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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推理和邏輯推理的區別范文1
【關鍵詞】基本思想；抽象；推理；模型
《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2011年版）（以下簡稱《課標（2011年版）》在課程的“總目標”中提出“通過義務教育階段的數學學習，學生能獲得適應社會生活和進一步發展所必需的數學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基本思想、基本活動經驗”[1].數學基本思想是構成核心素養的重要內容.數學核心素養問題在本質上反映了數學教學的根本目標問題.
重視數學思想教學是教師們長期以來“奉行”的主要原則之一，但究竟哪些是數學的基本思想卻一直把握不準，存在爭議.筆者在本文首先談談對數學基本思想的一些新認識，然后提出加強基本思想教學的宏觀途徑.1正確認識數學基本思想
數學思想是指人們從事各種數學活動時，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數學觀念及思維方式[2].《課標（2011年版）》提出“無論是設計、實施課堂教學方案，還是組織各類教學活動，不僅要重視學生獲得知識技能，而且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通過獨立思考或者合作交流感悟數學的基本思想……”[1].
@里在“思想”前面加上了“基本”二字，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強調基本思想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控制數量（基本思想不要太多了）.“數學思想”有許多，并且是具有層次性的，而“基本數學思想”則是其中具有本質性特征和基本重要性的一些思想，處于較高的層次，其他的數學思想都可以由這些“數學的基本思想”演變出來，派生出來，發展出來[3].
要搞清楚究竟哪些是數學基本思想，首先需要建立判斷數學基本思想的原則.對此，史寧中教授提出了兩個原則[4]：
第一個原則：數學產生和發展所必須依賴的那些思想.
第二個原則：學習數學的人應當具有的基本思維特征.
根據這兩個原則，可以把基本思想歸結為三個核心要素：抽象、推理、模型.針對具體的教學內容，我們不可能把三者截然分開，在這三個核心要素中抽象是基礎，進行推理和建立模型的過程一刻也不能離開抽象，三者之間相互交融在一起，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抽象
所謂抽象，就是從許多事物的表象中舍棄個別的、非本質屬性，得到共同的、本質屬性的思維過程.數學抽象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數量與數量關系，圖形與圖形關系.數學的抽象不僅僅要抽象出數學所要研究的對象，還要抽象出這些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與研究對象的存在性相比，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更為本質.
抽象是數學得以產生和發展的思維基礎，數學抽象經歷了兩個階段[4]：
第一階段的抽象是基于現實的.通過對現實世界中的數量與數量關系、圖形與圖形關系的抽象，得到了數學的基本概念、運算法則和基本原理.這種抽象是從感性具體上升到理性具體的思維過程.
第二階段的抽象是基于邏輯的.通過這個階段的抽象，合理解釋第一次抽象得到的數學概念以及概念之間的關系.這個階段抽象的特點是符號化、形式化和公理化，這是從理性具體上升到理性一般的思維過程.
案例1一元一次方程的建立過程.
一元一次方程是在學生學習了方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代數概念.在這之前學生已經知道“含有未知數的等式就是方程”.為了引導學生經歷一元一次方程的建立過程，我們可以引導學生觀察下列方程（這四個方程都是根據具體問題情境得到的）的特點：
3x+1=64；4+3（x-1）=64；3y+5=2；2a-3=5a.
學生通過觀察、交流，抽象、概括出上述四個方程的兩個本質特點：
（1）只有一個未知數；（2）未知數的次數是1.
這就是一元一次方程的本質特點，至此，給出一元一次方程的定義.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是建立在抽象基礎上的.抽象是形成數學概念的重要邏輯手段.
2.推理
《課標（2011年版）》指出“推理是數學的基本思維方式，也是人們學習和生活中經常使用的思維方式.”[1]數學推理就是得到數學命題或者驗證數學命題的思維過程[4].從數學思想的角度看，數學研究對象的確立依賴數學抽象，而數學內部自身的發展則依賴數學推理.
數學推理是一種有邏輯的推理，這種邏輯推理包括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
（1）歸納推理：命題的適用范圍由小到大的推理，是一種由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歸納推理包括不完全歸納法、類比法、數據分析等，數學的結論都是通過歸納推理得到的，得到的“數學手段”是“猜”而不是“證”.因此，由歸納推理得到的結果不一定都正確.
案例2積的乘方法則的發現過程.
①通過給定問題情境，讓學生計算下面的結果：
（2a）2=2a×2a=（2×2）×（a×a）=4a2.
②在此基礎上，讓學生計算：（2a）3=？（2a）4=？
③一般地，設m是正整數，（ab）m=（ab）?（ab）?…?（ab）m個（ab）=（a?a?…?a）m個a（b?b?…?b）m個b=ambm.
即（ab）m=ambm.
在對一些具體算式進行觀察、比較的基礎上，通過歸納推理，得到（ab）m=ambm.這是從對個別事實的研究中，得到一般性結論的過程.
（2）演繹推理：命題的適用范圍由大到小的推理，是一種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演繹推理包括三段論、反證法、數學歸納法等.通過演繹推理得到的結論都是正確的.
案例3正方形對角線互相平分的推理過程.
因為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互相平分，
而正方形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正方形的對角線互相平分.
這個案例是由“平行四邊形的對角線互相平分”和“正方形是平行四邊形”這樣兩個已知的判斷，得出新的判斷“正方形的對角線互相平分”，這是利用一般原理推出特殊情況下的知識過程，這種推理形式就是演繹推理.
一般情況下，借助于歸納推理“推斷”數學的結果，借助于演繹推理“驗證”數學結果.人們通過邏輯推理，理解數學研究對象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且用抽象的術語和符號描述這種關系，形成數學的命題和運算結果，促進了數學內部的發展[4].
3.模型
數學模型就是根據特定的研究目的，采用形式化的數學語言，去抽象地、概括地表征所研究對象的主要特征、關系所形成的一種數學結構.在義務教育階段數學中，用字母、數字及其他符號建立起來的代數式、關系式、方程、函數、不等式，各種圖表、圖形等都是數學模型[3].
數學模型有兩個主要特點：
（1）是經過抽象、舍去對象的一些非本質屬性以后所形成的一種純數學關系結構；
（2）是借助于數學符號來表示，并且能進行數學推演的結構.
模型思想是指能夠有意識地用數學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理解、描述以及解決現實世界中一類問題的那種思想[4].史寧中教授進一步解釋說“掌握模型思想就是把握現實世界中一類問題的本質與規律，用恰當的數學語言描述問題的本質與規律，用合適的數學符號表達問題的本質與規律，最后得到刻畫一類事物的數學模型[4]”.
案例4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橋問題.圖1圖2
東普魯士的哥尼斯堡有一條布勒爾河，這條河有兩條支流，在城中心匯合成大河.河中有一個小島，現有七座橋將它與陸地連接（圖1所示）.人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能否在一次連續的散步中不重復的走過這七座橋？這就是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橋問題.
歐拉對這個問題的解法在許多書上都有介紹.他根據陸地、橋和人走過的關系特征，巧妙地把“人能否一次無重復的走過七座橋”的問題首先轉化為能否“一筆畫出”圖2所示的模型的問題，然后利用數學的方法證明了模型2是不能一筆畫出的，從而得到人也不能一次無重復的走過這七座橋的結論.
《課標（2011年版）》中所說的“數學的基本思想”主要指：數學抽象的思想、數學推理的思想、數學建模的思想.人類通過數學抽象，從客觀世界中得到數學的概念和法則，建立了數學學科；通過數學推理，進一步得到大量結論，數學科學得以發展；通過數學建模，把數學應用到客觀世界中，產生了巨大的效益，又反過來促進數學科學的發展[3].
數學教學的最終目標，就是要讓學習者學會用數學的眼光觀察現實世界，會用數學的思維思考現實世界，會用數學的語言表達現實世界.而數學的眼光就是抽象，數學的思維就是推理，數學的語言就是模型.可見，在數學教學中加強對抽象、推理、模型三種基本思想的教學是落實《課標（2011年版）》提出的課程目標的重要舉措.2強化基本思想教學的根本途徑
2.1在概念的建立過程中滲透抽象的思想
數學概念是學生學習的主要知識，從課程論的研究觀點看，數學概念是構成數學教材的基本結構單位，正是因為這些數學概念的存在，才形成了數學教材的知識結構.數學概念的建立是一個過程，為了讓學生經歷這個過程，我們要根據具體的數學概念，精心設計問題情境，引導學生通過感覺、知覺對客觀事物形成感性認識，再經過分析比較，抽象、概括等一系列思維活動而抽取事物的本質屬性.這樣學生除能掌握數學概念外，還能感受及領悟到隱含于概念形成過程中的數學思想和方法.
案例5平行四邊形定義的抽象過程.
平行四邊形這個概念在小學和初中都要學習，但要求不一樣.《課標（2011年版）》在第二學段的要求是“通過觀察、操作，認識平行四邊形”[1]；在第三學段的要求是“理解平行四邊形的概念”[1].區別在于描述課程目標的行為動詞不一樣：前者是“認識”；后者是“理解”.教師只有明確了二者的區別，才能引導學生學好平行四邊形概念，否則，就可能超過或達不到《課標（2011年版）》的要求，導致學生“吃不了”或“吃不飽”的現象，這是教學中常見的現象之一.對此，教師應正確把握《課標（2011年版）》給出的描述課程目標動詞的含義，準確制定導學目標，不能隨意提高或降低教學要求.
所謂認識，是指能從具體實例中知道或舉例說明對象的有關特征；根據對象的特征，從具體情境中辨認或者舉例說明對象.對“認識”的教學要求有兩個方面：①能從具體事例中知道或舉例說明對象的有關特征；②能根據對象的特征，從具體情境中辨認或者舉例說明對象.
所謂理解，是指對數學概念和原理達到了理性的認識.能描述對象的特征和由來，闡述此對象與相關對象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對于“理解”的教學要求，在“認識”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個要求：③知道該知識的來龍去脈，能準確地闡述該知識與有關概念或原理之間的區別和聯系；④知道該知識的用途.
有了上面的J識，我們可以用下面的問題引導學生進行觀察與思考活動，從而讓學生經歷平行四邊形定義的抽象過程：
在過去的學習中，你已經認識了平行四邊形，請觀察圖3所示的圖形并思考下面的問題：
（1）圖3所示的是生活中常見的一些平行四邊形的實例.你還能舉出類似的實例嗎？
（2）通過觀察上述實例，你發現具有什么特征的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你能根據這一特征畫出一個平行四邊形來嗎？
設計意圖學生在小學已認識平行四邊形，但對其本質屬性并不理解.給出的兩個問題不是對第二學段平行四邊形知識的簡單復習，而是讓學生在已有認識的基礎上，經歷平行四邊形定義的抽象過程.通過圖形語言、符號語言和文字語言，使學生理解其數學實質.因此，這是一個從感性到理性，從認識的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升華過程.活動（1）回憶小學對平行四邊形的認識，觀察和舉出生活中平行四邊形的實例，喚起學生對平行四邊形形象的感知；（2）通過觀察實例和畫圖，發現平行四邊形的共同特征，給出定義，然后結合定義和圖形識別平行四邊形的兩組對邊，加深對“兩組對邊分別平行”的理解，并會用符號語言表示出平行四邊形.
2.2合情推理和演繹推理相輔相成，提升學生推理能力
前面談到邏輯推理有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兩種基本形式，由于數學結論從產生到驗證的整個過程，都嚴格地遵循了這兩種形式的邏輯推理，所以數學才具有嚴謹性.多年來，我們在培養學生推理能力方面的教學現實是：過分強調了演繹推理，而忽略了歸納推理（或者說對歸納推理的重視程度不夠）.這對于學生“創新意識”等核心素養的形成是非常不利的.
