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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1
關鍵詞 歐元區 財政政策 協調模式 財政約束
在一個擁有獨立的國家里，當受到某種外部沖擊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或匯率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同時，政府也可以利用轉移支付和減稅等財政政策來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以減輕沖擊造成的失業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負面影響。然而在歐洲貨幣聯盟內部，應對非對稱沖擊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財政政策協調了，即獨立財政政策的趨同化，因此協調成功與否直接影響到歐盟一體化進程的順利發展。
一、財政政策成功協調共同的政策目標及信譽保證
在歐洲經濟與貨幣一體化聯盟（EMU）發展中，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財政政策的協調顯得尤為重要。政策協調主要強調各國政策之間適當的調整，在宏觀領域涉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運作。這就使得政策協調成功與否，不僅涉及各國經濟目標的差異程度，而且也與經濟的預測、預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關。財政政策的協調與貨幣政策相比更為重要。為了使EMU下各國財政政策協調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各國政府有共同的協調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經濟預測與分析
為使協調財政順利實現，區內各成員國首先必須有協調的意愿，這才有可能使各國政策制訂者坐在一起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這種協調意愿的產生，一方面在于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另一方面必須基于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的經濟預測和分析。
財政政策協調的產生，需要經歷復雜的過程，首先根據本國經濟狀況提出協調的意向，經過談判達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時滯，財政政策協調具體產生效果的時間至少在6個月甚至12個月之后。為了切實保重財政政策協調的效果，必須在進行財政政策協調時，對未來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在這個預測的基礎上，政策制訂者確定具體的協調手段和方式，彌補財政政策時滯效應較大的缺點，這也是財政政策協調與貨幣政策協調的不同點。貨幣政策調整相對比較方便，對經濟產生影響的傳導速度比較快，財政政策則不然。當然，對未來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與各國進行預測時依賴的經濟模型有關。如果各國政府對經濟模型的選擇不同，其預測結果就會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辨別經濟模型的適合與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勢必會影響各國政府協調的愿望及對協調方式的選擇，所以政府決策依靠的模型是未來預測的結果對財政政策協調成功與否有很大的影響。
（二）財政政策目標的趨同性
眾所周知，一國的經濟政策目標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但各國政策目標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一般根據本國的經濟狀況，會對這四個目標進行排序，因為這四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因此，政策目標上的協調包括兩方面，即國家之上的政策目標協調，對于歐盟來說，各國必須在超國家層次，也就是各國必須在超國家層次對政策目標達到共識。首先要保證歐元的穩定，在這個共同的目標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財政政策協調。此外，國家之間的政策目標要協調一致。歐洲一體化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其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從行業協調深化到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使各國有更高程度的趨同。目前，歐元區各國經濟目標大大接近，但由于歷史、文化及經濟結構的差異，使各國政府的目標偏好仍然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也會導致在協調談判過程中出現冗長未果的現象。所以，有必要進行各種改革來使本國經濟狀況與其他國家更加接近，這樣國內政策目標就易于一致，財政政策的協調也就易于達成。
（三）財政政策協調中各國的信譽是重要保證
在經濟政策協調中，信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保證協議始終貫徹執行，達到協調的目標，為下次各國政府之間的協調奠定基礎。這種信譽的保證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國政府在協定的執行過程中遵守諾言，就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否則，如果一方違約而另一方以回到納什均衡點來威脅，將使對方損失慘重。這就對參與國家有一種潛在的約束。
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協調之所以能夠不斷深化，主要在于各國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經擁有了很強的信譽積累。雖然在一些政策協調的談判中，可能由于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使協調頗費周折，但一旦簽訂了協議，彼此就能信守，不會出現違約、失信的現象。共同農業政策的協調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證。歐洲貨幣體系等協定都是制訂后被堅決執行，若出現經濟危機，就對體系進行調整。所以，信譽為協調的深化提供了保證。很顯然，在EMU機制下，財政政策協調的成功也有賴于信譽的保證。信譽可以使歐洲中央銀行保持較高的獨立性，使貨幣政策保持動態的一致性，使私人預期具有理性，工資物價比較穩定，這就有利于財政政策協調時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對未來經濟預測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譽是協調協調成功的重要保證。
二、協調的可能性分析
歐元區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已經經歷了一段時期。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的不斷深入，需要在歐元區范圍內采取共同的財政政策，并加強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同時協調各國的財政政策。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乃歐元區的必然趨勢。
（一）集中財政政策協調可能性分析
區域一體化程度越高，成員國越多，集中政策協調的難度會越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現代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工具，兩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發揮作用。
隨著經濟與貨幣聯盟建設的不斷深入，歐元區內，以價格穩定為主要目標的貨幣政策由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執行，需要一種相對集中的財政協調機制來應對不對稱沖擊。但現實情況卻是，歐元區沒有統一的財政部門，財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員國國內。財政領先下的斯塔爾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實現的，中央銀行也不會對單一財政主體的行為進行反應，且隨著一體化的深入，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進一步的政策協調可謂難上加難，建立一種相對集中的協調機制比較困難；在歐洲貨幣聯盟的設計上，《馬約》也沒有對集中財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歐盟財政預算僅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27%，離真正統一財政政策的目標還相去甚遠。因此建立集中的財政政策協調將非常的困難。
（二）分散的財政政策協調可能性分析
在經貨聯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這使各成員國之間的財政政策協調顯得尤為重要。歐元區各成員國間實施財政協調，就是運用財政政策對本國國民經濟施加影響，以實現特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歐元區成員國之間實現財政協調成功與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經濟目標的差異程度、經濟預測、預算周期等因素。
（三）共同的協調意愿
歐元區內各國首先必須有協調的意愿，才有可能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歐元區各個參與國的基本經濟情況并不一樣，經濟周期也不盡相同，對未來經濟狀況的預測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員國加入歐元區的最初動機主要是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因此，各成員國在財政協調過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為一個突出障礙。只有認識到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可靠的經濟預測時，協調意愿才可能產生。
三、財政政策協調路徑的探討
（一）短期財政約束
