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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案例范文1
關鍵詞：三元悖論；匯率制度選擇；宏觀政策搭配組合
中圖分類號：F0196 文獻標識碼：A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簡介：李莉（1973-），女，山東青州人，北京語言大學國際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國際金融、國際政治經濟學。
基金項目：北京語言大學青年自主科研計劃項目“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論的中國金融安全問題研究”，項目編號：09JBT15。
作為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三元悖論已經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許多國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理論依據。它反映了開放經濟下宏觀調控當局面臨多重相互交織、相互矛盾的目標時，須針對各國當時的實際經濟運行態勢有所取舍。 從理論研究看，三元悖論被廣泛地運用到匯率制度的選擇、經濟開放條件下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機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論為主線，從下述方面梳理中外關于三元悖論理論的研究，以期對當前的相關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論”的理論淵源與原則
“三元悖論”原則的理論內涵經歷了“米德”二元沖突――M-F模型――“三元悖論”這樣一個發展歷程。米德（1951）的二元沖突即內外均衡沖突，是指在固定匯率下，失業增加、經常項目逆差或通貨膨脹、經常項目順差這兩種特定的內外經濟狀況的組合。米德的結論是在經濟開放經濟條件下，在匯率固定不變時，單獨使用支出改變政策（主要包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或支出轉換政策（主要包括匯率政策），無法同時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標；單獨強調任何一種政策，往往導致一國內部均衡與外部均衡之間的沖突。從政策建議看，米德認為實行固定匯率就必須實施資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資本的自由流動。從理論傳承看，“米德”二元沖突指出了在保證支出改變政策（例如貨幣政策）有效的情況下，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自由流動是內在矛盾的。這為后來M-F理論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
20世紀60年代，蒙代爾和弗萊明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的IS-LM模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典M-F模型。該模型的結論是在資本完全不流動的情況下，當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對內部均衡（總需求和產出）的調節是有效的；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當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調節內部均衡的政策效應基本有效；在資本完全流動情況下，匯率不變時貨幣政策對沖操作是無效的，最終只會導致固定匯率制度的崩潰，而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在內部均衡調節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的內在原理。
Rose（1994）、Krugman（1998）、Obstfeld和Taylor（1998）等，在M-F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元悖論”①，強調的是三元悖論維持了M-F模型的基本假設。三元悖論原則認為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以及資本自由流動三大政策目標，只能同時選擇其中的兩個。毋庸置疑，三元悖論的理論淵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種否定角度來說明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三種狀況的不可兼得。就理論模型看，三元悖論是建立在M-F模型基礎之上的，該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沒有考慮價格和工資的粘性，是一個典型的靜態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2002）、Obstfeld等（2005）指出的，無論從經濟學理論還是經濟史的角度，三元悖論都不愧是分析開放條件下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論在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中的應用及發展
作為現代匯率理論之一，三元悖論被運用于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匯率制度選擇問題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側重點不同，相關匯率理論研究演變出了以下幾個理論分支。
第一，匯率制度二極論（又稱“兩極匯率制度論”，或“中間匯率制度消亡論”）。匯率制度二極論強調在金融國際化的大背景下，假設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此時一國的匯率政策和貨幣獨立性取決于政府的政策目標權重。二極論的重要前提假設是資本流動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著短期利率越取決于拋補利率平價。在國外短期利率和遠期匯率預先確定的條件下，國內貨幣政策調整引發的本國短期利率變動，將直接造成即期匯率的波動，也就是說貨幣政策目標和匯率政策目標之間存在內在的矛盾性。因此，匯率制度二極論的基本結論是隨著一國匯率浮動程度的不斷提高，該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會逐步增加，即匯率浮動程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
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新興市場國家②爆發了金融危機，這些危機使得學術界在匯率選擇問題的研究中更加重視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與以往的金融危機不同，發生危機的新興市場國家幾乎都選擇了軟盯住匯率制度。二極論將金融危機歸罪于這些國家實行的匯率制度上，同時指出這些國家過度積累的未對沖的外幣債務以及政治上的困難也是誘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二極論堅持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角點解”（corner solution）――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動。當然，浮動匯率制度是最好的選擇，硬盯住應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使用。在此基礎上，部分匯率制度二極論的支持者認為中間匯率制度缺乏“可核查性”，匯率的穩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開或不公開形式所做的承諾基礎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維持匯率穩定的能力最終取決于其國際儲備規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資的能力。一旦發生投機資本攻擊，維持匯率穩定的承諾最終將被拋棄。在本質上，中間匯率制度消亡論是在給定資本完全自由流動這一前提條件下，在三元悖論原則的基本框架內探討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
第二，中間匯率有效論。中間匯率有效論結合歷史和現實部分修正了二極論關于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假設，認為開放條件下即使存在資本自由流動，政府也可以通過各種資本管制措施、降低資本流動程度，從而使得該國在匯率政策選擇和獨立貨幣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間匯率有效論認為政府選擇“一半一半”的中間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國在匯率政策選擇上可以通過軟盯住匯率制度、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等中間匯率制度安排，減少外部沖擊對國內金融經濟的影響，即走所謂“1/2，1/2，1”的中間路線，實現一國經濟的內外均衡。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為什么不能在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性兩個目標的抉擇中各放棄一半，從而實行一半貨幣政策獨立性，一半匯率穩定（和完全的資本自由流動）”。所以，沒有哪一種匯率制度對所有國家以及所有時期都適用。
