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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1
【關鍵詞】國民經濟核算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馬克思再生產理論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現已全面實施國際上統一的的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即SNA體系，這意味著我國統計制度改革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探索與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根本性的轉變。與過去單純的物質產品平衡體系即MPS體系相比較，SNA體系最大的優點是擴大了核算范圍，把由原來的物質生產部門擴大到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使我國在國民經濟核算方面實現了與世界的全面接軌。但是由于SNA體系源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其理論依據與我國原有核算體系的理論依據相沖突。隨著SNA體系在我國的全面實施，理論界對我國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理論依據到底是什么展開了討論，這也促使我們必須對我國國民經濟核算的理論基礎進行重新思考和認識。
在當今的理論界存在著這樣幾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論是已經被實踐證明了的科學真理，SNA核算體系和勞動價值論是對立的，勞動價值論不能作為SNA體系的理論基礎。SNA核算體系對勞動價值論所作的拓展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堅持這種觀點的人其實沒有充分理解理論體系，把看成是一種狹隘的理論體系，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同時也削弱了勞動價值論在現實社會生產中的作用。
另一種觀點認為：新的社會發展現實面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SNA核算體系的理論基礎應該是建立在西方經濟學的效用價值論或要素價值論基礎上的。然而，SNA核算體系較比MPS核算體系，只是在生產性勞動的范圍上做了拓寬，將第三產業、服務行業都納入到生產性勞動的范圍，成為價值創造的源泉，這里只是涉及生產性勞動范圍大小的問題，并不能說明效用價值論或是要素價值論在起作用。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和資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創造價值不是一回事。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說明效用價值論或是要素價值論是正確的。
第三種觀點認為：SNA體系可以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得到合理的解釋和說明，只不過要對傳統勞動價值論進行深化和擴展。傳統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部門才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服務行業屬于非物質生產部門，不創造價值，它的收入來源于對物質生產部門所創造的價值的再分配，因此把服務行業排除在了價值創造源泉之外。
面對理論界的爭議，其實我們只需要從新在認識一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不難發現真理在那里。MPS核算體系的終結雖然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清楚的看到，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科學的揭示了商品價值的決定因素，商品價值形成和增值關系，并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衡量經濟活動成果的基本方法，它在國民經濟核算中的基礎理論地位是不可動搖的，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揭示了商品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其基本原理對于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民經濟運行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1.勞動價值論科學的論證了商品價值的轉移、增值和可核算性
馬克思指出：“只要使用價值是有目的地用來生產新的使用價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成為制造新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部分勞動時間從被用掉的生產資料轉移到新產品上去?！边@清楚說明了勞動消耗以及由此所決定的商品價值具有可轉移性。明確各種商品價值的形成和轉移關系，是進行國民經濟核算的前提。
經濟學對價值增值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廣義增值，就是在生產資料價值的基礎上通過活勞動創造新價值的過程。增加值相對于生產資料價值來說，就是產品價值減去生產資料價值的差額，具體表現為工資與利潤之和。另一種是狹義增值又稱價值增值，是在生產資料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的基礎上通過剩余勞動創造剩余價值。具體表為利潤。而SNA中的增加值指的是廣義的價值增值結果。根據商品價值具有的可增值性，設立一定的價值指標來記錄在核算范圍內消耗的生產要素價值和增加值，并從全部產品價值中扣除那些在核算范圍之外形成并作為投入在核算范圍內被消耗的產品價值，得到的增值部分就是在核算范圍內形成的新價值，能夠反映核算范圍內的經濟活動成果。
SNA核算體系中明確規定：“數量只有對單一的同質產品才可相加。不同產品的數量是不可公度的，也是不能相加的”?！皟r值用統一的貨幣單位表示，并且在不同產品中是可以公度和相加的”。這說明不同商品的數量不可公度，但是它們的價值可以公度。這與馬克思對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數量特征分析結論完全吻合。馬克思認為，商品價值的可公度性是由勞動的可公度性決定的，而馬克思又把勞動視為人的生命活動，“一個人在24小時的自然日內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不論勞動的形式是什么樣的，都要消耗人的生命力，那么所用掉的時間總會大于零。這是人們為生產各種商品并由自身所付出的最一般的代價，而且要在交換中得到等價補償，從而實現各自的利益。盡管不同商品生產者的勞動存在個性差異，但是他們所消耗的生命時間具有共性，可以統一用時間單位來度量。
2.勞動價值論為國民經濟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指標
在對商品價值結構的分析中，勞動價值論已經蘊涵了國民經濟核算基本方法和指標：一般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資料價值、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構成，其中生產資料價值包括固定資產價值和原材料價值。根據這種價值結構，從全部商品（包括服務）價值中減去原材料等中間消耗價值，剩余部分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從國內生產總值中減去固定資產折舊，剩余部分就是國內生產凈值，即核算范圍內全體勞動者的活勞動創造的新價值。從價值結構看，SNA中的國內生產凈值相當于MPS中的國民收入。只要把MPS中的國民收入核算范圍從物質生產部門擴展到第三產業，它在數量上就等于SNA中的國內生產凈值。同國內生產總值相比，國內生產凈值或國民收入能夠更準確地反映經濟活動成果，應當成為國民經濟核算的中心指標。商品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而勞動價值論又構成國民經濟核算基礎，所以社會勞動和價值總量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在現實中，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勞動質量是有差異的，不同國家的勞動質量也不一樣。這種差異會直接影響價值總量。現行國民經濟核算方法默認勞動質量提高引起的價值總量增長，但是對不同年份勞動總量的統計一般不進行質量折算，所以價值總量增長率和勞動總量增長率往往不一致。只要全面分析勞動質量和數量變化對價值總量的貢獻，就能看到它們的一致變化，即社會勞動總量和價值總量長期保持同步增長。
3.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為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揭示了商品經濟條件下經濟運行的一般規律，其基本原理對于認識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民經濟運行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1）正確處理了外延再生產和內涵擴大再生產的關系