由于歐元區分散的財政制度與統一的貨幣制度并不匹配，也遠非最佳的制度選擇，但成員國財政趨同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加強財政約束以替代相對集中的財政政策協調對確保歐洲央行單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終實現歐元區內物價穩定的首要目標卻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強財政約束有要求成員國嚴格恪守歐元區的相關財政紀律之意外，還有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修正財政約束或財政規則，加強財政規則與現實的適應性之意。通過實施財政約束，最終促使歐元區各國財政結構趨同，為在歐元區內實現統一的財政政策，建立統一的財政體制打下良好的基礎。要在歐元區成功推行財政約束，有幾點是不可忽視的：
1.把握好財政約束的彈性，保持好平衡
既不能采取過于寬松的財政規則，導致歐元區的成員國恣意使用財政政策，使約束形同虛設。也不能實施有悖于現實的、過于嚴苛的財政規則，致使成員國大范圍觸及規則的警戒線。
歐元區內應設立專門獨立的委員會，客觀評判財政約束的適應性，在不影響財政約束穩定性的情形下，根據實情進行相應修改。這是保持財政約束彈性的一個良方。一旦財政規則被確定下來，那就用鐵的紀律來保障其實施。隨意地破壞財政紀律，會導致歐元區信譽下降，不利于各成員國的財政趨同，還會降低公眾對貨幣聯盟的信心。
2.將“赤字許可證”引入《穩定與增長公約》，正向激勵財政約束
根據科斯定理，只要產權界定明確，行為人之間的交易就能導致外部效應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如果產權界定明確，各種機制能允許人們進行適當的談判的話，那么人們就能以他們交換生產和消費一般商品的權利的方式，交換他們產生外部效應的權利。如果在財政約束當中引入“可轉讓的赤字許可證”，每一個成員國都分配到了數量相當的若干財政赤字許可證，這些許可證可以自由轉讓。如果某一成員國的赤字超過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額，那么它必須購買額外的赤字許可證。這與《穩定與增長公約》中的規定有所不同，超過財政赤字限額的額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罰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場決定的。如果其他成員國擁有足夠的許可證，其價格就會很低廉，若是沒有足夠的許可證，其價格就會很昂貴。當許可證價格低廉時，一個成員國受到非對稱沖擊時，它可以只花相當低的成本運用財政政策抵消沖擊的影響。不突破財政赤字規定的國家也可以為其穩健的行為得到回報，因為成員國可將用不上的許可證賣掉。
（二） 長期協調路徑
從長期來看，歐元區必將出現單一財政體制的格局。不僅財政當局間要進行必要的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也要進行相應的協調，建立相對集中的財政政策體系，這樣才會提高整個貨幣聯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歐元區各成員國經濟情況的許多差異決定了財政協調一體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歐元區的財政協調向更高層次邁進應遵循持續漸進的原則：先從總量進行控制，在結構上容許各國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行調節，逐漸過渡到對各成員國的總體財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導；先從加強各國財政政策協調入手，逐步過渡到財政一體化。
從加強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開始，積極建立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機制，以切實保證財政政策協調的效果：在進行財政政策協調時，對未來的經濟狀況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政策制訂者根據預測來確定各國具體的協調手段及方式，彌補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進行各種改革促使國家間政策目標的一致，保證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的成功。
在向更高層次的財政政策協調遞進時要注意：在歐元區范圍內采取聯合行動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要給予相應的配合；當歐洲中央銀行的利率處于很低的水平，貨幣政策面臨失效的情況下，需要在歐元區，乃至歐盟范圍內采取聯合行動，促進經濟增長；出現經濟衰退，物價上升時，共同財政政策需配合貨幣政策穩定物價；經濟出現過熱時，為避免利率急劇上升，在歐元區范圍內共同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在一部分國家經濟過熱和財政大量贏余的同時，另有部分國家可能出現經濟衰退和嚴重財政赤字，為防止經濟過熱國家實行順周期財政政策，也需要在歐元區內進行政策協調。爭取在歐元區率先實現統一的財政政策，通過財政轉移，重新配置資源，幫助成員國吸收不對稱沖擊的影響，從而縮小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三、財政政策協調可供選擇的模式
（一）財政聯邦制是較為理想的政府組織形式
分散化的財政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分散化的決策體系下，每個地區在進行邊際單位的公共產品生產決策時，往往僅僅考慮區內居民將從這一邊際單位產品中獲得收益如何，而不考慮這種公共產品編輯單位增加的整體社會收益。這就是說，歐盟的個體成員都有一種在尚未達到帕累托最優之前停止公共產品生產的動機。因此分散化的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相對而言，在統一的財政政策體系下，公共決策者追求區內全體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體區域內公共產品的邊際價值就會得以實現。然而，分散化的財政也有其自身優點：可以實現公共產品多樣性。地方政府可以針對本地區居民公共產品消費的特殊提供相應的地區性公共產品，以此適應各個地區居民的消費偏好。公共產品生產者的多樣性還能夠形成公共產品生產的創新動力和競爭壓力，提供更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驅使生產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
因此，統一的中央財政與分散化的地方財政兩種方式都有著各自顯著的優點與不足，從財政聯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穩定經濟，實現最適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產品的三大基礎職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滿足各自管轄區居民偏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避免了公共產品消費方面的福利損失和技術浪費。所以，聯邦財政制度從經濟層面上來看，是理想的組織形式。
（二）統一管理與分散自主相結合財政體系
在財政政策協調的實際操作中，采取財政紀律、財政自治與財政合作相均衡的財政模式不失為一種基本思路，其中：財政紀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門預算赤字及公債水平在長期內處于一種可持續的水平，以免對聯盟整體的貨幣目標造成負面影響；財政自治是為了各國應付可能的非對稱沖擊，緩解因這種沖擊造成的失業并進行經濟與國民收入結構性調整預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財政合作則是統一大市場建設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為了在更廣闊的領域為各成員國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此外，區域成員國之間、成員國與超國家機構之間必須暢通溝通渠道，運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證成員國的財政當局和央行保持緊密的聯系，特別是注重為成員國財政部門了解區域貨幣政策搭建一個多層次、高效的溝通平臺。
歐洲經濟貨幣聯盟采取的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宏觀經濟政策結構，即中央集權的貨幣政策和分權的財政政策。經濟上的趨同使得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權的財政政策成為了可能。因此，在區域層面上應形成統一的財政規則，確保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在制度設計上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和。
（三）財政的一體化模式
在這種財政協調形式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目標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財政一體化所形成的財政共同體當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員國統一財政制度，表現為一種超國家的財政干預。這種方式很顯然可以通過轉移支付有效地對付非對稱沖擊，而且可以與貨幣政策協調搭配，實現歐盟的經濟目標，消除單一貨幣政策與12種分散財政政策協調不一致的矛盾。這種方式是最佳的選擇。但如果變為現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一方面由于歐盟僅僅實現了經濟一體化，還沒有實現政治一體化，國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與整體利益沖突的矛盾依然存在，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各國必須擁有一定的，否則國家名存實亡。而且，就目前從國際經濟秩序及譜盟本身的發展狀況來看，實現財政一體化無異于紙上談兵。另一方面，如果實現財政一體化，就必須在歐盟內部效仿美國的財政聯邦制，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最優分工，既實現了財政效率，又兼顧了社會的公平。而目前在一個12國的歐元區內，建立如此復雜、完備的一套財政體制，并非易事。不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使各國從政府官員到社會民眾在心理上完全認可這套制度，所以，財政一體化模式從經濟效果角度也許是最有的選擇，但實踐中實施起來則有些難度。
