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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經濟政策范文1
中國改革三十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滅貧困，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區域性貧困的現實還廣泛存在，地區間在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方面差距明顯，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因地域偏遠、交通閉塞、環境惡劣、資源匱乏等因素成為貧困人口密集區。黨的十之所以做出“將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基本形成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的重大部署，就是要正視區域貧富差距的客觀存在并下大力氣積極解決。
二、以財政政策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
(一)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功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因自然壟斷和市場缺陷等原因導致資源配置失效時，國家必須通過適當財政政策手段予以干預和彌補。公共財政勢必要對這種干預和調控支付應有的費用，比如實行最高限價制度和強制拆分，這時政府就要從財政提供補助或彌補虧損。其他很多諸如城市公共道路、橋梁、防洪大堤等不能由市場方式解決的公共投資項目等就需要財政予以投資和補貼。
(二)充分發揮宏觀調控功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當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不合理的分配現象，影響了社會公平時，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作用就要發揮:調解社會分配關系，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培訓市場體系，健全市場網絡，維護社會公平。財政政策主要運用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制定實施發展規劃，完善和監督市場機制，協調利益關系，并為市場提供必要的服務。
(三)充分發揮經濟穩定器功能促區域經濟發展
財政政策的穩定功能指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模式來影響社會總供求。當供求趨于平衡時采取中性財政政策，以鞏固和促進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當供小于求時則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以控制支出，力爭結余，減少資金損失;當供大于求時，就要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促進市場繁榮和發展。在結構調整功能上主要是通過稅收調整、財政補助等，誘導企業和部門將資源往適合經濟發展平衡穩定的方向投入。
(四)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財政政策的調整一定要為某一時期的發展戰略和社會發展形勢服務，是優化產業結構的有力杠桿。根據當前的問題和矛盾，首先要解決的是財政支出的“缺位”和“越位”問題。對于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發展，財政政策要加大調控力度，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強化科技進步和自主創新，淘汰落后產能，發展環保產業。
(五)充分運用稅收宏觀調控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國民收入增加和消費增加時會相應提高稅收，當經濟出現衰退時，又要減少稅收，以此防止經濟過渡膨脹或走向蕭條。更重要的是要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產業制定和實施不同的稅收政策，從而引導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發展。
(六)通過完善轉移支付制度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財力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是中央扶持和平衡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對于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急需國家進一步規范專項轉移支付辦法，優化專項轉移支付結構，加大轉移支付規模，尤其對老工業基地、革命老區、邊遠貧困地區、糧食礦產主產區、生態保護區等加大專項轉移支付力度，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減少地域經濟發展差距和城鄉差距。
財政經濟政策范文2
【關鍵詞】新結構經濟學;財政政策;有為政府;垂直結構
【引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我國GDP以年均9．4%的速度高速增長，2018年GDP總量首次超過90萬億元人民幣大關，為90．03萬億元人民幣，約合13．6萬億美元，人均GDP為9780美元，很快就要突破1．2萬美元這個世界銀行所定的高收入門檻線。作為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GDP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我們內部的經濟結構在不斷地調整，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處于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新常態，同時在過去幾年里我們外部還經受著中美貿易戰等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的外部宏觀環境正面臨著系統性的重要轉變，這種內外結構與環境的變化也將是我們在未來“十四五”期間的持續的特點。2018年，我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183352億元，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為220906億元。而1978年則分別為1132．26億元和1122．09億元，可見增長迅猛。財政政策是為了實現國家某些目標的重要手段，財政的“收”與“支”的能力、體量、結構與影響都和發展階段及國際環境密切相關。我國的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需要結合這些宏觀趨勢與外部環境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調整我國的財政政策。