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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關系論文范文1
關鍵詞：非政府組織WTO透明度關系
一，非政府組織對于WTO的價值和意義。
近年來，非政府組織的興盛發展與其在國際事務上越來越多的參與是與全球化分不開的。全球化被視為是一種“國家內部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的外化”，①——諸如環境污染的全球性的問題更多的需要在國際上得以解決，從而削弱了國家在其領土范圍內對這些活動的控制能力。對這些全球性問題的承認，帶來了更多的國際層面上的談判與協商，這樣也就為國際非政府組織提供了更大的活動空間。
與此同時，WTO也在全球化進程中完成了對GATT的繼承，并成功的過渡為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為完整的一套世界貿易規則體系。當然，非政府組織不可能放棄WTO這個展現其能力的大舞臺。正如一位環境問題專家所指出的：“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是迄今為止最為常用來解決國家間有關環境問題爭端的機制”。②因此，他們認為如果撇開了WTO就無法實現他們所要達到的目標和利益。
可以說，非政府組織對于WTO體制的完善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非政府組織的參與有利于強化WTO的決策能力。當WTO的機構面臨一些諸如貿易與環境等非其所長的專業知識時，從非政府組織獲取的可利用資料、信息將有利于拓寬WTO對有關問題的分析基礎，從而降低WTO決策機構發現事實和推理分析過程中的錯誤，提高相關機構報告的質量。
其次，非政府組織是由一國或數國的公民或公民的聯合發起的并謀求某種公共利益的獨立于國家的具有私人性質的組織。③可以說，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某一個或幾個地區公民（團體）的意見。在全球化的態勢下，這一公民或團體的意見已經無法通過國家意志的形式來表達。于是，非政府組織便成為這一部分公民的代言人。而與非政府組織的聯系對于缺乏透明度的WTO來說，無疑是加強其為公眾所認知的最佳途徑。
最后，WTO協議中的僅允許締約國方提供信息的規定無疑造成了一種形式上的壟斷。④如何打破成員國方提供信息的壟斷并創造競爭環境以尋求建立最佳的政策制定機制成為WTO亟需解決的問題。非政府組織的介入提供了一種最佳方案：在WTO中，非政府組織可以扮演一個政府締約方的情報提供競爭者的角色，這樣就能利用其在某一專業領域的智力資源優勢，發揮了非政府組織迅速發現問題并能及時做出反應的特長。從而在WTO體系內構架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平行競爭機制，以期能更好的發揮各方面優勢、集思廣益，制定出最適宜的世界貿易政策。
二，現行WTO制度中有關非政府組織的規定。
WTO各締約方早已認識到非政府組織的重要意義，因此各方在達成《建立世界貿易組
織的協定》中，已經包含有關于非政府組織的內容。該協定的第五條第二款規定：“總理事會應做出適當安排，以便與在職責范圍上與WTO有關的各非政府組織進行磋商與合作?！绷硗猓?996年6月18日，總理事會通過了《與非政府組織關系安排的指導方針》（WT/L/162）①，建立了一整套WTO與非政府組織的關系框架。這一系列的指導方針包括：1，遵循《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第五條第二款所確立的基本原則；2，各成員方認識到非政府組織能起到增進公眾對WTO相關活動的認知程度的作用，因而各成員方愿意提高WTO的透明度并發展同非政府組織的關系；3，為了達到更具透明度的目的，必須保證非政府組織獲得更多有關WTO活動的信息，特別是比過去更快地取消對獲取有關這些活動的文件限制。為此，秘書處將使相關資料（包括已經取消限制的文件）在互聯網上公布；4，WTO秘書處應積極地采用各種方式，發展同非政府組織的直接聯系；5,如果WTO各理事會或委員會的主席參加同非政府組織的討論會或其他會議，他只應代表其本人。除非該理事會或委員會做出其他的特別決定；6，各成員方重申WTO是一個對其成員方的有關權利和義務具有法定拘束力的政府間組織。因此，各成員方認為非政府組織不可能直接參與WTO的工作或其會議。
自1996年以來，WTO秘書處和各成員方以各種方式積極地保持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對話，而以上這些方針則起到了指導作用。WTO在發展同非政府組織的關系中進行了如下幾種嘗試：
第一，允許非政府組織參加部長級會議。在通過了《與非政府組織關系安排的指導方針》后不久，WTO各成員方就非政府組織參加新加坡第一次部長級會議的程序達成了一致意見：1，非政府組織將被允許參加大會的全體會議；2，登記的非政府組織必須符合《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協定》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即必須證明他們的活動與WTO的工作是由聯系的。②
1996年12月的新加坡會議是WTO歷史上第一次由非政府組織參加的主要會議。總共有159個非政府組織登記并參加了會議，其中的108個非政府組織（235名個人）代表環境、發展、消費者、商業和農民等各方面利益。另外，設在新加坡大會會場的非政府組織中心為與會的非政府組織及其代表提供了會議場所、電腦設施和會議的官方文件等便利措施。
第二次部長級會議于1997年在日內瓦召開，這次會議共有128個非政府組織（362名個人）。在為期三天的會議期間，非政府組織除了參加非正式的工作會議外，還參加了由秘書處主持的日常簡報會——這是第二次部長級會議的一個特色，并被非政府組織視為一個WTO保證其透明度的真正的信號。③
多哈部長級會議期間，WTO秘書處安排了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計劃。這些計劃將由感興趣的成員方和非政府組織代表協商后達成一致意見。其中正在考慮的有非政府組織參加一些活動包括：1，日常非政府組織簡報會。秘書處會為已經登記的非政府組織舉行一天一次或兩次的有關大會會議進程的工作簡報會。這些簡報會將由一些想同非政府組織交流的成員方的部長或官員來主持；2，特定問題的非政府組織簡報會。有關一些特定問題的簡報也將由總干事或秘書處官員集中向登記的非政府組織。相關問題的確定取決于大會的主持國和非政府組織的興趣所在；3，由秘書處組織的討論會。WTO秘書處將就非政府組織感興趣的問題組織討論會。這些討論會將在非政府組織中心舉行，同時面向所有多哈會議的與會者開放。①
第二，為非政府組織舉行討論會。自1996年以來，秘書處為非政府組織安排了許多討論會。這些討論會往往針對一些有關市民社會(civilsociety)切身利益的特定問題，如其中的三個討論會是關于貿易和環境問題、一個關于貿易和發展問題等等。這就反映了WTO認識到了市民社會作為一個實體，其本身的權利應受到重視。另一方面，這些討論會在一個非正式的場合為非政府組織提供了一個同WTO成員方的代表討論相關特定問題的機會。
第三，同非政府組織保持日常聯系。WTO秘書處每天都會從全世界收到大量的非政府組織的詢問信函。同時，WTO秘書處的工作人員會定期與非政府組織的代表舉行會議——這些會議既是獨立的，也是作為秘書處組織非政府組織參加WTO活動的一部分。
第四，一些新的舉措。在1998年7月的總理事會上，總干事通知各成員方，秘書處將采取一些新的步驟來增進同市民社會的對話。這些步驟有：從1998年秋開始，WTO秘書處將為非政府組織提供日常工作簡報；在WTO官方網站上增加有關非政府組織的相關內容。另外，秘書處還會將其每月收到的由非政府組織提交的論文的目錄匯編成冊并散發給各成員方。②