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推進，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的實踐中必然走向規范化、對稱化，單一的貨幣政策和逐步統一的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將會繼續帶動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由貨幣政策的統一到共同財政政策，這是歐盟國家和歐元區市場深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歐元區未來的發展方向。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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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2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運用也就是膨脹性、緊縮性和中性三種類型政策的不同組合。現在我們從松緊搭配出發來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同組合效應。
(一)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減少稅收和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增加社會的總需求。松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降低法定準備金率、降低利息率而擴大信貸支出的規模，增加貨幣的供給。顯然，“雙松”政策的結果，必然使社會的總需求擴大。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況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可以刺激經濟的增長，擴大就業，但卻會帶來通貨膨脹的風險。
(二)緊的財政政策與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是指通過增加稅收、削減政府支出規模等，來限制消費與投資，抑制社會的總需求;緊的貨幣政策是指通過提高法定準備率、提高利率來壓縮支出的規模，減少貨幣的供給。這種政策組合可以有效地制止需求膨脹與通貨膨脹，但可能會帶來經濟停滯的后果。
(三)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
緊的財政政策可以抑制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過旺和制止通貨膨脹;松的貨幣政策在于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就是在控制通貨膨脹的同時，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但貨幣政策過松，也難以制止通貨膨脹。
(四)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
松的財政政策在于刺激需求，對克服經濟蕭條較為有效;緊的貨幣政策可以避免過高的通貨膨脹率。因此，這種政策組合的效應是在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同時盡可能地避免通貨膨脹。但長期運用這種政策組合，會積累起大量的財政赤字。
從以上幾種政策組合可以看到，所謂松與緊，實際上是財政與信貸在資金供應上的松與緊，也就是銀根的松與緊。凡是使銀根松動的措施，如減稅、增加財政支出、降低準備金宰與利息率、擴大信貸支出等，都屬于“松”的政策措施;凡是抽緊銀根的措施，如增稅、減少財政支出、提高準備金率與利息率、壓縮信貸支出等，都屬于“緊”的政策措施。至于到底采取哪一種松緊搭配政策，則取決于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及其所要達到的政策目標。一般說,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小于總供給，就應采取松的政策措施，以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而如果社會總需求明顯大于總供給，就應采取緊的政策措施，以抑制社會總需求的增長。
到這里，我們的分析主要還是把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調節效應放在對社會總需求的影響上，實際上，不管是松的政策措施還是緊的政策措施，在調節需求的同時也在調節供給。同樣的道理，在社會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況下，既可用緊的政策措施來抑制需求的增長，也可用松的政策措施來促進供給的增長。因此緊的政策措施和松的政策措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補充的。如果從結構方面看，問題就更清楚。在總需求與總供給基本平衡的情況下，也會有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另一些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在總需求與總供給不平衡的情況下，同樣也會出現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大于求，有的部門的產品供小于求。這樣單純地采取緊的或松的政策調節，都不可能使部門之間保持平衡。因此，還要從結構失衡的具體情況出發，采取或緊或松的政策措施加以調節。由此可見，當我們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實現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時，不能只看到需求的一面，還要兼顧供給的一面。當然也要看到，采取緊的政策措施在壓縮需求方面可以迅速奏效，而采取松的政策措施在增加供給方面往往要經歷一個過程才能見效。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
【摘 要】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工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得好壞直接影響經濟運行。不同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相應的搭配模式。一般在不同時期中央政府會對既定的政策模式下的政策手段、政策側重點給予調整，即縱向協調;在某一時期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政府不僅要調整政策本身，也要注重政策配合系統的整體優化，即橫向協調。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一、文獻回顧
在調節范圍、調節手段、調節的側重點以及作用機理等方面的不同決定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必須緊密結合，揚長補短(賈中慧，2009)。我國加入WTO后，加大了與世界市場的關聯度和互動性，不僅要防患外部經濟的沖擊，也要重視本國經濟政策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隨著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這將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好地協調配合，但是會暫時出現的脫節現象，這就需要加強兩大政策的配合(賈康，2009)。在兩大政策配合模式的選擇上，大多數研究都贊同“財政政策調結構、貨幣政策控總量”的觀點，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選擇相應的政策組合方式，即對“雙緊”、“雙松”、“松緊”和“中性”四種模式的選擇(任碧云，2009)。畢海霞(2006)分析了過往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基本軌跡，發現兩大政策在配合日臻完善的同時，缺乏更深層級的配合，包括調節分工不明確、配合效果不明顯等。影響政策配合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技術因素和非技術因素兩方面，前者是指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手段和工具緊密聯系的因素，后者主要指政策實施的宏微觀環境和政策執行能力等。技術因素由于其對政策配合效果影響的直接性而更為重要(任碧云，2009)。對于兩大政策自身的完善，要側重兩大政策的手段和工具的運用(王國林，2004)，同時注重政策配合環境的建設，主要是相關財政和金融制度的建設，健全貨幣市場，從而提高政策實施主體和執行主體的執行能力(賈康，2009)。
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筆者發現在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模式上，只是簡單地描述IS-LM模型，并沒有突出“協調”，而且單純地從目標與現實的不合，理論性地評價政策配合的效果。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方法缺乏科學性，并沒有真正發現兩大政策的不協調之處，因此政策建議也缺乏針對性。在一定的經濟時期，要優化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最為關鍵的問題是通過某種更有說服力的方法尋找兩者之間配合的不足以及影響政策配合的不利因素。本文首先對協調和配合進行重新界定，并嘗試將協調分為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通過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的縱向對比，探討兩次危機時的政策配合的差異，并分析2008年應對金融危機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試圖尋找現實中兩大政策的配合與協調。
二、政策協調――以兩次金融危機為例
1.概念的界定
在《辭?！分校浜鲜侵竿ㄟ^各方面分工合作來完成共同的任務，協調不僅需要配合，而且需要配合得當。二者的最本質區別在于，前者并不能反映分工合作的效果，而后者包括前者，它既可以指事物間關系的理想狀態，也可以指實現這種理想狀態的過程，強調“理想”。那么政策協調就是指，在既定政策配合下，針對分工合作中出現的與任務目標相悖的問題進行政策手段的調整，以達到政策配合的最優化。因此，我們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協調，而不是配合。本文將協調分類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前者是指不同時期相似經濟環境中，相同的政策配合框架下政策目標、政策有無調整;后者則指在某一的經濟環境下，由于經濟形勢的“左”(與政策調控方向相反)變化或者政策效果與目標相悖時，既定的政策配合模式下會出現某些政策手段的調整。
2.縱向協調――兩次經濟危機
