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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區別范文1
超越文化轉向
[美]理查德?比爾納其等著,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繼西方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發生影響深遠的“文化轉向”之后,當代西方史學界也出現了重大轉折――新文化史興起并成為主流?！?〕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是“文化轉向”的產物,它肇始于法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歐美史學界嶄露頭角并迅速發展。1989年,美國歷史學家林恩?亨特(Lynn Avery Hunt)主編了題為《新文化史》的論文集,首次明確地舉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
然而新文化史卻在20世紀末遭受廣泛的質疑。出人意料的是,主導質疑的并非受批判的社會史學者,而恰是深受新文化史影響的亨特本人及一批歷史社會學家。1999年,在《新文化史》發表10年之際,維多利亞?邦內爾(Victoria E.Bonnell)與林恩?亨同主編了論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中譯本《超越文化轉向》于2008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些曾經躬逢“文化轉向”盛會的學者,在書中試圖反思文化轉向所引發的問題,對其未來走向進行審視與預見;不僅如此,其討論不再局限于歷史學領域,而是擴大到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范疇?！冻轿幕D向》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最新學術走向,不僅走在史學研究的前沿,而且站在了西方歷史學、社會學諸學科新思潮的風口浪尖。
一、新文化史與歷史學的“文化轉向”
該書中,亨特對10年前“新文化史”的提法進行了反思,不再單純提“新文化史”,而代之以“文化轉向”。英國文化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亦言:“‘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的興起,它常被視為更廣義的‘文化轉向’的一部分?！薄?〕
戰后西方史學界盛行的社會史研究風氣主要受到史學和年鑒學派的影響,但在這兩種理論內部,也在逐漸發生重心的轉移,對文化史的興趣漸增,成為“文化轉向”的第一種理論基礎。此外,隨著分析的歷史哲學、敘述主義、后結構主義以及文化人類學理論的興起,法美兩國一批歷史學家不滿于傳統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他們在廣泛吸收上述諸種理論的基礎上,把重心放在對語言和文化的研究上,逐步發展成一種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以新文化史的興起為標志的歷史學的“文化轉向”。
正如該書引言中所說:“文化的研究方法十分成功地顛覆了經實踐證明可取的唯物主義的隱喻,這個隱喻是關于基礎與上層建筑(根據經典),或者一經濟、二社會、三政治文化層面(根據法國年鑒學派)。”〔3〕文化研究具有絕對的能動性,不僅不再依附于政治、經濟和社會,而且轉而塑造和生產它們,其地位也“由地窖升至閣樓”。正當新文化史逐漸取代社會史的主流地位,并以方興未艾之勢蔓延至歷史學的各個分支時,問題暴露了。事實上一些問題在新文化史興起之初就產生了。
二、《超越文化轉向》對新文化史的再審視
敏銳的新文化史家自己發現了陷阱,并進行了自我審視,焦點在于文化是否可以無限制地解釋一切,以及新文化史該向何處去的問題。該書重新審視了新文化史,并嘗試性地提出了要“超越”局限的概略前進方向。
第一,從“一切皆文化”到文化史與社會史的調和
彼得?伯克曾對新文化史近30年的發展情況作過總結,將其研究課題歸結為以下七類:物質文化史、身體史、表象史、歷史記憶、集中于政治態度和政治實踐的社會史、社會語言史和旅行史?！?〕31,57―72從“文化轉向”之后,原本自成體系但采取新研究方法的諸如文化史、社會文化史、微觀史、心態史、歷史人類學等,都被評論家用“新文化史”一以概之。
新文化史以包羅一切之勢蓬勃發展,大大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皫缀跞魏螙|西都能落入文化研究的問題之下,因為文化在其概念化中扮演著一種無處不在的角色,幾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個方面屬于文化范疇,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薄?〕11那么繼柯林武德提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和克羅齊提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之后,我們似乎可以大膽斷言:一切歷史都是文化史,一切皆文化。
