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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傳播的理論范文1
關鍵詞：文化帝國主義?搖 中國?搖 陰謀論與依附論
文化帝國主義與媒體帝國主義
在傳播學領域，可能沒有哪個理論能像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那樣被冠以如此多的稱號。翻閱一下國際傳播學領域的相關學術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曾經被稱為“文化同質論”、“電子殖民主義論”、“媒體帝國主義論”、“結構性帝國主義論”等。盡管稱謂不盡相同，但卻涵蓋了文化帝國主義論的要旨。
但Tomlinson的研究發現，大多數與文化帝國主義相關的研究把電視、電影、報紙和廣告等傳播媒體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①于是有學者把文化帝國主義等同于媒體帝國主義。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文化帝國主義與媒體帝國主義是不是同一概念？文化帝國主義的創始人Schiller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定義被廣泛地批評缺乏精確性。英國學者Boyd-Barrett把媒體帝國主義定義為“一個國家對其媒體的擁有，控制并且向其他國家傳遞其信息的過程，這一過程是一個單向式的行為”②。這個定義又被廣泛地解讀為內涵過于狹窄，忽略了對文化這一變量的考慮。而非者則認為當前的國際傳播不存在文化控制的問題，他們更愿意從媒體帝國主義的角度來分析問題。③在研究方法上，非學派傾向于運用量化的方法來考察媒體的效果。
美國的大眾傳播學界更傾向于用數量統計的方法研究國際傳播領域信息流動的不平等性，更多的學者否認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存在。新學者在歐洲更具有影響。筆者認為，雖然媒體可以從文化中被萃取出來進行單獨的分析，但媒體本身并不存在于一個真空環境里，媒體的所有權、經營權和媒體產品的內容制作等無一不被打上文化的烙印。盡管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在美國傳播學界遭到批判，但筆者仍然認為這個理論有其合理性。本文擬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論證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內在的合理性。
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與爭論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是一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理論，它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日益引起世人的關注。當時關注這個理論的學者主要來自拉丁美洲國家。他們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非常適合解釋美國對這一地區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還為正在聯合國激辯的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爭論提供了理論基礎。當時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建立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陣營都認為公民對信息的使用與經濟增長成正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多種聲音，一個世界》文件表達了發展中國家希望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傳播秩序的強烈愿望。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創始人是Herbert Schiller。Schiller在1976年出版的《傳播與文化控制》一書中給文化帝國主義下了一個內涵非常模糊的定義。Schiller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社會被卷入現代世界體系，并且這個社會的上層被這個現代世界體系所吸引、或者被壓迫并且有時被賄賂來改變自己的社會體系以便使自己的社會體系符合世界上占主流的世界體系觀念的需要”④。Schiller的定義由于內涵模糊并且廣泛而被學者賦予許多不同的解讀，并受到眾多學者的批判。相比之下，Beltran對文化帝國主義的界定更加簡單與明晰。他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國家把自己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或者生活方式強加給其他國家的一個可以證實的過程。⑤Beltran給文化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對推崇用量化手段研究文化帝國主義論的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化帝國主義的三個范式
美國巨型的媒體公司如美國廣播公司等本身已是美國重要國防產品生產與制造的承包商。Schiller相信，正是美國富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政策才促使美國衍生了這些壟斷性的傳媒財團，并且把觸角伸向世界。這些傳媒財團的海外擴張導致了全球廣播體系的商業化。Schiller在1976年的著作中更加強調，美國所有的傳播方式，從電視節目到媒體科技以至于教育類方案都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具體體現。Schiller后來又把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擴充，認為美國出口到全世界的主題公園、購物商場、快餐文化等都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具體表現形式。Schiller認為，美國的傳媒集團以及媒體政策正在陰謀實行對世界的文化控制，并使欠發達國家依附于美國壟斷財團。因此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實質是“陰謀論”，從目的上看是使第三世界國家依附于發達國家。
Schiller的“陰謀論”受到自由市場學派的挑戰。信奉自由市場機制的學者們認為，世界上文化產品的流動不平等更多的是市場規律的結果，而非Schiller所宣稱的“陰謀論”。自由市場派強調，媒體產品如果要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場，贏得受眾的青睞，其內容需要在最大程度上迎合受眾的需求，而美國的媒體產品恰恰做到了這一點。這一論斷的潛在邏輯是美國向全世界輸出的媒體產品的內容屬于中性，并且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傾向性。就其效果而言，自由市場學派認為，行銷全球的美國媒體產品與全球的受眾各得其所，實際上是一種雙贏的結局。如Read所言：“通過市場機制，美國的傳媒集團與世界消費美國媒體產品的消費者進行有效的溝通，雙方分別得到了不同的益處。”⑥
