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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1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 盧卡斯悖論 存在性 發達國家 發展中國家
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
自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作為國際間資本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迅猛發展。進入21世紀，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繼續快速發展，其在全球化和不斷自由化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著日趨重要的作用，并成為世界經濟體中極其活躍的組成部分。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狀況、投資的流向和投資結構的發展變化，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產業結構調整情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乃至一個國家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007年全世界國際直接投資額達到18333.24億美元，僅發達國家的流入量就達到12476.35億美元。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歐盟則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最大的地區，其流入量幾乎占據發達國家總流入量的三分之二。發展中國家的FDI流入量，在2007年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總體而言，所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FDI流入量幾乎均有上升。
縱觀近三十多年的發展歷程，盡管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有所波動，但是總體上來說是日趨上升與活躍的（見圖1）。尤其是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這段時間的發展是迅猛的，由此可見外商直接投資在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盧卡斯悖論存在性分析
盧卡斯悖論是指由新古典經濟學邊際報酬遞減理論推出的資本流動規律與實際資本流動方向相矛盾的現象。即根據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理論的預期，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的前提條件下，資本應該從資本豐裕的地區流向資本匱乏的地區，即資本應該從發達國家更多地流向發展中國家或者說是欠發達國家。
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基本態勢是穩步發展的，但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狀況卻是不均衡的，這體現了盧卡斯悖論現象的存在。
（一）從空間區域分布來看盧卡斯悖論的存在性
從空間分布來看，全球FDI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國家和經濟飛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
從圖2中可以看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的引資額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當兩個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額都顯著增加的同時，兩個地區吸引外資額的絕對值的差距也明顯地拉大。
由中經網數據知，20世紀70年代，世界投資額總體上規模比較小，但是在這個階段，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吸收額就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整個70年達國家的引資額基本都維持在70%以上，然而發展中國家的引資額只有不到30%的水平。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兩者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發達國家的引資額達到了80%以上，而發展中國家最低時只有14%；20世紀90年代，由于拉美債務危機的出現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波動比較大，最高時發達國家引資額達到了83%，然而最低時卻不到60%，但是這仍然沒有動搖發達國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引資國的格局。到了21世紀，發達國家的引資比例同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從總體上來看有所下降。但是21世紀的近十年期間，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平均引資額，仍然維持在全球引資額的60%以上，由此可見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進程中，從20世紀70年代一直到21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格局中，一直處于主導地位。
（二）從世界各國的經濟排名來看盧卡斯悖論的存在性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情況來看，排列在世界前十五位的外商直接投資引資國大部分為發達國家。由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數據顯示，2009年由于發達國家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比較嚴重，排在前十五位的直接投資國中，發達國家的比例有所下降，發展中國家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從總體情況上看，發達國家仍然處于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資引資國地位，美國仍然處于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受資國地位。
從表1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總是集中分布在少數十幾個國家中，從20世紀70年代起到21世紀，靠前的十五個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量基本上都超過了世界投資流入量總額的70%以上。而在歷年的前十五個國家中，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德國等發達國家在世界外商直接投資中都占據了主要地位。1970年的前十名國家中有八個國家是發達國家，僅有南非和巴西兩國是發展中國家。到了1980年，前十名國家中，仍然有七名是發達國家，而1990年處于前十名的國家中則有九個是發達國家，2000年仍然有7個發達國家位列前十名。而在21世紀的近十年中，在外商直接投資受資額排列靠前十五位的國家，主要還是以發達國家為主，例如在2005年，進入前十名的發達國家個數就達到八個，只有中國和中國香港作為發展中國或地區進入了前十名，然而在2007年的時候，發達國家為7個，俄羅斯聯邦首次進入了前十名。2008年為六個發達國家，巴西成為進入外商直接投資受資額前十名發展中國家的新秀。
