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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傳播理論范文1
關鍵詞：新媒體；文化傳播力；提升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5.019
0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提升，各種科學技術在新聞媒體當中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應用，而新媒體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文化傳播的發展，在豐富文化內容的同時，大大提升傳播的速度與效率。在新媒體的發展當中，文化傳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盡管新媒體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化的傳播，但是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也促進了新媒體的創新與發展。但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當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新媒體在促進文化傳播力提升當中的作用并沒有充分的發揮，新媒體自身的潛力也沒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說，通過強化新媒體對于文化傳播力的影響與提升研究，能夠更好的發揮出其在增強文化傳播力當中的作用，為人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貢獻，更好的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工作。
1新媒體的含義
對于新媒體而言，其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的媒介，是建立在各種科學技術的基礎之上，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將各種科學技術的進步充分的融合進入，為信息的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新媒體的形式十分的廣泛，包括觸摸媒體、數字報紙以及數字雜志等等，@種新媒體的傳播方式與傳統媒體相比有著很大的優勢。首先，新媒體的出現改變了傳統媒體的時間以及地域現實，用戶能夠利用互聯網實時的了解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特別是在地域方面的影響更為明顯，每一位用戶在互聯網覆蓋的區域內，都可以了解到全球所發生的各種事情。其次，新媒體的傳播速度十分迅速，能夠實現跨時空的高速傳播，為人們的信息獲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2新媒體對文化傳播力的影響
2.1改變了傳統的文化交流傳播方式
在新媒體環境下，文化在進行傳播的過程中有著很強的互動性，每一個用戶都能夠利用新媒體技術來實現迅速的交流，這就使得新媒體逐漸的改變了傳統文化的交流傳播方式。通過新媒體作用的發揮，人們獲得了更多的安全感與匿名性，每一個人都能夠在新媒體當中自由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將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表達出來。在新媒體的影響下，人們能夠改變自身在現實社會當中的角色束縛，在信息的傳遞當中獲得更為高度的自由，在促進溝通效率提升的同時，能夠為社會大眾文化認同感以及向心力的形成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推動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
2.2對傳統的文化傳播系統進行整合
在進行文化傳播的過程中，新媒體能夠利用自身快速便捷的傳播手段，對傳統的文化傳播系統進行整合，從而對文化傳播力產生影響。在新媒體環境當中，人們在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不再局限與手口相傳的方式，而是利用各種新媒體技術來進行更為便捷快速的信息傳遞，從而在保證時效性的同時，為人們的生活質量提升提供更為可靠的保障。在社會科技不斷發展的情況下，各種便攜式的智能移動終端技術在不斷的發展完善，這也就為文化傳播的路徑優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但是應該看到的是，新媒體的出現給傳統媒體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對其市場空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2.3推動多元文化的融合對接
在新媒體的應用下，文化傳播不僅能夠改變以往的時間以及空間限制，還能夠為多元文化的融合提供極大的便利，進而對傳統的文化傳播力產生明顯的影響。首先來看，在進行新媒體的研發當中，操作的便捷性以及文化傳播的交互性一直是設計者十分關注的內容，通過為用戶提供更為便捷的操作，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增強用戶體驗。其次，在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各種西方文化的傳播，使得新媒體當中的內容變得更為豐富，而它作為一種載體，能夠利用各種網絡技術，為多元文化的融合對接提供可靠的保障，更好的提升多元文化之間的傳播效率，為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3新媒體在提升文化傳播力當中的途徑
3.1加大新媒體技術的研發
在目前的新媒體環境下，由于發展時間較短，一些新媒體在運營的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一些問題，因此為了更好的發揮出新媒體在促進文化傳播力提升當中的作用，必須要加大對于新媒體技術的研發力度，通過不斷的開發與應用新媒體技術，為文化傳播力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特別是在社會高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的思想觀念在不斷的產生變化，如何適應社會大眾的審美要求，已經成為了文化傳播必須要關注的重點。而通過強化對于新媒體技術的研發，能夠充分的發揮出科技這一第一生產力的作用，在提升新媒體技術的同時，為文化內容的豐富提供有利的支持。
3.2提升新媒體的適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
在新媒體的不斷應用當中，為了更好的發揮出其在促進文化傳播力提升當中的作用，必須要努力的提升新媒體的適配性以及智能化水平，將各種新媒體技術完美的融入到文化傳播當中，發揮出其所具備的智能化優勢。因此，必須要對新媒體的載體進行不斷的優化，將人們的生活習慣、交往方式以及工作方式充分的考慮進去，更好的適應社會當中豐富的資源，提升新媒體的適配性。初次之外，必須要不斷的發展新媒體技術的智能化水平，在降低企業創業成本的同時，為文化傳播的發展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不斷的推動文化設施的更新換代，為文化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3.3形成與時俱進的文化觀
