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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化遺產范文1
關鍵詞：古文化遺址 旅游解說系統 構建 黔西觀音洞
古文化遺址凝聚著全人類的智慧結晶和大自然上萬年的時間沉淀，是自然界罕見且無法再生無法替代的財富，是集厚重的文化價值、藝術價值和科考價值為一體的旅游資源。隨著人們教育水平及自身素養的提高，文化遺產旅游日益興起，古文化遺址地將成為旅游業發展中最具吸引力的文化資源之一。然而要把這種特殊的古文化景觀進一步推向國內外市場，讓大眾游客認識、理解和欣賞，離不開旅游解說的積極引導和深入剖析，這就需要在古遺址旅游資源和游客之間建立一個有效的旅游解說系統。通過構建古文化遺址解說系統向旅游者展現中華遠古文化和史前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使其感受古遺址深厚的歷史文化，從而喚起旅游者對古遺址自覺的保護意識，對文化遺產旅游地持續健康發展有重要意義。
一、古文化遺址
（一）古文化遺址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明確界定文化遺產主要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古文化遺址是文化遺產中的一個部分，指遺存至今的古代人類在生產、生活及其它活動中留有文化遺存的場所。其內容十分豐富，包括居住遺址、生產遺址、寺廟遺址、祭祀遺址、商貿遺址、科教古文化遺址、交通通訊遺址、古城遺址、軍事遺址等。古文化遺址展現特有的人類文明，成為現代人了解特定歷史時期、特定事件原委、文化形成與演變以及理解其他民族獨特文化的載體，不僅具有重要的科學、歷史、藝術等方面的價值，還是當今旅游業發展中最具吸引力的高品位的文化旅游資源之一。
（二）古文化遺址特征
1.內涵豐富，價值多元化
古文化遺址的構成是一個整體的系統，產生、發展于特定的自然歷史環境中，與所處自然、社會文化環境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僅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等物質文化遺產方面，還涉及物質載體之中的非物質層面，如古風民俗、、民族心理、工藝技術和文化場所等方面，全面地反映了我國古代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方面的發展狀況，綜合起來就是一幅完整的歷史的全景圖。
2.不可替代與稀缺性
古文化遺址是特定時空的產物，具有一定的獨特性和時代性，是無可替代的，即便是相同時空內的其他同類文化遺產也不能替代。從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古文化遺產的現實存量是很少的，即便是今日留存下來的也總是受到諸多方面的威脅和破壞，一旦破壞了就失去了一份歷史的見證和文化的載體。
3.敏感度與脆弱性
古文化遺址是在人與自然長期相互作用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文化場所，受本身的生態組成要素、自然環境、人類活動等多方面的影響，存在顯著的高度敏感性與脆弱性。2005年國際古跡遺址保護會議上古跡遺址環境的脆弱性就是大會討論的重要專題，會議號召世界各國必須給予古跡遺址有效的保護和合理的利用。
二、古文化遺址旅游解說系統的功能及作用
旅游解說系統一詞自從20世紀末出現以來，對它的界定較多，但認同的是，旅游解說系統包括了多個層面，即通過運用媒體幫助游客了解特定的信息，達到保護資源、服務和教育的基本功能，從而進一步實現資源、游客、社區和管理部門之間的互動交流。遵循這一界定，結合古文化遺址的特點，在古文化遺址旅游解說系統建設過程中應凸顯以下的功能及作用。
（一）基本信息和服務導向
古文化遺址大多地處偏遠，文物分布點多面廣，其展品及陳列涉及到大量的復雜的專業知識。采用多種方式為游客提供古文化遺址的基本信息和服務導向，幫助旅游者了解古文化遺址的價值及相關的專業知識，使之在游覽過程中得到便利、舒適是古文化遺址解說系統的最基本、最首要的功能。
（二）教育和保護功能
通過旅游解說讓旅游者寓教于樂， 增長科普知識，達到教育和保護的目的是解說系統的重要功能之一。古遺址的旅游解說更應該承擔起文化傳播和歷史教育的責任，使旅游者對古文化遺址的資源及其科學、藝術價值有較深刻的理解，增長知識、開闊眼界。另外，古文化遺址資源存在高度的敏感度與脆弱性，必須是保護性的開發。因此，通過旅游解說系統建設，加深當地管理者、旅游從業者及廣大游客對景區旅游資源價值的理解，樹立正確的環保意識和行為，以之實現“了解-理解—欣賞—保護”的深化目的。
（三）審美和宣傳功能
古文化遺址大多在外觀上沒有自然景觀那種強烈的視覺沖擊和震撼力的美。如果沒有解說旅游者難以感受到其景觀特色和文化內涵，其蘊含的非物質層面的古風民俗、、工藝技術和文化場所等方面則更需要通過旅游解說來幫助游客認識和理解，這樣才能達到旅游者對旅游目的地文化形成關注、增強文化認同感，滿足其精神文化需求，實現旅游價值。將審美和宣傳功能納入古文化遺址旅游解說系統的建設過程中，有助于吸引投資，促進旅游地經濟的發展，為保護古文化遺址提供必要的經費，實現古遺址旅游的良性循環。
三、貴州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旅游解說系統的構建
（一）貴州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概況
觀音洞遺址位于貴州省黔西縣沙井鄉井山村，為舊石器時代遺址，距今約20萬—4萬年。西沙井觀音洞的出土文物，是長江以南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證明早在50、60萬年前這里就有古人類活動，是中國古人類發祥地之一。它不僅展示了貴州遠古時期的開景，而且是我國南方最典型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我國著名考古專家裴文中曾說：“北有周口店，南有觀音洞”，其內涵豐富，性質突出，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該遺址為中國國家公布的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長期以來，貴州省人民政府及相關部門對黔西觀音洞遺址的管理和保護一直非常重視，2010年啟動了黔西沙井觀音洞“國遺”保護規劃，并且將遺址的文化旅游開發納入規劃之中。由于遺址的旅游開發工作還處于建設初期，加上觀音洞遺址的旅游解說系統涉及面廣、專業性強，因此對遺址旅游解說系統的建設還處于探索階段。筆者根據古文化遺址的特征和黔西縣旅游業基礎的實際情況，從以下幾方面提出了貴州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解說系統建設的基本原則和實施的主要環節，以供決策部門參考。
（二）貴州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旅游解說系統的建設
根據古文化遺址的特征和黔西縣旅游業基礎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實施貴州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旅游解說系統的構建應從以下幾方面開展。
1.進行科學的旅游解說系統規劃和建設
旅游解說系統的建設一定要納入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旅游發展的總體規劃中，作為旅游規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解說系統的構建連接觀音洞文化旅游區的物質空間與意識空間，使旅游空間系統化。旅游解說系統的構建必須以旅游區的總體規劃為依托，根據觀音洞文化遺址區域的環境、特色及其它專項規劃的要求，決定解說系統的各項內容。
2.遺址旅游解說內容的建設
解說內容是在對解說對象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將人為的思想付諸其中，以突出解說對象的本質內涵、特點及其相互關系。黔西觀音洞文化遺址的旅游解說資源就是觀音洞遺址的發掘情況、文化遺存、歷史價值、科學價值、文化價值、審美藝術價值等內容。觀音洞遺址面積約1000平方米，由主洞、南北兩個支洞組成。鑒于遺址面積廣、陳列內容多的特點，首先，提煉出景區講解的總主題，然后在不同的重點區域內再增加副主題，讓每一個區域的特色凸顯，主題明確，增強游客的感知和理解。再者是通過特色鮮明的旅游解說凸顯景區資源的特色，著重展示其獨一無二的考古和文化價值。如觀音洞文化遺址是長江以南迄今所知材料最豐富的舊石器時代初期文化的典型代表及長江以南廣大地區舊石器時代文化起源和發展。通過解說系統使游客感受到貴州悠久文化的源頭和史前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從而獲得精神的熏陶和獨特的文化體驗，體現觀音洞遺址的獨特性與唯一性。最后，在解說內容上將科普信息轉化成易于旅游者接受的旅游信息。古遺址知識對于一般的解說受眾來說比較抽象難懂，所以在解說的過程中，要使用科學、易懂且富有趣味性的解說，從旅游休閑的角度對其重新詮釋。
3.文化遺址中的非物質層面的深度挖掘
在文化遺址中，各類出土器物和人類遺跡其背后蘊含的美學思想、、民風習俗、生產生活方式、生存環境和文化空間等“非物質”印記，是文化遺址最深厚的價值所在。貴州的歷史從幾條零星的關于 、夜郎的史料中證明不過兩三千年的時間，“史前文化”是一部沒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無字碑，直至1964年黔西觀音洞遺址的發現才揭開了貴州“史前文化”的帷幕。探索研究黔西觀音洞遺址承載的非物質層面不僅是歷史還原的有力的物證，還能使“靜態”的遺址轉變為“活態化”，這些非物質層面承載的文化信息一定要成為旅游解說開發利用的重要對象，成為觀音洞文化遺址中的活態文化，成為旅游者領悟、理解觀音洞文化的豐富素材。
4.設計合理的自導式解說系統
解說系統的配套建設包含諸多方面。黔西觀音洞遺址面積廣、內容多、游程長的特點，要讓游客進入遺址后，就能獲得書面的、圖形的或語音等各種設施設備服務，讓旅游者從多種渠道了解遺址資源狀況，使游客能“讀懂”景區。因此，在設計中要考慮到遺址內設施、設備應盡量齊全、先進。再者，遺址內自導式解說系統設施的布局要合理，設計規劃后要先進行論證、再安裝。如景區內的標識牌的設計和布局，一是在規格、材質、風格等進行統一，在通往遺址的道路兩側、路面設置明晰的導示牌及英漢雙語說明，除規范的公眾信息提示作用外，還有宣傳、吸引游客的效應；二是要與環境相協調，標識牌的顏色、樣式、制作材料與遺址的環境相協調，充分體現觀音洞遺址的風格和整體風貌；三要充分體現人性化服務，解說牌的設施要完善，設置要有利于旅游者觀看，用語要禮貌、溫馨，能充分考慮到不同類型游客的旅游體驗。