社會再生產的類型是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主義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兩種類型。在建立社會主義初期，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技術欠發達，在擴大再生產上往往采取外延擴大的形式，從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國經濟落后的面貌，這樣的外延擴大再生產為我國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我國的外延擴大再生產卻始終未能得到改善，片面的搞外延擴大再生產，忽視了內涵擴大再生產，沒有及時的由外延向內涵上轉變，使我國成為典型的外延型擴大再生產的國家。為了全面提高社會再生產的經濟效益，我國很快從“粗放型”的外延擴大再生產轉向“集約型”的內涵擴大再生產，使內涵型的擴大再生產占據主導地位。按照內涵擴大再生產的要求，我們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業經營機制，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有利于市場公平競爭和資源優化配置的經濟運行機制。
（2）正確處理好了社會兩大平衡關系及調整了產業結構
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原理，揭示了社會資本運行的前提條件，那就是必須處理好生產資料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的比例平衡關系。在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兩大部類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具體運用馬克思關于兩大部類關系原理，實質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農、輕、重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們將農業和輕工業劃分為第Ⅱ部類，將重工業劃分為第Ⅰ部類，由于第Ⅰ部類是生產生產資料的，第Ⅱ部類是生產消費資料的，因此，除了兩大部類內部各自需要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滿足本部類內部交換外，第Ⅰ部類社會生產者所需消費資料，第Ⅱ部類社會生產這所需生產資料，則需要通過兩大部類之間的相互交還才能得到滿足。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的平衡條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說，第Ⅰ部類所創造的新價值應等于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在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兩大部類所需達到的平衡條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說，第Ⅰ部類所生產的新價值必須大于第Ⅱ部類的不變資本的價值。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只有農業發展了才能為其他產業部門的發展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的社會經濟才能順利的向前發展。因此，在經濟建設中，必須做好規劃，統籌資金的分配比例使經濟結構不斷優化。
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在理論上將社會生產劃分為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大部類。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我們是按照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第三產業（服務業）來劃分和組織生產的。由于第一和第三產業其最終產品主要是提供消費資料，而工業主要是提供生產資料，因此三次產業的比例關系基本上反映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關系。所以，要使經濟運行平穩高效就應協調好三大部門產業結構。根據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必須著力加強第一產業，調整和提高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做到：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農業種植結構；加快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產業結構要逐步走向高端化，要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不斷提高第三產業在三次產業中所占的比重；在深度結構上要使產業走向高加工化，不斷提高高附加值加工工業在工業中所占的比重；在技術結構上要走向高新技術化，不斷增強高新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樣才能使經濟結構不斷優化。
（3）合理說明了積累，消費的關系
馬克思認為“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社會主義條件下擴大再生產同樣需要“積累”。社會主義社會總產品的收入被稱為國民收入，其最終用途可分為積累和消費兩部分。積累是用于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消費則是用于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的需要，二者的關系是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綜合性比例關系。因此，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
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也是社會進步所必需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積累的源泉來自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為社會創造的剩余產品價值。消費是滿足勞動者各種需求所必需的，只有勞動者的需求得到了滿足，才能提高其生產的積極性，創造出更多的國民收入，從而達到積累和消費的總量均增加的目的。從實質上說，積累和消費又是即對立又統一的。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如果用于積累的部分過多，勢必導致消費部分相應減少，二者此消彼長。但積累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的消費水平，二者的根本目的又是一致的。積累率和消費率均取決于生產力水平和國民收入總量的大小。因此在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背景下，更要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合理地安排好二者的比例關系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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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2
一、發展的“鐘形曲線”
戰后第三世界的工業化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既有輝煌的成績，也有痛苦的失敗。根據戰后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的實績，大致可將其分為三個階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為工業化的起步階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為高速發展階段，70年代后期以來為停滯—衰退階段。這三個階段的發展留下了一條“增長—衰退”的鐘型曲線。這條鐘型曲線集中反映了戰后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的基本狀況，是我們研究與認識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規律時必須首先承認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國家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率在1956—1960年為4.9%，1961—1965年為5.1%，1966—1970年為5.6%，1971—1975年間為6.6%，1976—1980年為4.5%，1980—1990年為2.6%，1990—1994年竟為–0.11%。第三世界國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經歷了高速發展的15年，這是奇跡般的15年。
