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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研究范文1
關鍵詞：新經濟 標準 標準化管理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3-256-02
一、新經濟與標準化
新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簡單地說，就是基于知識經濟的全球化經濟。和傳統經濟相比，它的基本特征是高技術化和全球化。具體表現為：經濟主體交往趨向全球一體化；以電子商務為主要交換手段；以集約型生產方式為主；以高科技、信息技術為經濟增長原動力；它的資源是共享的，對人類的供給是無限的。
我們所面臨的新經濟時代的主要標志有：信息化、網絡的飛速發展；傳統的交通運輸業的長足進步；經濟呈現全球一體化趨勢，這集中表現在市場全球化，資源配置全球化，競爭規則的國際化三個方面；資源更加匱乏，經濟發展與資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環境保護問題更加突出，可持續發展成為人們日益廣泛關注的焦點。
新經濟時代的出現，既給各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也給經濟欠發達國家的企業帶來了新的挑戰。事實上，歷次經濟技術革命無一不在資源配置的手段、途徑及效率上產生了重大變革，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新經濟下的市場競爭要求企業更需要利用有限的資源投入，生產出更多符合顧客需求和期望的產品，以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效益。企業必須把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加以系統、科學的管理，降低成本消耗，提高質量和效率，以達到增加效益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標準化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
標準化是企業生產、經營、管理范圍內為獲得最佳秩序，對實際或潛在的問題指定共同和重復使用規則的活動，它是制度化的最高形式，可運用到生產、開發設計、管理等諸多方面，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標準化表面上看起來是業務流程的優化和規范，但實質上是企業管理理念和企業文化的再生，通過改進產品、過程和服務的適用性，使企業獲得更大成功。從宏觀發展的角度看，通過標準化以及相關技術政策的實施，還可以整合和引導社會資源，激活科技要素，推動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加速技術積累、科技進步、成果推廣、創新擴散、產業升級以及經濟、社會、環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新經濟下的我國企業標準化管理現狀
我國現行的標準化工作是在實行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按國家、部門、地方和企業四級進行分工管理。按照國務院授權，在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管理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國標準化工作；國務院有關行政主管部門和國務院授權的有關行業協會分工管理本部門、本行業的標準化工作；地方各級政府主管標準化工作的職能部門主管地方標準化工作；企業標準化工作由企業自主管理，但要到相關行政部門備案。
目前，我國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標準化法律體系，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實施條例》及其配套的《國家標準管理辦法》、《行業標準管理辦法》、《地方標準管理辦法》和《企業標準管理辦法》、《農業標準化管理辦法》、《能源標準化管理辦法》、《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管理辦法》等等。
我國標準化工作自“十五”以來取得了明顯進展，全面加強了農業、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社會公共領域的標準化工作，在高新技術、特色優勢產業、資源利用和公共安全等領域建立完善了標準化服務體系，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推動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隨著我國標準化戰略的深入實施，各級政府還加大了對標準化的政策扶持力度，開展了工業標準化良好行為試點、農業標準化示范區和服務業標準化試點等各種標準化項目的推廣。同時，在開展項目考評中，強調標準化工作領導的重視程度、項目有無當地政策的配套以及項目的實際應用推廣效果等考核，提出了標準化對經濟建設的引領作用和示范帶動作用，提高了全社會對標準化工作的認識。隨著企業對標準化管理工作的重視，很多標準化工作走在前列的企業都專門成立了企業標準化管理辦公室，配備了專兼職標準化工作人員，積極參與各級政府的標準化活動，使近來年我國的標準化活動呈現出方興未艾的局面。
三、我國企業標準化管理存在的問題
盡管我國的標準化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各類標準在結構比例上漸趨合理，并已形成了一支國家標準修訂工作的專家隊伍。但比較國外標準化程度高的先進國家，我國的標準化總體水平還不高，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我們分別從國家、企業和社會三個層面來分析：
1.國家層面。我國的標準是由國家行政部門制定，由質量管理部門和企業來執行，在標準的制定上仍沒有脫去計劃經濟的烙印，行政色彩濃厚，標準修訂周期長，對市場反應不夠及時。某些國家、行業標準制定滯后，標準水平偏低，標準制定沒有很好地與技術水平結合，與世界貿易準則結合，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比例低。同時，由政府投資能夠免費共享的標準信息平臺有限，使企業獲取標準信息來源渠道不暢，不能及時有效獲取新標準、新技術等方面的信息。而制定標準的經費，也在相當程度上依靠政府，企業由于缺乏經費，沒有主動性，導致一些標準更新很慢，適應不了快速變化的形勢。另外，國家尚未建立有效的標準執行監督制機，使很多標準規定執行不力，標準法規形同虛設，標準的實施狀況較差。
2.企業層面。受我國當前的標準化管理體制的制約，企業在制定標準上不是主動參與，在標準的采用上是被動的執行。標準制定和使用的脫節，帶來了標準執行難的問題，更不利于企業的發展。例如生產型的標準體系和現在的市場需求不協調，由于企業不是制定標準的主體，造成標準不能完全符合企業的使用要求，難以調動企業使用的主動性。造成的結果就是領先企業的標準往往代表所在行業的最高水平，沒有企業的主體作用和競爭環境，使得標準的水平不夠高。