5.重視導游解說系統建設的人才培養
在古遺址旅游過程中導游員是解說系統的“軟件”，其綜合素質及專業知識的掌握對遺址旅游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導游人才隊伍建設應該納入進行旅游規劃的一個部分，要建立人才儲備基地，培養本土人才。古遺址類旅游產品是需要游客“游懂和讀懂”古遺址這本精美的歷史文化巨著才能獲得高質量的體驗，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導游員的現場講解和引導，對導游解說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景區應采取專門的培訓體系和培訓內容保證導游講解質量，聘請專家為景區的講解員進行定期遺址專業知識的培訓，景區導游人員持證才能上崗，從源頭上抓好導游講解質量和服務質量，提高古遺址旅游游客體驗感知質量和滿意度。
古文化遺址旅游解說系統的構建是旅游解說和古文化旅游開發工作中的一個新領域，這項工作任重道遠。古文化遺址旅游解說系統建設一定在遵循要古文化遺址特點的基礎上，把握科學的規劃，文化內涵的深度挖掘，自導式解說系統的合理設計及導游人才的培養等主要環節，使古文化遺產在行之有效的旅游解說系統下造福于全人類，且代代相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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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文化遺產范文2
1、石鐘山，中國千古奇音第一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湖口縣城區，長江與鄱陽湖交匯處。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4A級旅游景區。石鐘山有上下兩座，均在湖口縣城，倚南濱湖的為上石鐘山，靠北臨江的為下石鐘山，兩山對峙，相距1200米，新建的城防堤將兩山連結。石鐘山曾被兩大千古文人墨客贊美。
2、鞋山又名鞋山島，因其形似仙女遺落鄱陽湖中的鞋而得名，被人譽為天下無雙的“第一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行列。鄱陽湖口南側9公里處的鄱陽湖中，與長江中小孤山遙遙相對。山上存有宋代米芾和清代彭玉麟等名人題字石刻。
3、古文化遺址，如新石器晚期遺址、西周遺址、古彭澤縣城遺址、上甲縣遺址等，具有重要的考古價值，也是尚待開發利用的重要旅游資源。明代九江知府題詠的湖口八景，如虹橋仙跡、淵明故址、大嶺云亭、花尖秀色、雙鐘月色、彭蠡濤聲、沙洲漁唱、勞渡舟橫等均為著名景點。
（來源：文章屋網 ）
考古文化遺產范文3
一、木蘭縣歷史沿革
木蘭縣地處黑龍江省中部，小興安嶺南端，松花江中游左岸，面積3179平方公里。境內有大小山峰50座，最高峰為北部海拔961米的摩云頂子；境內有大小河流29條，均屬松花江水系。全縣共有8個鄉鎮，總人口包括漢、滿、蒙、回、朝鮮等10個民族在內的27.4萬人。據文獻記載和文物調查證實，早在遠古時代，肅慎氏就在松花江流域勞動生息繁衍，創造了富有特色的古肅慎氏文化。從商周到隋朝的2300多年間，肅慎又經歷了挹婁、勿吉、的演變。至唐代，粟末崛起，建立了渤海國。遼、金、元、明、清各朝代，由演化的女真、滿族一直在這里居住經營。直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廢將軍，改為省制，木蘭為黑龍江轄界；1932年，木蘭縣公署，為偽黑龍江公署管轄；1946年2月，木蘭解放，建立了木蘭縣民主政府。
二、木蘭縣“三普”前的文物保護工作
20世紀80年代，木蘭縣先后開展了兩次境域內的文物普查，主要由當時松花江地區文物管理站王禹浪同志與木蘭縣文化工作者組成的文物普查隊，在松花江左岸的石河、柳河、吉興、五站、木蘭鎮等5個鄉鎮進行了初步調查，發現十余處遺址，采集文物標本86件。
1998年木蘭縣文物管理所成立，編制3人，為財政獨立核算的事業單位，負責木蘭縣的文物保護工作。歷年來我們十分注重文物調查和發現，每年都開展文物調查工作。
（一）蒙古爾山城址。1999年經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城址位于柳河鎮北利村常家屯北500米，蒙古爾山南部，南距松花江約8公里。城址依山勢而筑，平面略呈不規則圓形，周長約1150米，文化層厚約0.5至1米。城墻為掘土堆筑，殘高1至2.5米，基高3米，頂寬1米。城內分布穴居址200余處，間距3至5米，深約0.5至1米，另有窯址1處。城內曾出土石磨、北宋銅錢、鐵甲片、鐵刀、鐵镢頭、鐵犁鏵等遺物。根據古城址的形制與出土遺物推斷，該城為金代所建，元、明時期沿用。
（二）石河北山遺址。遺址位于柳河鎮石河鄉北150米，南距松花江2公里，東臨小石頭河。遺址長70米，寬70米。面積為4900平方米，呈不規則圓形，地表為耕地。2000年，經省考古所所長李陳奇等專家斷定，為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添補了我縣沒有舊石器時期遺址的空白，為我縣的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價值。
三、“三普”中的重要發現
在普查過程中得到很多文物志愿者的幫助，有些重要遺址的線索都是志愿者無償為我們提供的，許多村民還將撿拾到的石斧、陶器等交到文管所，并親自擔當向導，為普查隊準確及時發現遺址提供了幫助。正是這些熱心自愿者的支持和幫助，為我縣三普工作順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馮寶山是我縣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得知我縣開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后，主動申請參加文物調查工作，并將自己發現的石核等石器捐贈給文管所。在他的幫助下，爬上海拔六百米的駱駝砬子山主峰頂部發現了太平遺址。
遺址平面略呈橢圓形，地勢南高北低，南北寬約80、東西長約200米。遺址區內分布有65個穴居坑。最大的為11×10米，其余為5×5、4×4、3×3米不等。觀察兩處已經被破壞的淺坑，可見有約10厘米的文化層，含少量紅燒土。經哈爾濱市博物館館長杜赤清理，出土55片夾砂黃褐色陶片，簡單拼接后應為一個口徑22厘米，侈口、圓唇，平底的陶罐。在另一個淺坑中發現大石塊堆積，似乎為一段墻體。
依據對陶片和整個塌陷坑分布特征的觀察，結合對依蘭、賓縣、阿城已知的相似遺址對比，并參考有關黑龍江東部相關遺址研究報告，我們初步認定此處應為漢魏時期山城遺址。這處遺址的發現不但豐富了木蘭縣古文化種類，為研究木蘭古代歷史提供了新的內容，還是研究黑龍江省東部漢魏時期考古文化沿松花江向西傳播的重要資料。2013年該遺址申報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四、“三普”后對不可移動文物采取的保護措施
截止2013年12月，全縣共有發現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可移動文物64處，其中，古遺址54處，古墓葬4處，近現代代表性建筑4處，其它2處，消失不可移動文物8處。綜觀不可移動文物的保存現狀，我們十分擔憂，因為我縣有58處古遺址、古墓葬占不可移動文物總量的91%，保存狀態正逐漸向較差發展。損害變化的因素，一是毗鄰江河，遭受河水沖刷浸泡；二是地處山坡，遭受風雨侵蝕、凍害、植物生長等；三是長期耕種，水土或墓葬封土流失；四是旱田改水田、開挖養魚池、栽種果樹、修建民房等基礎設施建設對其造成的破壞。近現代重要歷史事件紀念地及烈士墓因有民政部門和人員管理維護，保存狀況稍好。
我縣不可移動文物正式向社會公布后，為了更好的保護好這些文物，我們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測量了遺址的地理坐標、對遺址現狀進行拍照，繪制了圖紙，對遺址進行了詳細的數據采集工作，建立了我縣不可移動文物數據庫。我們還提請縣政府將太平村遺址、石河北山遺址、木蘭鎮窯址等8處具有一定歷史價值、科學價值的重要發現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設立了義務文物保護員、實施掛牌保護。同時，文物管理所加強了對重要遺址的巡查，定期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處理。
考古文化遺產范文4
一、信息化、數字化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現代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伊始就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當代田野考古學的兩大基礎地層學與類型學便分別借鑒了自然科學上的地質學和生物分類方法。近年來,考古學與科技緊密結合的趨勢更是突飛猛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新興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學的研究中,如DNA技術,同位素技術等,科技考古實驗室也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個高校紛紛建立,服務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這其中,數字科技的發展,更是為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如虎添翼。數字技術應用于考古學最開始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電子計算機技術、圖形技術和地理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當時推動這一趨勢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源自于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測繪技術、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數據庫技術、三維掃描技術和虛擬重建技術的深入發展,考古學數字化信息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無論在學科研究還是文化遺產保護及虛擬重建和展示領域都有著日益重要的應用。