與匯率制度二極論相比，中間匯率有效論為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問題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理論研究空間。Allegret、Mohamed和Leila（2007）從新興市場國家的角度，對二極論的“角點解”共識提出了質疑，指出中間匯率制度并非一無是處。在國別研究中，Vijay（2003）認為印度20世紀90年代的宏觀政策搭配驗證了中間匯率有效論的觀點，即“1/2，1/2，1” 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協調了匯率穩定、匯率目標以及貨幣政策獨立性之間的關系，并成功地應對了國內外沖擊。而Bassem和Damyana（2005）則通過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來的匯率選擇實踐，指出發展中國家實行匯率制度二極論提倡的所謂“最好的”角點解――浮動匯率制，其結果可能導致當地貨幣“實際匯率的易變性增強”。他們的研究也從反面說明中間匯率有效論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動理論。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2002）分析了匯率、國際儲備和利率的表現以評價是否存在一國向角點解變動的證據。通過重點分析宣稱浮動匯率的那些國家的言行，他們認為宣稱允許其匯率浮動的這些國家絕大多數并沒有做到，即呈現“害怕浮動”的情形。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間荷蘭盾和德國馬克的案例分析，探討了可信的目標區匯率安排下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之間的關系，結論表明狹窄的荷蘭盾/德國馬克目標區匯率安排下，德國央行仍然能獲得中等程度的貨幣政策獨立性。Jos Jansen認為中間匯率制度相比較角點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宏觀政策搭配組合，這一點與“害怕浮動”現象是一致的。
還有一部分學者試圖另辟途徑來解釋“害怕浮動”現象，如Willett（2003）認為害怕浮動并不意味著一定選擇固定匯率制度。他運用最優通貨區理論闡述了三元悖論原則下中間匯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內在不穩定性的觀點，指出中間匯率制度的關鍵在于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合決定。Willett認為最優通貨區理論不僅有助于解決如何在宏觀政策搭配組合中確定上述兩項政策的適當的政策權重問題，而且還有助于分析限制沖銷干預的規模以維持兩項政策在避免貨幣危機中的一致效應等問題。
三、三元悖論在宏觀經濟政策搭配組合中的應用及發展
三元悖論為開放條件下宏觀政策選擇提供了一個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運用于開放條件的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據三元悖論，如果小國選擇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理論上該國應該能夠實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這類國家貨幣政策獨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個小的發達國家的截面數據來分析，發現這些國家受外國利率變化而承擔的風險暴露，取決于其在匯率穩定和資本流動程度的特定宏觀政策搭配狀況。
在經驗上，發展中國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論所描述的宏觀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內在矛盾。少數學者選用大樣本，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宏觀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2011）研究了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在三元悖論的分析框架下，他們發現那些實施資本管制和有限匯率浮動的發展中國家，其宏觀經濟政策更加穩定；那些實施浮動匯率政策和金融市場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政策的穩定性最差。此外，外匯儲備的規模與政策穩定性之間弱相關，而在金融市場開放的發展中國家這種相關性明顯被弱化。Ila和Ajay（2010）則以11個亞洲國家為樣本，調查并檢驗了這些國家資本賬戶開放的特點。被調查的11個亞洲國家名義上資本賬戶開放緩慢，但事實上這些國家資本開放的進展很快；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匯率彈性增長緩慢，匯率很大部分維持穩定態勢，他們的結論認為這種宏觀政策組合導致這些國家貨幣政策受國際資本流動的影響呈現出順周期的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三元悖論被廣泛運用于發展中國家的國別經驗研究，其中部分研究開始注重危機前后一國宏觀政策搭配的變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認為東南亞金融危機前印尼采取“固定匯率+國際資本流動+有限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危機后調整為“浮動匯率+國際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增強”。但是，他們的研究結論中有兩點特別值得發展中國家關注：其一，危機發生后，國際資本流動并沒有隨著印尼國內利率的變化而出現人們所預期的變動（這一點與1992年EMS危機中英格蘭銀行的遭遇是吻合的）；其二，危機前后，印尼盾的波動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③。
通過上述文獻的梳理，筆者認為三元悖論在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搭配中的指導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實際效果尚有待于進一步驗證。需要說明的是近幾年中外關于三元悖論在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中的理論分析日漸豐富，代表性文獻主要有Goldstein 和Lardy（2003），Eichengreen（2003），余永定（2004，2010），易綱（2001），孫華妤（2004，2006，2007），李小娟（2009），賀力平（2004，2011），謝平、張曉樸（2002，2007），Wang（2010）等。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目前正面臨實際資本管制逐漸放松，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壓力加大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減弱的“政策”困境。
也有部分學者對此持有異議，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2011）就認為中國實行的是高度的匯率穩定，高度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開放。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還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而胡再勇（2010）的實證研究卻認為2005年7月匯改后人民幣匯率制度彈性增強，資本流動性減弱，同時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強，但貨幣數量政策則由匯改前的具有自主性變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議而言，多數學者支持在資本流動性不斷增強的大背景下，中國應在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同時，增強貨幣政策獨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論已經成為很多國家開放條件下，研究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基本理論依據。然而，在具體目標選擇問題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論”對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論化，忽視了現實政策選擇中的各種情況，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評。
