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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觀與科學方法論范文1
[摘要]：“價值無涉”是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概念，但是對此學術界卻存在嚴重誤讀。本文從韋伯構建學術公共領域的角度，認為韋伯“價值無涉”的“客觀性”原則具有雙重含義，既是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論神話，也論證了價值判斷需要“科學”的論證，而經驗事實需要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獲得意義，這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韋伯闡明了他的“理想類型”是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而不是“客觀”反映，這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本文還討論了韋伯的新聞思想及其實踐與學術公共領域的關系，并提出今天重讀韋伯的意義在于構建中國的學術共同體和學術公共領域。
討論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韋伯是個繞不過的名字?！皟r值無涉”已經被我們念得耳熟能詳，但是韋伯意義上的“價值無涉”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在學術界卻依然晦暗不明。當今中國社會發展與危機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嚴重分歧，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也變得云譎波詭，有學者提出應該用“去道德”和價值“無立場”的方法來應對這樣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與“無立場”究竟在什么意義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與學術在韋伯的語境下究竟意味著什么？今年，正值韋伯逝世九十周年，韋伯的著作再次在漢語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閱讀韋伯，并借此整理中國知識界關于學術與政治、立場與價值等問題的糾葛，已經又一次成為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的議題。[2]
（一）“價值無涉”的雙重含義
《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是1904年韋伯接手主辦《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雜志時，闡釋其辦刊宗旨的綱領性文獻。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韋伯是如何把社會科學方法論與學術倫理以及學術共同體的思考結合在一起的，這也是韋伯集中討論和總結其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重要文獻。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學術界“發現”韋伯以來，這也是被誤讀最嚴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應該是重讀韋伯最重要的方法。
韋伯開宗明義地指出，《文庫》的宗旨一是擴展對社會生活的事實的認識，另一是訓練人們對社會生活的實際問題作出判斷。那么，判斷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客觀有效的真理”呢？韋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這個問題意識上的。
韋伯反對兩種歷史觀，一是道德進化論，一是歷史相對主義，正是這兩者的結合在社會科學領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韋伯以國民經濟學為主要批評對象，指出：通過把文化價值總體引入道德領域而在內容上規定道德領域，并由此把國民經濟學提高到“倫理”科學的地位，這其實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總體上貼了“道德”的標簽，既抹殺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沒有對理想的“客觀性”有什么貢獻?！段膸臁沸枰獜母旧嫌枰跃艹獾牧餍杏^點，正是：國民經濟學是從一種特殊的“經濟世界觀”得出的，并且應當由此得出價值判斷。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決不是提出約束性的規范和理想，以便從中得出實踐的處方。《文庫》需要拒斥的另一種觀點是：價值判斷因為立足于某種理想，從而具有主觀起源，就可以擺脫“科學”的討論。這正是“價值無涉”的兩重含義，不可偏廢任何一方，而目前國內學界就韋伯觀點圍繞著經濟學是否應該有道德的討論，其實都沒有抓住韋伯的關鍵。
韋伯說，《文庫》關心的問題其實是：對理想和價值判斷所作的“科學”批判的意義和目的是什么？科學的“技術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過程中的代價，能夠被充分評估和權衡，也唯有在這樣的時候，最需要貫徹“價值無涉”的邏輯方法。在這之后，權衡上升為決策，就不再是“科學”的任務，決策者根據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觀在各種有關的價值之間進行權衡選擇，但正是“科學能夠使他意識到，一切行動，當然根據具體情況還有不行動，在其結果中都意味著吸收了某些價值，從而常常意味著——這一點目前特別容易被人忽視——放棄另一些價值。做出選擇是他自己的事情?！盵3]科學的任務正是揭示并且在邏輯上闡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觀念”基礎，“對價值判斷的科學探討如今不僅要使人進一步理解和體驗所希求的目的和作為其基礎的理想，而且首先還要教人批判地‘判斷’它們?！盵4]也就是說，作為“科學”本身不擔任價值評判的任務，但是它卻是價值評判的基礎。這是因為，在一個世界觀存在嚴重沖突的時代，“以普遍有效的終極理想的方式創造解決我們的問題的實際公分母，這都毫無疑問既不能是我們這份雜志的任務，也絕不能是任何一門經驗科學的任務：這樣一種任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解決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盵5] 這決定了在方法論上的“價值無涉”作為邏輯意義的地位。
一個飽餐了知識之樹的文化時代，其命運是必須知道，無論對世界事件研究的結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從中獲知世界事件的意義，而是必須能夠自己去創造這種意義本身，世界觀決不可能是經驗知識進步的產物，因此，最強有力地推動著我們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時代都只能是在與其他理想的斗爭中實現的，這些其他理想對于其他人來說，正如我們的理想對于我們來說一樣，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的第一個含義，正是要徹底破除所謂“普世價值”的神話，一個諸神爭斗的時代，決定了社會科學領域不可能，也不應當存在普遍有效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廉價的相對主義和樂觀的折中主義，要么在理論上無視其嚴峻，要末是在實踐上回避其結果。這些都與科學的“客觀性”沒有絲毫關系，“中間道路”絲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學真理。由此可見，作為方法論的“價值無涉”正是為了廓清“科學”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有效”的問題。對“存在”的思維整理，涉及到“客觀性”問題，而“有效”與否則與價值所處的文化特性有關，必須在科學的“客觀”操作和價值判斷之間劃出界限。
因此，對這份雜志尋求科學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學作為對經驗現實進行思維整理的有效性，韋伯提出兩種重要責任：
首先，是要讓讀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識到用來度量現實，并從中推導出價值判斷的標準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類別的價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過確立的價值標準與其他價值標準，最好是與自己的價值標準相對抗，——任何有意義的評價都只能是從自己的世界觀出發的批判，而不是通過在不同的價值之間和理想的沖突之間的挪移和權衡來欺騙自己。不同的價值尺度之間需要進行反思性的對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對于別人有意義的評價都只是出自對自己“世界觀”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為根據與別人的理想作斗爭的結果。
第二， 要使得讀者、編輯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學研究者開始沉默，而作為“有意欲”的人開始說話，什么地方論證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則求助于感情。必須反對科學討論和評價性推論之間的混淆，但是“決不反對申明自己的理想”。無信念和科學的“客觀性”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近似性。這里“價值無涉”的第二個含義，就體現為作為學術雜志的《文庫》所具有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它不是從事反對政治或者社會政策派別的論爭場所，也不是招徠贊成或反對政治理想或社會政策派別的場所[7]，而是一個“學術”的公共領域。韋伯如此描述道：
