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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1
關鍵詞:服務貿易 國際競爭力 后危機時代 對策
進入21世紀后,服務貿易逐漸取代貨物貿易成為全球貿易競爭的重點,所占比重不斷上升。一個國家要想在未來的全球經濟競爭中占得先機,必須要在服務貿易上取得主動,其國際競爭力的高低已成為衡量一國或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因此,世界各國都在全力推動本國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發展。2008年底的金融危機使國際服務貿易呈現出新的發展特點,為了適應新形勢下的發展需要,有必要對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進行相關研究分析,以提高我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
一、我國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金融危機的發生影響到了國內服務貿易的發展,如圖1所示,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于2009年出現下降,一改進入新世紀后的持續增長態勢,出現-5.8%的負增長。但自2010年開始,世界經濟開始緩慢復蘇,進入“后危機時代”, 該年度國內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的增速達到26%以上,2011年和2012年的增速分別達到15.6%和12.3%??傮w來看,后危機時代的國內服務貿易呈現以下新特點:
1.我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
2012年,我國服務貿易保持持續增長態勢,進出口總額超過4700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2.3%,躍居世界第三,位于美國和德國之后。從總體來看,國內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占世界服務進出口總額的5.6%,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上升到10.8%。
2.服務貿易逆差持續擴大
服務貿易的迅速增長更多地體現為服務進口。近年來,服務進口增長明顯快于出口,貿易逆差不斷加大,2012年服務進口2801億美元,出口1904億美元,貿易差額由2011年的549億美元擴大到897億美元,同比增長63%,且主要集中于運輸服務、旅游、保險服務及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服務類別。
3.傳統服務進出口占比日益提高
近年來,傳統服務業如國際運輸服務和旅游在服務貿易中的比重日益提高,2012年旅游進出口總額突破1500億美元,居各類服務貿易之首,這一數據在2009年僅為834億美元;進口額大于出口額,2012年僅旅游服務貿易的逆差就達到近520億美元,成為當年最大貿易逆差來源。2012年國際運輸服務貿易進出口額達到1247億美元,產生的貿易逆差近470億美元。保險服務、建筑服務進出口額也出現較大增長,其中的保險服務進口大于出口,而建筑服務出口大于進口。
4.高附加值服務進出口快速增長
咨詢服務、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廣告宣傳、金融服務、專有權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都屬于高附加值服務,近幾年這些行業的出口和進口都實現了快速增長,特別是金融服務,盡管其進出口額在整個服務貿易中所占比重很小,但增速迅猛,2012年其進出口的增速分別達到158.4%和122.5%。
二、國內服務貿易面臨的困境
1.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亟待進一步融合
新形勢下服務業水平需要新的標準。全球服務貿易的變化趨勢就是與貨物貿易越來越多地融為一體,不能再把兩者簡單地進行分割。在當前的國際競爭中,一流的跨國公司都在轉變,由原來單純制造轉化為既賣制造也提供服務,其中的服務收入大大超過制造收入,甚至完全轉變為服務企業,從而占據了價值鏈微笑曲線的兩端。如IBM公司把計算機制造賣給聯想后即實現了轉變,由原來生產計算機的制造商轉變為智能化方案設計以及軟件開發服務的提供者。相比較于發達國家的服務貿易水平,我國的服務貿易處于低端。后危機時代中服務貿易面臨新形勢,其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是和制造結合在一起的服務。因此,與發達國家相比,國內服務貿易的競爭力相當差,服務貿易亟需與貨物貿易實現有機融合。
2.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弱