新結構經濟學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著重研究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及對經濟發展的含義，被認為是繼“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之后的第三展經濟學思潮，由林毅夫教授首創。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主張要從本國發展階段與稟賦結構出發分析最適合自己的技術、產業結構、金融結構與政策，自然也就包括財政政策。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結合我國經濟正在同時進行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闡述財政政策，第三部分是按照新結構經濟學對產業的五大分類來論述財政政策，第四部分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以及財政政策的實施與執行過程，最后是總結。
二、四個同時進行的結構性過程與財政政策
從結構上看，我國目前正在同時經歷四個結構性過程，各自所對應的財政政策也需要作出相應調整。
第一，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即經濟結構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農業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務業比重不斷上升，也就是所謂的庫茲涅茨事實;另一方面，產業之間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升級，產業鏈內部向微笑曲線兩端附加值高的部分升級。
第二，經濟轉軌過程，即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轉變過程，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以合理的速度與次序糾正低效的政策，消除市場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逐漸實現從計劃與市場雙軌向市場單軌轉變。這個過程中，如何保持合理的改革轉軌次序與速度，改革的倒逼機制是否有效，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Wang,2015)。
第三，經濟開放過程，即從原來相對比較封閉的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的過程，是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我國在貿易全球化方面進展突出，已經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而在資本全球化方面，人民幣已經進入SDR，我們現階段也在重點研究和推行與人民幣自由可兌換相關的匯率與資本流動管制問題。除了貿易流動、資本流動之外，還有技術流動。我國總體越來越接近世界技術前沿，在對現有國外技術的模仿吸收和自主創新這兩個方面的比重不斷調整，關于國際與國內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力度也需要調整。
第四，大國崛起過程，即我國從原來的軍事、政治、外交等地緣政治方面的弱國逐漸向世界強國的崛起與復興的過程。這個過程中，難免會與現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形成某些矛盾，甚至包括中美之間可能存在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事實上，不僅是我國，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份額不斷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都有改革現有國際秩序的訴求。因為現有秩序是七十年前“二戰”結束時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產物，在不少方面已經滯后于這個時代了。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到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在同時經歷這四個結構性過程的大國，而財政政策與這四個結構性過程均密切相關，所以我們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就顯得尤為復雜。具體而言，對于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財政政策體現在相關的稅收、補貼、基礎設施投資等很多相關方面，稅基也在隨著經濟結構發生變動，這些都與產業政策高度相關，后面會更具體地展開。對于經濟轉軌過程，我們需要研究和梳理中國的補貼與稅收政策，消除和糾正那些低效的或者無效的補貼，優化稅收結構，更好地糾正政府的“亂為”，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對于經濟開放過程，我們的財政收支越來越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財政政策與國際貿易、資本和技術的流動纏繞在一起，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而且作為大國也會影響國際。對于大國崛起過程，我們將不得不考慮那些與國防與經濟安全有關的戰略型產業的財政支持，比如，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的芯片斷供問題、華為的問題，又比如與亞投行、“一帶一路”等相關的問題，等等。
現在有不少學者反對我國的積極的擴大政府支出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針對第二個過程，認為那會強化政府的“亂為”，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學術界達成共識比較多的是減稅政策，可是減稅的前提應該是切實降低政府開支，否則只能增加政府債務，從而提高通脹可能并增加宏觀風險。無法降低政府開支的所謂“結構性減稅”實際可行性是很低的。但是，經濟轉軌的改革過程本身也是需要有財政支撐的，其他三個結構性過程同樣也需要政府的因勢利導的作用，需要政府開支，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增加開支。因此，現階段似乎首先應該討論如何減少政府的低效開支，優化支出結構，進行結構性的開支削減，再來討論如何進行結構性減稅，否則稅只可能越減越多。