另外，許多中小企業的管理層對標準化工作不夠重視，他們無法理解標準的作用，把標準看作高不可攀的高深學科，在客觀上造成無法重視和應對標準技術。有些企業為了追求純粹的經濟效益，片面降低成本，不按標準組織生產，不按標準檢驗。還有些企業對標準化方面的法律政策不甚了解，加上缺乏標準化管理人才，難以勝任標準化工作，產品標準制定不夠科學嚴謹、照搬照抄、不調查研究、不征求意見，造成很多產品標準存在較多的技術缺陷。
3.社會層面。新經濟下的企業發展以及所需要的標準化管理都需要一個更為健康的發展環境，標準化管理環境是對標準化績效起著潛在影響的外部機構或力量，可以對標準化的行為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目前我國標準化管理的外在環境主要體現在社會因素?，F階段我國企業行業協會只是政府機關的附庸，而非民間企業自發組成，無法成為本行業企業利益的代言人，人才短缺，經費拮據，機制僵硬，不能有效維護自身合法權益。在標準的制定以及標準化管理的推廣過程中沒有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其組織功能、研究功能、推廣功能都被弱化。
同時，從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的角度來看，我國各大專院校沒有專門獨立的標準化管理專業，企業標準化人員大多沒有經過完整的專業知識培養和訓練，半路出家，不熟識標準的制定格式，標準制定只重技術參數而不重視標準格式和程序，標準的研究工作基礎較薄弱。
四、新經濟下完善企業標準化管理的對策及建議
根據我國企業當前發展所處的新經濟時代的要求，借鑒發達國家標準化管理的經驗，有必要對我國現有的標準化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和完善。
1.制訂明確的標準化戰略。標準的形成和制定的背后，反映了一個國家在某個行業或領域的平均發展水平和技術能力。在新經濟下標準體系建設應該加大各方面的投入力度，要站在全球競爭戰略的高度進行標準化管理。目前我國的整體發展水平正處于急劇上升的階段，但在綜合實力上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差距。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選擇幾個具有廣闊市場前景，并具備一定科技水平和競爭能力的產業，制訂科學的產業發展戰略，并與相應的標準化戰略相結合。同時應充分利用我國不斷提升的制造業能力和科研水平，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的制訂、修改工作，積極鼓勵并向國際標準化組織推薦國內具有實力的行業和企業提出的國際標準方案，尤其是在具有戰略性、前沿性和廣闊發展前景領域的產業和技術方面，最終實現提升產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的目標。
2.政府向民間機構適度授權。標準化體制建設應充分發揮專業團體的作用，應加強行業協會建設，提高其在制訂和推廣標準方面的積極性，促使其在相關標準的制訂中能有效地反映本行業的呼聲，維護本行業的利益。政府應向行業協會和民間機構適度授權，可以由行業協會和民間團體承辦具體事務，官方機構集中管理，企業通過積極參加各種標準化活動確保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中反映企業的發展要求，使企業標準成為行業標準和國家標準的基礎。這種機制在確保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又能遵循專家制定的原則，也可以確保的標準符合行業發展的要求。
3.企業要全面建設標準化管理文化。企業標準化的實施是一個系統的管理工程，標準化運行涉及到企業經營管理的方方面面，上至最高管理者，下至企業普通職工，上至產品技術研發，下至職業健康、安全和衛生。最高管理者不但要重視標準化管理，還要做標準化管理的提倡者和實踐者。要在企業中建立健全標準化管理機構，建設一支熟識標準化各方面理論知識的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同時積極參與各項標準化活動，及時掌握新的標準化動態，把標準化工作與日常管理工作有機結合起來。最重要的是，企業標準化管理需要企業全員參與，重點實出、平衡發展、整體推進。這就要依托企業對標準化管理的宣傳，對全體員工能進行有關理論知識和業務技能的培訓，要讓標準化觀念深入人心，在企業中形成標準化管理文化。
4.開展信息化的標準服務。我國各級政府應建立現代化的標準服務體系，利用高新技術和現代傳媒開設網站，使標準信息能夠及時、準確、有效地傳遞給用戶。標準制定、修訂應公開透明，標準文本及其電子版可在線銷售，這不僅符合WTO的要求，也可以擴大我國標準的影響。另外，還可以對標準的編制出版、發行培訓、咨詢和服務實行一體化、全方位、系統化的服務。
5.標準化經費來源多元化。標準化管理實質上應該屬于社會公益事業，我國應效仿發達國家，由政府每年向企業提供財政支持。政府財政支持有兩種模式：一是按每年通過的標準化活動經費撥款；二是提供專項資金支持標準化的研究工作。同時，可以在標準化工作中引入市場機制，即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這也是解決標準化經費來源的主要辦法之一。
6．完善標準實施保障體系。標準化工作離不開必要的保障條件。要在標準化法律體系、信息體系建設和國家對標準的研究、制訂和應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同時積極探討引導企業增加對標準投入的政策和激勵機制。應不斷完善法律體系、市場準入、合格評定三個環節相互銜接配套的標準實施保障體系，政府要加強監督與執法，企業生產產品應當符合技術法規和相關標準的規定，只有通過標準合格審定的產品才能獲得市場準入條件并在市場上流通。同時，為了更好地發揮標準化管理在促進對外貿易中的作用，我國政府和企業應當更多地參加國際標準化活動，在國際標準化中爭取到應有的地位。另外，還應加強標準隊伍建設，注重培養熟悉國際標準審議規則并具有專業知識的人才。改革標準人才培養培訓、評價考核與激勵機制，培養更多的標準合格、高層次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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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研究范文2
The Peninsula Hotels. Hilton Hotels. Harbour Plaza Hotels andResorts. Sofitel Hotels. Holiday Inn Hotels and Resorts. HowardJohnson Hotels and Inns, Mission Hill Groups. Hotel Navadao
每一間酒店有其獨特之處,酒店的品牌定位、觀點及特質有所不同。設計師必須擁有豐富的相關設計經驗,懂得從各方面的角度了解酒店背景、品牌定位及運作模式,才開始概念設計。我們參與的酒店設計是整合性的,由概念設計開始繼而深化設計,以至軟裝設計也是一手包辦,“整體設計”是最理想的。
國際品牌酒店與國內品牌酒店在設計方面的要求最大的區別是什么?
國際品牌酒店的下榻貴客對象不僅是國內客人,還有世界各地人士入住,在設計方面最明顯的先決條件是設計師需具備廣闊的國際視野,擁有相當國際化酒店設計經驗,明了酒店管理層的品牌建立計劃,因應保障酒店的國際聲譽,必須依從及達到他們訂出的要求準則,相當嚴謹。PAL現正進行的酒店項目,上海半島七星級酒店服務式公寓,設計要求比一般酒店項目更嚴格。
你認為設計對酒店經營的影響及作用有多大?
