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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區別范文1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正文】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边@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盾髯印ね踔啤罚骸氨焙t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笨梢娫诖呵飸饑鴷r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泵褡鍏^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保ㄗⅲ骸稘h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边@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中國的統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奔疵總€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我們認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二是這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比谴髤^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傊?，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梢娒褡寤顒訉洕鷧^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保ㄗⅲ骸逗鬂h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尔}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苯沂玖烁鞯貐^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尔}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薄尔}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备叛灾瑒澐纸洕鷧^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中國歷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五、研究歷史經濟區形成發展變化的意義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國由于地域廣大，自然差異明顯，各經濟區的形成、發展的特點都是不同的。《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一書中指出：“為謀求國民經濟在全國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發展，為編制全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為進行國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按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進行經濟區的劃分。目的是指明各經濟區在全國勞動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向、主要矛盾和解決途徑。根據經濟區是經濟生產分工的地域單元的特點，在劃分時要注意把經濟發展與發揮地區優勢相結合，地區生產專業化與綜合發展相結合，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相似性與合理的經濟聯系相結合，地區經濟現狀與發展遠景相結合，經濟中心城市與其經濟輻射所及的地區相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改善環境質量相結合，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和相應的行政區相結合?！保ㄗⅲ骸吨袊宋牡乩怼ぶ袊洕乩怼?，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我們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區形成和演變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一個自給性封建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整個歷史時期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幾經起伏的過程，這在經濟區的發展過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跡。二是了解各經濟區形成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及其產業特點，分析各經濟區興衰、演變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和規律。三是揭示歷史上不同經濟區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區的自然和經濟基礎，以及有關人文信息的經濟背景。四是由于經濟區有繼承性和穩定性，研究歷史時期各經濟區的形成、演變的原因和規律，對今天經濟區的劃分和規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區別范文2
為了全面評價我國傳統農業，還有必要從文化的視角對它作進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國傳統文化的水者，把傳統農業作為它的土壤或基礎，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在農史界，從文化角度審視農業史的，已故石聲漢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許多論斷，至今仍是人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近年來，注意研究農業文化史的人多了起來。王利華《農業文化—農史研究的新視角》一文概述了農業文化的內容和范圍，農業文化史研究的層次和功能，并能中國農業文化作了宏觀的評估。[6]鄒德秀的《中國農業文化》，對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及其各方面的特點和影響，作了相當全面的論述，是第一部系統闡述我國農業文化史和農業文化理論的專著。[32d]李根蟠《中國農業史上的“多元交匯”》一文，也是從文化史的角度立論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煙文化等的專門研究，就不一一列舉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農業文化，這幾乎是眾口一詞的，這自然是對的。但從文化的基礎看，西歐中世紀文化難道就不是農業文化嗎？在歐洲語言中“文化”（Culture）一詞，原來就是指“耕耘”.“栽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業文化和工業文化反映了不同時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區的文化區別。因此，籠統說農業文化，并不能確切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問題應歸結為：1.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觀察中國傳統農業，它究竟有什么特點；2.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傳統農業究竟給予中國傳統文化什么影響，由此形成中國傳統文化哪些特性。