然而,當文化的重要性被強調到極致時,也存在著危險。必須面對的問題是,文化的能動性究竟有多大?正如邦內爾和亨特提到的:“如果文化研究如同格爾茲堅持的那樣依賴于意義的闡釋而不是對社會科學解釋的科學發現,那么把什么用作判斷闡釋的標準呢?如果文化或語言完全彌漫意義的表達,那么個人或社會(social agency)如何能夠得到識別呢?”〔3〕10過于強調文化的重要性,會犯下把一切都囊括在文化之下,卻什么都解釋不清的通病。歷史學家如果只專注于提供“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5〕14,而不理會因果解釋,那么當一切都沉浸在文化中時,因果也無從區別。
事實上新文化史的這種困境與其和社會史的關系密切相關。新文化史取代社會史成為當代史學的一種主流,“社會”失去了原本被賦予的巨大解釋力量。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史本身的式微,更不能代表史學其他分支的消亡。社會史在“文化轉向”之后接受了來自新文化史的批評改造,并逐漸走向社會與文化并重的道路。
對于過分強調文化的作用引發的兩難,亨特等人開始認識到對社會因素的絕對排斥失之偏頗。他們拒絕激進的文化論與后結構主義將社會范疇完全排除在外,而認為:“社會作為一個范疇,其本身也需要加以研究”,并主張運用新的經驗主義的方法――從比較性分析方法的再生到在廣闊的不同背景下對微觀歷史事件的探索,來對“業已喪失用處的作為一種范疇的”社會進行再考察和重新配置?！?〕11,27對于文化的定義也不應局限于符號或語言的解釋,而應放在更加具體、社會的語境中進行考察。他們回歸到歷史的文化分析當中,調和了社會史與文化史,提出了“文化的歷史社會學”(cultural historical sociology)〔3〕84―85的新界定。
第二,從舊范式的崩潰到新范式的超越
新文化史又與解釋范式的崩潰密切相關,文化轉向既是解釋范式崩潰的結果,又是原因?！拔幕D向只是加強了崩潰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由實證主義和激發的研究是由于自身負擔過重而崩潰的:學到的東西越多,就越難以將那種知識整合到現存的范疇和理論中去?！薄?〕10
對于舊范式的崩潰,新文化史家用語言和文化代替社會和經濟范疇,用“符號”取代“階級”,試圖創立一種作為符號體系的文化模式或范式,并將其作為廣泛分析文化意義的工具。但這種范式無法解釋某些來自于社會實踐的執行,而非僅靠符號之間的對照“閱讀”就能理解的意義,此外也造成了語言、文本與具體實踐的脫離,較易陷入認為形而上的知識具體可觸,形而下的物質反而不可捉摸的誤區。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說,雖然學術界正是因為對既有社會科學解釋范式不滿而轉向“文化”的,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對文化轉向及其新的解釋范式產生新的不滿。當社會史學家和歷史社會學家共同面臨舊新范式先后帶來的問題時,完全可以在社會文化的重新界定中找到共同話題。他們認為對“文化轉向”的超越,并不意味著要重回以經濟或政治決定文化的舊模式,而是轉向對社會范疇的重新概念化。在對新范式的超越方面,書中也提到了最近許多年輕學者聚焦于文化與社會生活最明顯和有效交叉的場所――具體的物質文化生活領域,例如對家具、槍炮或服裝的研究,使文化成為日常社會經驗組成部分而獲得具體形態,并且這些形態使文化代碼變得清楚?！?〕11―12
第三,對“文化”的重新界定
超越文化轉向提出的另一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對“文化”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10年前的《新文化史》并未對文化作出明確的界定,招致了許多批評。在該書中,威廉?西維爾(William?H.Sevilla)和理查德?比爾納其都撰文闡明了新文化史家應有的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文化”的重新理解和界定問題,是超越文化轉向的好處之一。
西維爾認為文化最為有效的概念是作為系統與實踐之間的一種辯證法,它既可以作為一個有著特定一致性和定義的符號和意義的系統,又可以作為一整套的實踐。比爾納其認為文化研究者用文化和語言代替社會和經濟范疇,用“符號”取代“階級”,尋求到的完全是社會世界的不可歸約的依據,探究到的也只是與實際相差甚遠且不可復歸的社會。他堅持:“承認文化是一種用于分析的‘名義上的工具’將會把它解放出來,去從事社會學解釋的工作?！薄?〕13―14
三、反思與走向