而特別強調受眾能動性的學者認為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根本不存在。這一學派的思想邏輯以傳播學的使用與滿足理論為基礎，認為受眾是一個能動性很強的群體。在欣賞媒體產品內容的同時，受眾也在根據自身的實際經驗對媒體的內容做出不同的解讀，這源于受眾內部巨大的差異性。能動受眾論學者熱衷于利用量化統計的方法來考察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否存在。而眾多的量化研究也證明，美國的影視產品對海外受眾的價值觀影響極小，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不存在的。
如前所述，媒體產品的生產并不存在于一個文化真空里，任何一種媒介產品的內容最終一定會反映一個社會、階級或者階層的價值觀念。McQuail認為：“盡管通過媒介所表現的文化貌似沒有價值觀的傾向，但西方的媒體產品均體現了許多西方資本主義所代表的價值觀念，包括個人主義與消費主義、享樂主義以及商業主義?！雹叨軇拥氖鼙娬撘泊嬖诶碚撋系娜毕?。如果過分地強調受眾的能動性，則會使我們對此問題的認識引入一個極端，即媒體不會對受眾產生任何效果。能動的受眾論的研究從研究方法上來說也存在缺陷。因為媒體對受眾價值觀的影響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能動的受眾學派僅僅從一次調查獲取的數據來研究媒體對受眾的影響顯然不能反映問題的全貌。Schiller認為：“我們幾乎不能從無所不在的媒體環境中抽取一個電視節目、一部電影或者一本書來考察這個（或者這些）媒體產品對受眾的影響。”⑧
從新聞傳播的角度看文化帝國主義
“新聞就是一種文化?！雹岫鸷蟮谌澜鐕覍ξ鞣絿椅幕刂频膹娏遗険粢才c新聞的流動相關。但把新聞作為一種文化并納入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研究卻少之又少。Meyer是一位從新聞的流動視角來考察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學者。Meyer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若干非洲國家與拉美國家的日報對國際時事的報道。Meyer發現這些非洲與拉美國家依然大量依賴西方的通訊機構提供的新聞信息作為各自媒體主要的信息來源。重要的是，Meyer發現這些非洲與拉美國家因為嚴重依賴西方通訊社提供的新聞信息而開始采用西方的新聞價值觀來對國內事件進行報道。但是Meyer的研究也有問題。Meyer做了一個比較研究發現，這些國家采用的不結盟國家通訊社提供的新聞則是更多地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因此，Meyer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正在大規模地復制但并非完全采用西方的新聞價值觀，而且第三世界國家對西方通訊社的媒體依賴并未導致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的出現。⑩
Meyer的研究有兩個方面的缺陷。其一，Meyer的研究并未涉及西方傳媒大國的傳播政策層面，而恰恰是這些建立在政策基礎上的新聞流動政策可以最好地體現文化帝國主義“陰謀論”的實質；其二，Meyer所得出的結論過于簡單，因為他未考察第三世界國家過分依賴西方的新聞信息源而造成的“依附性”的后果，而這也恰恰是量化分析所難以進行實證的問題。本文在以下部分對這兩個問題做一個補充性的探討。
信息自由流動政策――“陰謀論”的體現。國際傳播領域的新聞貿易不可避免地與信息自由流動理論牽扯到一起。信息自由流動主義的鼻祖是現代自由民主理論的創始人米爾頓與密爾。自由民主理論認為對真理的追求只有在輿論市場中充分競爭才可以實現。因此，不受任何人為阻礙的信息流動以及言論自由是每個公民實現對真理的追求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媒體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盡管自由民主理論是米爾頓與密爾針對當時英國國內的現實而提出的一種理論，但它的追隨者執著地認為這個理論可以推廣到國際傳播領域。他們認為，國際間的信息自由流動可以促使許多國家建立民主并且有效地消弭國家間的爭端。而戰后新的通信技術的發展也使這個理論的追隨者認為任何旨在妨礙信息自由流動的努力都是徒勞的。戰后著力推廣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是美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推行這一理念的現實原因并非僅限于推廣民主與消除國際爭端，而是為自己的媒體巨頭獲取超額的利潤。時任國務次卿Benton宣稱：“美國國務院將盡其所能，用政治與外交途徑打破其他國家阻止美國的新聞通訊社、雜志、電影以及其他傳播媒體在國際市場上的擴張……促進信息自由是我們外交政策有機的一部分?！???
然而英美等傳媒大國的媒體與各自政府之間的關系遠非各自彼此獨立的關系。在一戰期間，英國的路透社就與英國當局簽署了某種形式的協議，路透社承諾在戰時提供有利于盟軍的新聞。美聯社與美國政府也保持著密切的關系。Jean-Luc Renaud的研究發現，美國政府與立法機構一直在以各種方式支持美國的媒體產業出口，這些支持包括各種各樣的立法與政府給予的商業與外交政策支持。???而美國的廣電媒體也一直與勢力龐大的軍事工業聯合體有密切的關系。這些事實說明，美國政府出于戰略上的考量，對媒體是不會采取一種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政策的。Schiller堅稱的“陰謀論”的確有很大的道理。
新聞制造的依附――“中國”。新聞對社會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或者集團擁有的權力與資源的多寡。Altschull把“資源”分為“有形資源”與“無形資源”。信息與進行信息傳播的能力屬于一個國家或者集團的無形資源。Altschull同時認為盡管媒體產品的生產是公開的，但它的控制者卻隱藏在幕后。無論權力是以何種方式存在，政府、政黨或者財團都想掩蓋這種控制性的關系。???
“中國”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經典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所認定的“陰謀論”。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是權力與媒體互動的產物?！爸袊钡漠a生不可避免地與美國國會中一個松散的政治聯盟有密切的關系。這些組織松散的成員雖多隱藏在幕后，但卻極力鼓動政府與軍方對華采取嚴厲的政策。而在公開場合，一些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人物極力附和這一論調。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群勢力的發聲成功地設定了美國主流媒體的議事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輿論。這是因為美國的主流媒體主要依賴這些為美國精英集團服務的公關人員提供新聞信息來源。有研究發現，盡管像《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這樣久負盛名的媒體各自維持著強大的人力資源進行調查性的新聞報道，但它們依然依靠精英集團的公關人員提供50%左右的新聞。???這一現實充分證明了文化帝國主義的“陰謀論”的存在。