四、三元悖論在金融危機研究中的應用及發展
在三元悖論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機的爆發原因不外乎于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國內宏觀基本狀況的惡化、資本流動的異常擾動以及不恰當的匯率政策選擇等。事實上，第一代、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論某一特定區域中（即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爆發貨幣危機的機理，其中第一代危機模型側重于分析錯誤的貨幣政策導致宏觀經濟基本面狀況的惡化與固定匯率制度之間的矛盾；第二代貨幣危機模型則強調了固定匯率制度下，投機性資本攻擊的自我實現。
部分學者試圖以危機事件的發生概率為標準，在三元悖論的框架內識別最優宏觀政策搭配的區域。例如Esaka（2010）認為硬盯住匯率安排和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宏觀政策搭配誘發貨幣危機的概率，遠遠低于實施資本管制和中間匯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實施資本管制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政策搭配④。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則認為資本管制程度較低和匯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國家不容易發生投機性攻擊⑤。顯然，學術界關于哪一種宏觀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維持金融穩定的問題還存在爭議。
傳統的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推行資本自由化是導致其貨幣不穩定、誘發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運用行為經濟學和博弈論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經濟危機期間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脅實施資本管制的舉措能降低市場的羊群效應，從而避免出現最糟糕的金融危機態勢。周晴（2006）從維護金融安全角度考慮遵循三元悖論的主要意義，試圖說明在資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趨向浮動匯率制度的大環境下，長期堅持固定匯率制度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堅守并蓄，會對金融安全造成威脅。她指出一旦金融監管不利、投機勢頭強烈，金融危機爆發的可能性就會上升。所以，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應該是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國家的長期趨勢。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三元悖論和金融危機之間的實證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Aizenman J. M. Chinn和H. Ito（2008）運用1970年至2007年來自170個國家的數據，從貨幣政策獨立性（MI）、匯率穩定性（ERS）和資本開放度（KAOPEN）角度，計算并衡量了這些國家過去近40年的“悖論指數”。在這一階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引入“悖論指數”，比較不同國家在宏觀政策搭配中的差異，同時考慮國際儲備在宏觀管理中的作用。他們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論下一國宏觀政策搭配如何對其宏觀經濟運行，例如產出波動性、宏觀經濟穩定性⑥（通貨膨脹波動性以及平均通貨膨脹率）等產生影響，認為發展中國家通常有相對較高的匯率穩定性，但這些國家的產出波動性往往高于工業化國家；如果發展中國家持有的國際儲備高于其GDP的19%-22%，這種產出負效應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釋。通過觀察悖論指數，他們認為貨幣政策獨立性較高的國家往往更容易出現高通貨膨脹率，而匯率穩定性較高的國家通貨膨脹率水平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幫助一個國家降低通貨膨脹率，因為全球化可能對發展中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施加更多的紀律性約束。
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國際金融危機，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將其悖論指數的研究成果擴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研究領域。結合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發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他們觀察了“悖論指數”的變化情況，認為金融危機往往會引起悖論指數的形態發生結構性變化。此外，他們還檢驗了三個指數之間的線性相關性，認為某一指數的變化會引致其他兩個指數的加權平均值發生相反的變化。
五、研究展望
誠然，三元悖論反映了開放經濟下經濟體系內部蘊含的矛盾，三元悖論以一種否定角度來說明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匯率穩定三種狀況的不可兼得性。但問題是，如果三元悖論是一個可信的原則，違背該原則是否一定會對國家的宏觀金融安全造成威脅呢？如果上述命題成立，匯率政策、貨幣政策獨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響一國宏觀金融穩定的作用機制又是什么呢？ 在現階段，中國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已是大勢所趨，伴隨人民幣國際化和熱錢的沖擊日益顯著，有理由相信中國積累的金融風險將不斷加大；與此同時，原有的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宏觀政策搭配的難度越來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內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觀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和金融的穩定是中國現階段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之一。
注釋：
① 周晴認為蒙代爾并沒有把資本流動、匯率制度以及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的關系命名為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以Krugman為代表的學者歸納總結了三者之間的矛盾關系，并將其命名為三元悖論。
② 根據Obstfeld（2004）的解釋，新興市場國家的特點是具有較高的人均收入，較高的長期增長率，較低的產出和消費易變性。
③ Hadiwibowo和Komatsu認為，這主要歸因于印尼實施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功效。
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案例范文2
關鍵詞:應用型轉型高校;宏觀經濟學;教學改革
宏觀經濟學是普通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本科教學的專業基礎核心課程，是經管類專業學生進一步學習其他專業課和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專業基礎理論課。也是政府機關、金融機構和一些大型企業用人招聘的選考內容。宏觀經濟學是一門理論與經濟實際結合緊密的課程，通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的學習，能幫助學生更好地分析在特定的經濟背景下國家實施宏觀經濟政策所要解決的問題，幫助學生更好地預測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了解與自身生存發展相關的就業、收入及消費等問題。盡管本科階段的初級宏觀經濟學涉及的數學知識不是太復雜，但理論的抽象和嚴密的邏輯推理還是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困難。如果教師不能很好地將抽象的理論與現實中的實際經濟問題聯系到一起，不通過實踐教學引導學生去關注和分析實際經濟問題，就會使學生失去學習興趣，也不利于學生經濟學思維的建立，導致學生的學習效果下降。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學以教師為中心，側重于理論的傳授，學生主動參與較少，對于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的培養明顯不足，與應用型轉型高校培養應用型人才的需要不相適應。因此，有必要改革完善現有的教學內容、方式，使學生通過對宏觀經濟學的學習，明確西方經濟學理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借鑒作用，培養學生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學生進一步學習其他專業知識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
