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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1
企業財務會計的存在和發展必然受到本國多種客觀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客觀因素的情況直接決定了企業財務會計發展的途徑和方向，所以這也就造成了全世界各國企業財務會計的的不同和差異，這就使得企業財務會計這一概念帶有非常明顯的社會特征。本文主要探討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發展及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方面的影響，認為企業財務會計在經濟管理活動中應與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協調發展。
二、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發展的影響
在眾多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因素當中，能夠形象到企業財務會計的有很多，例如：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和法律等，其中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是最重要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發展的影響主要有：（1）經濟體制?？v觀世界各國的企業財務會計準則，其產生和發展的軌跡都與經濟體制息息相關，可以這么說，體制的不同導致了企業財務會計理論和方法在各國的不同，這也就使得每個國家所指定的企業財務會計規范也不盡相同。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整個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私有制經濟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體制在宏觀上要求市場作為經濟活動的風向標和主體，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主要利用各種經濟杠桿作用來對市場進行引導調節，把好機制關；在微觀的層面，就要求無論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都應該建立完整的現代企業制度，以市場為導向，遵循市場的規律，獨立自主的完成經營活動。為與此種特征相適應，企業財務會計計量的客觀公正性就顯得至關重要，相關財務信息能否及時有效的反饋對企業的發展決策是息息相關的。（2）經濟發展水平。企業財務會計的發展水平一定是受到本國經濟發展水平制約的，企業財務會計的發展和水平必須與社會的實際經濟狀況相適應，可以說商品經濟的發展需求就是企業財務會計產生和發展的源動力。任何新的企業財務會計思想的發生發展和企業財務會計準則的確立，都是和國家的經濟政策以及社會的經濟狀況密不可分的，可以說企業財務會計就是經濟發展的伴生物。由此，我們可知經濟水平的高低，發展速度的快慢是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發展的主動力。（3）知識經濟。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知識經濟的時代已經到來，在這種“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下，對經濟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企業財務會計這一領域也面臨著改革和發展的嚴峻挑戰，這種挑戰帶來的不僅僅是壓力，更多的帶來的是發展的機遇。知識經濟的核心就是經濟的發展以知識為核心和依托，摒棄了以往一貫的依賴資源促進經濟發展的傳統細想。知識經濟不斷的發展，必將帶來新一輪經濟發展和增長的契機，當然作為經濟伴生物的企業財務會計也必將獲得巨大的發展機遇。另外知識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這也為發展企業財務會計提供了可能，為其提供諸如計算機、網絡等一系列便捷的設備，這些東西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提高了企業財務會計工作的手段。
三、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影響
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是指企業對未提供的反映企業某一特定日期的財務狀況和某一企業財務會計期間的經營成果，現金流量等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的文件。從這一概念我們不難看出企業財務會計報告對企業決策的重要性，對企業財務會計報告起到根本影響的因素主要有兩項：一是國家的經濟狀況以及相關的政策法規；二就是使用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的使用者的實際需求?，F如今，隨著科技和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的認知觀、思想觀都在發生著深刻而巨大的變化。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導致傳統的企業財務會計信息與實際的社會經濟嚴重脫軌，甚至與現實的經濟發展需求背道而馳，這種情況的出現和愈演愈烈都已經說明傳統企業財務會計報告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緩。（1）社會經濟狀況和國家經濟政策對企業財務會計發展及對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影響。所謂知識經濟是一種直接依靠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的經濟，由傳統的工業經濟發展而來、并與其相區別。與傳統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相比，它有如下特征：一是落知識資本取代資本資產的首要地位，提高了無形資產的重要性。它們取代了傳統經濟形態下資本資產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二是新經濟形態是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責任觀”日益受到重視，它要求經濟、高效的利用資源；三是信息高速傳遞，信息產業崛起為改革傳統的信息傳遞手段提供了條件。（2）知識經濟條件下的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內容。新經濟形態對企業財務會計的貢獻在于它擴大了傳統企業財務會計的視野，彌補了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系統的不足，它是對傳統企業財務會計繼承基礎上的新發展，它把企業財務會計特有的確認、計量核算和報告拓展到了知識的領域。一份完整的財務報告在報告之外還應該涵蓋和說明與之相關的情況信息以及先關資料。其中，財務報表有報表本身及其附注兩部分構成。附注是財務報表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報表至少應當包括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3）知識經濟條件下企業財務會計報告的表現形式。在傳統的信息傳輸技術條件下，以報表的方式來交換信息已被實踐證明是最有效和最節約成本的方式。這種方式一直沿襲了幾千年，成為國際通用的信息傳遞方式。但這種方式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表現在：一是以數字為主，只揭示少量的非數字信息，一方面導致許多難以定量的信息不能充分批露，另一方面，這種方式不直觀，它要求信息使用者有較高的素質；二是時效要求嚴格，企業財務會計是否重要主要取決于經濟發展的狀況，簡言之就是經濟發展的水平越高，其企業財務會計的作用就越大，在企業財務會計界當中始終不變的話題就是企業財務會計信息的質量問題。在新經濟經濟形態下，要提高企業財務會計信息質量，我們不但要研究新經濟時代的企業財務會計環境的特征，完善企業財務會計理論，還要加強企業財務會計隊伍的培訓，把現代化的技術應用于企業財務會計報告模式之中。
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2