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本次金融危機是近年來兩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其根源是相同的，過度金融創新而忽視了安全性，國內經濟泡沫破滅。盡管二者在影響力度等方面有所差異，然而都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造成的消極影響廣泛，主要表現為出口貿易大幅下降、利用外資情勢惡化、內需不足、經濟增長放緩。
1998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偏松)的配合模式。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財政支出，主要是購買支出和轉移性支出;鼓勵投資消費，刺激出口的稅收政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等。穩健的貨幣政策涉及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的調整，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再看2008年，政策配合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增加財政支出，稅制改革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多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加強窗口指導和政策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
與前次金融風暴不同的是，面臨本次經濟危機，在財政政策方面，我國政府要求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將支出重點傾斜于民生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以及中小企業;稅制不再是小修小補的改良，而是變動了增值稅這一主體稅種，即真正意義上的稅制改革。總的來說，財政政策特別著力于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保障民生，促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貨幣政策方面，由于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更大，下調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率和力度都明顯增加，為了吸引投資，優化投資結構，鼓勵金融機構加大對重點工程建設、中小企業、“三農”、災后重建、助學、就業等的信貸支持，加大對技術改造、兼并重組、過剩產能轉移、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的信貸支持，優化信貸結構。這不再是只關注貨幣政策調節總量的一個轉變，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調節經濟結構。
通過對比，我們得出兩個結論：第一，雖然1997年金融風暴后實施的經濟政策，其目標也是擴大內需、優化結構、刺激消費、投資和出口，但是政策配合中，刺激居民消費的財稅力度不大，且消費人群更關注城市居民民，盡管在增加政府支出也包括對低收入人群消費的轉移性支出，但是政府支出的重點仍然是基礎設施建設，相對忽略了鄉村居民的消費培養;雖然政府已經意識到了拉動經濟增長三大馬車的結構不協調問題，但是政策仍然缺乏向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傾斜。事實也證明，前一次經濟危機暴露的問題，接下來的這一場經濟危機中依然存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有效需求不足、中小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較低等。因此，1997年金融風暴后政策配合模式選擇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手段、調節對象等方面需要改進。第二，2008年經濟危機中的經濟政策不僅刺激投資，更關注內需的擴大，不僅要出口數據上升，更重要的是出口產品競爭力的提升，如利用出口退稅政策限制“三低一高”產品的出口;不再將收入分配的重點置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者和農民給予充分關注。這種政策配合模式中手段和側重點的轉變和調整表明我國進行了政策配合中的縱向協調――不同時期相似經濟形勢下的政策協調，以期更好地解決經濟問題。
3.橫向協調――2008年經濟危機
如上所說，2008年經濟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增加;出口下降，首次貿易逆差，出口企業大量倒閉;消費、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凸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外匯儲備風險增加;證券市場受挫等。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形勢，中央政府果斷實施了“雙松”的政策配合模式，強勁的政策力度使得我國整體經濟復蘇速度較快。當然，其成績是值得我們肯定的，但是配合模式是否“天衣無縫”?
首先看一組宏觀經濟數據。到2010年5月份，CPI為3.1%，首次超過3%的調控目標;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維持高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5.9%，比預測高0.2個百分點;5月份出口增速達48.5%，大幅超預期。再看2010年以來中央銀行調控準備金的頻率：2010年1月18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2010年2月25日，國內存款準備金率上調至16.5%(上調0.5%);2010年5月10日，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農村信用社、村鎮銀行暫不上調。
毋庸置疑，至2009年上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的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出口逐漸回升、居民消費持續上漲、整體經濟回暖。但是進入2009年下半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貨幣供應量和銀行信貸出現了跳躍式增長。貨幣和信貸的高速增長為保證經濟平穩快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但是也帶來了通貨膨脹預期上升、資產市場泡沫加速膨脹的負面作用。因此，2010年貨幣政策更側重于“適度”。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在貨幣供應量上，一方面保持充裕的信貸貨幣，保證經濟運行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在“適度寬松”基調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回收流動性。
這一事實說明了兩點：第一，我國中央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不斷提高，在現實經濟出現了與目標相悖的情況下，對政策手段和側重點進行調整，以達到預期目標。但是這種調整只是貨幣政策自身的完善，并沒有涉及財政政策，忽視了配合系統的優化;第二，不管是貨幣財政還是財政政策，抑或是其他的以調控宏觀經濟為目標的經濟政策，更應該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這才是保持經濟長久增長的關鍵。而不應該只關注形式上的經濟數據，即關注促進經濟質量提升方面的政策而非單純地刺激數量。這兩點也應該是今后兩大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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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3
隨著歐盟經濟政治一體化進程的和歐盟單一貨幣政策的啟動，歐洲中央銀行已開始在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中擔當了執行宏觀調控的責任，雖然歐洲中央銀行作為一個超國家的機構，從建立至今在維持物價穩定、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統一的貨幣政策在運行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需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加以完善。
一、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機制的內在缺陷與矯正
首先，與歐洲中央銀行較高程度的獨立性相對比，歐洲中央銀行擔負的責任較弱。歐洲中央銀行的責任義務應包括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的決策、實施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及最終責任三個方面。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在中期內確保統一物價指數的增長在0%—2%之間，同時授予歐洲中央銀行在不干擾價格穩定的情況下支持共同體的其他經濟政策。也就是說，歐洲央行能夠宣稱其唯一的責任是抑制通貨膨脹，它將不對經濟周期的變化和就業變動承擔任何責任。這與其他中央銀行的職責對比是相當強烈的。在透明度方面，歐洲中央銀行的法規中涉及的條款很少，只是要求歐洲中央銀行至少每季度發表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運行報告。與其他中央銀行不同，歐洲中央銀行是新建機構，要受到市場的嚴格、詳細的審查，金融市場要了解歐洲中央銀行關于經濟狀況和其政策執行情況，有了更好的透明度，可以減少公眾錯誤理解貨幣政策的危險及喪失信譽。因此，歐央行應盡可能地將信息公布制度化、提高透明度。例如，中央銀行可以在年度報告之外定期公布貨幣包括關于貨幣政策的運作和未來計劃的詳細報告及中央銀行向公眾解釋其達到目標的程度。在貨幣政策的最終責任方面，歐洲中央銀行只是向歐洲議會負責，但歐洲中央銀行和歐洲議會的關系不能簡單地與國家議會和國家中央銀行的關系相比較，事實上，歐洲議會不是一個真實的立法機構，盡管在很多情況下，歐洲議會與歐盟理事會一起決策，但在一些重要領域歐洲議會只起到咨詢作用。唯一能夠改變歐洲中央銀行的辦法就是經由成員國一致同意后對《馬約》做出修改，才能改變法規?？梢姡瑲W洲銀行的責任義務是比較弱的，原因是：在歐盟的機構中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能夠執行對歐洲中央銀行運行狀況的監督控制，這種狀況將會給歐洲中央銀行的政治支持帶來長期問題。為彌補缺乏正式的責任義務，歐洲中央銀行應以更高的透明度來強化非正式的責任義務。即歐洲中央銀行向公眾通報其目標和達到目標的立法，保持決策的公開性。另一方面，需盡快建立經濟與政治各領域新的制衡機構。如在歐盟內部建立某種“經濟政府”以平衡中央銀行的權利，并且為中央銀行與各成員之間保持充分的信息交流提供順暢渠道。