“中國”的確產生了文化帝國主義論所宣稱的依附性的效果。“中國”嚴重地挑戰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并且抹黑了中國的國際形象。而良好的國家形象日益被認為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戰略資產。國家形象有兩個貌似對立的特點：其一，國家形象具有很強的穩定性，一旦形成，則很難改變；其二，良好的國家形象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也極易遭受破壞。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中國政府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價來進行國際公關。另外，中國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資源與經濟資源來游說對中國心存不安的國家以使這些國家理解中國的行為。
結語
本文著重分析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內涵，并區分了文化帝國主義與媒體帝國主義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本文還提出了與文化帝國主義相對立的兩種論點。筆者認為，雖然經典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存在理論上的缺陷，但依然具有解釋一些當前國際傳播現象的力量。為了更好地論證筆者的觀點，筆者用美國支持信息自由流動的相關政策來印證文化帝國主義“陰謀論”的實質，用美國媒體炮制的“中國”來證實文化帝國主義對中國造成的依附性的影響。筆者認為，二戰后雖然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都已經擺脫了西方的殖民統治，但國際傳播新秩序一直沒有建立起來。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仍然具有相當效力。
注釋：
①Tomlinson， J.(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②Boyd-Barrett， O.(1998). The Globalization of News. Sage Publications
③Lee， C.C.(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Sage
④Schiller，H.I.(1976).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Y：International Arts & Sciences Press
⑤轉引自Elasmar， M.G.(2003).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A Paradigm Shift.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⑥轉引自Tomlinson， J. (1991)
⑦McQuail，D.(2000).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4th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⑧Schiller， H. I. (1991). “Not yet the post-imperialist era”.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8， p13-28
⑨Schudson， M. (1997).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revisited.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141~159). New York， Arnold
⑩Meyer， W. H. (1989). “Global news flow： Dependency and neo-imperi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2(3)， p243~264
???轉引自Schiller， H. I.(1976)
???Jean-Luc Renaud.(1985，Spring). US government assistance to AP's world-wide expans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p10～16
???Altschull， H.(1995). Agents of Power： The Media and Public Policy (2nd Edition). NY： Longman
???Sigal， L.(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C.Heath
新聞傳播的理論范文2
孫光海和陳立生創作的《傳媒博弈論》首度將“博弈”概念成功引入傳媒領域，這對于新聞生態來說無疑是重要一鏈。全書采用了大量的實例推演，把深奧、難懂的理論全部融解到大量的案例中，通過小故事折射出大道理，讀者在全新的博弈規則下看到了新聞生態孕育的機遇和挑戰。
《傳媒博弈論》把新聞工作中的編輯和記者每天的工作形象地看作是做“選擇題”和“填空題”，其中編輯做的是“選擇題”，記者做的是“填空題”。 “選擇”需要的是智慧，如編輯的勇氣、價值觀、全局觀、大局意識等。“填空”需要的是能力，如記者的努力、勤奮、技巧等；“填空”用的是“術”，而“選擇”用的是“道”，記者和編輯的博弈就在“道術”之間進行著微妙的博弈。
正如《傳媒博弈論》中闡釋的那樣，在現在的傳媒大軍中，有媒體出現了重“術”輕“道”的現象，也就是在他們看來，記者比編輯重要。因為能干的記者把稿件采寫回來，編輯上版改改錯別字即可，編輯能力及其作用在很大程度沒有多大發揮的余地，這里就牽涉到了記者和編輯的地位之爭。
記者與編輯的地位孰輕孰重？其實媒體人早已在自己的行政職級上給出了一個準確的答案――在媒體內部，新聞最高行政職級是總編輯，而不是“總記者”。一個媒體的“總編輯”代表的是這個媒體的中心，不要說記者，就算是廣告、發行、印刷、校對，這一整條新聞生態鏈都應該以“總編輯”為核心，因為“總編輯”不是一個簡單的代號，而是一種核心力量的聚合，而這種聚合之初就體現在了“選擇”比“填空”更為重要的觀點上――也就是媒體要以編輯為中心，畢竟，在我們的新聞史上，“總編輯”始終未被稱之為“總記者”。
其實，“總編輯”為什么不是“總記者” 的博弈只是新聞生態鏈中的冰山一角。媒體處處皆是博弈，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媒體要立于不敗之地，不能懼怕博弈，尤其是在媒體中處于決策地位的總編輯，不僅不能畏懼博弈，還應該喜好博弈，因為只有一個善于博弈的總編輯才能在駕御媒體這艘大船時如魚得水，不至于迷失航向。
一部生動教材：傳媒與博弈首次科學聯姻
《傳媒博弈論》首次將博弈論成功地嫁接在傳媒產業，具有歷史的前瞻性，是反映新聞生態科學發展的一部生動教材。
以前，無論是報紙、廣播電視還是網絡媒體在做新聞編排時，都是編輯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和依靠過去的經驗，以及對新聞事實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來確定取舍和編排版面，翌日，報紙出版之后，再拿著自己報紙和競爭對手的報紙進行比較，此時，雙方往往對彼此水平不屑一顧。但是，在如今市場化運作的傳媒環境里，傳媒必須考慮競爭，考慮競爭對手在出版前的策略和思路，也就是本書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媒體競爭的勝負是在報紙印刷前、電視播出前、網站更新前就已經決定了的”。各大媒體的總編輯如果要使自己所在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就必須讓編輯記者們時刻都進行著新聞博弈，可以說，《傳媒博弈論》的出版，將終結傳媒出招前不博弈的歷史。