[關鍵詞]法國 競爭法 歐洲化
法國的競爭法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的經濟自由主義理念，這一理念是競爭法產生的核心依據?？梢哉f，在歐洲，競爭自由的觀念首先在法國獲得政治地位。但直到1986年法國才對卡特爾進行立法控制。在法國，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一直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從價格管制到處理經濟蕭條，指令性計劃一直是法國經濟政策的重要方面。雖然在大多數經濟領域，市場的開放度和競爭的活躍度都很高。在這種背景下，大力的競爭政策舉措也姍姍來遲。
1986年以前的競爭立法概念不清，目的不明，體制混亂。具體而言，1791年頒布的《制帽法》禁止同一個商業組織成員為他們的共同利益進行結社。1810年，《刑法》419條禁止通過串通操縱食品或其他商品的價格，使其高于或低于自然形成的價格，違反者將被罰款或監禁。這條是針對拿破侖戰爭期間，商人操縱短期商品的價格的問題而制定，直到1986年才被廢止。在19世紀下半葉，法國開始展開有關競爭制度的討論。法院在適用《刑法》419條時開始試著區別好的和壞的卡特爾，并在后者中找出幾個進行制裁。1926年法院的司法解釋被吸納到419條的修改中，這樣做的結果非但沒有加強國家對卡特爾的控制，反而縮小了419條的適用范圍。次年（1927年）法國代表團在世界經濟大會上提出了一項控制卡特爾的計劃。但正當其他國家對競爭立法產生興趣時，法國國內卻反應冷淡。到了30年代，歐洲開始流行兼并主義，卡特爾被當成增強國家競爭力的手段得到政府的推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法國又出現了對卡特爾的怨言?！?945年法令》規定拒絕交易、價格歧視和其他一些類似行為是非法的，事實上將競爭問題歸結為非法定價問題。雖然該立法并非一部競爭法，但卻成為未來法國競爭法的基礎。至少從形式上說，法國的競爭法是通過修改價格管制法發展起來的。1953年政府頒布了一項法律來執行《1945年法令》，這個新法令看起來更像是一部現代的競爭法。但此法令只適用于對價格造成影響的聯合行動，并不針對單一的公司行為。同時法令規定了例外情況，如果影響價格的聯合行為符合其他法律法規或被官方批準可以得到豁免。該系統在1963年將濫用支配地位包括進來。但直到70年代末期，1963年的修改規定沒有正真被適用過。
執行機構方面，戰后價格管制的決策者是經濟財政部，該部門的部長是發表價格指導意見的決策人。此外1953年的法令還增設了一個合同技術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外部專家負責調查被指控的違法行為并向經濟財政部提供建議。這個機構的作用看起來像一個設置在政府之外的法庭，不同的是他缺少了司法的強制執行力。該機構被認為是一個行政機構之下的附屬部門，作用有限。
20世紀70年代，外部經濟環境的沖擊使法國政府認識到行政計劃的局限性。放松價格管制成為刺激經濟的手段之一。1977年和1978年，推崇自由經濟的總理雷蒙·巴爾開始用競爭法體系取代價格管制。這時期的變化包括制定了禁令和罰款，將技術委員會改名為競爭委員會并擴大其資源，最關鍵的是規定了對合并進行控制。這些變化為以后的改革做了有益的準備。
總結1986年以前的法國競爭法可以發現，這時期的競爭法是邊緣的。法國更關心的是如何控制價格、推行產業政策，而對于競爭的認識模糊，以至于競爭規則始終處于另外一些法律范疇下。這種現象有助于我們理解法國官員在歐共體競爭法的立法過程中，總是表現出不愿意建立嚴格的競爭法規則的原因。
20世界80年代中期，法國政府一改過去的傳統，開始減少管制和促進競爭。1986年法令的頒布使法國競爭法改革邁出了一大步。這次法案遵循了《羅馬條約》的第81、82條的基本結構。為了將行政干預改變為依靠市場的競爭，政府重點改造了執法機構。競爭委員會提升為競爭審理委員會，使其成為獨立的權力機構。該機構可以主動提訟、命令并實行罰款。法國的變革被許多人認為是各國競爭法以歐共體競爭法為中心時代的開始。
2001年的《新經濟規制法》對競爭制度進行了全面整理編輯。同時《新經濟規制法》改進了調查的程序和決策，增加了通知義務，加大了制裁的力度以及豁免的規定。這些措施的提出主要是源自歐共體的相關法律和執法實踐。目前，法國競爭法有關限制性協議，占支配地位壟斷和合并問題都是按照歐共體競爭法模式和原則規定的。不同的是，在法國，企業不必提交申請批準或得到豁免（除了合并）就可以直接從事相關行為，經濟利益的平衡可以導致濫用壟斷地位得到豁免。雖然被豁免的實例很少見，但法國的法律還是殘留著獨特的遺產。商法中還有關于價格控制和針對反不正當競爭的政府權力。
目前有兩個機構負責執行競爭法，一個是競爭、消費政策和制止欺詐總局，屬于公共經濟財政工業部的一個機構。另一個是競爭審理委員會，屬于獨立的行政機關。雖然它并非司法系統，但它的執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相近，而且有關裁決可以被上訴到巴黎法院。兩個權力機構的并存雖然會導致沖突的出現，但習慣對經濟進行行政控制的法國還是不愿意完全排除政府對競爭政策的干預。
參考文獻：
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3
關鍵詞：城鄉收入差距；經濟增長；要素流動；新經濟地理學；狀態空間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XX.XX
中圖分類號：F062.5 文章標識碼： 文章編號：
The Research about Urban-rural Income Gap， Fact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YANG Meng-yua， YANG Fangb
（a.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b.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Abstract：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s from the rational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till exists despite the economy getting better. Assuming that the behavior of economic agents， it discusses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factor mobility，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evolvement in above both ele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ly by the method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nally， taking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it builds state-space model to testif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elements flow and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time-lag effect and time-variation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gap， and the gap have an impac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slowing down. Based on above， it is feasible to strengthen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promote the rational flow of factors， deepen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djust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policy of land transfer， activate the rural factor markets， and ensure the rural economy growth.