楊振寧先生曾經說過，我很有幸能夠在兩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度里學習和工作，我在中國學到了演繹推理，我在美國學到了歸納推理.可以說，熟練的進行這兩種推理是楊振寧先生取得巨大成功的條件之一.正因為如此，楊振寧先生主張中國學生不僅要學會演繹法，更要掌握歸納法.這里的歸納法屬于合情推理的范疇[5].
《課標（2011年版）》指出“推理一般包括合情推理和演繹推理，合情推理是從已有的事實出發，憑借經驗和直覺，通過歸納和類比等推斷某些結果；演繹推理是從已有的事實（包括定義、公理、定理等）和確定的規則（包括運算的定義、法則、順序等）出發，按照邏輯推理的法則證明和計算.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合情推理用于探索思路，發現結論；演繹推理用于證明結論”[1].
這實際上就是我們培養學生邏輯推理能力的宏觀原則.在初中階段，培養學生的推理能力應貫穿于整個數學學習的過程之中[3]：
其一，貫穿于整個數學課程的各個學習內容，即應包括數與代數、圖形與幾何、統計與概率以及綜合與實踐等所有課程領域.
其二，貫穿于數學課堂教學的各種活動過程.如在概念教學中，要引導學生經歷從特定對象的本質屬性入手，抽象、概括形成概念的過程，并引導學生有條理地表述概念的定義；在命題教學中，引導學生分清條件、結論，正確把握條件和結論之間的邏輯關系；在證明題的教學中，要讓學生在關知識的基礎上（定理、公理、法則），利用數學推理的手段，證明數學結論.
其三，貫穿于整個數學學習的環節之中，如預習、復習、課堂教學、反饋練習等，在所有的這些學習環節中，都要求學生做到言必有據，合乎邏輯.
案例6“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的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的發現與證明過程.
對于這個定理，我們可以用以下三個問題引導學生“先發現，再證明”，而不是直接讓學生進行證明：
（1）根據平行四邊形的定義，兩組對邊分別平行的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如果把定義中的“兩組對邊平行”改為“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你能畫出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四邊形嗎？
（2）觀察你得到的四邊形，你猜測它是平行四邊形嗎？
（3）能證明你的猜測是正確的嗎？
已知：如圖4，在四邊形ABCD中，AD∥BC，AD=BC.
求證：四邊形ABCD是平行四邊形.
證明：如圖5，連接AC.因為AD∥BC，所以∠1=∠2.因為AD=BC，AC=CA，所以CDA≌ABC（SAS）.所以∠3=∠4，AB∥CD.所以四邊形ABCD是平行四邊形.圖4圖5
設計意圖本題的設計分為“畫圖――猜想――證明”三部分.首先從平行四邊形的定義出發，通過將“兩組對邊平行”改為“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引導學生按照新的條件自己動手畫出圖形；然后在觀察所畫圖形的基礎上，發現新的命題，提出猜想“一組對邊平行且相等的四邊形是平行四邊形”.最后探索命題的證明過程.在此基礎上得到判定定理.這種設計既能培養學生的合情推理能力，又能培養演繹推理能力，而且對于培養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數學性質、定理的教學中，教師要把重點放在引導學生探索性質、定理的發現過程，證明思路的猜測過程以及證明方法的嘗試過程上，因為學生在經歷探索、猜測、嘗試的過程中，能發展其合情推理能力和演繹推理能力，并能有條理地、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實現《課標（2011年版）》提出的“體會通過合情推理探索數學結論，運用演繹推理加以證明的過程，在多種形式的數學活動中，發展合情推理能力與演繹推理能力”的目的[6].
2.3通過建立模型培養學生的應用意識
《課標（2011年版）》指出“模型思想的建立是學生體會和理解數學與外部世界聯系的基本途徑.建立和求解模型的過程包括：從現實生活或具體情境中抽象出笛問題，用數學符號建立方程、不等式、函數等表示數學問題中的數量關系和變化規律，求出結果、并討論結果的意義.這些內容的學習有助于學生初步形成模型思想，提高學習數學的興趣和應用意識.”[1]
數學模型使得數學走出了自我封閉的世界，構建了數學與現實世界的橋梁，我們借助數學模型能使數學回歸現實世界.數學教學實際上就是教給學生前人構建的一個一個的數學模型的過程，學生在通過建立模型，掌握數學基礎知識，利用所學知識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數學模型思想.數學教學要結合具體的內容充分體現“問題情境――建立模型――求解驗證”的過程.
案例7噴水池問題.圖6
如圖6所示，公園要建造圓形噴水池，在水池中央垂直于水面處安裝一個柱子OA，O恰在水面中心，OA=125米，由柱子頂端A處的噴頭向外噴水，水流在各個方向沿形狀相同的拋物線落下，為使水流形狀較為漂亮，要求設計成水流在OA距離為1米處達到距水面最大高度225米.
（1）如果不計其他因素，那么水池的半徑至少要多少米，才能使噴出的水流不致落到池外？
（2）若水流噴出的拋物線形狀與（1）相同，水池的半徑為35米，要使水流不落到池外，此時水流最大高度應達多少米？（精確到01米）
析解：由于重力的作用，水流在各個方向沿形狀相同的拋物線形路線落下，水流的高度與水平距離構成二次函數關系.首先建立如圖7所示的直角坐標系，以OA所在直線為y軸，過點O垂直于OA的直線為x軸，O為原點.（1）由題意可知，A點坐標為（0，125），拋物線的頂點坐標B為（1，225），則可得到拋物線的解析式y=-（x-1）2+225.當y=0時，求得x=05（舍去），x=25.所以水池的半徑至少要25米.（2）由于拋物線形狀與（1）相同，可設此拋物線為y=-（x-m）2+k，將A（0，125）及C（35，0）代入得m=117，k=3141196=3.7，此時水流最大高度達37米.
學生通過建立解數學模型解決有關實際問題的過程中，可以體會到如何用數學的“眼睛”觀察現實世界，如何用數學的“思維”思考現實世界，如何用數學的“語言”描述現實世界[4].
數學教學就是通過一些具體知識的傳授，向學生B透一些基本的數學思想，使他們“體會數學知識之間、數學與其他學科之間、數學與生活之間的聯系，運用數學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增強發現和提出問題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1].從而逐漸形成一種“數學頭腦”，學會“運用數學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這種數學思考充分表現在“三會”上：會抽象――能夠在錯綜復雜的事物中把握本質；會推理――能在雜亂無章的事物中理清頭緒；會建模――能在千頭萬緒的事物中發現規律.這些恰好是數學基本思想的核心[4].因此，教師在教學活動中，首先要理解數學的本質，并創設出合適的教學情境，然后引導學生在思考、探究、猜測、推理、解答這些問題的過程中，理解并掌握數學概念和運算法則，感悟數學命題的構建過程，感悟問題的本原和數學表達的意義.這一系列活動都應當源于數學基本思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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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推理和邏輯推理的區別范文2
一、挖掘教材中的合情推理素材
學生合情推理能力的培養顯然離不開合情推理素材，那么合情推理素材究竟緣何而來？小學數學教材中就大量存在，這就需要教師煉就一雙慧眼去充分挖掘。對于教材中有著或多或少明示的顯性合情推理素材，教師可將新知識與舊知識密切聯系，思考解決問題的入手點。如在教學“一個數除以小數的豎式計算”時可將其與“整數除法豎式”相聯系，依據商不變的規律弄清算理。而隱性合情推理素材的挖掘則顯得稍為困難些，需要老師仔細分析和挖掘教材，從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如在“三角形的面積”教學時，教材中只提示了將其拼成平行四邊形這一種方法，其它剪拼方法則需教師去引導。
二、重視引導學生進行合情推理
1.巧妙地設置問題情境
設置一個巧妙的問題情境相當于設下一個具有強烈誘因的懸念，可以誘發學生探索問題解決途徑的強烈興趣。在新課教學環節，老師創設合理情境，巧妙設計問題，激起學生學習新知的欲望，主動思考，迸出思維的火花，為合情推理能力的培養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如在人教版二年級下冊“余數與除數的關系”教學中，老師讓學生比較每個除數是4的有余數的除法算式，然后設置問題情境：余數與除數有什么關系？從而引發學生大膽猜想“余數比除數小”，接著通過除數是4、5、6的除法算式驗證結論的正確性。
2.培養學生良好的觀察習慣
著名的萬有引力定律等很多科學定律的發現都源于人們對事物的仔細觀察。同樣，數學中的很多定理也離不開數學家的細心觀察，并且在發現之后才得到嚴格論證，證實其真實性。養成良好的觀察習慣，有助于學生發現解題的關鍵，對培養學生的合情推理能力也有著重要意義。因此，老師應在日常教學中有意識地培養學生的觀察習慣。如在教學有關數的性質、規律時，老師要有意識地引導學生去觀察數，養成良好的觀察習慣。
3.設置適當的操作活動
小學生年齡尚幼，抽象思維并沒有得到完善發展，他們對直觀的、可操作的活動懷有很大興趣。設置適當的操作活動不僅可讓學生投入到快樂地思考和學習活動中，還可使學生實實在在的經歷觀察、猜測、推理的思維過程。學生對實物的直接操作實驗更是加深了知識在腦海中的映像。如在學習人教版五年級上冊數學“平行四邊形面積”這一課時，讓學生自己動手裁剪四邊形，并拼成已學過了的長方形，再類比長方形面積公式從而推出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
4.鼓勵學生大膽進行猜想
猜想不僅是合情推理的思維方式，也是合情推理的重要環節。對于一些問題的探究，“猜想――驗證”是一種典型的解決問題的路徑。哥德巴赫在觀察3+7=10，3+17=20，13+17=30等算式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猜想，提出了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梢?，培養學生的大膽猜想能力也是教師的一個目標。當然，在教學中，學生的一些猜想未必都是對的，比如在“數的整除特征”學習時，學生對“被3整除數的特征”的猜想會受到“被2、4整除數的特征”影響，會從末幾位數入手，提出錯誤的猜想。這時教師一定要及時給予學生鼓勵，讓學生即使在有錯誤風險的情況下仍敢于猜想。
5.引導學生學會類比與聯想
在小學數學中，很多的知識都是類似的，比如“小數的加減乘除法則”與“整數的加減乘除法則”，“分數的運算定律”與“整數的運算定律”等。如果學生在學習新知識時能聯想到類似的舊知識，然后進行類比，找出新舊知識之間的本質聯系，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實現正遷移。不僅可以快速消化新知識，還可以加深對舊知識的理解，將新舊知識進行完美的融合，實現知識在不同領域的過渡，從而構建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老師要引導學生主動進行類比與聯想，培養學生的合情推理能力，從而提高數學學習的能力。
比如在教學“圓柱的體積公式”時，老師可通過引導學生復習“長方體的體積公式”，讓學生進行類比與聯想，培養學生的類比推理能力。又如在教學六年級“比的性質”時，根據除法、分數和比三者之g的關系，引導學生通過與“商不變的性質”、“分數的基本性質”進行類比，從而推導出“比的性質”。
6.及時反思與評價