博弈在傳媒領域無處不在，“新聞與博弈”的嫁接成功，對于新聞生態的科學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近幾年來，報紙廣告整體下滑，與之相反的是網絡媒體廣告大幅增長的趨勢，部分報紙把這個“賬”記在互聯網身上，于是截斷與網絡媒體的新聞供應，兩年時間下來，其效果并沒有明顯改觀，除了報紙“不團結”自身因素外，還有就是單個報紙或者某一部分報紙向互聯網叫板已經沒有任何優勢?！秱髅讲┺恼摗纷髡呓涍^精心研究，總結出報紙在五種情況下可以掌控與網絡媒體的談判話語權，而網絡媒體則在四種情況下可以掌握與報紙的議價主動權，超出這些條件，兩大陣營都無法左右對方。更為難得的是，作者針對報業與網絡媒體的恩怨和所處產業環境，首次用太極圖來破解報紙與網絡媒體發展的悖論，通過太極圖的“S” 線來左右調節兩大陣營市場的大小，具有非常深刻的科學內涵。
在報紙與網絡媒體的功能上，作者認為兩者之間沒有實質意義上的競爭關系，只是分工不同，并形象地用畫家與照相機來比喻報紙與網絡之間關系，19世紀照相機的發明對傳統繪畫造成的沖擊是致命的，其影響遠比今天網絡對報紙的影響大，很多畫家甚至走上街頭抗議，但無濟于事，最后畫家們做出了理性的選擇：不與照相機搶速度，不與照相機爭功，做一些照相機無法做的事情，那就是個性。在報紙與網絡媒體的“悖論”中，其實報紙也是可以借鑒畫家的思路――不與網絡媒體爭功，做一些網絡媒體無法做的事情――新聞采訪、深度報道，新聞的精細等方面下功夫，并充分運用網絡媒體的優勢和長處，以彌補自身在此方面的缺陷，比如直接與受眾互動等。這些《傳媒博弈論》中都有很多精辟的論述，也許能為報紙和網絡媒體的科學、健康的發展帶來更多的啟迪。
一批精彩案例：媒體之間的“擁抱”與“背叛”
《傳媒博弈論》用大量的傳媒案例來分析傳媒生存環境，具有很強的借鑒性和較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參考意義。
作為曾在多家市場化報刊和網站從事過采編工作的資深新聞工作者，該書作者孫光海對正在運行的中國新聞業的改革實踐研究頗深。著作中分析了大量中國新聞媒體的實踐案例，這之間，描繪出了中國媒體的競爭環境、競爭態勢、競爭策略、競爭趨向的多彩畫面。通讀全書，并不會產生難讀難懂之感，這是因為《傳媒博弈論》中用了大量的實際案例來分析博弈，集通俗閱讀、案例分析、實戰推演、邏輯推理等于一身，對于研究傳媒競爭有很大的幫助。
新聞傳播學科的學術研究應該“學以致用”，解決實際問題，推進實踐發展。作者在日常的工作中積累的無數經驗告訴媒體在進入市場前必須先定位，再競爭，如果沒有一個精準的定位，就像一只無頭的蒼蠅，有了定位，才能在紛繁復雜的新聞生態中有所成就。
作者在詮釋并破解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的困局時，首次將太極圖引入了新聞博弈領域。用太極圖中的兩個眼睛分別代替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最恰當不過，代表網絡媒體的“眼睛”一定比代表傳統媒體的“眼睛”要大，因為當前傳統媒體在網絡媒體的眼里占據著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網絡媒體一般都放下架子、放下面子去擁抱、討好傳統媒體。隨著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的發展，雙方波動著力量轉化，制衡著地位的輕重。試想，如果哪一天網絡媒體徹底強大了，擺脫了傳統媒體，那個時候，不知道網絡媒體的眼里還會不會有傳統媒體。
在解釋和分析中國各類媒體的競爭格局之時，本書作者將著眼點放在實用方法的探究與總結之上，各個案例都力圖找出之中能夠被其他媒體借鑒的經驗。
一項創新研究：打破常規講“道”“理”
《傳媒博弈論》還運用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觀察新聞生態，打破常規將新聞領域的“道”和“理”，融可讀性、趣味性、知識性于一體，是中國傳媒從業者的重要參考和實用兵法。
新聞學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等諸多領域的實踐學科，探索這門學科領域的內在規律，需要廣泛借用各個學科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只有知識廣博，視野才能開闊，思維才能活躍，行為才能理性。《傳媒博弈論》采用競爭論、定位論、三法則、長尾理論等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將四大主流門戶網站、兩家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報作為研究對象，對各大媒體平時新聞報道及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特定環境分析，總結出各大媒體在不同環境下，針對不同的競爭對手以及競爭對手采取的策略。內容包括網絡媒體博弈、都市報博弈、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博弈、熱點新聞與冷門新聞、大新聞與小新聞博弈等。
新聞傳播的理論范文3
關鍵詞:“色散與濾光”模型 突發公共事件 甲型H1N1流感 倫理選擇
甲型H1N1流感事件概述
2009年4月,一場肇始于墨西哥和美國的甲型H1N1流感開始在全球流行。據衛生部通告全國甲流防控工作情況指出,截至2010年1月31日,全國31個省份累計報告甲流確診病例12.6萬例,死亡病例775例;截至2010年2月中旬,全球已達1.5萬余人因感染甲流而死亡。
縱觀甲流從初期暴發到最嚴重階段的整個過程可以發現,相比2003年的非典,甲型H1N1流感在我國、在全世界都沒有引起太大的恐慌,這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及時和全面的信息公開制度以及國家政府和國際社會充分、完善和快速的應急預警和處理機制。但是,面對此突發的公共事件的信息傳播,各方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進行倫理選擇,還是存在著諸如健康大眾知情權與患者隱私權、媒體堅持新聞新奇與政府欲求社會穩定等公民、媒體、政府之間的多方沖突。
倫理選擇機制“色散與濾光”模型
為解決上述沖突,需要對該倫理問題中的各方主體的價值選擇進行判明,茲提出倫理選擇機制“色散與濾光”模型,以便更為清晰地分析。
從以上論述可以發現,當所有主體面臨同一具體新聞事實時,各方主體自身的動因和需求不同,驅使其作出不同的利益選擇,這就如物理學上的“光的色散”①一樣,當白光通過三棱鏡后,在光屏上會形成七色光帶,如圖1所示,自上而下分別為紅、橙、黃、綠、青、藍、紫。這是因為白光是由多種單色光組成的復合光,不同色光對同一種介質的折射率不同,白光經三棱鏡的二次折射后各種單色光的折射角不同,從而產生色散現象。
而信息傳播中的倫理選擇也可用色散與濾光模型表示,即用白光代表了社會的新聞事實;用三棱鏡表示各方主體在面對事實時的價值取向和原則,即所有的倫理選擇;而復合光通過三棱鏡色散出不同的光線,代表了不同利益主體根據自身的動因和需求進行價值選擇,作出不同的相應利害關系的倫理選擇。根據信息傳播過程,這些主體包括信息提供者、信息傳播者、信息接收者。
“色散”出不同的倫理選擇后,還有一個“濾光”的過程。物理學中“濾光”的目的在于突出某一種色光。在信息傳播中,不同主體有不同的倫理選擇,在這其中,有的選擇只從維護自身利益角度出發,有些選擇和行為是對社會整體福利有利的,有些選擇體現和尊重了人文主義精神和人權,有些則穩固了國家政權、維護了國家安全。所謂“濾光”,即指整個社會選擇和確立一系列標準,以對這些價值選擇加以判別,找出適合當前社會發展的應有、應然的價值選擇。倫理選擇的“色散”與“濾光”過程如圖2所示。
這里要注意的是,所謂的應有、應然的價值選擇并非是找出一個解決方案來滿足各方的最大化的利益需求,既不是在這幾條“光線”中找出一個“焦點”來統一各方的利益需求,也不是要采取絕對平等的“三者不可偏廢”的措施,而是找出一條符合當前社會整體需求的、經過引導和有效控制的、“應有”或“恰當”的價值選擇。該價值選擇在某一領域中可能會在微觀層面上對上述“社會福利”、“人權”和“國家安全”等價值有所側重,但從宏觀層面來說,隨著歷史的發展,會達成各方利益并重的態勢。
