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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觀和方法論范文1
【關鍵詞】 成人教育;教學改革;自學能力
Abstract :The teaching method， "Teach-yourself and Classroom discussions"， is advantageous to fostering the students lifelong abilities to study， reflecting the teachers dominance and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principles. It comes up to students'character of development in thought and their mentality of acceptance. Furthermore， it's a positive help for arousing students' study enthusiasms， forming students' mind of working hard at problems in study and training their language abilities .
Key words Adult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Self-study ability .
“教師講、學生聽”的傳統教學方法在傳道、授業、解惑中起著重要作用，因此仍是現在的主要教學模式。然而，這種被動的教學模式在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方面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容易養成學生對教師的嚴重依賴，教師沒有講授的內容，學生不知道應該如何學習，缺乏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終生學習，學生畢業后，要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適應工作的需要，就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地自我學習。因此培養和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是培養高素質人才中值得重視的問題。近3年來，我們在成人教育脫產本科班和?？瓢嗟纳韺W教學中，選擇適當的教學內容，采用“自學+課堂討論”的方法進行教學[1-4]，對加強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并取得較好的效果，受到了學生的歡迎。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我校成人教育2007級臨床醫學專業脫產本科班(專升本)學生40人。
1.2 方法 我們選擇生理學課程中“能量代謝與體溫”一章，采用“自學+課堂討論”方法進行教學，具體做法如下。
1.2.1 預先布置討論題和自學提綱 在課堂討論前2周預先布置討論題：(1)某女，20歲，身高156 cm，體重45 kg。在基礎狀態下，1小時耗O2量為14 L，CO2產量為12 L，尿氮排出量為0.5 g。請計算其能量代謝率，并判斷其BMR是否正常。(2)在正常情況下，為什么人體的體溫能夠維持相對穩定。要求每個學生在自學教材和參考資料的基礎上，寫好發言提綱，并在討論課后交教師檢查。為了指導學生自學，讓學生帶著問題去學習，并在自學過程中學會做筆記，歸納總結學習的內容，我們還列出了自學提綱：(1)能量代謝中，能量如何釋放、儲存、轉移和利用;(2)間接測熱法的原理是什么;(3)何謂BMR，測定BMR的基本條件是什么，測定BMR有何臨床意義;(4)機體有哪些產熱和散熱的方式;(5)為什么在高溫、高濕、低風速條件下進行勞動易發生中暑;(6)POAH在體溫調節中起什么作用;(7)如何用調定點學說解釋發熱前出現的寒戰。
1.2.2 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課堂討論 課堂討論時，教師只是起組織者作用，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圍繞討論題進行討論，各抒己見。對討論中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師不要急于表態，由其他同學回答。對某些問題的討論，可以讓學生充當教師，在講臺上發言并在黑板上書寫。在討論基本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最后教師作歸納總結。為了了解學生對“自學+課堂討論”教學方法的看法和教學效果，我們在討論課結束后1周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發出問卷40份，回收40份，回收率100 %。
2 結果與分析
問卷調查表明，對該章教學內容的學習，72.5 %學生(29人)認為采用“自學+課堂討論”方法較好，7.5 %學生(3人)認為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較好，而8.0 %學生(8人)對采用何種教學方法表示無所謂。說明，絕大部分學生對“自學+課堂討論”的教學方法持肯定和支持的態度。95 %的學生認為“自學+課堂討論”方法有助于掌握自學方法和提高自學能力。此外絕大部分學生認為，該方法有助于提高學習的主動性(90.0 %)，提高自信心(85.0 %)和語言表達能力(82.5 %)。說明“自學+課堂討論”方法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終生學習能力。見表1。表1 學生對“自學+課堂討論”教學方法的看法
3 討論
3.1 “自學+課堂討論”的教學方法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終生學習能力 在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方面，傳統教學方法顯然有其不足之處，但是不能由此而否定傳統教學方法在人才培養中的重要作用。在使用傳統教學方法時，我們除了避免“滿堂灌”，使用問題式、啟發式等教學方法外，還應該根據不同的教學對象和教學內容，靈活運用其他的教學方法來彌補傳統教學方法的不足，這樣才能達到取長補短，收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自學+課堂討論”的教學方法將教學內容首先以問題方式展現在學生面前，從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讓學生通過自學來獲取知識，使學習由被動接受轉變為對知識的主動渴求和需要[1]。同時，學生通過自學和對問題的鉆研，從中學會自學方法，這對學生在今后工作中不斷地主動學習新知識，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提高自身的業務素質和工作能力將有很大的幫助[2]?！白詫W+課堂討論”方法也體現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思想，符合學生的思維發展特點和接受心理。在課堂討論中，通過師生、學生之間的平等對話，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自信心和語言表達能力。
3.2 “自學+課堂討論”教學中應注意的問題
3.2.1 選擇適當的自學內容和對象 我們認為，并非所有的教學內容都適合自學。在學生剛開始學習自學方法時，自學內容不宜過于復雜和理論性過強，否則，學生可能由于對自學內容難以理解和掌握，反而對自學失去信心和興趣。因此在開始自學時，教師應選擇相對簡單的、估計學生通過自學能掌握的內容作為自學內容。在使用“自學+課堂討論”方法時，還應考慮適當的教學對象。成人教育的脫產大專班的學生以前曾學習過中專的生理學，本科班學生以前曾學習過大專的生理學，他們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和學習能力，同時也有較強烈的學習愿望，因此“自學+課堂討論”的學習效果較好。但對于成人教育夜大班的學生來說，這種方法的效果可能就較差。
3.2.2 加強自學的指導和檢查 自學不等于放任自流，相反，教師應加強對自學的指導和檢查。在自學前，我們給出自學提綱指導學生自學，自學提綱有助于學生在自學過程中學會自學方法、歸納知識要點和做自學筆記。同時我們要求每個學生根據討論題寫好發言提綱，這樣既可以為討論課作好準備，又便于教師檢查學生的自學情況和發現自學中存在的問題[3]。
3.2.3 努力營造和諧寬松的討論氛圍 為了使全體學生積極參與討論課教學的全過程，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教師必須營造一個和諧寬松的討論氛圍。對學生的錯誤意見，教師不要急于否定，而要對其積極參與討論的態度給予鼓勵和肯定，讓他在討論過程中自己認識到錯誤所在。這種做法不但有利于消除學生不敢說話、怕說錯話、怕丟面子的心理障礙，提高學生的自信心，也有利于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4]。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自學+課堂討論”的教學方法是對傳統教學方法的有益補充和完善，有利于學生終生學習能力的培養，并體現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教學思想，符合學生的思維發展特點和接受心理，對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培養對問題的鉆研精神和訓練語言表達能力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陳瑜.運用自學輔導法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J].衛生職業教育，2007，25(9)：68-69.
[2] 胡轉好.如何培養成人學生自學能力[J].衛生職業教育，2005，23(5)：58-59.