其次，從行長理事會的成員構成看，國家中央銀行的行長在行長理事會中擁有明確的多數（18個成員中占12個），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導致歐元體系過于分權；因為國家中央銀行在行長理事會的過大，行長理事會在制定歐元區共同的貨幣政策時，各國中央銀行行長的投票就將對政策的制訂起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就可能存在各國行長投票時過多的照顧國家利益而犧牲整體利益。因此，為進一步完善其權力的制衡機制，應制定相應的處罰機制。
再次，歐洲央行銀行貨幣政策戰略的“兩大支柱”存在潛在矛盾，在實際運用中往往發生沖突。歐洲央行銀行選擇了“兩大支柱”組成的貨政策，即4.5%的M3增長值日標（第一支柱）和基于明確的通貨膨脹目標（第二支柱），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兩個支柱實際上反映了界對通貨膨脹的不同觀點。例如，1999年4月，作為第一支柱的M3增長率表明有通貨膨脹的風險，但作為第二支柱的通貨膨脹目標卻認為有必要降低利率。既然兩個支柱的結果不同，那么對歐洲中央銀行來講不論采取哪一種政策均有據可依，這樣歐洲中央銀行的決策就顯得沒有固定的標準，易在投資者中引起混亂，讓市場難以相信和理解。同樣，2001年5月歐洲中央銀行重新定義M3，它認為實際M3的指標被高估了，因此將非歐元區居民手中的貨幣市場基金從原M3定義中去掉，這樣調整后的M3就明顯低于原設置的貨幣參考值，M3的變動同時引起利率下降，給市場帶來了巨大的波動。歐洲中央銀行調整M3口徑的這種技術性理由無法使市場理解，受到各方的質疑，嚴重破壞了歐洲中央銀行的聲譽。從長遠看，歐洲央行應推行一種與英格蘭或美聯儲相似的貨幣政策戰略，即從兩支柱并重的政策轉換為以通貨膨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
二、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的外在制約與協調
首先，歐盟各成員國水平的差異使歐洲中央銀行難以采取統一、有效的貨幣政策。歐洲央行從框架設計上盡管參照了西方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制度和經驗，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聯邦銀行的操作模式為藍本，兩者在組織結構、貨幣政策目標、工具、獨立性設計等方面都頗為相似。而且其3%的初始利率也是參照了德國聯邦銀行的利率標準確定的?？梢姡瑲W洲央行在政策制定時，表現為明顯的非對稱性安排，即由主導國（德國）的貨幣供給量和利率決定其他成員國的貨幣供給量和利率。盡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聯邦德國始終采取謹慎的貨幣政策而使其有著很高的貨幣信用度，但歐元區各國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線”及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德國式的貨幣政策并不適合所有的歐元區成員國。歐元區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率也是高低懸殊，但在歐元區內，無論增長率高還是低，無論是存在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各國都必須五條件地執行歐洲中央銀行制定的統一利率。這種情況證明，維持歐元區國家實行統一的利率政策，并不適合歐元區每一個特定國家的具體情況。
其次，歐元區統一貨幣政策與成員國相對獨立的財政政策之間存在矛盾。歐洲中央銀行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與過去相比，成員國也就喪失了貨幣政策的自主權，當遇到不對稱沖擊時，各成員國可通過相對獨立的財政政策進行反周期的宏觀調控。歐洲中央銀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欲實現預期的目標往往離不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的配合，但兩者的決策是分離的。這種體制設計上的先天不足必然使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效果被各成員國分割的財政政策效果部分抵消，同時，各國財政政策也失去了貨幣政策的有利配合，兩者的配合優勢不能得以發揮，造成微觀和宏觀上的效率低下。在微觀層面上，各國不同的稅制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障礙，雖然歐盟對成員國的稅制安排和改革已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但目前成員國還是依據各自的稅法制定本國的稅制，并行使其稅收管理權。成員國的稅制各異，稅收差別很大。這成為國際資本在各成員國之間流動的重要因素，客觀上扭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這就要求各成員國之間要進行稅率、稅制的協調來提高要素的優化配置。在宏觀層面上，成員國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干擾了統一貨幣政策的運作。在貨幣聯盟條件下，歐盟各成員國有一種內在的財政赤字擴大的傾向，而且隨著歐元的啟動，市場無論從廣度、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發展，成員國在資本市場上融資更加便利。另外，成員國財政赤字的加大可以刺激本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這既有利于政府征得民眾意愿，同時又可以把通貨膨脹的責任歸于歐洲央行。這就使財政赤字的擴大對各國更具有誘惑力。雖然《穩定與增長公約》對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做了限制，即不得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如果每超過這一標準的一個百分點，就要向歐洲中央銀行繳納相當于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0.25%的無息“穩定存款”。如果兩年內財政赤字仍不達標，則將存款變為罰款。這一標準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保證單個成員國的赤字政策不會引起歐元區的通貨膨脹還有待于實踐的檢驗。可一旦成員國的財政赤字超過了“可維持”的限度，就會使聯盟內利率上升。為減少利率上升對經濟負面的影響，各成員國就會對歐洲央行施加壓力，要求歐央行放松銀根，而這又與歐央行保持物價穩定的目標相悖。而且，財政政策的溢出效應會使一些國家將財政赤字的代價轉移到其它國家，當負面的溢出效應波及到整個歐元區時，有可能引發各國之間的赤字大戰，導致一些國家不堪重負退出歐元區。因此，在統一貨幣政策的前提下，由于財政政策擴張有很大的溢出效應，成員國財政政策的獨立性從長期來看有無效趨勢，通過目前過渡階段的協調走向統一，才能減少其與統一貨幣政策的矛盾。
總之，對歐央行統一貨幣政策的外在制約，可采取以下方式進行改革。一是重新審視歐央行的政策取向，在擴展貨幣政策。目標的同時，使貨幣政策更具靈活性。二是加速歐洲的聯合，減少政治不對稱的影響；同時為貨幣聯盟提供一個更具一致性的利益聯盟，縮小各成員國面臨的內部和外部沖擊時的特異反應和政策偏好的差異。
：
[1]鐘曉敏。論歐盟稅收政策的協調[J].世界經濟，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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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4
關鍵詞：歐債危機 歐元區 經濟一體化 政治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F830.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2)01-023-04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對希臘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擔憂進一步加劇，希臘因債務危機最終走向破產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同時，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已經出現的或將來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問題，更是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并有可能進一步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甚至是國際政治領域。歐債危機的影響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持續時間之長，決定了我們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歐債危機的起因錯綜復雜，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原因；既有經濟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歐元區內部的因素，也有國際經濟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試圖從經濟學和政治學的雙重視角深入探究歐債危機的起因。
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