關于第一問題，除了廣大農區以種植業為主.實行精耕細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國傳統農業包含著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如古非認為中國存在三大文化圈（黃河流域旱地農業經濟區，長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帶農業經濟區.北方草原游牧經濟區）和農耕游牧二元對峙格局。[15]湯曉芳也有類似觀點[18]。鄒德秀把我國農業文化劃分為平原農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獵文化.江湖漁業文化等類型。[32d]李根蟠將我國農業文化區分為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兩大系統，在農區中包含了北方旱作農業和南方水田農業兩種主要類型，從東北西到南則存在廣闊的農牧交錯地帶，并把這些不同類型農業文化的關系概括為“多元交匯”[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認為傳統農業文化是封閉的保守的。從傳統農業具有自然經濟性質看，它比之建立在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現代文化，確有封閉保守的一面。但從我國傳統農業的多元格局盾，則不盡然。臺灣學者杜維明認為，中國文化并不封閉，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響，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鄒德秀指出中國農業文化發生在遼闊的地域內，內部有較大異質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對一個地方來說，經常有新因素的出現和新文化的引進和創造。但對中國農業文化是否封閉系統的問題，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認為它經歷了一個從開拓.開放到保守封閉的過程。[32a]李根蟠認為中國古代農業在多元交匯的體系中包含著各種異質文化，具有發展和創新的內在動力。并以作物的馴化.引種為例，論證我國古代農業存在著兩種文化交流，即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以及與國外的文化交流，中國農業文化在這兩種交流中不斷提高，并對世界農業做出貢獻。[29e]
關于第二個問題，則或褒或貶，見仁見智。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強調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義華等認為，乍一看五光十色.氣象萬千的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舊式農業文化.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生產文化.自然經濟型文化。中國傳統的整合意識，本質上乃是極端的分散的個別主義與高度集中的權威主義的結合。它植根于中國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自然經濟的單一性，植根于這種經濟結構的運動所固有的喜一（單一化）不喜多（多樣化.多元化），喜靜不喜動，喜定不喜變.喜穩不喜亂等秉性。所謂‘天人合一’，所謂‘大一統’，所謂‘內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過是這嚴峻的社會實際的美學再現。[37]陳學凱認為中國農業文化是以農耕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氏族家庭為細胞的農業家族文化，其內在特征是永恒不變的基調——奉天法古：統一的天道.人倫.宇宙.社會模式論——一體主義精神，理論背離現實的傳統觀念意識——重體輕用[36]。至于視傳統文化為封閉.停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視傳統農業為禍根者，就不必說了。有些人沒有也不愿意對傳統農業作深入研究，而侈談農業文化，僅僅根據某些先驗的概念加以推導，不能不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
馮天瑜的立論比較持中。他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可以歸結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過程周而復始，處于相對停滯狀態的農業文明禮貌范疇”。這種農業文明的特性，被概括為：“求實精神；循環論.恒久意識.變易觀；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節奏；尚農.重農；集權主義與民本主義相反相成；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強調了傳統農業對傳統文化影響的積極一面。石聲漢指出：“我們祖國，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知識體系，這個體系是我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在有歷史記載的幾千年中，我國農業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過由于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這件事實，雄辯地證明了了這一科學知識體系的優越性?？梢宰院赖卣f，農業技術知識的這一優良傳統，是我們的祖先為人類創造的寶貴遺產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國悠久的文化與歷史經過多次嚴峻考驗，始終沒有中斷過，正是由于農業基礎穩定的緣故。[10a]這種觀點，在農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點之一。[42a]王利華認為傳統農業的持續發展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綿不斷和使它具有極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鄒德秀認為中國早熟先進的農業技術導致中國文明的持續發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雖有起伏跌宕，但始終沒有中斷過的。以多元交匯.精耕細作為主要特點的中國古代農業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正是中華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華文明火炬長明不滅的主要奧秘之一。[29f]所有這些，都是以石聲漢的論述為基礎的。