在新媒體的影響下，文化在人們的生活當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為了更好的促進文化傳播力的提升，必須要形成與時俱進的文化觀，為人們精神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文化是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引領其他領域的發展，文化潛移默化影響著一個民族。因此，我們要合理利用新媒體的文化傳播能力，構建先進的民族文化觀。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國家，我國的文化底蘊十分深厚，借助新媒體的作用，能夠在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當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播提供更為多樣化的途徑，同時通過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為民族凝聚力的增強提供可靠的保障。
4結語
隨著新媒體的出現，文化的傳播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社會各界對于新媒體在文化傳播當中的影響與提升有了更為密切的關注。特別是在新媒體環境下，文化的傳播有了更為豐富的途徑，這就使得文化傳播力得到了顯著的提升與增強，新媒體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當中的作用得到了更為明顯的發揮。應該看到的是，在新媒體的發展當中，文化傳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盡管新媒體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化的傳播，但是文化傳播的過程中也促進了新媒體的創新與發展。但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當中，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新媒體在促進文化傳播力提升當中的作用并沒有充分的發揮，新媒體自身的潛力也沒有得到更深度的挖掘。所以說，通過強化新媒體對于文化傳播力的影響與提升研究，能夠更好的發揮出其在增強文化傳播力當中的作用，為人們精神文化水平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貢獻，更好的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建設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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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傳播理論范文2
關鍵詞 網絡；新聞傳播理論；發展趨勢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1）54-0012-02
新聞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新聞活動是一種精神文化的交流活動，是人類認識自我與認識世界的常態形式。新聞理論研究是在忠于現實的基礎上追求真理的基本理念研究，它的目的在于探究社會新聞現象以及新聞活動的基本特征和規律。
1 主要新聞理論體系模式
1.1拉斯韋爾模式
拉斯韋爾模式的新聞理論體系是指由美國的傳播學家和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在1948年發表的《傳播在社會中的機構與功能》中提出的“5W”模式。即Who （誰）Says What （說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過什么渠道）To whom （對誰）With what effects （取得什么效果）。新聞學是大眾傳播學的其中一種，因而用大眾傳播的理念方法指導其構建屬于自己的新聞理論體系能夠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新聞學也有自己特定的話語方式、傳統、研究對象以及問題領域，如何借鑒傳播學研究成果，構建新聞學的理論體系，至關重要。
1.2離散性四元結構模式
上世紀的90年代初由清華大學劉建明教授提出。即所構架的理論體系由新聞、新聞報道、新聞媒介和新聞媒介與社會系統之間的關系四個實質性單元組成。而所謂的離散性是指這四元在結構方式上所具有的外在的特征，也就是其在相互集中的基礎上也會出現的分離和交叉。此種理論體系具有明顯自覺意識，提出新聞學理論是展示理念化和演繹原理體系的知識系統。
除了這些理論體系之外，還有板塊結構模式、一分為二體系的結構模式、以新聞活動范疇作為紅線的理論結構模式和不大追求體系結構模式等，因為在這里只是簡單介紹，我就不贅述了。
2 網絡時代下新聞傳播理論模式的方式轉變
根據上面所提到的拉斯韋爾模式，新聞傳播的過程主要由5個基本要素組成，依次分為5個傳播階段。即傳播者―信息―媒介一接收者―傳播效果。那么在網絡時代里，每一個傳播規律都可以通過這5個要素表現出來。
2.1傳播者
網絡時代的新聞傳播與傳統媒體的新聞傳播在傳播者這個要素方面的主要區別是傳播主體的多元化。網絡是一個開放，人人參與的媒體，網絡新聞三大主傳播者是互聯網信息服務的經營者、新聞單位和個人。虛擬世界中真實多元化的媒體環境，挑戰了傳統的新聞宣傳部門執行的對新聞信息流向、流通以及新聞源的有效管理機制。
2.2信息
網絡傳播的傳播速度快、信息量大、傳播及時等特點使廣大的新聞受眾獲得信息的途徑更為方便和迅速，內容也更為海量，置身于信息海洋中，體驗知識爆炸的新時代特點。網絡時代下的新聞媒體不僅僅為其廣大受眾提供了大容量、超文本、跨時空的海量信息，而且它相比于傳統的傳播方式最大的優點在于其具有強大的互動性。網絡時代里，人人都是新聞源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大大地開闊了人們的視野和生活空間。
2.3傳播媒介
互聯網的特征是廣容、實時、交互、多媒體化。那么網絡作為網絡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傳播媒介，其特點也會影響新聞傳播的特點。網絡時代下的新聞傳播采用多樣化的技術，營造強烈新聞視覺聽覺沖擊，充分運用FLASH動畫音頻視頻等多角度的多媒體技術，激起受眾參與意識；雙向流動性和互動性改變了傳播者和受眾以及受眾和受眾之間的孤立狀態，在個性化和人性化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新聞時間及時、實時、全時，最大限度的體現了新聞本身的特征；突破地域局限，全球化、全方位、多角度直接全球熱點時事新聞動態。
2.4 接收者
網絡時代的新聞傳播的接收者從被動向主動轉變，大眾傳播有向小眾傳播的趨勢轉變。新聞接收者不再是單純的接收者，它同時也可是新聞的傳播者?，F在各種個性小眾網站也應運而生，人們在某一個特定的興趣點上達到共識，組成一個小的社會團體，相互交流觀點和提出意見，產生一場信息化的革命。
2.5傳播效果
隨著時代的進步，在人們的民主觀念產生改變之后，對于輿論的引導方式也需要得到改進。網絡新聞給廣大受眾提供的不僅僅是新聞信息和宣傳，它同時也給廣大受眾帶來了多樣化的選擇方式，采用人性化的特色定制。在此種情況下限制和堵并不能轉變人們的思維方式，這時候的新聞傳播就要善于利用輿論的引導作用，抓住廣大網民的心進行有效宣傳。
3 網絡時代下的新聞傳播理論內容
從網絡的角度單獨來考量的話，我國的網絡新聞理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3個主要的階段：1994年~1999年的網絡新聞傳播理論研究的發生期、2000年~2003年的發展期以及2004至今的繁榮期。每一個時期下的網絡新聞理論研究都各有其特點，在這里，主要探究當今的網絡時代下的新聞傳播理論的內容，以便為之后的發展趨勢預測做基礎。
3.1理論研究的多元化
首先是對外國學者學術研究進行翻譯，我國研究人員進行相應的吸收和融會貫通。2003年，克里斯廷?L?博格曼的《從古騰堡到全球信息基礎設施》、保羅萊文森（美）的《手機――擋不住的呼喚》、羅蘭?德?沃爾克的《網絡新聞導論》等在我國的翻譯和出版。作為網絡時代下傳播理論研究領域的經典著作，開闊了我國學術研究的視野，對國內的學術研究具有借鑒作用。
