本身可導致更長的年齡增長，繼而加劇老齡化現象，進一步刺激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從而增加醫療費用（Zweifel、Ferrari，1992）。這一現象被稱為“西緒福斯綜合癥”（Sisyphus Syndrome）。然而，這一研究一直處于提出假說的狀態，眾多學者根據這一理論進行實證研究，但大部分并沒有得出顯著結論。Zweifel和Ferrari在2002年對OECD國家數據進行回歸后發現，1970―1991年“西緒福斯綜合癥”確實存在，但1992―1999年卻又消失了。因此，理解老齡化對醫療費用增長的推動，還需要從醫療產品的特點出發，而非簡單地通過數據實證進行推斷。
人口老齡化導致醫療費用的增加而形成的“J型曲線”在很多發達國家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開始顯現。澳大利亞政府于2005年完成了一項歐洲十一國關于不同年齡組別花費的醫療費用所占本國GDP百分比的研究（圖1）。該研究表明，盡管各個國家按年齡組別的醫療費用曲線各不相同，但大致都呈現出“J”的形狀。因此，我們將按年齡組別得到的醫療費用曲線稱為“J型曲線”：從出生到5歲的嬰幼兒時期，由于疾病風險較大，因此醫療費用較高，并逐漸下降；而5歲以后到老齡之前都處于平穩期，醫療費用緩慢增長；進入老齡階段，身體機能下降速度加快，對醫療服務的需求迅速上升，醫療費用也迅速上升。圖1顯示，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加深，各國“J型曲線”的現象將越發明顯。老齡人口的醫療費用顯著高于其他年齡組別，并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顯著上升。Reinhardt（2003）的研究表明，老齡人口的人均醫療費用是年輕人醫療費用的3～5倍。因此，老齡化必將導致一個國家醫療負擔的增加。Dang、Antolin等學者（2001）則直接研究了老齡化與社會支出的關系，發現老齡化將導致與老齡人口相關的社會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0 年的19%上升到2050 年的26%，其中老齡人口的養老金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各起到50%的作用。Tchoe（2005）預測，到2030 年，韓國的老齡化將導致其人均實際衛生支出超過30%的增長，但年齡本身不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醫療費用、保險覆蓋率等其他因素對于醫療成本的增長具有重要影響。Lubitz、Greenberg等學者（2001）對1965―1998年間美國老齡人口醫療保健支出的研究發現，美國65歲以上人口人均醫療費用開支是65歲以下人口人均醫療費用開支的2.8倍以上，且隨著全社會醫療費用的上漲，老齡人口的費用開支呈現出更為快速的增長，如1966年為445美元，到1995年已經達到8953美元（名義價格），增幅達20.12倍，而同時期65歲以下人口的人均醫療費用開支增幅為12.55倍。
綜上，老齡化與醫療費用的關系，其內在邏輯并不是單純的個人“年老失修”導致疾病負擔過重，進而引發醫療費用增加，而是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醫療衛生制度的安排是否恰當緊密相關（圖2）。不同的醫療衛生保障制度安排，對于醫、患、保三方產生不同的激勵機制，最終影響老年人實際就診的結果，因而影響“J型曲線”的分布。醫療衛生保障制度是指連接醫療衛生籌資和服務提供的制度安排，使人們獲得相應的醫療衛生服務和幫助。根據是否直接提供服務，醫療衛生保障制度可以分為直接服務和購買服務兩種模式（李玲、江宇，2008）。在直接服務的保障制度下，由國家規劃和統籌全社會的醫療衛生資源，出資設立公立醫療機構，免費或收取較低的費用向所有居民提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能力范圍內的醫療衛生服務。醫療衛生資源不是按照年齡和收入等標準進行配置，而是根據醫療衛生服務的成本效益在所有人群中進行配置，如英國的全民醫療服務體系（NHS）。在這樣的體制下，國家有動力將資源配置到公共衛生領域，以預防疾病的發生，從而降低總的醫療費用。而在購買服務制度下，政府和保險公司通過向定點或者非定點的醫療機構支付費用或者報銷費用，減輕和分擔居民的醫療費用負擔和分散疾病風險。但由于醫療衛生服務的特殊性，購買醫療衛生服務存在契約失靈，即使監管很嚴格，道德風險仍是不可避免的問題。這也是美國老齡人口醫療費用急劇上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老年醫療照顧計劃實行之后，老年人成為所有醫院共同追逐的高利潤服務對象，各個醫院都有積極性增加醫療設施，提高醫療設施的技術水平。研究發現，高新技術的采用伴隨著老年醫療照顧計劃的推行。美國1950―1990年醫療費用的上漲有40%是由老年醫療照顧計劃的推行導致的。同時，在這樣的制度下，醫療資源更多地被配置在醫療上，預防服務相對不足，這也是當前美國醫療改革要重點解決的問題（Obama，2009）。
三、中國未來將面臨老齡化的嚴峻挑戰
老齡化引起的醫療費用的快速增長將給醫療衛生體系帶來的負擔，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一方面，增長的費用導致更多的需求被抑制，費用的增加提高了就醫的門檻，應就診而未能就診的人群比例增加。據全國衛生服務調查的數據，現階段我國門診應就診而未就診的比例大約在40%左右，而進一步的費用增長導致居民醫療負擔加劇，嚴重影響居民的就醫行為，從而影響居民的健康狀況。另一方面，增加的醫療費用對醫療保障體系是嚴重的挑戰。近幾年來，基本醫療保障的籌資有明顯的提高，但邊際收益卻逐漸下降，尤其是籌資水平提高的空間逐漸減小。而基金的運行需穩定連續的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帶來的醫療費用增長可能導致保障基金風險加劇甚至崩盤，繼而引發相應的社會問題。
“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一直是近年來困擾我國的一個突出難題，是我國社會建設方面的一個顯著薄弱環節。我國從2009年開始推動新一輪的醫療衛生改革，但醫改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很多改革措施還處于探索階段，如何調整醫療衛生政策以應對新的挑戰仍然是社會各界需要思考的問題。