推動現代考古學向信息化數字化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學空間分析技術的進步和聚落形態研究的發展。空間分析技術的進展開拓了考古學研究的新視野,為宏觀和微觀視角下的考古學解讀和闡釋提供了重要途徑。聚落形態研究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區,文化生態學、系統理論和空間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時并進的三個焦點。[3]聚落考古甫一誕生,便帶來了考古學研究上的重要變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國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業內的廣泛認可。空間分析和聚落考古的發展,必然要求中國考古學傳統作業方式的變革,客觀上為考古專業的數字化和信息化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傳統考古學作業和教學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學是一門與各式各樣的“古董”打交道的學科,傳統的考古學教學與實習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教學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關鍵環節,即課堂教學和田野實習。課堂教學的內容以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講授為主,依據不同的學科定位和區域特色,各個高校在教學內容和設置上各有側重。但總體來看,大都涵蓋考古學通論(考古學專業不同時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各時段考古、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考古繪圖、考古攝影等內容,另外還開設有各具特色的專門考古。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礎和關鍵。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學基本每學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學的內容涵蓋了博物館與考古遺址考察、野外考古調查、田野鉆探、田野發掘、發掘資料整理和考古簡報撰寫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學科的調整和不斷發展,考古實都固定在大學三年級,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學期,有的學校安排在第二學期,基本以一學期的時間為主。在早期的考古學教學實踐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質文化史為主,器物排隊和不同遺址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特別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無論是考古遺跡的發掘、數據的采集還是器物和遺跡的繪圖都特別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培養。這在中國考古學的初創和發展初期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為學科的發展和文化遺產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考古學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強和研究的轉型,傳統的教學模式逐漸難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首先,從研究的目的來看,之前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標本的研究方式逐漸無法使用日益廣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現在已經普遍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標本的多樣化推動了考古學教學內容和方式的轉變;同時,隨著數據采集手段的進步和發展,傳統的繪圖方式和手法無論在精度還是效率上已無法滿足新時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學空間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廣,對遺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視也促使了考古學操作手段的日益進步。
三、數字條件下考古專業教學
考古文化遺產范文5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城市化的迅猛發展，生態危機日益嚴重，能源危機，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氣候變暖，荒漠化、動植物物種大量滅絕等各類相互聯系的危機日趨嚴重，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也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20世紀50年代前后，不斷爆發的環境危機以及出現世界聞名的“公害事件”，敲響了環境保護的警鐘，人類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系。1953年，美國人類學家J.H.斯圖爾德(J.H.Steward)在《進化和過程》一書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文化生態學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把握文化生成與文化環境的調試及內在聯系。這一時期，一些從事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與研究的國際組織相繼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1956年成立的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等逐漸在相關領域發揮重要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地理學的理論方面，自然與人文的統一性已經在全世界得到確認。在人地關系方面，形成了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論”，從而奠定了現代地理學的統一性與綜合性。和諧論主張分析人與環境的關系，以謀求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間的協調，例如日本學者石田寬就曾提出“預防破壞景觀，建設一個和諧的景觀”的主張。
第一位喚起人們關注自然環境的是美國海洋生態學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即現代人由于濫用DDT及其它殺蟲劑，已經傷害許多生命，嚴重的改變了自然生態。人類再不節制，未來的春天將不再鳥語花香、熱鬧繽紛，而是一片死寂與靜肅。由于對環境脆弱本質和相互依賴的特點認識不足，人類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破壞著自然環境。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博爾丁(K.E.Boulding)發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形成以生態經濟效益，即生態系統和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的經濟效益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主張在人口，工業迅速增長，自然資源消耗加劇，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大工業和現代農業所造威的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把經濟發展同環境，資源，生態結合起來研究其經濟效益。此時，原有的東方文明中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重新引發人們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文化景觀和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主張將其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責。