設計對酒店經營的影響及作用不容忽視,視為重要一環?！绑@喜”已經變為酒店定位的首要,突出的特色才能吸引注目。設計師亦考慮酒店的規模性,由于規模優越的酒店撥出預算相對充裕,他們的要求及定位也特別嚴格,設計因而變化多端,個性化的設計手法能夠表現出來。因此除了加深印象之外,優秀的設計可以令入住率提升,房價亦順應提高。你認為未來幾年的中國五星級酒店設計要求會有什么樣的趨勢或改變?現在中國相對富裕起來,為了達到國際水平,無論國際或國內酒店品牌的建立及鞏固,必須力求盡善盡美。這十數年間原材料漲幅不少,可幸的是工人薪資仍然處于平宜。設計方面,酒店通過優秀的品牌設計將來一定能夠躋身世界大舞臺。
梁景華酒店作品:8度海逸酒店
計劃經濟研究范文3
【摘要】
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學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做指導，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又離不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但當前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過程中，存在重模型，輕思想、重理論，輕實際、重國際，輕本土的突出問題。本文認為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要與本土化相結合，并針對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推進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經濟學教育；國際化；本土化；途徑
一、引言
一個經濟大國的崛起離不開經濟學家群體的成長，而這個經濟學家群體及其影響下的經濟學教育的扎實程度，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崛起的基礎和方向（程遠，2012）。因而，經濟學教育的進步和發展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尤為重要。
經濟學是現代的一個獨立學科，其研究一個社會如何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有效配置資源進行生產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之間進行分配。經濟學的推廣離不開教育，目前，在中國高校開展經濟學領域的課程已習以為常，甚至經濟學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科學領域。然而，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差距。中國經濟學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提升中國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水平，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而國際化辦學是一條迅速而有效的途徑（洪永淼，2007）。
二、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原因
所謂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是指以國際標準指導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的改革，秉承“汲取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大膽引進、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教育理念、課程體系以及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加快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進程（洪永淼，2007）。盡管國際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少問題，但正如楊瑞龍（2006）指出，中國經濟學教育還是要繼續提升國際化的程度：
首先，現代經濟學教育誕生于西方，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甚至更長時間，在歐美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經濟教育體系，主要包括：培養模式、教材體系、研究范式等。由此，在中國推進經濟學教育的現代，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教育體系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
其次，中國的改革是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過程。而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是當前研究市場經濟的一般運行規律的一個最完善與最成熟的理論體系。中國的改革將不斷深入與推進，就需要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方法、體系及教育中的成熟之處。
再者，我們需要一個學術與教育的交流平臺，在此平臺下可以交流共同知識，相互促進。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與教育體系已經構建成一個大家相互交流的知識平臺。為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就必須遵循國際通行的學術規范。這也正是洪永淼（2007）所指出的，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化，要積極參與國際學術合作與競爭，通過在國際主流學術刊物上、舉辦和參與國際學術會議、開展聯合辦學與合作研究等多種渠道，使中國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成果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并通過國際學術交流，爭取并利用國際學術資源，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中國經濟改革服務，這是一個與國際完全“融合”并產生巨大效用的階段。
最后，站在功利的角度，西方經濟學現在成為“顯學”，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就會越來越發現西方經濟學成熟的分析框架，對推進改革的指導作用越來越重要。就因為經濟學的重要性，我們必須發展經濟學教育，推進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
三、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突出問題
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是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國際化過程，中國經濟學教育遇到不少問題，突出的有如下幾點。
（一）重模型，輕思想
自邊際革命以來，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不斷引入了數學以及物理學的方法，尤其是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保羅?薩繆爾森為首的西方經濟學家的推動下，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更是試圖進一步效仿數學和物理學的精巧框架，使經濟學在形式化上不斷取得新的突破。姑且不論這一傾向的對錯與否，但中國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國際化過程中，這種傾向尤為嚴重，盲目的向世界前沿靠攏，導致我們在對經濟學的理解上遺漏了許多重要的思想（姬超和顏瑋，2013）。當前，整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與教育界都似乎存在著越是繁冗的數學推導和計量檢驗越能提升文章的層次，越能顯現個人的水平的現象。這是全然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差別。對于經濟學科的數學化傾向要值得深思，但中國經濟學界卻仍然亦步亦趨，盲目追求復雜的形式化手段，要么采用很復雜的數學公式講述很淺顯的研究結論，要么研究過程經不住推敲，不夠嚴謹。在這種浮夸和虛無的學術環境下，中國經濟學科愈發顯得支離破碎，看不到研究的意義何在，研究的范式何在，等等。在本質上，中國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和教學框架始終未能有所超越或發展，仍然局限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之下。
（二）重理論，輕實際
任何學科的發展與教育都應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但在中國經濟學的教育與學習過程中，我們都過分重視理論，卻忽略了現實的復雜性和多變性。盡管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中，都要強調每個理論的假設前提，但對于這一點我們似乎重視不夠，導致經濟學的教育常常忽視這點，導致學生輕率地將理論用于實際。比較明顯的例子是，人們對經濟學理論似乎總是充滿信心，當現實情況與推理不符時，卻往往將這種原因歸為行為人的非理性，卻忘記了推理的根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設。雖然西方經濟學理論也是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但中國的引進與教學，似乎更注重理論的引進，而忽視了實際的應用。事實上，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日新月異，而且，中國有自身特色，其在體制、文化、資源、規模等各方面都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特點，如果盲目國際化，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照搬西方經濟學的教育模式，過分強調理論，也會導致學來的理論指導不了中國發展的實際。
（三）重國際，輕本土