對合情推理能力的培養不能只止步于問題的解決與結論的發現，反思與評價同樣是培養合情推理能力中不可遺漏的重要環節。在得出結論后，對解決問題的全程回顧與反思，可以幫助學生修正之前不正確的猜想，同時強化學生的邏輯推理，將有用的經驗和思想納入自己的認知結構中。在平時，教師可多提類似“剛才我們是怎樣解決問題的？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等問題幫助學生及時反思。另外，教師也要對學生的合情推理過程進行及時反饋與評價，幫助學生查漏補缺。
三、要階段性、差異性地培養學生合情推理能力
1.根據學生的身心發展
小學階段是學生身心迅速發展的關鍵時期，他們在不同的成長時期對知識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所具有的合情推理能力也是不同的。老師在數學教學時應根據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和已有的知識經驗，分層次、有階段地開展合情推理教學活動。如學生認識平行四邊形是用歸納推理，難度較低，適合低年級學生學習，而平行四邊形的面積公式的推導是用類比推理，低年級學生學習難度較大，而高年級學生學習難度就不大。
2.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
一個群體中，每個學生個體的學習水平和認知經驗都是有差異的，老師在教學時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個體差異，可為不同發展水平的學生制定適合的教學目標，因材施教，讓不同層次的學生在合情推理能力上得到不同的發展。
四、處理好合情推理與演繹推理的關系
演繹推理和邏輯推理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 數學 課堂討論
中圖分類號：G6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661（2016）03-0002-02
目前，討論法作為一種教學方法被廣泛使用。利用課堂討論，能夠培養學生的上課積極性與主動性，發展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語言表達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數學是一門嚴謹的科學，學習數學不能忽略科學的論證，即在觀點、證據之間尋求一種符合邏輯的數學推理。從論證角度分析當前小學數學課堂討論的現狀，能體現數學區別于語文等學科的特殊性。
一、當前小學數學課堂討論已取得的成效
1.個體論證與集體論證緊密結合
許多教師在實際教學時，讓學生先獨立思考，再參與討論，這就使得個體論證與集體論證緊密結合，提高了課堂教學的效率。大班教學使得教師難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檢查每個學生的論證，但是數學的嚴謹性又需要學生準確地敘述答案及理由。因此，在這個情況下，先獨立思考再參與集體互動是合適的。當學生的答案不正確，或者推理過程出現了問題，便會得到其他同學的質疑。經過不斷地反駁與糾正、補充與完善，一個完整且恰當的論證過程得以建構。此時，數學問題的解決不是某個個體的貢獻，而是學習共同體的集體成果；論證也不是個體的論證，而是個體論證與集體論證的緊密結合。
2.小組論證與全班論證完美搭配
目前，某些教師的數學教學已經形成了固定的模式，通過小組論證與全班論證的搭配，保證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主導地位。首先通過小組論證建立集體的觀點，接著全班評價小組論證的成果，同時教師及時提供必要的支持行為給予引導，這個過程實則為全班論證。此教學模式在生本教育理念下的課堂應用較多，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每個小組都有機會上臺匯報，匯報的同學各司其職完成自己的任務，底下的同學人人都有點評的機會，“說對了就被表揚，說錯了也不會被嘲笑”。在整個論證過程中，學生暢所欲言卻又井然有序，不斷提出新的觀點和支持的理由，不斷修正推理過程。這樣的課堂討論，不是一場激烈的辯論賽，也不是緊張的數學研討會，更不是輕松的座談會，它是思維的“跑馬場”，是學生利用集體的力量構建一個完整的、正確的數學論證過程。通過這樣的論證，發展了學生的邏輯與批判性思維，促進了學生的創新精神，激發了學生學習數學的內在動機。
二、當前小學數學課堂討論存在的不足
隨著新課改的日益推進與對“以學生為中心”思潮的深度理解，越來越多的教師實踐出一套適合于自己和學生的討論方法。但是，若以拓爾敏（Tomin）的論證圖式模型分析，數學課堂上的討論仍存在一些問題。我總結出以下尚有待改進的地方：
（一）思維受限，論證要素不完整
有些數學課堂上的討論活動只是部分人的論證，還有許多同學只接受他人的思想，沒有自己獨立的觀點或者不敢表達。Tomin指出，“一個完整的論證至少包含主張（claim）、資料（data）和支持（backing），更復雜的論證需要前提（warrant）、反駁（rebuttal）和限定語（qualifier）”。若以Tomin的論證圖式模型關照這些同學的行為，不難發現部分同學實際上游離于論證之外：
1.沒有主張（結論）；
2.只有主張，沒有支撐主張的資料；
3.資料單一，不能說清楚背后的支持；
4.易受干擾因素影響，難以排除多余的論證要素；
5.不敢反駁。
（二）協商不夠，難以建立集體觀點
“論證不僅是個人知識的外化的表現，在通過說明、澄清、組織和舉例等方式向他人表達的過程中，個體還要積極地權衡與詮釋證據、思考另有的解釋以及評價，進而發展個體的元認知?！痹谝恍┚哂袪幾h的問題上，本可以通過討論的作用，澄清并糾正一些不正確的觀點，最終達成統一的協定。我卻發現，不少同學頑固堅守自己的觀點，不能認真聽取與自己意見不同的聲音。這樣一來，錯誤的觀點不能得到及時糾正，正確的觀點也不能及時地完善，集體論證難以建立集體的觀點。還有些同學服從權威，只敢“恭聽”，不敢反駁。過分自信或者不自信，都使得組內難以協商，不能通過公平的討論擦出思維的火花，此時集體論證的結論其實純粹是某一個人的思想，而不是集體協商的成果。
（三）論證過程缺乏邏輯推理
新課標明確指出在數學課程中應當注重發展學生的推理能力。所謂的推理就是從一個命題判斷到另一個命題判斷的思維過程，在小學階段常有演繹推理和合情推理。仔細審視小學生討論過程中的推理，容易發現具有以下問題：
1.論證過程不嚴謹，各推理步驟之間沒有直接的邏輯關系；
2.缺乏論證詞匯，例如“因為”“所以”“又因為”“于是”等；
3.不能靈活使用多種論證方法解決數學問題。
三、數學課堂討論既要強調互動，也要關注論證
數學學科不同于其他學科，數學課堂上的討論不僅要強調學生的參與和互動，更應當重視學生的推理情況，教師應當有意識發展學生的論證能力。
1.制定討論單，有針對性地單獨指導
教師可以制定討論單，小組討論過程中每個成員記錄自己的主要觀點和最終集體討論的成果。課后，教師根據討論單，針對部分“邊緣”同學做單獨指導。必要時還可以組織該小組重新討論，訓練“邊緣”學生參與集體論證。
2.合理安排，及時進行個別化關照
教師在安排小組長時，不能僅僅依據學生的數學成績和是否為班干部。數學成績越好的同學，在其他同學心中的權威性越強；身為班干部的同學，在小組討論中難免會帶有一點氣場，會讓其他同學產生服從的心理傾向。因此，教師應當綜合考慮各學生的素質，確定小組長。也可以采用小組長輪換制，并且制定相應小組長評價表。此外，還需要緊密關注各小組的論證情形，確定是否有“霸權”現象，如有發生，則需進行個別化關照，仔細檢查每個成員的參與和發言情況，幫助小組內協商觀點。
3.積極引導，適時搭建腳手架
無論是個人論證還是集體論證，無論是小組論證還是全班論證，在學生形成自己的觀點后，教師應當及時提供支持行為，多問幾個“為什么”，為學生的論證搭建“腳手架”。當學生不能說清楚“為什么”時，教師還可以通過誘導的語言，暗示學生某些論證的要素，通過一步一步的啟發來幫助學生準確論證。
參考文獻：
演繹推理和邏輯推理的區別范文4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穆勒《邏輯體系》及其文化向度研究”，項目編號：14BZX076
中圖分類號：B561.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6）06-0033-08
穆勒（John Stuart Mill）邏輯觀形成于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工業化社會轉型階段，集中體現在他的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簡稱《邏輯體系》）一書中，這部名著從1830年開始構思，分為3個階段寫作，直至1843年出版，前后經歷了寫寫停停、不斷思考的13年，甚至正式出版后又幾經修改、再版，不難看出，穆勒對此書的良苦用心。
雖然同為英國思想家的培根已于200多年前就在實驗科學的基礎上奠定了歸納邏輯方法，但穆勒是在英國社會文化乃至整個歐洲社會文明從早期現代性發展向成熟現代性轉型之際進行的邏輯體系建構，因為轉型時代迫切需要承前啟后的思想家來為復雜的歷史轉折提供新的思想方法及理論資源。正是承載著這一重要的歷史使命，穆勒以富有創新內涵的邏輯體系來回應時展對思想方法的呼喚，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開辟理性路徑。同時，穆勒將邏輯學研究及其應用領域引向更加廣闊的社會生活空間，使邏輯學在發展方向上出現了思想轉向。穆勒邏輯觀是社會文化轉型需要的反映，具有對邏輯傳統的批判反思精神、自覺超越意識以及思想價值回歸等時代特征。
一、對邏輯傳統的批判性反思
穆勒的《邏輯體系》被譽為一部在諸多方面都具有革命性的著作，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說明“真知獨立于觀察和實驗，能夠通過直覺或意識被心靈認識”[1]（P134）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在他看來：“邏輯的目的，如同導言中所定義的那樣，是要弄清楚我們如何獲得我們非直觀的那部分知識（最大的一部分知識）并且在非自明的問題上我們可以通過什么依據來區分已證明的東西和未證明的東西、值得相信的東西和不值得相信的東西。就自發出現需要我們進行探究的各種問題來說，有些可以從直接意識中得到答案，而另一些若要徹底解決就只能通過證據的方式來解決。邏輯關注后面這類問題。但在探究解決問題的方法之前，有必要探究自發出現的那些問題是什么、可以想到什么樣的問題、有什么樣的探究人類已經獲得了答案或者可以想象有可能會獲得答案。這一點通過對命題的考察和分析就再清楚不過了。”[2]（P20）這里，穆勒將他在《邏輯體系》一書導言中關于邏輯的定義進行了展開，明確指出邏輯不是關于直覺的東西，而是通過論證來探究解決問題的答案。穆勒的《邏輯體系》之所以引起轟動，是因為“他認為關于人類知識和認識能力的先驗論觀點在當時的英國是十分流行的，而《邏輯學體系》卻提供了一套截然相反的理論，即一切知識來源于經驗。這種理論給予直覺論者理論上致命的打擊，使許多騙人理論和不良制度提供知識支持的陳舊哲學卸下了偽裝。因此，《邏輯學體系》表面上是一本邏輯學著作，實際上對處于由農業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英國來說起到了提供智力上支持的作用。它教導人們應該如何去分辨社會中存在的一切不良現象，而不是沉湎于農業社會所遺留下來的道德說教?！哆壿媽W體系》成功的秘訣可能就在于此”[3]（P170）。顯然，穆勒基于實驗科學基礎對真知的來源問題展開反思，強調觀察和實驗方法的重要性，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先驗論、直覺主義，尤其指向社會生活中的空洞說教。