值得注意的是，WTO爭端解決機構在其報告中也對非政府組織的地位予以確認。在沸沸揚揚的海龜案中，專家小組和上訴機構前后對非政府組織提供的來文的態度明顯不同。在本案中，專家小組認為：“…根據DSU第13條，專家小組掌握著尋找信息和選擇信息來源的主動權。在任何場合，只允許爭端當事雙方和的三方直接向專家小組提供信息。在我們看來，接受從非政府組織途徑來的未經征詢的信息同DSU的現行規定是不符的。因此我們通知各當事方我們對于這些文件（來自非政府組織的）將不予考慮…”③
而在上訴機構的報告中，盡管肯定了專家小組評判非政府組織提出的報告的行為是在DSU第12條和第13條授予他的職責范圍之內的。但上訴機構著重指出了專家小組在有關是否應該接受未作要求而收到的由非政府組織提供的信息的問題上對DSU相關條款所作的法律解釋是錯誤的。上訴機構回顧了“荷爾蒙案”（WT/DS26），認為根據DSU第13條第2款，專家小組可以從任何相關途徑尋找關于案件的信息，也可以咨詢任何專家以得到他們關于案件特定方面問題的意見。在這里，上訴機構強調專家小組可以向“任何個人或團體”或“從任何來源”尋找“資料或技術信息”。同時上訴機構也強調了DSU第12條第2款，即“專家小組程序應有充分的靈活性以保證提供高水平報告，而又不會不適當的延誤專家小組審案進程”。上訴機構在其報告中指出了本案專家小組在解讀“尋找（seek）"時，不必要的太過于注重正式性和技術性而以至于要求“任何個人或團體”首先必須得到專家小組的允許才能提交報告。上訴機構進一步指出：“在本案的情況下，基于實用或其他相關的目的，‘經要求得到的資料’與‘未經要求得到的資料’之間的區別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雹芤虼耍珼SU授予專家小組尋找資料的權利并不意味著專家小組可以禁止接受那些事先未經專家小組要求而提供的意見。
在本案中，上訴機構的報告直接肯定了非政府組織所提供的信息對于專家小組、上訴機構及當事方的法律上的意義，這就從側面肯定了非政府組織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的地位。同時這也意味著非政府組織在WTO體系中的活動范圍得以拓寬。另外，本案對今后WTO爭端解決機構在處理涉及有非政府組織提供信息的案件也具有垂范作用。
三，評價。
總的來說，非政府組織在WTO體系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作用有所增強。正如WTO官方網站上所說的，“WTO自其成立以來的運作歷程生動地表明了世界貿易體制從未像現在這樣備受公眾輿論的關注和審視”。①
然而，WTO各方對非政府組織的介入仍持懷疑態度。因此，非政府組織在WTO中的作用依然有限。有意思的是，持將非政府組織排除在WTO政策制定過程之外的觀點的大多是成員國的政府官員（而非專家或學者）。他們認為非政府組織的加入只會扭曲而不是改善WTO的決策機制。綜合起來，現在反對者持有以下幾種意見，下面我來一一評述：
第一，擔心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特殊集團的利益。即認為當一個政策決定機構允許游說集團介入后，將存在著某一特殊的利益集團施加不平衡影響的可能性。有一些分析家認為，代表特定利益集團的非政府組織的加入會減緩決議制定的進程進而導致工作效率的降低。②還有一些貿易專家認為許多非政府組織不贊成貿易自由化，因而擔心它們的加入會阻撓貿易自由化的發展。
實際上這種擔心是多余的。由于代表商業實體（通常是一些貿易保護主義者）利益的代表在WTO中已經存在。因此，納入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會產生各種利益集團相互監督、相互牽制的效果。從而抵消WTO中現存利益集團的影響，進而只會是降低而不是增加有特殊利益集團操縱的政策的產生的可能性。
第二，擔心非政府組織的加入會影響WTO作為一個多邊政府機構的性質。這種觀點認為WTO作為一個調整政府間關系的機構，只應保證成員國政府在貿易政策的制定中起主導作用。而非政府組織代表的是一個或數個成員國國內公民的利益。這些公民的利益和他們所在國家的利益如何在WTO體系內得以調和將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因此，非政府組織的加入會沖擊國家在WTO中的地位，會使WTO中國家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③
然而，非政府組織在本質上就具有跨國性的特征，它也有獨立參加某些國際事務的能力，這一點早已在聯合國體系中得以確認。給予非政府組織在WTO中發言和觀摩爭端解決程序的機會，并不排除各成員國依然可以閉門議事。由于全球化的影響，一些涉及政治的經濟問題愈發需要在國際層面上得以解決。因此，WTO不需要以一個純粹的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機構的形式存在?？梢灶A見，非政府組織的加入能夠強化WTO作為一個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的地位。
第三，認為非政府組織不具代表性。此觀點認為很難確定非政府組織究竟代表的是哪些人或是多少人的利益。這樣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問題，如怎樣來保證非政府組織提供的信息的準確性？非政府組織應采用何種方式來保證它們的代表性和它們對其代表所負的責任？
我認為，非政府組織的代表性問題在WTO對其開放后將更易于解決。所以，不應過多地考慮這個問題。相應的，在國際領域內，對非政府組織地位的重視程度應取決于該組織過去在增進其所參與的國際機構和其所代表的公眾之間的聯系所作的貢獻。
第四，還有一些人提出了非政府組織參與WTO的可操作性問題，即擔心控制非政府組織在世界貿易體制內的活動的難度過大。另外有一些觀察家認為非政府組織在WTO會議上的出現會使一些成員國由于擔心受其國內的指責而不愿暴露其真實的想法。這樣反而有違吸納非政府組織加入WTO以增加透明度這一做法的初衷了。①
有關非政府組織在WTO中活動的具體操作的確還存在著問題。目前WTO可以參照其他國際性經濟組織的做法，如世界銀行早已建立起一套允許非政府組織參加它的會議和決策過程的程序。同樣的，經合發展組織（OECD）近年來也拓展了與非政府組織接觸的領域和范圍。總之，要讓非政府組織高效、更好的參與WTO的有關活動，實際中要克服的困難是有很多的，但過多地擔心確實是不必要的。
談到這里，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眾所周知，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WTO第三次部長級會議由于會場外眾多民眾的示威游行而草草結束，預先擬發動的新一輪多邊談判也淹沒在一片反全球化的口號聲中。②
盡管西雅圖會議以失敗告終，盡管其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它給人們最大的警示就是：向WTO發出了其貿易政策制定過程和爭端解決程序應更具透明度的訊號。WTO處于正在浮現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核心，世界貿易體制的規則和程序正日益被視為協調好全球范圍內經濟相互依賴性的關鍵因素。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WTO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處于一種“幕后運作”的狀態了。
其實早在戰后醞釀成立“國際貿易組織”（ITO）時，創立者們已經清楚的預見到了非政府組織將扮演的重要角色。后來，GATT的第一任行政首長，EricWyndhamWhite先生，提出了一項非政府組織議程。他建議ITO：1，起草一份給與磋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的名單；2，邀請非政府組織觀察員出席ITO大會并允許他們提出議案和自由發言；3，就ITO活動領域內的問題向非政府組織提出咨詢；4，任命一個由非政府組織代表組成的顧問委員會。③這一方案可以看出ITO的創始者們對非政府組織作用的充分認識。只可惜ITO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如愿成立，而以臨時協議的形式出現的各方妥協的產物——GATT對這一問題沒有充分重視，從而失去了與非政府組織握手的良機。