20世紀60年代以后，與景觀和環境相關的概念開始出現在有關國際文件中，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1962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2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保護景觀的目的，指出“為本建議之目的，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況下修復無論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藝術價值，或構成典型自然景觀的自然、鄉村及城市景觀和遺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通過的《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跡的保護中引入了環境的概念。指出：“歷史古跡的要領不僅包括單個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從中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見證的城市或鄉村環境”。i969年，L.麥克哈格(L.McHarg)在《設計結合自然》一書中，從自然、歷史、人文的角度探討了環境問題，描述了自然過程如何引導土地開發。規劃設計結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標志著生態學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規劃之中。
隨著社會經濟和現代工業化的高速度發展，自然資源、人口、糧食和環境等一系列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人類活動范圍的日益擴大，正在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生物圈。為了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依據和有效措施，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制定了國際生物計劃，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了人與生物圈(MAB)國際組織，開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態系統與人類活動的關系，以及農業，城市。污染等有關的科學研究。同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次明確了“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定義。其中“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而遺址則指“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遺產”則包括：“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其中“文化遺產”中的“自然與人聯合工程”引起人們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會議在內羅畢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第一次提出了“歷史和建筑地區”的概念，指出：“‘歷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區’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遺址的任何建筑群。結構和空曠地，它們構成城鄉環境中的人類居住地，從考古、建筑，史前史，歷史，藝術和社會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價值已得到認可。在這些性質各異的地區中，可特別劃分為以下各類史前遺址、歷史城鎮，老城區、老村莊。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跡群”。同時明確了“環境”和“保護”的定義，即“‘環境’系指影響觀察這些地區的動態、靜態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環境”。在這層意義上，定必不僅涉及趨于靜態的文物，建筑物與遺址，還考慮到社會文化進程中的動態性以及歷史和建筑地區環境要素的延續性，而“‘保護’系指對歷史或傳統地區及其環境的鑒定，保護。修復。修繕，維修和復原”。之后，人類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更加引起世界范圍的重視。
1977年12月，一些國家的著名建筑師、規劃師，學者和教授，在秘魯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遺址，簽署了具有宣言性質的《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歷史遺產的保存和保護”部分指出：“城市的個性和特性取決于城市的體型結構和社會特征。因此不僅要保存和維護好城市的歷史遺址和古跡而且還要繼承一般的文化傳統”。在該的結束語中寫到：“古代秘魯的農業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贊賞，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偉，也由于它明顯地表現出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現形式是一座對生活的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在同樣的思想鼓舞下，我們純樸的提出這份”。這一在文化景觀遺產地誕生的莊嚴，無論對城市規劃領域的觀念更新，還是對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擴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恰好也在1977年，《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為《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細則予以公布，明確提出了評價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標準及其真實性、完整性和相關管理要求。在理論界，J.D.西蒙茲(J.D.Simonds)在《大地景觀》(1978)中全面闡述了生態要素分析方法、環境保護，生活環境質量提高，乃至于生態美學的內涵，從而把生態景觀研究推向了“研究人類居住空間與視覺總體的高度”。
1980年8月，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M.J.Wise)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環境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仍的處境中，如何協調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美國未來學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坎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電腦的發明標志著人類進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時代，并將從根本上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政治準則、生活方式、社會傳統及意識形態等。美國經濟學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提出了未來社會的十個發展方向。在諸多學派中，人文主義學派強調城市空間秩序最終是生態秩序的產物，人類社會在生物學和文化的兩個層面上被組織，從而發生著類似于生物界的競爭，淘汰，演替等過程。生態主義學派強調城市是一種生態系統，人的生活要從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必須放棄那種認為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錯誤想法，變得謙虛、溫和與適度。這些思想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尊重順應，到控制征服，到保護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諧共處的演進過程，啟發人類在獲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時，應謀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環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態和自然過程》中重點論述了城市的自然演進過程與城市空間營造的關系問題。
以上國際文件中的定義，理念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為文化景觀概念形成與發展的理論基礎，在文化景觀遺產保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8屆會議上，關于文化景觀的概念已經予以提出并討論。會議指出“純粹的自然地已經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為影響之下的自然地，即人與自然共存的區域，這些區域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價值”；“應將‘文化’與‘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兩級化；《世界遺產公約》目的不是‘選定’景觀，而是在一個動態的和演變的框架中保護遺產地的和諧與穩定，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使人們逐步意識到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華盛頓)，該“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華盛頓》列舉了歷史地段應該保護的內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間形式：建筑物和綠化，曠地的空間關系：地段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包括與自然和人工環境的關系等涉及文化景觀的內容。從這些內容看，歷史地段保護更關心的是整體環境，強調保護和延續其中人們的生活。該還歸納了保護歷史地段共同性的問題，指出“今天，由于社會到處實行工業化而導致城鎮發展的結果，許多這類地區正面臨著威脅，遭到物理退化、破壞甚至毀滅”。
