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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范文1
首先，物價總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貨緊縮趨勢尚未消除。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從去年11月份以來，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開始出現負增長。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分別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計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價格下降了0．9％，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價格下降1．1—2．4％之間。7月份，物價下降的趨勢仍在繼續，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價格下降0．9％，衣著類價格下降2．4％。生產資料產品出廠價格從去年6月以來就持續走低，至今沒有回升的跡象。據統計，今年1—6月各月，生產資料價格與去年同月相比分別下降6．3％、5．4％、4．7％、4．4％、3．8％和2．6％。這些指標都表明：生產和消費兩不旺，通貨緊縮壓力仍然存在。這種情況不利于消費需求的增長，不利于企業效益和農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產經營者的正常投資和經營。我們認為，只要通貨緊縮趨勢存在，就應該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帶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矫妫M需求增長的后勁不足。特別是今年以來，消費增長勢頭明顯疲軟，上半年，我國gdp實現7．8％的增長率，投資和出口分別增長21．5％和14．1％，而占最終消費較大比例的消費品零售額，今年1—7月僅增長了8．6％，增幅分別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個百分點。居民儲蓄率仍居高位，有關資料顯示，到今年7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已突破8．3萬億元，同比增長18．4％。盡管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總體上消費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動，在目前居民對社會經濟預期并未實現根本好轉、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新的消費增長點尚未最終形成的情況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費需求則很難保持繼續增長。應當看到，這幾年我們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使投資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長，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其中，國債投資一直是社會投資的主體，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效應仍有待提高。據統計，200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2．1％，其中，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為12．8％，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71．55％，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投資增長分別為8．1％和12．7％，僅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勢仍然強勁，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實現1．45萬億元，同比增長21．5％，其中，國有及其他經濟類型投資增長24．4％，集體投資增長15．8％，個體投資增長19．4％。國有投資仍是今年投資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鄉集體、個體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資本市場發展不力，致使貨幣傳導機制近期內還不能有效發揮作用，不但國有經濟沒有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能力和動力，民營中小企業投資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導機制、激勵機制和相應體制環境的情況下，投資的自發增長動力明顯不足。因此，現在如果停止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社會投資總量可能會變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這些涉及體制、結構等深層次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之前，難以形成經濟發展的自主動力，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國財政狀況仍然可以承受。雖然1998年至今，我國累計發行了66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財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據統計，都在安全線以內。從我國今年1—7月份的情況看，國家財政收入1．03萬億元，增長10．6％，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將增長10％以上。盡管這一數字與前兩年相比有明顯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長率，只要適當控制財政支出，估計今年財政赤字可能略超過但不會遠遠超過3％的警戒線。更何況，可以用來衡量一國資金供給能力的國民儲蓄率在我國長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這意味著我國可動員的信貸資金相當充裕，承受赤字和債務的潛力較大，略高于3％的財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備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為了避免經濟出現停滯，政府主動承擔適當的結構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將來發生更為龐大的周期性赤字，從而維持相對穩定的經濟增長。因此，目前國債發行還有一定的政策空間，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中長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國物價低位運行，內需自主擴張動力不足，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穩固，通貨緊縮仍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就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勢必影響今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甚至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特別是目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的關鍵時期，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促進各項事業健康發展和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基本前提。我國gdp增長率已從幾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長循環陷阱”，再恢復快速增長必然要花費更大的成本，我們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將受到損失。因此，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規模成為當前最現實的選擇。況且，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繼續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步伐、擴大就業和再就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保證國家安全等，還都需要進一步增加財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銀行的不良資產，企業的虧損掛賬，社保欠賬，在現階段也只能靠財政解決。