以上提到的四個結構性過程顯然并非獨立，而是互相交叉的。。我國正在經歷從農業到非農業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即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過程。而在非農部門中存在一個“垂直結構”，即能源、金融、電力、通訊等幾個核心的上游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主導，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市場結構偏向壟斷，產業偏向資本密集型。而下游的消費性制造業和消費業則已經放開，國有企業已經大量退出，并且由民營企業主導，進入壁壘比較低，市場結構更接近充分競爭。上游產業為下游產業提供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所以存在投入—產出表的供應鏈關系。這里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等一系列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轉軌過程。與此同時，我國的下游民營企業是國際貿易的主力軍，特別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民營企業更是積極參與貿易的全球化，持續保持第一大出口主體地位。而正因為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與“垂直結構”，使得大國崛起這個結構性過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并承受著巨大的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
深刻理解當前中國的這種宏觀經濟結構對于我們分析宏觀財政政策將很有幫助。譬如，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上游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高于下游的民營企業，但是2008年之后則相反。這是因為，2008年之前，中國下游產業放開，國退民進，下游部門的民營企業利用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廉價勞動力，并充分利用全球化過程將大量產品銷售到國際市場，在此過程中，下游民營企業需要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從而對于上游國有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與中間服務的需求也大量增加，進而上游國企的利潤率也就不斷提高。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中，與土地相關的財政收入也在迅速提高?？傮w而言，無論是下游的民營企業還是上游的國有企業，所上繳的稅收在這段時期都在迅速增加。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我國的國企的利潤率開始大幅下降，重新回落到低于民營企業利潤率的狀態。這是因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我國下游民營企業面對的外需相對下降，因此下游民營企業的生產規模相對收縮，一部分民營企業破產退出市場，從而降低了對上游原材料與中間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中上游的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比重比較高，它們面對市場變化的調整速度可能比民營企業更慢，而且面對整體經濟衰退時，國有企業承擔的“保就業、保增長”等政策性負擔就變成顯性的約束，裁員率低、破產率低、投資減少率低，這就導致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中上游產業，而且國有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我國的四萬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通過國有企業的投資增加來實施，間接地通過“垂直結構”影響到產業鏈中的其他部門。對于這個擴張性的反周期的財政政策的效果評估，目前文獻中的學術研究還沒有考慮“垂直結構”，而“垂直結構”值得深入研究。
三、五大類產業劃分與財政政策
這一部分將著重從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視角結合產業升級過程來看我國的財政政策，因為產業升級中的諸多產業政策是財政政策的具體表現。新結構經濟學分析不僅關注總量指標，而且更加關注各不同發展階段下不同的產業結構等結構性的指標。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們將產業分為五大類，具體包括:戰略型產業、追趕型產業、領先型產業、轉進型產業和換道超車型產業(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2018)［9］。按照這五大類劃分以后，針對中國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適時分析在每一類產業的發展中政府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財政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進而對五大類產業制定不同的產業政策，從而確定財政的相應收支結構。
1．針對戰略型產業。比如戰斗機的研發時間很長，資本也非常密集，從經濟效益來說也許并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相關企業的“自生能力”不見得很高，但是這些產業和部門涉及國防安全，需要維持必要的財政投入，而且特別是隨著前面提到的第四個結構性過程，即大國崛起過程，這樣的財政投入會不斷提高。再比如中美貿易戰中，高端芯片上我們被卡住脖子了，會使得整個產業鏈面臨癱瘓的危險，這涉及經濟安全，所以也有必要研究是否對此增加財政支持，鼓勵自主創新。
2．針對追趕型產業。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各地政府可以通過招商引資，通過產業園區和其他方式對外資進行財政補貼，促進對先進技術的吸收與學習。不少實證研究表明，我國的出口加工區的產業政策成效總體是顯著的，支持產業發展的相關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力度也很大。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土地與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基礎設施存量已經相當高，在吸引投資方面，與其他地區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可以提供的顯性的政策優惠空間是有限的，此時，如何注重改善產業的營商環境，提升軟的制度安排，降低企業交易成本和對人才的搜尋成本，為產業升級提供各種便利的服務，有利于產業向高附加值端升級，這些是產業政策或財政政策需要轉變的方向。
3．針對領先型產業。因為在技術條件上我們已經達到世界前沿，這種領先地位決定了企業主要靠研發創新來提升生產力。所以，如何在財政的收支政策上作出調整，以促進這些產業的自主研發就成為關鍵之舉。相應的，測度與評估我國研發投入上的財政支出的效率問題就十分重要，而這并不僅僅是微觀實證問題，也需要合適的宏觀框架來幫助我們思考。這涉及國家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在上一節中，我們論述了“垂直結構”，上下游所有制結構是非對稱的，市場結構也是非對稱的，下游更加突出競爭性，而上游則更加呈現出壟斷性特征。與此同時，“垂直結構”又結合著產業升級，從農業向非農業結構的轉型以及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國的財政政策，包括R＆D的補貼，很多時候是向國企集中的上游產業傾斜的，這個政策可以通過產業鏈傳遞到下游，傳遞到民營企業。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的四萬億的刺激政策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上游國有企業投資增加開始傳導的。換言之，我們是需要考慮產業內與產業間的外部性，考慮一般均衡效應的。