衡量一國或地區某一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指標通常包括顯性比較優勢指數(RCA INDEX)和貿易競爭力指數(TC INDEX)。當用于衡量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時,RCA指數是指一國服務貿易的出口額占該國商品和服務出口總額的份額與世界服務貿易的出口額占世界出口商品和服務總額的份額的比重, 反映了一國服務貿易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一般認為,若RCA≥2.5,表示該國服務貿易競爭力極強;若1.25≤RCA﹤2.5,則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若0.8≤RCA﹤1.25,說明競爭力一般;若RCA﹤0.8,則表明該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較弱。
根據中國服務貿易指南網相關數據和海關總署統計數據計算,近似得出2010、2011、2012 年國內服務貿易的RCA 指數分別為 0.43、0.42、0.39,都低于 0.8,說明國內服務貿易缺乏比較優勢,國際競爭力較弱。
服務貿易的TC指數是反映一國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指標,它通常用該國服務貿易進出口貿易差額占其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來表示。通常,如果TC﹥0,表示該國服務貿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越大則競爭力超強;若TC﹤0,則表示國際競爭力處于劣勢,數值越小競爭劣勢越大。根據相關數據計算可以得出,2010年~2012三年內國內服務貿易的TC指數分別是-0.06、-0.13、-0.19,反映了國內服務貿易的競爭力較弱,且呈現下降趨勢。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國內的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整體處于較弱狀態,亟待提高。
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2
金融是實體經濟發展的血脈和動力,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支持。本文在分析民營經濟發展優勢基礎上,重點探討了金融支持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一些思路,希望可以對金融對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一些有用借鑒。
關鍵詞:
金融支持;民營經濟;欠發達地區;發展思路;信貸優惠政策
引言
在我國一些欠發達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實力較弱,小企業經營穩定性差,缺乏抵押物導致違約風險較大。同時,放貸成本相對較高,致使工作量大、操作繁瑣,影響了金融機構業務辦理效率。這些因素使得當地貸款需求無法得到充分滿足,這些區域亟需包括農村信用社、民營銀行等在內的更多金融主體投入其中,加大對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結合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企業的信貸需求,積極開展金融創新,開發更加符合需求的金融產品,努力做深、做精、做透當地市場,更好地為當地企業提供金融服務。
一、民營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優勢
1.有國家政策方針支持的優勢
民營經濟的發展,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國家在政策方針層面開始大力支持和引導,從整體的社會政策環境下,是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更是受到國家經濟政策積極支持和鼓勵。
2.民營經濟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軍
從一些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在整個經濟增長貢獻中,民營經濟已經發展成為整體國民經濟的重要部分。例如在新疆地區,民營經濟發展已經站到了區域GDP的60%左右,在一些領域,民營經濟以其經營的靈活性,發展的自主性,在創造GDP和吸納勞動力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3.民營企業家的素質水平不斷提高