Key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economic growth； factor mobilit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tate space model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城鎮化水平快速發展、經濟開放程度逐漸提高、要素流動日益加快的發展時期，但由于市場發育不完善、區域資源稟賦差異和政策傾斜等原因，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二元經濟結構依然突出。十報告指出“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因此，準確解析城鄉收入差距、要素流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充分發揮城鄉優勢、縮小城鄉差距的根本前提，對全面深化改革和統籌城鄉具有重要意義。
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并不存在一個以勞動力要素無限供給為特征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但Hayashi和Prescott（2008）承認了在“馬爾薩斯”和“索羅”之間存在著一個關鍵任務，即消除約束勞動力流動障礙的過渡階段。傳統經濟增長理論強調要素積累作用，但是忽略了要素流動本身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張幼文等，2013）。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觀點看，存在一個向心力發揮主導作用，這種向心力就像“黑洞”一樣吸引的要素和廠商向中心集聚。假定經濟主體均是理性的，消費時追求多樣的產品選擇；農村勞動力為了增加收入，傾向于從農村流轉至城市；政府除經濟職能外，還具有社會職能；資本流動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則；要素在空間流動過程中存在運輸成本。基于上述假定，試圖將城鄉收入差距、要素流動與經濟增長三者納入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以城鄉二元結構為邏輯起點，著眼于城鎮經濟增長，以農村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和城市資本要素比較優勢為前提，忽略城市資本向農村流入。重慶作為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于一體，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突出，是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長江經濟帶的建設和促進中東西部協調發展中具有重要戰略性作用。因此，經驗分析部分將選取重慶對理論分析結果進行驗證。
1 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增長理論和計量經濟學的發展，有關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不斷豐富。國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Perssson & Tabellini（1994）3和Knack & Keefer（1997）4認為收入分配越不均等，轉移支付率越高，經濟增長率則越低；同時存在相反觀點，如：K.Forbes（1998）5。另外，Barro（2000）6發現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之間存在某一閥值，低于此閥值時負相關，反之；二是經濟增長中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
國內研究總體上延續了國際趨勢，地區差異形成原因方面，陳釗、萬廣華、陸銘（2010）7認為差距的形成在于壟斷行業。定量研究方面，呂煒、儲德銀（2011）8研究表明城鄉差距與經濟增長總體上呈現顯著非線性關系，但存在地域差異，東部城鄉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為正，中西部則相反。另外，國內學者對倒“U”曲線對中國的適用性展開了實證研究，王小魯、樊綱（2005）9則認為雖然城鄉居民收入變動趨勢在數學上具有庫茲涅茨曲線特征，但從現實角度看很難確切證實；陳宗勝、高玉偉（2012）0提出中國收入差距正呈現“階梯形”上升，但上升趨勢已趨緩。劉田（2013）[11]認為教育水平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很可能呈現倒“U”型，但未給出理論證據。
現有學者在研究收入差距成因時，多專注于單一方面的聯系，缺乏多維視角。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要素在區域、產業、部門之間發生了大規模轉移，直接影響了城鄉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因此，將要素流動納入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分析框架中，從空間演化視角，注重分析空間演化結果，對三者的關聯性進行探討實為必要，以區別于現有研究。
2 理論分析
2.1 經濟主體行為假定
借鑒劉易斯（1954）的二元經濟模型和田新民（2009）12建立的三部門分析模型，本文擬建立由生產率較高的城市與生產率較低的農村兩區域組成的兩區域模型，農村轉移勞動力、城市勞動力和政府部門構成經濟主體。政府部門的目標為追求總收益最大化。假設城市和農村兩區域的就業條件等環境變量恒定和各經濟主體理性，農村勞動者為實現收入最大化，選擇遷移至城市，城市勞動者則要與政府轉移支付意愿達成一致。
假設農村勞動者獲得的收入為 ，為實現收入最大化，將滿足以下假設： ，其中 為二值選擇變量， 為選擇函數， 為農村勞動者收入， 為城市勞動者平均工資，與勞動者邊際產出相等。 為農村勞動者遷移的預期成本，農村勞動者收入最大化選擇行為可描述為：
（1）
政府行為可描述為：
（2）
其中 為城市經濟效率指數， 為城市部門聚集系數， 為城市最適人口規模，由自然條件 和人口承載力 決定， 與 為農村轉移人口和城市人口?？梢?，農村勞動者的遷移決策取決于城鄉收入差距與遷移成本，一般而言，短期內遷移成本假定為常數，那么農村勞動者的遷移決策則取決于城鄉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越大，遷移意愿越強。政府在對待城鄉二元關系中，以GDP增長為目標。城市勞動者收入由市場決定，實現集體收入最大化，需要政府支持，當集體意愿足夠強烈且與政府目標一致時才能實現。
2.2 城鄉收入差距、戶籍松動與勞動力流動
泰爾T指數既考慮了收入占比變化，又考慮了城鄉人口結構變化，因此用“城鄉人均收入比”來衡量城鄉差距更加合理。設定農村人口 ，城鎮人口 ，農村人均收入 ，城鎮人均收入 ，則人均收入為 ，城鎮化率 ，農村人口比重 。根據泰爾T指數的定義：
（3）
（4）
令（4）=0，得：
（5）
令 ，則
， （6）
推導可知，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鎮化率呈倒“U”型關系 。
假設條件下，若農民“農轉非”后，收入為 ，轉變前泰爾T指數為：
（7）
轉變后泰爾T指數為：
（8）
實踐中，“農轉非”并非一視同仁，反而具有門檻。如重慶2010年對戶籍準入要求是：在主城區務工經商五年以上，或購買成套商品住房，或投資新辦實業三年累計納稅10萬元或一年納稅5萬元以上。因此，戶籍松動拉大了統計意義上的城鄉收入差距，不難得出 。由城鄉人均收入比與泰爾T指數在反映城鄉收入差距時的一致性，可得出：