目前，我們選擇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是出于啟動國內需求的需要，也是為了保證合理經濟發展速度、維持宏觀經濟穩定、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終得出的結論。從這個角度上講，在我國所處的特殊經濟發展階段，只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才能保證政策的連續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還不是探討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應該淡出這一問題的時候，當務之急，要認真研究如何通過調整其形式和內容，進一步豐富、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使其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為此，要從原來將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應急的、短期的政策選擇，逐步轉向以啟動經濟內生增長動力為主要目標的中長期政策，把著力點放在解決有關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在降低積極財政政策中長期化會引發的負面效應的同時，力求保持我國經濟和財政的可持續發展。
1．繼續發行一定數目的國債，把握國債投向；強化國債管理，提高國債的使用效率。在國債發行數量上，一方面，為鞏固前期政策效果，促進長期穩定發展，必須繼續實施以發行國債、擴大內需為主要內容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適度控制國債發行規模和增長速度，2002年維持1500億元，2003年可以繼續發行建設國債，但規模不宜擴大。
在國債投向方面，增發的國債首先必須用來保證在建項目如期竣工投產，嚴格杜絕“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開發的專項國債，建設好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南水北調、青藏鐵路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第三，為了配合國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動內需，可以適當增加國債對企業技術改造投資的貼息規模、擴大貼息范圍，加強對科技發展的支持。特別是要增加對國有企業技術改造和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具有市場潛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新產品研究開發投人，優化產業結構，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在國債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強對國債資金的監管，保證專款專用，堅決防止重復建設，而且要通過不斷完善工程招標監理制度和完工審計程序，切實提高國債資金的效益；對用于技改的項目也必須合理選擇、科學論證、謹慎決策。除此之外，國債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據需要適當做出調整。比如，可以適當加大國債投資資金中轉貸給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獨立地對自己的負債行為承擔責任。這樣不但能夠減輕中央的財政負擔，而且有利于提高國債資金使用效益，逐步發揮其對社會投資的基礎性、帶動性和引導性作用。
2．不斷完善積極財政政策的運作方式，切實擴大政策實施效果。根據經濟學理論和國際治理通縮的經驗，積極財政政策的運作方式有兩種：擴大支出和減稅。要進一步提高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也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下工夫。
一要調整政府支出范圍，優化支出結構。為了提高積極財政政策的效率，增強財政的調控能力，政府財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為使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必須盡快改變競爭性領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資源的體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政府主要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經濟的宏觀調控，以便從體制上和制度上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重復建設和損失浪費的問題。政府的宏觀資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科學教育、環境保護、國防等方面的支出，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通過支持財政貼息、稅費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優惠性措施，切實改善企業經營環境，減輕社會負擔，為優化經濟結構、增強企業活力并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創造條件。在此基礎上，還要進一步規范部門預算制度、財政國庫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購制度，切實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靈活運用稅收杠桿，有效啟動投資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在當前國內需求不振的形勢下，運用稅收杠桿調節經濟發展成為積極財政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國稅負水平并不高，稅收占gdp比重這一指標與國際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壓力卻很大，因此，我們不具備全面的減稅條件。但是，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有針對性地調整稅收結構和不斷完善稅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擴大稅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財政赤字的同時，切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為此，首先要對目前不合理的稅制結構進行調整，或者根據需要，進行局部減稅。其中，包括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以增強企業的活力，并調動投資、生產的積極性；統一內外企業所得稅，形成公平的稅負，激發國內企業的投資熱情；完善個人所得稅，建立綜合匯總征收制度，同時改革稅扣標準，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征收力度，促進收入分配趨向公平；按照不同領域稅負水平有增有減的原則，對環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負效應的行為需要加征重稅；盡快解決目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中對股息紅利所得的重復課征問題。其次，要加強稅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嚴厲打擊各種走私活動，嚴格杜絕偷稅、漏稅、騙稅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要通過各種渠道提高納稅人的納稅意識，變被動納稅為主動納稅，使稅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軌道。第三，加快各項稅費改革的步伐，取締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減輕社會負擔，以求擴大和培育國內需求。