1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1教材內容側重理論闡述，缺少本土案例引入
目前，涉及向應用型轉型的高校主要是地方普通高校，這些高校本科階段所開設的宏觀經濟學課程一般采用國內學者編著的教材，其中采用中國人民大學高鴻業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宏觀分冊)為教材的高校居多［1］。高鴻業版《西方經濟學》(宏觀分冊)介紹了宏觀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涉及的數學知識不多，敘述清晰，比較符合國內本科生的學習習慣。但是，由于理論的抽象，內容間邏輯較為嚴密，同時又缺乏案例的引入，形式呆板，學生學習起來還是感覺有些困難，大部分學生學習興趣不高。而且，這本教材對宏觀經濟學前沿問題涉及較少，理論更新較慢。
1．2課時少，難以安排必要的實踐教學環節
目前，國內大部分地方普通高校由于“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的定位，宏觀經濟學授課時數基本上都是48學時左右［2］，有少數高校的授課時數甚至更少。即使是48學時也僅能保證宏觀經濟學基本理論和知識點傳授的需要，難以在課堂教學中引入實踐教學環節，如結合學生所閱讀的經典案例資料以及國家的經濟發展實際進行討論分析等。如果授課時數少于48學時，那么教師連講授基本理論和知識點的時間都不夠，更難以在課堂教學中引入實踐教學環節。由于宏觀經濟學理論較為抽象，學生自學困難，而如果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都沒有掌握，當然也不可能有運用理論去分析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而且，如果沒有教師的引導，難以做到將所學經濟學理論融匯貫通以及運用所學理論理解分析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背景及實施效果、觀察分析生活中遇到的經濟現象等，進而偏離培養學生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理解、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的目標。
1．3課堂教學以教師為中心，學生主動參與較少
宏觀經濟學傳統課堂教學方式是以教師講授為主。教師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將要完成的教學內容制成PPT課件，在教學中，按照預先安排的教學進度，通過口頭表述的方式逐章逐節地將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知識點傳授給學生。與這種以教師講授為主的課堂教學方式相對應的是對學生學習效果考核方式的單一，基本是以期末閉卷考試成績為主。教師在教學中，往往片面地以提高學生期末考試成績為目的，而學生學習的目的也只是為了取得好的考試成績，在這樣以提高“期末考試成績”為“教與學”的終極目標的情況下，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培養學生應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的積極性不高，雖然偶爾以課堂提問等方式與學生開展交流，但問題的答案是唯一的，并不能激發學生的創新性思維，學生的參與也是被動的，缺乏積極主動的課堂參與。機械的學習方式、枯燥的學習氛圍導致學生主動深入學習經濟學的興趣不高，難以做到學以致用。此外，盡管教學效果評價體系中有學生評教這一環節，但是普遍存在著“重評價、輕反饋”現象。
2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路徑
2．1完善教學材料的選擇，使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在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下，安排課堂教學內容。教學達到的目標是“理論知識夠用，應用技能得到提高”，因此，要選擇好教學材料。目前，高鴻業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比較適合作為地方普通高校本科生的宏觀經濟學入門教材。但在教學中，教師應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對授課內容的側重點做適當調整，如可以略講存在理論缺陷的IS—LM模型，同時，在借鑒國外學者初級宏觀經濟學教材，比如在曼昆的《宏觀經濟學原理》的基礎上，增加宏觀經濟學前沿理論中經濟增長和經濟波動的重大進展內容。為使學生更好地理解消化抽象的理論，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必須引入鮮活的經濟學案例。國外學者所著的宏觀經濟學教材案例雖然豐富，但這些案例幾乎都是以歐美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宏觀經濟實踐為背景而撰寫的，如脫離我國經濟發展實際去剖析這些案例，難以讓學生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真切的、直觀的認識，因而好的案例當然來自我國改革開發30多年來的經濟實踐。為收集這些本土化教學案例，應該組建高水平的宏觀經濟學教學團隊，定期開展關于宏觀經濟學本土化案例建設的教研活動，集思廣益，集團隊之力構建本土化的宏觀經濟學案例庫。
2．2保證理論教學質量的同時，引入多樣化的課外實踐
為了將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知識點較為系統、完整的傳授給學生，建議地方普通高校本科宏觀經濟學的授課時數不能少于48學時。與此同時，為取得好的教學效果，要引導學生開展多樣化的課外實踐活動，可以讓學生以自愿組合的方式形成課外實踐小組，然后，結合我國經濟發展實際布置一些經濟專題或將收集到的案例背景資料介紹給學生，讓學生在課外查閱相關資料展開調研，在小組成員間進行充分討論后，每個課外實踐小組形成一份專題研究報告或案例分析報告;還可以安排學生課后觀看如“央視財經評論”等財經類節目，或邀請知名學者來校講座。為保證學生課外實踐效果，提高學生參與課外實踐的積極性，教師要對學生提交的調研報告或案例分析結果及時審閱，并在課堂上點評和總結。
2．3探索多樣化課堂教學方法，強化學生課堂參與
教學方法創新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學效果。筆者通過多年的宏觀經濟學本科教學實踐深深體會到，教師只單一地以講授加偶爾穿插提問的方式組織課堂教學，而忽視學生的積極主動的參與，那么即使教師竭盡全力做到將理論知識講解得清晰透徹，大部分學生也表示能夠聽懂，但由于理論的枯燥和抽象，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仍然不高，難以取得好的學習效果，因此，教師在系統教授理論知識的過程中，要改變“填鴨式”教學方式，探索啟發式教學、問題式教學、案例式教學、專題分析法等多樣化課堂教學方法，調動學生主動參與課堂教學的積極性。首先是啟發式教學方法。教師應該根據教學內容，以學生能夠感知的經濟現象和生活實際為素材，通過“開端引趣”“圖片引趣”“新聞引趣”“視頻引趣”等方式導入新課，引導學生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探討現實問題，進而使學生加深對理論的理解，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3］;其次是問題式教學方法。就是以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為線索，并把這一線索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中［4］。教師理論知識的傳授要圍繞這條線索展開，激發學生自主探究問題的興趣。如在講授“宏觀經濟的基本指標及其衡量”、“國民收入的決定:收入—支出模型”兩章內容之前，可引入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GDP和“消費、投資、政府購買支出、對外貿易”有什么關系?帶著這個問題，學生首先了解GDP的核算方法，再通過乘數原理了解“消費、投資、政府購買支出、對外貿易”對GDP總量的影響，進而能初步理解一個國家或地區為促進經濟發展，必須要擴大居民消費支出、企業和居民的投資支出、政府購買支出以及產品的出口。這樣有助于培養學生運用經濟學思維方式分析問題的能力;最后是案例教學法及專題分析法。就是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對典型案例及經濟專題的剖析，讓學生嘗試用已經掌握的理論知識去分析現實問題。在學時有限的情況下，可讓學生利用課余時間完成案例分析報告或專題研究報告，再通過教師在課堂上的點評和總結達到鍛煉學生理論聯系實際能力的目的。
2．4完善宏觀經濟學教學效果評價方法