欠發達地區的民營經濟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已經有了一定的積淀。現代民營企業家已經學會用知識和科技支撐企業發展,企業家的自身素質和經營管理水平不斷提高,這些基礎性的軟實力在不斷改變,為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民營經濟發展在金融政策方面遇到的問題
1.融資渠道較窄
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對資本市場利用水平低,民營企業利用債券融資的數量有限,農村信用社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能力較低。非公有制企業的新三板業務在欠發達地區仍處于起步階段,債券融資受到發行條件的嚴格限制,大多數民營企業因其觀念、管理、規模和業績等問題,很難擠進證券市場的大門,資本市場籌集困難。
1.1利用金融服務的成本高。不少民營企業在融資時無法享受基準利率等待遇,處于“貸不到、用不起”的兩難境地,銀行對非公有制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達到20%-30%,還要收取管理費、咨詢費、風險保證金,指定購買金融理財產品或定存銀行等行為;資產評估機構、會計事務所等外部機構對非公有制企業財務報表審計、資產評估收費高,小額貸款公司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放款利率為官定利率的4倍,進一步加劇了融資貴的問題。
2.擔保困難
不少欠發達地區的民營企業普遍缺乏土地、建筑物、機械設備等可用于擔保抵押的固定資產,導致申請貸款抵押物不足。許多民營擔保機構無法與商業銀行建立合作關系,這些擔保機構(主要是民營機構)遲遲不能得到銀行準入,處于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
三、金融支持欠發達地區民營經濟發展思路
1.提高對欠發達地區金融支持的重視程度
欠發達地區的關部門、金融機構要把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作為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強組織領導,狠抓措施落實,堅決打贏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這場攻堅戰、持久戰。地方政府要切實履行屬地責任,著力改善政銀企關系和金融生態,維護良好的信用環境,特別是在保障債權銀行合法權益方面、發揮好財政資金的撬動引導作用方面要有過硬的招數。金融機構要堅持與實體經濟同呼吸、共命運,把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作為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把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最緊迫的重點任務,著力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積極配合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門,堅決避免“一刀切、急剎車”等一損俱損行為。
2.營造民間金融投資參與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
加快民間投資主體地位,下大力氣深入推進“放管服”,進一步規范中介服務,加強涉企收費管理,開展民間投資政策專題宣傳;全力為民間投資提供一視同仁的協調服務。建立民營企業發展綜合協調機制,建立民間投資項目協調調度和推進機制,引導民間投資加大重點行業投入,繼續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著力增強民間投資的信心和內生動力。發揮好政府投資引導帶動作用,引導民營企業轉型升級,支持民間投資積極參與“雙創”,不斷拓寬民間投資融資渠道。切實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著力提升融資能力,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擔保體系建設;切實加快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落地實施。做好ppp項目前期服務,加強ppp項目政策供給。
3.降低準入門檻,發行企業債券和培育金融租賃市場
要在企業上市方面,制定差異化監管政策,降低西部欠發達地區企業準入門檻,拓寬非公有制企業資本市場融資渠道,支持更多企業實現直接融資;放寬發債企業規模限制,鼓勵一些信譽度高,有穩定的現金流,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好的企業通過發行企業集合債券募集資金;要培育融資租賃市場,融資租賃是集融資與融物、貿易與技術更新于一體的新型金融產業,對企業資信和擔保的要求不高,十分適合非公有制企業融資需求。