但是從70年代后期開始，特別是進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滯和衰退。80年代對于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是“失去的十年”，對98個第三世界國家的統計表明：80年代中有10個發展中國家平均GDP出現了負增長，占總數的10.2%。90年代對于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更加嚴峻。在被統計的102個第三世界國家中有35個在1990至1994年間平均GDP出現了負增長，占總數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國經濟開發銀行公布的研究報告《80年代的巴西經濟》(1999)中指出：從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間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長率2.9%又進一步下降了。90年代對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將意味著又一個“失去的十年”。
從“奇跡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條鐘型曲線，赫然展現了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曲折與艱難，它也向人們提出了一個需要深入思考和認真回答的問題——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業化走過的是一條先增長，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規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條件的轉化
第三世界工業化的發展與經濟全球化有著密切的關系，第三世界工業化的發展受到了經濟全球化及世界經濟體系的制約。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來說，第三世界國家在工業化的初始階段一般具有三個有利因素：其一，具有發展工業、服務業的較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其二，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其三，具有較好的外部經濟環境。正是這三個關鍵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業化初期，對推動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進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戰前的經濟形態大多是落后的農業經濟，工業基礎極其薄弱。獨立后實行工業化的初期，在外國資本進入的推動和市場需求的拉動下，工業和服務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初期的高速發展得益于國內豐富的廉價勞動力進入工業化生產提供的高額利潤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業化初期，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十分落后，在與發達國家的經貿往來中，以極其低廉的自然資源、原材料換取發達國家的工業品。因此，第三世界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互補性”很強，客觀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業化的初期發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業化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的，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運動也是當代資本國際循環的一部分。資本國際循環既有促進第三世界工業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隨著介入資本國際循環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漸導致第三世界工業化發展出現了嚴重的障礙。從內部結構看，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加入國際分工與資本國際循環后，經過近50年的發展，盡管在絕對意義上經濟有所增長，但經濟、社會結構并未隨之得到優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現了嚴重的結構性矛盾。
——產業結構內部，農業、農村的衰退，造成工農業發展失調。在歷史上，西方國家通過殖民化解決了早期工業化發展中的工、農業的結構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第三世界國家卻無法重復西方的作法，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主要是內向性的，大多具有剝奪農業和農民的性質，并最終導致了農業的衰退。當前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衰退主要表現在糧食危機上。戰后初期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尚能保持糧食的自給自足，進入80年代后糧食緊缺日益加劇并發展為糧食危機，非洲大陸爆發了震驚世界的。90年代以來糧食危機依然沒有明顯緩解，甚至范圍還有所擴大。聯合國糧農組織曾對9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調查，結果表明有70個國家的糧食狀況趨于惡化。農業、農村的衰退導致國內市場發育緩慢甚至出現萎縮，反過來為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障礙。
——工業體系內部出現了“雙重化”的結構分化趨勢。這一現象在以外向型經濟為主要發展戰略的發展中國家顯得尤為突出。“出口導向”是許多拉美國家和部分東亞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在70或80年代以來采取的主要發展戰略，也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然而，過分依賴海外市場、特別是西方市場，卻使本國和本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內部出現了不均衡的變動。如韓國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經常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結果產生了國內生產結構雙重化的效應，即導致了出口型產業的過度膨脹和內需產業的相對萎縮，為經濟波動埋下了隱患。
以韓國的半導體業為例，80年代末在國際市場需求的刺激下，韓國企業大量投資半導體生產，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半導體市場轉向蕭條，韓國龐大的半導體出口業頓時陷入困境。有人估計，韓國國民生產總值受此影響高達20%，與半導體業相關的金融機構也受到嚴重牽累。經濟過度開放，過度依賴外資和海外市場，阻塞了發展中國家國內產業鏈的自然延伸，使產業發展空間趨于狹窄，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的依賴程度。一旦國際市場上風吹草動，發展中國家就難免出現經濟波動。
——社會結構分化，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發展中國家是以所謂的“比較優勢”加入國際經濟的分工體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這一分工體系的結構特征。那么，發展中國家究竟有什么樣的“比較優勢”呢？說到底是發展中國家的廉價資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資源。這也正是發達國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這樣的“優勢”正好把發展中國家送入國際垂直分工的底部，在發展中國家造成了“不發達的發展”。
戰后，第三世界國家伴隨著工業化的進程，大都發生了嚴重的社會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斷擴大。1996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表的《人文發展》報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間，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約為2億，而1980年至1993年，這個數字上升為10億。另據聯合國拉美委員會的統計表明，60年代被視為工業化樣板的拉丁美洲國家，70年代以來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現象均在發展。70年代初期，擁有社會總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階層占總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總人口5%的富人就擁有社會總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貧困人口比重從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確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相當于410雷亞爾，1992年最低工資標準降至70雷亞爾，巴西有11.6%的勞動者的月工資只達到這個標準。