教學效果評價是檢測和反映教師教學水平及教學質量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評價應用型轉型高校宏觀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和關鍵。宏觀經濟學課堂教學效果評價方法主要有學生評價、院系評價、教學管理部門評價以及考試評價等。由于學生是課堂教學的直接體驗者，其對于教師課堂教學有什么意見和建議，能給教師提供最有價值的信息。教學管理部門應將學生評價結果及時反饋給授課教師。此外，授課教師也應在課堂教學中做好與學生的溝通，親自了解學生的需要，及時調整教學方法。此外，要改變以期末閉卷考試成績為主的考核方式，將學生在課內的學習態度及學生參與課外實踐的成果及表現量化為學生期末總評成績的一部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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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案例范文3
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更加復雜艱巨，政府宏觀決策對宏觀經濟分析的準確性和時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借助大規模數據生產、分享和利用，以嶄新的思維和技術去分析，將揭示海量數據背后所隱藏的宏觀經濟運行模式。
大數據方法和技術不僅可以被深度地應用在微觀分析、行業研究領域，也可以運用在宏觀決策之中。未來，大數據既是企業占領市場、贏得機遇的利器，也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國家治理、社會管理的信息基礎。而大數據時代對數據的挖掘、處理和分析的方式，對于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無疑是一次大的革新。
大數據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的趨勢
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通常是通過對比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建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仿真宏觀經濟動力系統，對宏觀經濟形勢及未來發展趨勢進行判斷與預測。
在當前的大數據時代，越來越多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者和相關專家學者都已經意識到，大數據對宏觀經濟分析有著革命性的影響。目前，在宏觀經濟分析及預測中運用大數據方面，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從新型宏觀經濟指數構建，到建立新型大數據宏觀經濟預測模型，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早期大數據在宏觀經濟分析領域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建立新的宏觀經濟指數，以便更加準確的反應宏觀經濟運行狀況。這方面的工作主要基于個人的交易記錄，包括像一些歐洲國家將銷售點掃描數據納入CPI指數編制。
特別引起關注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利用網上購物交易數據創建的BBP項目 （Billion Prices Project），基于不斷變化的一籃子商品所計算的日度通脹指數。這種實時的通貨膨脹指數能夠比相應的官方數據更好地反映實際經濟運行的情況。當年，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后，BPP 的數據顯示，大部分美國企業幾乎立刻開始削減價格，這就表明總需求已經減弱。而相比之下，官方通脹機構公布的數據直到當年11月，即在10月CPI數據公布后，才對通貨緊縮有所反應。
“企業發展工商指數”是宏觀經濟分析領域中典型的大數據應用案例，也是我國政府在大數據挖掘領域的首創成果。該指數包括10 個對宏觀經濟具有顯著先行性的指標，可以提前1～2 個季度預測宏觀經濟發展趨勢。它改變了傳統的抽樣統計方式，利用大數據挖掘技術，對工商全量、動態的全國企業登記數據進行分析，發掘大數據價值，并采用合成企業發展工商指數，以判斷宏觀經濟走勢。
除了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方面相關指數的建構，從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研究的國際趨勢看，使用大數據集，建構監測預測的模型，進行經濟預測越來越廣泛，逐漸成為很多國家央行進行經濟預測的新方法和新工具。
在應用互聯網大數據進行經濟分析及預測中，使用網絡搜索引擎或網絡社交媒體記錄的關鍵詞，會有數據獲取及時、樣本統計意義明顯等優勢，預測精度較高。
Google Trends每天都在產生大量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查詢結果，且這些查詢結果與當下的經濟活動之間必然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關系，或許可以對預測當下的經濟活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此基礎上，Choi H. &. Varian H.（2016）舉例說明了如何利用Google Trends預測美國零售業、汽車、住房和旅游的銷售情況。
還有相關機構引用專業數據分析軟件公司SAS的研究數據，以社交網絡活躍度增長作為失業率上升的早期征兆，幫助政府判斷就業形勢和經濟狀況，以更好地制定經濟政策。在社交網絡上，網民們更多地談論“我的車放在車庫已經快兩周了”、“我這周只去了一次超市”這些話題時，顯示網民可能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當網民開始討論“我要出租房屋”、“我準備取消度假”這些話題時，顯示出這些網民可能已經失業，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這些指標是失業后的滯后標志性指標。
樣本統計轉為總體普查
大數據的發展對于宏觀經濟分析最為顯著的積極影響，莫過于使宏觀經濟分析從樣本統計時代走向總體普查時代。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分析中，傳統的樣本假設方式被拋棄，轉而以真實的海量數據來進行計算機的自動分析。
我們知道，傳統的經濟分析包括經濟計量分析是建立在抽樣統計基礎之上的，在傳統的抽樣統計分析中，往往以假設檢驗為基本模式，依靠的數據主要是樣本，將樣本假設為整體，然而，這種分析往往與事實存在或多或少的出入。
與傳統宏觀經濟分析總是局限于小規模樣本數據有所不同，在大數據時代，隨著信息覆蓋范圍和數據量迅速提升，數據樣本的體量會極大地提高，甚至可以達到樣本即總體的程度。例如，就物價而言，每一筆在電子商務網站成交的交易信息都能記錄在案。這樣的情況下，宏觀經濟分析的可靠性必然大大加強。
同時，隨著信息量的極大拓展和處理信息能力的極大提高，使得宏觀經濟的分析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統計分析模式，而是將抽樣分析轉變為總體分析。這一點對宏觀經濟分析意義重大，因為宏觀經濟系統紛繁復雜，如果能將對整體宏觀經濟變量的分析建立在盡可能多的關于經濟主體行為的信息以及其他諸多經濟變量的信息的基礎上，無疑將會極大地提高宏觀經濟分析的準確性。
基于推特（Twitter）平臺表達的公共情緒用來預測股市變動，是很典型的例子。2008年3月到12月長達九個月間，270萬Twitter用戶推送的多達970萬條的消息，經過情緒評估工具――Opinion Finder 和GPOMS 被分別賦值并評估為“積極”與“消極”兩種情緒和“calm（冷靜）”、“alert（警覺）”、“ sure（確信）”、“vital（活潑）”、“kind（美好）”、“happy（高興）”六種情緒。結果發現，在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和GPOMS中的“calm（冷靜）”情緒之間存在相關性。進一步研究發現，“calm（冷靜）”情緒可以很好地預測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未來2到6天的漲跌情況，而且這種每日預測的準確率高達到87.6%。
大數據時代，可獲得大而全的可得數據，甚至可拋棄原有的假設檢驗的模式，這些優勢是傳統經濟分析方法無法想象和實現的，無疑將會極大地提高宏觀經濟分析的準確性和可信度，不僅可以更加準確了解宏觀經濟形勢，還有利于正確做出宏觀經濟發展的預測，從而更加合理地制定宏觀經濟政策。
變量個數無限增多
在當前大數據時代，數據的可得性和多樣性導致樣本量無限增大，同時變量個數無限增多，這有利于應用大量模型進行研究，并應用完備的數據信息，提高預測的準確性。
經濟預測模型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傳統的小模型預測，這類模型往往通過建立時間序列、橫截面或面板方程來進行經濟分析。傳統的小模型預測的特點是僅使用較少的變量，像VAR模型的變量個數通常小于10個。二是大模型預測，這類模型往往使用成百上千個變量，因而大模型預測利用的信息非常豐富。
小模型預測理論比較成熟、方法相對簡單。但是，小模型預測有天然的缺陷，那就是變量的完整通常是不可能的，而預測的效果受限于其所使用的變量。