縱觀這四十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情況，可以發現，無論是從總的引資額情況，還是從名列前茅的國家個體狀況來看，發達國家都占據了主導地位。盡管在21世紀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這種差距有所縮小，這種差距的縮小主要是由于經濟飛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例如金磚四國等國的崛起而引起的，但是最不發達國家的境況卻始終沒有太大的改變，而這些國家的資金卻是最為缺乏的。
（三）從相對量來看盧卡斯悖論的存在性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2
一、引言
目前，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是增加資本積累和提升技術進步。外商直接投資（FDI）正在以自身所蘊含的先進技術、科學管理、人力資本以及充裕資金等資源對東道國增加資本積累、實現技術創新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技術進步是一國經濟保持長期增長的強大動力，發展中國家一方面要通過自主創新提高技術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技術提升自身技術水平，而后者則常常被視為能夠縮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技術差距且被積極選擇的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徑和方法。外商直接投資就是通過技術溢出效應來影響東道國的技術創新水平的。因此，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積極創造有利條件吸引外資流入，通過競爭效應、示范―模仿效應、人員培訓和流動效應以及前后相關聯效應的作用，[1]實現不斷提升本土技術創新能力的目標。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在“以市場換技術”的外資戰略背景下，希望通過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來獲得蘊含其中的國外先進技術。自1993年以來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在發展中國家中一直處于領先地位。2003年，實際利用外資額達527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到2003年底，累計利用外資總額已突破5 000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對于推動東道國經濟增長，促進人力資本開發和利用、增加國際收支盈余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發揮了重要作用[2]。
近年來河北省經濟總量實現較快增長，經濟發展環境得到較大改善，經濟結構得到合理調整，外資引進速度和規模有了大幅提升。大量外資流入為河北省發展經濟提供了資本支持，與此同時，也為本土企業技術進步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然而，從全國范圍來看，河北省引進外資的規模與經濟發達省份相比還有巨大差距（見表1）。例如，從2003年以來，江蘇省一直是我國引進外資最多、利用效率最高的省份。自2011年起江蘇省實際利用外資連續5年突破200億美元，協議利用外資連續5年突破500億美元；外資企業的GDP貢獻占全省經濟總量的一半。隨著我國外資流入量的急劇增加以及國家創新系統的建立，國內企業技術創新水平也得到極大的提升。與此同時，許多學者針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技術創新的關系以及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并取得了眾多有價值的結論[3]。本文選取河北省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河北省實際利用外資情況的實踐考察并結合理論進行深入分析，檢驗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區域內技術創新是積極影響還是抑制影響，以及具體的影響程度大小。
二、文獻回顧
隨著中國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不斷出臺，外資流入規模得以擴大、流入速度持續提升，然而東道國是否能夠獲得外資中所蘊含的先進技術，成為學者們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在以往的研究中，許多學者并沒有將外資技術擴散與外資溢出效應區分開來，從而導致針對外資技術擴散與溢出效應的相關研究缺乏一定成效。張海洋（2005）[4]對于外資技術擴散和外資溢出效應給出了較為詳細的界定。本文的研究重點是外資技術溢出以及對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Mac Dougall（1960）[5]首次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技術溢出效應理論。學術界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內的外溢效應主要是通過示范效應、競爭效應以及跨國公司人員培訓和流動等渠道發生作用。外商直接投資能夠對東道國相關產業產生系統性的技術外溢效應。關于外商直接投資外溢效應的顯著性和作用方向問題，目前學術界還有不同觀點。這些文獻大致分為兩類：一些學者已經從不同視角、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依據不同層面數據進行了研究，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土技術進步或技術創新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國外文獻中Dimelis和Louri（2002）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國內學者中，蔣殿春等（2006）[7]從行業特征?c外資技術溢出的關系出發，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中大部分行業產生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行業中那些學習吸收能力強，自身技術水平高的企業往往表現出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果非常顯著。吳靜芳（2011）[8]研究結果表明，在限定了區域性特征以及專利類型后，外資對我國東部地區的溢出效應具有顯著性，主要表現在“發明專利”技術創新活動領域。姚洋（1998）[9]利用計量分析方法，針對特定行業的外資技術溢出效應分析認為，溢出效應在省級層面上顯著。