中國經濟學教育要不斷推進國際化已得到認同，但是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更多地強調國際化，而忽視結合中國本土特色?？梢哉f，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等問題的大量出現。國際化并非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全部內容，要實現中國經濟學教育的現代化，還必須強調本土化。國際化是指中國的經濟學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國的經濟學要進入中國，中國經濟學與世界范圍各國的經濟學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并在交流學習中取長補短。但是，國際化是手段，目的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國際化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強調中國化或稱本土化（逄錦聚，2010）。即，國際化是基礎和前提，而本土化是目的和歸宿，兩者之間應該形成一種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的關系（宋雪玲，2010）。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經濟學教育的本土化?，F代西方經濟學所形成的社會環境與中國的現實存在巨大的差距，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現實問題而且還可能引入誤區。故，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進程中，要結合本土化，而在經濟學教學中，教師必須要深入研究與掌握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現實，從現象的背后中歸納、抽象出能夠解釋中國的理論。只有把這些東西教給學生，才能培養出學生獨立的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途徑
中國改革的推進離不開經濟學理論的指導，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又離不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但結合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國際化的過程中也同樣需要強調本土化。由此，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要與本土化相結合。
（一）推進經濟學教育理念的國際化
要有廣闊的學術視野，著力構建一個學術自由、兼容并蓄的機制。在此過程，要推進與國際接軌的中國高校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包括：人事制度、資源分配制度、財務制度、教學與學生培養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對外交流制度等?？紤]到這將是個的漫長過程，且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和廣大師生觀念的轉變、支持以及足夠的資源等客觀條件，可考慮實行“雙軌制”制度創新。
（二）提高經濟學教育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水平
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需要引進與培養一支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力并熟悉現代經濟學分析的人才隊伍。引進優秀的“海歸”是構建這樣隊伍的重要辦法。優秀“海歸”長期在國外學習、工作和生活，熟悉東西方文化與國際規則，他們本身就是國際合作與競爭的一分子，如果能切實做到與本土結合，將是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國際化的骨干。然而，引進這些高水平“海歸”的成本非常高，這需要有靈活的人才招聘和人事制度的政策，比如，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待遇與工作條件。那么，“雙軌制”的人事制度將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事實上，近年來，國內不少高校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從而加快了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進程。
（三）創新體系，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
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目的在于，采用科學嚴謹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來解讀中國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指導中國改革的深入推進。一方面，經濟學的研究強調本土化，即分析中國問題，并將中國問題及中國發展的經驗推向國際，另一方面，建立國際化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體系，要保留自身的特點，才不會在國際化進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也才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學界凸顯中國經濟學的存在與貢獻。
（四）有效爭取與利用國際學術與教育資源
發達國家與地區有著豐富的教育與學術資源，大多也對研究中國問題很有興趣，這為中國經濟學教育開辟了利用國際學術與教育資源的可能性。在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有效的各種合作研究、合作辦學和交流計劃，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利用國際學術與教育資源為我服務，彌補很多中國高校經濟學科資源的不足。通過爭取和利用國際資源，也能更好地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以提升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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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研究范文4
關鍵詞：藍色經濟區；海洋漁業；布局優化
一、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海洋漁業布局現狀
1.藍色經濟區海洋漁業布局的基本條件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包含青島、煙臺、威海、濰坊、日照、東營和濱州，處于東北亞經濟圈中心地帶，也是亞太地區相互連通的海上要塞，所以山東半島藍區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有著堅實的經濟基礎。2013年海洋經濟占全省經濟總量的47.05%，并且藍區內海洋漁業總產值達1203.41億元，同比增長8.31%。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還有著大批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有將近1萬名海洋科研工作者，有著雄厚的科技實力，為藍色經濟區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科學支持。
山東省委省政府于2011年出臺了《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對于藍色經濟區的發展和建設做出了明確的指示。在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藍色經濟區獲得了包括稅收、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科技、人才等眾多支持，為海洋產業的發展和區域經濟的騰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藍色經濟區海洋漁業布局格局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海洋漁業是山東省海洋漁業的主要產區，產量占全省的80%以上。威海市已連續多年產量居全省第一位；青島大力發展現代漁業和生態漁業，促進漁業產業的品牌化；日照已經形成集海水養殖、水產品加工和休閑漁業為一體的三大漁業產業支柱。
近年來，藍區內的海洋捕撈業規模不斷擴大，主要在威海的東部和北部沿海、煙臺的蓬萊沿海以及青島的膠州沿岸等地。藍區內漫長的海岸線和灘涂為海水養殖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海水養殖業分散的布局在我省沿海的港灣地區，這里由于海域較為閉塞，海水中的營養物質較為豐富，同時也便于作業。海產品加工業布局主要分布在海水捕撈業和海水養殖業的作業區域附近，便于獲取原料。休閑漁業主要分布在黃河中下游沿岸、濰坊北部、以及日照東部沿海地區，產業規模較小，布局分散不成體系。
二、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海洋漁業布局問題
1.布局分散不成規模
盡管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海岸線綿長，有發展海洋漁業的良好基礎，但漁業的布局資源指向型過強，特別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漁業的布局更是哪里有資源就布局在哪里。這樣造成藍區內的海洋漁業布局過于分散，呈點狀和片狀的分布在沿海地區。且不易形成規模效益，分散的經營難以抵御風險，并且不利于新技術方法的利用。同時片狀的布局模式給海域造成的環境壓力過大，不利于污染物的擴散和生物資源的更新。
2.休閑漁業布局問題突出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休閑漁業布局過于分散且比重很小，發展明顯不足，主要存在著以下問題。第一，藍區內的休閑漁業資源沒有得到有效整合。休閑漁業缺乏地域特色，再加上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這都影響著休閑漁業作為旅游服務產業的發展。第二，區內休閑漁業服務產品過于雷同，相似性較高。這樣不但會造成產業間的惡性競爭，同時也不利于整個藍區休閑漁業的發展。第三，休閑漁業的季節波動性大。這樣明顯的季節性變化會造成經營者“宰客”現象的產生，影響藍區休閑漁業的整體口碑。第四，區域內休閑漁業多為小型企業，缺乏大型企業的合理運作和統一規劃，不僅經營水平差，服務能力低，而且抵御風險的能力也不高。