使用小模型進行預測時必須仔細挑選預測變量，然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論是根據理論還是根據經驗進行變量的選擇，其過程必然會存在差異，其結果也更是可想而知，而且甚至會產生一些爭議。比如，基于菲利普斯曲線預測通脹時，有的研究使用失業率作為預測變量，也有研究使用GDP缺口或者產能利用率。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所長劉濤雄教授就指出，由于模型變量選擇、參數設置、估計方法以及滯后期選擇等的不同，預測結果會產生很大的偏差。
小模型預測方法這一天然的局限是很難調和的，主要是因為數據樣本有限而導致增加很多變量不可行。這使小模型預測的結論往往和經濟現實嚴重脫節。我們很難想象中央銀行會僅僅根據少數幾個變量進行宏觀預測，并據此做出決策。即便是一家企業也不會如此草率。
通過大數據挖掘，可以使得變量大大增加。這就為經濟預測從小模型預測轉變為大模型預測創造了條件，應用大量模型進行分析及預測，可以應用完備的數據信息，從而提高預測的準確性。
在美國，銀行通常依靠FICO得分做出貸款與否的決定，FICO分大概有15-20個變量，諸如信用卡的使用比率、有無未還款的記錄等。而一家名為ZestCash的金融機構，在決定是否向客戶放貸的時，分析的卻是數千個信息線索。ZestCash正是依靠其強大的對于大數據的處理和分析能力，形成了其獨特的核心競爭力。
未必因果關系 而是相關關系
傳統的經濟計量分析以尋找相關事物（變量）的因果關系為核心，而大數據條件下的經濟分析通常則著眼于挖掘相關事物（變量）的相關關系。
在復雜的宏觀經濟系統中，許多經濟變量的因果關系往往難以準確檢驗，或者因果結論經常廣受質疑。然而，在如今的大數據時代，更加重視可靠相關關系的發掘，并且充分利用相關關系對于經濟預測、經濟政策制定與評估的作用，則無疑為宏觀經濟分析打開了另一片廣闊的空間。
在“小數據”時代，宏觀經濟中的因果關系分析其實并不容易，耗費的精力大、時間多。特別是，要從建立假設開始，進而不斷地進行一系列假設的實驗，而一個個假設要么被證實，要么被。不過，無論被證實還是被，由于二者都始于假設，這些分析就都有受偏見的可能，所以極易導致錯誤。
同時，由于計算機能力的不足，在小數據時代，大部分相關事物（變量）關系的分析局限于尋求線性關系。然而，實際上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在現實宏觀經濟中，總能夠發現的是相關事物（變量）的“非線性關系”。
當然，在小數據世界的宏觀經濟分析中，相關關系也是存在并有價值的；不過，在大數據時代的宏觀經濟分析中，相關關系才將大放異彩。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與肯尼思?庫克耶（Victor？Mayer-Schonberger &. Kenneth？Cukier）認為，建立在相關關系分析基礎上的預測是大數據的核心。通過應用相關關系，可以比之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變量）。
英國華威商學院為預測股市的漲跌，使用谷歌趨勢（Google Trends）共計追蹤了98個搜索關鍵詞。這中包括“債務”、“股票”、“投資組合”、“失業”、“市場”等與投資行為相關的詞，也包括“生活方式”、“藝術”、“快樂”、“戰爭”、“沖突”、“政治”等與投資無關的關鍵詞。結果發現有些詞條，諸如“債務”，成為預測股市的主要關鍵詞。
“谷歌流感趨勢”為預測季節性流感的暴發，對2003年和2008年間的5000萬最常搜索的詞條進行大數據“訓練”，試圖發現某些搜索詞條的地理位置是否與美國流感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的數據相關。
谷歌并沒有直接推斷哪些查詢詞條是最好的指標，相反，為了測試這些檢索詞條，谷歌總共處理了4.5億個不同的數字模型。將得出的預測與2007年和2008年美國疾控中心記錄的實際流感病例進行對比后，谷歌公司發現，它們的大數據處理結果發現了45條檢索詞條的組合，將它們用于特定的數學模型，預測結果與官方數據的相關性高達97%。
在大數據時代來臨之前，盡管相關關系已被充分證明大有用途，可是相關關系的應用很少。這是因為用來做相關關系分析的數據同用來做因果關系分析的數據一樣，也很少，也不容易得到，并且收集有關的數據，在過去相對來說，也費時費力，也會耗資巨大。不過現如今，可用的數據如此之多，也就不存在這樣的難題了。特別是現在，有關專家們正在研發能發現并對比分析“非線性關系”的必要工具。總之，一系列飛速發展的新技術和新軟件從多方面提高了有關分析工具發現宏觀經濟變量相關關系的能力，這就好比立體畫法可同時從多個角度來表現人物或事物。
在大數據時代，這些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視野和有用的預測，使我們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注意到的宏觀經濟中的聯系，掌握了以前無法理解的復雜的國民經濟動態。
時滯變即期
目前對宏觀經濟的分析研究所采用的資料，主要依賴于各種統計調查系統的統計數據，但面臨的最明顯的缺陷之一便在于關于宏觀經濟統計的數據具有很強的時滯性。而大數據經濟模型可以充分利用數據的實時性，提高分析或預測的時效性，為經濟預警和政策制定提供最快速的資料和依據。
一般來說，依賴統計部門的宏觀經濟數據的都存在時間滯后的問題。由于不能及時獲取宏觀經濟發展的數據信息，也就不能對當下的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準確判斷。例如，政府公布的季度GDP 往往會有1個月的滯后期，而反映全面經濟社會狀況的統計年鑒的滯后期會達到3個月左右，這對及時了解宏觀經濟形勢、預測與預警都是非常不利的，基于此統計進行的預測甚至被認為助長了宏觀經濟波動。
在互聯網技術的輔助下相關宏觀經濟的分析部門能夠快速地收集到主要宏觀經濟發展數據，如全社會的用電量、全社會的商品銷售總額以及商品房的購買量等。這些大數據的獲取時間較短，有的數據甚至是立即可以獲得。
而隨著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發展，產生了大量的即時傳播數據，如企業通過微博、微信第一時間產品、人事等重要信息； 普通用戶實時針對特定事件或對象發表見解和態度，等等。
這些即時傳播的非結構化數據對宏觀經濟的走勢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通過大數據軟件處理平臺，可以實時追蹤和搜集這些即時數據，并快速對數據進行分析和處理，從而提高宏觀經濟的時效性，為經濟活動參與者贏得決策時間。
在日本北九州市八幡東區東田地區實行的“八幡東區綠色鄉村構想”中，日本IBM公司除了設立城市整體能源管理系統、綜合性移動管理系統外，還參與了控制整個城市的城市指揮中心建設。得益于該公司處理和分析大數據的高效工作，當地行政機關可以實時掌握城市能源的情況，并將分析的結果同氣象信息結合，詳細預測48小時之后電力等能源的供需狀況。如果發現將有電力不足的情況發生，行政部門可直接采取抑制電力消費或讓電動汽車釋放電能等措施，提前進行預防。
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案例范文4
【關鍵詞】網絡化視角；宏觀經濟管理；經濟發展
一、信息網絡化影響著宏觀經濟管理
（1）減緩經濟周期波動。經濟發展具有復雜性和不穩定性，經濟的周期性波動跟人們所做出的決策有一定的關聯。美國的經濟學家曾經說過，經濟周期性波動與人們不能完全了解經濟信息有關。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如果對當前經濟的發展不能做出很好的判斷或者是不能掌握完全的市場信息，那么企業就有可能做出錯誤的決策，進而導致經濟出現波動。然而，網絡技術的發展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信息網絡化主要是通過三個方面影響宏觀經濟運行的：首先，信息網絡化引起了傳統產業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指傳統產業結構和運作方式的變化，傳統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少，近年來，信息產業的發展使得傳統產業的經濟波動對于國民經濟產業的波動逐漸減少；此外，網絡信息化管理系統可以起到合理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這樣有利于促進市場供給更加適應市場需求，減少了產品過剩狀況的發生，加快了市場上各個要素的流通，克服了市場調節落后性的弊端；再者，信息網絡化推動了我國的產業調整，信息產業的發展促進了我國傳統產業的升級，合理地調整了一二三產業的比重，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為產業失衡帶來的經濟波動狀況的發生。（2）降低經濟運行所耗費的資金。實踐證明，對于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可以通過擴大網絡規模減少網絡運行的平均成本和邊際成本。網絡成本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個是建設網絡時所耗費的成本，第二個是對信息進行傳遞所耗費的成本，第三個是對信息進行處理加工耗費的成本。擴大網絡人數可以減少這方面資金的耗費。此外，利用信息網絡技術可以極大地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當市場交易主體進入到信息網絡之中時，其獲得更為準確的市場信息所花費的資金將會極大地降低，再者，網絡處理信息速度極快，這就使得企業也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獲得自己所需要加工整理的信息。其次，信息網絡系統可以為企業生產銷售資金服務，大大減少了企業內部信息系統的結算，可以使得企業對于當前公司存貨等資產有一個很好的了解。（3）促進效益的增加。首先，網絡信息技術的利用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這就可以促進資源效益的增加，有利于節約物質資源，促進經濟的發展。我國當前物質資源耗費狀況較為嚴重，推進信息網絡技術的進步可以減少我國物質資源的消耗，減輕資源短缺的現狀。其次，信息網絡化的提高改變了勞動力的結構。信息網絡化的發展帶動了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而第三產業可以為廣泛吸取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做出貢獻，這樣就使得體力勞動者減少，腦力勞動者增加，優化了勞動力的結構，從而節約了勞動力資源。此外，利用信息網絡化還可以節約資本，現在大多的企業利用信息網絡實現了電子支付，一些電子支付卡逐漸普及，一些金融產業推銷電子轉賬業務之后，大大減少了流通過程中資金的使用，有利于加速資金的周轉活動，可以極大地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進行管理需要政府角色進行轉變