（9）
由（9）可知，城鄉人口比與城鄉人均收入比值決定臨界值的大小，城鎮人口越多或城鄉人均收入比越大，臨界值越小。當y大于轉入城鎮以后人均收入的某個值時，城鄉差距會擴大；而該值隨著轉入城鎮人口比例的擴大而逐漸減小，即“農轉非”過程中需要的y越來越小，更多農村人口將轉移至城市；反之，如果y小于該值時，城鄉收入差距將縮小。
2.3 城鄉收入差距、要素流動與經濟增長
從空間演化上看，城鄉之間的要素稟賦差異成為城鄉收入分配不均的最初原因。隨著社會發展，城市聚集人口越來越多，生產生活條件逐漸改善，要素流動促進了城市經濟增長，新經濟地理學派認為，本地市場效應與價格指數效應構成的向心力導致經濟要素的空間集聚，促進了經濟增長。城鄉差異引起要素向城市集中，加強了向心力作用，城市經濟環境的改善則進一步強化要素集聚，引起規模效應，加大城鄉發展差異，其中政府支出偏向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從經濟增長驅動力上看，城鄉收入差距將通過消費、投資與出口三個中間環節促進經濟增長，城鄉收入差距引起要素集聚，促進社會投資和消費，應對要素集聚的負影響，政府對于城市基礎設施的支出也隨之增加，外資也會因為要素集聚帶來的廉價勞動力而增加。
因此，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下，如果城鄉收入差距給定，城市向心力作用將發揮主要作用，另外，要素集聚帶來的規模經濟和其他外生作用將使集聚作用進一步加強，促進經濟增長。同時，生活和生產成本逐漸上升，產生離心力，經濟增長趨緩。如果技術進步不能控制成本，產業不能及時升級或轉型，經濟增長會進一步放緩。因此，城鄉收入差距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首先表現的較為強烈，當達到某一峰值后放緩，峰值取決于城市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具有典型的門檻特征。
3 經驗分析
3.1 指標設定與數據來源
本節將對上述理論分析的結果進行計量檢驗，重慶直轄（1997）后行政區劃發生巨大變化，因此，直轄前（1993～1996）的數據按照現有重慶行政區進行了整合，截至2013年共21年。模型Ⅱ的數據則直接采用了自然年份為1985-2012年共28年的數據，以下分別了分析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與政府經濟活動參與度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指標設定、計算方法及數據來源見表1，樣本描述性統計見表2。
3.2 相關結論驗證
3.2.1 勞動力流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倒“U”型關系的初步檢驗
（10）
R2= 0.701，SE= 0.024，DW=0.538
進行殘差的LM檢驗后發現回歸方程存在序列相關。為此采用AR（1）模型，以城鄉收入差距的一階滯后變量來表示未納入模型的其他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估計結果 為：
（11）
R2= 0.847，SE= 0.018
LM檢驗及上述結果表明，城鎮化率與城鄉收入差距間存在倒“U”型關系，為證明上述結果的穩健性，在此基礎上加入政府支出、產業結構以及對外開放度等控制變量，結果表明城鎮化率平方項的系數為負，結果穩健。
3.2.2 模型1：城鄉收入差距與要素流動的關系檢驗
傳統經典回歸模型與ARIMA模型，雖有良好的分析與預測效果，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狀態空間模型一般用來估計不可觀測的時間變量，如：理性預期、測量誤差及長期收入等，不僅具有良好的統計性能，而且能夠反映變量間的動態關系。狀態空間模型表示動態系統的優點是將不可觀測變量（狀態變量）并入可預測的模型并與其一起得到計量結果。一般而言：
設 為包含k個經濟變量的 維可觀測向量，這些變量與 維向量 有關， 被稱為狀態變量，則量測方程為：
（12）
T為樣本長度，xt為 矩陣，dt為 向量，ut為 向量，其均值為0，協方差矩陣的連續不相關的擾動向量，即 。不可觀測的 可表示為：
（13）
表示 矩陣， 為 向量， 為 矩陣， 為 向量，其均值為0，協方差矩陣為Qt，即 ，假定 滿足AR（1）或隨機游走過程，具體視模型的擬合程度而定。
Philips-Perron test檢驗表明，原數據序列都是非平穩的，但在二階差分時，1%顯著水平下均拒絕含有單位根的原假設，說明各變量歸于I（2）單整，協整檢驗結果表明以上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建立的狀態空間模型為：
量測方程：
狀態方程：
方程最終估計穩定結果如表3：
根據SV1、SV2、SV3在考察期內的變動情況，可以看出，1997年直轄后，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和政府經濟參與度三個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可分為三個階段：1994～1999年，三個變量的彈性系數變化率均為負，表明直轄第3年，變量才開始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一方面說明城鄉收入差距的路徑依賴性，另一方面則驗證了影響的時滯性；2000～2007年，表明重慶直轄后制度優越性逐步顯現，經濟增長勢頭良好，三個變量彈性陡升，變化率為正，城鄉收入差距逐漸拉大，2007年達到峰值，其中土地城鎮化率作用最為明顯，說明土地城鎮化是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基本表現形式。期間，政府經濟參與度變化率為正，說明經濟政策更有利于城鎮發展； 2008～2012年，2007年重慶成為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后，三個因素對拉大城鄉差距的作用迅速降低，土地城鎮化率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最大，人口城鎮化率的影響逐漸凸顯，表明戶籍改革作用明顯；而政府經濟參與度的影響彈性基本保持平穩，但彈性為負，城鄉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表明偏向城鎮的財政支出政策更有利于重慶經濟增長?？傮w來說，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與城鎮發展看似呈現矛盾的局面時，從近20年的人口、土地及財政支出指標看出，重慶直轄后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拉大，2008年開始略有縮小趨勢，但并不明顯，政策有待改進。
3.2.3 模型2：門檻效應驗證
STR模型是門檻模型的一般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回歸參數發生緩慢的變化，符合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主要特征。具體方程為：
（15）
（16）
（17）
其中 為解釋變量的矩陣， 為P+1階列向量， ， 階列向量， 。T為轉換函數， ，是關于 的函數， ，為平滑參數，表示模型一個狀態從另一個狀態的調整平滑性； 為轉移變量， 為門限參數，是決定模型動態變化發生的位置參數， 為模型的線性與非線性部分。
對（16）而言，K=1（LSTR1），當 趨于負無窮時，轉移函數T=0，方程變為 ，當 趨于無窮時，轉移函數T=1，方程變為 ，也就是說，隨著 變化，方程在兩個極值之間平滑的變化。K=2（LSTR2）時，轉化函數T達最小值，方程中的參數圍繞著 對稱變化，當 趨于無窮或0時，轉換函數為常數，此時方程為線性模型。因此，STR模型可以有效的表征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單調關系或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的動態特征。