雜志的特性一開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聽憑于編者們今后就也應當在于，尖銳的政治對手都可以在雜志中為了科學工作而和平共處。它迄今為止不是“社會主義的”刊物，今后也不會是“資產階級的”刊物。它不會把愿意置身于科學討論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圍之外。它不能是一個“回應”、辯駁、再辯駁的游戲場地，但它也不袒護任何人，無論是它的作者還是他的編者，都應在其欄目中經受可想見的最嚴厲的客觀而又科學的批判。不能忍受這一點的人，或者不愿與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學認識領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參加它。[8]
但是，韋伯也承認，無偏見地與政治上的敵對者同處于一個中立的學術場所，在當時的德國并不容易，對那種“作為黨派狂熱的局限性和不發達的政治文化的標志，應予以無條件的反對?！痹谶@個意義上，“價值無涉”反對的是學術的泛政治化傾向，因為這必然嚴重傷害學術的“科學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這個雜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為《文庫》要探討的問題與最高的、起決定作用的價值觀念密切相關，因而成為它的最穩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為一種受到那些價值觀念相同的或者類似的影響的文化觀的代表。”這些作者的觀點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都把保護勞動群眾的身體健康以及盡可能增加勞動群眾對我們文化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分享作為目標，但把國家對物質利益領域的干預與現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發展相結合作為手段。”[9]這些人無論對未來的社會秩序持什么樣的觀點，就當代而言卻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并不是因為它與更早的社會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為它在實踐上已經是不可避免，這是學術面對現實政治的態度。
《文庫》主要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作為社會經濟現象的事件，它的性質并不是自身“客觀”地具有的，而是以人們認識的“興趣”傾向為條件的。“一個現象只是就我們的興趣專注于它對于為生存而進行的物質斗爭所具有的意義而言，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獲得一個‘經濟’現象的性質?！彪s志的任務就是：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普遍文化意義及其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不是“事實”的“實在”聯系，而是問題的思想聯系，構成了各門科學的工作領域的基礎：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個新的問題并由此發現開辟新的重要觀點的真理的地方，就會出現一門新的“科學”。[10]
不同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決定論，——韋伯決不是一個文化決定論者，他強調的是經濟與文化互相制約的關系。韋伯認為：按照經濟上的受制約性和影響范圍的特殊觀點來對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進行分析，依然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成果的科學原則。但是，這恰恰需要區別以下兩種傾向：人們要么把歷史現實中不能從經濟動機演繹出來的一切都當作在科學上毫無意義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經濟事務的概念擴展到不可知的領域，以致所有以某種方式與外在手段相結合的人類利益都被納入到那個概念之中。[11]這正是韋伯竭力反對的以經濟學價值來主宰社會價值和社會科學判斷的方式，這也是韋伯提出“價值無涉”所具有的現實與歷史的針對性。
（二）經驗事實、文化價值與學術倫理
在韋伯看來，社會科學作為一門現實的科學，是要理解我們被置入其中的、包圍著我們的現實特性，即它的文化意義：它為什么在歷史上是這個樣子。而“有限的人類精神對無限的現實的思維認識就建立在這一隱匿的前提條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現實的一個有限部分構成科學理解的對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認識’的意義上是‘根本’的。”[12]韋伯明確指出，經驗事實只有在與文化價值的關聯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實在”的途徑。社會科學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規律性，而是建立“個別”與“價值”之間的因果聯系。規律所適用的現實是個別的，而個體并不能從規律中演繹出來。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規律，僅僅是認識現實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義的分析和整體性描述，卻是嶄新的和“獨立”的。一個文化現象形成的意義，以及形成這種意義的理由，都無法從任何規律性概念和體系出發去推導、論證或闡明，因為它們是以文化現象與價值理念的關系為前提條件的，文化概念就是價值概念。個體性的現實之所以對我們有意義，是因為它表現出對于我們來說與價值理念的聯系因而重要的關系，僅僅是因為這一點，它的個體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們認識的。也就是說，價值理念是確認研究對象的前提，卻不是結論，因為：
重要的東西自身當然不與任何規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規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與它自身相同。因為一個現實的成分對我們來說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當然恰恰不在于它與極其眾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關系。把現實與賦予其重要性的價值理念聯系起來，以及根據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觀點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現實成分，與根據規律對現實進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對它進行整理相比，是一個異質的、不同類的觀點。思維整理現實的兩種方式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邏輯關系。在個別的情況下，它們能夠相互一致，但是，如果這種偶爾的一致掩蓋了它們原則上的分歧的話，就會導致極具災難性的后果。[13]
這些對于經濟學來說，并不例外，事實上韋伯更多地正是針對它而來的。正因此，韋伯對于“規律”崇拜，特別是對經濟學的“市場”規律崇拜所具有的災難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別值得今天的中國學界汲取的。我們也可以從中明確地看到，韋伯的立場是歐洲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所謂的“西方中心主義”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誡的正是對“普世價值”的警惕。對于韋伯這至關重要的核心觀點，我們理解得并不充分，而這卻正是韋伯強調“價值無涉”的主要出發點。
韋伯特別針對貨幣交換經濟指出：對交換的普遍本質和市場交往的“技術”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換如何歷史地獲得它今日的基本意義，歷史事實需要在文化意義里得到澄清，正是貨幣經濟的文化意義，——因為它，我們才會對交往技術感興趣?！爸挥性跓o限多樣的現象中僅有一個有限的部分是有意義的這一前提條件下，認識個體性的現象的思想才在邏輯上是有意義的?！盵14]對具體的現實進行詳盡無遺的因果推演不僅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論上也是荒謬的。在涉及“個體性”的地方，“因果問題并不是一個規律的問題，而是具體的因果聯系的問題，不是什么公式把現象當作樣本加以歸類的問題：它是一個歸屬的問題。……一個‘歷史個體’——的因果說明得到考慮，對因果規律的認識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韋伯再三強調，規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們對在因果上歸屬個體性現象的貢獻就越少，從而間接地對理解文化事件的意義也就越小。就歷史現象來說，最普遍的規律由于是內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沒有價值的。一個類概念的有效性越廣泛，就越使得我們離開現實的豐富性，因為它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現象，就必須是盡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認識對于歷史研究而言并沒有價值。因此，把經驗還原為“普遍”或者“客觀”，對于社會科學工作并沒有意義。這并不是說“規律”不存在，而是因為對社會規律的認識并不等同對社會現實的認識，僅僅是我們的思維為了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種輔助手段。文化只是個別，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價值理念決定的，而任何“規律”都無法揭示這些價值理念的不同?！啊幕菑氖澜邕M程無意義的無限性產生的一個從人的觀點出發用意義和重要性來思考的有限斷面”[15]。以下韋伯的這一段話特別值得關注：
任何文化科學的先驗前提都不是我們認為某一種或者任何一種文化有價值，而是我們就是文化人，賦有自覺地對世界表示態度并賦予它一種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是什么東西，它都將導致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來判斷人類共同存在的某些現象，把它們視為重要的（積極的或者消極的）而表明態度。