甲型H1N1流感信息傳播中“色散”出的倫理選擇
通過對甲型H1N1流感已傳播的相關信息的搜集,并按不同傳播主體進行整理,筆者發現,主要涉及的三個主體的倫理選擇,具體體現為公民的言論自由權、知情權、健康權和隱私權,新聞媒介的傳播選擇及政府機關的社會期望三個方面。下面分別加以分析。
公民的倫理選擇。公民信息傳播的倫理選擇又分為回國患者和健康大眾兩大不同群體,兩者的信息傳播也存在不同的選擇。一方面,健康大眾有權發表言論譴責攜帶病毒四處亂跑的回國人員,獲知他們的相關信息,維護自己的健康權和知情權;但另一方面,患者的隱私應受到保護。
公民擁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尤其在網絡上,匿名發表言論,受追懲的幾率小,人們更敢于發表言論。于是,出于對自身健康的考慮,有網友在網上發表言論,譴責從流感暴發國回國的人員是“逃回來”,而且大發言論對回國還到處跑的何某進行人身攻擊,給其取名“何逛逛”,稱傳染了某攝影樓兩位工作人員的李某為“李染染”,各網絡小區里的言論也是以人身攻擊為主,同時還患者的相關信息,對他們進行人肉搜索。網友公布患者信息,進行人肉搜索,甚至使其家人牽連受罪,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患者的隱私權。一方面,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對社會公共安全造成了影響,已屬公共人物,健康大眾有權知道與自己相關的公共信息;但另一方面,患者作為公民,其隱私受到保護也毋庸置疑。由不同群體傳播信息的倫理選擇可見,面對公共突發事件,公民的倫理選擇與價值取向傾向于保護自己的利益,公民發表言論也是出于自身利益保護的需要。
媒體的倫理選擇。追求消息的重要性、時效性、新奇性、接近性和趣味性是媒體吸引讀者的根本之道。甲型H1N1流感與大眾生活、健康息息相關,因此媒體面對甲流的信息傳播,顯得格外活躍。
中國《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國家發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社會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出版發行、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對中國新聞事業的性質及任務作出了明確規定。根據上述憲法的精神,有學者認為:中國新聞傳播事業具有滿足公眾知情權、為公民參加社會協商與討論,為公民參與國家重大問題和其他公共事務的決策提供條件的社會功能。②確實,在甲型H1N1流感事件的傳播過程中,新聞媒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們是動員信息的擴散者和信息傳播管道。
媒體對甲型H1N1流感進行大肆報道,從一定意義上說,為公眾提供了最新流感疫情,尤其是國內、身邊的流感傳播最新動態,及時傳達了政府對病毒預防、治療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同時網友的評論和反響又為政府了解民情民意、作出時效性、針對性強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但同時也應看到,很多媒體往往過于看重經濟利益,重視那些“吸引眼球”的“熱點新聞”,這種高調的宣傳報導很可能會適得其反,造成普通老百姓的不必要恐慌。
總之,面對甲型H1N1流感這一公共突發事件,媒介積極報道了有關信息,這相對于2003年媒體面對SARS,戴上“口罩”、保持沉默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也可以看到,眾多媒體傳播信息更多是從提升收視率、收聽率或者點擊率等自身利益角度出發,而未充分考慮信息傳播帶來的社會影響。這就是多數媒體的倫理選擇。
政府的倫理選擇?，F代社會的流動性和復雜性對突發公共事件的處理和協調提出了新的挑戰。在突發公共事件中,政府的選擇舉足輕重。
中國政府面對甲型H1N1流感,信息公開。新華網上開設有“中國應對”和“各國情況”專欄,傳達政府采取的各項措施,對甲型H1N1流感最新進展實時更新,這是中國政府正面積極傳播流感相關信息的表現。
在危機狀態之下,政治動員是各國政府普遍采取的做法,中國擁有政治動員的傳統,適當的政治動員有利于及時制止公共衛生事件的擴大和蔓延。主席的兩次指示,總理的三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都是實現政治動員的體現。各級政府、各部門快速的反應和應對措施,表示政治動員對各級政府和部門起到了作用。③
中國政府應對甲型H1N1流感這一公共突發事件的措施從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體現了政府以人民安全、健康為重的倫理選擇。政府關于甲型H1N1流感的信息較之以前也以更積極的姿態公開,可見中國政府面對突發公共事件信息傳播以穩定社會、民心為價值導向。
甲型H1N1流感信息傳播中“濾光”出的倫理選擇
通過分析以上各主體“色散”出的不同倫理選擇,筆者認為,公共突發事件傳播中各相關利益主體在信息傳播中存在著諸多沖突和矛盾:一方面公眾信息傳播與患者隱私權的保護存在沖突,另一方面媒體對新聞真實性、全面性、時新性的追求要求對突發事件多加報道,而過多的報道又可能引發社會恐慌,這與政府要求的保持社會安定、國家安全存在沖突,除此之外,政府對信息有選擇性地公開對公民的知情權有所損害……總之,公共突發事件的信息傳播面臨眾多倫理選擇與沖突。面對這些選擇與沖突,究竟怎樣的倫理選擇才是在甲型H1N1流感信息傳播中最應該遵循的呢?這就是“濾光”出應有、應然倫理選擇的過程。
從以上各方“色散”出的倫理選擇不難看出,“濾光”出的價值選擇不能以單一的任意一方的價值導向作為應有的傳播倫理,因為任意一方都只以自身利益或自身堅持的倫理選擇為出發點,這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此前提到的各種沖突?！盀V光”出的倫理選擇應該以最大限度地緩和這些矛盾為基本目標。因此,筆者認為,“應有”和“應然”的倫理選擇,是在一定歷史范疇內,體現社會最廣泛利益的意志,面對如甲型H1N1流感這類突發公共事件的信息傳播,最重要的還是需要政府對信息公開傳播進行控制和引導。該控制并非消極地隱藏信息,而是主動地傳達信息,并依靠網絡的高交互性與網民相配合,一方面利用網民提供的信息,補充自己的不足,尊重網民的言論自由;另一方面要接受網民的監督,對自身未披露的信息進行核查,如果其公布能夠提高社會整體福利,滿足群眾需要,有利于社會穩定,應該及時公布。同時,還應引導公民樹立尊重他人隱私權的意識,引導媒體增強社會責任感。
總之,面對突發公共事件的信息傳播,“濾光”出的倫理選擇應以最廣泛的公民意志為主導,在當前社會結構下,政府是最廣泛公民意志的直接代表,政府應承擔起及時信息、引導媒體傳播信息的責任,以主動的姿態公開疫情信息,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健康權,同時維護回國人員主動就診和主動隔離的患者隱私,指導媒體客觀報道,以此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如圖3所示。
結語
面對錯綜復雜的倫理選擇,筆者所提出的“色散與濾光”模型旨在為解決這種因不同主體價值選擇造成的沖突提供一種更為合理、清晰的分析思路,當然并不只是突發公共事件中存在倫理沖突,而是針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公共性和突發性對信息傳播的倫理選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模型只是一種分析問題的思路,至于傳播中面臨的各種矛盾,具體的解決方法,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注 釋:
①“光的色散”教學設計,[2010.2.26]