與此同時，其他國際性組織卻在與非政府組織的關系上走在了GATT的前面。最典型的當屬聯合國。1945年的《聯合國》第71條規定了聯合國處理與非政府組織關系的原則，即經社理事會（ECOSOC）可以就與非政府組織有關并屬于經社理事會職權范圍內的事項征詢非政府組織的意見。根據這一原則，經社理事會通過了第1296號決議及其附件——“理事會與非政府組織之咨詢辦法”，具體規定了非政府組織享有咨商地位的條件與程序，并為處理和協商與非政府組織的關系成立了專門的輔助機關——非政府組織委員會。④
取得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組織按其活動性質與范圍，以及經社理事會或其輔助機關對其所能提供協助的預期程度而分為以下三種類型：1，一般咨商地位；2，特別咨商地位；3，列入名冊。上述三種咨商地位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咨商活動的范圍與能力不同：這三類組織都可以參與經社理事會召集的國際會議的咨商活動；都可以向所出席的會議書面陳述意見；但都無表決權，原則上也都不參與聯合國其他主要機構的工作；第一、二類組織可以派出全權代表，作為觀察員參與經社理事會及其下屬機構的公開會議。但只有第一類組織可對經社理事會及其輔助機關的議程提出建議，并在會上發言。
WTO可以參照以上國際組織的做法，提出一套非政府組織參與其制定貿易政策和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序，以便具體操作。從而加強同市民社會的聯系，提高WTO活動為公眾所認知的程度，以更切實的貫徹WTO的宗旨和原則。
四，反思非政府組織對我國入世的啟迪和意義。
中國領域內具有真正意義上的非政府組織的數量還不多，也就是說，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在我國還處于一個剛起步的階段。由于我國剛剛加入WTO，民主法治化的進程也正在加快，鼓勵非政府組織在我國的發展對于進入新世紀的中國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其一，建立和發展各種非政府組織將有利于充分反映我國領域內某些區域或某些行業的公民的利益，從而能夠在國際層面上表達這些利益集團的想法，以減少全球化給我國帶來的負面影響；
其二，非政府組織可以為我國政府制定對外貿易政策和參與多邊談判提供信息和資料，從而奠定相關政策的民意基礎；
其三，非政府組織可以監督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使這些政府行為與WTO的相關規定保持一致，進而避免出現我政府被訴的不利局面；
其四，非政府組織還可以向我國政府提供有關別的成員國違背其WTO各項協議下對我國義務的證明資料，以便于我國政府及時或應訴，從而減少損失或不利影響。
①KarstenNowrot:LegalConsequenceofGlobalization:TheStatus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underInternationalLaw,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9(6),P583
②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3),P439
③StephanHobb:GlobalChallengestoStatehood:The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of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IndianaJournalofGlobalLegalStudies,1997(5),P276
④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8(1),P135
①引自/index.htm/ngos(01/22/2002)
②同②
③參考/index.htm/ministerials(01/22/2002)
①參考/index.htm/ministerials/doha(01/22/2002)
②詳細內容見/community/ngos(01/22/2002)
③see:UnitedStates-ImportProhibitionofCertainShrimpandShrimpProducts-reportofthePanel(WT/DS58/1,1996.10.14),section7.8,from
④see:UnitedStates-ImportProhibitionofCertainShrimpandShrimpProducts-reportoftheAppellateBody（WT/DS58/AB/R1998.10.12）,section107,from
①見/community/ngos(01/22/2002)
②P.M.Nichols:Realism,Liberalism,Values,and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1996(4),P862
③見前引JeffreyL.Dunoff:TheMisguidedDebateoverNGOParticipationattheWTO,P437-438
①見前引DanielC.Esty: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at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operation,Competition,orExclusion，P142
②GaryHorlick:TheSpeedbumpatSeattl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2000(1),P168
貿易關系論文范文2
關鍵詞：文化；國際貿易；比較優勢；差異性；互補性
1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歷史過程中，賦予物質和精神產品的全部總和。文化體現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人類所生產的物質產品上；人類與其他個體或群體的關系上，包括社會的政治法律制度，經濟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為方式等；文化還體現在意識形態上，通過宗教，哲學，道德，藝術等來表現，體現出不同民族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是文化的兩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產生與發展，都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環境，經濟條件和社會結構。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生成并發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異文化。②文化的時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時代的精神，時代的內容，時代的審美要求和審美情趣，都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創造的文化差異為文化和國際貿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2國際貿易的理論基礎——比較優勢