對世界表明態度并賦予其意義的能力與意志，這其實正是學術倫理存在的基礎。韋伯對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著重的正是他們為文化和宗教共同體建構意義的“天職”。[16]在這里，我們再次看到的是韋伯世界中知識分子的學術倫理與先知的宗教倫理的疊印。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韋伯強調學者的“個人”因素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因為沒有什么觀點是從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謂讓事實自己說話，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義的是作為“個人”的學者“靈魂之鏡”，只有這樣的鏡子才能折射出現實與文化的價值和涵義：
在隨時隨地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物的個別特殊方面所做的這種選擇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學工作那種作為時有所聞的主張——一項科學工作的“個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價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價值的，就必須表現出“個性”——之基礎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沒有研究者的價值理念，就不會有選擇材料的原則，就不會有對個體性現實的有意義認識，就像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一樣，他的個人觀念的傾向，他的靈魂之鏡中的價值反射，規定著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學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對象與之聯系起來的那些價值，卻能夠規定整個時代的“觀點”，即是決定性的：不僅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價值”的東西而言，而且對于現象中被視為有意義的或者無意義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韋伯這里清理的正是知識分子在當代確立學術倫理價值的基礎，知識分子的內在志向即對學術為世界建構意義的確認和信念，這是推動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發展的動力。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個諸神的時代里，社會科學不是尋求普遍而終極的規律或目的，而是認識、確立和創建文化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學術和知識分子確立安身立命的倫理基石。因為對人類文明尋求價值意義的確信，內在于文明自身，也內在于任何時代的知識共同體和民族共同體之中，它們正是知識分子應該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的“天命”是一種倫理的誡命，是外在使命和內在志向的結合。
（三）“理想類型”與社會科學的“客觀性”
——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
這里，韋伯是以對“國民經濟學”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為批評對象，展開其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具體討論。
國民經濟學開始的時候是一種討論國民“財富”增長的“技術”性現象，但是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技術的，因為它被納入到18世紀自然法的、理性主義的世界觀的巨大統一體中。自然科學的方法：用根據規律性聯系對經驗事實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種形而上學的有效性和具有數學形式的概念體系，達到對現實的一種純“客觀”的，擺脫一切價值的，同時也是絕對理性的，也就是擺脫一切個體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論認識。在這樣的科學思維的模式中，除了發現事物的“規律”外，科學工作的其他意義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規律”性才是科學本質性的東西，“個體性”的事件只有作為“典型”，即作為規律的解說才有意義，而這些事件本身則并不是“科學的”興趣。因此，在歷史領域，抽象的理論方法和經驗的歷史方法處于對立之中。抽象的經濟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幅關于經濟組織、自由競爭和嚴格的理性行為在商品市場上發生的各種事件的理想畫卷?！斑@一理想畫卷把歷史生活的某些聯系和事件統一成為設想出來的聯系得天衣無縫的體系。在內容上，構思具有一個通過思想上提高現實的某些要素而獲得自在烏托邦的性質。它與生活的經驗給定事實的關系僅僅在于，在那種構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類聯系，從而也就依賴于‘市場’的事件，在現實中被發現或者被猜測為在某種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利用一個理想典型（idealtypus）實際地說明和解釋這種聯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國內更多翻譯為“理想類型”，下文采用這種譯法）的概念是為了歸屬判斷，它不是假設，也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它是歷史給定的現代交換經濟社會組織的“理念”。韋伯指出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與作為發生學概念上西方中世紀的“城市經濟”理念，這兩者是根據“完全相同的邏輯原則展開的”。而“城市經濟”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實際存在的經濟原則的“平均值”，而是單方面提高一個或者一些觀點，把散亂的個別的現象綜合成一個自身統一的理想畫卷而獲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類型”是從經驗事實中選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邏輯整理而言，它的確具有“客觀性”，這正是“價值無涉”的第三個含義，即“理想類型”作為一種邏輯的分析工具本身是“價值無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純粹性而言，這一理想畫卷不能經驗地在現實中的任何地方發現，它是一個烏托邦。而對于歷史工作來說就產生了一個任務，即在任何具體場合都要確認現實離那個理想畫卷有多近或者多遠，某個城市的關系的經濟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義是哪個被說成是‘城市經濟的’”。[19]因此，理想類型并不是對“客觀”現實的無條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韋伯強烈地反對把理想類型的概念圖像當成是歷史現實的“真正”內容，當成“本質”。理想類型絕不是古希臘神話中的強盜普羅克拉斯特之床，歷史不應該在此被削足適履，也不應該被當成是歷史中起作用的“實在”力量，——韋伯強調特別需要警惕后一種危險。對于中國的經濟學來說，西方的以中世紀“城市經濟”為模式發展出來的經濟學“原理”，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和解決中國的城鄉問題呢？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問和反思。
韋伯告訴我們的恰恰是：沒有建立概念與具體的歷史語境的聯系，就簡單套用西方的諸如“市場”這樣的經濟學概念來橫掃一切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正是這樣的做法違背了“價值無涉”的社會科學方法，違背了現實的“客觀性”原則。這對于我們今天形形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韋伯明確地指出，經濟學理論是一種“教理學”，它特別假定純粹經濟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經濟取向的影響，因此它只能是一種“理想類型”，而絕不是歷史的“自然”發展，更不能成為“應當”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種在此意義上“無國家”、“無道德”、“個人主義的”純粹理論，作為方法上的輔助手段是并且總是必不可少的，而極端的自由貿易學派則把它理解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現實的一種詳盡無遺的寫照，并進一步據此把它理解為一種“應當”，理解為一個在價值領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為一個可以用來經驗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類型”的功能，不是作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科學的“手段”來發揮作用的，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類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規定概念來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歸納、衡量與對比，是以確立概念的“界限”為前提的，這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訓練：
它是一種理想畫卷，但并不是歷史現實，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現實，它也根本不適宜于把現實作為樣本歸入其中的圖式，而是指具有純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義。為了廓清現實的經驗內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們借助這一概念對現實作出衡量。把它與現實作出對比。這樣的概念是思想的產物，我們借助它們，通過運用客觀可能性的范疇，來構思各種聯系，我們依據現實定向的、受過訓練的想象力對它們作出判斷，認為它們是適合的。[21]