80年代以來，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增長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為基礎的。1985年至1991年，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四國的制造業年平均增長率為11.48%，比同期四國的第三產業平均增長率高3.5個百分點。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了大量西方資本，擴大了出口，但并沒有帶來本國技術水平的升級。雖然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程度雖在一定階段內有所提高，但卻付出了沉重代價——經濟剩余大量向西方發達國家轉移，進而加劇了本國的社會分化，最終損害本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以泰國為例，泰國的經濟增長不可謂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國經濟增長的高峰期，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9.4%，危機前泰國人均國民收入已超過2500美元。但泰國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階層，他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達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擁有國民收入的4.6%。
社會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國內市場和內需產業的需求約束，造成了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有效需求不足，并進而使剩余資本大量轉向金融、房地產投機。社會分化實際上是東南亞地區泡沫經濟膨脹的深層原因。
——國際貿易環境惡化使第三世界工業化有利的外部條件日益減損。在工業化初期，發展中國家以極其廉價的原材料及粗加工產品與發達國家交換，自然“經濟互補性”很強。但隨著部分發展中國家出口導向加強、生產能力和產品檔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術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長，對發達國家形成了壓力。南北經濟關系中互補性相對減弱，競爭性相對加強。國際貿易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貿易保護主義逐漸抬頭，并使第三世界國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今后不再會有新興工業國家了，由于世界貿易環境的改變，依靠外向型經濟走向工業化的道路已經不能通行。（Broad，1988）
農業衰退、工業結構“雙重化”、社會分化和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構成了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的陷阱。這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下世界經濟體系中一種特殊的發展現象。如果說第三世界面臨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的話，我們認為：它具體的意味是“發展陷阱”有可能最終斷送第三世界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三、第三世界工業化停滯可能的后果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各國之間經濟聯系日益緊密。在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地帶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出現停滯與衰退，勢必對于“中心”地帶產生反饋，勢必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乃至全球經濟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對“中心”的反饋
第三世界工業化停滯對于西方和全球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是個復雜的問題，還需要進行長期的觀察與深入的研究。根據80年代以來可以觀察到的情況看，經過初步研究我們認為：在世界經濟體系“”產生的問題與危機，可能將依以下三個步驟對于“中心”產生影響。
首先，在發生第三世界國家工業化發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況下，第三世界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場所、產品市場的作用下降。這一階段“”表現出對于“中心”的經濟重要性下降。這一趨勢自80年代以來已經較為明顯地出現。60~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一直在穩定增長，發展中國家在總體上是資本凈流入地區。其中當時經濟增長迅速的拉丁美洲國家吸引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第三世界直接投資的50%。進入80年代以后，特別是隨著拉丁美洲國家發生債務危機，經濟發展處于停滯、衰退狀態，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迅速減少，并出現了資本回流現象。1984~1988年發達國家對拉丁美洲國家的直接投資減少了50%。發展中國家占西方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比重中的份額，從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陳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來，西方資本流向東南亞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數量增加，但1997年東南亞爆發危機以來又大幅度減少。在國際貿易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額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為西方發達國家投資場所和產品市場的作用下降，加劇了西方的資本和產品的過剩，對于8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的“泡沫化”起了促進作用。在當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著實際經濟物品的生產，而相形之下西方經濟日益“泡沫化”，即在經濟總量在繼續以較高速度增長的情況下，實質性物質生產活動卻在日益下降。
以美國為例，自7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物經濟出現了明顯的萎縮。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產出量為基數,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資本貨物的產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機械下降了46%，油田機械下降了67%，工業建筑下降了63%，海洋運輸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資料的消費量，紡織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轎車的生產量下降了43%，住宅建設下降了13%，學校建筑下降了50%，醫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間產品的產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鋼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銅下降了95%，鎳下降了98%，鋁土礦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經濟長期存在巨額貿易逆差。據美國統計摘要提供的資料，構成美國外貿巨額逆差的主要是礦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礦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國外貿逆差中最大的一組產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氣等。90年代初這三項產品中的貿易入超均在450億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達578億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貿易的巨額入超，主要是運輸工具及零部件、輕工類產品、電器類產品等等。上述情況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國民經濟結構的轉型，重點轉向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畢竟也反映了在整體經濟活動中實物生產下降的事實。