自從國與國開展貿易以來，通過深入的研究，經濟學家們提出了許多貿易理論。其中，比較優勢論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建立在亞當斯密“絕對利益”學說的基礎上，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利益”學說。自從誕生之日起，“比較優勢”始終是理論發展的線索。究其原因，“比較優勢”，這四個字本身就蘊涵了深刻的理論內核，它包含兩個內容：一是“比較”，比較就是差異性，是獨特性，是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客體在某一層面進行的對比。有了差異性或獨特性，客體之間才有可比之處。二是“優勢”，其核心在于“優”字。它說明比較客體在該對比層面上的強勢地位。正是因為國與國之間（比較主體）在可比內容（比較客體）上存在的我有你無，你有我優的差異，才使得交換成為必然，對外貿易得以產生。
3文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從國際貿易理論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推導出的文化差異性恰好在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間。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文化較為普遍地存在于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和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
（1）在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領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貿易的主要內容之一。眾所周知，早在西漢時期，大量的絲綢，瓷器和茶葉從中國被運往地中海沿岸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產業的興起和蓬勃發展，文化產品更是鋪天蓋地。在追逐降低產品成本的競賽已經窮途末路的情況下，人們開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獲取新的超值。
（2）在新興的服務貿易領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傳統文化之上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以及收藏和展覽等，其貿易的主要內容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精神文化和行為文化。還有旅游服務，作為一項集觀光、餐飲、住宿以及游樂為一體的綜合項目，其獨具特色的文化內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國際消費者的重要條件。
4國際貿易中文化差異的思考及啟示
每一種文化都會產生自己的價值體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開拓國際貿易市場。
貿易關系論文范文3
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國際貿易理論可追溯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的重商主義學說。斯密和李嘉圖的貿易理論中，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是給定的外生變量，生產規模報酬不變。斯密與李嘉圖的貿易理論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部分，被稱為“古典貿易理論”。二十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資源配置”或“資源稟賦”的貿易學說。在赫克歇爾和俄林的模型中，勞動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產的規模報酬仍然不變。他們的理論被稱為“新古典貿易理論”。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和結構變化，在赫克歇爾—俄林體系中徘徊多年的國際貿易理論又活躍起來，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貿易的原因和結果，研究新的貿易結構與貿易政策，創立了一系列新的學說。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這些學說已逐漸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編入教科書，另外部分仍在繼續討論之中，仍是貿易的前沿論題，本文將簡要地介紹這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并闡述其對我國貿易政策的意義。
一、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工業發達國家之間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為貿易原因提出新解釋的主要是從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規模經濟貿易學說”，主要的貢獻者是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這一理論以企業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和世界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基礎解釋戰后增長迅速的工業國之間的和相同產業之間的貿易。
規模經濟貿易理論［（1）a］的發展是建立在兩個與以往理論不同的假設上：（1）企業生產具有規模經濟；（2）國際市場的競爭是不完全的。
具體講在“規模經濟”和“壟斷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的長期平均成本隨著產量增加而下降，企業面對的是市場需求曲線，市場需求量會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參與國際貿易以前，企業所面向的只是國內的需求。由于國內市場需求有限，企業不能生產太多，從而使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不得不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產品所面臨的市場就會擴大，國內需求加上國外需求，企業生產就可以增加。由于生產處于規模經濟階段，產量的增加反而使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從而在國際市場上增加了競爭能力。
由于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囊括一行業的全部產品，從而使國際分工和貿易成為必然。但具體哪一國集中生產哪一種產品，則沒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競爭）產生，也可以協議分工。但這種發達國家之間工業產品“雙向貿易”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技術不同或資源配置不同所產生的比較優勢。