科學觀和方法論范文2
【論文摘要】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既不同于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也不同于作為一般哲學方法論的歷史唯物主義，它是在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歷史觀(其核心是具體的社會實踐觀)為基礎，通過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中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建構而成的。
作為總體上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方法論在19世紀中期已由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而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則至今尚未被系統地建構起來。盡管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很多，但長期以來人們對于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看法所存在的嚴重偏差無疑是主要原因。人們習慣認為，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研究社會歷史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那么就沒有必要研究和建構所謂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迄今以來人類認識和研究社會最為科學、最為完備的方法論，但它只是一種一般的哲學方法論，而不是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
社會科學方法論作為一種具體的方法論，不同于歷史唯物主義這一一般的哲學方法論，它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之問是一種一般和個別、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歷史唯物主義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它為社會科學方法論提供一般的方法論指導，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歷史唯物主義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具體化。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處于不同層次的兩種方法論，它們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但歷史唯物主義對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只具有總體而間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科學方法論對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則具有直接指導作用。社會科學方法論是聯結歷史唯物主義和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間環節和橋梁，因而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可以取代的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來直接指導具體的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是偏頗的。為了進一步推動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豐富歷史唯物主義，很有必要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這一具體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筆者認為，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人手。
一、積極揚棄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成果
隨著作為學科意義上的社會科學在19世紀中期的正式形成，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也系統而全面地展開。在100多年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中，產生了大量的積極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為代表的眾多社會科學家系統創建的兩對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包括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及對它們所做的種種有益的綜合研究。就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后一種研究的積極成果意義更大，因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就是一種綜合的社會科學方法論，而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研究史上，韋伯、溫奇、吉登斯等社會科學家試圖將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則是建構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盡管韋伯將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作為其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但他也試圖同時綜合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作為其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補充。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中提出的社會學定義就體現了他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傾向。他說：“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簡言之，社會學或理解社會學就是一門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的科學。也就是說，理解社會學除了對社會行為進行解釋性理解之外，還要對社會行為進行因果性說明，即將對社會行為的解釋性理解通過與具體的事件進程相比較而證實主觀的理解。因為在韋伯看來，社會行為需要理解，但僅有理解還不夠。因為無論理解有多高的明確性，它終究是一種主觀形式，只能作為一種特定的假設。因此，理解社會學就是要將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相結合。很顯然，韋伯將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視為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結合，其中，解釋性理解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方法論，而因果性說明則是一種自然科學方法論。因此，理解社會學的方法論就是一種由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結合的方法論。
溫奇對于韋伯的這種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開展社會學研究的嘗試給予了充分肯定，并進一步在其名著《社會科學的觀念及其與哲學的關系》中集中探討了韋伯有關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即“獲得對一個行為的意義的‘闡釋性理解’，與提供了導致這個行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比欢疁仄鎸f伯綜合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的“統計學方案”，即“理解是一種在邏輯上不完全的東西，它需要另一種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即統計學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態度的。在溫奇看來，“如果一種給定的闡釋是錯的，那么統計學——盡管能指出它是錯的——也決不像韋伯所說的那樣是評判社會學闡釋之有效性的決定性的、終極的法庭。這時需要的是一種更好的闡釋，而不是在類型上不同的東西?！本W(P123)盡管如此，溫奇仍然沿著韋伯的思路，嘗試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綜合起來，只不過他不像韋伯那樣僅僅局限于以方法論來談方法論，而是上升到哲學高度，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為基礎探討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相互綜合的方案。
首先，他將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做了“內”和“外”的區分。認為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是一種外部觀察的方法論，而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則是一種內部的方法論，因而理解必須在內部關系中進行。其次，論述了說明和理解之間的緊密關系。認為理解是說明的目標和成功的說明的最終產物，但不能認為理解只有在已經存在說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種不是說明的結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則說明之類的東西就是不可能的。說明之所以被稱之為說明，僅當存在著，或至少被認為存在著理解中的缺陷，而這樣的標準只能是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進而，我們已經擁有的理解是表達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構成了我們所關心的題材的形式。另一方面，這些概念也表達了應用它們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總之，盡管溫奇主張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緊密聯系的，即社會科學研究既要“說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溫奇的此種‘說明’和‘理解’的結合仍然強調因果說明(邏輯)空間與理解(理由邏輯)空間之間存在邊界，因此，在關于因果空間與理由邏輯空間之間關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p>
吉登斯在《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一種對解釋社會學的建設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釋學立場也嘗試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研究。吉登斯同意溫奇對韋伯的質疑，即認為韋伯“錯誤地假定人類行為的解釋可以采取一種邏輯上與自然科學特征相同的因果關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內容上)”，并進一步以他稱之為“能動者因果關系”的理論探討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他說：“因果關系并非以永恒聯系的‘規律’為前提(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間的必然聯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觀念為前提。行動是由能動者對他或她的意圖的反思性監控所引發，這種意圖不僅與需要有關，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評價有關，這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行動者自由的充足解釋；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對因果關系，但更愿以‘能動者因果關系’反對‘事件因果關系’。由此，在社會科學中，‘決定論’涉及任何將人類行動完全還原為‘事件因果關系’的理論方案?！焙茱@然，在解釋性理解與因果性說明之間關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溫奇，因為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是無邊界的。