穆勒在對經驗直覺與科學理性進行對比的過程中，還對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傳統進行了反思，穆勒“對亞里士多德的范疇學說有異議。亞里士多德在《范疇篇》中討論了十范疇：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領有、動作、遭受。這些范疇是作命題謂詞的最大的類。密爾指出這樣的范疇劃分是不完全的，最大的問題是這些范疇不能表述心靈，如愿望、喜怒哀樂、思慮，以及聲、氣、味。他還進一步說，要說謂述，用‘物’、‘性質’兩個范疇就足夠了”[4]（P10）。當然，在穆勒看來，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對他的幫助是不容否定的，但因其遭到質疑，而有必要進行分析。他說：“我以同樣方式讀完霍布斯的《計算法和邏輯學》（Computatio sive Logica），此書比經院邏輯學家的作品思想更加高深，父親推崇備至……他認為在學習三段論法邏輯學時尤其應該如此，因為三段論法邏輯的有用性遭到許多權威專家的責難?！易畛跄茏匀绲剡\用智力，表現在對錯誤論點的分析上，找出謬誤的所在。雖然我獲得的這種能力來自父親堅持不懈地對我進行的智力訓練，但是，經院派邏輯和研究這派邏輯中養成的思維習慣是這種訓練的一個重要工具，這也是確實的。我相信，在現代教育中，沒有任何學科比適當運用經院邏輯學更能造就善于把握詞和命題的精確含義，并不被空洞含糊或模棱兩可的詞句所蒙蔽的真正思想家。被過分夸張的數學研究的作用根本不能與它相比，因為在數學演算里不會出現象正確的三段論法推論的那種真正困難。經院派邏輯還特別適合作為初學哲學學生的研究課程，因為它不要求初學者必須經歷由經驗和思考獲得自己的有價值思想的緩慢過程為先決條件?！盵5]（P20）
穆勒指出了經院派未將亞里士多德三段論邏輯的思想力量挖掘出來，而是停留在簡單的詞句理解上，這對于正確理解和運用三段論造成了困難。他還表示：“單從邏輯觀點來看，我受益的主要概念就是‘逆演繹法’的概念，它主要適用于復雜的歷史和統計題材。逆演繹法不同于普通的演繹法，它不是運用一般的推理得出結論，也不是使用特殊的經驗（如自然科學演繹法中的自然程序）證明結論，而是以特殊經驗來校核以得出一般性結論，然后斷定此結論是否符合已知的一般原理，并加以證實?！盵5]（P125）這里，穆勒強調了與普通演繹推理有別的逆演繹法的重要性，就在于其重視對復雜歷史與特殊經驗的考察，即指出了傳統演繹方法的局限性。同時，“穆勒給予歸納推理的任務是發現和證明一般性命題，或從小的一般性命題發現和證明大的一般性命題。他說歸納推理要從已知的真理推出未知的真理，是一種獲得新知識的方法。穆勒的這個思想，是為他提出的以歸納邏輯為中心的邏輯體系服務的。因為只有歸納推理才能滿足推出新知識的這個要求，這是‘真理邏輯’的標準部分。為了強調歸納推理要有新知識，他明確指出以前的所謂完全歸納法，它的結論只是前提的綜述，沒有增加新的知識。如考察了每一個行星自身不發光，而借太陽發光，從而得出所有行星都不發光，這個推理沒有增加新知識，算不上真正的歸納推理”[6]（P152）。但無論如何，穆勒對歸納推出新知的推崇，體現其邏輯體系倡導科學精神。
穆勒認為：“《邏輯學體系》提供了當時迫切需要的相反理論的教科書。此種理論認為，全部知識來自經驗，一切道德和智慧的特質主要通過聯想的途徑去獲得。我和別人一樣，對于那種認為邏輯過程的分析或可能求證的法則的本身就能指導或校正認識活動，評價不高。這些分析和法則如與其它必要條件相結合，我確實認為有很大用處。但是，無論這些分析與法則的真正哲學有怎樣的實際價值，幾乎都不可能去夸張一種偽哲學的弊害。那種認為外在真理可以不用觀察和經驗，單用直覺和意識就能認識的觀念，我相信，在這些時間里，給予騙人理論和不良制度以巨大的知識上的支持。在此種理論支持下，任何不知來源的頑固信仰和強烈感情就可以逃避理性的審查，因而它們便成為證明自身正確的充分證據和理由。從來還沒有人為使根深蒂固的偏見神圣化而設計出這樣一種工具?！盵5]（P133）不難看出，穆勒對知識來源的審視激發了其對歸納法的推崇熱情。他強調知識來自經驗，反對離開觀察和經驗的直覺或先驗的方式指導認識活動。如果說人因為有思想而富有尊嚴、變得高貴而偉大，那么邏輯也因為能夠為思想提供方法而表現為不可或缺，這一點從邏輯學說的誕生及其價值指向上都有充分體現。孕育于古希臘哲學的邏輯理論與方法，反映了西方理性文化的本質特征，以思辨、沉思的方式探究世界的本原與人生的意義，以分析、解釋、推斷、論證的方法喚醒思想自覺、求證人生價值；現代社會，人生內在價值的實現越發依賴于公共生活中的對話、交往及共識，需要富有說服力的論證來澄明思想，使邏輯智慧以自由自覺的方式得以展開，并內化為人文智慧，在價值追求與生存方式的選擇中有所擔當。
二、建構具有超越意識的邏輯體系
穆勒曾說：“我最強烈的感情就是熱情為人類謀福利，當然還夾雜其他種種思想情緒。但是在我生活的那個階段，我的熱情主要還集中在理論性見解上，還談不上出于真正的仁慈或對人類的同情，雖然這些品德已在我的道德準則上占有一定地位。我的熱情也與向往崇高理想的高度熱忱不一樣。雖然我非常容易受這種感情的感染，但在當時感情的自然滋養料――詩歌的陶熏――中斷，而接受的是與感情相反的鍛煉――邏輯與分析。”[5]（P68―69）顯然，在思想活動中，他推崇邏輯所內蘊的分析方法與規則意識，將遵循規則的自由作為其思想體系的價值關懷。他指出：“我們絕大部分知識，無論是普遍的真理還是特殊的事實，都是推理的問題，幾乎不管是科學，還是人類的行為，都應服從邏輯的權威。推理是生活中的大事，每人時刻都要探知沒有直接覺察的事實；不是因為這些事實附加到知識儲備中的普遍意義，而是因為這些事實本身對于人們的利益和工作是重要的?！盵2]（P9）不難看出，他關注內蘊規則意識的理性與人的生存方式之間的內在聯系，強調邏輯既是人們有效思維的工具，同時也以邏輯精神表現為人的本質力量。穆勒邏輯體系內蘊著為人們提供安身立命的力量，以激發人們的思想活力和社會責任感。當然，這也是因為“近代自然科學是在通過實驗等手段，取得大量實證材料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由于這種自然科學的發展，在近代產生了一種實證的科學方法論”[7]（P355）?？梢哉f，是西方近代實驗科學孕育了穆勒的邏輯體系。
在思想體系建構過程中，穆勒受他父親的影響較大，他說：“父親認為只有柏拉圖是賦予他精神文化的作家，他向年輕學生最經常推薦的也是柏拉圖的作品。我自己也能提出同樣的證明。蘇格拉底式的表達方法――柏拉圖的對話是這種方式的典型――作為一種訓練手段，用以糾正錯誤，澄清悟性……它那種嚴謹縝密的對話方法，使概念胡涂的人不得不使用明確言詞整理自己的思想，或者被迫承認自己言不由衷；它用特殊的例證不斷檢驗所有的一般陳述；它對含義廣泛的抽象名詞的意義，擇定某些意義更廣泛的并包括前者在內的同類名詞加以逐層分析，直到達到要求的目的――在它和由它不斷派生出去的每個性質相似的詞之間劃定一連串精確的區別，以標出它的界限和定義。所有這一切，作為培養精密思想的教育手段來說，其價值是無法估計的，甚至在我當時年齡，所有這一切已經牢牢占據我的心靈，成為我自己思想的一部分?！盵5]（P21―22）
在建立新的邏輯體系過程中，穆勒一方面繼承了培根的歸納思想，并從歸納邏輯的視角分析演繹推理的前提，進而論證歸納與演繹的關系，強調歸納方法在演繹推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引導人們擺脫先驗、直覺的思維方式，避免盲從的思想活動；另一方面，穆勒試圖超越前人的研究理念與研究范式，將邏輯界定為推理的科學與技術，并從組成命題的名稱分析入手，通過對事物進行定義，使名稱包括專有名稱，能與事物之間建立起一致性的聯系，從而形成相應的各種類型命題，在對命題的論證過程中，體現歸納與演繹的二者缺一不可的作用。穆勒認為，推理“是這樣一個過程，即命題不是作為最終結果而是作為確立其他命題的手段而處于其中的過程。因而，我們可以期待展示普遍命題在其用于實際用途時所顯現的含義的方式會極好地表現命題在推理中所起的作用。與之相應，在推理理論中，看待這一問題――即將命題視為斷定一個事實或現象是另一個事實或現象的標記或證據的問題――的方式將會被發現幾乎是不可或缺的。對推理理論來說，定義一個命題的含義的最佳方式并不是最清晰地表明其實質上是什么的那種方式，而是最明確地讓人想到可以由該命題進一步得出其他命題的方法的那種方式”[2]（P117）。顯然，穆勒很看重推理的過程，以及推理帶給人們對其他命題的思考。穆勒還認為：“盡管具有一種歸納特征的推論不使用指號也是可能的，但沒有指號，這樣一種推論就絕不能在我們剛剛所描述的那種非常簡單的情況之外來進行，即絕不能在大致構成了那些對約定語言一無所知的動物推理之極限的那種非常簡單的情況之外來進行。沒有語言或某種與之等同的東西，充其量就只能有不借助于普遍命題所能發生的自經驗而來的推理。現在，盡管嚴格說來我們可以從以往的經驗推出一個新的個別情況而無須經過普遍命題這個中間過程，但沒有普遍命題我們很少會記得我們有什么樣的以往經驗，而且很難會知道經驗將保證什么樣的結論?！盵2]（P665）這里，穆勒更加明確了演繹對歸納在實驗中所獲結論的檢驗性作用。顯然，他很重視歸納的有效性。
在穆勒那里，邏輯之所以能成為社會發展及個人獲取幸福不可或缺的理性力量，一方面是由人的思想、情感的豐富性所決定的，另一方面又是由邏輯體系及其思想的豐富內涵來決定的。涵蓋邏輯精神的思想智慧，一旦成為社會發展與進步的理性支點，就會貫穿于人們的信仰、理想、價值取向、審美情趣等思想與言行的選擇中，就會在思想活動中自覺進行理性分析、充分論證，提升人的思想品質，這與人文精神的本質要求相契合，更能彰顯人文精神的魅力，幫助人們將邏輯智慧轉化為人文素養，推進社會文明的理性發展，影響一種文化乃至民族精神的形成與弘揚。
穆勒指出：“我在自然科學里探索因果方式的嘗試中很快懂得：在較完善的科學中，通過個別事物的一般化，上溯至所考慮的一個個原因的傾向，然后再從那些獨立的傾向向下推理至那些原因結合所產生的結果。然后我自問，什么是這種演繹過程的最后分析？普通的三段論法肯定不能說明問題。我的做法（從霍布斯和父親那里學來）是從我能找到的最具體的實例中研究抽象的原理，我發覺力學中‘力的合成’是我正在研究的邏輯方法的最完善的實例。于是我著手研究當思想應用‘力的合成’原理時思想上起什么變化，結果我發現它起了單純的加法作用……現在我懂得，一種科學究竟是演繹的還是實驗的，要根據它所涉及的領域內各種原因聯合所產生的結果，是不是與同樣原因在分散時所產生的結果的總和相等。由此可見，政治學一定是演繹的科學。”[5]（P97）從中不難看出，穆勒邏輯思想中蘊含著對演繹與歸納的雙重肯定。正如倪鼎夫先生指出的那樣：“在穆勒以前，歸納和演繹兩者處于極端對立的地位，在邏輯史上唯理論者只講演繹法，經驗論者只講歸納法，他們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論戰，都沒有能很好地處理演繹和歸納的關系。穆勒在《邏輯體系》中把歸納和演繹的聯結看作他的重要之點，他說，要把有關一門學科從來沒有作為一個整體處理過的零碎斷片連貫組織起來，必要時提供中間環節使它們得以互相聯系，這就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創造性思想?？梢娔吕战鉀Q歸納和演繹的關系，是他全部著作的精華所在。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盵6]（P105―106）顯然，對穆勒邏輯的認識，一方面應該從他對歸納與演繹的關系出發，同時，要結合他對邏輯的界定來進行分析。
在《邏輯體系》的導言中，穆勒指出邏輯是推理的科學，這表明“他正確地把研究推理作為邏輯科學的主要任務，但是有哪些推理是有不同意見的。不矛盾邏輯只研究演繹推理，真理邏輯既要研究演繹推理，重要的還要研究歸納推理。正是這樣，穆勒的《邏輯體系》把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并舉，作為邏輯推理的兩個部分加以闡述。穆勒指出，人們對推理的一種看法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方式，這是威廉姆?哈密爾頓等人的看法。但是也有另一種看法，就是由特殊到一般的推理，從已經承認的一些斷語引出另一斷語。在這個意義中，歸納當然就可稱為推理”[6]（P149―150）。雖然穆勒對歸納和演繹的比較，時而不區分方法與推理，但他對這二者的同時肯定，將邏輯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點值得肯定。穆勒在歸納法與命名的關系問題上也有獨到見解，他說：“命名在歸納中的作用，特別是普遍名稱在歸納中的作用可以概括如下。每一個完全恰當的歸納推論對于整個一類事例都是恰當的；這種推論要是能比僅僅將兩個觀念黏合在一起更好地保證其正確性，實驗和比較的過程就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必須考慮整個一類事例以及某種在自然過程中進化出來并被確定了的齊一性，因為這樣一種齊一性需要作為甚至在一單個事例中來得出推論的正當依據。因而，可以一勞永逸地來確定這種齊一性，而一旦得到確定就可以將其記??；在各種特殊的事例中，可以將其作為一種定則（formula）來得到由先前的經驗所保證的所有那些推論。但只有通過將普遍指號、全稱命題、普遍名稱和普遍命題這些永久指號作為中介記錄下那些大量的齊一性，我們才能保證它們得以被記住或讓我們自己有機會將它們記?。◤倪@種情況的性質來看，永久指號并不是關于個體事實的，而是關于齊一性的，即關于無限多個彼此相似的事實的）?！盵2]（P666）由此可見，穆勒在歸納的命名問題上，努力將經驗與先驗區分開，凸顯經驗的重要作用。