3．調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當前，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問題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據國家經貿委今年上半年對600種商品供求情況的調查，供過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沒有供不應求的商品。要緩解需求不足，必須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會低收入階層在不斷擴大，城市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在增加，農民收入增長也十分緩慢。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有效啟動居民消費，有必要進一步集中財政資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和東西部地區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上，從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預期消費需求，達到拉動消費的目的。為此，第一，繼續適當增加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工資，為下一步啟動消費創造必要的條件。第二，政府應通過落實有關就業優惠政策、結合結構調整廣開就業門路、強化職業培訓和再就業培訓等措施，力爭解決好當前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從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費能力。第三，繼續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種優惠政策，促進中西部地區就業和居民收入的增長。第四，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教育的投入，支持農業結構調整，加快農村稅費改革步伐，促進農民增收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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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么政府投資的乘數效應減弱
劉國光說，去年我國面對國際 金融 形勢動蕩、國內經濟形勢走勢變化和市場化所引起的消費需求不足，采取了擴大內需的方針，在適當的貨幣政策配合下，著力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對于去年下半年經濟增長回落的扭轉和推動今年上半年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乞今，國家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所啟動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資和一些相關的投資品產業，而對真正的非政府社會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則不很明顯。內需不足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現在：商品零售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負增長的趨勢還未根本扭轉，失業下崗情況仍在 發展 。劉國光指出，過去我國中央政府在經濟低谷時采取財政投資來啟動經濟是很靈驗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門 企業 的投資及居民消費需求帶動起來。那么，為什么這一次增加政府投資對于啟動社會總需求的效應不如過去那樣明顯呢？
劉國光認為，從投資需求看，經過20年的體制改革，我國投資主體趨于多元化，投資行為趨于市場化，投資風險機制逐漸強化，企業、銀行的財務約束逐漸硬化。所有的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資決策不能夠象過去計劃經濟 時代 那樣容易啟動地方部門和企業的投資行為，再加上當前供大于求，最終需求拉動不足以及逐漸走低的市場形勢， 影響 了投資者的投資收入預期和投資意愿，導致社會投資啟動緩慢。
從消費需求看，經過20年的改革，我國居民從過去被動的配給對象轉變為自主的消費者，居民消費行為逐漸理性化。在傳統的低收入、低消費的觀念仍然主導著經濟決策的條件下，隨著住房、醫療、 教育 、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實物性、集團性、福利性消費逐漸減少，原有體制內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漸增加，而貨幣性收入卻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相應同步提高，減收增支的預期、下崗失業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導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邊際儲蓄傾向上升。由于現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觸及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消費需求也不可能對擴大內需的客觀調控作出迅速反應。
因此，劉國光說，由于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機制上的變化，政府財政公共投資的乘數效應有所減弱，再加上供給方面的激勵機制和對企業家的激勵機制遲遲未能形成，國有企業一般缺乏必要創新的動力，供給結構不能迅速調整，以適應新的需求格局，這更加限制了現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社會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實際效果。
二、要不要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
劉國光提出，在 目前 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相對于政府投資來說啟動比較緩慢的情況下，強調直接鼓勵民間投資和消費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這是很正確和必要的。劉國光進一步說，今年的經濟工作在這些方面已經安排了不少的積極措施。一季度以來，貨幣供應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顯上升，但是這些都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用的同時進行的。去年預計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國債拔款1000億元和銀行貸款1000億元，沒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發了國債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預算投資。那么，從今年上半年起，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是將不再作為啟動經濟的主要支撐政策呢？對此，劉國光認為，這樣的判斷現在還早了一點兒。他說，首先，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需要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會投資的主要制約因素一是資金，二是市場。目前問題更大的是市場不振，居民的最終消費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來的啟動居民消費的招數很多，但大多數不能立桿見影。就拿當前人們議論最多的消費信貸來說，這一直是促進消費的一個好辦法，從長期來看也是一個發展的方向。然而從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費觀念的障礙，所以消費信貸增長的步伐并不盡如人意，在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和社會投資還未有效啟動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資為主導的積極的財政政策顯然還不能放棄。