在歷史上歐洲人曾經以各種方式進行過歐洲一體化的偉大嘗試，但是都失敗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使歐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道路來實現歐洲的和平與福祉。從二戰后的歐洲煤鋼聯營共同體，到1993年的歐洲聯盟誕生，主要是走的經濟一體化的道路。歐元區的成立實際上是二戰后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結出的果實，各成員國讓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貨幣，組成了一個共同的單一貨幣聯盟。歐元區的成立在促進歐元區成員國間的經濟一體化方面也確實發揮過許多積極作用。成員國在加入歐元區之后，享受到了歐元區使用單一貨幣的好處，比如消除匯率浮動，促進跨境貿易和促進跨國就業等，使得政府和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更加便利，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資本流動更加順暢。但是我們還必須看到，歐元區成員國畢竟是獨立的歐洲民族國家，歷史傳統和文化差異在短時期內是很難融合的，各民族國家的利益沖突也仍然客觀存在。因此，歐洲的政治一體化一直都遠遠落后于經濟一體化，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共同司法與內務合作、共同防務政策等方面的進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歐盟和歐元的標準，歐元區似乎可以作為一種國家的～體化模式。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歐盟不但沒能順利解決希臘債務問題，歐債危機反而傳染至更多國家。歐洲金融市場動蕩加劇，還存在著債務危機與銀行危機并發的可能性。歐元及歐盟運作機制當前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考驗，與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關系。與經濟一體化相比，歐洲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大大地落后。沒有政治聯盟作為基礎，經濟聯盟的發展就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障礙。歐元是一種共同貨幣，它的價值及其穩定與否還取決于各國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團結一致。若政治一體化的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對于歐元來說就是致命的傷害。目前急需解決的就是國家的讓渡問題。國家對貨幣稅收的管轄權不僅是國家重要的經濟職能，更是一國的重要內容。對于參加歐元的國家而言，它們已經讓渡了發行貨幣的，但是仍然保持稅收和國家經濟決策的權力。這不是單一的經濟一體化所能解決的，更加需要政治一體化的發展來解決。
由于歐元區經濟一體化和政治一體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員國的國家利益與歐元區共同利益經常存在沖突。作為多種增長模式和多種發展速度共存的經濟聯合體，歐元區成員國經濟發展差異很大，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歐元區的東擴，轉軌中的中東歐國家逐漸加入歐元區，更加加劇了區域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歐元區各國經濟復蘇步伐不統一，德國、法國的經濟開始回歸正常，而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由于房地產泡沫的破裂，經濟復蘇之路曲折。各成員國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訴求不盡相同，但歐洲央行顯然難以同時兼顧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這一問題在單一貨幣體制下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如果有一個好的政治決策機制，當某個成員國債務風險上升時，歐元區應該能夠果斷地尋求一種合適的解決辦法。但是，歐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國家機構基礎上的，各成員國常常在機構設置，席位分配、表決機制等問題上爭論不休。歐元區與歐盟密不可分，歐元區的重大決策中都由這些超國家的機構協調解決，這樣的制度設計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執行力的。在歐元區現行決策體制下，歐洲債務問題不可能迅速得到解決。同時，歐元區設計上又沒有退出機制，出現問題后協商成本很高，這也給歐元區危機處理提出了難題。由此可見，將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置于一個統一的貨幣區內，只搞經濟一體化卻沒有政治一體化，必然存在著諸多難以協調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經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
歐元區各成員國的實際情況不同導致經濟政策各不相同，已經成為歐元區未來發展的重大障礙。雖然成員國在經濟趨同上都達到了指標的要求，但是這種趨同僅僅是表面經濟數據的統一和接近，歐元區真正需要的經濟政策的協調統一還遠遠沒有到來。成員國稅收制度各不相同，失業保障制度以及養老金制度也不統一，成員國不同的通貨膨脹水平與相同的利率之間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不協調，成員國穩定物價的要求與放棄部分經濟后調控手段受限制之間也有難以解決的矛盾。如果歐元區不能較好解決內部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問題，那未來的歐債危機仍然會愈演愈烈。
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還嚴重影響了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按照歐盟條約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應該是具有高度獨立性的金融機構，它對歐元起到保證幣值穩定、抑制過高通貨膨脹的作用，是關系到歐元能否穩定運行的關鍵和基礎。但是從后來的實際情況來看，利益的差異性使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運作大打折扣。歐洲理事會控制著歐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國央行的行長和董事會成員組成的，這些成員都代表本國經濟利益說話。由于各國對貨幣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盡可能影響歐洲央行采取對本國有利的貨幣政策，從而威脅到了歐洲央行的獨立性。有些國家在失去貨幣調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來適應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這些手段也經常地與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抵觸，從而大大降低了貨幣政策的效果。
除了經濟政策的不協調以外，成員國經濟趨同的不穩定也是歐洲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加入單一貨幣體系，各成員國不惜一切代價地向經濟趨同標準靠近，其中很多國家都是臨時突擊的結果。這種經濟趨同標準很難在歐元區啟動后長期維
持下去。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的債務危機，明顯地暴露出這種經濟趨同的不穩定。歐洲某些大國出于政治目的而人為地搞經濟趨同和加快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度，最終必然會出現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對當年希臘為加入歐元區而做假賬，德、法等國心知肚明，但急于擴大歐元區的政治心態壓倒了本來規定的嚴格的財政、經濟標準。希臘等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原本與德、法等歐元區核心國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歐元區后，希臘背靠歐元這棵大樹，大量借貸，福利水平迅速趕上甚至超過了其他國家?？梢哉f，歐元區在成立之初就在經濟領域埋下了地雷。歐元區成立之后不久，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又使得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刺激經濟增長的財政寬松政策，希臘政府的財政原本處于一種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臘根本無法通過公共財政來支撐過度的財政開支，因此在這輪財政寬松政策中出現了債務危機。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的其他國家包括德國和法國等核心國家都以盡量減少本國國家利益損失為出發點，來協調和尋找各方可接受的解決方案，完全沒有當初推進歐洲一體化的決心和進度。從這里也可以看出，成員國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和經濟趨同的不穩定。直接導致了它們在面對債務危機時仍然退守回本國國家利益的底線，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協調成本，還可能會延誤解決問題的最佳時機。因此，對于每一個歐元區成員國來說，未來逐步推動建立協調的經濟政策并謀求穩定的經濟趨同是很必要的。在這次歐債危機中處于困境的國家必須更多地服從歐元區的統一領導。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希臘在這次危機中實際上已經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將更多地受制于歐洲央行和歐盟的干預，這種情況以后可能還會發生在歐元區其他成員國身上。
三、貨幣政策的集中化和財政政策的分散化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國家調控經濟運行的兩大最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兩大政策的應用中，其調控的側重點、調控目標、調控影響等方面均存在差異。貨幣政策更多地側重于總量的調節，更多地側重于保持幣值的穩定，且在治理通貨膨脹的時候作用更突出：而財政政策可能更側重結構性的調節，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比較突出，且在治理通貨緊縮的時候作用更突出。因而，為實現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宏觀經濟目標，客觀上必然要求將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統籌安排合理搭配使用，這在一個國家內部通常是很容易實現的，但歐元區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則具有較大的特殊性。歐洲區內的國家并非一個普通意義上的國家，雖然歐元區的財政政策仍由各國政府自主制定并執行，但由于歐洲一體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員國將自主制定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力讓渡給了歐洲央行，由超國家的歐洲央行制定并執行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即歐元區實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財政政策與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搭配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梢哉f，這一制度設計是歐元區的最大特色，但也為當前的歐債危機埋下了伏筆。原因在于，各成員國自主實施的財政政策的目標主要是為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等問題，而歐洲央行實施的貨幣政策目標則主要是為維持低通脹并保持歐元的對外幣值穩定。