其次是國內相關專家對自身領域的拓展研究。鐘瑛的《網絡傳播倫理》、巢乃鵬的《網絡受眾心理行為研究》和秦州的《網絡客文化》等都對網絡時代下的新聞理論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這些論文著作具有學術性、創新性和前瞻性，結合了一定的社會的現實和與時俱進的新聞傳播理論，對于解讀網絡時代下的新聞傳播理論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理論基礎。
3.2 新聞理論研究的輿情監測
在這個全民娛樂的網絡時代，要研究新聞傳播理論，就必定離不開對于網絡輿情的檢測和管理分析。劉毅說網絡輿情是指人的態度情緒以及意見交錯總和體現。王來華則認為所謂的網絡輿情既網民對于社會的政治態度。當然各自的觀點都有各自不同的側重點，但是總之，認識和充分利用廣大受眾的接收心理，把握好網絡輿情的實質問題，是網絡時代下對于新聞傳播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4 網絡時代下新聞傳播理論的趨勢
對于新聞傳播理論的研究要追溯到最早的傳播學的研究范疇，而在當今網絡時代下的新聞傳播理論則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欣欣向榮的研究領域。隨著科技的發展，互聯網廣泛被運用于各種領域。學術領域也與時俱進。網絡時代的到來，使人們有了更大的知識傳導空間，在接收的途徑、方式方法和范圍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擴展。那么，在網絡時代下的新聞傳播理論會有怎樣的發展趨勢呢。
4.1 新聞來源渠道向多樣化擴展
傳統的新聞傳播都是來源于專門的新聞記者等專業人士，大眾對于社會問題的觀點和建議很難或者無法為大眾所知，而新聞的來源也比較局限。如今，網絡的發展，手機功能的多樣化，各類新聞娛樂網站的興起，隨時隨地的新聞動態，只要連接網絡，在任何地方登陸都可看到。拿前段時間的溫州動車事故做例子，官方的新聞來源和結果統計畢竟有限，在新聞發生的第一時間由于距離和空間的局限，事故在發生的一瞬間也不可能全程直擊。而網上點擊量非常高的一位由當地居民在事故發生的一瞬間用手機拍攝的短片則還原了新聞瞬間。
4.2 理論研究以中國為根基
現實世界的多樣化導致了學術領域文化的多樣化，作為中國的新聞傳播理論的研究就需要以中國為根基，以中國人的思想和觀念引導新聞傳播理論的發展。新聞學研究的發展離不開當今的社會熱點問題，首先要把立場站堅定，在以后的研究過程中才能走的更遠?？茖W原則和基本的精神要求實事求是，緊靠“中國”這個實事，才能創造出一整套完整的科學新聞理論體系。在網絡時代下的新聞理論研究要善于從海量的新聞信息中提煉出想要的典型事例進行重點研究和分析，把握好研究方向。
4.3 具備世界眼光時代特色人文胸懷和原創精神
既然全球化的趨勢勢不可擋，那我們就只能積極的適應時展的要求，以全球化的視角來看問題，研究問題。在全球化的視角下，要有中國社會發展的特色。我國雖然處于一個社會大轉型的階段，但是在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已經開始進入一個信息化的時代，在新聞傳播學的領域里，進入“后新聞業”的時代。這個宏觀層面的大背景下，對于理論研究也要與時俱進。而文化作為人們對客觀存在的一種意識的總結和反應，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反作用于客觀存在。網絡時代的新聞傳播理論關注的焦點應該同時也具有人文的胸懷和原創精神的理念意識。
5 結論
新聞傳播理論作為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產物之一，從另一方面來講它也記錄和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步。在新的網絡時代下，它將具有更多的時代特色，更加與時俱進的來有效指引人類社會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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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傳播理論范文3
新聞教育進入大學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反對的聲音一方面來自于報界，一些人認為師徒 制是培養新聞記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來自于大學，1892 年報界巨頭普利策帶著捐款向哥倫 比亞大學校長塞思洛提出建立新聞學院的請求時，遭到婉言回絕，理由是設立這樣一所學院會 損害哥倫比亞大學的學術聲譽。[2]雖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開始開設新聞 學課程或創建新聞學院，1918年北京大學也正式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但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 新聞學教育中“術”與“學”的爭論久未平息。傳播學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為新聞學教育的發展 提供了良好的學術土壤，使其在大學中的學術身份與地位得到加強。傳播學在學術層面，讓研究 者們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開、廣闊無垠的研究領地；在教育層面，又給傳統新聞學帶來了更為豐 富的理論滋養與批判意識。但對于起步較晚的中國傳播學而言，傳播學與新聞學邊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與學術立場的模棱兩可，使當前中國的傳播學教育尚處于思考與探索階段，未能確 立明確的教育目標，形成鮮明的教學特色。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相比較，中國傳播學的 未來發展可簡要地歸納為三個焦點：明確“局外人”的批判視角，從“大眾傳播學”轉向“傳播 學”，以及通過加強理論建構推動學科建設。
“局內人”與“局外人”
在學術研究中，“‘局內人’指的是與研究對象同屬于一個文化群體的人,他們享有共同的 (或比較類似的) 價值觀念、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謨热恕g通常共有比較類似的生活經 歷,對事物往往有比較一致的視角和看法?！滞馊恕傅氖翘幵谀骋晃幕后w之外的人，與這 個群體沒有從屬關系?！捎凇謨热恕g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觀念和思維方式,研究者可 能會對被研究者的某些語言和行為所隱含的意義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認為自己對這些意義已經十 分了解了,沒有必要再進行追問和探究。‘局外人’由于與被研究者分屬不同的文化群體,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與研究的現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可以在 研究的過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來幫助自己理解異文化中的某些現象?！盵3]
在新聞傳播學教育中，英國新聞教育學會會長羅德艾倫提出，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有嚴格分界，新聞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職業記者，而傳播學創辦的宗旨在于培養傳媒批評家與分析者。