為了確定自回歸部分的滯后階數，分別選取響應變量PGDP的滯后項1-3，RD為0-2階，共9種組合，從最高開始依次根據檢驗結果的AIC、SIC準則及變量的t、DW值來選取，檢驗如表4所示：
注：表中變量對應的三個數字從上到依次為系數，標準誤差，P值。
表4可以看出，lnPGDP滯后3階與lnrd滯后1階的條件下，SIC與SC之和最小，其他參數也較為理想。所以確定該模型的最終解釋變量為lnPGDP_1、lnPGDP_2、lnPGDP_3、lnRD、lnRD_1。由此平滑轉換模型STR的AR部分可記為：
已經確定了STR模型的線性部分AR模型的滯后階數，但二者之間是否在存在非線性關系，需要模型參數檢驗，得以下方程：
（19）
設原假設為H0： ，拒絕原假設意味著原序列是非線性，否則為非線性，意味著城鄉收入差距和經濟增長存在著非線性關系。確定轉換函數后，函數的選擇依賴于以下三個序貫檢驗：H04： ；H03： ； H02： ；
檢驗結果如表5：
根據上表的檢驗結果，當轉換函數為Trend時，接受線性函數假設的P值為2.8919e-02，小于5%，因此在5%的顯著水平上，檢驗拒絕了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線性關系的假設，而接受呈非線性關系的備擇假設。在F4、F3、F2中，F3的P值為1.0754e-01，故轉換函數為LSTR1。
在對STR模型進行估計時，為了得到一個合適的c、 值，必先在一定范圍內隨機賦值，然后帶入LSTR1模型中，使其殘差最小。本文構造的 ，c [0，36]（c一般在轉移函數序列的0.15到0.85之間），步長均為0.0003，構造一個二維空間，依次取遍二維空間上的值，并計算殘差，使其最小值為c、 的初始值。用二維格點搜索法取得的平滑參數（ ）與位置參數c的初始結果，如表6：
從表6可看出，c、 初值及區間內的最小殘差平方和。Terasvirta（2004）指出如果c、 的初始估計值在構造的區間范圍內，則可以作為模型進一步優化的基礎，否則不能作為非線性優化的初始值。由格點搜索的等高線圖及格點搜索的平面圖（如圖1、圖2）可知，c、 在所構造的平面內，可用于模型估計的初始值。
圖1 格點搜索的等高線圖
圖2 格點搜索的平面圖
確定平滑參數與位置參數后，利用遞歸方法可求出方程（15）中的各參數。表7顯示模型的相關參數合意，符合經濟理論，表明從長期看來，重慶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差異性，其中位置參數落在了構造區間內，說明構建的非線性關系符合解釋要求。當經濟增長率低于位置參數時，城鄉收入差距促進經濟增長，系數為0.6507；當經濟增長率高于位置參數時，促進效應減小，系數為0.4538。平滑轉移參數為215.4283，說明轉換速度快。此外，轉移函數的拐點出現在位置參數為23.7586處，從拐點兩端看，分布較為對稱，見圖3。
圖3 STR模型的區制轉換時間序列圖
綜上，重慶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正，但很明顯這種作用在放緩，具有非線性轉換特征（門檻值為位置參數23.7586，2004年后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從0.65變為0.45），城鄉收入差距促進重慶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已經減弱。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含義
4.1 研究結論
理論分析表明：城鄉收入差距與人口城鎮化之間長期存在倒“U”型關系；特別是對人口城鎮化的作用機理分析顯示，戶籍改革推動下的人口城鎮化初期會縮小城鄉差距，但當達“臨界值”時將出現逆轉，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間存在門檻特征。
經驗分析表明：重慶自1997年直轄以來，人口城鎮化促進了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更加注重產業在城鎮化進程中的支撐作用，政府參與度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出，城鎮空間功能局限性逐漸顯現?？傮w而言，改革對重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促進作用仍有改善空間，應該認識到以保障民生為導向的財政支出政策效果明顯，但土地城鎮化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漸趨于平穩。隨著城鄉收入差距、要素流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不斷演變，農村勞動力的輸出方式、結構以及城市就業吸納能力和生活成本會發生相應變化，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同時形成進城務工者收入分配不合理、城鎮就業不穩定甚至鄉村衰落等問題。
4.2 政策含義
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4
關鍵詞：開發式扶貧方針；參與式扶貧體系；完善與拓展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中期評估結果顯示，綱要實施5年來，全國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由2927萬減少到2365萬，減少了562萬；低收入貧困人口從6102萬減少到4067萬，減少了2035萬。同時，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有了較大改善，各項社會事業有了長足進步。論文百事通2005年，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在訪問中國時說：“自1980年以來，中國的脫貧人口在發展中國家脫貧人口中占75％，這是一個驚人的事實，中國的減貧成就舉世矚目?！?/p>
與此同時，數據也顯示，我國減少貧困人口的速度明顯趨緩。20世紀80年代，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年均減少1370萬；90年代年均減少620萬，進入2l世紀年均減少只有150萬。于是，對如何解決剩下的2000多萬絕對貧困人口的問題，有關討論提出了多種解決辦法，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觀點認為開發式扶貧為主的方針已不適應新階段的扶貧形勢，扶貧應以救濟救助為主。目前農村有2000多萬貧困人口，只要國家財政給每個貧困人口提供1000元生活保障，也就是每年拿出200多億元，農村的貧困問題就可以徹底地解決。另一種觀點認為，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于統籌城鄉發展、消除農村貧困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簡單地用低保的方式解決現有2000多萬貧困人口的貧困問題，否定開發式扶貧方針，這種觀點并不符合我國農村目前貧困問題的實際，也不符合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的基本方針，不利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筆者在同意后一種觀點的同時認為：國際經驗與國內實踐表明，開發式扶貧方針是我國政府農村扶貧政策的核心和基礎，必須堅持。但是，在新的形勢下，開發式扶貧也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進行完善與拓展。