按照經濟學理論，當一國財政狀況惡化時，其信用將會降級，由此導致發行國債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場對其繼續發行債務還會附加諸多限制條件，這都會減少財政狀況惡化的國家發行國債的可能性，進而對該國政府控制國債融資和政府赤字規模形成約束。但因歐元區實施的是集中統一的貨幣政策，因而金融市場對歐元區各國政府財政赤字融資的制約機制無法發揮作用。而且，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歐元區在一定程度上還為不達標的赤字國發行債務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如加入歐元區之前的希臘，意大利等國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債務背后的信用擔保能力已較低，但這些國家加入歐元區后并沒有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以削減赤字，而是更加專注于通過擴張財政預算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實現本國經濟增長及解決本國失業問題，將由此可能引發的通脹及歐元匯率穩定問題均拋給貨幣政策的統一執行者歐洲央行。由此可見，歐元區先天的內在制度設計缺陷，使歐元區各國家不僅喪失了主動彌補財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從而釀成當前非常嚴峻的歐債危機。面對歐債危機的爆發，歐元區各成員國仍無法在本國范圍內單獨采取任何貨幣政策來調整，只能寄希望于歐洲央行的統一安排，而這又發生很高的溝通成本，需要很長的協調時間，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應時機，造成很大的經濟波動和危機的可能。
四、區域經濟差異和產業結構失衡
歐元區各個國家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在經濟體制與運行方式上與德，法等國家也有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可以這樣說，在歐元區內部，經濟強國的發展優勢與弱國的發展劣勢越來越突出，兩極分化的趨勢也變得越來越明顯。經濟強國帶動不了弱國，弱國的放緩也同時拖慢了強國的發展。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國既沒有特殊的地域優勢，沒有很豐富的自然資源，在科學技術方面也沒有明顯領先的優勢。以希臘為例，其經濟發展非常畸形，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很低，房地產泡沫相當嚴重。希臘的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市場競爭不充分，資源配置效率不高，處于壟斷地位的希臘公共企業改革阻力較大，公用事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后。希臘的國有企業不僅自身效率低下，服務質次價高，成為財政包袱，而且政府為了拉攏選民，贏得大選，還不得不大力擴展公共部門，進一步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臘低迷的經濟不能支持其龐大的財政支出，最終導致經濟泡沫逐漸破裂。失業率居高不下，銀行業壞賬率激增，債務危機的爆發難以避免。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希臘等南歐國家的債務危機反過來也在制約德國等歐元區主導國家的融資能力，導致德國國債的再融資成本增加。例如，德國政府在最近發行國債時就遭到資本市場冷遇，投資者認購很不積極，最終導致德國央行不得不出手購入超過市場需求的國債，以避免此次國債拍賣失敗。作為歐洲頭號經濟強國的德國長期國債一直是資本市場熱捧的優質資產，如此高比例的德國國債在市場上不能售出尚屬首次，反映的是投資者對歐元區經濟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為歐元區經濟信用等級最好的德國尚且不能在資本市場充足地融資，歐洲其他國家的境況可想而知。最近這次德國國債發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資本市場對作為歐元區實力最強的德國經濟能否免于遭受歐債危機的擔憂，也是德國經濟遭受歐元區債務危機拖累的一個信號。
從產業結構的角度來看，在金磚國家的經濟迅速增長的過程中，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占據了世界絕大部分市場，而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則幾乎壟斷了高科技產品市場，因此國際制造業市場中留給希臘這類國家的份額就微乎其微了。希臘進入工業化的時間相對較短，由于受到自然資源等諸多先天條件的限制，對制造業產品的進口依賴度很大，而
象希臘原來的傳統產業如航運和旅游等，又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受到劇烈沖擊，因此希臘的就業率和勞動生產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在經濟低迷時期，國家只能采取積極的經濟刺激政策，這又使得財政支出大幅度增加，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臘在面臨經濟危機時的財政壓力。在其他南歐國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其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和希臘也很類似，缺乏制造業支撐的產業空心化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都是這場歐債危機的直接導火索。
五、人口的老齡化和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
歐洲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公共財政背負著很重的養老金負擔，必然會表現為相關國家的公共債務不斷上升。除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巨額養老金支出，歐洲的教育醫療福利、失業救濟、帶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項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屬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歐洲和美國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美國社會較歐洲更為開放，吸收的外國移民也比歐洲多，但是多年來美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卻是歐洲的兩倍左右，失業率也只有歐洲人的一半，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社會福利水平比歐洲相對要低很多。與美國不同，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可謂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安全網”，除了經濟活力受損外，還帶來社會制度的僵化。在歐洲的選舉政治下，歐洲國家不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不斷地被強化，沒有哪位政治家或選舉候選人能強力推行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的財政政策。因此，歷史因素和現實利益交織在一起，使得歐洲很多國家的“寅吃卯糧”狀態持續了很多年。近年來，歐洲一體化的快速推進和歐元區的成立雖然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種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最近幾年，很多財政能力有限的南歐國家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國和北歐看齊，而完全不顧及本國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最終導致債務無法按期償付的危機。
在社會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歐洲各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差異。就希臘而言，其債務危機的一個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錢才能過日子，這樣寅吃卯糧的狀態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可以這樣說，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有其必然性，這場債務危機的到來只是早晚問題。除希臘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信用評級最近不斷被下調，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過國家財政能力的不合理社會福利政策所導致。因此，這場歐債危機的爆發確確實實給歐洲高福利國家的公共政策敲響了警鐘。