[4] 換言之，新聞學教育是以“局內人”的理念，深入媒體文化本身，根據媒體的需要，傳承媒體 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教授媒介產品的制作細節與職業技能，而傳播學教育則應站在“局外 人”的立場，與媒介保持距離，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在美國，雖然新聞 學與傳播學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學院，二者之間的界限比較模糊，但近年來，對大眾傳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漸興盛。[5]
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新聞與傳播學院都開設了傳播學的相關課程，如傳播學概論、大眾傳播學 等等。但總體而言，新聞學與傳播學在課程設置與教育理念上并無太大區別。新聞學與傳播學的 本質差異也未能在各階段的教育中得以體現。在本科教育階段，傳播學課程數量較少，大多作為 實務類課程的補充，以概論性課程為主。在研究生教育階段，傳播學胸懷廣闊地將廣播電視、廣 告、網絡、動畫等相關專業納入其中，新聞學則被相對狹義化，近乎成為“報業”的代名詞。簡 而言之，二者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傳播學偏重于理論提升，新聞學專注于技能培訓；傳播學以電 子媒體、網絡新媒體等為主要的媒體依托，新聞學將報紙作為主攻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 播學教育是對傳統新聞學教育的錦上添花或領域擴張，并未顯現出獨立而強勢的發展態勢。
“局內人”與“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為中國傳播學教育的未來走向提供了有益參 考。傳播學對于新聞學的區別或超越，不能僅僅停留于媒介形態的差異、涵蓋面的寬窄，而應深 入到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以及教育目標、教育職能等層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維應該成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開設每一個傳播專業的學生都應該知道的公共 核心課程，在此基礎上再開設相關的技能課程。[6]
從“大眾傳播學”到“傳播學”
查菲曾不無憂慮地提出，傳播學中“小國割據”，是學術上的南斯拉夫，在“傳播”這個大 的概念下，存在著無數的子概念，如大眾傳播、口語傳播、電信傳播等等，甚至很多傳播學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為文學和哲學批判研究的一個部分。[7]
在西方，大眾傳播媒介的相關教育與研究通常集中在新聞學領域，傳播學是一個相對寬泛的 概念與范疇。但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傳播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大眾傳播學”的專有名 稱。組織傳播、人際傳播、政治傳播、健康研究等西方傳播學研究與教育的重要領域，在中國依 然處于邊緣地帶，僅有少數院系開設了一兩門課程。即使是大眾傳播學的教學，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國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對歐洲批判學派的關注明顯不足。傳播學教育在這個意義上甚 至狹義化為了“美國大眾傳播學”。
不可否認，大眾傳播學是傳播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與大眾媒介關聯最密切的部分，但傳 播學的狹義化明顯阻礙了傳播學教育國際化的發展趨勢。因而，陳力丹在論及傳播學在中國的發 展朝向時特別提出，“課堂教學，要全面向學生傳播傳播學各個學派、各個方面的知識，避免以 大眾傳播學替代傳播學?！盵8]中國傳播學教育從“大眾傳播學”到“傳播學”的過渡，不僅需要 新聞傳播學科內部的自省與革新，同時還需要加強與其他學科的良性互動。傳播學多學科起源、 跨學科發展的自身特點，決定了傳播學教育對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甚 至自然學科的依賴。因而，未來中國傳播學教育一方面應該增加跨學科課程的比例，強調通識類 課程和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另一方面，相對新聞學教育，傳播學教育更應強化理論基礎，增加 理論類課程的比重，輔以新聞實踐類課程。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如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政 治傳播等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這不僅是中國傳播學教育與世界接軌的必然走向，而且是傳播學 學科建設與理論發展的必需。 53
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在教育層面將新聞學與傳播學合二為一是出于學科建設的需要。一個學 科若要獲得學術身份認同與學科地位，必須進行理論建構。一直以來，學術性與理論性的缺失是 新聞學的軟肋。傳播學的誕生給予了新聞學無數的學術想象與學術滋養。雖然較之新聞學，傳播 學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傳播學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學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為沒有核心知識與統一理論。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種傳播理論教材，從中鑒別出249 個各自不同的“理論”，其中195個僅在1本教材中出現過，也就是說，只有22%的理論在7本教材 中出現過1次以上，只有7%（18個）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紹?！叭绻麄鞑ダ碚撜娴氖且粋€領域，那 么似乎應該有超過一半的介紹性教材，對該領域基本內容的7%以上達成一致意見?！盵9]
對中國傳播學研究而言，理論建構更是一項宏大而艱巨的工程。作為學術“舶來品”，傳播 理論在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中，或是在“國際化”趨勢下的理論譯介和理論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論運用與理論測試，鮮有獨立的理論創見?！袄碚摗苯咏诳茖W法則，特指經過 完全檢驗的思想與觀念，它是對一系列觀測結果的解釋，這些觀測結果以被證實的假說為基礎， 并多次被相互獨立的研究者所檢驗。對個體研究和單獨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創立一個假說，而 不能創造理論。在這個意義上，傳播學理論建構是全體研究者的共同追求與目標，中國學者應成 為其中的積極分子，中國傳播學教育也力求為此添磚加瓦。
基于學科建設與理論建構的重任，傳播學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階段強調理論素養之外，更 需要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標與宗旨上，明確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差異，強 調傳播學教育的批判立場與理論視角，加強對學生的理論訓練、理論積累與學術培養。在教材選 擇上，盡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還傳播學原貌，既有利于學生英語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資料造成的理解障礙。在教學方式方法上，加強研究方法的學習與訓練，在全球化的理論背 景下充分激發本土化的學術想象力。
注 釋：