其次，去年由積極的財政政策開啟的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項目，工期長、規模大，需要繼續投資才能夠堅持，近期項目建成以后，還要有后續項國接替，這樣才能保持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相適合，否則就會發生建設投資斷層現象，造成損失，影響經濟增長波動幅度。這就要求我們繼續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資乘數效應的減弱，并不意味著政策失靈、失效，這里有一個實施的問題。去年2月份國債和銀行貸款實際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當大一部分轉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帶動經濟增幅回升的效應已經顯現，只要力度、時間適當，形成中不發生斷層的現象，那么推動經濟增長后續作用的增強是不容忽視的。
基于以上的認識，劉國光指出，在直接啟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措施還沒有發揮足夠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還沒有扭轉的情況下，為了實現必要的經濟增長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十分必要的。
三、擴張性財政政策與 社會 民間投資關系的 問題
劉國光說，1998年宏觀調控的實踐證明，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未能很快啟動非政府的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貧。這其中有前面所講的乘數效應減弱的問題，也有財政支出和投資本身的導向及結構問題。去年以來，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較偏重于資本密集、規模較大并且由政府全資包攬的重點建設項目，而對于勞動密集型、中小規模以及其他社會民間資本參與的生產建設項目則比較少地考慮。以上種種原因，再加上 金融 體制和信貸政策的運用上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去年以來實施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難以取得迅速帶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傾向。因此，劉國光表示，今后如果進一步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增發國債，擴大政府支出，需要考慮調整財政支出的結構和政府投資的方向，放開投資領域和市場準入的門檻，使之有利于民間投資和消費的啟動。
四、擺脫低工資、低收入、低消費的傳統觀念束縛，大力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啟動最終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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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為何要延續積極穩健的宏觀政策基調？不變的基調下明年調控政策傳遞出哪些新信號？
財政貨幣政策延續“一松一緊”搭配
2011年起，我國告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轉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財政政策相對擴張、貨幣政策相對中性的政策組合拳一直延續至今。
？財政貨幣政策基調之所以四年不變，與這幾年類似的經濟形勢有關。？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說，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經濟發展下行壓力加大且面臨種種不確定性，實行一松一緊的調控政策，既有利于防范前幾年積累的流動性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也能更好突出結構導向，增加有效供給。
？名稱的延續并不意味著政策是不變的。？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隨著經濟形勢變化，宏觀調控思路也會有新變化。當前存在的通脹壓力和以地方債風險為代表的金融風險，會成為拖住貨幣政策手腳的兩大矛盾，要實現經濟穩中求進，還需借助積極的財政政策。
？明年宏觀調控基調不變，整體看會更注重推進改革和結構優化。如果經濟受到較大外在沖擊，政策將不會不顧‘后遺癥’來刺激短期需求。？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說。
財政政策：調整支出結構 擴大減稅力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厲行節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擴大營改增試點行業。
高培勇說，明年積極財政政策的變化，應關注三個因素，赤字規模、減稅和增支力度。？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是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對資源配臵起決定性作用。而減少政府干預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大減稅規模，明年財政政策應向減稅傾斜，加快營改增改革進程。？
？明年財政政策應注重短期和中長期結合，服務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從市場充分發揮作用角度考慮，財政政策要特別注意服務于轉變政府職能和減少行政審批。？賈康說，當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時，宏觀調控應強調穩字當頭、穩中有為，但如果出現滑出區間的可能性，就要啟動必要的政策預案。
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認為，明年財政政策重心在優化支出結構。民生、結構調整和創新、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等領域都會成為調整完善支出結構的重點。同時，應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除了進一步擴大營改增試點，還應更多為中小企業減負。
貨幣政策：穩字當頭 注重風險防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保持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專家指出，目前貨幣池子的水已經夠多了，再放松會加大通脹風險，但在經濟下行壓力仍存情況下也不能收緊，保持穩健將是明年貨幣政策最好的選擇。
？經濟下行壓力下，保持貨幣信貸和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是有必要的，有利于促進經濟穩步回升。？宋立建議，明年應優化信貸結構，重點增加面向中小企業的信貸比例，改變中小企業獲得信貸很難的現狀。
彭文生說，截至11月末，今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14.2%，高于年初預定的13%增速目標，預計全年最終增速也將高于年初目標，這無疑增加央行控制流動性的壓力。近期市場利率上升表明央行貨幣政策已經在收緊。
？由于影子銀行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持續擴大，防范金融風險壓力加大，明年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趨緊壓力。同時，潛在的通脹壓力也會限制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彭文生說。