在我國，近代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是在20世紀20～30年代，通過外國傳教士和我國派往的留學生而陸續傳入國內。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學地理系內系統地進行講授，其中以法國人文地理學家J.白呂納(J.Brunhes)為代表的人地相關論和以英國經濟地理學家L.D.斯坦普(L.D.Stamp)為代表的經濟地理思想具有廣泛的影響。前者認為人對人地關系的形成具有選擇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導經濟地理應用于城鄉規劃。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理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有關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分區，城市地理，邊疆勘察、地區綜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觀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錯。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經濟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以外的人文地理學其他的分支均被視為唯心主義學術思想而一概摒棄”。特別是隨著經濟建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求摸清各地區生產布局。流域區劃，鐵路選線，區域規劃，農業區劃以及建設條件，資源儲量，生態環境等方面情況，為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于是就出現了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結束。
近30年來，“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歷史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區域地理學等學科中被廣泛應用，并對其定義與內涵進行了系統的考證與闡釋。譚其驤先生推動了我國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對我國民族遷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同時致力于區域地理學等方面的研究，他強調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是“人地關系論”，研究的目的是謀求人地關系的協調。認為“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主張從研究文化景觀來分析人地關系。侯仁之先生倡導以現代地理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幾十年來，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變遷，園林營建、水源開發利用，地下古河道復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點等，對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不斷提供科學的依據。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議將大學歷史課中的“中國沿草地理”改名為“中國歷史地理”，認為歷史地理學的任務是探討一個地理環境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發展演交的規律。1962年，他發表了《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進一步闡明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及與傳統沿草地理的重要區別，使其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在以后的數十年間，他先后出版
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歷史地理學概述》等專著，為這一學科的建立，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侯仁之先生這一理論體系的闡述，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國現代文化景觀遺產研究的獨立探索。
上述眾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皆成為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思想基礎。同時，我國關于區域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早在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探討了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基本經濟區分布情況，并認為它們是我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和地方區劃的地理基礎，實際上也與文化發展演變的區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學導論》中指出，“長期以來，地理學科總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互相密切聯系的組成部門。但近30余年來，我國一直按照1950年代蘇聯一部分地理學者的片面論述，把地理學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兩門各自獨立的學科，不僅割裂了自然與人文現象的客觀聯系，還把人文現象的研究局限于經濟上的生產配置這一狹隘的范疇之內”。今天“人文地理學正和新興的環境科學、生態科學，區域科學與行為科學相結合，力求在解決世界性資源短缺，人口危機、自然災害、環境污染與生態平衡等重大社會問題上作出貢獻，從而促進了人文地理學在方向內容與方法上的創新”。譚其驤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籠統地，簡單地談論中國文化，而在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區差異應予以足夠的注意”。
在考古學研究方面，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努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學的年代譜系，在全國各地就已經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細化。長期以來，人們稱黃河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視黃河流域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將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迅速擴展了人們的視野，面對各地不斷涌現的史前時代的城址、祭壇、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們看到了中華遠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國文明起源過程的新層面，也了解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遠，成份之復雜?！岸嘣惑w”是我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間的差異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系，無疑是認識區域文化的一個重要思路，也是區域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重要支撐。基于“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復雜多樣的自然地理單元，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家們對我國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開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觀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還有不少著眼于具體文化現象的歷時性或共時性區域研究成果，為深入了解我國文化遺產的區域特性，以及發展演變的時空背景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也成為我國文化景觀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紀70～80年代是中國考古學發展走向成熟的轉折期，經過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終于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發展道路，一個帶根本性的學科理論，這就是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脊艑W家蘇秉琦先生著眼于各地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從全國范圍將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點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己、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區系類型說”，即“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區域差異，也闡述了文化的歷史傳承。這一學術思想在考古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帶動了國內區域考古學的深入發展，嚴文明先生曾論及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中原、甘肅，山東，燕遼，江浙和長江中游六大文化區。張光植先生也曾將龍山時期文化劃分為相互關聯的山東，良渚、黃河中游、齊家河。清龍泉五個區。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學文化特征而進行的區劃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區域性。上述考古學文化的劃分，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文化內涵豐富多采，正如蘇秉琦先生言簡意賅地概述為“滿天星斗”。