3.布局缺乏系統規劃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的不同地區間的產業各自布局，缺乏協調配合和統一規劃，區域內漁業布局無序，導致區域內部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壓力均很大。長期以這種模式發展，使得區域對外界反應能力降低，影響可持續發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病態。在藍色經濟區海洋產業布局規劃中，各地區應摒棄區域保護，避免各自為政，將藍色經濟區作為一個整體，秉承競合理念，在將區域海洋經濟整體做大的前提下獲取更多的利益。應樹立大區域的觀念，統籌經濟區內的人力、物理、財力，共同開發資源，共創區域海洋產業品牌。同時要開拓視野，發展臨岸、近海、遠洋、深海的立體化產業布局模式。
三、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海洋漁業布局優化對策
1.擴大生態漁業合理布局
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海洋漁業布局生態環境雖然在近五年內一直處于中高水平，有著較為良好的生態基礎，但近兩年生態承載力下降的趨勢是不容小覷的。因此，要積極發展生態漁業，避免傳統漁業對生態環境的進一步破壞。威海、煙臺、青島應該擴大養殖區域，豐富養殖品種；適當增加布局海產品加工業，擴大綠色環保加工業比重；避免休閑漁業的同質同構。日照、濰坊兩地區海洋漁業發展狀況基本與其生態承載力相符。濱州和東營兩地生態環境較為脆弱，要限制布局對生態環境造成較大壓力的海產品加工業和海水養殖業。
2.合理控制海洋漁業產量
合理的配置藍區各個地區的產量，形成養殖區的合理布局；重視環境營養學研究，加強環保飼料的開發；側重于發展遠洋捕撈業，其產量的提升對山東半島藍區的生態、環境壓力相對較小，應著力提倡其擴張性的布局方式；對海域實行多品種、立體化、生態型養殖，充分利用水體不同的營養層次，避免同一水層競爭食物而導致養殖產品生長速度緩慢、質量下降等不利后果。藍色經濟區內海水養殖、捕撈業和休閑漁業的實際產值均小于最優產值，在布局時應合理有效的增加產能，促進海洋漁業的發展。
3.努力調節海洋漁業結構
在海洋增養殖方面，積極拓展和培養新的優質品種，并在養殖過程中進一步改善品種的質量；重視海水養殖的規范化、科學化、合理化管理機制。對于海洋捕撈業，加快遠洋捕撈的發展，政府投資建立遠洋漁業發展基地，引進先進的遠洋捕撈漁船與設備，擴寬捕撈作業的范圍，采取積極發展的態度合理的規范其布局；在休閑漁業方面，積極發展優秀休閑品牌的戰略，通過加強宣傳等措施，引導消費者，擴大國內外市場，結合山東的特色和優勢，在目前知名品牌的基礎上，以都市漁業、景觀漁業等作為新的增長點進一步發展。
4.合理控制海洋漁業密度
加速發展海洋捕撈漁業和休閑漁業，合理控制海水產品加工業及海洋養殖漁業。對于海洋捕撈業，實施“控制近海，拓展外海”，加快遠洋捕撈是今后發展的主要方向，將目前近海捕撈布局向遠洋捕撈布局轉變；對于休閑漁業，在確保各個地區避免重復布局的基礎上，通過引進外資等方式積極發展和布局；海水產品加工業及海洋養殖漁業近年來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對山東半島藍區造成了不均衡的生態、環境沖擊，應避免其過于集中的布局，通過分散、有序的布局使之處于各地承載力范圍內。（作者單位：寶塔石化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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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研究范文5
關鍵詞：景觀；景觀設計；地域文化；全球化；符號
正文：景觀“Landscape”一詞創始于西方，其含義廣泛，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是一個難以說清的概念?！掇o?！防飳坝^的解釋是：一、風光景色。如地表自然景色。二、地理學名詞。如景觀學中指特定的區域概念，兼容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景觀設計是將視覺事物或事件置于一個特定的四維時空連續體中加以組合和表達，從而使景觀的形式、意象和意義均能得以有效的呈現。有意義的景觀能與人產生深層次的情感交流。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地域文化也稱為“區域文化”，是一定區域的人們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腦力和體力勞動創造的，并不斷加以積淀和發展的物質和精神的全部成果。它反映自然環境本身，涉及當地的經濟水平、、藝術修養、社會風俗、生活方式等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不同的地域因為自然環境的差異和人們改造自然程度的不同，產生了各具特色的文化。
全球化的現象是人類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的產物，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社會在經濟、科技等各個層面突破彼此分割的多中心狀態，走向世界范圍同步化和一體化的進程。在全球文明一體化的背景下，全球化促進了世界范圍的文化交流和開放，既對地域文化帶來沖擊，也給文化的發展創新提供了歷史性機遇。面對無處不在的全球文化共生與交融的趨勢，各地區在發展進程中不約而同的遇到文化趨同、地域文化喪失這個難題，與此同時，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趨同、地域文化消失的現象也同樣出現在景觀規劃設計中。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地域文化要想得到更好的發展，只有在保持自己本土文化特色的基礎上，不斷的對外來文化加以吸納，兩者融合共生，在沖擊中地域文化重新整合。本文以景觀規劃設計中的地域文化為主要研究對象，目的在于引起公眾對地域文化的重視程度，也是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觀關鍵所在。
影響景觀規劃設計的要素主要有：一、空間要素。包括：景觀的空間結構和空間形態。二、環境要素。包括：地形地貌、氣候條件、植被資源、水文條件、山石、構筑物等等。在景觀規劃設計中，除了空間和環境要素外，還有一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就是人文要素，人文環境對景觀意義的表達也有很重要的影響。歷史是時間累積的結果，與文化息息相關，我們在設計中應當遵循歷史文脈的延續，它是獨立于物質之外的，以風土人情、傳統民間文化、風俗習慣、等形式存在。例如我國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歌舞，東非人的恩戈瑪，貝寧的杰拉德舞蹈、玻利維亞的奧魯羅狂歡節等等，是歷史留下來的寶貴財富。怎樣保護和挖掘文化和歷史，將文化和風土人情融入設計，展示地域文化精髓是景觀規劃設計中設計師應該思考的問題。首先要尊重自然環境，在設計中合理的利用場地原有條件，充分考慮當地的溫度、濕度、光照條件，在植物配置中采用鄉土植物，既保證植物的正常生長，又能體現地域特色。其次要尊重歷史。只有與特定的歷史條件相結合，景觀才能發揮作用，只有具有地方特色文化內涵，景觀才擁有真正的生命力，文化上的歸屬感能給人精神層面上的慰藉。氛圍的營造與人的主觀感受有關，參與者所處地域背景的不同，使其對于景觀的體驗和感悟也不盡相同。將傳統文化和現代設計結合起來，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觀是很有必要的。
如何將地域文化應用于景觀規劃設計中，首先需要收集信息，挖掘當地的歷史文化。景觀設計的第一步就是分析，可以挖掘的地域文化素材有很多，例如當地的民間傳說、歷史事件、歷史名人以及考古發現等，找出能夠代表該地地域特征的信息加以利用。在當今科技發展的社會時代，伴隨著高科技技術和世界全球化的發展模式，設計師在研究本地文脈的同時，也要熟悉外來的歷史文化，注重將地域文化和全球化的時代性結合起來，博采所長、融會貫通。其次，在對該地域的歷史文化有相當透徹的理解后，才有可能對歷史素材進行歸納、提煉從而形成設計元素。設計符號是地域文化在景觀設計中的載體，任何優秀的設計都是設計師對情感、符號、形式空間、色彩進行統合的結果，地域文化符號不僅構成了地域文化的特征，而且具有歷史性和地域性的特點，將所提煉的地域文化符號以合適的手法應用到景觀設計當中?！敖璐笔莿撛旆枙r最常用的方法，不是把傳統文化符號進行模仿、抄襲、生搬硬套進來，而是在透徹的了解地域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對傳統文化有一個新的認識，用一種新的觀念對材質、空間、色彩等元素進行創造，古為今用，意在創新。例如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飯店，將造型別致的宮燈作為母型，在造型上簡單化，將燈籠掛在入口的牌坊、入口的地燈、墻面、樓梯間的柱頭上。還有深圳萬科第五園的景觀設計，設計師借用了傳統園林的漏窗和門洞的符號，打造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現代居住區景觀。地域文化元素符號可以以點、線、面或體的任意一種要素形式出現，或者以幾種要素結合的形式同時出現。它們的應用形式也是多樣的，可以將其用為一個景觀雕塑的形式，也可以應用在地面鋪裝的樣式上，或者將其用在平面規劃的形式上。在景觀設計中，對于符號的運用有直接和間接之分，我們在某些作品中可以直接找到符號性的元素，而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似乎很難發現符號的存在。并非所有設計中符號都是顯而易見的，大多數的設計會以一種含蓄的方式傳遞信息。例如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保留一口完好的老井，深圳世界之窗前人行道上采用匆匆的行人、拍照的游客等具有現代感的雕塑小品，正是設計師將符號語言融入作品中的典范。
文化是有地域性的，只有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景觀才有生命力。在經濟全球化到來的今天，我們或許應該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和認識地域文化。景觀扎根于不同的地域文化沃土之中，呈現千姿百態的變化，不僅僅是形成某種風格，更多的表現為一種創造地域特色的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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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研究范文6
關鍵詞：文化哲學；文化；倫理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5194(2012)01－0110－06
一、文化哲學的發展歷程和研究現狀