傳統農業影響到了中國傳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個方面，這方面石聲漢也有很好的論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觀念形態，尤其是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最能反映一個民族文化的深層特點，而這也正是傳統農業對中國文化影響最為深遠之所在。有的學者從這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和論述。例如張立文指出，中國人重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人“渾然與物同體”，“萬物與吾一體”；西方重人對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強調人與物的異體或異在。這種差異根源于傳統生產方式的不同。中國具有大陸的地理環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的政治體制。農業生產較之羅馬的工商業更容易受風雨霜雪等自然現象的制約，五谷的播種.生長.收獲都要與天時節氣相適應，農民們在長期與大自然的接觸中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著自然的生命力，人與自然培育了一種相親.相近.相合.相融的關系。使客體與主體，自然與人凝聚為中國傳統的整體形態。古代希臘，土地貧瘠，農業衰敗，人們只得離開土地另謀生路。希臘人對土地失望，對海洋不可預測，人們對土地和海洋是恐懼而疏遠的。人和自然產生一種相對.相斥.相離.相仇的關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戰勝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這種差異并無絕對優劣之分。中國物我一體的價值觀念，與宋元以前文明發展相適應，能對自然的挑戰做出成功的回應，元明以后在自然與西方文化的挑戰面前失去成功回應的能力，因為這種觀念缺乏科學的求索精神。一體化導致渾沌.模糊的思維。凡此種種使中國仍處于農業社會。西方工業社會雖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創造了奇跡，但只講主體人對客體自然索取，不講主體人同客體自然的協調與和諧，導致資源危機.能源缺乏.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應從中國的物我一體中得到啟示，縮合東西方文化之長。[40]許蘇民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贊天地之化育的，這和中華民族傳統的與自然界作物質交換的特殊方式相適應。[17]
在這里還應提出的是臺灣著名學者錢穆《農業與中國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國文化是一極深厚的農業文化，其許多特點根源于農業。農業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賴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國古人所稱之天人相應.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農村觀念，實有純真不可顛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樂天知命”.“盡其在我”的農業人生觀念。農業的另一特征是農業人生要從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檔。中國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一體.一視同仁。中國文化首先極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別看重生命。“仁”指生命與生命之間呼吸相通.痛癢相關的極深微的情感，是中華文化精義所在。耶穌教把人類生命看作上帝對罪惡的一種懲罰，佛教主張四大皆空，要超脫生命。近代科學注重講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無生命一邊講。中國講理也講性，把無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邊講，主張窮理盡性。贊天地之化育是中國文化中一項特殊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由此造成中國五千年文化而成為其一個主要的基礎與中心。作者極力推崇中國“大農人生的文化傳統”，認為它可以領導世界人類前進。[55]
最近季羨林先生再三論及東方文化體系（包括中國.印度.伊斯蘭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體系（歐美文化）的區別。他在錢穆天人合一論基礎上寫了《“天人合一”新解》，認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根本區別在于思維模式。與西方重分析的思維模式不同，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承認整體觀念和普遍聯系，視人與自然萬物為一整體。[45]這也就是李約瑟說的“有機統一的自然觀”。[67]劉志一則稱之為唯物辨證的宏觀觀控的有機統一觀。[22]但他們所舉的例證中很少涉及農業。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種思維模式正是根源于傳統農業，并在傳統學中獲得其典型的表現，“三才”理論就是這種思維模式的結晶。
最先強調“三才”觀念在中國古代農學中突出地位的是石聲漢。他指出，人們喜聞樂道的“天時.地利.人和”.“因時制宜”.“因時制宜”一類話，實質是我們祖先在農業生產和自然斗爭中，所認識和總結出來的自然哲學宇宙觀。它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知識中最中心的內蘊。[10b]此后農史界一些學者如范楚玉.郭文韜.梁家勉等對“三才”理論的形成發展及其內涵均有所論述。[42b.50.7c]在此基礎上，李根蟠明確地把“三才”理論與有機統一觀的思維方式聯系起來，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體觀.聯系觀.動態觀在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各方面的表現。他指出：“在‘三才’理論體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現，他是自然過程的參與者；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協調的關系?！薄斑@種理論，與其說是從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移植到農業生產中來的。毋寧說是長期農業生產實踐的升華。”鑒于古代思想家對“天人合一”有唯物主義的理解，也有唯心主義的理解，他用“精耕細作.天人相參”概括中國傳統農學體系。他又指出：“在有機統一觀指導下的中國傳統農學比較注意農業生產的總體，比較注意適應和利用農業生態系統中農業生物.自然環境等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比較符合農業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較充分地發揮人在農業生產中的能動作用，使用和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在一定意義上，這代表了農業的發展方向。”[29f]
轉貼于 六.“有機農業”.“石油農業”與“持續農業”
在分別介紹了對中國傳統農業認識與評價的討論的各個方面以后，現在再回到傳統農業與我國農業現代化關系的問題上來。
上文談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傳統農業和小農經濟曾被一些人大張撻伐，也正是在這時候，西方的現代化農業也正在受到批評。