[1] 與此對照，其他國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國城市大學將大眾傳播系設在社會科學系，美國密蘇里大學傳播系獨立于新聞學院，設在藝術與科學學院，臺灣地區傳播相關系所更廣泛地分布于人文社會學院、傳播學院、教育學院、管理學院、藝術學院等。
[2] 轉引自單波. 反思新聞教育. 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3] 陳向明.質的研究中的“局內人”和“局外人”.社會學研究，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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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傳播理論范文4
關鍵詞： 新聞學 理論體系 公共性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死５略凇秾懳幕芬粫杏昧恕安糠值恼胬怼币辉~，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2]喬治·E·馬庫斯：《中文版序：〈寫文化〉之后20年的美國人類學》，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頁。
新聞與傳播理論范文5
【關鍵詞】 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主權：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①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②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栈俏覀冞^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④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⑤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主權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⑥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⑦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國際傳播技巧主要研究國際傳播現狀和對策論方面的問題，也是國際傳播學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應該包括世界傳播體系的框架及運行機制、國外重要媒體介紹、媒體信息的分類及量化、輿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與報道技巧、傳播者形象與傳播效果、國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重視的是觀念的變化，應從政治宣傳的角度轉換到報道和經營的角度，注重對象研究，收聽率、收視率的研究。再好的宣傳沒有聽眾和觀眾只能是空談。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經濟技術原因外，經營方式和觀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國際傳播學的理論框架是一項不斷帶有總結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國際傳播能否作為一個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或問題研究而生存發展的關鍵。它所包括的內容至少有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認識、研究對象和目的、帶有理論抽象性的國際傳播史和現狀分析、國際傳播各種理論介紹、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及控制、國際傳播技巧概述以及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學的理論框架，國際傳播學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臺，從而在眾多的分支學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釋：
① 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馬赫茲：《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9年，第97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頁。
④⑤ 轉引自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7頁，第238頁。
⑥ 國際新聞在新聞中的比重問題，是一個需要進行實證性研究的問題。在早期的報刊中，其比例無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國第一份日報《每日新聞》，其創刊號的聲明就明確指出該報是以翻譯荷文、法文消息為主，“迅速、正確而公正地報道國外新聞”（見鄭超然等《外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3頁）。中國最早的報刊也是以國際新聞為主，有的就以《各國消息》為報名（見白潤生《中國新聞通史綱要》，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26-30頁）。
進入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中用于國外新聞報道的頁數，占其總數的22-24%。（見威廉·哈森《世界新聞多棱鏡》，新華出版社2000年，第77-78頁）。
新聞與傳播理論范文6
【關鍵詞】新聞教育;新聞學;傳播學;反思
【中圖分類號】G213【文獻標識碼】A
一、不同語境中的相同話題
“傳播學”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廣義的新聞教育領域最重要的話語。三十年來,傳播學在中國從無到有,逐漸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與傳統的“新聞學”平起平坐,甚至對新聞學有了“僭越”之嫌,于是,圍繞傳播學和新聞學的學科之爭近三十年來一直不絕于耳。曾經作為“文學”附庸的“新聞學”成為“一級學科”時的名目已經不再是“新聞學”,而是“新聞學與傳播學”。從學科設置情況來看,由于傳播學的存在,全國有數百所高校的原新聞系更名為“新聞傳播學院”或“新聞與傳播學院”。僅此已足以表明傳播學對新聞教育領域產生的影響之大。
從傳播學引進中國之初,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科之爭、地位之辨就已經開始。這一語境中的“新聞學”是指狹義的新聞學。而這一語境中的傳播學則是中國學界彼時從西方拿來的傳播學。