一、堅持開發式扶貧的必然性
回顧我國扶貧工作的歷程，根據推動減貧的主要手段，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一是從建國至改革開放前(1949～1978年)，我國基本采取傳統的社會救濟扶貧方針，政府通過一系列強制手段和制度變革實現城鄉居民之間分配平均化，總體上避免了貧困程度的加深；二是1978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經濟增長實現大規模減緩貧困，這一階段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三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全國范圍內開始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開發，逐步形成了我國農村扶貧的基本方針，即開發式扶貧。
開發式扶貧是對過去傳統的救濟式扶貧的改革與調整。經多年的實踐，已經發展成為我國政府農村扶貧政策的核心和基礎。2001年我國政府公布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指出，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支持、鼓勵貧困地區干部群眾改善生產條件，開發當地資源，發展商品生產，增強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能力。據此，開發式扶貧方針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內容：(1)倡導和鼓勵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克服貧困農戶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2)針對貧困地區基礎設施薄弱、抵御自然災害能力較差的實際情況，國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賑資金，鼓勵、支持貧困農戶投工投勞，開展農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產條件；(3)國家安排優惠的扶貧專項貼息貸款，制定相關優惠政策，重點幫助貧困地區、貧困農戶發展以市場為導向的種植業、養殖業以及相應的加工業項目，促進增產增收；(4)開展農業先進實用技術培訓，提高貧困農戶的科技文化素質，增強自我發展能力；(5)扶貧開發與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生態建設相結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增強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的發展后勁。
從國內外實踐看，二十多年扶貧開發的巨大成就證明了這一扶貧方針的正確性?，F階段乃至一個更長的時期，我國扶貧工作仍然需要繼續堅持開發式扶貧為主的方針。
首先，開發式扶貧符合目前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的實際構成情況。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分析研究，在目前農村2000多萬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中，只有7％是喪失勞動能力需要救濟救助的。而93％是有勞動能力、可以通過開發式扶貧脫貧致富的。同時，這2000多萬人并不是一個固定的群體，其中87％在l億多人的群體中波動出現。國務院扶貧辦通過建檔立卡，基本摸清各地扶貧工作對象的總量為10698．9萬人。只有逐步提高這1億多人的自我發展能力，才有可能穩定地解決貧困問題。
其次，開發式扶貧不僅是為了解決貧困農戶的溫飽問題，而且是為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基礎。解決貧困問題，最根本的要靠發展。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貫堅持的方針。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解決溫飽問題，而是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以救濟救助為主，顯然難以達到這個目標。而且，過于強調以救濟救助為主，不利于貧困人群增強自尊心和自信心。
最后，開發式扶貧已成為國際反貧困領域的共識。是采取救濟救助的辦法，還是實行開發式扶貧，在國際反貧困領域一直存在爭論。現在，即使是實行普遍福利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在對過度的社會保障進行檢討，強調通過加強培訓、促進就業等方式幫助有勞動能力的人擺脫貧困。經過幾十年實踐，美國經濟學界和政府在扶貧問題上形成的主流認識是，必須以提高貧困群體的自我發展能力為主。2004年5月，世界銀行在上海召開全球扶貧大會，就是肯定和推廣我國政府主導的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的經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我國共建中國國際扶貧中心，也是為了推廣中國的扶貧模式。
國際經驗進一步顯示，無償援助或補貼無益于窮人的發展和擺脫貧窮，反而會助長他們的依賴思想。應當使扶貧項目最終能促使窮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質，從而使其經濟發展即使在外力援助撤出以后仍能持續進行(外力幫助在開始階段不可缺少)。只有采取措施從以下方面建立和培養窮人的能力和素質，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窮人的貧困問題，步入良性發展軌道。這些能力和素質包括：認識到擺脫貧窮主要靠自己，而不單靠外援；掌握實施發展項目的必要認識；挖掘自己的資源，如儲蓄，從小規模項目開始，然后再利用外部資源；獲得管理和技術技能，包括提高文化水平、掌握會計知識和有關生產技術等；建立能保證窮人有充分參與機會的組織，發展橫向和縱向聯合，形成組織網絡；學會使用政治手段，如爭取實施法律賦予的權利，向政府爭取新權利，與各種盤剝作斗爭，讓社會能耐心傾聽窮人的要求等。這些是救濟式扶貧方式無法達到的。
當然，應該看到的是，傳統的開發式扶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現在：未能覆蓋全部貧困人口；相對注重生產性活動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對貧困群體的人力資源開發及能力培養關注不夠；扶貧活動的設計與實施全過程貧困人口參與不足；總體上扶貧效果可持續性不足等。因此，在新的形勢下，開發式扶貧的內容需要拓展和完善。
二、開發式扶貧的內容拓展與完善