然而，與實物經濟下降趨勢形成鮮明對照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虛擬資本的急速擴張。80年代以來在世界范圍內，生產、貿易與金融的關系總的表現是國際貿易增長大大快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國際金融交易總額增長速度大大快于國際貿易增長。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總額平均以每年23%的驚人速度增長。這實際上反映了世界范圍內的實物生產增長遲緩，造成了嚴重的資本過剩。1997年東南亞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后資本過剩和回流現象更加突出，過剩資本大量涌入國際金融市場，進而造成了西方資本貨幣市場的虛假繁榮。1998年美國證券工業協會的有關外國經濟活動的報告顯示：1998年流入美國證券市場的凈資本達1920億美元。(BusinessDaily，1998)
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3
關鍵字 設備管理；企業管理；生產；安全
【中圖分類號】F713.5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3-8500（2013）01-0020-02
生產設備是企業組織生產的重要物質技術基礎，是構成生產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設備管理是工業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企業中，做好設備管理工作，不僅使企業的生產秩序正常，做到優質、高產、低消耗、低成本，預防各類事故，提高勞動生產率，保證安全生產，而且有助于提高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和生產發展水平實現擴大再生產經營。
1設備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
在現代管理階段，由于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企業的許多生產過程由機器設備逐步取代人的作用，因此生產開始受到設備影響，設備管理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愈來愈重要了。工業企業管理包括計劃管理、技術管理、生產管理、質量管理、設備管理和財務管理等。它們之間互相聯系，又互相制約，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要管好設備不僅要看它生產多少產品，產品的質量如何，取得多少利潤，更要看設備是否處于完好狀態。假如一個企業完全靠拼設備來取得高效率、高利潤，那么這種高效率和高利潤決不會持久。從長遠看，其綜合效益是差的，甚至可能造成設備的損壞和事故的發生。因此，國家對加強設備管理非常重視，把設備達標作為企業升級的一項重要內容。要求各級企業領導在企業目標管理中，都明確規定設備完好狀態作為目標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許多管理體系認證都把設備管理作為審核的一項重要內容。建國以來已建立了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對于現代化生產的基礎設備而言，它的管理、使用、維修狀況如何，將影響企業生產水平和經濟效益，也將直接影響到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實現。設備是現代化生產的基礎，設備管理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企業的生產能力、產品質量、能源消耗、生產成本和勞動生產率。要有計劃、有步驟和有重點地對現有設備進行更新和技術改造，加強維修，使老設備的性能提高，壽命延長，保證企業能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為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做出貢獻。工業企業產品的品種、數量、消耗、成本和利潤等指標，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設備狀況的制約。以產品成本為例，在產品成本中與設備有關的費用有折舊費、維修費；這些費用相對來說是固定不變的，產品產量愈多，單位產品分攤的上述費用也愈少。加強設備管理，提高設備的完好率和利用率，就可以增加產品產量，降低產品成本，企業可獲得更多的利潤，取得好的經濟效益。
2設備管理在生產技術進步中的作用
20世紀60年代，我國許多先進企業在總結實行多年計劃預修制的基礎上，吸收三級保養的優點，創立了一種新的設備維修管理制度――計劃保修制。其主要特點是：根據設備的結構特點和使用情況的不同，定時或定運行里程對設備施行規格不同的保養，并以此為基礎制定設備的維修周期。這種制度突出了維護保養在設備管理與維修工作中的地位，打破了操作人員和維護人員之間分工的絕對化界限，有利于充分調動操作人員管好設備的積極性，使設備管理工作建立在廣泛的群眾基礎之上。設備的技術狀態對企業生產有直接影響。隨著科學技術的進展，化工生產的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愈來愈高，而且生產裝置都是連續性的，設備狀況完好程度，對整個連續生產線的影響更加明顯。以工業管理工程、運籌學、質量管理、價值工程等一系列工程技術方法，管好、用好、修好、經營好機器設備。對同等技術的設備，認真進行價格、運轉、維修費用、折舊、經濟壽命等方面的計算和比較，把好經濟效益關。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管理體制，充分發揮人員、機器和備件的效益。研究設備的可靠性與維修性。無論是新設備設計，還是老設備改造，都必須重視設備的可靠性和維修性問題，因為提高可靠性和維修性可減少故障和維修作業時間，達到提高設備有效利用率的目的。以設備的一生為研究和管理對象，即運用系統工程的觀點，把設備規劃、設計、制造、安裝、調試、使用、維修、改造、折舊和報廢一生的全過程作為研究和管理對象。促進設備工作循環過程的信息反饋。設備使用部門要把有關設備的運行記錄和長期經驗積累所發現的缺陷，提供給維修部門和設備制造廠家，以便他們綜合掌握設備的技術狀況，進行必要的改造或在新設備設計時進行改進。設備管理工作對技術進步和工業現代化起促進作用。這是因為新型勞動手段的出現，又進一步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新工藝、新材料的應用，新產品的發展都靠設備來保證?？梢?，提高設備管理的科學性，加強在用設備的技術改造和更新，力求設備每次修理和更新都使設備在技術上有不同程度的進步，對促進技術進步，實現工業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3設備管理的發展趨勢
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4
[關鍵詞] 中國制造2025；中職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中圖分類號] G647 [文獻標識碼] B
被譽為工業4.0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來臨。世界各工業強國都制定了相應的發展規劃。美國的工業4.0是以信息產業為主的工業互聯網；英國的工業4.0為制造2050規劃；日本的工業4.0是智能化機器人計劃；德國的工業4.0是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加互聯網；中國的工業4.0是中國制造2025以互聯網加制造業的發展規劃。中國制造2025規劃將用35年的時間，由中國制造升級為中國創造。大體上分為三步走：到2025年，用十年時間，邁入制造業強國行列；到2035年，制造業整體上達到世界強國陣營中的中等水平；到2049年，也就是共和國百年華誕，其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業強國前列。
有人說工業4.0是最后一次工業革命，誰占領了工業4.0的發展制高點，誰將獲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權。筆者就中國制造2025時代中職教育如何發展與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做以淺述。
一、中國中職教育的發展歷程
中職教育的發展是伴隨著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發展的。自1897年德國形成了歷史悠久的職業教育體系以來，世界各工業強國職業教育方興未艾，蓬勃發展，促進了工業科技的進步，創造了歷次工業革命輝煌。中國的職業教育同樣是伴隨著共和國工業化進程發展起來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在前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下，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其間，在不同行業的援建項目有763個；科研中心97個；實驗基地11個，在制造行業中國家援建項目就有206個，并每個項目中的職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子項。各受援項目必備技工院校一所，似乎在當時成為定式，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制造業人才，這些人才撐起了共和國制造業的脊梁。