文化景觀遺產的探索與國際共識
隨著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內涵和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化，促使人們從更廣闊的視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遺產之間的內在聯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和相應的保護方式，手段、體系，受到關注與保護的文化遺產類型也在不斷擴充，例如“歷史城鎮”、“傳統村落”，“運河遺產”和“文化線路”等特殊的文化遺產類型。這些新型文化遺產的共同特點，都體現出文化與自然兩者的密切關聯和相互結合，世界文化遺產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價值，并擁有了更為深刻的涵義。1987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考察我國申報項目――泰山時，發現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遺產項目的獨特價值，即它不僅符合世界自然遺產的標準，也同時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促使了在世界遺產類別中，“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這一新類別被認可。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最終確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1992年10月，世界遺產中心會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法國的拉貝第皮埃爾召開關于將“文化景觀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專題研討會。這是文化景觀遺產在邁向世界文化遺產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為了適應文化遺產的整體區域與多樣化類型，來自各成員國的專家分別對《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見，討論了新修訂的文化遺產評估標準，并總結出文化景觀遺產的定義、分類和提名等方面規定，建議將杰出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體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國圣菲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上，決定將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在《世界遺產公約》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遺產的體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觀遺產”這一新的類型。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意義重大，使人類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在文化遺產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其背景是城市化發展進程不斷加快，人們生存環境日益遭到破壞，人類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維持生物的多樣性，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健康的發展。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條的內容，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文化景觀遺產代表著“自然與人類聯合工程”，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兼具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保護的要求與特性。長期以來，世界遺產始終在“文化”與“自然”兩個支點之間尋求平衡，而文化景觀遺產將文化與自然兩種因素聯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平衡與穩定。“文化景觀”是指自然與人類創造力的共同結晶，反映區域的獨特的文化內涵，特
別是出于社會、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環境影響與環境共同構成的獨特景觀?！拔幕坝^”也是從較大的范圍、較充分的規模去發現和認識在某種特定環境中人的創造和生存狀態。
自1992年文化景觀遺產正式確定為世界遺產中的特殊類型以來，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許多變化，對于人類與自然的關聯，被明顯重視起來，衡量世界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評估標準也經歷了多次改變與調整。其中，許多實質性的進展與文化景觀遺產類別的納入，以及對其不斷深入的思考直接相關。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使世界遺產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遺產所代表的自然與文化，人類與環境、物質與非物質遺產之間的關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附錄中，把文化景觀分為“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有機進化的景觀”和“關聯性文化景觀”三種類型?！坝扇祟愑幸庠O計和建筑的景觀”包括出于美學原因建造的園林和公園景觀，它們經常(但并不總是)與宗教或其他紀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聯系?！坝袡C進化的景觀”它產生于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相聯系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瓣P聯性文化景觀”以其與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系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證為特征。文化景觀遺產作為連接文化與自然的紐帶，更加體現出“人類長期的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一種和諧與平衡，與以往的單純層面的遺產相比。它更強調人與環境共榮共存、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都柏林舉行“有關具有突出世界價值的文化景觀的專家會議”，提出了“未來行動計劃(文化景觀)”。該行動計劃總結了有關提供“成員國在確認，評價，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觀進八《世界遺產名錄》的資格方面的指導”，以及準備“對文化景觀進行專題研究”的建議。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8屆會議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與平衡性《世界遺產名錄》的“全球戰略”。并認為主題研究可以作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的有效方法。人們意識到，歐洲建筑與宏偉，壯觀的人造景觀等古跡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占據優勢地位，而具有深度，復雜度和與環境建立多樣化聯系的傳統文化卻鮮有代表。而這種不平衡性正是由于過去將“文化”與“自然”遺產過于簡單地一分為二所造成的，新納入的文化景觀遺產顯然可以作為調整失衡的杠桿。同時，《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斷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的精神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進行調整和完善，逐步擴充世界遺產的類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價值。1977年～2005年間，《操作指南》先后修改達17次。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要素方面，從重視單一文化要素的保護，向同時重視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綜合要素保護的方向發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復合特征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觀遺產，均成為國際社會探討加大保護力度的對象。