另有一些學者Konings（2001）等[10]，Harris與Robinson（2004）等[11]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抑制了東道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沒有對東道國的技術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王春法（2004）[12]與董書禮（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13]。潘文卿（2003）[14]則更為詳細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外溢效應不明顯的原因。他認為主要是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外溢存在著“門檻效應”，我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處于外資起積極作用的“門檻”之外，因而外資的作用發揮的不顯著。何潔（2000） 通過對我國工業部門外商直接投資情況的研究，較早地發現了外資對工業部門的技術外溢存在著“門檻效應”。王志鵬和李子奈（2004）[16]則從我國本土現有吸收機制不健全、缺乏較強的吸收能力方面驗證了存在“門檻效應”，因而使得外資對我國技術進步的溢出效應無法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
基于對以上國內外文獻的分析，筆者認為：學者們針對外商直接投資是否對中國存在正向的溢出效應，即外商直接投資能否通過技術溢出促進本土企業技術創新還有很大爭議；相關研究中選取研究對象較為狹窄，影響了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效果。另外，由于國內學者較少在技術創新領域進行定量研究，從而使技術創新、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差異的綜合研究相對滯后。下面筆者將通過選取河北省2007―2012年的面板數據，設定回歸模型，對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技術創新與區域特征等變量的相互作用進行分析，以考察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資對區域內技術創新的影響規律和特征。
三、模型設計與指標選定
（一）模型的設定、數據來源與說明
筆者根據面板數據模型的建模思想，將技術創新產出作為新知識產出，構建了與新知識產出相關的具體生產函數。在大多數文獻中指出，技術創新產出的過程離不開人力資本、資金投入以及物質資源等要素投入，因此我們利用了Cobb-Douglas生產函數：
Y=f（L，K，A）
其中，Y作為技術創新產出量；L作為在科技研發過程中的技術人員數量，通常表示為人力資本投入；K作為科技研發活動中科研經費投入量，通常表示為科技資金投入；A表示為其他能夠影響技術創新產出的因素。
在確立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目標后，筆者借鑒了已有計量模型設計思路（何潔，2000；冼國明等，2005；葉嬌等，2014），構建了如下具體經濟模型：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LnFDIi，t+ε（1）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Xt×LnFDIi，t+ε（2）
（1）（2）式中，下標i和t分別表示地市和年份；ε表示隨機誤差項。PANi，t代表技術創新產出，Ki，t代表科研經費投入量，Li，t代表科技人員數量，FDIi，t代表實際利用外資額。Xt×FDIi，t中的X顯示的是一系列控制變量，其中包括：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存量以及本地企業類型，這些變量與外商直接投資進行交乘綜合反映對河北省技術創新溢出效應的不同影響。通過利用Xt×FDIi，t的“交乘解釋變量”來考察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存量以及本地企業類型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各種差異性表現[17]。由此，（1）式通過研究河北省技術創新水平探討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是否對本地技術創新產生影響，（2）式進而研究河北省技術創新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資與相關條件的聯合效應狀況下的變化程度。
本文以河北省2007―2013年11個地市的數據為樣本，統計數據來自各年度《河北經濟年鑒》《河北科技年鑒》《河北省知識產權年報》，部分數據為筆者根據數據庫公開數據計算獲得。通過利用河北省地市面板數據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對全省技術創新水平的影響。本文所有數據通過EXCEL以及STATA進行整理匯總，數據分析過程中，為了消除變量的異方差，對指標進行對數化處理，從而使解釋變量的系數直接表示為彈性便于比較研究[18]。
為了提高模型估計過程中結果的精確度，我們在模型中充分利用了面板數據技術，這樣做的優點在于，既可以增大樣本量及自由度，還能夠減少解釋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本文前期計量檢驗過程中，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時，在系數估計結果上有一些差異，通過進行Hausman檢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較為穩健，但是截面相關、序列相關、異方差問題還會存在。
本文選取數據具有截面較大而時間序列較小的特征，因此，在不考慮序列相關性條件下，采用stata.12軟件的“xtscc.fe”命令作為一個綜合的處理方法可以消除截面相關以及異方差等問題。
（二）相關指標定義
被解釋變量：技術創新產出。在建立技術創新指?聳保?已有文獻中的選取方式有：采用新產品銷售額、專利授權量、專利申請量以及新產品項目開發數量來體現技術創新水平?？紤]到數據的可得性，專利申請量更多地代表國家創新能力和水平，以及科研人員通常會選擇申請專利來保護其知識產權，所以選擇專利申請量代表技術創新產出是比較合理的。
核心解釋變量：（1）人力投入量，一般采用科技研發過程中的科技活動人員數量來衡量，這主要是因為科技活動人員是技術創新的核心技術人員，其數量和水平決定著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科技競爭力。（2）科技資金投入量，采用河北省各地市科學事業經費支出衡量科技資金投入量。（3）外商直接投資，采用實際利用外資額表示河北省各地市外商參與水平，將外資利用額以美元統計的原始數據，通過各年年均匯率換算成人民幣統計量來表示實際利用外資額。