彼時的爭論是站在建設傳播學的立場來厘清學科邊界。對于一門新興學科來說,正本清源、明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等,無疑都是十分必要的。198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寫的《傳播學》(簡介)一書中就在題為《西方傳播學的產生及其與新聞學的關系》的介紹性文章中開始討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問題,并提出:“傳播學與新聞學之間既有著血緣的關系,又有不同的地方?！盵1]作為傳播學引進中國的早期話題,這一討論并未形成共識,而是形成了兩種代表性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新聞學與傳播學是各自獨立的學科。早在1988年,在國人編著的第一本國內傳播學教材中,作者認為:“傳播學既不是實踐意義上的新聞學,也不是理論意義上的新聞學?！盵2] “就像美學無法替代其他具體藝術部類的研究一樣,傳播學也不能代替新聞學的研究”。[3]在我國傳播學的發展過程中,“傳播學與新聞學各自獨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彼此取代,新聞學的繼承與發展和傳播學引入與探討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盵4]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新聞學與傳播學存在著血緣關系,傳播學是對新聞學的發展,是新聞學第三個發展階段(前兩個階段是報學、新聞學)[5]。張國良教授在《傳播學原理》一書中認為新聞學與傳播學“沒有直接的繼承關系,前者充其量只是后者的學科背景之一”,但由于大眾傳播學由新聞學演變而成,因此,又認為 “新聞學可視作傳播學的前身”[6]。
在這些早期論爭的焦點,即傳播學的學科邊界問題之外,爭論雙方的共同之處在于,雙方在探討的是新聞學與傳播學“應該”具有怎樣的關系。問題涉及到學科層面的傳播學會否取代新聞學,但并沒有進入到價值和內涵的層次,即傳播學究竟對新聞學和新聞教育的內涵層次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無論是新聞學還是傳播學在中國都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問題卻似乎成了新聞教育領域中繞不過去、至今也尚未跨越過去的話題。學界對新聞教育的反思,仍然傾向于“接著說”。近三十年來,對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討論可謂林林總總[7],當我們反思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新聞教育時,也依然傾向于從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說起。進入21世紀以來,以反思我國新聞教育的名義,“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科關系仍一再成為引人注目的話題。
2001李希光教授題為《是新聞記者的搖籃還是傳播學者的溫室?》的文章站在新聞教育的立場,提出我國的新聞教育“正在掉進傳播學的理論陷阱中”,新聞學正在被傳播學一統天下,而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組合是“抽煙與肺病的重組”。[8]200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教授詹姆斯•凱里的《新聞教育錯在哪里?》同樣將美國新聞教育存在的問題委過于傳播學的介入,就傳播學對于新聞教育的意義提出質疑。[9]該文在國內學術界引起了巨大反響,客觀上對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之爭推波助瀾,甚至使該話題的焦點演變成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學術權力之爭。
實際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同一話題下,無論是提出問題的出發點還是問題討論的深層目的、各種話語的言外之意,其實大相徑庭。如果說在“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討論中,曾經的焦點是傳播學的引進將會對新聞學產生怎樣的影響,那么,經過二十多年的教育實踐之后,同一話語討論的其實已經不是曾經的話題。在論爭的出發點方面,曾經的論題出自對傳播學定位的迷茫,晚近的論爭則是站在新聞教育的立場,面對的是新聞學和新聞教育的困境;如果說早期的論爭既有助學科“跑馬圈地”之嫌,也是面對學科未來的展望,晚近的論爭則是面對現實、回顧歷史的反思;如果說早期的論爭是為了證明“拿來”“西學”的名正言順,那么,晚近的論爭則是對“拿來”后效的一次評估;在論爭的價值取向方面,早期的論爭中對傳播學的價值判斷主要是正向的,但在晚近的論爭語境中,傳播學卻成為傷害新聞學優良傳統的罪魁。
如果認同這些實質上的差異,那么,當我們在狹義的新聞教育語境中論及“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時,就不應按照二十多年前的論爭思路“接著說”,甚至對于曾經的言說方式也應作出重新審視。在反思中國新聞教育的成敗得失時,首先需要追問的是站在中國新聞教育的立場,新聞教育面臨的困境究竟是什么?造成困境的主因是什么?是傳播學的“入侵”嗎?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的傳播學具有怎樣的面貌?它又是如何“侵蝕”傳統的新聞教育的?
二、傳播學話語與誤讀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新聞教育在取得了規模、數量的繁榮的同時,面臨的主要問題究竟是什么?對這個問題,學界的認識是多元的。
就新聞教育所面臨的問題,李希光教授的觀點是新聞教育的人才培養方向的偏離:“新聞學教育是培養埃德加•斯諾還是培養施拉姆?是培養一個健全的民主法治社會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輿論監督者還是培養象牙塔里的傳播理論家?”[10]詹姆斯•凱里認為,新聞教育面臨的困境是傳播學對新聞教育的控制所導致的新聞學的民主、自由等基本原則的喪失:“新興的傳播學科至少看起來具有象征意義也充滿希望地融入新聞教育中去,但是結果并不妙?？茖W統治和新聞自由很難結合到一起?！薄皞鞑碓从谛侣劜⑶铱刂屏诵侣?建造了新聞和社會控制藝術間的矛盾并生存其中?！盵11]顯然,中外學者對于新聞教育困境的關注焦點并不相同。前者擔憂的是新聞人才培養過程中對實踐能力的忽視,后者擔憂的是新聞的人文關懷的缺失。應該說,這些的確都是中外新聞教育面臨的困境。如果能夠深入到內涵的層面,或許對新聞教育的種種擔憂都有其內在的邏輯,都值得警惕。
李希光教授認為,“中國新聞學教育不僅正漸漸與現實脫節,更為糟糕的是,它正漸漸脫離新聞學的核心價值。盡管公眾仍然通過閱讀記者的新聞報道了解政治、經濟、社會、科學、醫學和教育的最新發展,但是新聞或傳播學院遠遠沒有使學生準備好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聞或傳播學院,學生被教授各種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沒有學會全面、真實、公正的報道、并保持其科學可信度?！盵12]詹姆斯•凱里相信,“新聞學的學術來源應該根植于人文科學和人文類的社會科學中。新聞應該與政治聯系,這樣才能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機構;和文學聯系,這樣才能提高語言和表達能力,并深刻理解敘述的方式;和哲學聯系,由此確立自己的道德基準;和藝術聯系,這樣才能捕捉到完整的視覺世界;和歷史聯系,在此基礎上建立自己的意識和直覺。”[13]無論是李希光教授對新聞教育脫離現實的撻伐,還是詹姆斯•凱里對新聞教育理想的憧憬,都體現出某種深刻的片面性,其語言表層結構之下的深刻的所指均“與我心有戚戚焉”。
但他們的敘事話語卻是值得深思的。兩者均將矛頭對準了傳播學,至少是在字面上都使用了同樣的敘述策略。值得反思的問題正在于,為什么種種討論最后都指向了傳播學?造成中國新聞教育困境的主因是“傳播學”嗎?在不同的語境中,“傳播學”話語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透過種種對傳播學的詰難,不難發現,指說的對象并不一致。前者批判的是作為抽象理論的傳播學,后者則將傳播學視為傷害新聞自由的控制的科學。前者批判的是傳播學作為抽象理論對新聞教育實踐性的傷害,后者批判的是作為控制的科學對新聞學的民主等基本原則的傷害。作為靶子的傳播學是脫離現實的、抽象的、只關注技巧而忽略價值內涵的、非人文的、服務于利益集團的、以操控為目標的理論。正是這樣的一種傳播學統治了新聞學并給新聞教育種下惡果。對于傳播學是否統治了新聞學,黃旦教授指出,新聞學被傳播學吃掉是一個偽命題。[14]再向上回溯,對傳播學的種種詰難是真的命題嗎?