(一)以人力資源開發為重點，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貧困人口的能力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首要因素是人。重視教育和教育設施投資，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術培訓，對貧困地區進行人力資源開發，是世界各國扶持貧困地區發展的普遍經驗之一。研究表明，貧困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除了經濟收入的差距以外，更顯著的是人的思想觀念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勞動、技術素質和創業精神的差距。因此，進行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源開發，從長遠看是減輕貧困的根本性措施。馬來西亞在20世紀70～80年代，發展經濟和減輕貧困方面的成就舉世矚目，其中對教育的投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從60年代中期起，馬來西亞政府就開始增加教育投資。70年代初馬來西亞實行新經濟政策后，1972～1977年間，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占國家財政預算總額的22％，提高了國民教育水平。1987年全體國民平均受學校教育的時間，男子為7．5年，女子為6年。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70年的50％降至15％。教育對貧困的減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他國家或地區(如印度尼西亞、韓國、我國臺灣、泰國等)的經驗也都證明了教育投資對于經濟發展和減輕貧困的重要作用。
根據新的扶貧任務，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本開發主要包括：一是在繼續從事自然資源開發的過程中通過實用技術的教育來增強開發的技術含量。這樣既可以提高資源開發的效率，又可以更多地順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二是增強農民適應市場、參與競爭的能力。三是提高貧困人口流動與就業能力，這是今后人力資本開發的主要方向。
目前在扶貧工作中，能力建設的主要障礙，一是觀念：扶貧規劃長期以來是上級行政部門及技術支持部門操作和控制的過程，缺乏以農民為主體和中心的工作經驗，對村級參與式規劃還存有疑慮。目前，14．8萬個重點扶持貧困村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規劃，如何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需要統一認識。二是支持村級參與式規劃及其實施的能力建設還是空白：一方面，扶貧系統領導部門能力與技能的建設亟須加強。很多扶貧領導部門的有關人士對村級參與式規劃、實施等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知識。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以往的扶貧方法上。另一方面，村民是村級扶貧規劃與實施的主體，也是扶貧的主要對象。幾乎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參與式，更不要說參與式的真正含義和具體操作方法。村民對參與式的理解就是投勞、投工參加到項目實施中。能力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給予重視，始終貫穿扶貧工作的每一個環節。
(二)構建參與式扶貧體系。促進貧困村自組織管理能力的不斷提高
就貧困村而言，參與式扶貧體系建設的基本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以行政村為基礎，采用參與式的理念、原則和方法，組織、引導、發動群眾制定、實施、管理貧困村扶貧開發規劃，并監測、評價每一個項目的質量、效果和影響；二是以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為載體，培育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的程度和能力。參與式扶貧體系建設的主要對策包括：采取有效措施，確保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的質量；轉變新階段扶貧開發工作方式與運行機制，充分發揮貧困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在參與式扶貧開發中的作用；為參與式村級扶貧開發規劃實施管理小組和監測評價小組真正發揮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將培育貧困村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作為黨政機關定點扶貧的重要工作內容；以參與式扶貧開發規劃為載體，全面提高貧困村現有基層組織的參與和管理能力；圍繞扶貧開發規劃項目的實施管理、監測評價，以及其他經濟社會發展活動開展有效的培訓；加強貧困村基層組織參與扶貧開發的制度建設。
(三)注重建立和完善社會安全網
對于大多數貧困地區來說，開發式扶貧是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徑。但那些處于極端貧困狀態的窮人，或沒有勞動能力而又無人贍養的老人、兒童、殘疾人等，并不能從開發式扶貧中直接受益。由政府直接向窮人發放救濟食品或衣物，是解決這部分人溫飽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對于全部或部分失去勞動能力的人口，應當主要依靠社會安全網的建立來進行減貧。社會安全網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措施應包括：以保障城鄉居民的最低限度生存需求為宗旨，通過認真的調查研究來確定合理的保障標準；擴大保障面，爭取將所有應保人口都納入保障的范圍；在城市地區，應以完善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醫療保險制度為核心；在農村地區，采取措施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資金的籌集機制，增加上層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力度，加強社會統籌的程度。
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5
關鍵詞：資源整合；終端配送；模式；協同發展
中圖分類號：F2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8.014
物流業作為第三利潤源泉，在我國發展的歷史并不是很長，成長比較坎坷。如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至今仍然沒有一家能與國際四大快遞巨頭（UPS，FedEx，DHL，TNT）相抗衡的大型快遞公司。一些小的民營企業和中國郵政近年來也在不斷提升自身實力，奮起直追，力爭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但出于科學技術、國家綜合實力等多方面因素，在國際上連順豐這樣的速遞企業也渺小得不值一提，雖然它是我國整個民營快遞企業的領導者。
1 研究的必要性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互聯網發展強勁，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網購已成為年輕人購物的主流渠道。然而現階段網購者對物流服務的不滿相當突出，尤其表現在送貨速度方面：客戶網頁顯示物流信息為已到貨或已簽收或已在驛站，但遲遲不見配送人員的消息，這讓客戶很是頭疼。因此，優化配送線路、提高配送效率、加快到貨速度已勢在必行、迫在眉睫。
物流，并不是單獨的一種運作方式，是由運輸、儲存、包裝、裝卸搬運、配送、流通加工等一系列環節共同組成的一個整體。解決終端配送難題成為當今物流界最有價值的課題之一。
目前配送的現狀是亂、慢、安全性差、線路規劃不合理、配送車輛空駛率高等特點。如果能解決這些問題，整個行業將會迎來一次大的革命。一是降低成本增加利潤，二是提高配送效率、提高顧客滿意度。
2 可行性