三、以邏輯精神涵養思想方法
所謂邏輯精神，就是指人們在推理、論證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求真講理的自覺意識，具有科學求知與人文關懷的融通特征。在穆勒那里，邏輯精神是以文化啟蒙、精神自由為基礎的思想活動。邏輯所內蘊的思想方法，是歷史的產物，積淀了人類精神活動的智慧，因此，邏輯精神的養成，對于改善人生境遇、構建具有規則意識的現代文明社會、形成并引領人類理性進步尤為必要。顯然，在穆勒看來，邏輯精神給人心智帶來的影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古希臘喚醒邏輯精神的自覺，到近代思想啟蒙對邏輯精神的彰顯，直至當代公共生活需要邏輯精神的凝聚，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越來越離不開邏輯精神所賦予的思想力量。邏輯精神的培育，有助于人們形成正確的邏輯觀念、掌握有效的論證方法、增強個體的推斷能力，正如馮友蘭先生所強調的那樣：“養成清楚的思想”、“養成懷疑的精神”[8]（P172），這也是邏輯精神的價值所指。
穆勒的邏輯觀不僅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還具有將邏輯理論用于現實生活的論證等特點，這與社會轉型期需要借助于邏輯方法增強思想的力量有關。穆勒不但深刻論證了人的自由這個由洛克思想發展而來的問題，還同時對人的全面自由與幸福的條件進行了拓展性的邏輯分析，完成了英國古典自由主義向現代自由主義的過渡，其中，邏輯精神對思想方法的涵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穆勒生活在社會矛盾錯綜復雜的歷史時期，他的邏輯思想除了受自然科學發展需要的影響之外，還與其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等密切相關。在穆勒看來，自然科學所取得的成就，必然引發邏輯功能的轉變，即邏輯不僅僅滿足于作為證明的工具，還應具有以科學態度澄明思想的方法論意義。就邏輯精神的載體而言，是由邏輯知識、邏輯理論轉換而成，存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周禮全先生曾指出：“邏輯所研究的正確推理形式及其規律，是任何正確認識和任何學科都必須應用和遵守的，因而是全人類共同的。正確地反映正確推理形式及其規律的邏輯，也是全人類共同的。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不同民族、不同階級和不同個人的邏輯?！盵9]（P535）有邏輯精神的引導，更能幫助人們自覺進行由已知推未知的思想活動，具有理性的前瞻作用。邏輯精神所蘊含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通過人的思想活動體現出來，反映在人的群體性、社會性等特征方面，進而影響人的行為方式。
穆勒邏輯思想的現實關懷，延續、發展了古希臘的邏輯傳統?；厮莨畔ＥD邏輯思想，會發現穆勒邏輯的基本特征與古希臘邏輯具有內在的思想淵源，同時又以其鮮明的時代質感超越了邏輯傳統。古希臘邏輯根基于自然科學尤其是幾何學的土壤，形成于愛智慧、尚思辨、重德性的文化氛圍，這就決定了它是一個蘊含多向度的思維方法論的整體，不僅構筑了日常思維、科學論證的邏輯話語系統，還在純思的視野中，從德性的層面對生命意義的追問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其對個體思維的關注表現為不斷改進和完善人的理性自我傾向，凸現邏輯方法對思維結構的分析功能，形成相關內容之間充滿邏輯聯系的抽象的言說方式，進而借助其普遍有效的推理、論證方法去獲得新知。古希臘的邏輯言說方式是在適應日常論辯和科學論證需要的基礎上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求知特征。由于穆勒將邏輯作為激發人思想動力的有效方法，用于塑造民族精神，這種鮮明的精神文化特質引起嚴復的極大關切?！靶屡f世紀交替之際，嚴復奉獻給中國人的最大精神財富：他為國人提供了認識世界的工具，滿足了國人尋求真理的需要；他為國人提供了批判舊世界的思想武器，并以身作則，率先展開對幾千年君主專制制度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為國人指明了出路，發出了變法維新的吶喊，提出了革故鼎新的主張，指示了救亡圖存的道路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方略?！盵10]（前言P2）嚴復將穆勒邏輯引入國人視野，旨在通過科學方法實現思維方式變革，進而挺立民族精神，重塑民族文化?；诿褡鍙团d離不開文化復興、文化復興離不開精神挺立這一認識，以及對隨西學東漸而發生的中西文化碰撞的思考，嚴復以文化救國為突破口，引介并傳播穆勒邏輯思想中的科學方法，從融合科學方法與人文精神的邏輯觀念這一深層文化要素入手，將邏輯精神注入中國近代文化變革之中，打開國人眼界，開創了中國近現代邏輯觀的新紀元，使邏輯從思想的工具內化為人的文化觀念，拓寬近代文化革新路徑，為中國近代文化的反思與重建提供有效方法，以挽救文化危機，進而拯救民族危亡。應該說，嚴復的愛國主義情懷體現在他試圖通過文化革新以挺立民族精神，而他對穆勒邏輯思想的譯介，為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文化重建注入了特有的邏輯力量。中國近代社會也是一個轉型的社會，其文化必然是轉型的文化。這一時期的文化是近代政治、經濟發生劇烈變化的反映，呈現出更多的復雜性、變化性和過渡性，既有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繼承，又有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在近代啟蒙思想家的眼中，社會的落后因文化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因思維方式的落后，思維方式的落后因思維方法的落后，由此，西方邏輯方法成為他們更新思維、重建文化、變革社會的必然選擇?，F代社會的文化發展需要在公共意識上達成共識，而公共意識的確立和公共秩序的信守需要富有說服力的說理、論證，即符合邏輯要求的思想表達。同時，通過對前提性思想進行反思、辨析，為新思想提供依據，進而在經過反思后的前提性思想與新思想之間建立聯系，形成具有前瞻性的推斷與論證。
西方近代社會以后，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的推進，邏輯的工具理性作用得到蓬勃發展。穆勒邏輯思想形成于英國的實驗科學基礎上，他曾說：“在1837年當年，就在我忙于這些事務的同時，我重新著手寫《邏輯學體系》。自從上次寫到歸納法時把它撇下以后，有五年時間沒有接觸這個題目。我逐漸發覺，要克服寫這個題目的困難，所需要的就是對整個自然科學全面而精確的理解。我怕為彌補這個缺陷需要一個很長的學習過程。由于我不知道讀什么書或者什么指南才能使我懂得各種科學的一般原則和方法：我知道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從各種各樣書本里，盡我所能，自己去吸取知識。幸運的是休厄爾博士在這年年初出版他的《歸納科學史》（History of the Inductive Sciences）。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它，發現其中講到的幾乎就是我需要的東西。”[5]（P123）不難看出，對自然科學的了解與把握，是穆勒邏輯體系不可或缺的內容。與此同時，隨著人們更全面地反思和更多地面臨解決人類社會的諸多問題，古希臘邏輯所內蘊的價值理性也受到了穆勒的關注。他指出：“推理似乎不能理解邏輯所包含的全部內容，邏輯一詞的使用表達了論證的理論。邏輯的范圍包含幾種智力活動?！盵2]（P5）顯然，穆勒將推理與論證做了區分，在他看來：“邏輯是有關智力活動的科學，是有效的求證活動。這是一個由已知到未知的過程。”[2]（P12）他進而又將這種智力活動與知識進行了區分，指出：“邏輯和知識不是一回事。邏輯是大眾法官，也是特殊的審判者。它不能保證發現證據，但能決定證據是否被發現了。邏輯不是發現，不是發明，而是判斷?！盵2]（P10）不難看出，在他眼中，邏輯是對人類生活進行有效推斷、求證的活動，也是澄明思想的工具。不僅如此，穆勒的邏輯思想涵蓋著對人的命運、人類幸福以及追求幸福的思考。穆勒在強調邏輯方法的科學性的同時，又凸顯邏輯方法的思想性，將思想的活力注入其邏輯體系中，使富有思想關懷的邏輯融入人的自我意識及社會發展中，用以涵養人的理性自覺，提升社會的精神品質。因而被盛贊為“自從穆勒去世后過去的五十年中，還沒有出現一位學者，對同代人思想的影響有象他那樣深遠”[5]（序言P4）。穆勒關注邏輯與人的存在方式之間的聯系，將嚴謹的思考和論證作為人類有價值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他說：“我們絕大部分知識，無論是普遍的真理還是特殊的事實，都是推理的問題，幾乎不管是科學，還是人類的行為，都應服從邏輯的權威。推理是生活中的大事，每人時刻都要探知沒有直接覺察的事實；不是因為這些事實附加到知識儲備中的普遍意義，而是因為這些事實本身對于人們的利益和工作是重要的?！盵2]（P9）無疑，在穆勒那里，邏輯與生活密不可分，人的自由與幸福成為其邏輯價值的關懷目標。
演繹推理和邏輯推理的區別范文5
一我國現代民事審判面臨的背景
（一）我國所處的特定的“時空”背景
就“時間”而言，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使得社會結構及社會組織體制逐步轉型。市場經濟還使人們的社會觀念、價值觀念及法律意識發生了變化，原有的糾紛解決方式不再能夠很好的發揮作用，人們更多的選擇訴訟的方式來解決糾紛，使得民事糾紛的數量激增。[4]另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的過程中，民事糾紛在內容、性質和形式上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很多案件背后都有特殊的社會和政策背景，使得當代民事糾紛呈現出高度的復雜性。[5]
就“空間”而言，我國目前大多數地區還處于鄉土社會的環境下。我國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還有接近80％的國民生活在鄉土社會，鄉土社會仍處于與中心城市相對應的邊緣地帶，“現代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諸多條件和好處還不可能完全深入農村。[6]在這種環境下，整體來看，國民的法律意識還比較淡薄，人民群眾“厭訟”與“濫訟”的思想同時存在；對多數普通民眾而言，他們受儒家思想影響比較嚴重，習慣于根據情理、常識、民間法來評價裁判的公與不公，我們的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還存在著理念上的重大差異。在“打官司”的過程中，人民群眾一方面逐漸接受現代審判方式，另一方面，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7]可以說，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雖然已經被埋葬，但仍然對國民的法律意識發生著深遠的影響。