4．針對轉進型產業。一是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比如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非洲的轉移。二是產能過剩比較嚴重的一些產業，比如“四萬億”之后的我國的平板玻璃、電解鋁、鋼材等等普遍存在“產能過剩”，而其中有些產業對于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又恰好是短缺的、需要的。如果把這些產業的部分產能適度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去，就可以實現雙贏。導致產能過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低效產能無法及時去除的問題，也就是僵尸企業問題。我們的研究發現，2008年之后，我們國家越是上游的產業，僵尸企業的比重越高，這些企業一直享受財政補貼，對戰略性產業或許是必要的，但對部分非戰略型上游行業，就不應將“戰略性”作為提供保護補貼的借口，而是要降低進入壁壘，允許更多民營企業進入，打破國企壟斷，消滅僵尸企業，提高產業效率，提升產品質量。第二類是產業本身技術水平已經比較發達，但是因為政策補貼等原因，導致在國內供過于求。比如在化肥、光伏等產業上，我們實際已經屬于領先型產業，技術已經居于世界前沿，但產能特別高，而非洲和中亞等一些發展中國家需要發展農業，需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把這些產業引入到“一帶一路”這些國家，并不是淘汰落后產能，而是完全可以實現雙贏的。
從產業國際轉移和對外投資援助的角度，中國作為大國的這些對外的財政政策可能也具有一定的乘數效應。因為這些政策如果真的有助于非洲等的低收入國家變得更加富有，對中國也意味著將有更大的世界市場，進而拉動中國其他產業的出口，提高GDP.當然，這不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的反周期政策，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長期的具有生產性的政策。同時，這不是通過擴大內需產生的“乘數”效應，而是通過擴大長期的外需產生的“乘數”效應，周期會更加長，還有，只有中國這樣的大國，這種通過外需的乘數效應才可能會被政策部門進行內生化考慮，這與新加坡不同。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可能性，需要繼續做進一步的相關研究。
5．針對換道超車型產業。因為研發周期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密集，而且這些產業在目前的發達國家也被認為是高端新興產業，比如我們的網絡支付產業、5G都處于國際領先水平，相對于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階段而言，我們在這些產業上水平明顯“超車”了。結合之前講到的“大國崛起”過程，如何更好地在財政上對于這些產業予以服務，在相關人才培養上如何在財政上給予傾斜，走向國際化方面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因勢利導的有為作用，如何更好地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以上這些雖然主要是從產業政策的角度去闡述，但是即使是一項貌似產業中性的總量的財政政策，對于以上五種不同的產業的影響常常是非中性的，從而對于不同地區，或者同一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的影響都是不同的。
四、各級政府官員的激勵問題與財政政策的執行效果
政府與市場的合理角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應該有所不同［12］。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央地關系如何調整，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核辦法如何調整都是我們應當關注的重要問題。原來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對于產品市場的促進效果明顯，但要素市場改革本質是一體化的問題，各地區利益存在差異，需要中央政府來推動改革。同樣道理，不同的稅種，央地兩級各自分到的稅收收入比重，都會影響稅收執行的力度。如果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是GDP增長速度，那么追求晉升的官員會理性地選擇如何在短期內通過增加政府投資來提高GDP,政府開支就會內生地拉高;即使被迫減稅，地方政府也會有激勵地去增加收費，或者通過增加地方債務的方式去拉高投資。如果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也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重要評價指標之一，那么就顯然不利于減稅。如果失業率與維穩問題是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高壓線，那么在僵尸企業比例較高、民營企業相對弱小的地區，地方政府就會有足夠的動機去繼續補貼僵尸企業，即使導致資源錯配。之前的分析中提到，作為發展中國家，對于產業升級我們的確需要政府去做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但是如何保證這些投資的效率足夠高，是具有長期建設性的，這些都與地方官員任期、考核方式等決定的激勵機制有關，與政治體制有關［14］?？傊?，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落實執行，最終都要依靠各級政府的官員，所以對他們的考核標準將對財政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結
本經濟學博士論文嘗試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我國的財政政策。我們的分析強調，我國正在同時經歷結構轉型、經濟轉軌、對外開放以及大國崛起這四個結構性的過程，是一個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大國，而且具有“垂直結構”的顯著特點。同時，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劃分，“戰略型”“追趕型”“領先型”“轉進型”“換道超車型”這五大類產業共存。不同地區的發展不平衡，即便同一個產業在不同地方發展階段也不一樣，有些產業內部可能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有些在微笑曲線的上端。這些結構性差異要求我們必須結合發展階段，結合經濟結構，結合外部宏觀環境，結合各級政府官員考核激勵機制來全面考慮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以及如何評估政策效果。以上這些都屬于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有為政府”在財政政策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分析視角。