有哲學就有哲學史，文化哲學也不例外。西方文化哲學史可以簡論如下：文化哲學問題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實踐哲學”(主要指倫理、政治方面)，彰顯于西方近代的“休謨叉子”(“是”與“應該”問題)和康德的“實踐理性”(對應于“理論理性”或“純粹理性”)。而文化哲學理論興起于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維科的“新科學”(建基于哲學的“語義學轉向”)、赫爾德的“歷史科學”(建基于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和盧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學的“民族學轉向”)；伴隨19世紀中葉以來以愛德華?泰勒、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為代表的文化進化論、以馬林諾夫斯基和卡西爾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義、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文化結構主義的各自競爭性解釋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學正式確立了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哲學使命。20世紀以來的哲學人類學、哲學語義學、結構主義、現象學以及后現代主義的發展，豐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學的理論資源和拓展空間。當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蒞臨使得文化哲學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出發都獲得了新的解釋力。
在中國，文化哲學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紀80、90年代。在那個80、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全面轉型可以作為文化哲學出場的社會基礎和時代背景。在這個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來對文化問題的討論路徑和資源框架，文化哲學基本理論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機的文化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等問題，開始或再次成為中國學界文化哲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和相關課題。
事實上，無論從現代西方哲學還是當代中國哲學，抑或哲學的當展來看，文化哲學的確獲得了學界普遍性青睞和接受性認同。就現代西方哲學而言，無論是卡西爾的符號形式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薩特的存在主義，列維?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卡爾納普、艾耶爾的語義哲學，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的法蘭克福學派，還是斯賓格勒、湯因比的歷史哲學，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薩伊德的后殖民主義等等，都自覺不自覺地把文化作為其學術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綿延主軸。當代中國哲學對東西方文化的研究、當代哲學的“生存論轉向”以及二者共同對“日常生活批判理論”的建構，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學的理路。毫無疑問，文化哲學正在“走向21世紀的世界哲學主潮”(許蘇民，《江漢論壇》1989年第6期)并成為“哲學的新生長點”(許蘇民，《光明日報》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學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叢書》、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漢譯名著”系列叢書、三聯書店出版了“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90年代特別是進入新的世紀，商務印書館先后推出了“文化和傳播譯叢”、南京大學出版社相繼出版了“當代學術棱鏡譯叢?全球文化系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也翻譯了“知識分子圖書館”系列叢書。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譯作及其介紹評述，不但讓國內學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學研究的大致情勢，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國內文化哲學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資料。當然，中國人自己書寫的文化哲學專著也大量涌現，譬如：朱謙之從社會哲學角度論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學》(商務印書館，1935)，許蘇民從哲學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程運用現象學方法進行系統細致的文化哲學研究的《當代文化哲學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經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過對文化哲學史的詮釋以及用文化哲學解讀哲學的《哲學與文化哲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與作為系統研究文化哲學認識論(廣義認識論)的《文化哲學：認識與評價》(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等等。至于散見于各大理論刊物的文化哲學論文，更是不計其數。
就彰明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動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龍江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重心的兩大文化哲學研究基地已經坐實并成為中國文化哲學研究的“先導”，從而以“文化”命名的諸多研究中心相繼在各大學或研究院掛牌運營；“中國文化哲學論壇”圍繞與文化相關的社會熱點問題先后召開了7屆研討會議(到2010年10月為止)，涌現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學研究大家，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化哲學研究的長足進步。
二、我的文化哲學觀
何謂文化哲學?這是每一個從事文化哲學研究的人必須首先澄明的前提性問題。即使不能用普遍認可的話語界定概念本身，至少應該有自己對文化哲學的一管之見。就文化哲學理解而言，學術界目前大致有兩種思路：一是作為哲學基本理論、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維模式而言的“哲學形態”理解，一是針對其成因與功能而言。前者以黑龍江大學衣俊卿教授為代表，認為文化哲學是區別于“部門哲學”的新的“哲學形態”，可以作社會歷史理論解讀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程研究員為代表，認為文化哲學是基于“文化間性”歷史境遇，反思“何謂哲學”問題基礎上哲學自身的重新“認識和設定”。但無論作何理解，我們無法否認文化哲學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復被“資本煉金術”和“叢林法則”業已篡奪、業已吞沒的哲學陣地，即在理論上廣延哲學的解釋力、在實踐上整飭“文化秩序”以及在倫理介入性品德上證成“人屬世界”。也就是說，文化哲學作為現代西方主流哲學所孕育和負載的一種理智運思方式，伴隨世界范圍內“文化性生存”樣態的漸次生成，其當代合法性在于哲學自救(或轉換)和人的自我救贖。
之于前者即哲學自救而言，當哲學史上“哲學終結”問題不止一次地被學人們提出、討論時，勢必促發哲學尋求新的出路。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得到說明：一方面，當代哲學在不斷被“實證科學”和以現代性一后現代性話語為背景的“社會發展理論”強勢侵入并最終剝奪了研究對象時，哲學必然遭遇
“終結”問題從而尋繹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隨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和“資本邏輯”、“祛魅”邏輯的置換，哲學不再主導意識形態，代之以相對主義思潮的泛化。相對主義本身無錯，但對相對主義的極度推崇將從根本上否認“形而上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贖而言，當代人類精神在后現代主義的挑唆置換下，信仰迷失、價值墮落從而精神極度空虛的現實情態，使得人類在精神層面的自我救贖就越發顯得關鍵和緊迫。往昔的“風范大國”、“民族脊梁”終極信仰早已被“無品質的成功”、“無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錢、地位、權勢、娛樂滿足人們肆無忌憚的欲望時，“現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響。“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兩腿無毛的動物了!如果說先前的哲人們還可以憑借宗教對人的精神領域進行些許護佑，那么，在科學如此高度發達的今天，當宗教失去了“綜羅百代”的統治力并遭遇哲學的嚴重詰難和挑戰之后，一切關于“人的問題”特別是人的生存意義安置問題就被推向了理論的關節點，亟待厘定。這里引用的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為深刻的學理問題其實就是那個康德式的老問題：人何以是人。我們需要對康德一生難以釋懷的“物自體”功能進行哲學再深思。
當然，我們也可以基于以下考慮對文化哲學的合法性進行質疑：哲學的倫理轉向或者文化轉向抑或文化的倫理轉向，可能將哲學問題變成一個道德問題。但反問立即生成：較之于“思辨哲學”的根基動搖從而“哲學終結”危局，我們不選擇以“人文化成”為原點理據的文化哲學，哲學還有出路嗎?