控制變量：（1）經濟發展水平。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吸引資本的能力越強，技術創新的基礎條件越好，這也能說明在示范―模仿效應中，經濟發達地區往往能夠較快更好地進行技術模仿。在此采用河北省各地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表示。（2）經濟結構模式。在我國制造業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地區第二產業的發展狀況往往會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產生重大影響。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第二產業與地區生產總值比值作為代表經濟結構模式的重要指標。（3）基礎設施建設。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大、體系完備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因素，并且也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相關文獻中，多以年度用水量、年度用電總量、人均鋪裝道路面積、公共汽車客運總數、公共綠地面積等指標來衡量地區基礎設施水平。在我國三次產業中第二產業相對于第一、三產業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能力較強，因此，能夠作為衡量地區基礎設施水平的指標本文選取人均鋪裝道路面積來表示。（4）人力資本存量。已有文獻中表明了評價影響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時，人力資本存量這一影響因素不能忽視。原因在于，人力資本是本土企業對技術外溢吸收能力的堅實后盾，是競爭效應、示范―模仿效應的基礎。目前我國還沒有較為權威的人力資本存量計算方法，葉嬌（2014）[19]采用了當地高校數量表示人力資本存量；李筱樂（2014）[20]認為選取教育經費支出來度量人力資本存量程度較為適宜；也有以在校中學生或在校大學生比例來表示[21]。本文采用地區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來衡量地區人力資本存量。（5）本地企業類型。企業類型在外資對當地企業的技術溢出過程中也是一個關鍵性要素，同時它也影響著外資企業對本土企業的技術狀況。一般來說，這種狀況的程度與內資企業、外商及中國港澳臺商投資企業以及國有控股企業在當地的分布情況有關。基于對以上因素的考察，本文采用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總產值與當地工業總產值的比值作為地區企業類型的指標。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在運用面板數據分析時，要考慮適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還是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s），我們通過Hausman檢驗來選擇。檢驗結果在5%水平上顯著，應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利用stata.12軟件的相關命令進行綜合處理解決了異方差問題。對表2的回歸檢驗結果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模型1檢驗了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與技術創新水平的關系，模型2―模型6研究了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模式、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存量、本地企業類型與外商直接投資的聯合效應對河北省技術創新的影響。經檢驗模型的DW檢驗值均在合理范圍以內，說明誤差項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數雖然整體不高，但是這樣的擬合值對于面板數據模型來說是可以接受的。由表2給出的回歸檢驗結果，分析后得出如下結論。
1. 通過對科技人員、科研投入水平與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之間關系的研究，從第一個模型中給出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為0.17，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技術創新確實存在正溢出效應，而且這種效應在河北省表現出很強的顯著性。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在促進河北省技術創新水平過程中，相比較其他因素的貢獻度，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土技術創新的貢獻度占比是非常小的，其系數與結果中的科技資金投入系數為0.47、人力投入系數為0.59相比較，結論非常顯著?？赡艿脑蛟谟?，河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總量還比較低，表1的數據顯示，河北省實際利用外資占全國的比重非常低，沒有較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和強大的經濟發展動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就沒有優勢可言。外商直接投資總量不足、質量不高等因素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本土技術創新貢獻度較小。
2. 模型中加入經濟發展水平與外商直接投資的交互項之后，反映了經濟發展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兩者的交互項系數顯示為0.017，系數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從結果上看，聯合效應的系數值雖然降低了，但也能夠說明無論本土經濟發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資對企業技術創新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外溢效應，只不過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這種外溢效應的作用越大[22]。我們認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外商投資對本土技術創新溢出效應產生了正向作用，在河北經濟發展水平狀況下這種溢出效應發揮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的原因是，河北省雖然處于中國東部地區，但是與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更為發達、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更強的省份相比，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水平不足以對外資先進技術具有更強的吸收能力，也沒有為外資的溢出效應創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必要技術條件。
3. 模型中引入經濟結構與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后，回歸結果表明雖然兩者的交互系數為正，但是系數值顯示為0.038，數值明顯的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說明經濟結構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溢出并沒有提供更強的貢獻度。筆者認為，由于在模型設定中經濟結構的指標選取是采用第二產業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比值表示的，表明了第二產業在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正向促進方面貢獻度較小。由此，經濟結構在外商投資技術創新中的促進作用的貢獻度較小。另外，企業類型與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的結果表明，兩者的交互項系數為0.018，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且結果并不顯著。本地企業類型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的溢出沒有?Ю唇銜?明顯的正溢出效應，說明在較高比重的國有控股企業水平下，本土企業技術更新緩慢、自身缺乏較強的吸收創新能力導致了外資技術溢出作用不明顯。葉嬌等（2014）[23]利用江蘇省面板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也得出過類似的結論。