在學術論爭中,為了彰顯己方觀點而樹立一尊理論的稻草人作為對立面是常見的做法。在對新聞教育進行反思的過程中,傳播學似乎正在成為這樣一個象征化的理論稻草人。作為一個理論稻草人而存在的傳播學的面目必然要么是模糊的,要么是變形的,甚至可能會是被抽空了內涵的空殼而已。試問,在反思新聞教育的特定語境下,種種有關傳播學的話語講述的是那一個我們所熟悉的已成顯學的“傳播學”嗎?只要對中外學術思想史稍作研究便會對此作出否定的回答。一種既脫離社會現實又脫離新聞實踐的抽象的理論、一門服務于利益集團、以控制為使命、與民主理想相背離的控制科學都不是“那一個”傳播學。對傳播學的武斷顯然未能體現學術的嚴謹。準確地說,“傳播學”在反思新聞教育的語境中只是一個符號。作為新聞教育的批判話語而存在的“傳播學”已經遠離了傳播學本身,而被異化為二元思維模式下的“新聞學”的對立面。
潘忠黨教授認為詹姆斯•凱里“提出的問題,正是我們迫切需要討論的。而在中國的場景下討論這些問題,有必要了解他批評與反思美國新聞實踐和新聞教育背后的思考脈絡,否則難免取桔成枳”。[15]他認為,不能隨意地給凱里扣上反對傳播學的帽子,在凱里的視野中,存在著多個傳播學。在《新聞教育錯在哪里》一文中,凱里所特指的是“控制論及與其共享著某些概念的理論,如信息論”,凱里并沒有采用在“在中文語境中所理解的‘傳播學’”。他認為,通過對凱里思想脈絡的解讀可以發現,“如果我們從中得出凱里提倡新聞學,反對傳播學的結論,恐怕至少似是而非。首先,凱里反對的是以控制論為代表、以社會控制為根本目的、以信號傳遞為基本觀念、以實證主義自然科學為基本模式的傳播學。他推崇的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以人文價值取向為動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動所建構的社會關系并使之升華為目標的傳播研究。也就是說,在凱里那里,有多個不同的傳播學,他對不同的模式有偏好、有選擇?！盵16]由此看來,在凱里的觀點中,此傳播非彼傳播。
但在中國的接受語境中,新聞教育反思中的傳播學話語還是導致了誤讀,不僅對傳播學造成了誤讀,也對新聞教育面臨的困境本身造成了誤讀。遺憾的是,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關于新聞教育的反思反而止步于此,奇妙地轉向了技術性的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關系之爭。這才是關于新聞教育的種種反思過程中真正值得反思的“真”問題。
“傳播學”成為新聞學的對立面是對傳播學的誤讀。歷史地看,傳播學最初是以拓展學術領域的姿態而不是以攻擊或取而代之的姿態進入到現實的高等學院新聞教育領域的。拓展并不必然意味著取代。從學科自身的特點來說,新聞學與傳播學是兩種不同的學科,但彼此間并沒有非此即彼的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傳播學本身是多元的、開放的、發展的,實際上,也許還沒有一個邊界清晰的傳播學。即使勉強地稱其為傳播學,那么,也存在著多個不同的傳播學。有理論傳播學,也有應用傳播學。公關、廣告、組織傳播等不能等同于傳播學。芝加哥學派、哥倫比亞學派、伯明翰學派、政治經濟學派,等等,都是傳播學。這些傳播理論有不同的淵源、目標、方向、路徑。凱里所反對的美國主流傳播學派是不能代表傳播學的全部內涵的。按照潘忠黨教授對凱里的解讀,凱里并沒有誤讀傳播學,而是我們誤讀了凱里。因為,凱里批評“傳播學”是有特定的美式語境的。凱里的“傳播學”并不是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以中國視角看傳播學,為什么看到的只是美國主流學派的“傳播學”?什么才是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的真實全貌?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就是指新聞學與公共關系學、廣告學等應用傳播學的關系嗎?
實際上,對“傳播學”的誤讀也必然導致對新聞學本身的誤讀。用被窄化和扭曲了的傳播學去與新聞學的理想原則相對,新聞學能夠獲得的除了再次證明新聞學理想本來就擁有的崇高與偉大,還能有什么新的收獲嗎?“新聞學科的內涵擴容,是保障與推動新聞學科發展變化的重要因素?！盵17]對傳播學的誤讀,顯然使得新聞學似乎變成了一個固定成型的、自我豐足的體系,即使對狹義的傳統的新聞學來說,理論發展也是必由之路。
“傳播學”成為新聞學的對立面,也造成了對我國新聞教育面臨的現實困境以及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的的誤讀。詹姆斯•凱里在《新聞教育錯在哪里》一文中提出的擔憂之所以引起國人的強烈反響,無疑是由于美國新聞教育中所存在的問題在中國新聞教育中也存在著。但是,國人更為關注的似乎是凱里話語中的新聞學與公共關系、廣告等應用傳播學科以及與媒體的關系,而不是新聞教育中輕視新聞理想、倫理準則的現實困境。當我們熱衷于爭論新聞學與傳播學學科關系的問題時,實際上選擇性地忽略了問題提出者對新聞教育缺失內涵和價值教育的擔憂,也就遠離了新聞教育的真正困境。問題的提出方式也能反映出對問題核心的偏離。也許,在中國語境中,當務之急要問的不是新聞教育是要培養埃德加•斯諾還是施拉姆。埃德加•斯諾或是施拉姆都是各自所屬領域的一座高峰,在廣義的新聞教育語境中,他們都應該成為人才培養的目標。而真正的問題在于,中國的新聞教育為什么培養不出埃德加•斯諾?是由于人才培養目標偏離了正確的方向,指向了威爾伯•施拉姆嗎?這樣的看法顯然是脫離中國新聞教育的實際的。將新聞教育的問題委過于傳播學,其結果只是使得對新聞教育的反思停留在外延的領域,阻礙了對更深層次的內因的追尋。
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話語還可能會遮蔽新聞教育中的另一些尚未解決的重要問題。例如長期困擾新聞教育的“新聞無學”問題。傳播學確曾提升新聞學的合法性,暫時緩解了學院派對“新聞無學”的指責。然而,中外新聞教育實踐似乎已經從不同角度證明傳播學,尤其是主流傳播學并不是解決新聞學“無學”問題的靈丹妙藥。那么,新聞學究竟需要怎樣的“學”?新聞學未能從更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中汲取營養是傳播學的錯嗎?其內在原因是什么?傳播學不僅不與新聞學相互對立,也不與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相對立。作為與新聞學有密切聯系又區別于新聞學的另一門學科,傳播學顯然并不能解決新聞教育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三、需要反思的傳播學
超越話語,作為一門已成顯學的傳播學自身也需要反思。反思和批判是學術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站在傳播學的立場,無論是誤讀還是切中肯綮的批評,遭遇批判對于傳播學自身也許正是在反思中發展的機遇。
反思中國的新聞教育,傳播學的確是影響了新聞教育理念和實踐的重要因素。目前站在新聞教育的立場對傳播學提出的批評有些方面看似矛盾,例如有的將傳播學看作是抽象的理論,有的又將傳播學看作是執著于信息處理的技巧,不過,這些觀點卻都清晰地表明他們所指向的是最早引進中國的美國主流傳播學。這一點,中國學者與詹姆斯•凱里是相同的。這一點正是中國傳播學發展中最值得反思之處。為什么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話語只意味著美國的主流傳播學?