但是混淆總是很容易產生，歷史相對主義者總是讓理想類型意義上的“理念”生成為理想意義上的“理念”需求，讓其變成價值判斷。因此，科學自我監控的基本義務和避免受騙的唯一手段，就是嚴格區分這兩種方式。以比較的方式把現實與邏輯意義上的理想類型聯系起來，與從理想出發對現實做出評價性判斷，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這正是韋伯強調作為方法論的理想類型是“價值無涉”的，即不能用它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因為理想類型“是某種對評價性的判斷完全不感興趣的東西，除了純邏輯的完善之外，它與其他任何一種完善都毫不相干?！盵22]也就是說，在韋伯的理論中，理想類型其實是一種邏輯工具，并不具有價值判斷的意義，這才是“價值無涉”最核心的意義，否則，就會有淪為自然主義或道德主義“目的論”的極大危險。
韋伯更進一步指出：雖然“理想類型”在形成過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東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個體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為理想類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識到的，它不是合乎類的東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現象的特性”[23]，是文化個體性的表達，因此“理想類型”絕不是普遍“規律”的體現，而是有著明確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理解，韋伯對“價值無涉”的強調，其批判的對象正是用“理想類型”來代替價值評判，這樣一種會在現實中帶來極大危險的思想混亂，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經濟學。
針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即社會科學的目的必須是將現實還原為“規律”，韋伯的批評正是針對其把“理想類型”與現實相互混淆的危險。韋伯告誡道，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理想類型的發展狀況和歷史是兩件必須有效區分開來的事情，構思在這里僅僅是有計劃地將一個歷史事件有效地歸屬于根據我們認識的現狀而可能的原因范圍中的現實原因的手段?！盵24]正是在這里，韋伯對馬克思，——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論對手作了這樣的評價：所有的“規律”和歷史發展的構思，在理論上都具有“理想類型”的特征，“凡是使用過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現實與這些理想典型進行比較，它們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啟迪意義；同樣，一旦把它們設想為經驗有效的，或者甚至設想為實在的（事實上也就是形而上學的）的‘作用力’、‘趨勢’等等，它們就具有危險性?！盵25]這一評價值得重視，也值得今天作為一個重要視角來重新理解在中國的命運。
韋伯充分肯定“理想類型”的邏輯作用，但是他強調所有“理想類型”的構思都具有暫時性，“文化科學工作的結果就是不斷改造我們力圖把握現實所用的那些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過程。因此，關于社會生活的各門科學的歷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嘗試在思想上整理現實，由于科學視野的擴展和更移而廢除已經獲得的思想圖像，以及在如此改變了的基礎上形成新概念之間的不斷變換?！盵26]這是因為，概念的形成取決于問題的提出，而問題的提出是隨著文化自身的內容發生變化的，概念與被概念化的東西之間包含著一種綜合的暫時性。因此，概念的價值正在于它們揭示了作為其基礎的觀念意義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標?！袄硐腩愋汀敝饬x正在于它的暫時性，和無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務于建立價值聯系的目的，因此決不能混同于具體的實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為對“客觀”現實的觀念的“反映”，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現代認識論，這里的概念與歷史工作之間的關系被頭足倒置了。而社會科學的偉大進步正是與實際的文化問題的變更密切相關的，并采取了對概念的形成進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韋伯宣布，《文庫》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這種批判與進一步的綜合服務：
一切經驗知識的客觀有效性，都是并且僅僅是按照范疇整理給定的現實，而這些范疇在特殊的意義上是主觀的，即表現我們認識的先決條件的，受到唯有經驗知識才能給予我們的那些真理的價值的前提條件的制約。[27]
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正在于此，即它來自于對經驗現實的邏輯綜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確的使用邊界，因此不能據此作為“本質”或者“規律”證明特定的經驗事實，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斷現實的價值特權，因為價值尺度只能來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會科學的任務并不是不斷去追逐新的觀點和概念，而是相反，對于具體歷史聯系的文化意義的認識，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為之服務的終極目的?！安牧蠈I戶”和“意義專業戶”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實與已知的觀點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出新的東西。
在韋伯看來，價值意義是“理想類型”獲得邏輯意義的前提，否認作為特定的文化產物的價值真理性，就沒有社會科學，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與判斷去取代科學。一旦社會科學把它的方法論原則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覺地根據最終的價值觀念來檢查和反思個別材料的認識價值，不能意識到認識價值是植根于具體的實際的文化作為最終價值，道路就會迷失，這時，就需要從文化的價值意義上進行范式突破。這時，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觀點的意義變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黃昏中。重大的文化問題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學就武裝起來，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概念體系，從思想的高度俯視事情之流。[28]
推動社會科學發展的動力，不是科學的內在邏輯，而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文化價值的重大問題。我們需要在這個意義上理解韋伯這句似乎駭世驚俗的話：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仆人！因為，作為現實的、具體的德國的文化價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問題，學術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夠落實于具體的文化語境中，——它既是社會科學問題意識的來源，也是作為學術研究的社會科學最后的旨歸。只有在這里，在責任倫理高于信念倫理的情況下，兩種倫理才可以尋求互相支持的契合點，我們也需要從今天中國的歷史語境中重新確立和理解韋伯的意義。
最后，讓我們再來讀一點讀韋伯自己的論述：
我們最終必須竭盡全力反對的是一種并不少見的觀念，它認為通過權衡各種彼此對立的價值判斷和他們之間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學“客觀性”的大道?！爸虚g路線”不僅恰好與“最極端”的價值判斷一樣，不能以經驗學科的方法得到科學的證明，而且，在價值判斷的范圍內，它正是在“規范的”意義上最晦曖不清。它不屬于講壇，——而是屬于政治綱領，官僚機構和議會?？茖W，無論是規范的還是經驗的，都能為政治活動家和對立的黨派提供無可估量的幫助。它告訴他們，（1），對于這個世紀問題，某些不同的“最終”立場是可以考慮的；——（2）在你就這些立場作出抉擇時，存在著這樣那樣你必須考慮的事實。[29]
韋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責任的“政治”行為應該建立在學術的“科學性”的基礎上，即有價值的政治行為必然充分估計三個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帶后果；3，由此制約的在其實踐結果中眾多可能的評價相互之間的競爭，這正是經驗科學以自己的手段能夠揭示的東西。[30]只有在此基礎之上的“政治”行為才可以與現實中黨派利益紛爭的政治活動劃清界限。社會科學的“客觀性”絕非折中的中間路線，因為妥協和折中并不是以價值的澄明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對各種“偽”客觀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偽“政治”性，即建立在黨派利益紛爭基礎上的“政治”）：
認為從要求經驗地討論“價值無涉”的立場出發，價值判斷的討論就是無結果和毫無意義的觀點，是與我們完全不相干的，因為關于價值判斷意義的認識恰是所有這類討論的前提。這種討論的先決條件是理解各種原則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徑庭的最終價值判斷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著“原諒一切”，單是對他人觀點本身的理解也不導致同意它們。另一方面，這至少可以使人同樣容易并且通常極其可能認識到妨礙人們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恰恰是真理性的認識，而“價值判斷討論”正好有助于這中認識。[31]