綜合關于新文化史的論爭及其問題分析可知,要真正“超越文化轉向”,必須對以下問題進行反思。
其一,在敘述風格上,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預言的新的歷史敘述的復興和格爾茲 “深描”的理論對其影響巨大,但若一味強調敘事和“深描”而不辨因果,有可能從根本上陷入一種。例如敘事方法選擇的例子在哲學上缺乏說服力,僅是一種言辭而非科學的證據;敘事要求史家具備全面的分析經驗及技巧,要做到這些十分不易;一味追求敘事還可能回到純粹的“好古主義”,造成過分偏重聳人聽聞的一面,而忽視占生活大部分的枯燥與繁瑣?！?〕19―46因而新文化史家必須反思敘述策略,要承認因果性敘事也要有堅實的客觀性史實為基礎,而不可對史實隨意地敘述、想象或解構。
其二,在歷史書寫的對象上,新文化史家不再只聚焦于精英的舞臺,而是轉向蕓蕓眾生的日常生活。在其視野中,小橋流水人家比瓊樓玉宇更值得關注,原為“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研究焦點,已悄然“飛入尋常百姓家”。但他們在“下探民隱”的嘗試中遇到的一大問題是,下層民眾能否“說話”?因為在古代,下層社會都是無話語權的群體,欠缺“發聲”途徑,我們今天所見關于下層民眾的描述,基本都依賴“精英”的記錄。那么這些側記的材料如何得以重建?如何聆聽下層民眾自己的聲音?〔7〕對于間接的材料,必須花費一番淘洗的工夫,才能較為真實地展現小人物的面貌,這也是新文化史家要突破的難題。
其三,在資料的斟選方面,必須對史料有起碼的尊重和敬畏,不能任意地當做文學作品來想象、批判和解構,也不能不加選擇地將任意文本納入研究分析范疇,仍需要對文本進行篩選和甄別。因為文學作品大多經過了想象和再創作,屬于虛構的領域,而歷史是事實的領域;世界可以作為文本來閱讀,但畢竟有別于文本。
其四,在注重微觀研究和進入社會底層的同時,也應該重視具有普遍意義的宏觀事件,傳統的宏大敘事的分析仍有其合理的方面。對于微觀和底層的研究有助于“發微”,探究具有獨特視角和意義的事件,而對宏觀歷史事件的考察,又有助于我們全面理解和把握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因為諸多問題的存在,該書出版后,曾在西方學界引發了一場關于新文化史未來走向的論戰,《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兩家雜志先后組織了對此問題的專題討論。對于作為歷史學殿堂中新潮流的新文化史,勞倫斯?斯通的一席話頗具啟示意義:“歷史學這門學問一直有很多華廈巨宅,而且若想在未來也能繼續繁榮昌盛的話,還必須維持如此的局面。任何一種‘文類’(genre)或學派占了主流都會導致狹隘的山頭主義、自戀狂、自我揄揚、輕視他人或對非我一派加以排斥攻擊,以及其他無法令人茍同的或是自我毀滅的情況?！薄?〕19―20正如20世紀60年代以來社會史在西方某些國家“當道”,造成不健康的狀況一樣,新文化史如果過于陶醉其在史學界主流地位的話,同樣既不利于其自身,也不利于整個歷史學界。
實際上新文化史自誕生之日起,一直處于積極的內省狀態中。新文化史并不是要去排擠或取代社會史、政治史或經濟史,而是去挑戰它們,并因此拓展視野,來刺激和檢醒整個歷史學,促進其繁榮?！拔幕眴栴}也不僅是歷史學的重要課題,而是一個具有廣泛性和普遍性的問題,新文化史也需要與其他相關學科攜手,致力于跨學科的研究。
該書在總結文化轉向得失的同時,并未能對“超越”之后的文化史應該如何書寫給出具體的答案,而是使用含糊其辭的闡述來提出大概模糊的方向。邦內爾和亨特說道:“該書不擬提出一種可供選擇的解釋范式,而且毫無疑問,作者們對這樣的范式可能會是什么樣子的看法存在矛盾。他們也許會滿足于某種不那么野心勃勃的東西,拋棄宣稱要么能解釋一切(如同實證主義和范式曾經希望做的那樣),要么什么也不能解釋(如同后現代主義有時用對解釋本身的拒絕似乎暗示的那樣)的主張?！薄?〕25那么,新文化史該向何處去?仍然有待思考和解答。
對新文化史的再審視,正如比爾納其的立場,“文化轉向”的代價固然很大,但不“文化轉向”的代價更大,目前必須要做的,應該是去“超越文化轉向”。如果說歷史的潮流如同鐘擺,在“超越文化轉向”之后,歷史的鐘擺應該不會從“文化轉向”的“頂點”蕩回“原點”,那么它將蕩向何處?我們拭目以待。
注釋
〔1〕20世紀歐美史學發展有兩次重大轉變,一是自60年代以來“社會史”挑戰了傳統史學,成為歷史學研究的主流;二是到了80年代,“新文化史”取代“社會史”成為史學界的寵兒。此處文中所指“重大轉折”即是指第二次轉變。
〔2〕[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會文化史》,劉華譯,載《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4期。
〔3〕[美]理查德?比爾納其等著:《超越文化轉向》,方杰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e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4.