4.充分發揮金融機構
“助保金”的作用放大“民營經濟+先進制造業+小微金融+創業創新”的獨特優勢,深耕智能制造,狠抓項目落實,加快動能轉換。發揮“助保金”的作用。適當增加“助保金池”的助保額度,政府風險鋪底資金要適當增加,加大與銀行的合作力度,爭取欠發達地區的助保金額度有所放大,為民營企業融資提供增信。鼓勵擔保機構擴大擔保業務。完善民營企業信用擔保體系,探索建立再擔保中心,鼓勵國有擔保機構與民營擔保機構加強合作,擴大貸款擔保業務規模。
參考文獻:
[1]張志.從供給的角度看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創新——基于制度經濟學的視角[J].柴達木開發研究,2014(05).
[2]盧燕.社會安全理論視域下新疆城鎮化建設思考[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4,03:1-5.
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3
周期的逆襲
本次流動性危機壓力測試對短期實體經濟的影響仍是下半年的重要問題,而根據我們對經濟運行態勢的判斷,本來經濟已經在5月份靠近低點,但流動性問題一定會對庫存周期產生擾動,因為低價格和充足流動性是經濟可以觸底反彈的基本內生條件,由于流動性的問題,供需雙方都可能進一步的謹慎,從而極有可能在未來的兩三個月中再次出現庫存減少的過程,而這種庫存減少的過程會伴隨著量價齊跌的現象,因此,流動性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程度仍需要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觀察。而這個過程中,唯有政府以投資進行對沖才能減弱這種影響,所以,相信在8月份之前,經濟都處于不穩定階段。這就使得我們在前期提出的下半年經濟趨勢主要看政策顯得更加重要。如果政策得當,我們認為8月份之后,新的庫存低點就會出現。這一點將對下半年的配置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市場心知肚明的是,如果下半年存在系統性的機會,那應該就是周期的逆襲。
地產是不二選擇
我們前期提出,在當前的國際經濟關系博弈中,中國并不處于主動地位,美國下半年的經濟趨勢及其所對應的QE退出進程以及美元的走勢,都是國內經濟政策必須考慮的外部因素。我們判斷美國仍處于復蘇的進程中,而三季度將是重要的美國復蘇是否會加速的觀察時點,所以,中國必然不能使經濟增長美強中弱的格局進一步強化。國內政策將是典型的守住底線,控制風險狀態,而這個狀態也包括守住增長的底線。因此,我們對政策有幾個基本的看法,其一,按照我們前面對短期經濟走勢的判斷,至8月份,保增長的壓力將達到2013年的邊際高點,所以,此時博弈政策是一個最合適的時點。其二,守住底線應該是重要的增長目標,所以,政策對沖經濟下滑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基本的對沖手段,現在看來除了部分結構性投資之外,房地產的市場化調控將是一個重要的方法。我們一直認為中國本輪房地產周期已經迫近高點,此時,調控市場化是大勢所趨。同時,作為中國的實質主導產業,所謂使泡沫刺破是一種理想主義的觀點,化解矛盾才是大道。從這個邏輯看,如果下半年有經濟的反彈,有政策的變化,地產是不二選擇。
下半年流動性不如上半年這是個大概率事件,在通脹低位、經濟疲弱的情形下,貨幣政策沒有必要實質性從緊。如果貨幣政策從緊,社會整體的資金成本無疑會迅速提高;如果貨幣政策放松,或者即使沒有放松保持中性,那么如目前所看到的,資金配置依然是舊的格局。問題的實質是,貨幣政策不能承擔太多目標。無論是降低社會整體的資金成本,還是優化金融資源的存量和增量配置使其服務實體經濟,都不能單靠更加微觀化和行政化的金融政策解決。對虛擬部門的整頓和規范可以弱化流動性膨脹,但非經改革不能使得資金有效的進入實體經濟。貨幣政策不能解決結構性問題,沒必要對貨幣政策緊縮有過多的擔憂。
上游何時反彈
我們從2012年底就開始提出2013年全球的小周期復蘇問題,至今來看,美國的關鍵加速時點已到,而歐洲的觸底時點當在2013年末,我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按照周期的演化規律,此時可能將進入全球上游的短期筑底階段。雖然從趨勢上來分析,我們自2011年之后就不再看好上游的長期趨勢。而QE退出和美元升值也對上游的價格形成壓制,但按照我們對世界經濟復蘇節奏的判斷,我們認為隨著下半年美國復蘇趨勢的明朗,進而歐洲經濟的觸底和中國四季度經濟反彈的到來,上游存在價格超跌反彈的機會,而現在看來可能農業、化工、黃金等更具彈性。這實際上可能是全球復蘇需求傳導的結果。
地產和上游的配置意義
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公共財政;政府會計;政府統一賬戶;英國經驗
一、WGA的基本框架
WGA是指覆蓋英國所有公共部門的一組合并財務報表。它借鑒商業會計方法,為整個公共部門制作一套基于通用會計準則(簡稱GAAP)的、統一的合并財務報表,其目的在于:提供質量更高的、更透明的信息,支持財政政策的發展,更好地管理公共服務,以及更有效地分配資源。