吉登斯又通過建構“結構二重性”理論來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吉登斯在《社會的構成》中認為，“結構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結構同時作為自身反復組織起來的行為的中介與結果；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為，而是反復不斷地卷入行為的生產與再生產?！币蚨霸诮Y構二重性觀點看來，社會系統的結構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組織起來的實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果。相對個人而言，結構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從某種特定的意義上來說，結構作為記憶痕跡，具體體現在各種社會實踐中，‘內在于’人的活動，而不像涂爾干所說的是‘外在’的。不應將結構等同于制約。相反，結構總是同時具有制約性與使動性。這一點當然不妨礙社會系統的結構化特征在時空向度上延伸開去，超出任何個體行為者的控制范圍。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為者自己有關社會系統的理論會使這些系統物化，而這些社會系統的反復構成卻正是得益于這些行為者自身的活動。”很顯然，吉登斯將“行動者和結構”這一“二元論”化為“二重性”，嘗試在具有反思性和連續性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中解決社會科學方法論綜合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認為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具體化為“個人行為的自主性或能動性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之間的對立。這一具體的對立關系在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中得到了統一，其統一基礎就是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的具體過程。
韋伯、溫奇以及吉登斯試圖綜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及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來開展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研究。韋伯強調綜合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來開展社會學研究，但他認為因果性說明只是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為他所主張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本質上還是一種人文科學方法論。溫奇從后期維特根斯坦語言哲學出發深刻闡釋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的關系，但在他看來，解釋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之間還是有邊界的。溫奇的不足之處在于他沒有找到綜合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方法論的現實基礎。吉登斯從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立場出發來綜合或統一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并最終將它們的綜合或統一建立在循環往復的社會實踐基礎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論的漩渦里打轉?？傮w而言，他們的努力都加深了人們對于人文科學的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論之間關系的理解以及綜合它們的基礎的理解。這無疑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建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觀融合傳統社會科學方法論
一般說來，有什么樣的世界觀或哲學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世界觀或哲學觀和方法論是一致的。人們對于社會所形成的理論化、系統化的觀點就是所謂的社會哲學，以這一社會哲學指導去觀察、研究、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現象就是所謂研究社會的方法論，即社會科學方法論。因此，社會科學方法論是以社會哲學為基礎的。傳統的社會科學方法論主要包括兩對相互對立的科學方法論，即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它們分別以兩對對立的社會哲學為基礎。首先，人文科學方法論(理解方法論)和自然科學方法論(實證方法論)以“社會獨特論”和“社會類似論”的社會哲學為基礎?！吧鐣毺卣摗闭J為社會雖然是自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社會一旦產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從而與自然區別開來。社會的獨特性在于，它是一種人文或文化現象，是人的主觀活動的結果。因此，在“社會獨特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不同于自然現象的獨特的人文或文化現象。那么不應照搬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實證的方法)，而應運用人文科學方法(理解的方法)來研究這種獨特的社會現象。“社會類似論”認為社會是自然長期發展的產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會是一種“類自然現象”，具有類似于自然的客觀特點和規律。因此，在“社會類似論”看來，既然社會是一種與自然相類似的現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現象時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學方法(即實證的方法)對于研究社會現象也應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論個人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以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社會哲學為基礎。社會唯名論認為個人對社會具有先在性，個人是先于社會的，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離開個人及其行為，社會團體和社會活動便不復存在，社會或集體僅是“個人的聚集”。因此，從社會唯名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個人主義”，即認為只有從個人行為角度，以個人為分析基點，才能對于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社會唯實論認為盡管個人是社會的主體，個人生活形成社會，但社會不是“個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類”的，它一旦形成便會產生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反過來塑造個人意識與個人行為。因而社會并不源于個人選擇，相反，個人選擇假定了社會的先在。因此，從社會唯實論出發開展社會現象研究，必然導致“方法論整體主義”，即認為只有從社會環境角度，以群體、制度和社會為5J-"析基點，才能對社會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然而，無論是“社會獨特論”、“社會類似論”，還是“社會唯名論”、“社會唯實論”，它們都是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片面認識，因而都是一種片面的社會哲學?！吧鐣毺卣摗敝豢吹搅松鐣煌谧匀坏莫毺匦?，即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人文科學方法論而忽視自然科學方法論。與之相反，“社會類似論”則看到了社會與自然的類似性、社會的整體性、客觀性、自然性，而忽視了社會的個人性、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自然科學方法論而忽視人文科學方法論?！吧鐣摗敝豢吹搅松鐣械膫€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而忽視了社會及其客觀性、物質性、整體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個人主義”而忽視“方法論整體主義”?！吧鐣▽嵳摗眲t看到了社會及其客觀性、整體性、物質性，而忽視了社會由以構成的個人及其主觀性、精神性。以這種片面的社會哲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注重“方法論整體主義”而忽視“方法論個人主義”。
科學觀和方法論范文3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作為一門個別學科，既有與其他科學知識體系相同之點，又有自身質的規定性。
就人類的科學知識體系來說，“一般都由經驗要素、理論要素和結構要素構成”[②]，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知識體系也離不開這三個要素。作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經驗要素，主要是文學工作者通過審美體驗而得到的關于一切文學現象的經驗材料，它構成本學科的基石。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要素則產生于對經驗材料的抽象，它表現為本學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疇，構成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理論體系。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結構要素則是作為方法論的原則從文藝學知識整體性中升華出來的，用以揭示文藝學的內容、屬性和規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識體系的結構要素就是方法論。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結構要素與理論要素和經驗要素不同，它不是明顯存在，而是蘊含在其他要素之中。從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實在，似乎無法抽象出來，構成獨立的研究對象。其實在考察了文藝學研究的歷史之后，人們會驚奇地發現：文藝學流派林立，學說繁雜，分支眾多。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論的不同。柏拉圖以“直觀的甚至神秘的哲學思辨方法”開創了哲學美學(其中也包括文藝學)。亞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學方法、社會科學方法、演繹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學體系，影響了西歐文壇兩千多年。19世紀泰納以社會學方法建立了實證主義社會學流派。19世紀末葉德國美學家費希納運用心理學實驗方法創立了實驗美學。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西方出現的精神分析、語義分析美學、結構主義、接受美學等，無不與它們的世界觀、方法論和邏輯起點有關?？梢姡瑥哪撤N意義上說，“一種方法論的確立，往往意味著一個新的學派的崛起”。[③]
為什么方法論能夠成為流派的標志？這是因為結構要素是一定文藝學流派的敘述原則，是文藝學內容各子系統和要素之間聯系的方式。當代科學表明，系統是要素與要素之間關系的集合，確定一個系統的質由要素和要素連接的方式——結構所決定。因此結構要素就能確定流派的性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體系的結構要素雖不具形，只要有客觀性，有獨立的價值，我們就能夠運用科學的抽象方法將它抽象出來，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建立一門嶄新的學科，與文藝學的其他門類，如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并列。因此，文藝學的結構要素——方法完全能夠成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研究對象。
二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內容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內容包括本學科的指導思想，研究對象，學科地位，學科根據，各層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價值以及它們形成與發展的規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等問題。
三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指導思想
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指導思想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哲學世界觀，為文藝學研究方法論提供原則、出發點和理論基礎，集中表現在本體論問題上。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學觀念上的不同，只是整個思想方法的哲學基礎不同的結果?！盵④]哲學基礎決定文學觀念，文學觀念又制約和影響研究方法。歷史上各文藝學流派所采用的方法，無不與其奉行的哲學有關。泰納的社會歷史方法出自實證主義；風靡一時的接受美學，其思想淵源是現代闡釋學，其理論動力導源于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18和19世紀發展起來的歷史歸納法，與舊唯物主義機械論有關；現象描述法是18世紀經驗主義哲學的產物；精神分析法導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學，直接與非理性哲學相聯系，如此等等，都說明了方法論與哲學世界觀的密切聯系。因此我們在探尋方法的時候，切記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認識工具都是從“研究文學本體的成功經驗中歸納總結出來的，那種拘泥于封閉的先驗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產生的方法”，是沒有活力的。