傳播學作為一門年輕的學科,一直在拓展著研究的疆界,充實著自身的內涵。近幾十年來,不同學派的觀點在“傳播學”的名下不斷地碰撞和激蕩著,使得傳播學的學術園地日漸豐饒。以市場導向和行政導向為特征的美國主流傳播學與以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解放為終極關懷的歐洲批判學派共存于傳播學的學術園地,相互競爭,相互合作,甚至相互滲透,共同構成了多姿多彩的傳播學景觀。然而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在理論上是多元的,但在傳播學的研究實踐中,其形象仍然是單薄的,屬于美國主流學派的。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主流傳播學派被引進中國,其后并逐漸在中國成為傳播學的主流。對于這一點,當然有歷史的背景:美國主流傳播學派“不但有很強的科學主義色彩,而且往往在分析傳播現象與過程中忽視權力問題和淡化社會歷史背景。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正好符合‘’后的中國學者希望糾正學術研究過于政治化的趨勢,迎合了他們希望建立學術獨立性的要求?！盵18]因此,盡管在1983年出版的《傳播學》(簡介)中就已經介紹了歐洲批判學派,但在其后傳播學的引進實踐中,久未得到響應。這種情況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改變。作為發展的表征,“傳播學譯著的出版持續數年高漲;經驗――功能主義傳播學的研究方法在中國新聞學和傳播學研究中普及;證實傳播學假設的研究形成規模;媒介形態研究開始受到關注;開辟了較為廣闊的傳播學批判學派的研究空間”。[19]由此可見,中國的傳播學仍然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并且,主流傳播學的介紹和影響仍是主流。
中國傳播學發展的這一特征在我們面對詹姆斯•凱里時顯出了其后果的嚴重性。當凱里批判以科學主義為信條、技術統計為手段、服務體制為導向的主流傳播學時,我們驟然發現,中國學界二十多年來所學習的甚至亦步亦趨的不正是凱里所批判的東西嗎?盡管,我們早已知道,傳播學還有更為廣闊的天地,遺憾的是,將傳播學僅僅視為一門控制科學的美國主流傳播學卻是中國語境中對傳播學的主導性解讀。因此,當我們指出凱里理論視野上的偏頗時,也只能低聲嘀咕一句:“除了主流傳播學,還有批判學派呢!”因為,在中國的傳播學體系中,批判學派或者其他學派也都只不過是一個理論上的存在。本應對西方傳播學采取的“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方針在實踐中并沒有得到貫徹。面對西學東漸,我們主動放棄了批判的立場,今天自然也就失去了批判的力量,人云亦云,結果就變成了邯鄲學步。而批判精神的喪失使得我們面對凱里的當頭棒喝時,也不愿直面問題的關鍵,進入到新聞教育的內涵領域,而是回避了問題的鋒芒并將其化為一個無關痛癢的的學科關系問題。批判精神的缺失是新聞學和傳播學共同的問題,因此,在新聞教育借“傳播學”話語反思自身的同時,傳播學自身也亟待反思。
注釋:
[1]周致:《西方傳播學的產生及其與新聞學的關系》,《傳播學》(簡介),人民日報出版社,1983年,第131頁。
[2]戴元光、邵培仁、龔煒:《傳播學原理與應用》,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7頁。
[3]芮必峰:《傳播學•新聞學•新聞傳播學》,《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 1期。
[41]吳文虎:《傳播學概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頁。
[5]沙蓮香:《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39頁。
[6]張國良:《傳播學原理》,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8頁。
[7]董天策:《理性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暨南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8年第2期。
[8]李希光:《是新聞記者的搖籃還是傳播學者的溫室?》,《新聞記者》,2001年第 期,第24頁。
[9]詹姆斯•凱里:《新聞教育錯在哪里》,《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
[10]李希光:《是新聞記者的搖籃還是傳播學者的溫室?》,《新聞記者》,2001年第 期,第24頁。
[11]詹姆斯•凱里:《新聞教育錯在哪里》,《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第10頁。
[12]李希光:《新聞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新聞與寫作》,2008年第5期,第31頁。
[13]詹姆斯•凱里:《新聞教育錯在哪里》,《國際新聞界》,2002年第3期,第11頁。
[14]李曉靜、黃旦《有真意 去粉飾 勿賣弄》,新浪傳媒:http ://cul.省略/ s/2004202222/49648. html。
[15]潘忠黨:《解讀凱里•跨文化嫁接•新聞與傳播之別》,《中國傳媒報告》,2005年第4期。轉引自《紫金網》。
[16]同上。
[17]丁淦林:《新聞教育應該適應社會需要――回顧新聞教育從危機到繁榮的歷程》,《新聞與寫作》,2009年第1期,第6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