〔5〕克里福德?格爾茲認為文化是尋找意義的一種闡釋科學,文化語境中的事物可以得到“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論斷。參見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elected Essays(New York,1973).
〔6〕[美]勞倫斯?斯通:《歷史敘述的復興:對一種新的老歷史的反省》,古偉瀛譯,載《歷史:理論與評論》2期,臺北人文書會,2001。
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區別范文2
無論是旅游學術界，還是政府的旅游行政主管機構，或是教育行政主管機構的人士，如果稍加注意便會發現，旅游學科多年以來始終處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而且近些年來，這種尷尬局面似乎越發明顯，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自旅游學科萌發以來，始終沒有自己獨立的地位，而總是從屬于或被劃入某一門傳統學科。例如，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學科分類目錄或圖書館文獻目錄中，旅游被劃入經濟學科，以“旅游經濟”子學科命名。與此同時，旅游研究中的一些內容會被劃入歷史類或文化藝術類。1997年國務院學科目錄調整后，旅游被納入管理學科，列為工商管理之下的二級學科，以“旅游管理”命名，一直持續到現在?？偠灾?，始終未能自成一體。然而耐人尋味的是，被歸入工商管理中的旅游管理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卻與工商基本上沒有什么聯系。其二，旅游研究在國外已有了將近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在中國也走過了30多年的歷程，但尚未形成一套獨立的理論學說和理論體系，而更多地是利用或借用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研究旅游問題。這種借用在很多情況下甚至成為一種套用，或像國內某些人的做法，淪為一種簡單的“貼標簽”工藝，例如旅游經濟學、旅游地理學、旅游文化學等。此外，一些較為成熟的學科都會有一些支柱性子學科，例如經濟學中的“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法學中的“法理學”、“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又如歷史學中的中國通史、世界通史、斷代史、國別史以及政治、經濟、文學、史學和法制等專題內容的歷史。然而旅游學科卻始終缺乏這類支柱性子學科，給人以“發育不全”的印象。其三，以學科為存在基礎建立的本科院校旅游專業(此處暫且不談以實業運作為基礎建立的高職院校的旅游專業)的畢業生在就業上越發面臨困難，被用人單位指為“理論脫離實際”、“高不成低不就”、“不好用”等。圍繞上述旅游學科的尷尬局面，人們不可避免地會提出一些質疑:旅游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涉及的關系和問題如此復雜，能否可以有一個學科獨立地擔當起對之加以深入研究的功能?旅游現象中的問題涉及眾多不同學科的理論，旅游學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體現這一學科內在規律性和特點的理論基礎、基礎理論、方法和方法論是什么?旅游學的根本研究對象是什么?既然旅游運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用現有學科的理論幾乎完全可以解決，為什么一定還要有獨立的旅游學科?筆者首先十分愿意肯定這些質疑者的探索精神，科學研究就是從對有關問題的疑問開始的。但筆者同時以為，對上述質疑似乎不能簡單地做出結論，說旅游學難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或者說旅游學就應當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質疑是科學研究的開始，卻不是它的全部，我們需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以理性思維，從這些質疑提出的出發點切入，一步一步深入研究:我們需要追蹤國內外旅游學術研究的軌跡，需要探討旅游學科得以建立的基礎，如果旅游學科的建立在邏輯上是可行的，那么，我們需要科學地構建它的理論框架，形成它自身的方法論。此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這就是旅游學科建設者的科學素養。
一、旅游學術研究軌跡
一種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的出現，通常會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對之加以研究，通過研究發現問題，探討規律，提出假說，形成理論以至創建學科。旅游現象也不例外。旅游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自19世紀中期在歐洲出現以來，也引起了各科學者的廣泛興趣，他們從不同角度、不同范圍、不同深度和廣度研究旅游問題。既然科學研究是創建學科的開始，因此，我們似應首先追蹤國內外旅游學術研究的軌跡，了解學者們的工作和成果。
1．國外旅游學術研究毫無疑問，國外旅游學術研究早于中國，因為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來品。國外整個旅游研究進程大體上分為三個時期，即認知時期、確立時期和發展時期。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國內學者始終十分關注國外旅游研究動向，試圖從國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開大學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學刊》發表系列綜述《國外旅游研究進展》。申葆嘉教授認為，國外旅游研究的重要問題包括旅游經濟學研究、旅游社會學研究、旅游人類學研究、旅游的環境和生態學研究、發展中國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論［1］。華東師范大學學者張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內的382篇文獻作為樣本，從研究熱點、研究新視角和研究的薄弱環節三個方面綜述了國外旅游研究動向［2］。文獻資料表明，國外旅游學術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學者們從自身研究興趣，從不同學科背景、不同角度進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個統一的組織，為了特定的目的而進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個自發形成過程。盡管從表面上看顯得較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觀察，依然能夠對研究范圍、研究熱點、學術研究活動的規律有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