注釋：
news.省略/fortune/2011-02/14/c_121073967.ht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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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oe. Impact of Ageing on Health Care Cost: the Case of Korea[R]. Shanghai Conference on Aging，August，2005.
關于人口老齡化的調查范文6
論文內容摘要：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建立，是完善我國舍會保障制度的要求，系，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改革和完善現有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建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F階段我國應加快建立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工作的進程，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解決號農民的養老保障問題。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老齡化是全球性的人口發展趨勢。據2007年的人口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老人1.53億，超過全國人口的10%，其中農村老人占70%以上，而且增長速度也要比城市快。人口學家預測，未來二三十年我國將迎來人口老齡化的。我國農村在21世紀初已經進人了老齡社會，而且老齡化的趨勢在不斷增強。農村老齡化使農村社會面臨著沉重的養老壓力，由于農村生活條件與城市相比較差，加之農村絕大部分地區尚未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目前還處在試點階段，因此目前農民的養老、醫療都缺乏必要的社會保障。因此，深人了解和分析農村養老保障現狀，探討現階段農村養老的可行路徑，是理論和現實都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農村的養老需求。
由于我國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導致了農村養老需求的不斷增長。兩種觀點都認為由于政府推行嚴格的人口政策，以及醫療技術的進步使人均預期壽命延長，我國農村人口年齡結構迅速老化，其程度不斷加劇，而且甚于城市。與城市相比，國家對農村養老保險工作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人口老齡化同養老需求增長之間存在必然聯系，這是因為老人與其他年齡人口相比，需要家庭和社會提供更多的醫療費用和生活費用。人口老齡化對養老需求最直接的影響是增加對醫療保健的需求。農村家庭結構日趨小型化導致養老功能日益弱化。目前全國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人數不到全國農業人口的9%，而90%以上農村人口的老年保障，幾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而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不斷向城鎮轉移和計劃生育政策的不斷實施，農村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壓力與日俱增，農村家庭結構日趨小型化，使農村老年人“養兒防老”的壓力增大，農村老年人生活非常艱難。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養老需求。
(二)農村養老保險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
農村養老保障的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我國農村養老保障的保障對象一直限于“困難的人”“光榮的人”和“富裕的人”，農村的大多數人由于種種原因還無法享受社會保障。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已覆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87個縣，但自2000年以來，參保人數逐年下降，到2005年只有5400多萬農民參加養老保險，僅占不到農村總人口的6%可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覆蓋面是很窄的。資金籌集標準過低，保障能力極其有限。與城市老年人不同，農村多數老年人一生無儲蓄或儲蓄很少，他們除了家庭外沒有工作單位，因此養老負擔全部落在家庭，老來生活更為拮據。再從保障水平看，由于人們對農村養老保障的認識不足，在農村養老保險的實際開展過程中，大部分農民采納了最低標準，即每月交2元。這在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遞增10%，現行養老基金計息方法不變的情況下，農民從20歲交保險開始，40年后農村老人領取的養老金僅為當年農村人均收入的2.8%，這很難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真正需要保障的人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出現了保富不保貧的現象。
(三)法律保障缺失，管理混亂。