二、國際貿易、技術外溢、與經濟增長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在經濟學文獻中，雖然已有許多理論闡述了技術在貿易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討論技術對貿易的影響，也分析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把技術變動、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和經濟增長等結合起來研究，是國際貿易理論的最新發展和前沿課題。
國際貿易理論的這一新發展的背景也與戰后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有關。在用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理論說明了當前“北北貿易”和同類產品之間貿易的原因之后，人們自然就會進一步探討。為什么會有規模經濟？產業的規模經濟和國際分工是怎樣形成的？如果說技術的差異與發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術又是怎樣產生、發展、傳遞的？技術的發展與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的關系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引起了國際經濟學家的極大興趣。學者們將國際貿易理論與增長理論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學的研究中，關于國際貿易、技術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文章很多。從其理論淵源來說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部分則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不僅研究技術怎樣影響貿易和增長，同時把技術發展作為科研、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一種結果，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間的關系。
1．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1）技術差異所形成的貿易模式
除了“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的貿易學說外，技術作為外生變量上的差異亦被用來說明發達工業國家之間和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馬庫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們的研究中假設兩國的資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產品生產需用兩種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規模經濟。但如果兩國在生產技術上有某種細微的差別，勞動生產率就會略有不同。在兩國的貿易中，各國都會出口其要素生產率相對高的產品。
戴維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設兩個國家兩種產業。其中第一種產業只生產一種產品，而第二種產業生產兩種不可完全替代的產品。假設其中一國在第二種產業的生產中與國外略有技術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種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別國略勝一籌。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要素價格的相等會使該國生產和出口這種產品，而別國則會生產出口另一種產品。
馬庫森、斯文森和戴維斯的研究說明，即使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技術上的差異亦可引起同行業產品之間（intra—industry）的貿易。
（2）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福利的影響
克魯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術進步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福利的影響。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類國家：技術較先進的國家（發達國家）和技術相對落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產品亦分為兩類：技術密集型產品與非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些假設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發展在于：假如技術變動了（而不管為什么會變動），會對各國的貿易模式和福利產生什么影響？
如果這種技術進步發生在發達國家，則結果是沒有壞處。第一，對發達國家來講，它技術更高了，產品更先進了，由于本來就在技術上領先，更新的技術的產生并不面臨什么競爭，也不威脅別國，別國也威脅不了它，所以技術進步對它有好處。第二，對落后國家也沒壞處，因為技術差距拉大了，給后進國家更大的空間來發展和趕超。所以技術進步發生在先進國家對這兩類國家均有利。對先進國家唯一的不利之處是對一些本來就有技術優勢的產品，技術進步和生產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這些產品的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有可能變得不利。
假如技術進步發生在后進國家呢？克魯格曼認為結果是縮小了兩類國家之間的差距，對原來先進國家是一種競爭，對他們不利。后進國家會因為自己有能力生產這類產品而減少進口，造成兩方面的結果：一是使該類產品價格的下降，對先進國不利，二是如果這種產品需要密集使用后進國本來就稀缺的資源，那么對后進國來說也不利。
2．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與增長理論
貿易理論的另外一方面發展是將技術視為內生變量來分析，研究技術變動的原因，也研究技術的進步作為生產和貿易的結果對貿易模式與社會福利的影響。技術變動有兩種源泉，一種是被動的，不是經過專門研究開發出來的，而是從看中、干中學會的，是通過經濟行為學來的，這叫“干中學”（learningbydoing）。這里所說的技術不光是生產技術，還包括管理知識。另外一種是主動的，是自己創造出來的。這種技術變動是一種革新（innovation）。技術革新一般是研究和發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簡稱R＆D）的結果。
（1）“技術外溢”（Spillovers）與“干中學”（Learing—by—Doing）
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所謂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過程有時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被稱為技術“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技術外溢中獲得的。技術外溢，又可分國際、國內、行業間和行業內幾種不同情況。