在信息網絡化逐漸推廣的今天，網絡化加大了各個經濟主體之間的聯系，其聯系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網絡技術的發展對于政府監督經濟運行以及合理解決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的能力做出了相關要求。（1）減少對于經濟發展的干預程度。國家經濟的主要調節手段是市場，政府必須明確這一點。在信息網絡化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幾件事：為社會發展提供充足的發展資金，合理配置資源，不同行業的發展對于資金和資源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僅僅依靠市場，將會出現嚴重的弱肉強食的現象，一些產業根本無法生存，為了生產的平衡，政府應該做好管理人的角色；著力于向“中立型”政府轉變，政府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所起的角色是指導者，為此，政府應該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出發，制定相關的政策法規，確保市場的公平競爭；再者，政府要遵循兩個原則，一個是競爭原則，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享有平等的發展權利，政府要通過相關的立法工作來實現公平競爭，第二個原則是權力下放原則，政府需要通過權利的分開來管理，要發揮政府的“指導”方面的功能。（2）改變自身運作方式。政府要向電子化政府轉變，轉變的內容主要包括辦公自動化、信息處理自動化等。就我國而言，我國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資源，但一直沒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政府應該任用一些相關的網絡技術人員來實現對于網絡信息的利用，讓信息充分流動。政府的采購也可以采用電子化，這樣可以帶來極大的經濟效益，并且有助于社會公眾對政府進行監督，這就類似于電子商務，可以減少貨幣資金的使用，對于經濟往來的記錄也減少了貪污現象的發生。（3）直接與民眾進行溝通。在以往的社會發展中，政府工作人員很難與群眾進行溝通，網絡信息化則為他們之間的溝通提供了橋梁。政府可以通過相關的電子調查問卷來切實了解民眾的需求，這樣就有利于減少政府決策的失誤，也就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貼合群眾的需求。再者，政府與群眾的交流也有利于民眾了解政府運行的現狀，切實把握政府的政策，并且對于經濟政策及時進行反饋，政府還可以集思廣益，共同解決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問題。
三、 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
（1）要求政府對于信息的收集和處理能力提高。宏觀經濟的運行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動態進行過程，信息千變萬化，巨大的信息庫的涌動需要政府對于信息的處理能力極大地提升。其次，政府要提高對于經濟發展的預測能力，完善相關的預警系統，切實把握經濟發展動脈。政府要充分利用網絡信息技術，引導經濟朝著健康發展。政府在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時需要制定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而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立足于對網絡信息所提供的數據之上。（2）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電子貨幣的大量使用可以減少紙幣的使用，加速了資金的周轉與配置。為此，制定正確的貨幣政策是必須的，要減少貨幣需求的不穩定情況的發生，要加強對于動態的金融系統的分析，合理控制電子貨幣的使用。（3）政府加強了對財政的控制力度。政府日常工作中電子辦公的出現，有利于減少政府貪污受賄現象的發生。為了達到足額的財政稅收入庫，信息網絡化為其提供了方便。信息網絡化加強了對于稅收的監督與管理。再者，從國際角度來看，利用網絡來實現國際貿易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而言是極其重要的。稅收跨國發展將有利于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稅收發展差距。（4）信息網絡化需要勞動政策。隨著網絡技術應用到工廠之中，使得工廠的生產與管理逐漸分離，其中不缺乏相關的跨國案例的影響。據此，對于勞動政策其也做出了相關的改變。在網絡上進行工作人員的跨國分配為我國政府對于勞動力的管理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合理制定相關的勞動政策就顯得至關重要，因為其關乎著我國經濟的發展。
以上關于信息網絡化對于宏觀經濟管理的影響以及政府應該如何更好地轉變角色只是初步的研究，相信經過眾學者的討論，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看法。合理應用信息網絡化為宏觀經濟發展服務將有利于促進我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政府及企業需做好迎接機遇與挑戰的準備。
參考文獻
[1]李曉東.信息化與經濟發展[M].2000（1）
[2]蕭琛.全球網絡經濟[M].2009（5）
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案例范文5
根據國家發改委《關于開展全國涉企收費專項檢查的通知》(發改價檢[]830號)要求和省市有關文件精神，為了切實減輕企業負擔，促進我區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區物價局、區糾風辦將在全區開展涉企收費專項檢查工作?，F就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組織安排
這次專項檢查從現在開始，10月底結束。此次專項檢查由區物價局和區糾風辦統一部署和實施。
二、檢查的范圍和內容
此次專項檢查的范圍是國土、城建、房產、規劃、交通等部門及下屬單位年1月1日以來發生的收費行為（重大的亂收費行為可以追溯到上一年度）。檢查的主要內容是：
1、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規定，擅自設立項目、自定標準收費的；
2、違反國家收費政策規定分解項目收費、重復收費、擴大范圍收費、延長時限收費的；
3、國家明令取消的收費項目繼續收費的；
4、執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越權制定的文件，造成多收費和高收費的；
5、違反規定以保證金、抵押金、集資、捐助、贊助等形式變相收費的；
6、不執行國家收費優惠政策或者減免政策規定多收費的；
7、委托或轉移政府行政職能到事業單位、中介組織、行業協會或公司，違規收取費用的；
8、利用職權強行服務并收取費用的；
9、將行政事業性收費違規轉為經營服務性收費，強制收取經營服務性收費，或將明令取消的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轉為經營服務性收費收取的；
10、不按照規定提供服務而收取費用的；
11、其他違反國家收費管理規定的收費行為。
三、檢查方式
檢查采取聽匯報、召開座談會、問卷調查、上門訪問、查看帳目、受理投訴舉報等方式進行。各有關單位要在檢查組檢查前認真進行全面自查，自查中發現的問題要及時糾正，違規收費要及時清退，自查結果在檢查組檢查時上報。
四、幾點要求
（一）提高認識。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開展涉企收費專項檢查是深入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促進我區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具體體現，是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平穩發展，保障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貫徹落實的一次具體行動。各有關單位要提高思想認識，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來組織配合好此次專項檢查，確保檢查工作取得實效。
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案例范文6
【關鍵詞】《投資學》；教學內容；案例教學；實踐性教學