1982年第1期的《世界農業》轉載了旅美華裔學者任覺民.孔一士的文章，認為西方現代化農業，或稱工業式農業，已暴露了許多破綻，嚴重的有如定時炸彈，將成為人類未來許多災難的主要潛在因素。如化肥農藥的使用使環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蟲災愈加難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鴉片。農業以至社會的不穩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換來的，如從能量的投入產出比例，它的效率比舊式農業低，等等。歐美農業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農業”（它主要采用有機肥.輪作間作等傳統技術，同時對現代化科技作選擇性應用）過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傳統農業的“缺點”已成為“優點”，符合“超工農業”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應選擇“超工農業”，而避免走西方現代化的彎路。[66]接著，《世界農業》又連載了美國農業部指定的一個有機農業考察小組的考察報告的摘譯，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有機農業的理論和實踐。這些文章在大陸的一些學者中引起共鳴。下面的介紹著重在農史界的反應。1983年第二期《中國農史》發表了郭文韜等人《略論無機農業和有機農業，兼論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該文修改后收入《中國傳統農業與現代化》一書中，該書曾被譯成日文），其基本觀點和思路與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稱，西方現代的“無機農業”已危機四伏，走投無路；“有機農業”是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中國是“有機農業之母”，因此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必須把現代科學研究成果同我國農業的優良傳統相結合。[54]李鳳岐.鄒德秀也認為近三百年發達國家現代農業走的是工業化道路，雖取得很大成績，也存在環境污染和高能消耗兩大問題。他們強調農業自然資源是可更新的資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斷消耗，又不斷恢復，形志良性循環，持續為人類提供越來越多的產品。工業式農業的根本問題是忽視農業的這一特點，因此作為一個普遍的體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問題也不是這個體系本身所能解決，因此必須轉移到“有機農業”或“生態農業”上來。用生態農業的觀點看，中國農業有許多值得發揚的有生命力的優良傳統。中國農業不應走工業式農業的彎路，而應該直接過渡到新的農業階段；這種過渡不是拋棄傳統農業，而是包含著使傳統農業科學化的任務。[31]鄧宏海對此有論述。[9]
在生態農業熱中，有的同志認為中國古代農業的精華正是生態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從思想上和技術模式上探索我國生態農業的歷史淵源。[53]俞榮梁對《補農書》和《農桑經》進行了會析，認為明清時代已存在以多種經營構成生物間良性循環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的特色的“生態農業”雛形，在經過三四百年考驗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為中國未來農業提供了頗堪稱道的模式。他把生態農業視為有機農業和無機農業的結合，認為一方面要總結發揚我國傳統農業的優點，同時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裝備農業，建立兼有古今農業特點的“生態型農業”。[47]孫聲如總結了我國傳統農業間套混作的經驗，指出它不但是傳統農業種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當代立體農業的核心和基石。而立體農業則可能成為現代科學技術與傳統農業精華的結合部和生長點。[24]
從有關文章看，各人對生態農業宣傳的出發點并不相同。部分同志著眼于對傳統農業（包括解放后三十年農業）破壞生態環境的批判，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否定傳統農業相聯系的；另一些同志則認為傳統農業科技符合現代生態學原理，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肯定傳統農業相一致的。同是肯定傳統農業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對“生態農業”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滿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風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認為，農業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打破舊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歷史；不應把所謂“生態平衡”的要求，駕凌于農業發展之上。他批評某些生態學者無視近代農業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把它描寫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態平衡之說與其說是一科學.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國家一股厭惡城市生活的緊張枯燥.企圖返回恬適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對借“有機農業”的洋風來爭傳統農業的地位。“石油農業”與“有機農業”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應結合我國國情，發揚傳統，合理利用先進技術（機械.化學），不用這些是難以前進的。[8c]劉巽浩指出，西方有機農業“是一種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農藥.生長調節劑和牲畜飼料添加劑的制度”。我國有高度重視有機肥.豆科綠肥，廣泛實行精耕細作和間套復種的傳統，在目前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有機能投入在農田總能量中占居多數。但中外農業歷史表明，單靠“有機農業”本身的物質循環，農業難以有較大發展。他反對單提“有機農業”的口號，主張“以無機促有機，有機與無機相結合”，尤其強調要增加化肥的生產和使用。[20a.b]佟屏亞分析了西方生態農業思潮的緣起，是在石油危機的背景下對石油農業的反思和否定。它把農業看成封閉的自然生態系統，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絕對化。西方生態農業一類農揚能量投入減少勞動生產率下降，發展十分緩慢。我國當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確立有機農業戰略，而是要擴大無機農業的基本物質條件。生態農業的宣傳客觀上導致了忽視農業基本建設和削弱物質能量的投入。中國農業要走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國各地涌現的噸糧田，正是傳統精耕細作農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產物。[38abc]
關于這個問題，梁樹春的意見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認為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征是物質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產出的半封閉式的循環，雖然構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內部循環機制，但這種優點是以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的雙重外部不經濟性為代價的。石油農業則是“高投入.高產出的開放式循環”，從總體上克服了傳統農業的缺點.把農業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級。它雖然在一些產業中帶來能耗過高和環境食品污染問題，但這只是暫時現象，正在改進之中，石油農業不會走進死胡同，它的主體地位不會改變，有機農業不能大規模取代常規農業。他雖然主張以生態農業為未來農業的模式，但這種生態農業是經過重新定義的，是以石油農業為基礎，吸收傳統農業優點，在現代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下的新模式。[51ab]