a）國際技術外溢
國際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通過直接或間接（如通過貿易）的途徑傳播到了別的國家，從而使別國的生產者也逐漸掌握了這些技術。
為了說明技術在國際間的外溢，我們假設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各國分別生產兩種產品，X和Y。在兩國沒有貿易時，各國的生產是由本國的生產技術和資源配置決定的，A國有生產X的比較優勢，B國則有生產Y的比較優勢。如果兩國發生貿易，根據“比較優勢”理論，A國會專門從事X的生產和出口，B國則專門生產和出口產品Y。這是貿易發生后的最初均衡。
現在我們再進一步假設技術是無法壟斷的，可以通過商品貿易“外溢”到別國。貿易的結果，AB兩國的生產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產技術并有可能對本國的生產進行調整。這種國際范圍內的技術外溢會有各種不同的結果。一種情況是，A國本來有生產商品X的比較優勢，但B國生產X的技術更先進，有絕對優勢。A國引進了B國生產商品X的技術，提高了本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率。這種結果發揮了本國資源上的比較優勢，有利于A國的長期增長。另外，商品X本來就是B國相對短項，在兩國實行分工和貿易后便不再生產。A國多生產X可以使B國的進口價格下降，也有利于B國。這種技術的外溢使原來由“比較優勢”決定的貿易模式變成了由“絕對優勢”決定。技術外溢的結果，兩國都從中受益。
但是如果B國生產商品Y的技術比A國先進，A國從B國中學到這種技術并用此來改進發展其本來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Y。對A國來說，這種技術引進的結果是一種進口替代型增長，但對B國來說則是一種威脅和競爭。如果A國生產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資源，對A國的長期發展也不一定有利。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發展引入“錯誤”方向，使兩國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影響（參見Yanagawa，1993）。
b）國內的技術外溢
國內技術外溢指的是技術在本國范圍內的傳播。由于地理、語言、文化等原因，國內技術外溢比學習外國技術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魯格曼和盧卡斯（Lucas）分別討論了國內技術外溢的問題。在克魯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設有兩個國家A和B，生產一系列產品。其中任何一國會在一些產品的生產技術中有最初的領先地位。盡管技術可以在國際間傳播，但本國內的技術外溢會更快。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較快的國內技術外溢過程，該國原先的領先的行業會有加速發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較優勢會增強，“國內技術外溢”也會使別國在他們原來就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有領先地位，技術的國內傳播使各國的差異擴大。
盧卡斯（1988）的模型與克魯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設一系列國家，生產兩種產品：X和Y。各國的勞動力和勞動生產率相同，但對兩種產品的技術知識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國家生產X，另一些國家生產Y，形成最初的國際分工。由于技術在國內的外溢，生產X和生產Y的國家都會在各自的專業生產中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各國對兩種產品技術知識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來越大。在一般情況下，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很難改變，除非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跟不上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改變原先國際分工的地位，從一種產品的生產轉向另一種產品生產的，也只能是那些原來就在邊緣上的國家（marginalcountry）。
克魯格曼和盧卡斯的分析說明：一個國家最初的比較優勢、產業選擇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可能與它本國的技術知識和資源配置有關，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產業結構一旦形成之后，國內生產技術的外溢使得一國在這些產業中的生產率比別國提高的更快，會使該國在這些產業中的領先地位更加鞏固。這在某種意義上解釋了為什么一些國家擅長于一些行業，而另外一些國家擅長于另外一些行業，這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是有關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種生產格局，改變是不容易的，因為產業規模與國內的技術外溢會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只要成本增長的速度低于勞動生產率增長的速度，就會有利可圖而繼續存在。歷史在決定一國長期的生產和貿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業間與行業內的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也可以發生在不同的行業之間（inter—industry）和同行業之內，許多行業雖然產品不同，但所用的資源有許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產率對各行業都是有促進作用的。另外，這里的“技術”概念，也不僅僅局限于具體的生產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術知識。因此，一個行業擁有的技術優勢也可能外溢到別的行業，使別的行業的生產率也有所提高，并對社會的長期發展產生影響。［（1）c］
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有不同的產業集團（industryclusters），各集團生產類似產品但生產技術不會完全相同。與國外類似的產業集團相比，生產上也會有不同的優勢。國際貿易以及由此產生的競爭和技術外溢會縮短各產業集團的技術差距。
（2）發展研究（R＆D）與技術創新（Innovation）
技術變動的另一個來源是技術創新，它是一種投資、開發與研究的結果。新技術的開發主要表現在：a）提高要素生產率，用有限的資源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或保證產量的情況下，使用更少的資源；b）產品質量的提高和新產品的開發。