2．國內旅游學術研究國內旅游學術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來形容，絲毫沒有夸張之嫌。應當說，國內的旅游學術研究幾乎和旅游事業同時起步。經過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來形容也不過分。2010年，中國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旅游研究論文集》，包括“30年研究評論”和“旅游科學年會論文”兩個部分，共收錄了154篇論文，計106萬字，第一部分分為旅游綜合研究、旅游產業經濟、區域旅游發展與規劃、其他旅游研究等四個欄目，第二部分內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產業、旅游經濟與管理、旅游資源規劃與開發、地方旅游實踐等五個領域。論文作者所代表的學科包括旅游經濟學、旅游地理學、旅游管理學、旅游人類學、旅游社會學、旅游市場學、旅游公共管理學和城市旅游等［3］。從國內旅游研究總的情況看，旅游產業研究、旅游資源規劃與開發、旅游教育、旅游基礎理論和旅游經濟管理等方面的論文所占比例較大，反映出國內學者研究領域的集聚程度。相對而言，應用性研究較多而基礎理論性研究較少。但是，近些年來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這就是基礎理論性研究的數量和研究質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逐漸意識到，不能長期停留在就事論事的研究層次上，應用研究需要基礎理論的指導，需要從理論研究中找到根據。此外，中國的旅游研究還有一個與國情相關的特點，這就是由于中國當下實施的是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內的各項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規劃和管理機制下進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當部分是為政府的旅游發展政策服務的，而且政策導向和相關的激勵措施十分明顯，例如研究課題經費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評獎以至研究人員的職稱晉升等各個方面。毋庸諱言，會有一些功利主義現象存在和發展，會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實上未必建立在科學理論和方法論基礎上而成為政府旅游發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證就是一些區域性旅游產業發展規劃中，不顧實際情況，千方百計地論證旅游可以成為當地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
3．旅游學術研究與旅游學科的建立在旅游學術研究中，特別是在國內的旅游學術研究中，都在探討旅游學科的建立問題。其關鍵性內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其框架結構如何?旅游學科在整個學科體系中處于什么位置?關于這些問題，筆者首先注意到，國內外研究的關注點似乎有較大區別:國外學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興趣，更多地關注其所研究問題本身，而國內學者則更多地關注旅游學科在整個學科體系中的地位。這種現象可能與中國文化中更重視整體而非局部、更重視綜合而非分析的傾向有關。已有多名學者在其論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確的觀點。例如，石培華等在《旅游學科的自省與超越》一文中認為，“旅游學科在不斷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漸形成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多學科支撐的綜合性旅游學科群，并逐漸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占據一席之地?！薄俺蔀橐粋€不斷成長、潛力無限的新興學科”?！搬槍Κ毺氐难芯款I域，已經發展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并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研究模式和方法體系”［4］。胡善風等在《關于加強旅游學一級學科建設的幾點思考》一文中認為，“設立旅游學一級學科是我國高等教育學科建設中具有戰略意義的一件大事”，并且將建立旅游學一級學科的客觀根據總結為政府對旅游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作用的重視、旅游學科和專業建設取得的成就、旅游學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學術交流的增強等［5］。曹詩圖在《試論旅游學科的構建》一文中認為，“旅游學科這一綜合性的社會人文科學應是獨立的一級學科，不應該從屬于管理學科或經濟學科”。“在旅游學科體系構建上可以分為基礎層次、應用層次和哲理層次等三個層次”，并且認為，“旅游學科要想成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和獨立的學科，必須在組織機構、概念體系、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規范等幾個方面都達到學科所要求的標準”［6］。杜江、張凌云等在《解構與重構:旅游學學科發展的新思維》一文中認為，“改變現有的將旅游學科設置在工商管理項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構建一個面向未來的、前瞻性的、跨學科、多維度、多層面的旅游學研究體系框架已日趨成熟”［7］。上述學者的研究及其結論有幾個共同點:第一，對旅游學科的前景充滿信心，這種信心行將成為鼓勵學者繼續從事旅游研究的較強動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現象運行固有的自身特點，并將其認同為旅游學科從邏輯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礎;第三，清醒地認識到旅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完善尚有許多工作待學者們繼續努力。筆者以為，從旅游學術研究的開始到旅游學科的建立是一個受其內在規律性制約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往日經濟學、社會學、史學和法學等學科上百年的建立和發展歷程已經很能說明問題。對一門學科發展的信心能夠促進但不能代替其發展過程。我們需要以科學的態度，以理性思維構建旅游學科。這就需要我們科學地確認其建立基礎和客觀地評價其發展現狀，學科的理論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規律的形成過程，而不是刻意設計策劃的過程。