至此，韋伯對于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和“價值無涉”的思想已經清楚了。這里試從以上三個互相關聯的層面上做一個分梳和歸納：
首先，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是社會科學的歷史觀，它反對把歷史納入任何道德主義或自然主義的目的論體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屬于也反對任何“宏大敘事”。其方法論上的體現是劃清“理想類型”的有效性邊界，不能把“理想類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邏輯思維的產物上升為價值判斷。任何意義上的“理想類型”作為對經驗事實的邏輯整理，都不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歸納和總結，歸根結底是“個體性”的，因此不能把“個別”上升為“普遍”的規律，并成為“應當”如此的歷史力量。因此，韋伯反對從歷史的“發展趨勢”中引申出對實踐的評價，因為這意味著把“變遷”視為目的論的，并成為對現實政策毫無反思的美化：
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看出，為什么經驗科學的代言人應當感到有必要支持這種做法，使自己成為某個時候的“發展趨勢”的喝彩者，使對這些“發展趨勢”的“適應”從一個終極的、只能由具體的人在具體場合解決的、因而也只能取決于具體的人的良知的評價問題變成一個據說由一門“科學”的權威庇護的原則。[32]
第二，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建構學術公共領域的原則，即不同的立場和觀點都具有平等準入的地位與權利，而且在這個意義上接受最嚴格的反思與批判。知識共同體不能以某種預設的絕對價值作為規范，或者以“普世價值”來壓抑和取消歧見，這是作為經驗科學的社會科學能夠生產“有效”知識的前提。但是，作為個體的學者，卻正是以自己的立場，以及以此立場出發的知識建構進入學術公共領域，“正是‘個人’的最內在的因素，規定我們的行動、賦予我們的生活以意義的最高的和最終的價值判斷，才是某種我們感到有‘客觀’價值的東西?！盵33]這個意義上，韋伯的“價值無涉”決不是取消價值立場，而是相反，不同的價值判斷必須接受自己以及對手的反思和挑戰，方有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的發展。
第三，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指的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種不同的、甚至歧見嚴重的觀點之間，“價值無涉”要求的是對他者觀點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經驗的方式，從概念的邏輯意義上，去考察他人的行為和動機，以發現真正的不同的立場，這是一切有意義的學術辯論的前提。這樣的以建立理解為前提的“價值無涉”的工具性，是學術對話和論辯的基礎。它可以使人從邏輯和事實的角度認識到妨礙達成一致的原因和問題：
人們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這種認識是一種真理認識，而且“價值討論”也就是為它服務的。與此相反，人們以這種方法肯定不能獲得——因為它在一個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東西，是某種規范的倫理學，或者就是某種“律令”的約束力。[34]
這才是為什么“價值無涉”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會科學“客觀性”的體現。
但是，遺憾的是，在過去的韋伯研究中，我們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韋伯極力批評和反對的方法強加給韋伯自己了，對“理想類型”盲目而混亂的運用就是最鮮明的例證。
[注釋]
[1]關于此一問題的爭論，可參見羅衛東：《社會科學從業人員的理性回歸：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馮鋼：《“客觀性”、“理想類型”與“偽道德中立”——評羅衛東的“重返韋伯”》，載《浙江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其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看待經濟學與道德的關系。本文在此的討論，與上述兩位作者的觀點都有重大不同。另，趙汀陽提出的“無立場”分析方法以及相關討論也包含了這樣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處發表的文稿屬于筆者《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三部分，前兩部分是：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二，何為政治？——政治的倫理及其悖論；待發。
[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4頁。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另一中譯本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出版，譯者韓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參照這兩個譯本，具體見注釋。
[4]同上，第4頁。
[5]同上，第6頁。
[6]同上，第6頁。
[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0-11頁。
[8]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頁。
[9]同上，第10頁。
[10]同上，第14-15頁。
[11]同上，第16頁。
[12]同上，第18頁。
[13]同上，第21-22頁。
[14]同上，第22頁。
[15]同上，第24頁。
[16]此部分的詳述見本人《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長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與知識分子——學術的倫理與天職，待發表。
[17]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26頁。
[18]同上，第31-32頁。
[19]同上，第32頁。
[2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頁。
[21]同上，第34頁。
[22]同上，第28-29頁。
[23]同上，第40頁。
[24]同上，第41頁。
[25]同上，第42頁。
[26]同上，第43頁。
[27]同上，第47頁。
[28]同上，第49頁。
[29]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30]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4頁。
[31]韋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49頁。
[32]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33]韋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韓水法、莫茜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4]韋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價值闕如”的意義》，見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李秋零、田薇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35]見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謝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和耶魯大學博士生王穎曜同學提供線索和材料。該書在2002年再版，補充了卡爾•馬克思論新聞自由的章節。
[36]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頁。
[37]同上，第182頁。但是在瑪麗安妮的《馬克思•韋伯傳》中，并沒有直接提到這個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會對該項目和社會學學會的影響和干擾。見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頁。
[38]同上，第488頁。
[39]同上，第494頁。
[40]同上，第496頁。
[41]同上，第507-508頁。
[42]瑪麗安妮•韋伯：《馬克斯•韋伯傳》，閻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頁。
[43]馬克斯•韋伯：《以政治為業》，見《學術與政治》，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77-81頁。
科學觀與科學方法論范文2
【關鍵詞】初中數學 函數 教學方法
函數是十分抽象的一部分數學知識，單靠理解是很難學懂相關知識的。尤其是對于剛剛接觸函數的初中生而言，抽象的函數知識勢必會迅速減弱其學習熱情，進而導致學習成效下降。
一、強化學生對函數的認識
函數是數學知識網絡系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構建部分，也是推動學生全面學習進步的必要基礎知識。所以，在初中數學課堂中，想要提升函數的教學效果，應當首先強化學生對函數的認識。
強化學生對函數的認識，應該從函數的含義和本質入手，可以通過一系列生活中的實際例子對其進行深入剖析，使學生對函數形成直觀的理解認識。不僅如此，還可以通過一系列多媒體教學式手段將函數進行具象化，使學生能夠清晰地認識到函數關系得變化情況，對函數能夠形成一個基礎、全面的把握，為函數進一步學習打下基礎。
二、加強課堂教學中的引導
引導在課堂教學中是十分必要的，對于一部分知識，由教師直接講解和通過教師引導學生自己理解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教師引導學生自己理解知識的效果要遠遠好于傳統課堂講解，這就要求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加強對學生的引導。函數是表達變量關系的式子，一個變量的變化會引起另一個變量發生變化，兩個變量之間的互相關系就具體表現成了函數關系式。