另一方面，在國際景觀生態學會(IALE)與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AG)舉辦的大型學術活動中，都有景觀與文化的專題討論會。1994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第90屆年會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學中的應用：神話，景觀、通訊”專題報告會；1994年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大會提出，要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來規劃和管理土地資源，促進文化景觀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1995年國際景觀生態學會大會上對景觀類型與人類活動特征、景觀建設的量化因子、21世紀的文化景觀、持續發展與文化景觀等命題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國學者霍納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態導向”的概念。他認為美國城市的無序蔓延及其對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將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置于生態過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態優化”的思想。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積極響應，并開始從“生態優化”所強調的單純“保護”，向利用生態來引導區域開發的“生態導向”思想方向發展。在這一思想推動下，美國在區域開發中開始推行“精明增長”計劃，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護農地，保護生態與社會人文環境、繁榮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長目標。精明增長作為一種旨在平衡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區域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在此期間，一系列相關問題的國際公約和文件相繼問世，成為人們步入21世紀的共同行動綱領，標志著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例如1996年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會議，發表了《伊斯坦布爾宣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會議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我國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國策之一。21世紀人類進入“生態時代”，生態思想成為人們解決所有與生命現象有關問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強調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極為重要。同時，在21世紀，國際上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即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拓展為包含景觀在內的四個層次，文化景觀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賦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觀既是“生物多樣性的最后儲藏所”，也是文化遺產保護不可或缺的內容，既是反映過去人類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的證據，也應該成為人類土地持續利用的樣板，并為人類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與文化多樣性的機會。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的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例如美國最早通過設立“國家公園”(nationalpark)制度，堅持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學性，將重要的文化景觀遺產地收歸國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積的、類型豐富的國家財富；在意大利，一般強調不改變文化遺址現狀，尤其重視環境要素的保護，例如在龐貝遺址的保護中得以充分體現；在英國約克郡曾通過“地下古跡分布圖”的編制為保護對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從而免遭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破壞，在日本，通過國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護實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為歷史史跡保護區被整體保護下來：在德國，結合現代航空測量，遙感技術，頻繁對國土范圍內的文化遺存進行普查。
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理論和方法的
形成經歷了較為復雜的過程，進入20世紀后逐漸達成共識。2001年2月，來自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考古，建筑、市鎮規劃及遺產地管理等領域的專家相聚越南會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研討會，探討建立和頒布最佳保護范例的區域性標準，以確保亞洲遺產地的內在價值得到應有的保護。會議強調了遺產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在亞洲，天然和人造遺產不僅與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環境有著不解的聯系和淵源，同時也是更多非物質性文化傳統的表現背景。因此，與會專家尤其強調了自然遺產地，非物質遺產和文化景觀的保護規范間的相互關聯性”。針對文化景觀，會議認為“文化景觀是指與歷史事件。活動，人物相關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地理區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資源以及野生動物或家禽家畜”。與會專家認為“文化景觀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機哲理和觀點，必須得到了解和保護”。同時，“文化景觀并非靜態。保護文化景觀的目的，并不是要保護其現有的狀態，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種負責任的。可持續的方式來識別，了解和管理形成這些文化景觀的動態演變過程”。2005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會安通過了《會安草案――亞洲最佳保護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7屆會議期間，曾就擬在維也納“中央車站項目”場址建造三棟高層塔樓的問題，以及就世界各地歷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遺產城市及其附近，出現的高層建筑建設這一常見問題展開了辯論。經過辯論，世界遺產委員會要求世界遺產中心就這一問題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2005年5月，主題為“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管理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的國際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實地考察了維也納歷史城市景觀的保護狀況。維也納的歷史城市景觀以中、低層公寓樓為特點，樓房普遍為4―6層，整個城市的屋頂采用19世紀古典主義建筑風格，形成協調的城市文化景觀。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頂和尖頂，從城市的各個角度清晰可見，發揮著地標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紀50～70年代的幾棟高層辦公建筑，由于位于歷史中心的邊緣地帶，當時并沒有被視為對城市文化景觀的侵擾。2001年，維也納歷史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提高了市民對城市文化景觀價值的認識，他們對新的高層建筑可能對城市輪廓線和文化景觀遺產產生的影響提出質疑，并由此引發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關注。維也納會議還討論了有關北京、加德滿都?？坡 ⒗锛?、波茨坦，阿維拉和危地馬拉城等世界遺產城市的高層或當代建筑的案例，這些城市一直在不斷投資興建新的基礎設施、住房和辦公場所，且這種現象會持續下去，并進而對城市文化景觀構成長期威脅。