我們說哲學的世界觀指導和制約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體學科的研究方法?！拔乃噷W這門科學的方法論同一般的科學方法論——辯證唯物主義不同的地方，不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學原則具體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藝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個別學科，有適應自己對象特點的個別學科的研究方法，還有從其他學科移植過來的研究方法，這些都是辯證唯物主義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藝學研究方法論的分類
文藝學方法論是“諸種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學說化的理論”，它本身就是一個多層次的結構系統。面對如此眾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確定它們的層次地位，這涉及到分類標準問題。到目前為止，分類標準不一，有的則從歷史角度，有的從功能價值角度，有的從適應的普遍性范圍及程度的角度。從功能價值與適應范圍及程度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類，大致可以分4個層次：
（一）哲學方法
哲學方法處于方法論系統的最高層次，它適應一切科學，“表現為一種思維定勢和原則，對文藝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有規定作用”。[⑦]車爾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學觀念上的不同，只是整個思想方法的哲學基礎不同的結果?！盵⑧]哲學基礎決定文學觀念，文學觀念又制約和影響研究方法。歷史上形成的各種方法都與其奉行的哲學有關。比如泰納的社會歷史方法之于實證主義哲學；接受美學之于現代闡釋學、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歷史歸納之于機械唯物主義；現象描述法之于18世紀的經驗主義哲學；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學等等，都被某種哲學所設定，都與其相應的哲學遙相呼應。但是方法論有其相對獨立性，并不與哲學等同劃一。哲學對方法論的作用只表現為一種指導和制約的作用，絕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須通過個別學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體化，才能夠與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軌、同條共貫、行之有效。錢學森同志曾對哲學、一般方法、各門學科的具體方法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的分析。他認為，哲學要指導各門學科，但這種指導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風馬牛不相及，而是通過一般研究方法這個中介起作用。比如哲學通過自然辯證法去指導、聯系自然科學；通過歷史唯物主義指導聯系社會科學；通過數學哲學指導聯系數學科學；通過系統論方法去指導聯系系統科學；通過認識論去指導聯系思維科學；通過人天觀去指導聯系人體科學；通過軍事哲學去指導聯系軍事科學；通過美學去指導聯系文藝理論；通過社會論去指導和聯系行為科學。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層次的具體科學方法論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進一步密切相互之間更廣闊、更多方面的聯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方法論充實、豐富和發展”[⑨]。同時保證了哲學方法論指導作用的正確實施。
總之，各種研究方法離不開特定的哲學原則的指導與制約，又不能為它所代替。正確的哲學原則確保各種方法的先進性、合理性，先進的科學方法又可以深化、豐富一定的哲學。我們切不可將哲學方法與其他方法對立起來。其實，任何“對立”的做法在實踐上都是行不通的(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為多種學科所采用，處于中介環節的研究方法。它處于方法論系統的第二層次，主要包括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和邏輯思維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稱具體方法。它是某一學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學科從某種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決于該門學科對象的特殊性，表現為“對文學的切入視角，一般都成為特定的文學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運用于美學的美學方法；由文學心理學派生的文藝心理學方法；由文學信息屬性衍生出來的符號學方法、語義學方法；由文藝價值分化出來的藝術價值方法；由讀者所決定的接受美學方法等等。
(四)具體的研究手段
具體的研究手段嚴格說不屬于方法，而是組織加工材料的科學方式、技術措施，是屬于方法論的工藝部分，或者是科學本身的研究手段。具體的研究手段能為不同方法論的流派共同運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觀察和實驗、調查、統計、模式化、比較法等等。
上述劃分是就整個方法論的結構體系而言。文藝學的方法論體系的劃分在參照上述原則的基礎上，又有其獨特性。
文藝學研究方法與文藝研究的對象有緊密的關系，特定的研究對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從文藝學研究的歷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紛呈，似乎無跡可跡，但用美國學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藝術家、宇宙、讀者”四要素論來衡量，發現各種方法的產生都與研究對象的轉移有關。而對象的轉移，無論是按照下列哪種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劉若愚的模式，或葉維廉的圖式(圖缺)，都無法超出“作品、作家、讀者和宇宙”四個重心。所以以作家為重心的研究，就誕生諸如傳記研究方法、各種文藝心理學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榮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為本體的研究，就產生了諸如符號學方法、形式主義方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敘述學方法、現象學方法等等；以讀者為研究重心相應出現了文藝現象學方法、文藝闡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會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會歷史方法、社會學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解構主義文化美學方法、文化學方法等等。
文藝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豐富多樣，像天上的星河燦爛，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動力，星羅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職。文藝學研究方法隨文學藝術大系統中子系統的不斷被發現、被認識，必將呈現出一幅立體多樣、變化無窮的動態發展景觀。
[①]陳晉：《文藝學方法的一些基本問題辨析》，《語文導報》，1985
[②]李武：《社會學的方法論與社會學的發展》，《新華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陸海林：《方法論放談》，《文藝理論研究》第7卷，第4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
[④][俄]車爾尼雪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第167頁，三聯書店，1958
[⑤][蘇]布什明：《文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⑥][蘇]布什明：《文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⑦]陳晉：《文藝學方法的一些基本問題辨析》，《語文導報》，1985
[⑧]《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第167頁，三聯書店，1958
科學觀和方法論范文4
一、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的定義
在各研究領域，“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確定立場，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導，同時為自己的研究進行辯護”[2]，因此，明確的方法論至關重要。何為方法論？王建梁[3]、葉瀾教授[4]、李志才[5]、朱旭東[6]等學者都對方法論的定義進行了論述。盡管具體論述不同，但各學者對方法論內核的認識具有一致性，均體現出“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理論和學說”這一認識。
那么，何為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朱旭東在論述方法論定義的基礎上指出，“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就是關于比較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論，是對比較教育研究方式的探討，即比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則或態度，指在進行比較教育研究時，研究者所持的觀點與采取的途徑”[7]。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體系，認為它由三個維度組成：“一是體現比較教育學科本質特征之一的‘比較方法’；二是工具性的、所有學科都在使用的操作性、技術性方法，由定性、定量和政策分析等方法構成；三是認識論意義上的方法，它是通過多種形式體現的，即研究路徑、范式、視角、研究單位、研究理論框架或概念框架、研究理論。”[8]
二、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的主要類型
在方法論上，早期比較教育學者薩德勒、康德爾、漢斯等一致認為“學校外部的事情比學校內部的事情更重要”；到20世紀60年代，這種一致性隨著貝雷迪、霍姆斯、諾亞和?？怂固沟热说恼摖幈煌耆蚱?。時至今日，比較教育研究領域呈現出多種方法論并存、共同發揮作用的景象。
（一）實證主義方法論
實證主義在早期比較教育研究中已有所體現。朱利安1817年發表的《關于比較教育的工作綱要和初步意見》提出“有必要為教育這門科學建立事實和觀察的庫藏……從中演繹出一定的原則和明確的規則，使教育成為近乎實證性的科學”[9]，試圖通過實證方式把教育建成一門實證科學。此后，著名學者貝雷迪的“比較四步法”、諾亞和埃克斯坦的“比較教育研究的七步驟”及霍姆斯的“問題法”等均體現了比較教育的實證研究特征，致力于“把比較教育變為更加科學的事業”。他們把追求客觀、證實的實證主義理論作為方法論的基礎，推動比較教育實證主義方法論體系的構建與發展。經過不斷發展與修正，實證主義方法論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強調運用自然科學方法，使用一定檢驗手段對研究結果進行嚴謹驗證，避免研究者的主觀偏見，注重研究方法的可操作性、研究成果的可重復性，并通過研究成果擴展知識，講究知識生成的科學性和知識推廣的普遍性。”[10]然而，實證主義方法論也存在缺陷，如其強調的量化研究方法無法靈活應對復雜的社會現象，獲得的數據也不一定具有較高信、效度等，使得實證主義方法論逐漸式微。在當下的全球化時代，“比較教育的實證主義研究主要是試圖通過更嚴格的量化分析與統計處理建立教育發展的基本原則”[11]。
（二） 歷史主義方法論
歷史主義方法論形成于20世紀初，代表人物有康德爾、漢斯等人?？档聽柡蜐h斯非常重視歷史在教育中的作用，康德爾主張“比較教育研究要立足于歷史，認為比較教育是一種歷史的研究，是教育史從過去到現在的繼續”[12]；漢斯也倡導使用歷史方法開展比較教育研究，并設計了比較研究的基本步驟，即“從歷史背景、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與制度的密切聯系角度分別研究每一個國家的制度；收集不同國家現存教育制度的資料”[13]。經過不斷實踐與發展，歷史主義方法論形成了以下基本取向：“強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教育發展與教育制度的形成受該國或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自然環境和民族傳統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因而要把它放在一定背景中加以研究；強調教育中歷史傳統的持續性，強調從歷史角度看待比較教育”[14]。20世紀上半葉，歷史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占據主流地位，對比較教育學科發展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的多樣化發展和歷史主義方法論自身缺陷的不斷暴露，歷史主義方法論逐步式微。但是，它在比較教育研究中仍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功能主義方法論