寓改革于調控：短期調控與重大制度建設相結合
在強調明年財政貨幣政策基調不變的同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明年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和辦法來改善宏觀調控，寓改革于調控之中。
？這一富有新意的表述，表明未來短期宏觀調控將與重大制度建設相結合。？賈康說，宏觀調控涉及機制建設，需要改革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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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署是保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的有力保障，其必要性體現在：從總量調控角度來看，由于中國經濟仍在下行探底過程中，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的問題客觀存在，因此有必要通過反周期宏觀經濟政策托底，為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和諧穩定的基礎環境。
再從具體政策選擇來看，延續多年事實性寬松的貨幣政策本身副作用已開始顯現，同時，現階段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除了要適度擴大總需求與總供給，還需要不斷提高政策發力的定向性。因此，這就決定了更適于用作總量調控的貨幣刺激，必須并且應該讓位于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
當然，評判任何政策取舍，除了要看有無必要，還要再看是否可行。中國實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目前而論總體條件尚屬寬裕。因為迄今為止，包括地方政府性債務在內的政府整體狹義債務率尚不到50%，顯著低于歐美國家普遍水平（突破60%“上限”的國家比比皆是），因此即使未來赤字率水平適度突破3%，總體仍處較安全區間。
但是這種總體安全的前景判斷，并不意味著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全無困難、全無風險。擇其要者，這個過程中需要高度關注的不利因素主要有兩項，其中一是，隨著財政收入增速放緩，以及財政支出力度加大，中國的財政平衡度在收、支雙重擠壓下不僅持續走低，而且還呈現出很明顯的加速下行趨勢。如果再考慮到房地產調控政策效應陸續釋放，未來時期財政收支矛盾將更為突出。
再者，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區間的差異非常明顯。目前在一些地區，雖然債務增長的速度部分得到控制，但依然存在債務率偏高、債務風險持續累積等較突出問題。因此對于這些地方而言，未來時期不只是財政政策的運作空間會日漸收縮，甚至不排除債務風險爆發的可能性。
化解上述不利因素的最基本途徑，是進一步提高財政資金使用的效率，其必要及可行性在于：其一，中國的財政收支規模非常龐大；其二，中國的財政資金使用效率相對較低。因此，由這兩點共同決定，中國的財政支出優化空間很大，通過效率帶來的增益將非?？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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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次貸危機已演變為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且在繼續蔓延，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領域，造成全球性金融市場動蕩和世界經濟與貿易滑坡，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也在逐步加重，國內外需求萎縮、企業效益下滑、就業形勢趨緊等問題突出，財稅收入明顯下降。今年1月份，全國財政收入6132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1265億元，下降17.1％。
具體來看，影響我縣財政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一是內外需求減弱、資金短缺等因素將嚴重影響項目投資建設和企業生產，農副產品、礦產品價格難以預測，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財政增收困難加劇。二是政策性減收因素多。今年，增值稅轉型、取消和停征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等政策出臺，將直接造成財政減收。三是上級轉移支付增量將難以為繼。在全國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減速，省財政增長預期偏緊的情況下，近幾年上級轉移支付連年高速增長的勢頭將難以為繼，這對高度依存上級轉移支付的我縣來說極為不利。
與此同時，今年保運轉保民生促發展支出新增項目多，資金保障任務重，主要是：落實中央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措施，地方配套壓力大，公路建設、病險水庫治理、城鎮污水垃圾處理等重點項目資金需求大；改善民生新增項目多，支出剛性強，完善醫療服務和社會保障體制、推進城鄉保障性住房和義務教育合格學校建設等政策機制性投入明顯增加；公務員津補貼改革、“普九”化債等重大改革逐步深化，支出有增無減。初步統計，今年縣本級可以預見的新增支出超過2300萬元，遠遠超出財力增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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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金融危機；經濟
全球經濟尚未完全走出衰退，許多潛在風險可能尚未顯現。2009年末爆發的迪拜主權債務危機和希臘的主權信用危機引發了全球的普遍關注和擔憂。如何在后金融危機時期選擇合適的財政政策，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并借此機遇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是當下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
1 財政政策的內涵以及近年我國財政政策的運用
2004年至2008年考慮到在國民經濟已發生經濟周期階段轉換和出現局部過熱的形勢下，如果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將不利于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的過快增長和減輕通貨膨脹壓力。2005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繼續在東北進行增值稅轉型政策試驗。2006年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徹底取消農業稅。
2008年末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全球性金融風暴由虛擬經濟蔓延到實體經濟，嚴重影響了我國出口貿易和國內投資信心。2009年，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圍繞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諧的要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
2 金融危機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
美國的次貸“颶風”，引發了國際性金融危機。這場危機不僅僅損害到美國的經濟發展，更嚴重的是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國。危機發生后，各國紛紛采取不同程度的應對措施，包括：金融監管、國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業、降息、退稅、注入資金、收購股權、提供貸款、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拯救本國經濟。