4. 通過對“投資硬環境”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兩者的交互項系數為0.067，系數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說明基礎設施建設速度和質量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起到正向促進作用，而且顯著性水平在1%，正溢出效應非常顯著，但貢獻度偏小。我們認為，兩者的聯合效應系數未能高于外商直接投資系數值，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區域性差異，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備。以上因素導致在本土已有的基礎設施水平下，沒有形成吸引具有較高技術素質外商投資的優勢條件，也沒有提高外溢效應的質量和規模。
5. 通過對人力資本存量與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聯合效應檢驗，結論顯示本地人力資本存量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的溢出產生了正向效應。但交互系數為0.059，依然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系數0.17。這說明河北省人力資本存量雖然發揮了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溢出的基礎性作用，但是依然沒有形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創新溢出的強大后盾。這一點模型結果給出了說明，即每提高1%的人力資本存量，技術創新水平僅提高0.059%。
五、結論與建議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3
【關鍵詞】 外國直接投資 產業結構 優化
“十一五”期間，產業結構調整仍然是社會發展的關鍵點之一。在開放條件下，一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更應融入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框架內進行。其中，外國直接投資是影響一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資（簡稱FDI），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它國的生產或經營，并掌握一定經營控制權的投資行為。FDI作為一種外部資源，對促進經濟增長效應的大小也取決于一國產業的內部結構。在世界經濟結構的大調整中，產業結構優化已經成為提高一國競爭力的重要途徑之一。一國經濟的發展速度、質量，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該國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因此許多國家紛紛把注意力從促進經濟總量增長轉移到優化產業結構上面來，我國對外開放以來，FDI對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所以研究FDI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引導外資合理投向相應的產業進而促進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穩定快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產業結構中的分布
1、三大產業之間FDI分布不均衡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流向第二產業，尤其以工業部門為主，但近年來其所占比例呈下降趨勢，外商直接投資開始逐漸向第三產業傾斜。從表1可以看出，在2005年以及之前的年度，第二產業所占的FDI比重很高，2004年已近75%。從2006年開始，第三產業吸收的FDI顯著上升，第一產業吸收的FDI的比重一直很低，歷年數據均低于2%。2008年以后第一產業、第三產業中FDI的比重略有提升相應地第二產業中FDI的比重稍微下降。
2、產業內部FDI分布不均衡
（1）工業內部特征。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二產業中集中分布于工業部門，建筑業中所占很少。工業部門中又以制造業為重。如表2所示，從2002年開始，制造業在工業部門吸收的總FDI中均占95%左右，自2007年開始制造業在工業部門吸收的總FDI有下降趨勢。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所占FDI比重較少，采礦業在工業總FDI中只占到1%左右。FDI的工業分布的另一個特點是輕工業的投資比重高于重工業，加工工業的比重高于原材料工業的比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大于一般加工工業。
（2）第三產業內部特征。如表3所示，第三產業吸收的FDI主要集中于房地產業，其次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其余行業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在第三產業吸收的FDI中所占比重也較高。以上所列行業在第三產業吸收的FDI中總計約占90%。
二、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機制
FDI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具有特殊的作用。通過技術的溢出效應、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調整效應、外資進入企業帶來的競爭效應等，FDI能直接或間接帶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總體上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
1、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
技術進步能夠提高各種生產要素的潛在效率，包括有形的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產業資本質量的改進，以及無形生產要素如制度的創新等，因此，它是產業結構優化的決定性因素。