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由于“”產生的負面影響，國民經濟陷入了“小冰河”時期，工農業退步和調整，職業教育也進入了休整時期。
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經濟經過調整再現生機。國家在西南西北兩地投入2052.68億元人民幣，新建了制造企業1100個，投入知識分子、優秀技工、農民和官兵400萬人。同時，新建企業必備技工院校或半工半讀高中一所，各工業重鎮興建半工半讀高中，其比例是普通高中的1/2。僅哈爾濱半工半讀學校就有10所，這樣，中國的職業教育涵蓋高職教育、中職教育（中專、技校、半工半讀學校）門類齊全的職教體系基本形成，促進了當時國民經濟的發展。
1966年至1976年這十年期間，中國剛剛形成的職業教育體系，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口號下破碎了。由于上世紀50年代中末期至70年代初期人口高峰居高不下，形成適齡青少年就學高鋒，無奈之下，把半工半讀中學改成普通高中；把廠辦技工院校改為子弟中學。中等教育形成一“普”獨大的局面，嚴重地影響職業教育的發展。同時，也拉大了中國職業教育與先進工業國職業教育的距離。
改革開放后，中等教育結構上有了明顯的改善。中職院校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全國建立和恢復了14206所中職院校；其中中專學校3789所；職業高中5652所；技工院校2882所；成人中專1883所。整合了職業教育集團927個。其中為制造業提供人才的職業教育集團約占職業教育集團總數40%。這為中國制造2025規劃的實現提供人才支撐。
近十年來，中國的職業教育雖然有了“量”的發展，卻沒有出現“質”的飛躍，處于尷尬的“雞脅”狀態。不論選擇高職還是中職教育的年青人，往往是普教獨木橋上被擠下來的，當作無奈選擇進入職業院校；另外，從政府的職業資格認證，到企業方的就業接收，還有社會對藍領工人的認可程度等等，全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評價都是不理想的。
二、中國中等職業教育面臨的挑戰
職業教育本身是一個不斷由市場信號去引導變化的領域，這就決定了職業教育必然不是幾年的類似大學或高中教育可以完成的。人們希望有一種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職業教育體系，通過這個平臺獲得必要的技能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是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誰能預測哪個專業是“萬歲”專業？所以職業教育就是要適時創新，并提供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的技術技能支撐。
中國制造業起步較晚，和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的差距，且發展不均衡或者叫參差不齊。當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中國正處在“康乾”盛世的喜悅中；當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中國已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當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現，中國正處在十年“斗、批、改”的運動洪流里。所以一、二、三次工業革命中國都沒趕上，只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今天，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代，迎頭趕上，是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F階段中國處于工業2.0時代的占70%，處于工業3.0時代的占30%。因此，中國工業處在2.0階段的要補課；處在3.0階段的要追趕，處在4.0階段的要面對。為了縮短中國制造業與發達國家制造業的距離，應推動制造業從新一代信息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高技術船舶裝備、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環保裝備、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農業大型機械裝備十大領域進行突破性的發展。
“中國制造2025”時代，工業生產將呈現前所未有的特征，實現工業生產的靈活性、極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重新定義技術、生產和人的關系。制造流程不再是一個企業的單獨行為，而是朝著縱向集成邁進，使生產過程的上中下游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將充分利用端到端的工程數字化集成。人的作用不僅是技術與產品之間的中介，而更多地成為價格節點，將重新成為生產過程的中心。
“中國制造2025”時代，新材料和3D打印技術的應用，將帶來制造業的新技術變革。實現由減材制造到增材制造的飛躍，可以說是制造業的一場具有顛覆性的革命。以往制造業生產過程大多采用冷加工和熱處理的工藝屬減材制造；而3D打印機則省略了這些傳統工藝流程，直接一次成型縮短了生產流程和時間，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人將從生產線上解放出來，不再是生產線上的“螺絲釘”，員工將不再是簡單的操作工，而是產品的設計者和智能生產系統的管理者。
“中國制造2025”時代，生產活動過程的動態性、小批量、個性化成為主流，跨學科能力成為工業“4.0”時代的人才特征，使一線的生產者同樣需要這樣的復合知識結構，未來的35年內，十大領域，都將需要大批量的高端技能型人才，這與傳統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不同的是，這些人才需有精湛的技藝技能，更應該有具備對智能網絡系統高度運用的能力。
三、中等職業教育在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的創新
為了適應中國制造2025時代的到來，職業教育必須打破傳統的辦學模式。以往中等職業教育顯現與當今社會發展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一是專業界限過于明顯，不利于復合人才的培養。專業化程度較高，中等職業教育的專業和專業方向數以萬計，培養專業人才的思路相對傳統，原因就是工業生產的專業分工和崗位分工造成的。二是重顯性技能輕隱性技能，難以適應生產方式的變革。重視可量化、可目測的顯性技能，輕視解決問題、自主學習的隱性技能，顯現出這些人才能力單一，后勁不足；三是相對封閉的辦學形態，難以提供制造業轉型升級需要的人才。職業教育是終身教育。如何創新培養人才的模式，有以下幾方面考慮：
1.采用“互聯網+職業教育”服務平臺，通過“三通兩平臺”載體，構建“市、縣、校、班、人”五級架構，打造以“課堂、移動、家庭”三位一體模式；形成“電腦、手機、平板、電視”四個終端。開放共享的職業教育精品資源、精品視頻及專業教學資源庫。
2.適應“機器換人”培養復合人才，打破專業界限、啟動“專業+”模式。把一些帶有技術、技能教育特色的“工場”引入校園，培養文化、智能、技術融為一體的專業性“工匠”人才。同時所培養的技能人才應具備的十個方面的素質：意義構建；社會智力；新思維與適應性思維；計算思維；跨文化競爭力；新媒體的讀寫能力；跨學科能力；設計理念書；認知負荷管理；虛擬協作能力。
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5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模式；制造業；產業轉型升級
中圖分類號： F4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3-0030-02
一、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新背景
（一）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經濟增長趨穩，經濟約束條件也發生了變化。供給方面，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進入快速上升期，主要依靠繼續擴大要素投入量拉動經濟增長已不現實。需求方面，國民經濟均衡增長與消費需求增長的要求不協調，消費率長期偏低，而由于產業結構升級相對緩慢，投資需求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同時，國內經濟各方面升級動力不足。首先，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達不到結構升級的需求；其次，我國產業結構上的“反效率”配置雖已開始扭轉，但產業間的效率落差未能被充分利用；最后，產業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報酬上升結構性扭曲。