功能主義源于19世紀英國社會理論學家斯賓塞的有機論，在20世紀中葉得到顯著發展，形成了功能主義理論[15]。50年代后期，在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的影響下，功能主義成為美國教育社會學的正宗思想。在當時，美國的比較教育還沒有從教育社會科學中獨立出來，這為功能主義思想與方法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運用創造了機會和條件。隨后，帕森斯的學生安德森率先在比較教育研究中運用功能主義思想與方法。安德森“從教育的多功能性、測量學校所做事情的難度、對學校與社會之間聯系的解釋以及學校對社會變革的潛在影響等方面進行論述，闡釋了功能主義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具體運用”[16]。同一時期，瑪麗?讓?鮑曼和福斯特等也把功能主義作為方法論指導開展比較教育研究，擴大了功能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運用范圍。從70年代伊始，功能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逐漸衰微。但是，比較教育研究者從沒停止對功能主義方法論的反思與批判，也正是這些批判與責難，使得功能主義方法論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影響再次得到擴展和深化。
（四）“區域研究”方法論
區域研究方法論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在人文社會科學和部分自然科學中得到普遍運用。90年代初，日本學者馬越徹倡導把區域研究方法論引進比較教育研究，開啟了比較教育研究運用區域研究方法論的先河。面對新世紀和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世界比較教育學界“再次重新探討區域研究在比較教育研究中的必要性、有效性及比較教育學如何運用區域研究方法論等問題”[17]。對此，《2009年中國比較教育學科建設研究年度報告》倡議，在開展區域研究、發展比較研究時，“研究目的應以學習借鑒為主；研究重點應是各地對國家教育政策法規的創造性執行，以便其他區域學習借鑒其基本思路和一些具體舉措；研究成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政策建議，包括指向特定區域、為其教育改革發展服務的建設性意見和為政府提供各區域間教育發展狀況的比較研究報告，以便國家教育政策，以及各地區從對比中發現自己的問題，進而實施相應的調整與改進”[18]，為在全球化時代如何更好地運用“區域研究”方法論，為比較教育研究和全球教育發展服務明確了方向。
三、關于“比較”的討論
正確認識和理解比較教育學中的“比較”關系到比較教育如何掙脫方法論誤區。何茜根據“比較”在不同層面的具體體現把其分成四個層次：“作為日常生活的一種思維方式、作為工具意義的科學方法、作為方法論層面的比較視野和作為學科規范層面的比較范式。”[19]
（一）作為一種思維方式
從思維品質層次來說，比較教育學科中的“比較”是人類的思維方式之一，“這種思維方式為人類獨有，具有普適性，適用于所有人類構建的學科研究”[20]；“是對所比對象進行分析的思維過程，它甚至將多種多樣的研究方法融入其中，從思維層面成為比較教育學的基本屬性”[21]。關于“比較”是一種思維過程，貝雷迪曾提出比較“是觀察、分析、整理等活動交織在一起的智力勞動”[22]?？梢哉f，在人類思維活動中，比較無不存在，并時刻活躍著。比較是人類的一種思維方式。
（二）作為工具意義的科學方法
作為工具意義的科學方法，“比較”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和普適性，適用于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廣泛使用的一種方法，并不為比較教育學科獨有。其內涵大致如下：首先，在科學研究中，比較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認識活動。其次，科學的比較思維要求能看出異中之同和同中之異。同時，科學的比較要求從現象的比較走向本質的比較[23]。作為工具意義的科學方法的“比較”是對作為思維方式的“比較”的升華，它遵從具體而明確的研究計劃和步驟，具有嚴謹的科學規范和特定的操作程序。
（三）作為方法論層面的比較視野
比較教育學的比較視野“是比較教育學區別于教育其他學科的一個根本性特征，甚至可以說是上升到哲學層面的本體特征”[24]，從該層面理解“比較”能更好地論證比較教育學的存在基礎和學科性質。在談到“比較”在不同學科中的應用時，陳時見指出，“比較教育研究中的比較主要作為一種方法論層面的思維方式，是研究主體基于跨文化整體視野考察研究對象形成比較的廣度和深度，是一種比較視野”[25]。比較教育學教材通常用“比較法”定義比較教育學，認為“比較法是比較教育學科的方法論主體，是比較教育學科身份建構的關鍵因素”[26]。這一觀點確有失偏頗，但不可否認，作為方法論的“比較”的確能體現比較教育的學科性質。此外，從方法論意義上認識“比較”還使得“比較方法能夠用于政治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共性’研究，致力于提出‘通則性’的理論論說。對于教育研究而言，比較研究和比較法的使用同時具有發展、檢驗和修正教育理論的功能，并對教育現象的‘共性’和‘通則’進行理論論說”[27]。
（四）作為學科規范層面的比較范式
對比較教育中“比較”的認知可上升到“比較范式”，能夠促使比較教育學者樹立更加堅定的學科信念，促進比較教育學科建設，穩定比較教育學科地位。要把對“比較”的認識上升到“比較范式”，要求“在對比較作用的清晰認識的基礎上產生強大的情感力量，即上升為信念”[28]。比較教育研究人員和研究生應當具備堅定的比較教育學科信念，努力形成有助于比較教育學科發展的研究取向，構建恰當的話語體系，把“比較”從技術層面的具體科學方法和人類思維方式上升到“比較范式”。同時，不局限于對特定研究對象的系統分析，而是把顯性的“比較”與隱性的“比較”結合起來，把有意識“比較”和無意識“比較”統一起來，讓“比較”更好地為比較教育學科建設和發展服務，推動比較教育學科前行。
四、科際整合、文化與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建設
當代比較教育學界出現了關于科際整合、文化與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建設等議題的探討，進一步推動了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建設。
（一）科際整合與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建設
17世紀思想家萊布尼茨“夢想用普通的科學語言和推理演算改造一切科學，打破不同語言造成的隔閡，進而實現科學的整合”[29]，開啟了科際整合實踐?？齐H整合是“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橫斷科學及綜合科學發展到當今時代形成的方法論原則，并在各學科領域得到普遍運用，表現了共同的方法論傾向，展現了整體、系統思想方法的風采和魅力”[30]。在比較教育學科開展科際整合研究是解決比較教育方法論泛化、研究視域局限及學科危機等困境的有效方法，其實現主要是從方法論層面整體考量比較教育學科發展。袁利平分析了比較教育開展科際整合研究的學理依據與現實境遇，認為“從比較教育學科特征來看，跨學科性是比較教育科際整合研究的學理依據；從方法論角度說，科際整合研究為比較教育學科發展提供了新視角；從發生學角度看，比較教育和其他學科的聯系是探討比較教育科際整合研究的基礎；從中外學術發展趨向看，科際整合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研究取向”。他還提出比較教育科際整合研究的三個環節，即“尋找焦點，凝聚視界”、“相互啟迪，發掘共源”和“擴大領域，提升境界”，同時指出比較教育科際整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和而不同”[31]?？齐H整合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是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文化與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建設
各學者在探討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更替與發展的前提下，對其演進進行了反思，認為其具有紛繁的文化內涵，提出只有以文化為落腳點進行方法論反思才能正確認識其地位和價值。著名學者霍夫曼（D.M.Hoffman）曾提出：“比較教育與文化學的諸多概念之間存在著一種有趣的聯系，比較教育研究中有許多難以應付的問題與概念都需要對之進行一些文化概念方面的相關考慮。”針對文化研究如何支持比較研究，霍夫曼認為：“文化方法應當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借助它建構比較教育的研究框架而非僅作為被研究的對象。憑借于此可獲得許多新途徑探尋比較教育領域中那些塑造人類行為的隱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問題與范疇的意義與價值所在?！盵32]《2007年中國比較教育學科建設研究年度報告》對文化與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的關系也做了總結，稱“比較教育方法論與文化是天然結合體。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存意志和創造欲望在實際世界中的體現，是一個民族人生觀、世界觀、思維方式的具體體現。比較教育方法論的演進不只是操作性知識的革新與進步，更是代表某種文化的一套價值判斷和意義體系”[33]。但是，比較教育研究方法論多元化與文化異質性之間存在矛盾，“文化異質性導致比較教育方法論多元化，比較教育方法論多元化在促進比較教育理論發展的同時引發了比較教育學科認同危機”[34]。針對這一問題，項賢明提出比較教育研究“和”的模式，王長純提出比較教育“和而不同”的發展方向，為解決由文化異質性帶來的比較教育方法論多元化與比較教育學科同一性矛盾提供了新視野。
科學觀和方法論范文5
關鍵詞：方法論個體主義 詮釋 合理性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al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anal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著名批評者金凱（Harold Kincaid）說：“方法論個體主義在經濟學和其它社會科學中被廣泛接受，但這一學說本身卻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實上許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個體主義的名目之下”。[1]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說：“我不認為個體主義是一個簡單或明晰的題目。我以為，廣義地說，一個個體主義者是把分析的優先性賦予單個（或他們的狀態）的人。這種優先性可以是本體論的，認識論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倫理的，政治的或社會的?！盵2]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詮釋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及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透過這三種詮釋，我們可以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問題乃至一般方法論的合理性給出一種特定的理解。
一、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方法論個體主義，國內由英文詞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翻譯而來。 關于這一術語的來源，馬克布勞格指出：“看起來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發明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表達，他還是第一個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和‘政治上的個人主義’區分開來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經濟分析的模式，這種分析總是從個人的行為開始，而后者表達的是政治的綱領，在這種綱領中對個人自由的保留成為檢驗政府活動的試金石。”[3]布勞格的這一說明以馬克盧普的論述為根據，后者曾引證說：“熊彼特是進行這種區分的第一個人，或者至少創造了這樣一個必要的詞來表達這種區分，因為他說過，是他提出了‘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名字”。[4]
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通過‘政治上的個人主義’、‘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和‘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對比分析闡明了方法論個體主義是一種經濟學的分析模式：
所謂‘政治上的個人主義’，我們是指經濟政策問題上的自由放任態度。這種態度在德國被謔稱為‘斯密主義’或‘曼徹斯特主義’。無論哪個經濟學家，只要他根據有關單個家庭和企業行為的假設來建立其理論結構，就會被懷疑在頌揚他所描述的個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結果。