進一步，上述雙重救贖為什么可能甚或必須是文化哲學?文化哲學何以應對“文化獨斷”詰問?哲學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學或者“哲學與文化的融合”?意義世界和人的精神領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學所完全承載?當人類理智接受文化哲學的合法性浸和持續性作業，理性和道德、事實和價值二分所產生的普遍性“文化焦慮”是否可以理療甚或根除?當“哲學人類學”與“文化自覺”(事實上，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和當下蓬勃發展的文化產業說明中國當下并不像某些學者認為的文化不自覺，而是文化太自覺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質)交匯在新的理論地平線上之時，全球化與社會轉型所引發的“文化沖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這些理智困惑在學理上的積淀，將最終催生如下哲學問題：人文知識的客觀性又如何。
很顯然，發問不是為了簡單作答，而是為了明晰文化哲學的出場究竟基于何種考慮，負載何種功能，呈現何種意義。問題的關鍵在于對“文化”的深度理解。如果在一般意義上把文化理解為英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的“復合體”，那么，文化哲學勢必面臨“文化是個筐、什么都能裝”的學術困境。因此，合理的解讀當是我們對“文化的倫理本質”和“倫理的文化本性”的適度把握和雙向洞觀。在此基礎上，去進一步理解文化與倫理的互為本心與習心的關系和質態模式。
所謂“文化的倫理本質”，法國生命倫理學家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過精當獨到的論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個人和人類在所有領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進步的總和，只要它有助于作為進步中的進步的個人精神完善的進步?！薄白顬橐话愕卣f來，文化是進步，是個人以及集體在物質和精神上的進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對個人和集體而言，生存斗爭緩和了。生存斗爭只有這樣才能得以緩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實現對自然和人性的控制。從而，就其本質而言，文化也具有雙重意義。文化既實現于理性對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實現于理性對人類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這兩種進步之中，哪一種是最為本質的呢?比較起來，可以說是理性對人類信念的控制。”“從而，物質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個人和總體完善的意義上發揮作用時，它才成為文化?！睋Q言之，“文化的本質不是物質成就，而是個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個人思考民族和人類的社會和政治狀況改善的理想，個人信念始終和有效地為這種理想所決定。某些東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夠被列為物質進步，這對文化并不具有決定性。決定文化命運的是信念保持對于事實的影響。航行的出路并不取決于船開得快慢，它的動力是風帆或蒸汽機，而是取決于它是否選擇了正確的航道和對它的操縱是否正確?！辟|言之，“文化的倫理本質”強調的是對敬畏生命的倫理道德本質的揭示。
因此，我們有了下面的理論判斷，(1)“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制度的改造相比，倫理道德的進步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正如施韋澤所說，在現代化的早期，物質和制度的進步會同時推動道德的進步，但在現代化的物質和制度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之后，道德不僅難以與物質和制度共同進步，甚至會受到其損害。這時，倫理道德的進步就具有決定意義了。”(2)著眼于當代中國現實，可以看出，“當代中國社會與啟蒙時期的歐洲社會在文化心態上應該是‘同時代的’……因而啟蒙精神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的重要課題。然而……在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中重建啟蒙精神，并不意味著重走歐洲人的老路，我們追求的是一種經過反思和修正的啟蒙精神?！边@樣的判斷事實上表明，“當我們以‘文化思維’反思歷史和現實的時候，倫理標準和目標居于文化思維的中心?！?/p>
所謂“倫理的文化本性”，東南大學倫理學家樊浩教授有過系統細致的闡發。他通過對中西文化中不同“倫理”生成的歷史性考察，指出“西方并沒有形成中國意義的倫理文化，更沒有形成中國式的倫理型文化，就像中國沒有形成西方式的法律文化、宗教文化一樣，因為在中國，倫理在相當程度上履行著法律、宗教、倫理的三重文化功能。為此，就必須對中國文化中‘倫――理――道――德’概念的內涵及其運行原理作文化學上的分析。”經過一系列引經據典式的論述，他總結說：“人倫原理、人德規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個方面的統一，構成倫理的文化本性。這種文化本性的特質是：以人為主體，人倫為基礎，價值為取向，規范為核心，智慧為真諦，人文力為本質。倫理的文化本性與倫理的文化原理一體，構成倫理作為一種文化設計與文化生態的有機構成的特殊韻味和特殊品性?！?/p>
需要強調，施韋澤先生把文化僅限于道德領域的理解以及樊浩教授對倫理的純粹中國式文化解析，都未免失之偏頗，但相對而言并結合“文化亂象”和“倫理道德疏離”之社會現實，二位頗具匠心的思想流淌和其典范式的結論創制，對我們確有啟示意義。我們要做的不是在其理論中尋找悖論，而是領悟他們試圖解決的理論難題，明晰其真實理論旨趣所在。
通過引述“文化的倫理本質”和“倫理的文化本性”，不難看出，這兩個稍顯矛盾或者略帶循環論證之嫌的范式釋義所內蘊的互文式思維真實：一方面是文化本質的倫理證成邏輯，一方面是倫理本性的
文化定位推演。前者可以立足于觀念史的視角從人類文明發展史得以明證。譬如西方自“啟蒙以來，西方文明在科學、理性的名義上向全人類貢獻了兩種優良倫理意義上的社會道德理想和生存價值信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依照自由主義的經濟倫理，我們獲得了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貿易、正當、效率、法制等為標志的現代經濟文明；依據平等的公正倫理，人類獲得了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義、公平、良治為標志的現代政治文明?！?/p>
后者可以立足于訶源學從“說文解字”說開去。譬如中國的“倫”即“輩”，“理”即“治玉”，從而“倫理”就是“人倫之理”。這種“人倫”從“血緣”(“天倫”)開始，“治玉”從“治人”開始(這事實上預設了“人性善”命題，因為只有人“善”，才有文化的可能)。又因為倫理事實上是理論化、系統化的道德(或者說倫理指向的是社會規范，道德指向的是個體美德)，而“道”就是“道路”和“Tao”，“德”就是“得”，所以“道德”就是得到“非常道之道”。如此雙向建構――在個體“道德”與社會“倫理”之間，中國“倫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得以圓融生成并被解蔽在我們面前。
上述文化本質的“倫理證成”邏輯與倫理本性的“文化定位”推演，所要揭示或者表達的問題實質，就是優雅的人性與健全的道德人格境界養成何以可能的問題。由此而發，我們承認文化就是人性，就是人化；文化哲學更合理的稱謂應該是人化哲學。因為：“人性乃至文化不可以被理性先驗地去設定，人性和文化是隨著人類的活動和文明的進程不斷地被發現、被創造、被創制、被完善、被實現的過程。這就是人性的真實、歷史的真實、文化的真實。新的文化哲學以及文化概念的內在根據和立足點就在這里。”