②陳絢:《新聞道德與法規》,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
③從非典到甲型流感中國走了多遠,省略/news/comment/2009-05/17/content_17787066.htm [2010.2.26]
參考文獻:
1.高鋼:《新聞寫作精要》,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新華網省略/world/yfzlg/ [2010.2.26]
新聞傳播的理論范文4
關鍵詞：旅游文化，震驚；心理；調適
旅游者外出到異地文化區域的旅行游覽，是對另類文化的體驗。旅游者異域文化的體驗最明顯的是文化震驚，就是說旅游者對他鄉文化的不理解而大為震驚。文化震驚是指某人進入一種新文化環境時所經歷的情感落差或創傷性經歷。很多跨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也稱為“文化沖擊”、“文化休克”和“文化震蕩”等，我們在論述旅游文化傳播中，稱之為“文化震驚”。
文化震驚是1960年首先由文化人類學家奧伯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他認為文化震驚是“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社會交往信號和符號，對于對方的社會符號不熟悉，而在心理上產生的深度焦慮癥”。日本學者星野命認為“文化震驚一般來說指的是一個人在接觸與自己的文化所具有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人際關系、價值觀或多或少不相同的文化時，最初所產生的情感上的沖擊和認知上的不一致”。托夫勒(A．Toffler)說“文化震驚是某人發現自己所處的環境中，‘是’的意思變成了‘否’，‘固定的公價’變為可以討價還價，微笑可以表示氣憤”。人們發現自己處于陌生的環境，無法對信息作出相應的反應，不能問路，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人的問題，氣候與自己家鄉的氣候完全不同，食物幾乎不認識等等，這些給人們帶來的震驚猶如經歷一種動亂，一場內在文化積累或文化構成上的動亂。文化震驚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旅游者的文化身份(指旅游者的所附帶的客源地的文化)與目的地的文化不一致造成的，但是這只是外在的因素。從旅游者的內在心理運行來看，文化震驚表現為旅游者認知機制的變動，是由于旅游者的認知心理平衡被破壞導致的。
一、旅游者文化傳播中震驚產生的心理機制
旅游者對世俗生活表現以及對生存世界的認識、價值觀有自己的觀念，這是旅游者在旅游中的文化背景，也成為他們作為主體心理反應和行為的根據，和作為旅游觀賞對象的目的地人們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世界的認識、價值觀念有根本上的不同。其實，這種不同就打破了旅游者認知心理平衡結構。
對人的認知平衡研究比較重要的心理學家是弗里茨·海德，他研究人的認知結構平衡主要目的是讓人對事物的認識如何與外界保持和諧一致，因此他在1958年所寫的《平衡理論》中認為：人的認知結構是平衡的、和諧的，一旦出現不平衡、不和諧，就會產生一種緊張和恢復平衡的力量去改變這種狀態，重新恢復認知系統的平衡狀態。海德還提出了體現這種思想的“P—O—X”模型，體現了一種簡單的交往關系，其中P是認知主體，O是作為P認知對象的另一個人，X則是與P、O有著某種關系的某種情境、事件、觀念。
“P—O—X”模型存在兩種關系：單元關系和情感關系。人的認知對象之間，有的是分離的，有的則是由于存在接近、類似、相屬等關系而結成一個整體，被人們所認知，這種聯結成一體的認知對象，海德稱之為單元關系。人對認知對象都有特定的情感與評價，如喜歡、討厭、贊成、反對等，對認知對象的這種情感、評價稱之為情感關系。海德認為人對認知單元內的兩個對象，一般是保持同一方向的態度，如對不喜歡的人的衣著也不喜歡。海德認為人們在對認知對象的整體情感一般是同一的。情感關系有正負之分，愛、喜歡、贊成、尊重、認可、崇拜為正向情感關系；恨、討厭、反對、排斥為負向情感關系。
海德認為，個體的認知結構是否平衡，取決于情感關系是否一致。在“P—O—X”三者之間的關系可能是平衡的，也可能是不平衡的。三者關系的直觀表現是：
P與O對x認知和情感處于不平衡狀態有4種狀況：
1．P與0的關系和諧，二者在情感上是認可的。
P贊成x，O也贊成X；
P反對X，O也反對X；
2．P與O的關系不和諧，二者在情感上是不認可的。
P贊成X，O反對X；
P反對X，0贊成X；
1957年利昂·費斯廷格在《認知失調理論》中提出了認知失調論。他相對海德來說，更加強調認知要素引起的矛盾沖突即失調或不協調。費斯廷格說過，如果用“協調”來代替“平衡”這個詞，用“不協調”代替“不平衡”，那么海德的陳述和失調理論所討論的是同一“過程”。當然，費斯廷格的失調理論和海德的認知平衡理論既有密切的關系，又有不同的側重點。
費斯廷格所指的認知是一個相對比較寬泛的概念，是指認識體系的因素，即一個人意識到的一切有關環境、個人的任何認識，如事實、信念、意見、情感等。他認為人的認知因素是無窮盡的，各種認知因素間存在著3種關系：協調、不協調、不相關，人總是使不協調的認知協調起來，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很難做到這一點。他認為，不協調有各種表現，如獲得的認知與先前的認知，原先所抱的希望未實現，做出的決定還有某種遺憾。
費斯廷格認為不協調存在程度的差異，有的嚴重一些，有些輕一些，主要由兩個因素來決定的：
(1)認知對個人的重要性，如果認知的對象與個人關系重大，不協調的程度就要高；如果認知對象對個人不重要，不協調的影響程度就要輕。
(2)不協調因素在全部認知中所占的比重，如果不協調認知在全部認知中所占的比例越大，不協調的程度就越高。
費斯廷格認為，通常有3種途徑來減少不協調：
一是改變行為，使認知主體對行為的認知符合態度的認知。二是改變態度，使主體的態度符合他的行為三是引進新的認知元素，使之與原有的認知成分保持一致，如尋找一種能夠解釋認知和行為的理由，像阿Q的精神勝利法。
海德的平衡理論和費斯廷格的失調理論，主要研究人的認知和人的行為態度的變化。我們把他們的研究引入旅游文化傳播中來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從人的認知角度來觀察旅游者在游覽旅游對象過程中的心理變化。
新聞傳播的理論范文5
關鍵詞：新聞傳播 教育模式 人才培養
伴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我國的新聞傳播事業迎來了發展的重要戰略時期，但同時也造成了新聞傳播行業直接激烈的市場競爭。新聞事業的發展急切需要更多的新聞傳播專業人才，為了應此需求，我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各類高校都開設新聞傳播類專業，新聞傳播專業的地位得到提高。但是這種泡沫效應，并沒有解決新時代下新聞傳播教育的根本問題，新聞傳播教育理論知識落后，理論教育與實踐不結合，學生得不到充分的實踐教育等這些問題日益突出。本文主要通過對現有的新聞傳播教育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的分析，對現有的教育模式進行思考，旨在新形勢下提出未來新聞傳播教育的發展模式。
一、現有的新聞傳播教育模式中的問題分析
新聞傳播業的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全國各大高校也不斷擴招生源，但是傳統新聞傳播教育模式并沒有改變，大多數新聞傳播專業畢業生的理論知識足夠，但是他們的專業技能卻堪憂，許多用人機構對高校培養出來的人才大失所望。因此新時代下，我們要正確新聞傳播教育模式中這些不可忽略的問題。
（一） 教學理論知識不足