所謂‘社會學上的個人主義’，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紀廣泛流行的觀點，認為自我控制的個人構成社會科學的基本單位；認為所有社會現象都可分解成為個人的決定和行動，而對個人的決定和行動不必也不可能用超個人的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這種觀點就其隱含有一種社會過程的理論而言，當然是站不住腳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認為，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許從個人特定的行為著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不可。我們可以分析家庭主婦在市場上的行為，而不研究影響這種行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會學科的分工的不同，人們會自然而然地這樣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關于‘社會’和‘個人’的理論。由此我們便談到了‘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那么，這個概念是怎樣應用于那個時代的一般經濟學的實際過程的呢？
可以證明，在主要使他們感興趣的問題的范圍內，也就是在有關經濟機制的邏輯性的問題的范圍內，那個時期的理論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來加以辯護，而且他們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實質上并沒有受到這種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損害。[5]
熊彼特這段話表明了以下三層意思：
第一，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政治上的個體主義；
第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同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即社會科學意義上的個體主義；
第三，方法論個體主義是經濟學家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一種合理方法。
熊彼特對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政治上的個體主義的區分，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贊許。他們認為這兩者常常被混淆起來，而實際上“前者是從諸如自由對于人類進步和公共福利的貢獻比其它任何東西都多的前提出發，得出一系列實用的斷言；后者不做這類事情，不斷言什么，也沒有什么特別的前提。它僅僅意味著在一定的經濟過程的描述中，一個人最好從個體的行為開始”。(Das Wesen， P.90， 1908)馬克盧普認為，由于熊彼特對這一概念的區分，“經濟學理論可以運用堅固的個體主義的或‘原子主義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擔自由放任這樣的政治綱領的負擔”。[6]
熊彼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區分開來，是他為保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而設置的第二道防線。他認為，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內含社會與個人的一般關系，但它又主張只從個體出發去研究社會問題，因而是站不住的。與它不同，方法論個體主義不涉及社會與個體的一般關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學科，屬于特定范圍內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說的這種分析模式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形成時所用的方法。當時，邊際主義者用這種方法構造了比較完整的微觀經濟理論。熊彼特對此作了高度評價，認為是一場革命。關于這場革命的方法論特征，門格爾作了如下的概括：經濟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個體利益的動機，必須從這樣的一般前提出發進行演繹推理，從而說明價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這樣的概括，認為“1900年前后雖然尚未出現統一的經濟科學，但已存在一種理論上的分析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處是相同的”?；谶@一點，可以認為“杰文斯、門格爾和瓦爾拉所傳授的，實質上是相同的學說”。[7]
熊彼特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內容進一步說明該方法的特點，其基本要點是：
1、對個體的描述是分析的出發點：“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是過正常商業生活的人”，他的行動會使滿足或利潤最大化；[8]人們“不同的需求給貨物（Goods）這個概念下了定義，并可以按一確定的（主觀）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隨著我們所獲得的每種貨物的數量不斷增加，我們對每增加一‘單位’的欲望的強度則不斷下降，直到達到零點”。
2、從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為了從任何一能滿足不同欲望的貨物（包括勞動或金錢）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一個人（或家庭）必須這樣分配該貨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邊際效用相等”。進而推出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交換價值只不過是一通用變換系數的特殊形式，經濟現象的全部邏輯即從這個系數導出”。成本、生產、分配理論是“將邊際效用原理的應用范圍延伸到生產與‘分配’的整個領域。”一般均衡理論是瓦爾拉通過邊際效用達到的新水平，邊際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還有難解之處，那么當代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就更加簡潔：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達個體的偏好性質和程度，使它具有邏輯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確定的約束條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這些個體需求的總和視為市場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給的相互作用，達到了供給量與需求量的均衡點，形成市場價格。
上述分析的共同特征是：從個體的單子性質出發，邏輯地推出微觀經濟學的整個理論。
熊彼特和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已被證明是最有用的經濟分析模式；其次，它運用了自然科學的抽象分析和演繹方法。盡管它“不否認對個體的行為存在著強烈的社會影響，不否認社會組織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系，也不否認社會實體對于社會學分析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分析獲得了合理的立足點，所以可以不考慮上述因素。也因為此，它認定方法論集體主義“沒有可以感知的優點”，“在經濟分析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分析還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結果不僅是立足于個體的分析線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經濟學視野。這是熊彼特視方法論個體主義為經濟學分析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認為立足于一定的學科領域的研究，比較接近于自然科學的那種分科研究，也比較能夠方便地運用自然科學中的還原論邏輯，其結果也比較容易得到辯護。這也是他回避將分析模式推廣到社會科學的一般領域，也回避作價值辯護的一個原因。
雖然熊彼特認為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有他所說的這些長處，但體現為長處的地方往往也是短處之所在。作為一種方法論，把它限制于經濟學領域無疑顯得狹窄，而且人為地給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時，排斥價值性的內容，把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科學表述限于知識邏輯的范圍，這一“觀點受到了邏輯實證主義先驅者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響”。[12]為了獲取純粹的科學性而回避價值性的內容，對于社會科學來說是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社會科學與價值有沒有確定的聯系？如果有聯系，那又如何對它進行刻畫？這些問題擺在方法論個體主義面前，也為方法論個體主義以后的變化埋下了伏筆。
二、作為社會科學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實際上，方法論個體主義很快就跨越了它與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分界線，成為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分析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這種情況：“‘方法論個人主義’一詞最早由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詞意指正統經濟學中占統治地位的方法論規則。自從那以來它已經更為一般地被視為這樣的學說：社會現象必須根據個體行為而解釋?！盵13]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來自兩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經濟學本身的膨脹。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認為，經濟學家有一種學科性的“帝國主義式的野心”，他們總是希望自己的分析模式擴展到其它研究領域。同時，由于經濟學分析模式立足于對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著擴展的基礎。新古典經濟學到20世紀30年代由萊昂內爾羅賓斯作總結時，其基本任務已經變成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這一規定并沒有把經濟學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經濟現象。恰恰相反，按照這一定義，經濟學應當被運用于所有的人類行為。芝加哥經濟學家蓋里貝克對此描述說（1976， p.8）：
“的確，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位置，在這里經濟學方法是應用于所有人類行為的廣泛性方法，這些行為涉及貨幣價格或影子價格，重復性的或不經常的決定，感情的或機械的終端，富人或窮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聰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臨床醫生，企業家或政治家，教師或學生。
“所以，‘經濟學方法’不僅是一種精確的、通常也是稀缺資源配置的技術性研究，而且也是潛在的一種更為廣泛的人類生活的范疇。如果后者顯示了狂熱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時間、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選擇性用途的稀缺資源。我們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對它們進行投資以獲得最好的回報。如果我們所有的選擇都具有一種廣泛的投資效益結構，那么所有人類行為都可能讓它的秘密服從于‘經濟的’分析。”[14]
另一方面的努力來自經濟學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的影響。這種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夠追溯到托馬斯霍布斯。霍布斯的基本觀點是，社會現象能夠化解為個人的行為，它必須根據支配個人行為的動機來分析。[15]到了穆勒這里，他將其表述為“社會科學中的化學的，或者實驗的方法”：“社會現象的法則只不過是，也能夠不過是社會狀態中聯結到一起的人類的行為和熱情的法則。然而，在社會狀態中的人們仍然是人；他們的行為和熱情是服從于個人天性法則的?！鐣械娜祟愃哂械男再|只不過是他們原來所具有的那些性質，它們能夠被分解為個人的天性法則”。[16]
盡管熊彼特對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提出了批評，但它作為一種傳統仍然影響不衰。在社會學領域，韋伯說：“就社會學所要達到的目的而言，它不會承認存在一種其‘行為’如同集合個性那樣的東西。當我們在社會學的語境中，指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團體’、一個‘家庭’、一支‘軍隊’或其它類似的集合體時，我們所指的僅僅是單個人實際或可能的社會行為的某種擴展”。“集合體必須唯一地被視為單個人特定行為的組合和組合方式。”[17]韋伯以此觀點說明社會現象，強調社會科學家應當首先厘定歷史的成分，在這些成分之間劃出因果線條，使具體的結果歸之于具體的原因。后來他又堅持“社會科學家的第一位的任務是建立一個一般可應用的理論系統，為此提出理想類型的使用類似于演繹經濟學中的模型”。[18]這兩個提法的邏輯模型雖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腳于個體的解釋。