（二）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面臨著諸多困境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由于民事糾紛案件的激增，再加上現代法治主義思潮的影響——這個思潮最重要的特征是強調法律至上，并傾向于建立一種能夠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使得人民法院開始積極推行民事審判方式改革，這種改革最初主要是為了提高審判的效率，以應對案件數量的激增。在此前提下，“一步到庭”、“當庭宣判”等做法受到了鼓勵和推行。尤其是新的證據規則的實施，對民事審判工作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是，在民事司法改革取得突出成果的同時，“涉法上訪”案件居高不下，“司法腐敗”似乎成了一個時代的流行語，司法權威沒有真正確立司法改革的一些措施受到了質疑，人民司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
（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治背景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背景下，民事糾紛案件裁判的標準是什么，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按照一般的理解，通過訴訟程序解決糾紛，就是要通過法律判斷來終結糾紛。所以，只要認定事實證據充分、適用法律準確無誤，糾紛的法律解決過程就可以宣告結束，而且法院的判決仍然具備正當性的條件。一段時期以來，法官裁判案件，通常的做法也是“一裁了之”或者“一判了之”，至于裁判之后當事人有什么反映，社會有什么輿論等并不是法院所關心的問題。
但是，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語境下，通過判決來強化法治的權威固然重要，但能夠將糾紛和沖突的隱患予以消除，使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更加和諧、友愛，社會秩序穩定有序才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說，在解決糾紛時，只確認具體問題上的個別權利、義務關系是不夠的，糾紛的解決還要求盡量修復當事人及其周圍人的人際關系。[8]如果法院不去“解決”糾紛，即使確認了權利、義務關系，反而可能會導致矛盾的激化。民事糾紛的裁判最重要的在于“案結事了”，人民法院的主要職能應當是“化解社會矛盾和糾紛”。
在上述三個背景下，筆者采用過程分析的方法，[9]從法官思維和認識論的角度，將法官對民事糾紛的裁判過程分為感性——理性——綜合三個階段，并分別加以研究。[10]
二民事糾紛審判的開始：直覺判斷
（一）感性和直覺判斷
感性是相對于理性而言，它指的是人類基于本能而形成的一種直觀感覺。從心理學的的角度來說，“直覺是直接而瞬間的、未經意識思維和判斷而發生的一種正在領會或知道的方式?！盵11]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直覺是人類產生知識的出發點，是所有知識產生的基礎。[12]直覺具有如下特點：[13]
1、直覺具有瞬時性，它使人能夠迅速地把握事物的特性甚至本質。
2、直覺具有敏銳性，它能剝離事物繁瑣的表象外殼，使人洞察到一些特殊的內在的東西，而不使問題復雜化。
3、直覺具有非邏輯性。直覺是人腦的高級機能，它產生的生理學和心理學基礎表明了它的非邏輯性和非理性。
（二）法官的直覺判斷
按照一般的理解，法官是嚴格依照法律條文來裁判案件的，不可能事先形成一個直覺的判斷，然后再去審判，否則的話，有“先定后審”的嫌疑。其實，法官是司法裁判的主體，而法官并非一個事先設定好程序的計算機，輸入案件的有關情況，裁判結果就自動生成。法官首先是一個普通的人，如果我們承認人的感性的一面，那么，法官在裁判案件的過程中存在直覺判斷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在許多案件中，“法官在依據法律規定做出裁判之前，心中已經有了依據人情事理做出的實質判斷。多數案件的判決，依據法律規定做出的判決結果，于此前依據人情事理做出的判斷是一致的，因此實質判斷的過程被掩蓋了，我們從判決書上只看到依法裁判的邏輯過程?！盵14]這種實質判斷實際上就是憑借法官對人情事理的直覺作出的。
法官的這種直覺，可以借用日本學者滋賀秀三所稱的“中國型的正義衡平感覺”來描述，它是深藏于個人心中的感覺而不具有實定性，但卻引導著聽訟者的判斷。按照馬科斯•韋伯對于形式以及職業化的理解，這種感覺不是經過專業訓練得來的，是非理性化的、不可計算的。這種判斷是基于道德和經驗而非法律的基礎上，是基于感性而非理性的判斷。當然，“直覺和理性并不是對立的，而是異曲同工的，在很大程度上，直覺就是忽略了分析過程的理性，而理性就是還原了分析過程的知覺，或者說，直覺是經驗的理性，理性是分析的直覺?！盵15]
（三）法官直覺判斷的作用
法官的直覺判斷在民事裁判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1、通過直覺判斷對案件審理形成思路
法官的直覺判斷有助于對案件的審理形成一個良好的思路，有時甚至通過這種直覺對案件的結果有一個預先的推測。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實際上法律并不是一個神秘的東西，它往往和人類的善良本性和公平正義感是一致的。
對于一名法官來說，他的年齡、閱歷、經驗和道德感是形成直覺判斷的基礎。一個經驗豐富的法官會通過直覺判斷理清思路，發現雙方爭執的焦點問題，為下一階段的審判打下良好的基礎。而一個剛從學校畢業的大學生可能因為缺乏社會經驗，往往不能產生很好的直覺，從而過度的依賴法條。比如，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審理離婚案件，因其沒有婚姻的經驗，很難對當事人之間的感情是否確已破裂形成直覺，而一個已婚的中年法官則會從當事人訴請的理由中感覺到夫妻雙方是否還存在和好的可能。缺乏經驗將難以形成良好的直覺，結果往往會機械的適用法條，對于糾紛的解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在民事糾紛的裁判過程中，法官的審判經驗、社會經驗是很重要的。
2、法官的直覺判斷對證據認定的作用
梁慧星先生曾講到一個案件，是一個普通的借款糾紛。在該案中，原告手持借條到法院，要求被告還款。被告辯稱這個借條是在原告逼迫之下簽訂的，借款的事實并不存在。法院認為被告的辯解因無相應的證據而不予支持，判決原告勝訴。案件判決后，被告自殺身亡。[16]在這個案件中，被告是一名老實巴交的農民，法官憑直覺可判斷出他是否說的是實話，由此應當對本案的借款事實是否真實產生疑問。而本案的法官一味追求形式正義，過度依賴證據規則，忽視了直覺判斷的重要性，導致了較為嚴重的后果。
3、直覺判斷有時還是創造法律的力量源泉。當法律出現漏洞時，尤其需要法官良好的直覺，通過利益衡量、法律的解釋等彌補法律的不足。它使我們成為法律的主人，而非法律的奴隸。法國法學家薩萊勒斯說：“一個人在結果一開始時就有了意志，然后他發現了原則；這就是所有的司法解釋的起源……但其表現形式卻是相反的。似乎這個原則才是起始原因，人們是從此得出結果，卻發現這個結果是演繹得來的?！盵17]卡多佐法官也認為，司法過程中的下意識因素，法官的直覺和感知力在案件裁判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18]
（四）直覺判斷需要上升到理性判斷
如果我們追根溯源，會發現這種直覺判斷在我國古代法官中運用的較為普遍。所謂的“片言折獄”、[19]“五聲聽訟”[20]等就是以直覺判斷為基礎的。相信并推崇直覺，不太重視邏輯推理和案件證據的收集，甚至不重視正確適用法律，是古代司法官斷案的一種普遍現象，這也反映出傳統文化在認知方面偏重于以直覺的、整體的方法去認識未知世界的傾向。由于“片言折獄”是建立在司法官自身直覺和主觀臆斷基礎之上的非邏輯的判斷，因而很容易滑向司法擅斷的泥沼。那么，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民事糾紛的解決不可能僅僅停留在法官的直覺判斷上，因為直覺判斷是以人的經驗和善良本性為基礎，說到底它體現的還是一種“人治”，還沒有上升到通過司法程序和法律規則來解決糾紛的“法治”層次上，直覺判斷在現代民事糾紛的裁判中只能是一種輔助的手段。另外，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面對撲簌迷離的案情，法官有時無法形成很好的直覺判斷，再加上有些民事糾紛（如公司、票據等案件）專業性很強，直覺判斷很難發揮作用，此時，都需要通過理性判斷，依據規則推理來解決糾紛。
三民事糾紛審判的核心：規則推理
（一）理性判斷和規則推理
法官在對案件有了一個直覺的判斷之后，還必須運用法律規范進行理性的推理，這種理性的推理是一種規則的推理。法官運用法規范進行裁判是審判正當化的需要，同時，這個過程也是對社會規范的確認。依據法律規范來裁定具體的個別糾紛，從而維護作為權利義務的法秩序，正是以依法審判為根本原則的近代司法制度的一個本質屬性。[21]
學者認為，近現代法治社會有以下特征：1、強調規則的統治，即以法律規范（權利義務）作為社會調整的唯一權威性和正統的標準和尺度；2、以嚴格依法辦事的法院作為獨立行使司法權的中立機關，根據既定的規則解決糾紛；3、法律體系和訴訟程序的設計都以嚴格的形式理性為最高標準，其運作過程嚴格遵循程序公正的準則；4、確立正式的、公共性的法律體系在社會中的至上權威，用法律全面調整或控制各種社會關系，實現社會的“法化”。[22]因此，法官運用規則推理進行判斷是通過司法手段解決糾紛的本質要求，而形式合理和程序公正則能夠為法官的判斷提供外在的保障。因此，在民事案件的裁判過程中，法官必須壓抑自己的個人感情，要作為一個中立者嚴格依照程序、客觀冷靜地傾聽各方當事人的訴請和答辯，在此基礎上進行法律推理和判斷。一般認為，大陸法系法官的思維方式是演繹推理，所遵循的邏輯規則，就是形式邏輯的三段論。[23]運用法律規則進行推理的具體方法是“在事實和法條之間來回逡巡”。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法律思維不同于道德思維、科學思維、政治思維等。
（二）規則推理的局限性
一般而言，規則推理就是對法律規范的推理適用。推理通常是指人們邏輯思維的一種活動，"推理是從一個或幾個已知的判斷得出另一個未知的新判斷的思維過程"，[24]包括演繹推理、歸納推理、類比推理、當然推理等。這種思維活動在法律領域中的運用泛稱為法律推理，它“大體上是對法律命題運用一般邏輯推理的過程。”[25]學者為了證明法學的科學性，往往過于強調、甚至崇拜和迷信法律推理的作用，有關這一方面的文章和著述也較多，此處就不再贅述。
但是，在解決民事糾紛的過程中，僅僅運用法律推理是不夠的，原因如下：
1、法律規范自身的缺陷，使得法律推理的結果可能有失公正
法律規范是推理的前提，但這個前提存在一些局限性法律的局限性是指法律由于其技術上的特點不能完善地實現其目的的情況，包括：（1）不合目的性，即普遍的規則適用于個別情況時可能導致非正義；（2）不周延性，即法律不可能涵蓋一切社會關系；（3）模糊性，即法律規范的語言文字表述可能存在歧義；（4）滯后性，即法律與社會生活條件可能脫節。[26]正因為法律規則自身就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缺點，那么，僅僅依靠規則推理來解決糾紛也是不可行的。
2、規則推理過程中的內在矛盾，使得法律推理的結果可能有失妥當