1、WGA涉及的范圍。
《政府資源和會計法案2000》為WGA提供了立法框架,它要求財政部為每個履行公共職能的實體,以及部分或全部由公共資金支持的實體準備WGA。具體來講,基于GAAP的WGA的合并范圍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四個地域的各種類型的1300多個公共實體。這些實體分為以下幾類:
(1)中央政府。包括核心政府財政基金(’Coregovernment’financialfunds,例如:國家貸款基金賬戶);政府部門資源賬戶;非部門公共實體;養老金計劃,包括中央政府養老金計劃,國民保健服務、教師等其它非基金性的雇員養老金計劃);部門資源賬戶中未包括的國民保健服務實體等。
(2)地方當局(Localauthorities)。包括四個地域的各類議會(如:單一制議會、郡議會、自治市鎮議會、區議會等等);消防機構、警察機構、緩刑委員會、旅客運輸機構;廢物處理機構、資源保護局;地方教育當局及學校等。
(3)公營公司(Publiccorporations)。包括國有行業、其他公營公司、營運基金等。
2、建立WGA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1)合并的方法論問題。由于合并的工作量非常大,采取財政部與政府部門相配合的方法,由財政部負責整個合并過程及賬目的編制,并利用政府部門作為中間人,由它們負責其主辦實體的子合并(sub—consolidation)。在合并步驟上,采用階段性方法,先發展中央政府統一賬戶(CGA)和未經審計的、基于統計原則的WGA,再過渡到基于GAAP的WGA,并且對賬戶進行幾年的模擬運行,以確保質量。財政部還通過成立專門的項目團隊和咨詢組,制定詳細的合并進度表,要求每個相關公共實體制定年度數據進度表等多種措施,來確保WGA項目的順利實施。
(2)集團內部交易的問題。WGA把所有的公共部門看成一個完整的實體,因此必須排除集團內部交易的影響,即從合并的WGA數字中對銷掉不同公共實體之間的所有物質交易和結余。此外,對在多個賬戶中報告的交易要進行調整以避免重復計算,這主要涉及到集中基金賬戶、國民貸款基金、國民保險基金。
(3)會計政策和會計慣例的一致性問題。合并必須基于統一的會計政策框架,這是一個基本原則。而英國各類公共實體采用的會計政策體制并不一致,具體會計政策的差異也加大了合并的難度。為此,必須比較、調節和集中公共部門中各類法規及會計指導系列,采用一致的會計政策和會計慣例。
(4)WGA報告的形式和內容?!墩Y源和會計法案2000》指出,早期的WGA報告至少要包括三個核心報表:財務績效報告(即收入與支出賬戶,相當于損益賬戶)、財務狀況報告(即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在會計報表附注中要解釋主要的數字是如何得出的。通過這些高度集中的報表,為議會和其它使用者提供有用的宏觀經濟信息。
(5)審計問題。為了增加WGA的可信度,其賬目必須進行獨立的審計。這一審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并入WGA的各個公共實體的法定審計,為此,應當建立與公共實體審計行業標準類似的審計標準,規范審計意見的形式,明確審計權限,并且協調不同審計人員的工作。例如:根據合并范圍,明確主計審計長(簡稱C&AG)、私營部門審計人員、英格蘭、威爾士、蘇格蘭審計委員會指定的審計人員、北愛爾蘭主計審計長等不同人員的審計權限和范圍,協調不同審計人員對會計確認等問題的差異。此外,可以開展一至幾年的審計模擬運行,以檢驗其效果。
3、WGA的發展目標。
(1)中期發展:建立基于統計的WGA。在開發和實施基于GAAP的WGA的同時,財政部決定先為整個公共部門開發未經審計的、基于統計原則的WGA。它可以在財政年度結束后較短的時間內生成,有利于為短期或中期財政政策及時提供所需的數據,以促進財政政策的發展,此外,它有可能提高基于歐洲賬戶體系(簡稱ESA)的國民核算賬戶的質量。
(2)中期目標。建立WGA的中期目標是以GAAP為基礎,準備一套完全經審計的WGA,它既會流入(feedinto)基于ESA95的國民核算賬戶,也會流入基于統計(也基于國民核算賬戶)的WGA(如圖1所示)。經審計的、基于GAAP的賬目以年度為基礎生成,它要經過議會的詳細審查,并且為財政政策和經濟政策服務。其主要的信息來源為:部門的資源會計與預算(簡稱RAB)賬戶、信托和養老金計劃的財務報告、地方當局和其他公共部門實體的賬戶。
基于統計的WGA年度或季度為基礎產生。為了產生季度信息,它需要從國民核算賬戶和部門RSB賬戶中生成綜合的數據,并且對國民核算賬戶分類進行調整以生成使用RAB分類的賬戶。這些未經審計的季度信息應當及時準備好以進入短期的財政政策規劃過程。
資料來源:HMTreasury(hm-treasury.gov.uk)
WGA是對現有國民核算賬戶的重要補充。國民核算賬戶、基于GAAP的WGA、基于統計的WGA,這三個賬戶都有可能彼此接受數據,例如:可以通過WGA生成的數據改善國民核算賬戶的數據。
(3)長期目標。長期中,基于GAAP的信息首先從RAB,再從WGA,越來越多地直接流入國民核算賬戶。WGA的長期發展目標是建立一個能夠提供年度審計賬目、季度產出數據、國民核算賬目,以及國際比較、規劃和預測、經濟和財政政策等所有產出的、單獨的數據收集系統(見圖2)。