（二）“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機遇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契機。首先，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產能將成為化解制造業產能過剩的新路徑。例如，哈撒克斯坦政府提出了“光明大道”經濟振興計劃，重點建設基礎設施，這無疑會給目前我國處于產能過剩狀態的鋼鐵、水泥、平板玻璃、電力等行業提供發展機遇。①其次，“一帶一路”戰略將擴大中國與沿線國家在不同行業及特定行業上下游之間的投資范圍，通過共商共建各類產業園與集聚區探索新的投資合作模式，從而創造出我國與沿線國家間更多的利益交匯點。最后，向沿線國家轉移傳統制造業產業所帶來的生產要素重組效應將加速推動我國制造業結構的升級。
（三）產業轉型升級所面臨的國外壓力
其一，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政策所帶來的壓力。金融危機后，發達國家開始推行以“本土先進制造業”、“戰略新興產業”和“低碳經濟”三大支點為基礎的振興戰略，促使位于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開始向發達國家回流，加強了發達國家對全球高端產業價值鏈的壟斷以及對發展中國家分工環節的控制。其二，隨著我國逐漸喪失在土地和勞動力方面的相對價格優勢，國際代工的重心開始向東南亞轉移。這一趨勢與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一起構成了對中國制造的“兩頭擠壓”，嚴重影響了我國原有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基礎。其三，新的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即將爆發，歐美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積累的研發優勢使其更容易搶占制高點，從而建立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標準”，成為未來科技革新與產業革命紅利的主要收益者。
二、我國制造業產業的現狀
（一）全球價值鏈理論框架下對我國制造業的測度
隨著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生產網絡不斷深化，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獲得了融入全球經濟、實現技術進步的契機；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價值鏈地位固化和貧困化增長的風險。邱斌等（2011）通過分析我國2009―2011年24個制造業行業的出口復雜度得出結論：全球化生產網絡對價值鏈提升的積極影響在以半成品貿易為主的行業和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中更為顯著，但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中作用并不明顯。劉磊（2013）測算了我國制造業1992―2007年的垂直專業化指數，結果表明，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對制造業國內技術含量的提升并沒有起到明顯的促進作用，垂直專業化指數越高的行業，其國內技術含量越低。張艷輝（2010）通過分析1995―2007年長三角地區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的相關數據，得出全球價值鏈的不平等地位將抑制落后區域的產業升級的結論。
綜上所述，中國制造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生產體系后，并未能充分利用其中的機遇，且已經開始面臨來自價值鏈高端的產業升級壓制。
（二）與生產產業的融合程度較低
歐美的裝備制造業已然擺脫以產品為主的傳統發展路徑，進入“后工業時代”，依靠品牌經營及專業解決方案等非制造領域的優勢占據全球高端市場。②而中國由于缺乏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較弱，還不能算是制造業強國。制造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需要與之相配套的生產業的投入。楚明欽（2014）基于OECD投入產出表的數據，對G7國家和印度、巴西、中國近年來生產業與裝備制造業的融合情況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中國裝備制造業對生產業的需求要高于發達國家，但生產的投入卻較低，這說明中國生產業與裝備制造業的融合程度較低。李剛（2012）對上海的裝備制造業進行了調查問卷分析認為，上海裝備制造產業仍以大規模量產為主要特征，雖正在向依靠服務、綜合競爭優勢的較高階段演進，但尚未進入創新引領的高級發展階段。
三、我國制造業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
（一）全球價值鏈模式的戰略與啟示
主要從以下四個方面探討如何通過全球價值鏈的嵌入實施以“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為主要目標的轉型升級戰略，同時完成中國的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
首先，立足產品框架進行多點嵌入，促進區域整合與行業互動。制造企業可以從主價值鏈下的零部件子價值鏈或與主價值鏈存在上下游關系的關聯價值鏈入手，以迂回的方式攀升價值鏈。同時，將勞動密集型環節向中西部轉移，東部地區則通過發展生產者服務業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攀升，利用產業轉移延長和拉伸在國內的價值鏈，實現不同環節不同地區之間的協同互動，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①
其次，重視本地市場，移植“高端”價值模塊。當本地區具有足夠的市場規模能夠支撐起對高端環節的消費時，政府可以利用政府采購、渠道管制、反壟斷等政策手段，或以開放市場為條件，要求跨國公司將高端價值模塊或環節轉移到本地區。這些模塊將作為本地企業進行知識獲取和吸收的跳板，培養所需的人才隊伍，同時利用價值鏈的本土化優勢，結合當地的技術平臺，形成本地企業吸收和轉移高端知識的橋梁。
再次，關注價值模塊變遷，重視技術本地化。要密切關注全球價值鏈的演化趨勢，積累模塊內部和模塊間的相關知識，尋找和把握價值鏈動態調整的機會，或是通過鏈主企業剝離的模塊獲取升級機會，或是在模塊分離時利用技術創新和知識積累進行再造和重組。同時，注重產品開發，鍛煉整合多種熟練技術使其應用于一個新產品構架的能力；改造進口產品和技術，以便更好地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
最后，利用大國優勢，編織多元化國際網絡。一方面，中國相對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有利于發揮行業之間的循環互動作用，另一方面，大國的經濟環境為發揮規模經濟提供充足的空間，促進了全球價值鏈模式下產業轉移，同時規模經濟的自我強化有利于形成進入壁壘。此外，中國也可以利用其國際上的地位，引導企業主動發展國際客戶，向雙向依賴關系方向轉型。如此編織而成的多元化國際客戶網絡也能夠為本地企業提供更多的向價值鏈高端躍升的通道。
（二）具體政策層面上的思考
首先，地方政府首先應打破行政壁壘，推行地方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構建自主價值體系的“雁行”模式和跨區域協同機制。一方面，積極鼓勵外商投資企業、國內代工企業增加國內采購的比重，鼓勵企業間的深層次合作，以提高本地區國內附加值比重；另一方面，加強省際之間的合作，以上海等一級城市作為“雁首”，負責與國外的一級分包企業直接對接，承接一攬子、綜合化的外包服務，提供價值整合平臺，形成資源整合和輻射效應。
其次，吸收和引進高溢出性和高關聯性的生產業集群。國內經濟較發達地區應將制造優勢與人才優勢相結合，率先發展高溢出性和高關聯性生產集群?？衫蒙虾５鹊氐淖杂少Q易區先行優勢，降低服務業開放和貿易的壁壘，結合特殊政策，建立服務外包基地，實現高端生產業與高端制造業協同發展。同時，加強對服務業的監管，保障國家利益以及金融安全與產業安全。
再次，面向全球構建多層級生產網絡的核心樞紐。由政府引導、企業出擊，積極與發展中國家的開展合作，尋找價值實現的薄弱環節，發現新的價值驅動因素，形成有利于中國企業的價值鏈治理結構，實現產業的高端轉移。沿海發達地區可以利用原有的中間樞紐地位實施深度嵌入戰略，構建起服務全球價值鏈中樞系統運行的強大綜合配套能力，包括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與之充分融合的生產體系。
最后，組建跨國技術戰略聯盟，開展深層次價值鏈合作。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實施稅收優惠、提供引導資金、土地租金減免等措施，鼓勵跨國公司與國內企業在研發設計、市場開發、品牌渠道方面發展戰略聯盟，以更為直接地獲取有關技術和全球市場的變化信息；②注重在創新環境上提供便利的基礎條件和健全的法律環境，如建立區域性公共技術平臺、促進技術交流共享等。同時，加強人才吸引力度，建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促進科技成果的合法轉移、推廣及商品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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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范文6