【經濟學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王勇:《新結構經濟學思與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2］趙秋運、王勇:《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溯源與進展———慶祝林毅夫教授回國從教30周年》，《財經研究》2018年第9期.
［3］李系、劉學文、王勇:《一個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型》，《經濟學報》2014年第4期.
［4］王勇:《“垂直結構”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17年第5期.
［5］王勇:《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還是供給?》，《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0期.
［6］林毅夫、張軍、王勇、寇宗來:《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7］唐恒、王勇、趙秋運:《新結構經濟學視角下的知識產權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即將出版.
財政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循環經濟；財政政策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8)05－0028－03
一、國內外發展循環經濟財政政策的研究現狀
隨著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正式提出并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重視，如何利用財政等經濟工具實現自然資源的持續利用和循環經濟的發展，引起了國際財政學界、環境經濟學界的普遍關注。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了發展循環經濟財政政策的一個研究熱潮，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國外財政學界圍繞控制全球氣候變暖等重大環境問題，在發展循環經濟財政政策的一般均衡理論和實證分析上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具體包括財政政策的設計與實施、財政政策的意義、財政政策的分配效應、替代效應和收入的使用等問題。這些研究成果為發展循環經濟財政政策的實施提供了指導。
近幾年，我國財政學界對發展循環經濟的財政政策一直比較關注，研究思路基本上分為：一是分析我國現行有關循環經濟財政政策的不足，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如李里、程瑜、張揚和朱錫平、梁勁、陶勇等。二是介紹國外發展循環經濟的財政政策，借鑒其先進經驗，提出完善我國財政政策的措施。如錢易、葉太平、何炳光、韓寶平等。三是從發展循環經濟財政政策的某一個角度切入，做細致的分析和研究，其中較為集中的是對環境稅收的研究。界定環境稅收的概念，考察國外環境稅政策，特別是OECD國家的成功做法，探討在我國建設環境稅制的思路。如安福仁和周生軍、武亞軍、付伯穎和齊海鵬、楊金田和葛察忠。總的看來，國內的研究多從政策層面展開，以定性分析為主，規范研究突出，而關于發展循環經濟財政政策的實證研究較為薄弱?；诖?，本文將采用實證的方法分析我國財政政策對循環經濟的影響，評價財政政策對循環經濟的激勵效應，為政府制訂更為合理的財政政策提供依據。
二、發展循環經濟財政政策的實證分析
當前我國處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市場作用在加強，政府職能在調整，財政職能在轉換，環境狀況也在不斷變化，這就需要我們對已經采取的有關循環經濟的財政政策進行反思，以利于進一步完善。
(一)分析思路。循環經濟是按照自然生態物質循環方式運行的經濟增長模式，它要求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循環經濟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它所要求的物質循環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物質在經濟體系內多次重復利用；二是經濟體系排放到環境中的廢物可以為環境所同化，并且排放總量不超過自凈能力。分析財政政策對循環經濟的激勵效應，可以介入的角度有很多，但由于我國循環經濟起步較晚，相關的統計數據不夠完備，這為構建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帶來了一定的難度。根據現有的統計數據，本文確定了“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工業治理固體廢物完成投資和財政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四個指標。
“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即企業利用廢水、廢氣、固體廢物所取得的產值，揭示了企業廢棄物利用的程度。從循環經濟的理論來看，以資源節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叭龔U”綜合利用產品產值是循環經濟實踐中重要的數量指標，以其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將會從廢棄物重復利用的角度反映出企業開展循環經濟的實際情況。企業開展循環經濟既有民間投資的推動，又有財政資金的激勵，因此，選擇3個自變量，即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工業治理固體廢物完成投資和財政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指標代表了民間資本和財政資金對循環經濟的雙向推動，反映了在兩方合力的作用下對發展循環經濟的效應。工業治理固體廢物完成投資即企業自身治理固體廢物的投入，強調了民間資本對發展循環經濟的效應。財政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作為財政統計指標，突出了財政政策對發展循環經濟的效應。
(二)模型的建立。以“三廢”綜合利用產品產值(GP)為被解釋變量，財政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FT)、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PT)、工業治理固體廢物完成投資(IT)作為解釋變量，構建循環經濟財政政策模型。
基本模型是：GP=βFIFT+βPIPT+βITIT