要實現長期目標,必須做到:(a)成功實施基于GAAP的WGA和審計;(b)擁有從多種平臺接收數據以實施合并的技術,以及為多種報告處理數據的技術。
為了生成圖中所示的結果,一些來自WGA的數據可能需要進行調整或者與其他數據相結合。例如:考慮到ESA分類,可能要進行數據調整以編制國民核算賬目;一些預測可能需要把GAAP信息與人口統計規劃的數據相結合等等。
資料來源:HMTreasury(hm-treasury.gov.uk)
二、對WGA的評價
1、英國政府對WGA的期望。
近年來,在新工黨的領導下,WGA已經從最初的關注增加透明度、增加各類政府部門和公共實體之間的財務責任,發展到與政府決策(尤其是經濟層面的決策)直接相關。不論對政府本身,還是對議會、納稅人等其它潛在使用者而言,建立WGA都具有明顯的好處。
政府希望WGA能夠為各個層次的政府部門、議會、納稅人等用戶提供質量更高、更透明的信息,以輔助經濟政策的發展,通過更好的決策促進經濟績效的改善,從而使納稅人受益。
2、對WGA的批判性分析。
(1)WGA輔助宏觀經濟決策的局限性。政府期望通過WGA提供對宏觀經濟決策有剛的信息,特別是幫助處理代際公平問題和財政可持續性問題。這里隱含的假定是:WGA能夠包括養老金、稅收、社會保障人口預測、固定資產使用期限等黃金法則管理所需的重要信息,但是WGA信息難以達到這些要求。為了責任目標,必須確保這類資產的保護成本、維修成本等信息盡可能準確地反映在政府賬目中。
(2)政府債務合并的困境?,F實的困境是:政府一方面希望WGA提供所有公共部門債務的合計數據,另一方面又不想將一些重大的債務(如養老金負債)列入資產負債表。這種矛盾心理直接影響了WGA信息的可用性及其合并的進程。債務合并困境的典型例子有:(a)關于“鐵路網”(NetworkRail)實體21萬億英鎊債務的會計處理問題。主計審計長應用英國GAAP,認為鐵路網的債務應該列于資產負債表中,而國家統計署應用ESA95原則,認為這一債務應該在表外。(b)對私人主動融資(PFI)、公私合作(PPP)項目的會計處理。根據FRS5中設定的基本原則,WGA合并中應當包括PFI項目(因為政府確實從項目中受益并且承擔了在長期中為項目提供經費的義務),但是PFI項目卻被保留在表外。PPP項目中與政府合作的私營公司的資產、負債既沒有列入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也沒有列入特定用途實體(簡稱SPE)的資產負債表。
(3)合并會計技術的問題。同私營部門相比,公共部門在使用合并會計技術的概念及操作上都更為困難。主要表現在:(a)由于高度合并的數字,WGA可能掩飾了一些績效較差的政府單位,而且低估了那些績效較好的單位的貢獻,難以提供評價政府財政狀況和財政業績的充分信息。(b)合并界限難以確定。關于公共部門的定義多種多樣,不同的界定標準反映了不同的政治責任。反對編制WGA者認為:將非部門公共實體、地方政府、國有行業等納入WGA會引起誤導,因為這些實體與中央政府在憲法上是獨立的,中央政府不擁有這些實體的任何資產和負債。但是支持WGA者認為:如果尊重這些實體的憲法獨立性,WGA將是不完全的,因為這些實體或多或少地從中央政府那里接受資助。(c)WGA審計中涉及的實體眾多,難以協調。一方面,主計審計長、四個地域各自的審計機構、私營部門審計人員都有自己獨立的審計權限,另一方面,主計審計長等主要審計人員必須依靠次要審計人員的工作。要想管理次要審計人員的工作,主計審計長必須擁有否決他們工作的權利(如果審計缺乏質量)。但是,目前并沒有清晰的審計直線職權,不同公共部門審計實體之間又競相爭奪地盤,使得WGA審計過程存在重要的結構缺陷,在會計確認問題上各種審計實體之間可能存在大的分歧。(d)WGA要求公共實體實施權責制基礎的會計系統,大量的中央政府賬目也已經改為權責制基礎,但是由于獲取信息的技術難度,稅收的計算仍然是現金制基礎的。部門RAB的合時性和質量,以及上述未解決的問題都會危及WGA的效用。
參考文獻:
[1]DannyS.L.Chow.ChristopherHumphreyandJodieMoll.DevelopingWholeofGovernmentAccountingintheUK[J].FinancialAccountabilityandManagement,2007,23(1):27—54
[2]HMTreasury.IntroductiontoWholeofGovernmentAccounts[EB/OL].(2007-04-02).
[3]DavidHeald,GeorgeGeorgiou.ConsolidationprinciplesandpracticesfortheUKgovemmemsector[J].AccountingandBusinessResearch,2000,30(2):153-167
[4]HMTreasury.WholeofGovernmentAccounts[EB/OL].(998-07).Hm-treasury.gov.uk
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5
當前為何要延續積極穩健的宏觀政策基調?不變的基調下明年調控政策傳遞出哪些新信號?