隨著計算機網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經濟迅速在轉變發展方式，互聯網經濟已成為不可阻擋的一股潮流。2015年全國兩會上，總理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互聯網+”將重點促進以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傳統行業的融合創新。隨之，一系列“互聯網+xx”概念不斷涌現?！盎ヂ摼W+流通”不斷地出現在國家會議的議題當中，這更為物流業的發展注入了新活力。地方政府和各企業也紛紛響應，出臺了不少政策。
2013年5月，阿里巴巴集團和合作各方共同組建的“菜鳥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成立?！安锁B物流”的問世為第四方物流打開了一扇光明的門，依托大數據、物聯網和云計算，借鑒淘寶發展模式，將眾物流企業織成一張“地網”，而互聯網則是一張“天網”?！疤炀W”+“地網”則是馬云對新經濟形勢下物流行業的戰略布局。
傳統的出租車行業競爭力有所衰減，取而代之的便是如“滴滴出行”、“Uber”等網絡約車，其優勢在于匹配用戶和司機的需求，減少司機的空載，提高效率。“滴滴出行”改變了傳統打車方式，建立培養出大移動互聯網時代下引領的用戶現代化出行方式。利用移動互聯網特點，將線上與線下相融合，從打車初始階段到下車使用線上支付車費，畫出一個乘客與司機緊密相連的O2O完美閉環，最大限度優化乘客打車體驗。
大道相通，經發展也適用于這一條原則，“滴滴出行”的模式不僅僅可以運用到客運，同樣適用于貨運。出于目前社會法律法規不太健全以及國民素質的考慮，將這種模式應用于貨運或配送上還有待進一步開發。但這是一項極具潛力的工程，一旦實現，將對整個行業產生深遠影響。
“滴滴出行”僅僅看到的是可以載客的車，于貨物而言，還可以考慮到人。假設甲的行程是乙專門要耗費成本去完成的，而甲完全可以在不影響自身的情況下替代乙完成這一行程中的工作，省掉乙的這一部分成本，乙可以付給甲一部分利益，這一利益是甲乙雙方折中取得的。如果假設成立，快件就會真正搭上順風車，人人可以做快遞服務，順手捎帶快件。可以緩解交通壓力，充分利用社會閑置資源，減少資源浪費。這樣就利用了“共享經濟”的思想。
就目前科技水平來說，要到達上述目標實屬不易，不是簡單地開發一款軟件就能解決的問題，需要整個社會的進步才能推動實現。因此，政府部門有必要在新環境下適應發展，引導行業發展，發揮政府職能，建立健全各行業法律體系，制定相關領域內具體的法律法規，提升國民素質，有效解決各類亟待解決的問題。推動人類社會發展。
3 優勢資源
3.1 我國的物流業顯現出來非常強勁的發展力量
國內雖然沒有一家像UPS或FedEx這樣實力雄厚的快遞企業來引領行業發展，但縱觀近年來互聯網對市場的沖擊――電子商務在中國的強勁發展，我國民營快遞企業和中國郵政等大型國企還是頂住了這一巨大的壓力。僅2015年雙11“光棍節”國際狂歡購物節這一天的快遞業務量就達到了月4.67億件，即便是有些快遞公司在這期間發生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快遞到貨速度也成為客戶吐槽的最大方面。但總體來說，我國的快遞業發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畢竟起步時間比發達國家完了好幾十年。
3.2 我國經濟發展活力良好
經濟增長速度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經濟總量在2010年一躍超過日本排名世界第二，現在也在不斷地與美國縮小差距。不可否認，龐大的經濟總量對物流業的支撐非常有力。近年來，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經濟政策，如“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一體化協同發展”戰略布局和亞投行的創辦等等，為國民經濟注入了一劑強心針。產業升級加快推進整個經濟環境的適應變化。第三產業已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物流業作為第三利潤的源泉，自然具有強大的發展動力。終端配送這一環節的成本也會在大眾智慧的集聚下大幅降低，從而優化整個流通經濟。
3.3 “共享經濟”在新形勢下的發展
互聯網經濟無疑是現今發展的一大趨勢。傳統經濟也在這種環境下逐漸黯淡?！肮?享經濟”概念成為十八屆五中全會后經濟發展的新方向，這一概念發展成熟后，必將領導一場新的產業革命，無疑對經濟發展理念以及生活方式帶來巨大變革。配送業務配合共享經濟會產生什么新事物呢？答案便是顛覆傳統的配送模式。
4 發展局限
以上陳述都從發展前景方面分析了未來物流業發展的趨勢。無疑是人人向往的一種模式。但限于各種原因，要達到上述目標，困難是顯而易見的：（1）法律體系不夠健全，不能滿足現階段經濟發展所衍生出的不可避免的問題。對于一起具體案件來說，目前僅有對該案件在戰略層面高度概括的解決辦法，而缺乏具體的硬性指標；（2）行業從業人員的行業素質還不能支撐發展，其原因在于多個方面：個人修養，企業文化，價值觀念等；（3）科學技術不足以支撐行業匹配，以“菜鳥”為首的第四方物流無疑是整合行業資源的巨大力量，出于各種原因，至今仍未發展成熟，不過前景一片光明。
5 現存的末端配送模式
末端配送模式主要有三種：快遞員直接配送到位，第三方代收平臺，自取快件收發系統。
5.1 快遞員直接配送到位
這種形式是目前末端配送的主要形式，其特點一是需要大量人力、單人單次工作量大。二是現代網購主要群體工作繁忙，正常上班時間無法接貨，這樣就形成了送貨者和收貨者無法對接，進而影響一次性配送成功率。
5.2 第三方代收平臺
第三方收貨平臺一般由物業、臨時收貨點、校園收發室充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物業、校園收發室都有意愿或責任來承擔電商收貨平臺，這就有可能出現服務質量問題，進而影響電商品牌和客戶利益。
5.3 自助快件收貨系統
自助快件收貨系統有三部分組成：一是快件柜，與超市儲物箱相似，主要存放客戶快件。二是快件柜管理系統，該系統有智能控制系統，主要工作能記錄快件柜入貨信息，分配快件柜收貨信息并發送信息給客戶。三是安全監控系統，主要功能是記錄入貨和客戶取貨流程。
6 研究模型
觀察歷史發現，任何新生事物出世之前必有先期的理論積累作為鋪墊。同樣，我們對未來物流業尤其是配送環節的發展方向做出大膽的研究猜想，為行業進步做貢獻。
痛點：快遞企業各自保護自己所有資源，共享受限。
該理念與“滴滴出行”等網約車模式的根本區別：“滴滴出行”是要求司機將客戶專程運送至某一指定點。目的地由客戶自定；而本理念是將快件通過過往車輛順手捎帶到客戶手中或自提點，無需做專門的路線規劃，成本低于當前“滴滴出行”。
研究模型實例如圖1。
模型解釋：甲為一快遞分撥中心，乙為客戶或第三方代收平臺，A為司機前往B所經過的地點，且經過乙代收點。通過軟件平臺數據分析，甲地分撥中心、乙地（客戶或第三方代收平臺）和司機達成協同，同意在司機前往B點過程中（假定不影響司機個人時間）將司機可承載范圍內的部分快件從甲地運送到乙地，并支付司機一定額度的報酬（額度小于甲配送中心專程配送這些快件所需成本）。這樣就達成了雙贏的效果，既節約資源又提高效率。司機與車輛任何具有承載貨物的能力。
要實現以上分析所得模型的愿景，需要具湎喙匱細竇扒邐的法律法規約束作支撐。政府應發揮其職能，制定行業指導意見和行政法規，引導物流業更加輝煌的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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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政策的局限性范文6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梢哉f，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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