β是回歸系數向量，表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工業治理固體廢物完成投資和財政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對“三廢”綜合利用的“凈影響”。當回歸系數為正且顯著時，兩者是互補關系，意味著民間投資或財政政策對“三廢”綜合利用有正效應，即有助于激勵“三廢”綜合利用，也就是有助于循環經濟的發展；當回歸系數為負且顯著時，兩者是替代關系，意味著在民間投資或財政政策的作用下，“三廢”綜合利用會減少，即不利于循環經濟的發展；當回歸系數不顯著時，無法判定民間投資和財政政策對“三廢”綜合利用的影響效果。
(三)數據說明。表1是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公布的數據整理而得。檢驗的樣本空間是2000～2006年的觀測數據。
(四)回歸的結果及分析
GP=5.43FF+0.12PT－9.57IT
T=5.44 2.12 -2.29
R2=0.97 adR2=0.95 dw=1.88
回歸分析揭示了財政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FT)、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PT)、工業治理固體廢物完成投資(IT)對“三廢”綜合利用的效應。括號內的數字為t統計量，S.E.是回歸函數的標準差，R2是可決系數。R2=0.9697說明擬合情況很好，“三廢”綜合利用的相對變化可以由自變量給予96.97％的解釋。回歸結果顯示，財政環境保護和城市水資源建設支出(FT)與“三廢”綜合利用具有正的相關性，且相關性顯著。財政環境保護支出的彈性系數為5.43，表明財政政策對“三廢”綜合利用激勵作用明顯。財政每投入1％的環境保護資金，“三廢”綜合利用增加5.43％。環境污染治理投資(PT)對“三廢”綜合利用也具有促進作用，其彈性系數為0.12，表明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每增加1％，“三廢”綜合利用增加0.12％。財政環境保護支出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均通過10％的顯著水平檢驗，而且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對“三廢”綜合利用的激勵作用明顯弱于財政環境保護支出。工業治理固體廢物完成投資與
“三廢”綜合利用具有負的相關性，彈性系數為9.57。
“三廢”綜合利用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求經濟體系各部門聯合并協調運作，實現在現有產業體系中，將一個部門的廢棄物用作另一個部門的原材料，達到物質能源在體系中的循環利用。從物質的屬性看，雖然大部分廢棄物屬于可再生的資源，但將廢棄物還原成可用的一次性資源的成本很高，經濟性相對較差。企業作為微觀經濟主體，以逐利為目的，由企業自覺地遵循循環經濟理念，廣泛開展廢棄物的綜合利用有一定的困難。廢棄物綜合利用的特點和企業的經營目標決定了僅靠企業一己之力，“三廢”綜合利用難以達到較好的效果。財政作為促進廢棄物綜合利用、發展循環經濟的最重要的政府激勵制度之一，其內在規定性，如政府公共投資多少，稅收措施的引導，對循環經濟發展活動都會產生極為明顯的激勵效應。一方面，財政政策的安排會直接影響綜合利用廢棄物、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力。市場主體從事某項活動的動力大小取決于通過該項活動所能取得的經濟利益的大小。如果利用廢棄物帶來的利潤水平過低，必然會嚴重影響發展循環經濟活動的積極性。因此，給予適當的財政投資或補貼，保證投資主體合理的經濟利益，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動力，是激勵投資主體擴大生產規模的關鍵因素。另一方面，財政政策的安排會直接影響循環經濟的發展能力。循環經濟能否得到有效激勵，不僅取決于市場主體可追求的經濟利益強度，而且還取決于市場主體所具有的創新能力。循環經濟作為一項高投入、高風險的經濟活動，需要企業具備雄厚的資金能力，而適當的財政科技投入則是市場主體創新資金的一個重要保障。所以，發展循環經濟整體上需要國家的財政政策進行扶持、引導。
財政經濟政策范文4
1．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因素
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因素可以從幾個重要階段進行分析。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波動的原因存在一定共性。首先，從早期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來說，市場擴張趕不上生產擴張，所以沖突不可避免。處在經濟擴張重要階段，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而這些均能創造出更大生產能力，這樣就會使勞動生產率迅速增長，從而帶來更大產量。在這一過程中，工人工資增長卻遠落后于其他各種收入，尤其是利潤增長會出現產能過剩。同時，由于資本主義矛盾存在，經濟波動也就由此循環進行。隨著市場進一步擴大，出現了真正世界規模的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世界經濟一體化及集團化發展趨勢逐漸形成并加強，市場機制也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完善。新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市場對經濟反應更加迅速和準確。市場制度進一步完善，使市場活動和秩序也更加規范，各國信用制度得到大力發展，經濟波動嚴重程度也變得比較輕微。另外，西方各國固定資產的更新以及周期萎縮等作用，推遲或者是削弱經濟波動強度。
2．貨幣投放主要現狀
儲蓄存款激增，使貨幣大量投放狀況被抑制。經濟結構發展不均衡，也會對貨幣投放增長產生巨大影響。而貨幣支出的主要項目同比大幅下降，也會影響貨幣投放節奏。外向型企業生存壓力比較大，投資相對比較謹慎，造成了資金需求下降。這些問題造成諸多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加大了貨幣監測和管理難度，不利于地方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影響了貨幣發行工作質量及效率，故此當前在這些方面要能夠得到進一步加強管理。信貸大投放背景下，對當地融資情況的失真，造成信貸資金沒能有效進入實體經濟中。最主要原因是信貸資金進入“影子銀行”，體外空轉。同時，項目貸款資金的使用進度相對較慢，所以信貸資金并未有效進入到實體經濟。還有，非現金支付手段的大力推廣應用，對現金交易需求產生了影響，先進交易需求大大降低。
二、逆經濟周期問題的有效應對策略
1．強化財政運行機制
要結合實際探索相關反經濟周期策略對經濟周期的現象加以應對。在具體策略制定上，主要從完善財政收入機制開始，要重視稅收機制在財政收入機制中的作用，使經濟能夠保持穩定發展。同時，要完善財政支付體制，在具體措施上要明確公共財政支出范圍，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原則，要充分重視市場自身能力。編制財政預算時，要采取更為科學合理的方法，努力減少使用基數法，將經濟變量與各項收入增減比例關系摸清。
2．加強經濟運行狀態跟蹤
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市場環境多變使不確定因素也逐漸增多，各類突發社會事件層出不窮。僅通過對貨幣預測進行提高來保障貨幣實際供應，已經不能有效滿足社會發展需求。作為貨幣投放部門，需要加強對銀行和經濟社會運行情況進行跟蹤。要能夠對這一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突發事件做好資金調配的相關工作，確保貨幣充足供應，實現貨幣發行工作的主動性以及前瞻性。