大部分高校單位因為看到新聞傳播專業火爆，不考慮自身是否具有創辦該專業的綜合實力，就跟風開設該專業并大量招生。事實上，這些院校的理論知識積淀不厚實，培養方式僅僅停留在表明；更有甚者一些高校，胡亂借鑒國外的教學模式，相比擁有成熟的新聞學和傳播學理論知識的美國，我國的新聞傳播業還是一個年輕的行業，由于基本國情的差異，相關知識并不是靠“拿來”就用的，長期下去會對理論知識的學習造成嚴重的障礙。另外，我國那些傳統的新聞傳播業知識已經達不到時代的要求，教學過程中沒有合適的理論教材，對于老師和學生都是很大的問題。
（二）教育模式脫離實踐
目前我國新聞傳播專業的老師大多是全職教師，他們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然后他們的實踐知識甚少。雖然基本的知識技能培養很重要，但是長期在此種教育模式下，非常容易造成該專業的學生采、寫等實踐能力差。新聞傳播學作為一項實踐性的學科，學生相關的實踐職業技能培養特別重要，雖然在學校校報和電臺會提供一些實踐教育基地，但和社會中新聞報道專業需求還相差甚遠；此外，在臨近畢業的最后一年，學校會提供W生的實習單位，但實習期一般都較為短暫，學不到特別有用的實踐經驗，在實習中發現的理論知識不足最后也無法回學校進一步提高，并且有部分同學都只把實習當作一項任務來完成，實習只是流于形式而已。
（三）專業師資隊伍欠缺
教師是教育的主體之一，他們用簡潔有效的方法將自己掌握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傳授給學生，被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師資隊伍的雄厚直接影響新聞傳播教育的質量。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專業的業務能力是一名合格的新聞傳播學專業教師必備的條件，只有擁有這些專業的修養才能熟悉新聞傳播過程，在專業技能上直接指導學生的。但是當前高校的相關專業老師，可能并不具備上述條件。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新的技術層出不現，先進設備的使用在新聞傳播工作中越來越重要，這就對傳播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工齡稍大的教師對先進設備的方法性以及技能掌握方面存在欠缺，另外一些核心的新聞傳播課程教師缺乏實踐經驗，講授知識不夠新鮮，理論課程教育與實際脫節，這些對學生的實踐技能提升都有很大影響；國內大部分高校都存在缺乏專職教師的現象，與全職教師不同，專職教師擁有豐厚的的社會實踐經驗以及一些前沿性和實用性知識，他們的教學能使學生更好地了解社會新聞傳媒業，縮小課堂理論與社會現實差距；目前聘請的許多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缺乏跨學科背景知識，對教師的專業培訓也甚少，和國內外著名院校直接的學術交流也不多，教師去名校進修的機會也少，這些都是造成了許多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缺乏跨學科知識的原因。
二、新聞傳播教育模式改革的思考
縱觀當前我國新聞傳播教育模式中的一些問題，主要是教學內容和方法的落后，造成對人才培養目標以及專業技能培訓等方面的不足，嚴重制約新媒體時代下新聞傳播業的發展。因此，為了促進我國新聞傳播業更好地發展，對新聞傳播教育模式的改革勢在必行。
（一）改革人才培養目標
在新媒體時代下，對新聞傳播教育模式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一名合格的專業人才應該是具備淵博的專業知識、豐富的文化修養以及開闊的國際視野。美國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非?？隙ǖ乇硎?，新聞學院就是為了培養卓越的新聞人才以及新聞業領軍人物，并教育學生獻身于這項意義重大的事業。因此，對新聞傳播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應該定位于：培養專業的新聞傳播人才。首先，高校應加大對各大媒體優秀兼職老師的聘請力度，相比全職老師，他們擁有更加豐富的實踐知識；其次，高校應該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主辦自己的電臺、電視臺、網站，大力發展人才支持體系，為學生在上學期間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培養實踐型人才，這樣他們畢業后才能得到新聞單位的認可；另外，對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的認知新聞信息能力、使用新聞信息能力以及消費新聞信息能力的培養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通過全方位能力的培養，他們才能成為專業的新聞傳播人才。
（二）改革課程設置
新媒體時代對新媒體應用技能的熟練掌握是對新聞傳播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包括用這些新技術去收集新聞素材，以及用文字符號去講述新聞故事等。如何運用這些新技術辨別出有價值的新聞信息，通過合理的傳播方式，展示出偉大的新聞作品是很有意義的，因此提高這方面的專業能力是非常有必要的，這也就要求學校從基本的專業課程設置上進行改革。對于新聞傳播理論知識方面，需要聯系實際并且不斷深化，理論知識主要是指導新聞工作者掌握新聞傳播規律，然后利用這些規律進行新聞傳播活動，避免盲目操作；新聞傳播學不僅僅是一門傳播型科學，更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同時并重的科學，要求學生掌握全方面的知識體系，根據美國教育學之父威拉德q布萊爾的新聞專業課程觀：大學四年的課程中，1/4是新聞專業課程，3/4是社科類和人文類課程，這種觀點被國內外許多新聞學院所采納，綜合修養對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是非常重要的；新聞事件的主題涉及很多方面：宗教、旅游、運動等，這些領域專業化的知識可以讓新聞報道人對新聞事件的價值做出正確的判斷和分析，提出合理的問題見解，這樣非常有利于有價值的新聞信息傳播，因此培養不同新聞領域背景下的專業知識是急切需要的。
（三）培養職業精神
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說過：“僅僅教給人一種專業知識和技術是遠遠不夠的，專門知識與技術能使人成為一臺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給他以一個和諧的人格”，新聞傳播專業作為一種高度社會性的職業，主要目的是對人們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塑造，這就要求新聞傳播工作者必須有高尚的職業精神。一方面要加大對新聞傳播專業學生的職業道德培養，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把人民群眾利用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另外在新聞傳播過程中要遵守正確的輿論導向和相關的法律法規等準則；新聞傳播是社會公平正義觀念的主要推動者和鼓舞者，主要包括二點：一是及時重要的政務信息和公共利益等信息，二是表達不同階層的意見和心聲，新聞傳播工作者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站在國家和人民的角度反復思考掂量，做出正確的判斷，引導社會和諧健康發展。因此，向學生灌輸這些專業精神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具備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才能更好地為國家和社會大眾服務。
（四）豐富教學實踐