沙文等人對理性選擇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實。他們指出，理性選擇概念最早應用于霍布斯的《利維坦》中。在這本書里，霍布斯把國家機構看作理性個體為了保護他們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危險而協議建立的。這種立足于個體選擇的“社會契約”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的約翰羅爾斯。沙文特別強調，這一傳統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經濟學在發展。耶利米邊沁對理性選擇理論的貢獻超過了亞當斯密。[19]
上述兩股力量推動方法論個體主義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轉變為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這種推動本身當然存在某種差別。來自經濟學方向的，是經濟學分析模式向經濟學以外領域的擴張，其演繹性的模式并無變化；源于社會學上的個體主義傳統的擴張，既有應用領域的擴張，同時也有分析模式的擴展，它可能是演繹性的分析，也可能僅僅是因果性的分析。但是，它們的共同結果是，方法論個體主義很難再獨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經濟學閨房。從1930年到1955年間，先是理性個體選擇的形式公理理論，接著是博弈論，然后是公共選擇理論，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分析理論實際走出了經濟學的疆域。與此相一致，人們也更多地在社會科學的范圍定義方法論個體主義。比如，波普說：“社會科學的任務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論的詞句來審慎地建構和分析社會學的模型；那就是說，是以個人的以及個人的態度、期望和關系等等的詞句來進行的——這個公設可以稱之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盵20]哈耶克也有類似的定義：“我們在理解社會現象時沒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過對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預期行為所引導的個人活動的理解來理解社會現象?！盵21]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這種擴展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是能夠在社會科學領域被使用的。同時，這種擴展也產生了新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分析模式從純粹演繹性的分析擴展到演繹和因果分析并舉，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武器庫有所擴充，而擴充的同時，邏輯性質也有一定的變化。不過，它也面臨著實際的問題：這種擴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是合理的？
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推廣，與下面的一元論預設相聯系：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根據這一預設，方法論個體主義就是普適的、唯一的科學方法論，它應該也能夠面對和說明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這一結論引發了兩個問題：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會和個體的一般關系，因而受到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方法論整體主義從相反的方向研究問題，認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適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第二，社會生活始終包含著價值，如果方法論個體主義能夠面對社會領域的所有現象，那它必須把價值納入自己的視野而不是排除在外。這就必須確定作為分析模式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是怎樣的聯系，以及在這樣的聯系中方法論個體主義將會有什么樣的新特征。
三、作為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方法論個體主義
波普和哈耶克作為方法論個體主義者，其顯著特點是確認方法論個體主義與價值辯護的聯系，把對自由的辯護納入論題的范圍。布勞格對此所作的批評反映了這種情形，他說：“波普在這方面的區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辯護，或者干脆說他對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批評，有時候就不合邏輯地和為政治的個人主義的辯護纏在一起”。[22]
實際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邏輯與布勞格的邏輯不屬于同一類邏輯。他們的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又具有價值辯護的性質和功能，是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相結合的一種方法論。他們有兩個主要的論證：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特殊性，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對立；另一個立足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學與價值的一般關系。
第一個論證通過以下邏輯展開：方法論整體主義是專制主義的認識基礎和理論來源，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批評和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維護，也就是對自由的維護；同時，方法論整體主義是一種類比性的生物學理論或有機體理論，在這種理論中個體自由為有機性所消解，因此反對這種有機的方法論整體主義，維護方法論個體主義，也就是維護個體自由的存在。
波普認為，方法論整體主義堅持認識事物和歷史能夠也必須從整體出發，這個整體是“一個事物的全部性質或方面的總和，尤其它那各個部分之間的全部關系的總和”。[23]正因為此，方法論整體主義獲得了認識總體的絕對真理權，因而能夠“從總體上重新設計社會”和“重建社會”。[24]由此，社會和人沒有一個選擇和道德決定的問題，自由在此沒有應有的地位。同時，這種觀點“強調社會集體和有機體之間的相似性”，認為“社會學像一切‘生物’科學，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體的科學一樣”，[25]把社會集體解釋為生物的有機體，個體之間的關系解釋為有機性的關系，從而使個體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自主性和選擇性。方法論個體主義與之相反，它不奢望對整體的絕對認識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認識和社會運作的全能。同時，它不認為個體之間是有機體的關系，而堅持個體是一種獨立體和價值源，一種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從而保證了自由的本體性存在。
第二個論證認為，經濟學乃至一般社會科學學科的出現，不是純粹理性的產物。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它們的方法論，也是如此。哈耶克說：“經濟分析從來就不是對于社會現象的原因的單純智力好奇心的產物，而是一種強烈要求重建一個引起了人們深刻不滿的世界的結果?！盵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話說明純粹理性與價值選擇的關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種念頭，讓我們的探索熱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縛，這一點就表現了一種與學術研究相稱的心靈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現出來的無數問題之中，要選擇出那些其解答對于人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卻只有智慧才能有此優點了。”[27]這里，智慧包含著價值判斷。
波普認為，科學的社會獲得和表達不是獨斷性的，而應當是自由精神的體現。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學的規定性，科學的存在與發展以此為條件。他反對“社會科學的任務必然是做出社會的即歷史的預測”[28]的觀點，認為這一觀點沒有給人的自由留下地盤，是“對科學方法的嚴重誤解”。[29]科學所依據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無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間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適當結合，科學的發展才有可能。哈耶克從本體基礎的角度進行說明：“我們所努力為之的乃是對理性的捍衛，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發揮作用且得以持續發展的條件的人濫用。這就要求我們真正地做到明智地運用理性，而且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維護那個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領域；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領域，因為正是這個領域，才是理性據以有效發揮作用的唯一環境?！盵30]
上面的論證都是力圖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既是對個體自由屬性的科學分析和抽象，又是對個體自由的確認和辯護。這種方法論個體主義雖然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價值學說，但它打破了分析模式與價值學說兩立的局面，確認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從而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在特定的意義上不是價值無涉的。這一擴展改變了實證主義對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限定，反映了社會科學研究在當代的某種傾向。同時，這些論證也是對方法論個體主義更加全面的辯護。它強調，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不僅是認識上的（分析線路），也是價值上的（維護自由），而且還是認識與價值聯系之中的（科學與自由的內在關聯）。
然而，新的辯護并不意味著方法論個體主義確立了它的絕對合理性。實際上，波普的論證本身不具有完備性。他所批評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只是一種絕對的、有機的整體主義。這種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與自由的關系可能是對立的。但是，非極端的方法論整體主義卻不一定與自由處于對立的狀態。對這些方法論整體主義，不能排除它們也可以與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關聯。換言之，在方法論領域方法論個體主義仍然面對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挑戰，它并沒有得到充分的根據證明自己是社會科學領域唯一合理的方法論。所以，問題可能轉變為兩個方面：或者方法論個體主義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論證，或者這一論斷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法論。馬爾科姆盧瑟福近期的研究試圖表明，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既不完全屬于方法論個體主義，也不完全屬于方法論整體主義，而是兩者某些內容的結合或兩者的互補。[31]方法論個體主義本身也存在著與此相呼應的調整，阿伽西的弱方法論個體主義已經承認和接納了方法論整體主義的某些合理因素。
實際上，從科學與價值的二元聯結中把握方法論個體主義，不管論證者是否意識到，這一看法已多少沖擊了社會科學是絕對一元參照系的觀點。社會科學方法的一元論本身是簡單性科學的結果，它的出現可能有助于認識社會科學的某些特征。但它把與價值的聯系、把科學方法的多樣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會科學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擴展，客觀上是對簡單性的揚棄，包含著對自身的某種超越。方法論個體主義和方法論整體主義可能都需要從認識和價值兩個方面重新審視自己的前提，確定自己的地位以及與對方的關系。