作者針對中哈旅游發展的差異性和互補性進行了問卷調查。在新疆發放問卷共計600份，回收有效問卷527份，利用相關數據分析，使對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兩國旅游發展的差異性與互補性問題的評價更為客觀。
一、中哈兩國旅游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一）中國旅游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旅游業發展速度驚人。2012年比2003全年接待游客量增長131.08萬人次，增長14%。旅游總收入占GDP的比值在10年內增長近一倍，旅游業基礎設施不斷完善。截至2012年末，全國納入統計范圍的星級飯店11367家，全年平均客房出租率為59.5%，旅行社共有24944家，比上年末增長5.3%。
中國旅游業迅猛發展同時，也存在很多問題：一是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二是產業結構不夠合理；三是目前國內散客服務體系不完善；四是旅游安全問題迫在眉睫。
（二）哈薩克斯坦旅游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
哈薩克斯坦旅游業發展在中亞地區處于領先水平，旅游業成為哈薩克斯坦7個優先發展的行業之一。2008年哈薩克斯坦出境旅游人數433萬人， 2012年出境人數為906.6萬人，增加了473.6萬人。2008年哈薩克斯坦入境旅游人數411.7萬人，到2012年又增加了204.6萬人。
哈薩克斯坦旅游業在不斷發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一是政局不穩定因素對哈薩克斯坦的旅游業發展影響很大；二是旅游服務及配套設施不完善；三是旅游人才短缺、從業人員素質較低；四是旅游接待服務水平較低。
二、中哈兩國旅游差異性分析
（一）兩國旅游地理環境的差異性
中國地處亞歐大陸的東南部，太平洋西岸，是一個海陸兼備國家。自南而北分布有赤道帶、熱帶、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和寒溫帶等六個溫度帶，旅游氣候資源極為豐富，在世界各國中無與倫比。境內既有東部長白山和東海岸的東亞景觀，又有天山、阿爾泰山和伊犁、阿勒泰大草原的西部風情；既有內蒙古大草原和萬里長城的北國風光，又有東南沿海風景各異的海濱旅游景區。中國全境多樣性旅游地貌環境和南北方季節氣候的反差，與哈薩克斯坦旅游地理環境形成明顯的差異性。
哈薩克斯坦領土橫跨亞歐兩洲，是中亞地區的一個典型的內陸型國家，哈薩克草原旅游景觀和亞歐民俗風情獨特，但缺乏海濱景觀和熱帶旅游風光。這與中國旅游地理環境的差異性十分明顯。
（二）兩國旅游經濟基礎的差異性
中國經過30年改革開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亞國家的旅游業基礎設施比較薄弱，旅游業專業人才缺乏，這些已成為中亞國家旅游業發展的瓶頸。哈薩克斯坦經過20年發展建設，國民經濟體系逐步完善，經濟快速發展，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00億美元，增長率為7.3%。但由于在蘇聯時期形成的重工業、石油工業強，民用工業弱的國民經濟畸形發展的狀況尚未完全改變，其經濟實力與中國經濟實力相比具有巨大的差距，為發展旅游強國提供的經濟基礎和旅游物質條件較為薄弱，這與中國旅游經濟基礎有巨大的差異性。
（三）兩國旅游資源品質和種類的差異性
中國與哈薩克斯坦旅游資源差異性表現在歷史文物古跡旅游資源、自然景觀旅游資源和民俗風情旅游資源等方面。新疆公眾對中國與哈薩克斯坦旅游資源差異性問題的看法與作者的觀點基本相近。在回收的527份問卷中，對“你認為中國旅游資源與哈薩克斯坦旅游資源最大的區別（可選2項）”的7項選擇中，選擇民俗文化為467人，占比88.61%，自然景觀為357人，占比67.74%，人文景觀為265人，占比50.28%，這三項都超過回收問卷的半數以上。其余選擇旅游設施占19%，海濱旅游資源占16%，娛樂休閑場所占11%，其他占13%。由此可見，多數人認為民俗文化、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是兩國旅游資源最大的區別。
（四）兩國特色旅游產品的差異性
中國與哈薩克斯坦本國游客特需的特色旅游產品具有差異性。中國游客特需的特色旅游產品主要有：佛教文化旅游產品，紅色旅游產品，觀光農業旅游產品，海濱旅游產品等，這方面的旅游產品在哈薩克斯坦較少。
哈薩克斯坦游客特需的特色旅游產品主要有：醫療保健旅游產品――全國有100多個醫學旅游度假勝地，高山滑雪旅游產品――被稱為“世界上最出色的滑冰場”、考古旅游產品――有9000多個考古和歷史遺址，這方面的旅游產品與中國有一定的差異性。
三、中哈兩國旅游互補性分析
（一）兩國旅游客源市場的互補性
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尤其是新疆與中亞的旅游資源具有很強的互補性，為雙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資源條件。中國近年來接待外來游客數量逐年上漲，哈薩克斯坦作為中國客源國之一，2004-2007年哈薩克斯坦來華游客增長了47%。2017年中哈兩國在哈薩克斯坦舉辦“中國旅游年”預期中哈兩國將互為對方的重要客源市場。筆者通過對回收的527份調查問卷的分析，在回答是否愿意前往哈薩克斯坦旅游的問題時，回答非常想去的為83人，占15.8%，想去的為320人，占60.7%，兩項合計占回收問卷總人數的76.5%；在回答到中亞五國旅游最想去的國家選項中，選擇哈薩克斯坦為379人，占到71.92%，比值最高。對回答哈薩克斯坦能否成為中國的旅游客源國問題中，認為一定能成為中國客源國的為123人，占23.34%，認為可以成為的340人，占64.52%，兩項合計占回收問卷總人數的87.86%。
由此可見，哈薩克斯坦是中國潛力巨大的客源市場且亟待開發。特別是中國高端休閑度假型旅游產品需要大量的哈薩克斯坦游客來參與和體驗，通過中哈兩國游客出入境旅游互動拉動中哈兩國旅游業和商貿物流業的大發展。
（二）兩國生態景觀旅游的互補性
中哈兩國生態景觀旅游資源均很豐富，互補性也較強。中國海濱生態景觀旅游和熱帶風光生態旅游產品是哈薩克斯坦游客所向往的，恰好彌補了哈薩克斯坦旅游在這方面的空白。
哈薩克斯坦具有一些獨特的自然生態旅游景區和高質量的生態旅游產品，如，恰倫峽谷旅游風景區、卡拉吉耶洼地以及世界最大的麥迪奧山高山冬季運動綜合體等；哈薩克斯坦的一些自然景觀生態旅游景區，成為中國科考、探險和戶外運動游客所向往和追求的特殊旅游產品，與中國生態景觀旅游產品形成了較強的互補性。
（三）兩國歷史文化旅游的互補性
一是中國以農耕文化和佛教文化為主線的歷史文化旅游產品體系，與哈薩克斯坦以游牧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為主線的旅游產品體系，既有差異性，也有互補性，可以滿足兩國游客對不同歷史文化旅游產品的好奇心和需求。
二是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草原文化，有一定的差異性和互補性。中國草原文化包含蒙古草原文化、哈薩克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及其他少數民族草原文化在內的多元文化，保留了較濃厚的原生態民族特色。哈薩克斯坦草原文化民族相對單一，加之哈薩克民族現代化的特色，兩者具有互補性。這為兩國共同發展絲綢之路草原文化國際旅游提供了合作條件。
（四）兩國特種休閑旅游的互補性
目前中國旅游主要是觀光旅游及公務旅游，哈薩克斯坦則以購物旅游和休閑療養旅游為主，具有較強的互補性：
一是中國目前有眾多中高檔溫帶和熱帶度假休閑旅游景區，可以為哈薩克斯坦旅游者到中國享受高質量的度假休閑提供旅游產品。
二是旅游購物已成為哈薩克斯坦居民的特種旅游形式。筆者分析調查問卷發現，對于中國旅游資源對哈薩克斯坦游客最具吸引力的項目，回答為“商品購物市場”所占比例為41%，僅低于文物古跡。原因在于哈薩克斯坦國內民用工業體系尚不完善，他們需要經常以旅游簽證的方式，就近到中國新疆的城市和市場采購商品。
關于中哈兩國旅游互補性問題，筆者對回收的527份有效問卷進行分析，其中68人認為互補性很強，占13%，348人認為具有互補性，占總數的66.85%，兩項合計占回收問卷總人數的79.85%。由此可見，對中哈旅游互補性問題，被調查問卷中多數人的意見與作者的理論分析結果基本一致。
四、結論
首先，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在旅游發展層次、旅游地理環境、旅游經濟基礎、旅游資源品質和種類、特色旅游產品等五個方面具有明顯的差異性。
其次，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在旅游客源市場、生態景觀旅游、歷史文化旅游、特種休閑旅游等四個方面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再次，充分利用中哈兩國旅游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實施國際旅游合作發展戰略，通過提升兩國旅游產業，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融通兩國民間人文感情交流，消除西方敵對勢力散布的“中國”不良影響，能夠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奠定廣闊深厚的人文基礎。在中哈政府的高層推動下，通過兩國政府互辦旅游年的新機制、新機遇，使中哈旅游合作乃至中國與中亞各國旅游合作長足發展，成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組成部分和最凸顯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