在依據規則進行推理的過程中，存在兩個內在矛盾：（1）法律推理維護法律正統性的功能與妥當解決糾紛之間的矛盾；（2）法律推理中當事者的日常生活邏輯與法律家的專門技術之間的矛盾。[27]這兩個矛盾使得審判中使用的法律規范和法律思維往往與社會規范以及常識性思維存在一定的差距，通過“法言法語”做出的“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判決結果，可能與當事人的愿望和期待相距甚遠，使得一些僅僅依據規則推理做出的判決不符合常情。尤其在涉及人身或身份關系的領域，判決在解決糾紛的同時，卻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和同情心，甚至基本的道德規范，以至于某些并無法律瑕疵的判決常常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嚴格的規則主義的弊端凸顯出來了。嚴格的規則推理，并不能夠處理特定類型的和“多極”的復雜的糾紛；依據邏輯推理所做出的“非黑即白”式的判決結果往往不符合常情和當事人的長遠利益；[28]有時候，法官越是想嚴格執行法律，越是不能達到實現法律的目的。[29]
（三）規則推理還必須上升到綜合判斷
規則推理的局限性決定了規則推理與糾紛的解決之間并不能劃等號：
（1）從法社會學的角度看，法官對民事糾紛的審判，是為了解決矛盾，化解糾紛，而不是簡單的進行規則推理。在案件裁判過程中，規則推理是糾紛解決的基礎，但僅僅依靠邏輯理性還不能完全地理解和把握法律，法官還需要從實踐理性和價值理性出發來尋找法律的真諦。
其實，在法社會學家看來，糾紛的解決并不等于規則的適用。盧埃林認為，糾紛是法律的核心，而法律是法官解決糾紛的行為。他認為法律的核心是以法院為中心的糾紛解決行為，而不是規則。弗蘭克將迷信法律確定性的幻想稱之為“基本的法律神話”。[30]在筆者看來，將法律視為法官解決糾紛的行為，突出了糾紛解決的過程，卻忽視了法律存在的自洽性，是將法律的制定與法律在實踐中的運作混為一體，容易導致法律的“虛無論”，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將法律規則的推理與糾紛的解決區分開來。
（2）規則推理的結果一般是唯一的，而糾紛解決的途徑是多樣的
從哲學的角度來說，邏輯推理并不能產生新的知識，因為在大前提和小前提確定的情況下，結論一般來說是唯一的，也就是說，推理的結果實際上已經蘊藏在大前提之中了，但糾紛的解決卻可以有多種多樣的途徑和方法。同樣的糾紛因處理方法的不同，既可能導致當事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徹底破裂，也可能消除雙方敵對情緒和感情上的疙瘩，使當事者恢復友好的社會關系。[31]筆者曾經處理了一個案件，某學校狀告區政府，區政府敗訴后提出了上訴，二審審理后準備維持原判。區政府自知理虧，也服從這個結果，但要求不要下判決，而以調解的形式結案，其目的是維護區政府的面子，而學校也不愿意與當地政府的關系鬧僵。最后，在實體處理結果不變的情況下，以調解的形式結案，雙方都比較滿意。這個案例說明，規則推理不等于糾紛的解決，規則是僵硬的，但糾紛解決的方式是靈活多樣的。
因此，僅僅依靠規則推理并不能很好的解決糾紛。一個依據規則推理做出的判決有時候只是表面上排除了沖突的社會障礙，卻很難消除當事人之間的心理對抗?！胺墒菫槿朔盏?，糾紛進入法律程序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糾紛，而不是為了法律程序自身的‘表演’，解決糾紛，應當是真正解決和實際上解決，而不應當是從表面上和形式上解決”。[32]直覺判斷強調的是自由心證和實質正義，規則推理強調的是形式正義和法律效果，而民事糾紛的解決是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統一，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因此，法官對案件的裁斷還必須上升到綜合的判斷，在考慮裁判的法律效果的基礎上，兼顧裁判的社會效果。
四民事糾紛審判的完成：基于社會效果的綜合判斷
民事糾紛最終的裁判是法官基于感性判斷和理性判斷，兼顧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而做出的一個綜合判斷。法律效果主要是指法律適用的效果，即法官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嚴格依照法定程序，把法律規范運用于具體案件，以維護國家的強制力和法律的權威，而社會效果是指法律實現的效果，即法官把法律規范運用于具體案件后所產生的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效果，比如社會秩序的和諧、人際關系的恢復、共同體的維系、以及道德和其他社會規范的實現等等。法律效果強調法律證明的嚴謹性、法律條文適用的貼切和準確，而社會效果則強調法的價值，特別是正義價值的實現，重視從司法的目的上考量裁判結果的合理性。
那么，民事糾紛的裁判為什么要考慮社會效果呢？
（一）考慮社會效果的根本原因
司法與政治的關系是民事裁判要考慮社會效果的根本原因。僅僅從理念上來說，審判是對具體、個別的糾紛通過適用該糾紛發生以前已存在的一般法律規范予以解決的過程，因此嚴格區別于按一定政策目的制定一般法律規范的政治過程，這樣的區別，在現代通過各種各樣的機制得到了制度化。但實際上，審判與政治之間的嚴格區別并沒有得到全部貫徹。[33]雖然司法與政治的關系在各個國家有所不同，但司法與政治絕對分立是不可能的。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在司法審判中也經常要考慮公共政策。因此，在民事糾紛的解決過程中考慮國家政策、社情民意等是十分正常的情況。
（二）考慮社會效果的內在原因
規則與目的、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矛盾，是法官考慮社會效果的內在原因?，F代法治的內在矛盾之一，是實質正義與形式主義的關系。形式正義著重于程序公正，只要所適用的程序規則是公正的，具體案件的當事人之間是否實現了正義在所不問；實質正義則不滿足于程序的公正，而是著重于在具體案件的當事人之間實現正義。[34]根據經典的法治理論，法治國家的法律體系應該建立在形式合理性基礎之上，實質合理性只能從屬于形式合理性，而法治的發展則使這種矛盾不斷加劇和擴大。通過授予執法者自由裁量權，考慮辦案的社會效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法律的局限性，增加國家在資源再分配中的力度和效率。
（三）考慮社會效果的歷史原因
我國的司法傳統中考慮判決的可接受性，是民事裁判考慮社會效果的歷史原因。歷史上，傳統的法官把自己當作行政官，把訴訟案件當作行政事務，把解紛結果當作合乎民意的政績。另外，法不外乎人情，是中國傳統法官的一種思維定勢，所謂“天理、人情、國法”，他們認為人情整合法理、民意高于法律，民意的正當性無須經由法律來驗證。古代司法判決的內容也多是認知性的，側重于合理性而非合法性的論證，強調的是“事理”而非“法理”。對于普通的群眾來說，他們對于法律規范本身不熟悉，沒有特別強烈的規范預期，而主要是看判決效果如何，并以此評價法官能否“為民做主”。在這樣的法律傳統中，法官的審判過程及其結果不得不接受各種價值觀念的評價，只有符合社會主導價值觀的裁判行為和判決，才可能有較高的社會可接受性；法官必須尊重既定的法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顧及有關的習俗、倫理規范，確定并實現個案中的正義。[35]
（四）考慮社會效果的現實原因
演繹推理和邏輯推理的區別范文6
符號學廣義上是研究符號傳意的人文學科,涵蓋了所有涉及文字符、訊號符、密碼、古文明記號、手語的科學,當今所指的符號學是隨著20世紀下半期結構主義的興起而出現的,其源頭主要有三個:胡塞爾(E.EdmundHusserl,1859-1938)的現象學、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的結構主義和皮爾斯(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的實用主義。與索緒爾將符號分為互不從屬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不同,皮爾斯認為符號由不可分割的對象(Object)、表象(SignorRepresenta-men)和解釋項(Interpretant)三部分構成。皮爾斯符號學是認知的符號學,他認為邏輯學和符號學是哲學的同一個分支,對符號過程的非事實形式不感興趣,盡管后來他也懊悔沒有公正地對待美學。由此,人們對皮爾斯符號學通常從認識論視角研究,挖掘其認知價值,但卻忽略了其與美學相關的問題。雖然皮爾斯從未在其著作中明確表述符號過程的美學維度,但只要仔細分析,仍可發現其符號過程的不明推論(Abduction)[1]步驟自身就具有美學維度,而這一維度是藝術表達的基礎。本文從皮爾斯實用主義與符號學的關聯開始,著重分析美學維度是如何在符號過程的不明推論中顯現的,指出其所包含的本質要素是符號的沖突,圍繞這一觀點展開與此相關的美學討論,深化對皮爾斯符號學的認識,展現其價值深度,拓展研究視域。
一、皮爾斯實用主義與其符號學的關聯
皮爾斯是美國實用主義的創始人,正如他認為自己首先是符號學家,他的實用主義與符號學聯系緊密。皮爾斯的實用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一種意義理論,為了弄清詞或概念的意義,他提出了實用主義原則,認為效果和可能有的實際關系是我們的概念對象所具有的,我們對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們對對象概念的全部。在他看來,實用主義本身并不是關于形而上學的學說,不試圖確定任何事物的真理性,它只是一種發現現實的詞和抽象概念的意義的方法。也就是說,實用主義是一種科學的邏輯或科學方法論,用它來分析各種符號(包括詞、觀念、思想)的意義,以確定信念、采取行動并達到目的。關于理智概念的“意義”是什么,皮爾斯認為只能通過研究符號的解釋項或符號固有的意味效果加以解決。他將符號的解釋項分為情感解釋項(e-motionalinterpretant)、精力解釋項(energeticin-terpretant)和邏輯解釋項(logicinterpretant)。一個符號所固有的頭一種解釋項就是符號所產生的情感,我們幾乎總會把某種感情解釋為表明我們已經理解這個符號的固有效果的證明,而這種情感就是“情感解釋項”,在某些情況下,它是符號產生的唯一固有效果。比如,一首樂曲的演奏就是一個符號,它傳達或者企圖傳達作曲家的音樂觀念,不過這些觀念通常不過是一連串的情感。以情感解釋項為中介,一個符號可能會產生進一步的效果,在這種進一步的效果中往往包含著一種努力,這種努力就是“精力解釋項”,它可能是一種肌肉的用力,但更通常是心理的努力,是對內心世界施加的努力。它是一種單一的活動,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它不可能成為理智概念的意義。此外,符號還具有一類意味效果,它肯定與那些普遍概念的意義之外的事物相關,這種效果可能是一種思想或一個概念,只要一個符號屬于理智的一類,它本身就必定有一個邏輯解釋項。每一個概念都是首次出現于下述情況中:把某種無意識的、屬于暗示性質的經驗加之于一種強烈的然而或多或少模糊的需要感之上,那種起暗示作用的東西與心靈的構造就有某種隱蔽的關系。對人而言,原初的概念在發展順序上處于原初地位,但出現于心理生活的各個階段。這些原初的概念采取猜測的形式,盡管人們通常并不這樣認為。每一個概念和一般命題,都是首先作為一種猜測給予給我們的,這些概念就是那些符號的頭批邏輯解釋項。在后面我們會了解到,這種猜測就是不明推論的結果。符號的所有這些效果都是由符號過程產生的。符號過程是一種活動或影響,這種活動或影響是符號、符號對象及其解釋項這三個主體間的合作,不能以任何方式把這三重關系的影響歸結為兩者之間的活動。更具體一點,符號過程實際上就是對象決定著符號,符號決定著解釋項,而解釋項又成為下一輪符號指示過程的對象的進程。
二、皮爾斯符號過程的認知步驟