從上述的介紹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等，是由于作為西方現代農業表現形態的“石油農業”暴露出高能耗和環境污染等種種弊端，引起人們的反思，從而提出的一些替代辦法，故又被統稱為“替代農業”。它的引進和關于我國在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討論相激蕩，引出了種種議論.理論和方案。其中關于“生態農業”的宣傳聲勢很大，其為中國現代化農業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認可；但反對的聲音也始終未斷；事實上，我國一些學者的“生態農業”概念與西方差別頗大，并不斷改變其形態。靳百根有專文論述《中國生態農業的興起和發展》（《古今農業》91.2）。中國學術界內部對“生態農業”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開概念的爭議，有兩點是清楚的。一.我國傳統農法中確定有不少珍貴品，可以構成未來農業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棄。其中最可寶貴的，是在經“三才”理論為標志的有機統一自然觀的指導下形成的一套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注意農業生態系統各因素間的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注意對農業資源的充分利用與永續利用，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和諧。二.傳統農業物質技術基礎落后，再生產主要依靠農業系統內部能量的投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產量的進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因而，西方現代農業以現代化機械和現代科技裝備農業，用大量投入外源能來打破傳統農業半封閉式的循環，使農業獲得飛躍發展，這一歷史功績和發展方向不容否定。對有機農業與石油農業的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是精耕細作“天人相參”的優良傳統與現代裝備現代科技相結合.有機農法與無機農法相結合。
在西方，摒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等的“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實驗，由于產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廣不開。近年來，一種農業發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興起。1989年11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第25屆大會通過了有關持續性農業發展活動的第3/89號決議。1991年4月，糧農組織又在荷蘭召開國際會議，初步提出持續性農業發展的合作計劃。對“持續農業”也有各種理解，而且整個理論和實踐均在發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確的，即，既注意產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資源與環境的保護，不同于只強調資源與環境的“生態農業”。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出現，表明“石油農業”出現的種種問題，不能靠取消現代科技成果，放棄滿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倒退到傳統農業來解決。在我國，對“持續農業”研究的熱潮正在興起，“持續農業”的提法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鑒于歷史經驗，對外來思潮應有分析，要根據我國國情決定取舍，從而確定我們的方針。有人認為，根據我國特點，似用“集約持續農業”或“精（精致）久（持久）農業”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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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國傳統農業的特點 學術研究
51.梁樹春：a.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農業現代化研究87.2
b.對石油農業和生態農業的再認識 農業現代化研究88.3
52.唐啟宇：中國農史稿 農業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國生態農業的歷史淵源 農業現代化研究87.5
b.我國古代生態學思想和理論 農業考古90.2
54.郭文韜等：a.略論無機農業和有機農業，兼論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 中國農史83.2
b.中國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 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86
55.錢 穆：農業與中國文化載于《港臺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文集中
重慶出版社88
56.游修齡：a.清代農業的成就和問題 農業考古90.1
b.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的歷史啟示——中國與日本的比較 古今農業93.1
57.章有義：近代東北地區農田單位面積產量下降的一個實證 中國經濟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試論我國農業的歷史特點農史研究第二輯 農業出版社83
59.董愷忱：a.世界農業發展述略——兼論東西方農業的特點 世界農業80.3.4
b.從世界看我國的傳統農業的歷史成就 農業考古83.2
c.傳統農業.精耕細作和集約農法詞義辨析 平淮學刊第二輯，商業出版社90
60.董愷忱.楊直民：試論我國傳統農法的形成和發展 農史研究第四輯，農業出版社84
61.程洪：美國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趨勢與特點 歷史研究88.4
62.薛國中：16－18世紀的中國農業革命 武漢大學學報90.2
63.薛涌：中國文化縱橫談——林維明教授采訪記 社會科學86.8
64.許倬云：中華農業史導言 臺灣商務書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概論 載中華農業史 臺灣商務書店79*
66.任覺民.孔一士：談現化農業的困擾及出路，兼論中國農業前途的抉擇 香港(抖擻)80.5
67.李約瑟：歷史與對人的估評——中國人的世界科學技術觀，載李約瑟文集
遼寧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愷忱譯)：論中國旱地農法中精耕細作的基礎 中國農史81.8
69.飯沼二郎(董愷忱譯)：古代旱農在世界農業史上的地位 平淮學刊第五輯上冊，
光明日報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轉引自張瑞德：中國近代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危機——近人研究成果的評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