在百家爭鳴和大浪淘沙的過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實根據和科學根據的學說和學派逐漸得到公認從而被確立，并且在實踐中不斷得到修正和發展。殊途同歸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不同國家的學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條件下，會得出相同或十分類似的研究結論或研究成果，這是由于他們遵循了共同的旅游運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觀規律。在學術研究上不能人為地、刻意地追求共識和統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將旅游理論統一到某一名或某幾名學者的學說上，否則必然是樹立學霸。方法論也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漸總結和提煉出來的，能夠從本質上反映出該學科的自身規律。最后，學科建設者的科學素養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而這一科學素養的成就過程也只有在學術研究中才能實現。
二、旅游學科建立的三大基礎
學術發展規律表明，一門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需要具備三大基礎，這就是文獻基礎、理論基礎和人才基礎。在這一點上，旅游學科和其他許多學科在本質上沒有明顯區別，這是各學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學科之所以能夠區別于其他學科而獨立存在，一定有其個性，而且這一個性經常是起著決定性作用。由此看來，我們需要緊緊圍繞旅游學科的個性，討論其文獻基礎、理論基礎和人才基礎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學科的研究對象是旅游現象及其運行的形態、結構和規律，因此，旅游現象運行的個性從根本上決定著旅游學科及其存在基礎的個性。
1．文獻基礎作為旅游學科建立基礎的文獻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大類是學術研究文獻。這是最重要的一類，因為建立學科主要依靠學術和理論方面研究。學術研究文獻有兩個突出特點。首先是文獻的積累和積淀從數量和質量上看都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成長過程，這個過程是受旅游現象運行和發展進程及規律制約的，因此很難人為地擴張和拔高。舉一個極端的例子:中國的旅游業是從1978年正式開始的。假設政府當年為了促進旅游業的發展，要求科研機構研究理論問題，一年必須產生3000項研究成果。這種要求即使從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謂研究成果的質量卻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號、空談和脫離實際的“研究結論”之外，不會有任何有意義的東西。其次是文獻之間有一個傳承、繼承和不斷深化發展的關系。新的理論和研究成果總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礎之上，根據事實的發展變化提出，這里所稱基礎可以涉及數據、思路、假說、研究方法以至研究靈感各方面。新理論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形成的過程，從哲學上看，經常是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過程。第二大類是旅游實業界的經營管理運作文獻。這類文獻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學科并非是一個純理論學科，它與旅游業務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而且，從事研究和建立學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有效地促進旅游業務發展。實業界的文獻涉及范圍會很廣，可包括統計數據、經營管理流程設計方案、業務運作情況記錄、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這些業界的文獻為旅游學術研究提出要解決的問題，提供素材，啟發思路。第三大類是政府的相關法律政策文獻。各國政府通常都會對通過法律和政策手段對旅游事業發展實施宏觀調控。因此，這類文獻對旅游事業本身和與此密切相關的旅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尤其在中國這樣實施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的國家，政策法律文獻對旅游研究的重要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2．理論基礎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學理論為基礎、科學學說為指導進行的。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因此作為旅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理論基礎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多種學科的理論。至于旅游學科的理論基礎具體會涉及多少學科，目前尚難以最后確定，隨著旅游研究的不斷深入總會有新的發現。但是筆者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認為，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其一是哲學基礎。這不僅因為哲學是眾多學科之母，不僅因為旅游研究需要哲學思維的總體指導，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過程中的確有一系列屬于哲學層面的問題，例如，旅游發展中各要素、各變量之間的邏輯和辯證關系、旅游發展規律。其二是社會學基礎。鑒于旅游是一種綜合性社會現象，對社會現象的研究和規律的發現，需要社會學的相關理論作為基礎和指導。根據筆者的理解，社會學中的社會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符號互動理論等對旅游現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三是經濟學基礎。在旅游運行中會出現大量經濟現象，而旅游產業問題本身就是經濟學問題。因此，相關經濟學理論應作為旅游經濟問題研究的重要基礎。例如，市場供需理論、產業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其四是人類學理論，特別是文化人類學、旅游人類學理論。這主要是由于旅游運行中會出現不同文化類型和作為其核心的不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接觸、碰撞、沖突和交融。人類學理論正是研究和解決這類問題的主要理論。其五是環境科學理論。這一理論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導旅游發展中必然會出現的環境問題的研究和解決。