例如，圓的面積S=πr2，其中π是一個定值，那么圓面積公式從實質上來說就是一個關于半徑r的函數，r是自變量，S是因變量。所以教師在進行課堂教學時，就可以通過這些常用的數學公式，對學生進行引導，讓學生清楚認識到函數的本質，進而可以觸類旁通，對函數形成較為全面的認識。函數在表面看來是一個靜止的式子，但是其內在確實運動并且聯系的，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通過引導教學，讓學生深入函數的本質，了解其變化規律及基本理念，掌握函數的學習方法。
三、加強數形結合教學
函數是極其抽象的數學知識，需要和函數圖形進行結合，才能弱化其抽象性，使學生能夠更加直觀地對函數形成認識了解。在初中數學中，通過圖形進行函數教學具有十分明顯的效果。這是因為初中數學中的函數知識還比較簡單，圖形也不復雜，可以通過圖形對函數進行全面反映。比如最簡單的函數關系：y=x。部分剛接觸函數的學生可能在一時之間還不能理解y=x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帶入實際數字就是1=1，2=2??????等，學生無法理解也很正常。但是，只要畫出這個函數的具體圖形，學生就能很直觀的理解y=x就是一條過原點的四十五度直線。由此可見，結合圖形進行函數教學，可以大大降低內容難度，便于學生理解。進行數形結合教學，需要讓學生明白函數可以通過平面或空間圖形來表示，函數都可以具象為實際圖形，但實際圖形不一定能抽象為函數。
四、強化課堂教學的互動
函數的抽象性和邏輯性決定了其學習的難度，因此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需要加強和學生的互動交流。傳統的數學教學方式仍是照本宣科式教學，教師在講臺上講解例題揮汗如雨，學生卻聽得懵懵懂懂不甚理解，這種教學方式太過事倍功半。因此，需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模式，加強課堂教學的互動，通過強化互動交流提高函數教學成效。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提出一些開放性的問題進行課堂討論，通過課堂討論增強教學互動。比如，可以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出租車收費規則是什么，請用函數式表達。這是一個很實際的生活問題，可以設收費總額為y，運行里程為x，如果起步價為8元兩公里，之后2元每公里，那么收費規則就可以表達成：y=8+2（x-2）=2x+4。通過這樣一個實際例子進行互動教學，學生不僅可以對函數學習產生興趣，更可以對函數形成明確的認識。
五、進行多元化教學
所謂多元化教學，就是通過多種手段展開函數教學，從不同的角度對函數進行闡述。比如函數s=5v，式中s代表路程，v代表汽車時速，整個式子所表達的意義就是五個小時內汽車前進的距離。但是，如果將車速v固定為70，路程s就又可以表達為s=70h，h代表時間，式子表達的意義就是汽車以70的時速行進h小時的路程。由此可見，對于同一因變量s，自變量的不同，其表達式不同，代表的含義也不同。所以，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展開多元化教學，讓學生可以對函數進行立體全方位地透視理解，從而對函數的本質意義形成深層次的認知，提升教學效果。
結束語：
初中函數雖然只是函數的入門，但是對初中生而言，還是頗具學習難度。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加強引導、加強互動、進行數形結合以及多元化的教學，從多個角度剖析函數的本質意義，實現抽象和具象和結合轉化，使學生能夠迅速全面地對函數形成認識，強化課堂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科學觀與科學方法論范文3
關鍵詞：項目教學法；“互動-實做式”教學法；角色模擬教學法；現場教學法
高職教育是培養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的高等技術應用型人才，要求課程的教學方法從傳統的“以教為主”轉變為“以學為主”，從機械地“填鴨式”轉變為靈活地“動手學”，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必須激發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秶H貿易理論》課程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國際商務專業的核心基礎理論課程，它為研究國際貿易現象與問題提供基本的理論和方法支持。那么，在理論性較強的本課程中，如何實施能體現具有高職教育特色的教學方法呢？針對我院學情，本文對該課程的教學方法進行了創新性的探索與研究。
一、項目教學法
項目教學法是學生在教師指導下通過完成一個完整的工作項目而進行學習的新型教學方法，它將傳統的學科體系中的知識內容轉化為項目，教師圍繞著項目組織和開展教學。這種方法最顯著的特點是“以項目為主線、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改變了以往“教師講，學生聽”的被動教學模式。
筆者在該課程教學過程中實施了項目教學法，以表格形式予以說明。（表1）
總之，在教學過程中，通過項目教學法的運用，不僅提高了學生的理論水平，而且又在教師有目的地引導下，培養了合作、解決問題等綜合能力。當然，教師在此方法的實施過程中，也開闊了視野，提高了專業水平。所以，項目教學法是師生共同完成項目，共同取得進步的教學方法。
二、“互動-實做式”教學法
鑒于本課程理論性較強的特點，同時，也根據我院學生知識基礎較差和自學能力較差等情況，筆者運用了“互動-實做式”教學法。即在教學過程中，采用多媒體教學、網絡教學與雙語教學等多種教學手段，以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作用，使學生由“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由單純 “學會”變為“會學”的教學方法。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可通過案例教學法、討論式教學法、學生講課等方式，來具體實施貫徹此方法，從而達到“互動”學習的目的。
例如，在學到“反傾銷”的相關內容時，我會提前安排學生上網瀏覽近兩年我國遭遇國外反傾銷調查的典型案例，在上課時，要求學生對這些典型案例進行分析，通過真實的案例來探討反傾銷程序、裁定、反傾銷的措施等問題，使學生能夠“學著做”和“做中學”。在此基礎上，提出下面討論的題目，即我國屢遭反傾銷調查的原因及應對措施。教師可將學生分為若干小組，每一組派代表發言，在討論中，學生能相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最后，根據學生討論的結果，教師進行歸納總結。這樣，通過案例分析法和以問題為基礎的討論式教學法的應用，不僅活躍了課堂氣氛，加深了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更為重要的是，使學生由“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學生在學中想、學中做，增強了學生分析國際貿易實際問題的能力。
另外，根據教學內容的特點，我們也可適當安排學生自己制作課件并上臺講課，比如，在學到“國際貿易政策的演變”時，因為這些內容在前面的章節中都涉及到，難度較小，所以可以事先給學生布置作業，即制作“國際貿易政策演變過程”的課件，由學生在下次上課時，根據自己制作的課件內容站在講臺上向全班同學講授，教師只做個別指導。通過這種“互動—實做式”的教學法，不僅能夠鍛煉學生的膽量，增強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而且也使學生更好地理解了相關的教學內容，真正參與到教學中來。
三、角色模擬教學法
角色模擬教學法是將角色扮演、對話練習和情景教學融為一體的仿真模擬演習教學法，具有仿真性、參與性、互動性等特點，能夠讓學生在角色演練中體會到某些角色的地位作用，產生身臨其位、身臨其境的感覺，從而收到較好的教學效果。這種教學方法體現學生是教學的主體，符合“行為導向”、“能力本位”的教學思想。
比如，在學到“世界貿易組織”內容時，我們模仿國際政務進行知識的學習。首先，由教師來設計角色，將本班同學分組，其中一組作為欲加入WTO的國家，并指定幾位同學作為該國家的談判代表，進行申請加入WTO的雙邊談判，其余各組同學則分別作為該國家加入WTO談判小組的不同成員國。通過這種角色模擬，使學生對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知識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好地體會到了中國“入世”的歷程。
為保證角色模擬教學法更好地應用，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事先都應做一定的準備性工作，比如老師應準備充分的模擬資料，學生應做好書本知識的預習和對模擬資料的閱讀分析等，這樣在課堂上才能廣開思路，學生積極參與，使角色模擬教學法真正達到效果。
四、現場教學法
現場教學法通常是指教師和學生深入現場，對現場事實進行調查和分析，并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或總結出可供借鑒的經驗的一種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符合人類對世界的認知過程，能達到理論聯系實際和教學相長的目的，更能體現高職教育的特點。比如，在講到“通關手續”時，教師可帶領學生到當地海關參觀，在參觀過程中，講解進出口貨物通關的一般程序，特別是檢驗與征稅環節，了解關稅征收與通關程序對貿易規模的影響。在學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時，教師和學生可調查當地幾家進出口公司，看這些公司進出口的產品處于國際上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當場總結出這個階段的特點。同時，要求學生撰寫相應的調研或調查報告。通過這種方法的應用，使現場成為課堂，事實成為教材，學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相應的教學內容，而且印象非常深刻，進一步增強了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當然，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綜合運用上述多種教學方法，做到優選結合，實現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的目的。我們堅信，只要堅持不懈地去探索與實踐，就一定能找到既適合高職教育特色，又能體現《國際貿易理論》課程特點的教學方法。
主要參考文獻：
[1]梁嘉慧.關于高職“國際貿易理論”課程教學模式的探討.科教文匯，2009.36.