（1）從國際看來，當前的金融危機對全球各國經濟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沖擊。
對美國來說，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影響。第一，房地產投資的萎縮嚴重拖累美國經濟。第二，消費的下滑加快美國經濟回落的速度。第三，如果美國經濟出現持續衰退，美國政府繼續采取大量發行美元的政策來刺激經濟，那么，就可能會導致美元的大幅貶值。
對歐盟來說，也遭受到了本次危機的影響。危機發生后，歐盟各國股市紛紛大幅下跌。美國房市的不斷跌深引起市場對歐洲房價的擔憂，歐洲房貸市場抽緊。
對新興國家來說，受美國次貸以及華爾街大公司破產所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新興國家金融市場遭受重創，股市普遍下跌。越南、南非等國家的信用風險加大，已經難以應對由于對外賬戶失衡和經濟減速帶來的不利影響。
（2）從國內看來，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逐漸成為一個開放度較高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的外貿依存度遠高于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制造業規模巨大但處于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等因素，使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中國出口業遭受重創。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我國進出口出現下滑、部分出口企業出現經營困難，不少沿海外向型企業紛紛倒閉。目前，對我國的實體經濟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其次，使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形勢更加嚴峻。我國的經濟結構確實存在著不合理之處，也早已采取措施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比如說限制“兩高一資”企業的投資和出口，適度降低勞動密集型企業商品出口退稅率等。
再次，威脅到我國外匯資產的安全。我國目前擁有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總量位居世界第一。這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有7000多億美元表現為美國的國債。在危機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國國債的收益率節節下降，目前已趨近于零。
最后，影響我國國內投資信心。危機發生后，國內相關的投資受到牽連，國內的就業壓力驟然增大，目前已經對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3 選擇財政政策需要考慮的主要問題
（1）政策的連續性和適度性。
我國制定財政政策必須要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適度性。
2010年3月初召開的兩會要求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保持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2月份，2.7%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逼近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3%價格調控目標，也使得市場對加息的預期有所增強。
此外，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注意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帶來的消極效果，財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內在滯后較長，
存在“擠出效應”（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費或投資降低的效果）。
（2）適當調整財政投入的重點取向。
去年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規模舉辦政府投資的六大基礎設施建設，即農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態環境，鐵路、公路、電信設施，城市公用事業，國家儲備糧倉，農村電網，經濟適用房。這些方面的建設是必要的，對促進經濟增長意義十分重大。
（3）地方性的“隱形財政風險”。
據估算，目前我國地方投融資平臺負債超過6萬億元，其中地方債務總余額在4萬億元以上，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6.5%，財政收入的80.2%，地方財政收入的174.6%。一些地方政府投資的項目本身不具備充分的還款能力，主要依靠綜合效益來還款，這里蘊含著城市政府以及財政性的風險。
4 財政政策的選擇和運用
由前文的分析看來，世界金融危機最壞的時期已經過去，在波動與回升中，我國的國際發展環境將有所改善。但是我國國內經濟尚未從次貸危機的陰影中走出，因此在宏觀政策的基本框架上，還有必要保持擴張形態必要的連續性，并注意適當按實際經濟走勢進行宏觀微調。
（1）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實施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結合。
從目前情況來看，前期為“保增長”出臺的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及時有效，但外需仍顯疲弱，總需求仍然不足，產能利用率仍處于低位。未來一段時間內，需要在財政政策實施中，把落實好已出臺政策和加快結構調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我們必須更加注重產業結構調整。
（2）運用財政政策擴大我國國內需求。
調整我國產業結構也需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避免對于出口貿易的過度依賴。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下，擴大國內需求主要從以下個方面出發：一，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消費不足特別是農村消費不足一直是我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雖然2007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現金收入的增長均超過gdp增速，但中國社科院的藍皮書卻指出，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然較低。二，建立社會保障擴大內需。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了所謂“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制度，戰后各國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的經費穩步上升，逐漸成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開支項目。
（3）大力支持“三農”，促進農村發展和勞動力轉移。
理論界普遍認為，推動農村消費和投資，積極的財政政策比積極的貨幣政策更有效;新農村運動的倡導者也主張通過加大政府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來擴大農村的有效消費需求。
首先，建立健全政府農業投入制度，積極調整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和政策性信貸投放結構，確保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投入不斷增長。
其次，完善農業補貼政策，增加對農民的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抓緊研究建立與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波動掛鉤的農資綜合補貼動態調整機制，并總結經驗改造能繁母豬補貼機制。
（4）規范地方政府融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