最后是美學和藝術方面的理論。人們的旅游需求屬于一種高層次的文化需求。隨著人們旅游經驗的不斷積累，旅游質量的不斷提高，必然會有一系列審美問題和藝術問題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學者新的興趣之外，也會引起旅游學者的研究和探討。筆者之所以將上述幾個學科的理論作為旅游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理論基礎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根據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旅游的研究和認識水平推測，上述問題是旅游運行所涉及的幾個關鍵性、實質性問題;二是從國內外旅游學術研究的現狀看，也主要是從這幾個方面對旅游現象展開研究并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果。筆者以為有兩種情況值得特別注意。其一，關于哪些學科是作為或應當作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問題，這里有一個不斷深入的認識過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邏輯實證主義作為其理論基礎，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他發現，自20世紀60年代以后，西方社會逐漸進入所謂后現代主義時期，一些社會現象，尤其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單純用邏輯實證主義很難得到有效的解釋。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會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結構功能主義、新實用主義、現象學、符號互動等方面的理論學說，用于其旅游學術研究，后來發現許多問題從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論依據和較為滿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學科自身的理論建立之前，學者們主要是從其他有關或可能有關的學科出發，利用這些學科的理論研究旅游問題并作為旅游研究的理論基礎，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些作為旅游學研究和旅游學科建立的各學科理論之間會圍繞著旅游現象的規律發生整合，形成能夠更為有效地分析、解釋和說明問題的新理論。走完從借用到直接應用的過程，類似生物化學和生物物理學等理論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過程。
3．人才基礎
以理性思維從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學科還必須有堅實的人才基礎，對人才基礎有數量和質量兩方面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穩定的隊伍。這不僅指從形式上有足夠的人員，更重要的是這些人能夠堅持不懈地從事旅游研究和學科建設工作。這些人應當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分工、專職研究人員和兼職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人才質量問題當然更是實質性問題。旅游研究的多學科性、綜合性、復雜性，對研究人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學術道德和為學術研究工作熱誠奉獻的職業精神。其中，學術道德是一個合格的學術研究工作者必須始終堅持的第一要務。第二是科學素養。旅游學術研究工作的性質和特點要求從業人員必須具有寬廣的知識面，必須受過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系統訓練，具有堅實的社會科學理論基礎和與此密切相關的研究方法論基礎。能夠始終如一地做到從事實本身出發研究問題和思考問題，盡量堅持價值中立，較少受個人主觀臆斷或個人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堅持邏輯思維。第三是文化素養。此包括旅游科學研究工作者的個人文明素養和對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學、藝術等相關學科的興趣、知識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潛質。悟性潛質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識面和理論功底的基礎上，并經常與之呈正相關關系。此外，還包括對旅游中異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興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這一能力對旅游研究來講是至關重要的。
三、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論
旅游學科要成為真正科學意義上的一門學科，不僅要有體現自身特點的理論，而且這些理論之間不應是各自獨立，相互無關的學說單體，必須構成從某些共同規律和原則出發，相互之間有著內在邏輯關系的理論框架。目前，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在嘗試研究和提出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但是筆者以為，旅游學科畢竟尚未正式形成，畢竟是一個發展中的新學科，因此，不宜過早地做出結論。較為妥當的做法是學者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觀點和假說，經過一個百家爭鳴，大浪淘沙的過程，最終使符合科學規律的結論自然形成并被公認和接受。根據筆者的理解，旅游學科的理論框架可以分為基礎理論、專業理論和應用理論三個層次。