回到現實，令人驚嘆、驚訝的卻是另一番情景：當現代性一后現代性社會的“人倫之理”迷失之際，呼喚“道德陛生存”乃至訴求“文化三自”雖已成為邏輯之必然，但事實上，追求“品味人生”乃至對“公序良俗”的訴求還僅僅停留在形式和口號上。它并沒有被“市場社會”中的“我”和“我們”認可、認同直至內化，更遑論其躬行踐履。而即使覺知于“文化人”面具或“文明人”之光的照耀，但落實在文化操守實踐路徑上的，依然是利益驅動下的“經營性文化產業”，并非承載人性冷暖的“公益性文化事業”。
現代人類只是用“文化資本”為世界擴充增量，而問題在于“德性生活”的智識存量。
也因此，作為對文化之“人為的”和“為人的”觀照、反思、批判乃至理性表達――文化哲學，無論就理論、現實還是二者的結合上，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擁有自己的領地并走向理論自覺。且不說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的哲學本身需要不斷轉換主題，一個淺顯的道理在于：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創造性的文化、由此而及的社會以及人自身，都需要不斷走向文明和現代。既然沒有人愿意“在一個昏暗的時代走著昏暗的路”，那么，文化就無需隱退，哲學就不能失職。難怪有人詰問：“形而上學之后怎么辦?”這個問題實在耐人尋味。
綜上所論，我們可以對文化哲學作出如下理論拓展并給出建設性預判：文化哲學囿于在入學層面對人的生命價值、意義的時代性彰顯，在自然哲學層面對“人化自然”意義的強調，在社會哲學或者歷史哲學層面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開放性、多元性的呈現，在宗教哲學層面將宗教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處理，在實踐哲學層面對“主體性”原則的提升，在公共哲學層面對“文化公共性”意蘊的開拔以及在哲學層面對人的實踐、人的自由――人的文化創造活動的詮釋，等等，文化哲學必將成為或者原本就屬于區別于經濟哲學、科技哲學等“部門哲學”的新人類形而上學。這也符合諸多學人認同的超越實體性思維的功能性思維、超越文化預成論的人學生成論邏輯圖景。概言之，文化哲學問題就是反思并追問人及其文化賴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據問題。當然，(1)這樣的理解本身能否得到文化哲學史的支持還需要進一步論證和檢驗。(2)這個前提和根據問題可能包含現代性問題、全球化問題、生態問題、倫理問題、制度問題、“古今中西”問題等等。也因此，文化哲學理當是一個開放性的學科，我們不必急于總結和定性“文化哲學”。
三、文化哲學研究存在的問題和出路
(一)完善中西文化哲學史的研究。
雖然我們對哲學史上一些文化大家的思想、論著有了一定的闡發，但是，這些思想、言說背后究竟要解決的理論難題是什么以及相互之間何以接洽，從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哲學史理論，尚待時日。譬如，對于從新康德主義的馬堡學派走來的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的文化哲學研究，目前較多關注的僅僅是他諸多“符號形式”以及“人是符號的動物”的文本釋義，至于他要解決的理論難題――是“客觀性問題”還是“人文知識的倫理邏輯”，仍在爭論之中。就是說，文化哲學發展的主線和整體面貌依舊模糊。不僅如此，中國文化哲學史的建構，特別是對中國近現代文化學者(譬如)的思想觀念的哲學提煉和整體把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重建中國的文化哲學框架。
文化哲學研究在中國的開啟和展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西方文化哲學話語。因此，(1)在“意識形態遠未終結”的話語體系里，中國當是中國人的中國，理當擁有自己的文化哲學話語權和文化哲學形態。(2)面對“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境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中國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都要求中國特色的文化理論和文化范式作“先導”和“規制”。(3)面對“新全球化時代”和“新媒體時代”文化生態平衡的日漸被打破態勢，“文化認同”的哲學觀照，為文化哲學重建帶來新的視域空間。這既是時代賦予文化理論自覺之必然，也是中國文化哲學本身得以走向合法化的絕佳契機。
(三)融合文化哲學與哲學研究的視域，開啟共贏互利的學術研究新局面。
清華大學鄒廣文教授指出：“雖然馬克思沒有頻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沒有提出系統的文化理論，但是馬克思一生的哲學思考中貫穿著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的內在邏輯，這實際上是以主體性為核心的文化哲學的邏輯；只有抓住馬克思思想的這一內在的文化哲學的邏輯，才能更好地理解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補充意義以及他對現代性的文化批判?！彼€總結說：在馬克思哲學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文化哲學的邏輯起點，主體文化是文化哲學觀的核心，其目標指歸是完善唯物史觀，馬克思的現代性文化批判可以算作個案分析。有鑒于此，我認為，應從唯物史觀的基礎理論和文化哲學的基礎性問題這兩個方面共同推進當前哲學和文化哲學的研究：一方面，通過文化哲學的研究，獲得對于唯物史觀的一定程度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依據對于唯物史觀的新理解，推進文化哲學的研究，逐步建構起的文化哲學，以擺脫目前哲學在面對西方文化哲學時的“文化經濟化”、“文化政治化”和“哲學社
會學化”狀態。
(四)從方法論角度跨越文化哲學研究遭遇的學術瓶頸。
任何哲學研究都離不開方法論的指導，文化哲學研究尤其如此。因為關于文化的哲學透視，人們可能選取“一定的文化”(譬如特定民族、特定時段的文化)或“部門文化”(譬如企業文化、體育文化、網略文化等)進行“個別性”的哲學透視，也可以著眼于文化人類學視域對整個人類文化進行最一般意義的、“總體性”的哲學觀照。前者可以為后者提供理論資料并檢驗完善后者，后者可以為前者提供理論指導和科學啟示，因此，前后二者的共時態優良發育和培植，才是文化哲學研究可取的方法論原則。視角可以不同，方法屬于“通觀”。
就具體方法而言，我們還可以就文化人類學、歷史文化哲學、文化的實證研究和文化的哲學研究、文化批判思潮等不同視界開出不同的具體方法，進而構建文化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大廈。就是說，可以專門從方法論角度展開文化哲學的進一步研究，跨越文化哲學研究目前遭遇的學術瓶頸。
(五)把文化哲學研究納入其他人文科學領域，尋繹文化哲學研究的新路徑。
吉林大學邴正教授曾指出：“文化哲學實質上是自覺了的人的自我意識”，而人的自我意識又展開或投射在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等不同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所以，“哲學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種單純的哲學理論活動，而是一個綜合的、跨學科的發展過程”。有鑒于此，我認為，把文化哲學研究納入其他人文科學領域，可以期待開啟文化哲學研究的新領域。這樣做盡管可能帶來文化哲學研究的“對話”難題或者學術不“規范化”，但學術創新本身也是一種冒險；而且，較之于那些隔靴搔癢的“邊緣理論家”，這樣的做法至少在純良道德實踐層面需要鼓勵。而開放性的文化哲學一定會讓我們對哲學之未來充滿無限期待，盡管按照黑格爾的論斷，“哲學是黃昏到來時才起飛的密納發的貓頭鷹”。
四、最后的引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