維也納會議討論的焦點包括，如何協調歷史文化名城或歷史地區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如何在滿足持久投資需要的同時不破壞城市的歷史特點和文化特征；如何確定文化景觀可以接受的變化限度，如何建立適用的評估和評價標準等問題。會議形成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維也納備忘錄)，并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9屆會議通過?！毒S也納備忘錄》是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側重于當展對具有文化遺產意義的城市整體景觀的影響，其“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國際和相關建議中通常使用的“歷史中心”，“整體”或“環境”等傳統術語的范圍，涵蓋的區域背景和景觀背景更為廣泛，綜合考慮了當代建筑、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文化景觀完整性之間的關系，被視為提倡采取綜合方法維護城市景觀的重要聲明，并作為《內羅畢建議》的補充性區域級指南。在此基礎上，2005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5屆《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宣言》，宣言“強調將當代建筑恰當地融入歷史城市景觀中的必要性，并強調在計劃進行當代干預時開展文化或觀賞影響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締約國”將《維也納備忘錄》中確定的原則納入各自的遺產保護政策”。
在2005年版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對一直以來沿用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相關標準進行了合并，規定，“如果遺產符合下列一項或多項標準，世界遺產委員會將會認為該遺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1、代表人類創造精神的杰作；2，體現了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重要的價值觀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3，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4，是一種建筑，建筑群，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發展階段：5、是傳統人類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者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由于不可扭轉的變化的影響而脆弱易損；6，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系：7，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罕見自然美的地區，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包括生命記載和地貌演變中的地質發展過程或顯著的地質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陸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落演變，發展的生態和生理過程；10，是生物多樣性原地保護的最重要的自然棲息地，包括從科學或保護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瀕危物種棲息地。
考古文化遺產范文6
如何推動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并行，是一項具有一定矛盾性的課題。近年來，江蘇常州春秋淹城旅游區本著“喚醒歷史記憶，再現人文精神，弘揚民族文化，發展休閑經濟”的宗旨，以春秋文化為靈魂和血脈，以現代旅游為載體和依托，緊緊依靠創意和科技驅動，不僅使千古淹城重獲新生，更創造了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并行的典范，成為長三角地區一顆璀璨耀眼的文化樂園和旅游明珠。
淹城有獨特的春秋文化風貌和內涵
春秋淹城旅游區位于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的中心城區，其文化原點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淹城遺址。淹城古稱“奄”國，建于春秋晚期，學界較權威的說法為：古奄國是由山東曲阜一支殷商后裔來此建立，后水源充分，地方縣志改為“淹”。1988年，淹城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4年，在第2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淹城被與會專家譽為“冷兵器時代的城防標本，吳越爭霸的軍事堡壘”。
淹城是我國目前春秋晚期城池遺存中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古城遺址。因為當時的城，大多為“一城一河”，少數是“兩城一河”或“兩城兩河”。而淹城從里向外則是由子城、子城河、內城、內城河、外城、外城河等“三城三河”相套組成。這在中國的城市建筑史上，可謂絕無僅有。淹城東西長850米，南北寬750米，總面積約65萬平方米。大小與《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廓”的記載十分吻合。子城，呈方形，周長500米；內城，呈方形，周長1500米；外城，呈不規則橢圓形，周長2500米。另外，淹城外城河的外側還有一道外城廓，周長3500米。
盡管東漢以來對淹城不斷有記述，但真正對淹城進行研究，只有不足百年的歷史。1935年，來自中央大學的衛聚賢、陳志良等考古學者首次對淹城進行了實地調查，確認淹城為一處古代城池遺存，并發表了《奄城訪古記》一文，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淹城內城河出土了4條獨木舟和一批青銅器、幾何印紋陶器，首次展示了淹城獨特的文化面貌和文化內涵，進一步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蘇南地區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文化面貌不斷得到揭示以及吳文化研究的深入，淹城再次成為學術界探討的熱點，許多學者紛紛勘察淹城，并發表了不少篇著。1986年5月至1991年8月，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對淹城遺址進行了為時6年的考古發掘，解決了淹城的形制、筑城年代、筑城方法和城內城外大量土墩的性質等一系列重大學術問題，為全面研究淹城的歷史及文化內涵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無數專家學者驚嘆于擁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淹城遺址的時候，并沒有人意識到其背后存在的文化和經濟價值。很長一段時間，淹城淹沒在了歷史的深處。淹城人該如何守護過往，面對未來？
為更好地保護遺址、弘揚傳統文化，2008年開始，由常州市政府、武進區政府牽頭組織，會同全國知名專家，經過若干次的方案論證和修改完善，借“小淹城”之題，發“大春秋”之勢，確定了“城內立足原生態保護、城外保護利用”的策略，規劃總面積約6000畝的泛春秋淹城旅游區，包含六大功能區：淹城遺址公園、淹城傳統街坊、淹城野生動物世界、淹城春秋樂園、淹城春秋文化拓展區、寶林寺宗教文化區。
在全面保護遺址原貌的前提下，一座“新淹城”呈現在世人面前。“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春秋看淹城”。近年來，淹城透露出了它悠久滄桑的歷史底蘊，引起了世界各地專家學者的關注，得到了五湖四海游客的青睞。
讓古老春秋文化在現實中傳承、演繹
春秋是中國文化大發展的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說，實現了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歷史轉型。諸子百家的思想，幾乎都是發源于這一時期，整個文化領域表現出了百家爭鳴的氣象。春秋文化經歷了數千年依然煥發著強大的生命力，至今依舊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春秋淹城旅游區管委會突破慣常思維，依托淹城遺址，總投資12億元，創造性建設了淹城春秋樂園。園中集中展現了最能代表“百家爭鳴”的春秋十二家，特別是對中華文明乃至對世界文明產生深遠影響的儒、法、道、墨等四家思想，通過多種形式呈現了他們的生平事跡、歷史典故以及學術思想。
無論從歷史文化還是建筑造型，淹城春秋樂園都是獨一無二的。這里的山、水、草、木、雕塑、博物館等，一點一滴、一步一景都鮮明地體現出春秋文化元素。在樂園里，游客不僅可以感受到春秋文化的博大精深，還能通過“孫武點將臺”、“伍子胥過昭關”、“歌舞升平”、“烽火連天”、“九龍問鼎”等大型戶外參與性游樂項目，身臨其境地感受古代戰場的雄壯與慘烈。
遠眺淹城春秋樂園，會看到一個造型別致的雕塑，三根由青銅和漢白玉鑄成的景觀柱“龍之翼”，猶如飛龍在天，叱咤風云，承載著淹城的希冀和夢想。更引人注目的是，大道兩旁還有5座成語故事雕塑，“葉公好龍”、“一葉障目”、“守株待兔”、“舉棋不定”、“邯鄲學步”等耳熟能詳的故事，在這里一一生動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