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可以在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現。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分工越來越細，一個最終產品可以由一個企業變成許多個企業來生產。同一企業中也可分為許多部門，每個部門只生產產品的一個零部件。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每個部門只集中于一個小范圍的大規模生產，而在這個具體的零部件生產中，企業有可能通過降低成本來獲得利潤。換句話說，專業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潤不再只是從最終產品中獲得，每個生產環節都獨立出來，都有獲得利潤的可能性。對利潤的追逐使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有改進技術的動力。
開發型技術進步也常常是在對新產品的研制中獲得的。市場競爭迫使企業不斷開發新產品或提高產品質量，從而產生出新技術。
與“干中學”不同，技術創新或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證這些投資能夠獲利的條件下，企業才會去研制新技術。因此，一國能否獲得大幅度的開發型技術進步，需要兩個必要條件：（1）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因為沒有保護的話，企業開發新產品所冒的風險與其收益不對稱，也就沒動力去投資、研究。（2）要鼓勵對科研的投資。干中學雖然也能提高技術，但畢竟有局限性，畢竟只能縮短與先進技術的差距，一個國家要想技術上領先，就必須有開發型的技術進步，但開發型技術進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資來保證的。
國際貿易與開發型技術變動有相互促進的關系，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不僅通過國際市場的競爭迫使各國努力開發新技術新產品，也通過國際技術外溢給各國互相啟發的機會。新技術的開發不再只是個別國家的行為，而成為各國的共同努力。這里邊也有一個技術開發的規模經濟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貿易和技術的國際流動可以使開發研究形成“規模經濟”而降低各國的科研開發成本。一項新技術從一國開始后，另一國可以馬上引進，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不應重復同樣一個過程。當然，這樣做需要許多政治條件和技術條件，但從經濟學角度來講，這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最優方式。
另一方面，技術革新也會影響貿易模式。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和“干中學”的模型中，最初的貿易模式都是給定的，都假定各國在生產技術上有差距但沒有討論為什么有差距。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模型則揭示了產生技術差距的根本原因。綜觀歷史，我們可以看到，盡管技術的國際國內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有可能縮短各國技術上的差距，本國原有的資源和技術條件對于一國的長期發展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仍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強對發展研究的投資和不斷開發新的技術，是改善一國的貿易地位和保證經濟長期增長的必要措施。
三、國際貿易新理論對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啟示
過去十五年來，我們雖然在開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貿易政策上仍受許多傳統觀念的束縛。我們在出口方面作了許多努力，但是開放國內市場方面顧慮重重。在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地位的過程中，我們把擴大進口和開放市場看作是一種進關貿的代價，是為了獲得某種權利而不得不承擔的“義務”，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于“保護幼稚工業”的理論。
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對某些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怎樣選擇保護對象？采用什么方式來保護？保護的前景與代價是什么？我們必須充分估計為保護所付出的代價，并努力以最小的代價來實現我們發展先進或幼稚工業的目標。
古典和新古典的貿易理論已經分析了保護給消費者和整個國家福利所帶來的損失。關于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學說又為我們揭示了保護所失去的“外部效應”，尤其是對電腦等高科技產品進口的限制，損失的不只是消費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過程。電腦等科技知識產品與一般消費品不一樣，電腦的使用和普及包含著科學技術的普及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電腦迅速普及所能帶來的外部效應，是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況且電腦行業發展的關鍵不是硬件而是軟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礎上才能有足夠的人力資本和市場需求來促進軟件的開發。通過貿易壁壘的辦法來保護幼稚產業，其代價和結果都是必須考慮的。
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還為我們的貿易政策提出了許多新思路，新的貿易理論揭示了當代國際市場的壟斷競爭和工業制成品貿易為主的特征，工業產品的多樣性使得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有足夠的資源來生產、出口全部的工業產品。國際貿易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大，即使在同一行業內，也可能既進口又出口?，F代的國際競爭并不局限于個別產品的得失，因此，我們沒有必要去限制外國優質產品的進口，不一定非要通過保護來生產國外已占優勢的產品。對外開放某些市場，并不等于國內的同類產業就不能發展了。別人生產了一些種類型號，我們可以集中資源生產別的或新的種類型號，并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向國外出口。
怎樣使某些產業形成規模經濟？規模經濟的貿易學說提出了一個“戰略性貿易保護”的問題。由于國際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和現代企業規模經濟的存在，如何擴大國際市場份額以擴大生產降低成本，成為企業能否在國際競爭中取勝的關鍵因素。如果政府能夠正確地選擇某些有發展前途并能充分發揮本國資源優勢的產業，通過政策支持，幫助其達到一定生產規模的話，對本國利益和發展都會有利的。這種貿易保護著眼于一國長期的戰略發展，被稱為“戰略性貿易保護”。
不少國家曾采用過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如日本在戰后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對許多產業有過保護。它將一個產業保護一段時期，然后就轉移。保護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護期內，讓產業自身產生出一種技術外溢和自行不斷壯大的能力，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保護的時間是短暫的，保護的行業是不斷變動的。克魯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說法，將其稱做“狹窄的、移動的保護帶”（theNarrowMovingBand）。