3．整合資源，提高貨幣需求量預測準確率
對貨幣需求進行實際預測過程中，要加強和政府的統計及財稅等部門之間的聯系。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類信息基礎上進行預測，提高貨幣需求預測準確性。同時，要能夠充分發揮公共財政功能，確保國民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對有著高收入的人群采取相應稅收政策加以調節，采取相應措施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
4．加強改革財政制度深化改革財政制度，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在探索中逐步建立以縱向轉移支付制度為主體，橫向與縱向相結合的轉移支付制度。另外，還要逐步對財政轉移支付的相關法律法規加以完善，學習市場經濟比較完善的國家的經驗，通過規范和嚴謹的法律形式將轉移支付制度政策目標和資金來源等固定下來。
財政經濟政策范文5
近年來，我國農村經濟正呈上升趨勢，其原因是農業財政支持已經達到平均水平并持續上升。農業財政是由支農支出、農業科技支出、基礎建設支出、農村居民救濟費用支出等組成的。支農支出作為后勤支出，主要用于支援農村各項建設的費用支出，例如：山林建設、水田建設、魚塘建設等。農業科技支出主要用于研究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村居民技術培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產量?；A建設支出主要是農田水利建設、農業基地建設、農村道路建設、種子培育等組成，能夠改善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農村居民救濟費用支出包括對貧困農村居民、受自然災害家庭、殘障居民等，農村居民救濟費用能夠暫時緩解居民們的經濟問題，幫助困難居民加入到農業生產隊伍當中。
二、農村經濟發展中農業財政的誤區
(一)農業財政支出的問題
農業財政支出是由支農支出、農業科技支出、基礎建設支出、農村居民救濟費用支出等組成的，不同支出對農村發展有不同的作用。支農支出作為整個農業財政支出最大的一部分，對各項建設的費用支援十分重要，但由于支農支出的費用過于龐大，支出費用分配不勻，其他部分的支出受到約束。農業科技支出雖然能夠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產量，但是大多數農村居民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學習，無法正確掌握農業生產技術等知識?；A建設支出作為改善農村居民日常生活的重點，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來進行基礎設施的建設，而政府的人力資源配備有限，因此需要農村居民加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當中，但多數農村居民沒有專業的基礎設施建設知識，無法進行基礎設施的建造。農村居民救濟費用能夠暫時解決困難居民的經濟問題，這只是作為困難居民的過渡期，但也有不少農村居民存在不勞而獲的僥幸心理，不參與農業生產。
(二)農業支出結構不合理
近年來，我國農業財政對農村經濟的支持已經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但仍舊出現了支出結構不合理的問題。2013年，我國財政部門一共向農村財政中心發放了13799億，以用于農村建設、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補貼等支出費用。但由于農村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的問題，這些經費并沒有為農村居民帶來生活的改善，基礎建設支出需要的資金較多，設施建設時間較長，并且不能完全實現現代化建設。農業支出結構不合理，會出現以下問題：財政支持無法明確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是否適合進行此項目的開發，資金能否支持到項目完成，如何規劃項目的建設等。
(三)財政預算與監督
農業財政預算通常是由農村財政人員對各項支出進行提前預算，以保證資金能夠合理支出。但近年來，多數農村財政人員行事馬虎，素質教育不高，不嚴格執行預算制度，才使這些問題出現：對預算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及時上報和解決，收取私人利益導致各項支出的資金不成正比，甚至有動用公共財政的現象。財政監督需要農村居委會的干部或是管理人員來完成，財政監督是為了對資金流動的走向進行監控，預防資金不到位的情況。近幾年，農村頻頻出現財政資金下落不明的情況，南昌市生米鎮潼溪鄧家自然村，遂川縣大坑鄉羅坊村等，就都曾出現過此類現象。
(四)財政管理制度不完善
由于農業財政管理人員的疏忽，導致農業財政的管理制度一直以來都處于不完善的狀態，無法按照管理制度來要求財政人員的工作，也很難對財政支出進行合理的預算與分配。根據財政部門的要求，為了能夠使農業財政資金透明化，將資金用到安全、規范的農村發展建設當中，需要完善農業財政管理制度。
(五)為農作物購買農業保險
目前，農作物保險主要有兩大類，糧食作物保險和經濟作物保險，糧食作物保險主要以豆類、薯類等為主；經濟作物保險主要以瓜果、蔬菜等為主。而農作物保險按照農作物的生長期，又可分為生長期農作物保險和收獲期農作物保險，這兩種類型的農作物保險，能夠有效地保障農民的收益，即使是農作物受自然災害產量下降，農民也能通過農作物保險得到應有的保障。因此，為農作物購買保險，能夠有效地維護農民的經濟利益，也能為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做好保障。
三、改善農村經濟發展中農業財政存在的誤區
(一)改善農業財政支出，帶動居民自主生產
農業財政支出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適當改善：第一，支農支出作為整個農業財政支出最為龐大的一部分，可以進行適當縮減，將支農支出用在需要的建設支援當中。第二，農業科技支出能夠增加農產品質量和產量，因此，農村可以進行農業科技研究基地的建設，讓每一位農村居民都能學習到農業生產技術，既能帶動農村居民進行生產，也能減少農村生產成本。第三，改善農村居民生活環境，就需要對農村各項基礎設施進行建設。第四，農村居民救濟費用只能作為暫時救濟費用，不能長期進行救助，要鼓勵村民自主生產，投入到農村各項建設當中。
(二)合理分配農業財政，建設現代基礎設施
近年來，我國大部分農村經濟都有所上升，都是農業財政支持的功勞，農業財政分配期間，經過考察農村的實際情況，對農村各項建設進行了合理分配。根據農村地區和土地的特性，建設與當地土地特性相適宜的種植基地，例如：農村土地適宜種植五谷雜糧，那么農業財政應該立即做好相關種植基地建設的計劃，再通過現場教學，使村民掌握種植技術，施肥技術，除害技術等，最后全面帶動村民進行種植。現代化基礎建設可以從農村的道路開始入手，農村的道路關系著農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能將農村的生產發展到城市當中。
(三)完善財政管理制度，實現透明財政資金
建立完善的財政管理制度能夠進一步提升農村經濟發展，完善財政管理制度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第一，將村民利益放在首位，針對村民的需求進行農村建設。第二，嚴格監督財政人員的工作，把控財政資金的走向。第三，帶動村民積極投入生產，加快農村經濟發展。第四，及時將使用資金明細公布于眾，徹底實現財政資金透明化。第五，嚴格執行財政管理制度，互相監督，互相糾正。只有實現農業財政全面支持農村發展，才能提升農村經濟效益，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質量。