到目前為止，歐債危機的影響還遠未結束，歐洲經濟也沒有出現回暖的跡象。歐洲的這場危機對于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來說，同樣具有很強的警示作用。首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統一應該成為我國未來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主要著力點，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收支結構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點予以關注，我們今后絕對不能出現歐洲這樣的債務危機。其次，在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應該成為今后需要重點解決的改革攻堅點。最后，我國當前在產業結構升級和縮小區域經濟差異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應該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視野中重新審視和思考，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戰略指導下開展的海外投資活動也必須要具備更大的彈性和靈活性，既要注意規避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各種風險，又要把握好歐債危機帶給我們的戰略機遇，更好地為我國的國家利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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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5
我國目前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實質上從1994年以來我們實施的卻是“內在的固定匯率”政策，將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穩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對這種匯率制度選擇多作評價，而面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巴西金融局勢動蕩我們繼續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卻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這進一步使我國的匯率政策呈現出固定匯率制的色彩。
面對嚴峻的出口形勢，我們選擇了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理論上講，既可以選擇財政政策也可以選擇貨幣政策，或兩者并舉。但是，受我國目前匯率目標的制約，僅靠貨幣政策手段刺激經濟幾乎難有作為。在浮動匯率制下，為了增加產出，中央銀行可以購入國內資產以增加貨幣供給，而這將改變貨幣市場與外匯市場的均衡，并使本幣貶值。在固定匯率制下，為阻止本幣貶值，維持既定匯率目標，中央銀行須在外匯市場上出售國外資產換取本幣。隨著本幣供給的下降，資產均衡回到初始位置，產出沒有增加?？梢娺@時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無力對該國經濟的貨幣供給或產出產生影響。我國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種判斷。
二、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抵消對本幣貶值的壓力，促進產出增加
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支出或減稅，可以擴大需求，增加產出。隨著產出的增加，對本幣需求增加，從而產生對本幣的超額需求，進而改變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或者本幣升值，或者本幣貶值的壓力得以釋放。如果要阻止超額貨幣需求對本國利率上升和本幣升值的作用，中央銀行可以用本幣購入國外資產，增加貨幣供給，保持匯率不變。這樣可以既實現擴大產出，又保持匯率不變的雙重功效。
與貨幣政策不同，目標匯率制下的財政政策可以直接影響產出，而且比在浮動匯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財政擴張帶來本幣升值，使得本國產品和勞務更加昂貴，從而部分地抵消了財政政策對擴大需求的直接影響。在目標匯率制下，中央銀行被迫購入外匯，增加貨幣供給。這種非主動的貨幣供給增加加強了財政政策自身的擴張效應。我國1998年下半年適時作出增發1000億元國債的決定，當年擴大財政赤字500億元，并要求銀行提供相應配套資金。這使我國在外有金融危機逼近國門，內有長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基本實現了年初確定的8％的經濟增長目標，為目標匯率制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個經典例證。財政政策與產出Y和匯率E的關系如下圖所示。積極的財政政策使產品市場均衡曲線由DD[，1]移至DD[，2]，匯率由E[，1]升值至E[，2]（此處可理解為單位美元的人民幣價格），產出由Y[，1]增加到Y[，2].
AA：資產市場均衡曲線
DD：產品市場均衡曲線
三、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改善產業結構為貨幣政策留下運作空間
巴拉薩——薩繆爾森理論認為，在貿易品生產部門，窮國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富國；而在非貿易品生產部門，二者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計。因此，窮國非貿易品部門的生產成本較低，非貿易品的價格水平也隨之降低；富國貿易品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較高，非貿易品價格從而整個價格水平都比較高。戰后幾十年日元不斷升值與日美兩國非貿易品價格變動可以作為該理論的實證。資料顯示，以貿易品衡量的非貿易品價格在兩個國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從1973年到1983年，美國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上漲了12.4％，而日本上漲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貿易品和非貿易品兩部門之間的生產率差異，加上日本的通脹率低于美國導致了日元對美元的不斷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是一個窮國，我們的出口產品中初級產品還占有一定比重。這幾年我們比較注意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機電產品和名牌產品的出口。1998年中國機械和電器設備出口增長了12.2％，出口額達665.4億美元，1999年增長目標為7.5％。以后，我們可以繼續用減稅、財政擔保等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和促進附加值和技術含量“雙高”產品出口，這方面還有較大活動空間。只要我們在貿易品部門的生產率不斷提高或不斷擴大貿易品范圍，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可以預期人民幣會隨著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的上升而出現升值，我國的實際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國際水平，這為我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運用貨幣政策給予配合開辟了空間。如果是適度利用外債，購進關鍵技術設備，正如我們1998年發行的10億美元全球債券，它不僅有利于國際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結構，而且還可避免內債的“擠出效應”。
四、應注意的其他問題
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配合以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緩解我國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促進擴大內需，這是以現代經濟學對我國目前經濟狀況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同時也必須指出，當前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作為短期政策措施運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內主動執行的較為寬松的財政政策體系，目的是自覺運用財政手段在市場經濟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長期執行財政擴張政策，通貨膨脹預期將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財政政策的作用：從長期均衡出發，永久性的財政政策改變不會影響產出，改變的只有物價，從而不利于匯率穩定。正如美國前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產性投資的增長就越慢，赤字的規模不影響產出和就業。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范文6
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指流通中的貨幣過多，一般變現為物價水平的持續普遍上漲。通貨膨脹初期，企業銷售收入會增加，同時因低價原材料生產的庫存產品成本較低，公司利潤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通貨膨脹初期商品價格上漲時，生產材料價格一般領漲于其他商品價格，生產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上市公司股價領漲。通貨膨脹后期，導致生產要素價格大幅上揚，企業成本急劇增加，盈利減少，通貨膨脹也加劇社會經濟矛盾，政府也會提高利率抑制嚴重的通貨膨脹，投資者退出股市，從而股價下跌。
利率水平：利率水平的變動對股市行情的影響最為直接和迅速，一般說，利率下降時，股票的價格就上漲；利率上升時，股票的價格就會下跌。但是股市與利率也不是絕對的相悖，有些相對特殊的情況，當形勢看好，股票行情暴漲的時候，利率的調整對股價的控制作用不會很大；當股市處于暴跌時，即使出現利率下降的政策，也可能會使股價回升乏力。
匯率水平：外匯行情與股票價格也有著密切關系。一般說，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實行升值的基本方針，股價就會上漲，一旦其貨幣貶值，股價隨之下跌。匯率變動對一國經濟的影響程度取決于該國的對外開放度，隨著各國開放度的不斷提高，股市受匯率的影響也日益擴大。
財政政策：政府運用財政政策來影響國民經濟，一方面能夠在經濟繁榮時自動抑制膨脹，在經濟衰退時減輕蕭條，通過這種內在的穩定器調節社會供需；另一方面通過“相機抉擇”發揮財政政策的只能。總體說，擴張的財政政策（減少稅收、增加政府支出和國債發行）會促使股價上漲；緊縮的財政政策對股價影響正好相反，是抑制股價上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