[2]石寶生.角色模擬教學法初探.運城學院學報，2007.25.5.
科學觀與科學方法論范文4
關鍵詞：直招士官 任職教育 教學方法
直招士官是與軍官、士官相區別的軍隊新興力量，是新的教學對象，在當前任職教育背景下，培養任職崗位合格人才是教育教學的首要目標。而《航材管理基礎理論與方法》課程是理論基礎課，對后續課程和培養學員的航空器材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因此，應結合直招士官學員的特點，結合崗位需求和課程性質，不斷改進教學，培養和提高直招士官學員崗位任職能力。
1 直招士官層次《航材管理基礎理論與方法》課程簡要介紹
1.1 課程的性質和地位 本課程是航空器材管理專業（直招士官層次）的一門專業基礎必修課。
本課程是人才培養方案中的主干課程，是航空器材管理專業最重要的基礎課程，對學員學習后續課程和培養航材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
1.2 課程的理念 本課程作為一門專業基礎課程，以航材法規為依據，以現代管理理論為基礎，以航材工作崗位的實際需要為出發點，堅持現代管理理論與航空器材管理專業結合。學員通過該課程的學習，掌握航空器材管理的基礎理論知識，并形成初步的航空器材管理能力。
1.3 課程學時數與授課對象 本課程學時數為30學時，授課對象是航空器材管理專業直招士官層次學員。
2 《航材管理基礎理論與方法》課程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2.1 體現直招士官學員的特點不夠鮮明 在教學實施過程中發現直招士官學員具有以下特點：學歷層次較高，但基礎相對薄弱，具備一定職業技能，但專業差異較大。在前期的教學設計中，部分教學內容設置難度比士官中專層次的高，但在教學過程中發現他們的基礎相對薄弱，特別是對管理知識知之甚少。雖然部分學員已取得國家頒發的職業資格證書，具備一定的職業技能，但專業差異較大，與航材管理專業相關的較少，導致某些學員較難理解部分專業知識。
2.2 培養崗位任職能力的教學目的不夠明確 由于過去實行的是學歷教育，突出理論知識的完整性和系統性。而任職教育與學歷教育不同，具有明確的崗位指向性，強調崗位任職能力培養的教學目的。從以往教學來看，崗位任職能力培養的教學目的不夠明確，教員主要對以往的教學內容稍加調整，而不是完全按崗位所需去安排和組織教學內容，加上直招士官學員不了解部隊，使得所學的理論與方法對未來工作崗位的直接指導作用不明顯。
2.3 體現教學效果的教學方法相對單一 由于本課程具有理論性較強的特點，而且直招士官學員不了解管理知識，更不了解航空器材專業知識，所以，多數內容以課堂講授為主，強調教員為中心，學員課堂參與性差、師生互動較少，教員與學員主要是單向溝通，并沒有實現教與學雙向交流，教學相長。這種單一的教學方法不能有效激發學員的學習積極性，導致教學效果不夠理想。因此，必須豐富教學方法，適應任職教育的要求，以提高教學效果。
3 《航材管理基礎理論與方法》課程教學改進措施
3.1 充分考慮學員情況 任職教育是以學員為中心的教育。鑒于直招士官學員學歷較高但是基礎薄弱、具備初級或中級職業技能，但專業差異較大的特點，合理分組，每一組中既有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學員（如在民航做過機械員的），又有無工作經驗的，既有基礎較好的又有較差的。這樣，在學習本課程教學內容時，基礎較扎實的、以往工作經驗相近的學員可以幫助小組中其他基礎較差的學員，通過他們互相的交流學習，不僅可以加深對理論內容的理解，也可以提高本課程的感性認識。尤其是航材管理方法模塊的內容，應充分調動具有民用航空公司工作經驗學員的積極性，以便幫助其他的學員盡快掌握和熟悉各種管理方法在航空器材工作中的具體應用。
3.2 突出任職教育的教學目的 任職教育是以崗位任職為指向的教育，是以能力為核心的教育。它以服務部隊為宗旨，以部隊崗位需求為牽引，在教學模式上強調崗位任職能力的培養，突出學員解決任職崗位領域實際問題能力的提高，使學員成為能夠滿足部隊實際需求的高技能軍事人才。因此，任職教育具有突出的崗位指向性。這就要求把培養學員的崗位任職能力作為士官任職教育的主要教學目的，將培訓對象任職崗位能力的需要作為改革教學最根本的牽引力量。而航空器材管理專業的直招士官學員畢業后的崗位主要是航材“三員”，即航材保管員、統計員和封存員，因此，該課程的教學目的是使直招士官學員掌握管理的基本原理、理論和基本方法,并運用原理、理論和方法解決航空器材管理過程中的實際問題，具備初步的航空器材管理能力。在教學實施過程中要嚴格按照航材工作法規規定和要求的崗位職責安排教學內容，與航空器材保管員、統計員和封存員崗位相貼近。
3.3 豐富教學方法并靈活應用 教學方法的核心的作用是為實現教學目標和完成教學任務服務，教學方法選擇要以教學目標為依據。本課程既有管理原理與理論內容，也有管理的具體方法，為了讓學員既能理解和掌握理論，并學會運用各個管理方法，又能運用管理理論和方法指導日后的航材管理工作，就需要靈活應用各種教學方法。
3.3.1 互動式教學 如，在講授“現代管理理論”時，由于多數管理理論源于西方國家，因此具有較大的抽象性，針對這一情況，不能單純講理論，而是通過讓學員之間、教員與學員之間的互動幫助學員理解所學內容，如“你認為在軍隊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管理方式”進行討論。
3.3.2 啟發式教學 做到教員的“教”與學員的“思”相同步，教員的“啟”與學員的“問”相一致，增強教學效果，如“你認為如何做好航空器材質量管理”。
3.3.3 案例教學 選取航空器材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幫助學員理解教學內容。如“標準化管理”部分中，由于航材保管員工作疏忽，沒有按照器材目錄正確擺放器材，造成器材無法找到，影響器材及時發付。
參考文獻：
[1]周道雷.任職教育理論與實踐研究[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9：4.