(四)為農村勞動者購買農業保險
購買農業保險能夠有效地保護農業勞動者的利益，能夠對在勞動過程中，受到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購買農業保險，不僅能夠使農業勞動者放心地勞動，也能夠勞動者的家人沒有后顧之憂。另外，在購買農業保險時，需要明確保險責任、保險金額等，確保農業保險能夠為農業勞動者帶來幫助。
四、結束語
財政經濟政策范文6
關鍵詞：循環經濟 財政政策 先進經驗 建議和對策
一、循環經濟概念概述
循環經濟是生態規律支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根據使用的資源為基礎，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原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進行利用和回收，以這些為基本特征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范式，其核心是用最少的資源消耗和更低的成本盡可能最大限度地發揮環境效益的作用，以人為本，執行和實施科學發展觀，實施開源污染控制策略，可持續發展，實現從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不斷轉化。
二、循環經濟發展的財政支出政策問題
（一）為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金融部門投入資金不足
實現能源利用的高效，減少排放量將需要大量的資金。而中國對于循環經濟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是很足。據統計，在2009年，中國的中央政府支出在節約能源方面是45億人民幣，但這些資金投入相對比較松散，強度缺乏的問題就很突出。節能和中國發展循環經濟的進度仍遠遠落后于歐美一些發達國家。在2000年，發展經濟發面的經濟投資在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整體投資比例是0.91％左右，因此，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比較大。目前，我國在生態和環境保護的財政投入各級一般維持在1.2％左右，金融投資的百分比相對比較低，很難有效地遏制中國的生態環境質量進一步惡化的趨勢。
（二）沒有設立特別基金的支持
節能基金由政府創建的一個循環基金，是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的資金來源。29個國家設立了節能創新基金，泰國在1992年的時候，創新基金就有了5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節約基金。基金主要用于由泰國政府實施的需求管理方案。到現在為止，國家還沒有建立獨立的循環經濟發展方面的特別基金和專項基金，循環經濟產業投資的資金分配給技術創業投資基金和高科技發展的新項目，相當不穩定。
（三）結構不合理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以產業為基礎的思想是非常嚴重，在許多國家，許多省，直轄市提出這樣的口號，“財政支出偏向重化工業，減弱農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方面的投資。”許多地方政府為了實現績效，追求經濟的片面增長，一次又一次地減少農業投入，使農業支出的總支出比例開始不斷下降。在這方面，三次產業結構失衡，特別是服務行業仍然是很低，另一方面，由于工業發展的資源消耗，環境的污染，導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面臨威脅嚴重。
三、發展循環經濟的財政政策設計的思考
（一）加大對循環經濟的金融投資
在未來的公共財政改革過程中，要對投資的范圍進行改變，改變投資范圍的太寬這個問題，逐步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的投資，國家應該根據經濟發展發面的需要，進行國家基礎性、公益性方面的投資。政府應加大投入，支持促進有利發展循環經濟的重大項目如水利建設，城市地下管道鋪設，綠色園林城市建設和公路建設等公共設施建設，調動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此外，在污染控制，廢物回收和再利用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方面，政府應加大投資力度。更好地發揮政策的指導作用和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政府應加大必要的財政投資力度。
（二）在消費支出方面，提高政府綠色采購制度
政府綠色采購是一個重要的環境經濟手段，包括非常豐富的內容，涵蓋幾乎政府辦公室所有的方面和環節，如電話，電腦，打印機，傳真機，辦公用品，各種車輛，小船，和其他辦公用品等等。
政府提高綠色采購制度，應采取以下措施：建立綠色采購的基本理念，綠色供應系統必須有效率的公正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綠色公共信息披露制度，根據國際慣例，政府采購應該有足夠的信息透明度，主要是通過綠色采購的清單來具體實現。綠色采購清單是編制由有關政府部門認證的，政府采購的環保產品和節能認證的產品清單。現行國際體系中，包括強制性和指導性清單，可以被列入政府綠色采購的很多內容都可以給予考慮，政府采購政策的實施有利于發展循環經濟。
（三）利用政府直接投資，促進節能和環保產業發展
確定主要的政府投資的內容和范圍。為了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投資購買性支出的開支，我們的政府應該加大投入，支持公共設施建設，以促進循環經濟有利發展，例如，水利重大項目，地下城市管道鋪設，園林綠化建設，道路修建等。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經濟負擔相對比較低，這樣可以調動循環經濟建設的積極性。這些利國利民的措施，都可以采用政府直接進行投資的方式，這樣見效比較快，也省略了其他方式的中間環節，是資金得以充分利用，不會發生資金分配比較松散的狀況。
（四）設立專項基金
建立循環經濟專項資金是復雜的，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包括該領域的所有方面，政府要安排且落實好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預算支出，應設立專項資金，支持建立有關機構，動員社會團體和公眾對循環經濟進行宣傳，教育，推廣，執行和監督。通過各種途徑來為財政方面的問題進行準備，例如經費可以來源于財政支持，可以來源于資源稅改革方面，可以來源于社會捐贈等等。此外，專項資金投資，要加強與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金融，科研機構在循環經濟領域的的交流與合作，并鼓勵市民進行循環消費，并且要明確規定節能及環保的投入增長速度要高于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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