無論是自由貿易的政策還是“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選擇的依據都是如何使本國的利益最大化。這種利益不僅要從靜態上估計，也要從動態上考慮。對什么產業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盡可能精確的利弊分析。國際貿易的新理論并不告訴我們應不應該保護的問題，而是為了我們貿易政策的選擇提供了更多需要考慮的問題。簡單地利用貿易壁壘來保護幼稚工業是一種被動和陳舊的方式，代價是不小的。而從戰略發展的角度對某些產品（不一定是整個行業）實行保護也許會帶來長期的優勢和利益，但是這些產品不一定是幼稚產業，保護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貿易壁壘，可以是代價較小的產業政策或消費政策，保護的時期應是短暫的，這種保護是一種積極的，有前途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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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關系論文范文4
［關鍵詞］ 人民幣升值 中美貿易
一、中美貿易的現狀
據中國海關統計，中美雙邊貿易額從1978年的9.9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億美元，美國已經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但是，隨著中美雙邊貿易的迅速發展，中美雙邊貿易的不平衡的問題也日益突出。據中方統計，由1993年開始美方出現逆差62億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億美元。同時隨著雙邊貿易量的不斷攀升，中美貿易逆差還將繼續擴大。
中美貿易的巨額逆差一直是中美貿易的核心問題，也是導致兩國貿易摩擦的主要誘因。人民幣匯率的人為低估被認為是中美貿易產生逆差的主要原因，美國就匯率問題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以緩解美中貿易逆差。
二、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失衡的影響分析
人民幣升值將導致美國減少對中國產品的進口，轉而增加從其他東亞經濟體進口來填補這一缺口，如印尼、韓國、越南和泰國等國。從整體上講，人民幣迅速升值將抑制中國出口的急劇增長，從而對本身經濟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但對于全球失衡和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影響卻微乎其微。根據傳統的國際經濟學理論，匯率升值會導致一國凈出口的下降，但有個重要的前提假設就是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進出口價格彈性絕對值之和大于1）。但是由于中國經濟的特性，人民幣升值不僅不能解決貿易順差問題，而且可能進一步加大貿易順差。這是因為，中國的出口貿易結構比較特殊，具體表現在以加工出口貿易為主，而非普通的一般貿易。2005年中國的一般貿易逆差為440多億美元，而加工出口貿易順差為1400多億美元，也就是說所有的順差都是加工貿易所致。在這樣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將降低加工原料的進口價格，這樣反而會鼓勵進口更多的原料，刺激加工貿易的增長。也就是說，中間品進口的匯率彈性遠小于一般貿易的進口匯率彈性，即馬歇爾－勒納條件在中國不一定滿足。
三、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1.根本因素是中美市場的需求因素
首先，中美市場需求結構不同。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人水平密切相關，兩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導致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其次，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于高檔產品。由于中國居民的收人水平比較低，中國市場能夠形成購買力的有效需求不足。
2.直接因素是全球化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亞太地區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國際分工格局的變化使得美國減少了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進口，增加了從中國的進口，從而韓、日等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呈下降態勢，中美順差連年攀升。
3.統計方式的不同夸大雙邊貿易的不平衡
在統計原則和統計方法上，中美雙方應該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中美雙方在貿易統計數據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美國統計的來自中國的貿易逆差要遠遠大于中國統計的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而且之間的差額呈現不斷擴大的態勢。
四、結論
美國把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歸因于人民幣被人為低估所導致的商品價格的低廉，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這是有缺陷的。
1.一般意義上講，人民幣的升值將增加人民幣的購買力，進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需求，從而減少貿易差額。但是，中國的經濟是一個出口拉動型的經濟，由于產品出口、收入增加才會促進進口需求。而人民幣升值后，隨著出口的減少，將減少中國的進口需求；收入的減少還會引起對消費品需求的降低。
2.迄今為止的中美雙邊貿易基本上是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進行的互補性很強的貿易，美國對華出口的大宗商品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高附加值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另一類是農產品。對于第一類產品中的一部分，美國對華實行貿易限制，這一部分的出口量并不取決于匯率，而是取決于貿易政策。即使中國有再大的進口需求，人民幣再升值，只要美國對華的貿易限制不取消，對華出口就無法增長。
綜合以上分析，不難發現中美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其實與人民幣匯率水平沒有太大的關系，它更多的基于兩國實體經濟上的一些非匯率因素。人民幣升值并不能消除中美貿易順差，反而，人民幣的大幅升值還可能給美國經濟帶來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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