一、《投資學》的學科體系和教學內容
《投資學》是站在投資者的立場，以投資領域為客體，研究資本形成規律的一門經濟學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指導人們進行正確的投資決策和管理。自古典經濟學派到現代經濟學的各流派都十分重視對投資問題的分析，但是各派都是從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總體上來研究投資的。投資經濟理論是溶合在宏觀經濟理論和微觀經濟理論之中，而沒有獨立于經濟理論之外?！锻顿Y學》涉獵的范圍極廣，投資學科體系因此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構造，比如，投資學科體系按照研究的范圍不同可構造為：微觀投資學、宏觀投資學和國際投資學三個層次；投資學科體系按照投資主體的不同可構造為：家庭投資學、廠商投資學和公共投資學三種；投資學科體系也可以按照資產的形態不同構造為：實物投資學、金融投資學和人力資本投資學三種。西方國家對投資范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因此其《投資學》的研究對象和范圍也就不同。從狹義的角度出發，《投資學》研究的就是證券投資的學問；至于一些直接投資，如企業投資則屬于公司理財；國家投資則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均不在《投資學》的研究范圍之內。隨著期貨、期權等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現和創新，當今西方《投資學》研究的主流是以證券投資和衍生金融工具投資為主的金融投資。當前比較經典的西方《投資學》的教材諸如，滋維?博迪（Zvi Bodie）等人合著的《投資學》（第5版）的內容包括八部分：導論、資產組合理論、資本市場均衡、固定收益證券、證券分析和期權、期貨及其他衍生證券、積極的資產組合管理和附錄，威廉?F?夏普（William F.Sharpe）等人合著的《投資學》（第5版）的體系也大體相近。
我國1981年以前基本沒有投資這一范疇，只有基本建設這一范疇，1982年以后出版的《基本建設經濟學》就是作為基本建設經濟專業的主要教材，1988年國家教委將基本建設財務與信用專業和基本建設專業改造為投資經濟管理專業，隨之相應出版的《投資經濟學》、《投資學》和《投資管理學》等教材的研究對象仍然是固定資產投資，證券投資是被排除在外的。1998年投資學專業遭到了全面的撤并，但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迅速發展，以證券投資為主要形式的金融投資正在成為投資者的一個重要投資方式，近兩年一些院校已經重新恢復了投資學專業，投資學專業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但是當前存在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投資學的學科體系還需重新構造，《投資學》的教學內容還需進一步規范。縱觀當下出版的各類《投資學》教材，其體系各不相同，這也為《投資學》課程的教學帶來了一些困惑和不便。有些投資學教材仍然沿用了我國傳統投資學的內容體系，即主要以固定資產投資和宏觀投資為主；有些投資學教材則完全采用西方以證券投資等金融投資為主的內容體系；有些投資學教材則兼顧了我國的傳統投資學與西方投資學的內容體系?！锻顿Y學》作為投資學專業的入門課程或作為其他專業（如財政學、財務管理、金融、工商管理、國際經濟等專業）的主干課程或選修課程，教學目的并非是通過這一門課程的學習，使學生就能掌握如何去投資了，重要的是要通過這一門課程的學習使學生知道《投資學》的體系以及有關投資領域的一些基本知識、規律、投資理念和投資的思維方法。在實際教學過程中，《投資學》課程的學科體系和教學內容應當包括投資學總論、實物資本投資、金融資本投資和宏觀投資這幾部分，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在講授時可以有所側重。學生通過本門課程的學習，首先入門投資這一博大精深的領域，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識、理念、思維和方法，進而為他們有興趣進一步深入學習投資學奠定一個良好的學科基礎，不同專業和興趣愛好的學生可以進一步選學比如證券《投資學》、《外匯交易》、《國際投資學》、《金融市場學》、《金融工程》等后續課程。
二、案例教學與《投資學》
雖然目前關于《投資學》方面的教科書和參考書很多，但這些書要么是側重于理論介紹，要么是側重于實踐操作，很少有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或者是運用案例加以分析，將理論深入淺出地介紹清楚的，這給講授《投資學》的教師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如何將抽象的理論讓學生能夠理解并產生學習興趣成為困擾教師的一個難題。《投資學》是作為本學科的一門入門課程，它不像一些后續課程（如證券投資學）那樣有很強的實踐性，它主要還是對《投資學》領域一些基本知識、規律、投資理念和思維方法的介紹，因此其理論色彩相對較濃。要想讓學生真正理解和接受這些知識，必須要通過案例教學（這里的案例教學不等同于實踐性教學）來實現這一目的。美國小勞倫斯?E?列恩在《公共管理案例教學指南》中關于案例教學的定義是“教師們以教學案例為基礎，在課堂中幫助學習者達到特定學習目的的一整套教學方法及技巧。”他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復雜問題的解決方法既不能在教科書中找到，也不可能獲得人人都贊同的‘正確答案’。案例方法為學習者設想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即通常在時間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條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維技巧和能力來提出有說服力的論點。這種分析以敘事形式出現，并鼓勵學生參與?！卑咐虒W要針對課程中出現的知識點，由教師有目的地去搜集、整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設計一些問題供學生思考。案例教學應重視師生間的互動性。在傳統的教學方法中，教師是課堂的主導者，負責講解和向學生灌輸知識，而應當作為教學主體的學生則是被動地接受知識，或是回答一些簡單的課堂提問，學生習慣于用既定的思維和方法來思考和解決問題，缺乏自主地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缺乏創新意識。在案例教學中，需要鼓勵學生要勇于表達自己的觀點，無所謂對錯，重在思考，學會思考遠比獲知一個正確的答案重要得多。引導學生，看待同一個問題或案例，要擺脫“唯一標準答案”對自己思維的束縛，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應有辯證的思維。在課堂上，通過討論，對各種觀點的合理性進行分析，然后在各種合理的答案中尋找在現有條件下的最佳答案。還可以讓學生去設想和探討在各種其他條件下，該案例又會得出怎樣的結果。對于案例教學，重要的不是學生能否得出正確的答案，而是重視探討、分析案例的過程和培養學生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實踐性教學與《投資學》
投資學理論源于實踐，是對實踐的提煉、總結和升華，學習《投資學》的目的是為了指導投資者的投資實踐，因此，《投資學》的教學也應當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盡管《投資學》是一門投資領域的入門基礎課程以及由于授課學時的限制，《投資學》課程所賦予學生的更多的應是一種關于投資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思考問題的方法，而不是一種實際操作能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投資學》課程的教學可以脫離實踐，相反，《投資學》的教學需要緊密聯系實踐和讓學生盡可能接觸實踐。筆者認為，實踐性教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投資學》實踐性教學是指在《投資學》課程開設之后所進行的實驗教學。廣義的《投資學》實踐性教學應當包括在《投資學》課堂上的案例教學和在《投資學》課程開設之后所進行的實驗教學。筆者更認同廣義的《投資學》實踐性教學。關于《投資學》的案例教學如前所述，關于實驗教學主要針對投資學、金融學等專業的學生或者對投資領域感興趣并且學習過《投資學》后續課程的學生而言。投資學實驗教學的開展首先需要相應師資力量和相關的硬件和軟件準備。實驗教學應加強對教師的實踐培訓，有條件的情況下還可以考慮聘請投資領域的資深從業人員擔任一部分實驗教學任務或開設講座?！锻顿Y學》實驗室的建設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硬件和軟件），利用相關軟件，讓學生模擬投資操作，并追蹤投資市場的實際表現。投資實驗室不僅可以讓學生模擬證券投資實踐甚至是期貨市場實踐，還可以讓學生利用投資項目經濟評價等軟件進行投資項目經濟評價等方面的實踐。實驗教學除了在投資實驗室開展之外，還可以開設第二課堂，通過與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投資咨詢機構等相關業務部門的合作，將學生帶到真實的投資市場和環境中讓學生親身去體驗各種投資活動的操作過程，讓有經驗的投資專家為學生提供現場指導，進行實戰分析、市場預測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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