對意義的探尋必然經由認知的符號過程,這種探究的符號過程具體說來就是從懷疑到信念確定的過程。“懷疑”是皮爾斯符號學著作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認為,“懷疑”這一人類所普遍具有的心理體驗和行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人類認識活動以及智慧存在的基本要素。在皮爾斯看來,懷疑是人類探求知識的開端,是科學的符號指示過程的動力:“懷疑的刺激引起一種目的在于取得信念的努力,我們稱這種努力為探究。”[2]CP5.374(按照皮爾斯文獻標注慣例:CP卷數.段落數,下同。)“真正的探究始于真正懷疑的開始,并且終于真正懷疑的終止。”[3]W3:14(按照皮爾斯文獻標注慣例:W卷數:頁數,下同。)消除懷疑是必須的,因為懷疑會妨礙甚至阻止行動。相信的感覺或多或少是一種肯定的指示,即我們的稟性里面有某種被證實了的能決定我們行為的東西,而懷疑從來不具有這種效果,它是一種不安和不滿意的狀態,由此我們進行抗爭來使自己進入到相信的狀態;后者是一種我們都向往的不愿再改變的平靜和滿意的狀態[3]W3:247。因此,探究的符號過程的目標就是信念的確定。根據皮爾斯的有關論述,可以了解到確定信念的方法有四種:一是固執的方法,即否定任何客觀準則,各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二是權威的方法,即由國家或其他暴力機關規定個人的信念,代替他們的意志而行動;三是先驗的方法,即肯定每個人的理性中有共同的先驗原則,通過集體討論以確定信念;四是科學的方法,即把信念建立在實驗效果的基礎上,通過實驗或行動來建立信念。皮爾斯對前三種方法都持批判態度,認為它們都不能確定真的信念,只有第四種方法,才能提供具有“外在永恒性,而不憑主觀偏見”的信念,是唯一可靠的方法[4],因為這一方法建立在獨立于人類意愿的基礎上,即它是在事實的基礎上確定信念。這種科學的探究方法包含三種論證:不明推論、演繹推理和歸納推理。此處需要強調的是不明推論,它是科學探究的第一步,是形成假設得到頭批邏輯解釋項的過程,也是唯一能夠產生新信念的邏輯推理形式。要消除懷疑,首先要進行的就是不明推論。在這種推理里,研究者把那些引起他注意的事實收集起來,并和他認為相似或相關的其他事實聯系起來,直到有一個解釋出現為止。這個解釋是一個猜測或假設,但這個猜測的真理性會立即把那些特殊的存疑的事實解釋出來。這正是偵探小說中常用的方法。不明推論確立了相似性或因襲關系,將新的事實與已知的東西聯系起來,由此使得關于這些新事實的理論的發展,通過隨后的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成為可能。不明推論既是一種理性的邏輯推理形式,又是人的本能的行為,或者說,它就是普通人的日常推理,只不過這種推理是一種“本能力量”,很少被人意識到。如果沒有不明推論,我們不但不能獲得任何新知識,就連日常生活也寸步難行,甚至無法順利地與人交談,可見不明推論是符號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p#分頁標題#e#
三、不明推論過程中的美學維度
要了解美學維度是如何在不明推論中顯現的,我們需要回到起點,思考懷疑是怎樣形成的,怎樣在一個符號的世界里發生的。因為在皮爾斯看來,我們是用符號來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皮爾斯在對笛卡爾所提出的懷疑方法的批判中,區別了懷疑與問題兩個范疇。他說:“有些哲學家曾想象只要在口頭上提出或者在紙上寫下一個問題就能夠開始探究,甚至建議我們以對每一事物提出疑問來開始我們的研究。但僅僅將命題放在疑問的形式中并不能激發心靈為追求信念而做出任何努力。必須有一種真正的活生生的懷疑,沒有這個,所有的議論都將是徒勞無益的。”[2]CP5.375因此,懷疑不等于問題。所謂“真正的活生生的懷疑”包含兩個方面:其一,懷疑總是基于某種形而上學基礎之上的,洛克“白板”似的頭腦是不能產生懷疑的;其二,懷疑是一種深層的狀態,它并不像笛卡爾所認為的那樣,可以憑人的理智人為地構造出來。它的產生包含著一個自發的難于解析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常常帶來心理上的。皮爾斯將這種狀態的內在構造比喻為“酒神的大車”[2]CP7.451。皮爾斯指出,懷疑通常不是對于在某時某地所做的事情的疑慮。它是對于我日后將要做的事情的事先的疑慮,或者對一種虛設的事態的想象中的疑慮。它是我們信念確定的動力,伴隨著它的是在造成信念的兩難中有所抉擇,從而導向形成一個將在一個真實的時刻有所表現的真正習慣的創造性事實。稍做一些考察就能發現,當我們的意識被強制地引向一些復雜的、不可思議的情況時,就會進入懷疑的狀態。比如當我們不能預見我們的命運,當某些無法描述的、特別復雜的感覺出現時,當努力獲得更多信息之后仍不能得出明確結論時,就會處于一種不安和不滿的狀態,這就是懷疑的狀態。這種懷疑的狀態,是已被認知即已符號化的事物與尚未符號化的事物的混合。當未被符號化的事物與周圍很多符號化的事物發生聯系時,未被符號化的事物就會被后者推向我們的感官,產生模糊不清的感覺。此時,我們就會借助與之相聯系的符號化事物,再結合更多的我們認為與其相關的符號化事物,來力圖得出一個關于它的明確結論。這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明推論的過程。在此,我們判斷一個符號化事物是否與被認知的對象相關,通常是以圖像的相似性為基礎[5]。因為人類的思維都是從具體的形象思維開始的,人類意識的早期和表象、圖像以及造型的思維方式分不開,而圖像的思維方式正是審美意識的特點。所有未符號化的事物最初通常都是以圖像的形式呈現給人們的。皮爾斯將符號表象分為圖像(Icon)、標志(Index)和象征(Symbol)三種。圖像指稱它的對象,僅僅是依靠它與對象的某些或全部質相似的質,而且不管對象是否真正存在,它都具有這些質。皮爾斯認為所有現象都包含三個范疇: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第一性是以“質”和“感覺的質”為主要因素,包括紅、氣味、“巨大的痛苦”和高貴等[2]CP5.44。激起感覺和情感產生情感解釋項的正是這些質,而第一性是潛在的,也就是說這些質是潛在的,它們只能在第二性或第三性中被實現。由于感覺的不明確和符號選擇的不確定,非符號化事物就會在同一時間帶出不同的供確定結論選擇的符號,這些符號通常包含著感覺和情感。這時,不同的符號之間必然產生沖突,形成符號的沖突。“引起任何固定信念方法的感覺都是對兩個矛盾立場的不滿。”[3]W3:254真實的事物以符號內部的沖突呈現,我們在符號過程中對此作出反應。這些沖突可以在人類生活的所有層面中找到,不管是社會學的還是心理學的。重要的是,我們不是生活在符號的世界,而是用符號來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所以感知始終包含著符號沖突,盡管通常是很微小的。一個事物同時帶出相互沖突的多個符號,而這種符號沖突最終會被一個新的符號替代,這個新的符號就是不明推論的結果。不明推論在這里不止是科學探究的第一步,它更是感知的條件。它預設了確定的知識作為前提,也就是已被感知并確定的符號。在不明推論的進程中,為了在符號系統里被確定身份和意義,一個新的符號替代了沖突的符號。由此真實的事物便經由符號過程成為一個可認知的符號的實在。然而,沖突實際上是一種對抗,對抗是第二性的主要性質,正是在這個符號沖突的進程中,第一性潛在地得以實現,情感被激起,產生情感解釋項,不明推論的美學維度就顯現了出來:在符號沖突刺激我們去創造一個新符號、新信念、新行為模式和新習慣的同時,符號沖突及新符號的建構激發了人們的情感,產生了美學的體驗和。這就是為什么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對不可描述的事物、無法表達的事物、無法理解的事物通常都會激起情緒,因為這里面存在著符號的沖突;而且越是難以解決的符號沖突,越是能帶給我們美學,因為這些體驗從不輕易達成對信念的確定,也就是說它并不急于產生一個邏輯解釋項。不過,僅憑這一美學維度,不明推論還并不能成其為真正的藝術,因為科學家會談論理論的美麗,植物學家會談論植物的美麗,日常生活中的情景都常常會引起美學感覺,不明推論無處不在,但并非都能最終成為藝術。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明推論過程中的符號沖突引發了不同程度和各種各樣的美學體驗,不明推論過程具有美學的維度。
四、藝術是用沖突的符號結構表達符號沖突
盡管皮爾斯認為邏輯學和符號學是哲學的同一個分支,對符號過程的非事實形式不感興趣,但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所有意義問題都可以通過對“事實”的呈現和通過科學探究求得最終邏輯解釋項來解決的。在社會、政治和道德等領域,“探究的方法”并不一直奏效,因為我們在處理事實的同時,也是在處理欲望和權力關系、愛和親屬關系等等,它們不能簡化為一系列事實,即不能簡化為一個或一系列新的確定的符號。就像皮爾斯說的,不是所有符號都有邏輯解釋項。它們很可能始終都是一個符號沖突的過程,始終停留在不明推論環節,始終體現著美學維度。當沖突的過程以特定的方式被表達,這個不明推論才真正成為藝術。也就是說,不明推論的美學維度是藝術產生的基礎,藝術是對其中的符號沖突的表達。藝術家體驗到符號的沖突,再創造出新的沖突,這種新的符號沖突是用其他符號材料制造出沖突結構來模仿他所體驗到的符號沖突而產生的。
通過這個過程,不明推論過程中的符號沖突體驗成為真正的藝術。實在的藝術作品包含著新的符號沖突,它產生一種無形的想象空間。感知者在想象的過程中體驗并解決符號沖突,創造意義。結果可能是一個新符號,在這個新符號里留有一種符號沖突的張力;也可能是另一個新的符號沖突。這種想象空間也就是實在的藝術作品,它就是一個沖突的符號結構。由此,沖突的符號結構是一個事物要成為藝術作品的必要條件。藝術作品要能夠激發人們的想象,帶來審美體驗,就必須是一種沖突的符號結構,能夠讓人們在同一時間面對相互對立、相互限制的兩個或多個符號。這就是為什么逼真的畫作要有畫框,戲劇要在舞臺上演出。又如在傳統文學理論中,語言上對句法的背離、文本內的雙重主題、文本間各種形式的互文等,都體現了這種沖突的符號結構,盡管沒有如此表述。在現代、后現代的文學理論中我們也見過它們,比如在新批評的反諷和悖論概念中,悖論是表面上荒謬實則真實的陳述,詩人常把日常中對立、沖突的語言放在一起,在語言的碰撞和意義的對立中誕生詩性;反諷是一個語境對一個陳述語的明顯的歪曲,是對立物的平衡,是詩歌的一種結構原則。這兩個概念對沖突結構的要求都是顯而易見的。又如俄國形式主義對寓言和主題的區分也顯示了沖突的符號結構,寓言是所有母題的總和,主題又可理解為敘述性結構,是許多不同的母題藝術地按順序的呈現,其顯例之一就是倒敘法和時間置換,可見所謂藝術地按順序呈現也就是賦予它一種沖突的符號結構。再如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解釋了一個觀點多元、價值多元、體驗多元的真實而豐富的世界,對話在文學作品中具有獨立性、自由性、未完成性和復調性等特點,也體現了這種沖突的符號結構。雅可布森認為平行結構即詩歌中的節奏、排比、韻律、重復等具有前景化即顯著、新奇、系統地違反常規標準語言的因素,實際上也就是說明平行結構是一種沖突的符號結構。由此可見,沖突的符號結構實際上是文學藝術的特質,皮爾斯的符號學理論為這種結構的必要性提供了解釋,也顯現了自身的多元性和突出的圖像相似性。皮爾斯認為結構形式也包含質,而模仿體現的是一種相似性,由此可推論出藝術作品應該是一種顯現質的相似性的符號———一種圖像符號。在當代,后人更是對皮爾斯符號學超越語言而重視形象的多元性進行了新的發揮。如德勒茲的塊莖論認為,應當將以語言為中心的文學文本與視頻、聲頻等進行符號鏈的鏈接,并與形形的符碼模式(生物的、政治的、經濟的等等模式)建立聯系。他還根據皮爾斯的理論區別了三種影像:第一度的情感-影像(image-affection),第二度的動作-影像(image-action),第三度的關系-影像(image-rela-tion);在皮爾斯的啟發下他又增添了第四種影像:零度的知覺-影像(image-perception)。德勒茲的媒介思想,包括他的電影哲學和美學思想,都揚棄了索緒爾語言學和西方結構主義的框架,更多地就是從皮爾斯的符號論中獲取了豐富營養,就是源于皮爾斯符號理論所具有的重形象的多元性。#p#分頁標題#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