財政貨幣政策延續“一松一緊”搭配
2011年起,我國告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組合,轉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一財政政策相對擴張、貨幣政策相對中性的政策組合拳一直延續至今。
?財政貨幣政策基調之所以四年不變,與這幾年類似的經濟形勢有關。?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說,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經濟發展下行壓力加大且面臨種種不確定性,實行一松一緊的調控政策,既有利于防范前幾年積累的流動性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也能更好突出結構導向,增加有效供給。
?名稱的延續并不意味著政策是不變的。?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隨著經濟形勢變化,宏觀調控思路也會有新變化。當前存在的通脹壓力和以地方債風險為代表的金融風險,會成為拖住貨幣政策手腳的兩大矛盾,要實現經濟穩中求進,還需借助積極的財政政策。
?明年宏觀調控基調不變,整體看會更注重推進改革和結構優化。如果經濟受到較大外在沖擊,政策將不會不顧‘后遺癥’來刺激短期需求。?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說。
財政政策:調整支出結構 擴大減稅力度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進一步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厲行節約,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擴大營改增試點行業。
高培勇說,明年積極財政政策的變化,應關注三個因素,赤字規模、減稅和增支力度。?當前經濟體制改革重點是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對資源配臵起決定性作用。而減少政府干預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大減稅規模,明年財政政策應向減稅傾斜,加快營改增改革進程。?
?明年財政政策應注重短期和中長期結合,服務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從市場充分發揮作用角度考慮,財政政策要特別注意服務于轉變政府職能和減少行政審批。?賈康說,當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時,宏觀調控應強調穩字當頭、穩中有為,但如果出現滑出區間的可能性,就要啟動必要的政策預案。
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宋立認為,明年財政政策重心在優化支出結構。民生、結構調整和創新、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等領域都會成為調整完善支出結構的重點。同時,應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除了進一步擴大營改增試點,還應更多為中小企業減負。
貨幣政策:穩字當頭 注重風險防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明年要保持貨幣信貸及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改善和優化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推進利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
專家指出,目前貨幣池子的水已經夠多了,再放松會加大通脹風險,但在經濟下行壓力仍存情況下也不能收緊,保持穩健將是明年貨幣政策最好的選擇。
?經濟下行壓力下,保持貨幣信貸和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是有必要的,有利于促進經濟穩步回升。?宋立建議,明年應優化信貸結構,重點增加面向中小企業的信貸比例,改變中小企業獲得信貸很難的現狀。
彭文生說,截至11月末,今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14.2%,高于年初預定的13%增速目標,預計全年最終增速也將高于年初目標,這無疑增加央行控制流動性的壓力。近期市場利率上升表明央行貨幣政策已經在收緊。
?由于影子銀行和地方政府債務規模持續擴大,防范金融風險壓力加大,明年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趨緊壓力。同時,潛在的通脹壓力也會限制貨幣政策放松的空間。?彭文生說。
寓改革于調控:短期調控與重大制度建設相結合
在強調明年財政貨幣政策基調不變的同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明年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和辦法來改善宏觀調控,寓改革于調控之中。
?這一富有新意的表述,表明未來短期宏觀調控將與重大制度建設相結合。?賈康說,宏觀調控涉及機制建設,需要改革配套。
服務實體經濟政策范文6
經濟運行風險集聚,
傳統的支持供給的方式出了問題
“傳統的支持供給的方式出了問題。”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表示。趙錫軍對宏觀數據進行了簡要的分析,2015年,廣義貨幣供應量為139.2萬億元,同比增長13.3%;而在2008年,我國的廣義貨幣量為47.5萬億,這說明單位貨幣對GDP的貢獻效率在下降。大約138萬億的整體融資中,有約134萬億(減去4.53萬億的股票金額)的規模是債務;利息相當龐大,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融資成本。
如果繼續通過傳統的方式以發放貸款支持實體經濟,金融機構的資本約束將越來越大,對于不良資產的處置也將出現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在朗潤格政論壇上表示,我國目前面臨著三個突出的問題,分別是產能過剩、公司債占GDP比重居高不下和企業利潤過低。他認為,結合這些現象來看,中國經濟很可能陷入產能過剩帶來過度負債和生產價格指數下跌,并進而造成利潤下滑的循環。而這一循環的起點他認為是信貸擴張支持下的過度投資。