科學觀與科學方法論范文5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Y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币蚨霸诮Y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
總體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
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
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獨特論”認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
科學觀與科學方法論范文6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論；學習動力；當代大學生
所謂科學方法論就是“關于科學的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論，探索方法的一般結構，闡述它們的發展趨勢和方向，以及科學研究中各種方法的相互關系問題”。簡單來說即為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本文筆者以培養大學生學習動力為研究目的，力求從馬克主義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角度，尋找到提高大學生學習動力，建立長效動力機制的具體措施。
一、當代大學生學習動力的現狀分析
為了從社會科學方法論中探索培養當代大學生學習動力的有效途徑與措施，筆者查閱了大量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并在校園內開展了定點訪談。通過資料搜索和訪談記錄的整理，筆者總結出當代高校大學生學習動力不足的若干表現，具體情況如下：
（一）缺乏學習興趣。學習興趣是學習動力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但是現在很多大學生，特別是剛剛經歷高考的大一新生，從強大學習壓力解放出來后，一時間很難找到新的方向，培養自己對學習的興趣。很多人在專業選擇上受到客觀因素影響，例如父母壓力、就業率高低、被動調劑等，因此對于本專業也并沒有太大興趣。這就造成了學習動力的嚴重不足和學習成績的直線下降。
（二）沒有學習規劃。學習目標明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就會一直嚴格要求自己，即便遇到阻礙，也能堅定自己的信念，朝著未來勇往直前。但是，現在高校中大學生們普遍存在學習沒有規劃，面對困難退縮不前等影響學習動力提高的情況。
（三）學習動力持續時間較短。學習是一件長期而艱巨的任務，只有持之以恒堅持到底，才有可能實現能力上的飛躍。但是根據筆者的調查發現，如今大學生都懂得學習的重要性，也有過遠大的理想或抱負，但是隨時間的推移，學習動力逐漸削弱、學習熱情減退，最終理想抱負成了一句空話。這種學習動力在持續時間上呈現出的短暫性，更是需要我們高校在教育全面改革中充分利用科學方法論的相關內容，找出與之相適應的解決方案。
二、社會科學方法論與當代大學生學習動力的關系
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人們從事一切實踐活動的理論基礎與方法依據，是我們正確認識與改造世界的堅實后盾。因此對當代大學生學習動力的培養，自然也離不開科學方法論的指導。若想利用科學方法論探索出提高大學生學習動力的具體措施，首先就要理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一）科學方法論為大學生學習動力的培養提供必要的理論依據。社會科學方法論是由社會矛盾分析方法、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以及社會系統研究方法三個部分組成。這三個部分分別建立在矛盾、實踐、聯系觀點的基礎之上，從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觀規律出發，探索一切客觀存在的實質，為事物的發展指明正確的道路與方向。針對大學生學習動力的培養，無論開展怎樣的具體活動，也不管進行怎樣的理論教育，都離不開科學方法論的指導，都要從科學方法論中找到與之相適應的理論觀念，及始終堅持用的基本觀點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從其科學方法論中得出切實可行的提高學習動力、營造良好學術氛圍的方案。
（二）學習動力的培養為大學生掌握科學方法論樹立精神支柱。學習動力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學習興趣的培養，反過來學習動力對培養新的學習興趣也存在著促進作用。大學生一旦擁有了長效學習動力，就能夠在堅持對本專業學習熱情的基礎上，對其它相關專業，特別是在我國高校教育中占據理論指導作用的與社會科學方法論學科產生濃厚的學習欲望。通過不斷地學習研究，學生們便能夠真正認識到與社會科學方法論與他們自身專業的相關性，而不再把理論教育單純的歸結為政治教育或者是所謂的文科教育。同時還能將科學方法論中的某些方法應用到專業學科中，不僅能夠解決問題，還能對學術創新起到重要作用。
三、利用科學方法論培養大學生學習動力的具體措施
（一）從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著手，開展多樣性的培養當代大學生學習動力的若干活動。認為，人類的主要任務就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是人類一切活動的落腳點，改造世界就要通過實踐。因此，從以實踐為基礎的研究方法來看，高校要想培養大學生的學習動力，除了不斷地改革教學方式、豐富書本知識、建立理論機制以外，更應當開展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例如舉辦學習動力宣講會，優秀學子經驗交流會，一幫一學術互助活動等。打破固有模式，用講經驗、說故事等輕松的方式，將理論宣傳同人的實際經歷相結合來培養學生的學習動力。讓廣大學生能夠找到學習的榜樣，看到自身不足，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在學習的道路上主動求知。真正將理論知識與實踐活動相結合，并自覺將其作用于自己學習動力的養成與長效維系之中。
（二）從社會系統研究方法著手，為大學生學習動力的培養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世界是一個普遍聯系的統一整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脫離與其他諸事物中的聯系而孤立存在。世界所擁有的這種整體性要求我們不僅要樹立整體意識和全局觀念，還要充分認識整體的每一個部分，因為整體是由若干個具有相互獨立性的部分所組成的。而整體與局部之間的辯證關系，也使得整體無法脫離局部而存在。當代大學生學習動力的培養是一個整體性任務，而每個學生學習動力的激發以及教育者相應素質的提高都是這個整體的一個部分。根據社會系統研究方法，我們一方面要不斷提高教育者的教育水平，改善教育方式，從教育者的角度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為積極健康的校風、學風的形成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也要在高校中建立一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從整體上去熏陶學生的思想，讓他們能夠自發學習。
（三）從社會矛盾分析方法著手，重點解決引起學生學習動力不足的突出問題。矛盾包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在事物發展過程中占據支配地位，對事物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因此我們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就要善于發現并首先解決主要矛盾。根據社會矛盾分析法中“抓主流、看重點”的方法，我們應該正確分析出在引起當前大學生學習動力不足的眾多因素中，最為主要的因素，并針對該因素找出合理的解決措施，在它進一步惡化之前，用科學的方法論將其迅速糾正。
總之，科學方法論對于高校學生學習動力培養有著極其重要的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它是我們開展一切高校教育活動的思想源泉。沒有科學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會失去方向，學習動力的培養也會脫離正常軌道。因此，尊重、相信、接受并踐行科學方法論，我們才能夠真正培養出學生長效學習動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輸送出優秀人才。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