社會養老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弱流失嚴重。根據民政部頒布的《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及有關文件的規定，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由縣級政府組織實行，資金由民政局進行管理。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在管理這些養老保險金時卻出現了挪用、他用的情況，出現大量的空帳、死帳和呆帳，導致養老保險資金的大量流失。農村社會養老保障資金籌措不足。農民養老保險金的籌措主要靠農民自己。然而許多比較落后的農村地區，農民無力繳納養老保險;集體企業發展滯后，不愿也無能為農民養老保障提供補助。因此許多地方的養老保險資金籌嚴重不足。農村養老保障工作實際上已陷人了停滯狀態。由于沒有關于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專門法規，在實踐中存在許多困惑，各地在制定本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時找不到比較有力的立法依據，只好各自為政，把辦法確定為暫行辦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規范性和長期性、穩定性。
(四)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失使家庭養老能力弱化。
貧困地區農村老年人生活狀況不容樂觀老年人的生活狀況是評價一種養老模式的重要指標。通過對貧困農村養老狀況的調查發現，該地區老年人物質財富貧乏，精神生活匾乏，農村絕大多數老年人常年累月在家中幫助做家務，部分老年人所負擔的家務勞動過重，遠遠超出自己的實際承受能力，農村老人賴以養老的一種重要資源己經缺失。再加上近年來由于青壯年勞動力外流，該地區許多老年人負擔著管理承包地和照顧孫輩的工作，生活相當艱苦。農村人口向城鎮的流動與遷移，直接導致了農村老年父母身邊子女數減少，從而沖擊著中國農村家庭養老。雖然這些流遷人口仍能在經濟上接濟父母，但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會受較大影響。因此，農村家庭養老的能力弱化了。
二、完善農村養老保障的對策和建議
(一)強化政府職能，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
明確政府責任，完善與之相應的政策、法規在構建農村新型社會保障體制的過程中，國家承擔著不可推卸的職責。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鞭r村人口是我國公民的主體，如果把這一群體排除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那么這種社會制度就是不完整的。目前，大部分農村社會養老體制尚未確立，社會養老尚未立法，更沒有形成法律體系，使農村社會養老工作無法可依。由于我國農村的經濟發展落后于城市，貧困群體在農村中的比重高，加重了養老保障制度建立的困難。從科學管理的角度出發，必須加快農村社會養老立法工作，依法建立社會養老制度。
(二)建立健全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完善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制度，保證農村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基金保值增值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事業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完善農村家庭養老機制。家庭養老是我國傳統的養老方式，是與傳統大家庭和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生產相聯系的一種方式，也是老年人最感舒服的一種方式。我國目前經濟基礎還比較薄弱，國家不可能拿出足夠的資金用于養老方面，因此，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不管社會如何發展，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不會被社會養老完全代替。特別是在農村，我們更應積極培養、發展和完善它，盡快形成較完善的家庭養老機制，必須加強和改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管理工作，逐步實行規范化與制度化管理。國家應確定以社會性和公平性為原則的城鄉一體化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長遠目標，構建一個動態開放體系，
(三)鞏固傳統的家庭保障，使家庭保障和社會保障相結合。
由于家庭養老具有其他養老保障方式所不具備的優勢，是無可替代的。農村家庭養老作為我國農村養老的主要方式，延續數千年。雖然當前農村家庭養老面臨著許多的困難，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村家庭養老將被其他的養老方式所代替。在現有經濟條件及傳統文化模式下，應繼續倡導傳統的家庭養老，政府和社會應當采取多種方式增強家庭養老的社會功能，通過多種渠道，宣傳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加強法制觀念使人們意識到贍養老人是子女應盡的義務，而得到贍養是老人的權利，也可通過給付撫養費或給照看高齡老人的家庭以一定經濟補貼的方式，鼓勵贍養老人的良好行為，以彌補因照料老人而減少的家庭收人，減輕子女的經濟壓力。
(四)適應社會發展變化、不斷探索農村新的養老形式。
2006年我國已全面啟動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這一制度是為收人難以維持農村最基本生活標準的人群而建立的社會救濟制度，克服了傳統的社會救濟制度存在的救濟范圍窄、標準低、隨意性大的弱點，使社會救濟有了普遍的適應性。加強社區養老保障的輔助功能社區養老是指在中國農村基層社區主要依靠集體力量，來滿足社區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社會保障方式。社區養老是一種新型的集體養老方式，有很強的生命力。自我養老與家庭聯系緊密，但又不同于家庭養老，當養老資源完全由農村老年人自己提供時，就是自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