總的來看，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上述三種詮釋，從經濟學的分析模式到社會科學的分析模式，再到分析模式與價值辯護的結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腳于個體的分析優先性或優越性。這一特征是方法論個體主義某種合理性的注腳，它體現為獨特的分析線路和解釋功能，體現為與自由價值的特定關聯。但是，方法論個體主義上述的演變也表明，方法論個體主義的合理性又體現為對已有形態和特定局限的超越，體現為它與其它方法論的互動互補關系。這兩種合理性在一定意義上是相悖的，但它卻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真實境遇。它說明，方法論的合理性范疇不是一個絕對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內在張力的互補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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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觀和方法論范文6
[關鍵字]系統科學；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
“科學的研究方法是人類長期進行科學實踐的結晶，它是隨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實踐的不斷深化而充實、豐富、提高的，每當科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總會伴隨著產生新的方法與之相適應，從而推動科學技術革命的飛速發展?！毕到y科學于20世紀40年代末崛起，以迅猛的速度發展，在60～70年代基本形成了由許多學科分支構成了學科群體。不僅如此，“系統及系統科學已經成為當代最具有綜合行的、最有價值的、最重要的基礎概念和科學?！庇懻撓到y科學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方法論價值問題，是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要求的必然結果，很少涉及到方法論的范疇。本文就嘗試以葉瀾教授的《教育研究方法論初探》一書關于“系統科學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論價值”一部分為基礎，進一步探討系統科學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論價值問題。
1 提供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對象觀的新視角
系統科學的首要貢獻在于它以復雜的開放系統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揭示復雜系統的結構、特征。
內部運作機制，系統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原理及其在不同狀態下的特征，系統的演變與發展等一系列以往未被重視和深入研究過的重要問題，為人類的認識開辟了新的領域。對于復雜事物，系統科學在方法論上對“原子論”和“還原論”突破，使其沖出傳統思維方式的框架，形成了以“整體”為研究對象與廣闊的研究領域。這一突破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方法論價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會要求，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對受教育者進行系統的影響，通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實踐活動中的互動，把一定社會的政治準則、思想觀念、道德規范、法律規范和心理要求，內化為受教育者個體的素質的教育?！彼枷胝谓逃侨祟惿鐣l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特殊的客觀存在的實踐活動，作為整個教育工作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與其他并行系統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它既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存在，又服從和服務于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和功能，而且貫穿在其他系統之中，從而充分體現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相關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不同層次的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構成的有機整體，是一個極為復雜而廣泛的系統。根據系統科學的觀點，我們知道系統是一個整體功能和屬性大于局部功能和屬性之和的有機動作集合體，因此，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對它本身的研究，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大系統中的子系統，子系統的母系統，全面的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復雜性和相關性，最終把研究對象拓展到一個新的領域，就如同系統科學的新思路一樣，使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面臨著重新確定和拓展研究域的新問題，對于新的問題域，我們應該在整體的關聯中重新認識它。
2 提供從整體上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結構的新思維原則
系統科學沒有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現成的新結論，但確實提供了從整體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現象的新思維原則?！罢w性是系統科學方法論的基本出發點，它為人們從整體上研究客觀事物提供了有效方法。他們始終把研究對象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認為世界上各種事物、過程不是孤立的雜亂無章的偶然堆積，而是一個合乎規律的、由各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這些整體的性質與規律只存在于組成其各要素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之中；而且各組成部分的總和，不能反映整體的特征和活動方式?！币虼?，以“三論”為基礎的系統科學方法論所提供的方法突破了以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它要求人們如實地把對象作為有機整體來考察，從整體與部分相互依賴、相互結合、相互制約的關系中揭示系統的特征和運動規律。系統內部動態相互作用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遠遠超出傳統科學思維的局限性。
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還存在不足。尤其是在對整體性原則的把握上。長期以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曾經過于強調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主導作用，而把大學生置于消極被動的地位，沒有足夠重視其主體地位，以致出現過分強調灌輸的片面傾向。我們在道理上是能夠接受整體性原則的，但是已成為潛意識的習慣思維方法，依然會不自然的遵循“還原論”的方法。
3 提供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與環境關系的“結構與功能”新思維模式
復雜開放系統處于穩定狀態時，必須與環境進行信息、能量與物質交流，以維持自身的存在并發揮功能。系統科學中“結構――功能”的關系就成為一組新的范疇進入到人類的思維空間，成為人們研究、認識事物的一種工具。有關“黑箱”與“白箱”研究，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種新的間接研究教育影響在學生內部發生變化過程和機制的手段，也提供了同一教育影響可能產生不同效果的模擬研究手段，這對在微觀層次上研究教育活動承擔者雙方的互動機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人為系統的發展中，新的目的和功能要求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先導作用和推動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的對象是人與人之間的思想和行動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這樣一個人為的系統，從社會和學生的角度看，都以未來作為時間維度，以發展作為目標，任何一個既成的教育事實都不可避免地與價值追求和選擇相關。我們都知道，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把大學生培養成“四有新人”，提高他們的思想政治素質，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面臨經濟主體多元化、主體利益多元化和價值觀念多元化的現實環境，能夠堅持自己應有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根據系統科學的觀點，我們應該根據目標的實現狀況對于施教方法進行修正，以達到更好的效果，同時更關注整體的協調性，以保證系統整體功能的發展。此外，社會對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要通過系統對社會提供的物質、能量、信息做出合目的的選擇，再內化為自身的結構，及通過結構的改變，進而實現。
4 提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變革過程的新思維
系統科學把系統存在狀態分為“平衡態”――“非平衡態”――“遠離平衡態”三大類。分類的標準是系統與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現有結構的穩定性。普里戈金關于遠離平衡態系統發生、演變的耗散理論具有突出的方法論價值。像對于思想政治教育這樣的復雜系統，非平衡態是常態，演化是絕對的，穩定卻是相對的，要全面認識教育系統及其發展，就一定要研究它的非平衡態與遠離平衡態。
平衡狀態打破、熵的持續增加，使原有系統的一體化能力逐漸削弱，個體呈現越來越大的自由態，進入非平衡態，再向前發
展，就達到遠離平衡態。對于原系統而言，系統不再存在回復到原有狀態的可能，那么這一階段研究的要點就是新系統的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本身就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作為教育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演化是絕對的，穩定是相對的，非平衡態成為一種常態。因此，在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研究的時候，可以充分利用這樣一種方法論，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一種無序的，把這樣一種無序當作一種常態，在動態中把握對它的研究，從有序到無序然后再到更高一級的有序，呈現螺旋上升這樣一種形式，在大系統中使它能夠充分的發展。與此同時，新時期的，充斥著多元的價值觀，多元的利益觀等等各種紛繁復雜的因素，在這樣一個時期，更要堅決避免使思想政治教育僵化，靈活應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內部、外部因素的變化，及時控制干擾因素，促進新的、積極的因素的發展，最終使得新系統形成。5提供多學科綜合研究復雜對象的方法范式
系統科學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不僅決定了要有思維方式、理論工具的變化，而且創造了新的思維方式和理論工具，此外，還決定了要采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使這些研究方法在服從于對象特征和研究任務的需要中實現綜合。
哲學與科學的統一是系統科學研究體系中最突出的一個方面。系統科學方法論處于哲學與具體科學之間，應該屬于第二層次的地位、具有一般科學方法論的功能。系統科學方法論在整個科學體系中處于重要地位，它是溝通哲學與系統科學的橋梁，它與其他許多學科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可以從具體科學中提煉出一般科學方法，又可以為豐富、發展哲學方法提供素材，但它本身并不是哲學方法。我們既不能用系統科學方法論代替哲學方法論，也不能用哲學方法論代替系統科學方法論，從而抹殺系統科學方法論在方法論中應有地位。恩格斯曾經指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毕到y理論的出現為實現這種轉變創造了條件，同時為唯物辯證法的具體化、精確化創造了條件。系統概念與一切哲學范疇一樣具有最廣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
在我國，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階級性，我們的黨是的政黨，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定要在唯物主義辯證法的指導之下進行，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研究。跨學科的比較研究是系統研究方法體系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系統科學也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此外，系統科學還提供了用系統的觀點認識教育的一系列新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