新聞傳播教育主要是解決兩方面問題，理論要求和實踐需要，著名的密蘇里新聞學院創始人普利策也曾說過：“新聞作為一種祟高的知識分子的業，是用實踐的方法鼓勵、教育現在、未來的從業人員”，可見實踐性對新聞傳播教育的重要性。重理論、輕實踐是當前我國新聞傳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實踐課程比重偏低，實踐專職師資隊伍缺乏、校內實踐基地建設落后、高校與業界互動不夠等等。為此，相關院校應該突出實踐教學，適當增加實踐課程，至少保證理論課時與實踐課時比例達到1：1，在課程教育過程中可以更多地通過案例教學來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辦講座和報告會的形式聘請國內外有經驗的新聞傳播專家對學生進行專業教育，培養學生系統性知識體系；加大資金投入，為學生建立專業的校內實踐平臺，盡可能做到全天候、全方位的開發，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園媒體活動，給他們提供良好的自我展現平臺，最大限度地滿足他們的專業實踐需求；鼓勵提倡高校與各大媒體的實質性合作，高校為媒體提供有效的實習生源，媒體為高校學生提供專業的實習基地，縮短畢業生工作前的適應期，另外通過實踐學習也能完善教學過程中的薄弱環節，提升專業教學質量。
新聞傳播的理論范文6
1現階段新聞傳播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新聞傳播教學的教學理念滯后
隨著媒體融合的發展，國內的新聞行業更需要全能型的新聞人才，這對于高校的新聞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當前的高校新聞傳播教育中，教師的教學理念過于滯后，缺乏創新精神，在教學中不能很好地將新聞傳播的專業知識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導致專業教學局限于理論教學，缺少實踐應用，不能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新聞人才。而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師的教學手段過于單一，導致學生不能很好地掌握專業知識和技巧，難以全面了解媒介融合新聞傳播帶來的改變，達不到社會對新聞工作者的要求，對學生的未來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2]。
1.2新聞傳播教學的師資力量匱乏
受媒介融合的影響，當前，高校的新聞傳播教師需要具備跨文化、跨專業、熟練掌握媒體技術的能力，才能為學生帶來高質量的新聞傳播教學，培養出社會需要的人才。但是，在當前的高校中，新聞傳播專業教師大多數是畢業以后直接就業，對于媒介融合的相關知識了解不多，對于教學又缺乏創新能力，教師的眼界局限于校園，不能以新的視角研究新聞傳播的發展[3]。因此，教師在教學中缺少教學經驗，對于新聞傳播的實訓教學能力較弱，不能為學生帶來高質量的教學?？梢姡咝Ｐ侣剛鞑ソ逃膶I師資力量過弱，不利于新聞傳播教學的發展。
1.3新聞傳播教學的專業設置不合理
在現階段的高校新聞傳播專業中，依舊是以傳統的教學觀念為主，對于專業課程的設置主要是圍繞傳統新聞工作者的培養標準，培養出來的人才多數是報刊、雜志記者或者編輯，很難適應當前融媒體背景下新聞傳播發展的需求。盡管新聞專業的課程設置能夠極大地增加學生的理論知識，但是缺少實踐性的訓練，導致學生不能將理論知識熟練地應用到實踐中。單一的專業教學很難適應新時代下媒介融合發展的趨勢，更無法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優質新聞人才。
1.4新聞傳播教學缺乏實訓教學
現階段，很多高校的新聞傳播專業教學模式單一，過于重視學生的理論教學，缺少對學生的實訓教學?；蛘邔嵱柦虒W的模式過于單一，學生只能通過單一的課程實踐，缺乏同融媒體的結合，不能有效地增強學生的實訓能力。另外，高校對于實訓室的建設不完善，設備更新緩慢，導致新聞傳播教學缺少設備，學生動手操作的機會過少，對于媒介融合與新聞專業結合的操作可能性低。此外，對于新聞傳播專業的實訓教學缺少制度保障，同社會媒體行業合作過少，沒有形成有效的發展機制[4]。
2媒介融合趨勢下新聞傳播教學改革對策
2.1優化新聞傳播教學的教學理念
在高校新聞傳播教學中，教師要善于創新教學理念，增強對融媒體的了解和研究，將媒介融合知識引入的專業教學中，重新規劃專業課程，設計教學內容，為學生拓展更多的專業知識。教師還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教學目標，合理配置教學資源，借助融合媒體資源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培養。另外，教師還要借助新媒體技術，創新新聞傳播教學手段，將單一的授課方式轉變為多元化的教學方式，激發學生興趣，使學生增強對媒體融合趨勢的了解。
2.2優化新聞傳播教學的師資力量
首先，對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進行師資整合，增強教師對融媒體的了解，提升教師的專業素質。高校要對新聞專業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師進行師資整合，打造一支跨文化、跨專業、掌握媒體技術的專業教學隊伍。這樣師資整合能夠有效地揚長避短，完善教師的知識構成，增強教師的專業素質。其次，對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進行教學培訓，提升教師的教學水平。高校通過定期對教師進行教學培訓和技術指導，確保教師及時地接觸新理論、新技術，在課堂教學中將專業知識、技術、社會發展趨勢有機結合，使學生能夠更好地適應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成為優秀的新聞人才[5]。
2.3優化新聞傳播教學的專業課程
隨著媒介融合的發展，對于新聞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這就需要高校新聞傳播專業的專業課程也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高校就要結合新聞傳播專業的具體情況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對專業課程進行整合和改良，盡量消除理論和實踐的界限，為教師進行實訓教學提供可能。教師在教學中要突破傳統教學模式的限制，將專業知識理論融合到實踐教學中，為學生夯實專業基礎，更好地適應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
2.4優化新聞傳播教學的教學內容
隨著融媒體的發展趨勢加快，很多教育家都意識到了課程教學體制優化的重要性。在高校的新聞傳播專業教學中，逐漸為學生設置了與一些新聞專業相關的公共課、選修課、必修課，極大豐富了新聞傳播的教學內容。另外，新聞傳播專業的教師還借助新媒體技術在課上為學生拓展教學內容，突破傳統教學模式中知識和技術的界限，使學生增強對媒介融合的理解，確保學生在開放性、專業性的學習環境中，充分掌握新聞傳播的專業知識和技術，成為優秀的新聞人才。
2.5優化新聞傳播教學的實訓教學
以往的高校對于新聞傳播的實訓教學并不重視，導致學生學習的知識理論和實踐脫節，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高校要優化新聞傳播專業的實訓教學。首先，高校要加強對實訓室的投入，完善實訓室建設，為教師的實訓教學提供良好的教學資源和設備，保證實訓教學能夠順利進行。其次，高校要強化校內的媒體實訓，通過學校的廣播電臺、校刊、校園網絡平臺、課堂作業等形式，對學生進行知識實訓，使學生掌握新媒體技術，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最后，高校要增強與社會上不同媒介的合作，為學生提供在校外媒體實習的機會，使學生能夠近距離地參與實踐操作，鍛煉學生的工作能力，使學生深入社會，完全將理論應用到實踐中。
3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