國家外匯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表示,過去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主要是通過采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實現的,然而,國際國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一些教訓。
根據201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相關報告,全球金融風險在上升,并且出現三個方向的轉移,分別是: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銀行體系向影子銀行轉移,從償付風險向流動性風險轉化。
前期風險的集聚將在未來一段時間逐步暴露,國內的經濟波動也是全球經濟形勢的縮影。在管濤看來,三期疊加的新常態下,前期過度依賴內需的刺激政策造成的影響尚未消化,產能過剩問題嚴峻;同時,由于缺乏經濟基本面的支撐,出現資金涌現哪里,哪里市場就出現波動的局面,所以中央下決心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結構性失衡是導致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
“我們應該在結構調整和有效需求管理長期和短期之間搞好平衡,這非常重要?!庇嘤蓝ㄕf。他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應該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適度的貨幣政策。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貨幣政策可以轉到中性,財政政策可以變得相對積極一些,但是要把重點放在改革上。
余永定表示,產能過剩有結構性原因,也有需求不足的原因。所以在去產能、關停僵尸企業的同時,應該刺激有效需求以保增長底線。要實現從2010年到2020年中國人均收入翻一番,那么GDP的增長速度必須是6.52%以上。為了保增長底線,應該增加財政赤字來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赤字水平在5%不會出現問題。融資方式以發行國債為主,避免增發信貸導致資金流入資本市場,難以支援實體經濟。
王小魯認為,目前的經濟增速下行是結構失衡的表現。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大多數時間,經濟增長率高于資本積累增長率;90年代中期之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低于資本積累的增長率;2008年之后,資本積累繼續上行,經濟增長率開始下滑;即便在2009年和2010年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只是對經濟起到短暫的拉動作用,說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并不顯著。
結構性失衡是導致經濟增速下行的原因,而結構性失衡和產能過剩密切相關;基礎設施投資的空間目前并不大。針對余永定的觀點,王小魯認為短期擴大財政赤字一定程度上可行,但是,如果擴大到一定規模,一定會吸納銀行資金,杠桿率會進一步提高。如果根據社會融資總規模的債務性融資計算,2002年,我國杠桿率是120%,2015年時200%,全口徑計算是260%,金融風險已經處于較高的水平。
在這樣的背景下,王小魯認為需求側和供給側應該互相配合,供給側的核心問題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減少壟斷和不公平競爭;需求側的核心是降低過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致力于結構性改革,接受更低的增長率,以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危機。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認為,2008年之后的中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當時的貨幣寬松,目前經濟增長減速是周期性的規律。近年來投資拉動GDP的效率越來越低,但是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提高百姓的福利;應該通過政府發債的方式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引入私人資本,避免政府債務的盲目擴張。
改革大潮中,金融能夠做什么?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瞿強表示,供給和需求不能割裂開,政府和市場不能對立。如果市場的需求信號能夠順利傳導到生產部門,生產部門充分競爭,減少外部的干預和管制,經濟便可以逐漸走上正軌。目前,金融本身存在問題,民營企業在新增產值當中創造2/3產值,但是它們得不到充分的資金支持;市場的需求信號傳導機制并不順暢。
管濤認為,供給側改革離不開金融改革,特別金融供給改革。增加金融供給本身就是供給側改革的應有之義。進一步增加和豐富金融供給,主要包括金融機構供給、金融產品、金融市場、金融調控和金融治理供給。增加金融機構供給,滿足中小微企業金融需求,滿足廣大老百姓的投資需求;進一步健全金融市場體系,發展直接融資,降低社會杠桿率;加強金融創新及金融技術創新;完善金融宏觀調控,從數量型調控轉向價格型調控;完善金融治理體系,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和金融標準的制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
學部委員
余永定 國家外匯局國際
收支司原司長
管濤
上海黃金交易所所長焦瑾璞在貨幣圓桌會議上表示,加強金融監管,應該從業務監管轉向行為監管。在他看來,目前,金融機構的業務模式正在轉向以金融市場業務為主,傳統的存貸業務趨于飽和,個人金融行為在增加,應該加強對行為監管的研究。
焦瑾璞認為,普惠金融符合金融結構性改革的方向,通過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讓金融能夠服務于中小微企業,服務于普通百姓。管濤表示,供給側改革要求創新驅動,普惠金融的實現需要一些新的創新技術;然而,金融具有風險,監管部門需要有專業技能能夠對這些創新,進行穿透式監管,防范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姚洋 上海黃金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