1．基礎理論基礎理論是旅游學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論，其研究對象是整個旅游現象運行的結構、形態和基本規律，其適用范圍為整個旅游學科。旅游學基礎理論為本學科中各個分支性專業理論提供依據、原則和指導思想。首先是旅游學基本原理。需要說明的是，旅游學基本原理并不簡單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書《旅游概論》，后者從總體上看只是對旅游或旅游業的一般性介紹，并未在學科意義上成為系統理論。迄今為止，國內嚴格的學科意義上的旅游學基礎理論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謝彥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礎旅游學》，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學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學原理》。兩位學者在理論體系、方法論等方面有較為明顯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兩部《旅游學原理》盡管同屬于旅游學基礎理論范圍內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與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進展。它是作者十余年來對旅游現象及其運行規律進行系統研究的成果。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稱，是旅游現象運行及其規律的系統理論陳述。第二是旅游發展史。旅游發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學基礎理論范圍，在于它并不是旅游發展過程的簡單描述，而是運用經濟史、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主義等方法論對旅游現象產生和發展演變過程進行縱向研究，并且從這一研究過程中探索旅游發展規律，預測旅游發展趨勢，從而對各國和全球的旅游事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導性理論。第三是旅游學說史。旅游學說史的作用在于對學者和學術界關于旅游問題的各種理論學說進行梳理。從這一梳理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學術界是如何對旅游問題進行研究和探討;各種學說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當時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別是如何有效地指導了當時的旅游發展實踐;各種學說又是在什么背景下進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擯棄。在旅游學說史的研究中可以發現旅游學術活動自身的規律，指導學者科學地從事旅游學術研究和旅游學科的建立。
2.專業理論
專業理論是在旅游學基礎理論的指導下，關于旅游現象及其運行的各個分支性專業領域的理論學說。筆者根據旅游現象運行的實際狀況認為，旅游的專業理論包括旅游經濟學理論、旅游宏觀管理理論、旅游法學理論、旅游社會學理論、旅游人類學理論、旅游環境與生態學理論、旅游文化藝術理論等。旅游經濟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是旅游運行中出現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例如旅游的需求與供給、旅游產業和產業鏈的形成和演變、國際旅游中的外匯收支平衡。需要說明的是，旅游經濟學并不是旅游和經濟學的簡單疊加，由于旅游現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無形性等特質和規律，使旅游運行中經濟問題與有形物質產品中的經濟問題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區別。雖然學者們最初是運用一般經濟學原理研究旅游中的經濟問題，但最終形成的科學的旅游經濟學將是旅游理論和經濟學理論的“化合物”而非“混合物”。旅游宏觀管理理論的主要作用在于為國家和政府相關主管機構對旅游活動、旅游業以至整個旅游事業實行宏觀調控提供理論依據。目前，無論在發達國家抑或發展中國家，政府都在越發重視對旅游實行宏觀調控。這種調控的目的固然是出于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但也必須是建立在科學和理性的基礎上，這就需要理論的指導，否則很有可能違背旅游發展的客觀規律，使該國旅游發展遭遇挫折和損失。旅游法學理論主要用于指導旅游現象運行和旅游事業發展中必然存在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之所以認為必然存在是由旅游現象性質決定的。其思路如下:旅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而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因此，旅游的有效運行必然要求法制，需要通過立法手段規定旅游活動和旅游業各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與旅游經濟學類似，旅游法學也不是旅游和法學的簡單疊加。同樣由于旅游的文化性質，使旅游法上的權利義務責任與普通的民事法律關系或經濟法律關系呈現出明顯的區別，遂使旅游法學成為專業色彩較濃的法學。旅游社會學理論重點用于研究和解決受旅游現象和旅游發展影響已經出現和行將出現的社會結構、人口、勞動力、家庭等方面的變遷問題。較為典型的例證是:一些原先的農業地區建設為旅游區，原先的農民離開土地甚至離開家園，與此同時，外來的大量旅游者和旅游開發商涌入，人口和勞動力的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并由此會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這些都是旅游社會學需要重點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旅游人類學是旅游學基礎理論和文化人類學理論有機結合的產物，其研究對象是旅游運行中不同文化類型以及作為文化問題核心和靈魂的不同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接觸、碰撞、沖突和融合。在旅游過程中，主人和客人往往出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來自不同地區的客人所屬的文化背景又不相同。如何有效地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使旅游順利發展，并在旅游發展中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吸收和交融，促進各自的和相互的文化發展與進步。此外，還有旅游接待地的文化商品化問題、道德規范變遷問題等都是必須認真解決的課題，旅游人類學在此類問題的解決中能夠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旅游環境生態學理論側重研究和解決環境和生態與旅游發展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問題。目前，此類問題在一些旅游接待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旅游接待地已十分明顯，旅游污染甚至不亞于工業污染，從而構成對當地居民正常生活和生存的威脅，已經引起世界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密切關注。發展旅游環境生態學理論，有效地指導各國和整個國際社會解決旅游環境問題也是當務之急。最后，旅游文化藝術理論是隨著旅游現象的出現和發展，從一般文化藝術理論中衍生出的新的分支，其內容涉及文學、美術、音樂、舞蹈等各方面。旅游文化藝術理論對于豐富文化藝術理論的內容，促進新的藝術形態和形式的產生，指導作品的科學創作具有重要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