2、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調整效應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擺脫了改革開放以前那種“農業基礎薄弱，農輕重比例嚴重失衡”的局面，通過優先發展農業，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我國產業結構向著更加合理化的方向發展。在這一過程中，外商直接投資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產生的結構性傾斜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特別是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FDI結構性傾斜促進了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外資工業相對于內資工業擁有先進的設備、領先的技術、成熟的管理，而且這種現象在加工工業中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深加工行業表現更為明顯。因此，引進外資對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后，外商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大量進入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正在大力發展的產業，投資最密集的行業有微電子業、汽車制造業、家用電器業、通訊設備業等技術資金密集型的產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外商投資高新技術企業在我國高新技術產業中已經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FDI的結構性傾斜促進了第三產業內某些行業的擴張。第三產業即服務業是全球跨國投資數額最大、比重較高的行業。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服務業領域的跨國投資占全球跨國投資總額的60%左右，有巨額資金在尋求跨國投資機會。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雖然遠不及對第二產業的投資，但仍對第三產業中的某些行業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其中比較突出的有房地產業、社會服務業以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80年代外商對我國房地產業的投資占了整個第三產業的60%左右；到90年代以來上升為70%左右。90年代以來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中房地產業的比重穩定上升，與外商投資的這種結構傾斜有較大關系。
3、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競爭效應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入帶來了來自外部的挑戰和沖擊，加大了國內產業的競爭程度，而競爭機制對產業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成熟的外資企業進入后，通過市場作用加劇了國內企業的競爭，將低效率的企業從本行業中淘汰出去，從而優化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促進產業結構高效化。外資的進入會集中在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地區，于是這些地方產業就能夠得到較快的發展。同時，由于外商直接投資這種一攬子生產要素的整體引進，外資企業直接參與到本國同行業的競爭中來就具有相當大的優勢，這也進一步加劇了本國或本地區同一行業的市場競爭。
三、我國在利用FDI中存在的問題
1、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入也帶來了來自外部的挑戰與沖擊
FDI的結構性傾斜擴大了我國三大產業的發展水平的差距，FDI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信息等重要的生產要素，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要素的注入及組合，改善了原有企業和產業的資源配置狀況，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和產業發展水平。外商投資的產業傾斜也影響著不同產業發展水平的變化。我國正處于工業化高速演進的過程中，加上改革前片面地推行工業化發展戰略，第二產業與第一、第三產業相比本來就有較好的技術經濟裝備和較高的產業發展水平。同時，FDI的產業結構分布特點之一是明顯向工業部門特別是制造業傾斜。由于進入了大量外資企業，工業內部競爭比較激烈，競爭機制有力地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而第一、第三產業在外資企業進入較少從而外部沖擊度較低的條件下，產業內部的競爭程度也明顯偏低，競爭機制有對產業生產率的改進發揮有效的調節作用。由于競爭機制作用不同而導致的產業生產率改進狀況不同，使工業與第一、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差距趨于擴大。
2、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貢獻度不同
作為我國產業結構轉變重要因素的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對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投資過程中，不斷加強先進技術和管理技術的擴散效應和示范效應，在直接提高國內相關行業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時，也間接促進了產業結構變化。但是，從歷年來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在各產業的分布情況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對三大產業貢獻度呈梯度遞減，其中第二產業的貢獻最大，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的則依次減小。外商直接投資于第一產業的比重非常小，直接的原因是目前我國第一產業仍然是以為主的分散化、粗放式的農業經營體制，造成外商直接投資進行產業化經營難以實現，使外國直接投資對第一產業的貢獻難以實現。
3、利用外資的目的還沒有達到
我國引起外商直接投資的目的就是通過以直接投資為載體的先進技術、設備、管理經驗和組織能力，加速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發展。但是目前從總體上來看通過利用外資引進的先進技術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上都較低。入世后，我國市場準入限制的放寬，外商獨資越來越成為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一些外商獨資企業自成體系、自我循環，不僅對既有的國內產業的拉動作用有限，而且造成一定的沖擊。從投資的區位上看，入世后直接投資資金更趨向于長三角、環渤海灣地區、珠三角地區集中，為了要搶占更多的外資資源，各地方政府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優惠政策日益強化，導致有些內陸地方政府為了得到外資的青睞，不顧本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追求政績的行為，無序競爭，不惜土地和資源的巨大代價，不顧環境保護，違規向外資提供優惠。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總而言之，外商直接投資對一國產業結構升級有導向的作用，引領東道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發生變革。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外商直接投資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東道國的產業結構，只有當外商直接投資持續、深入地介入各個產業，在某種程度上對東道國需求結構產生作用的情況下，才能成為改變該國產業結構的一個因素。
1、引導投資的方向，提高投資的質量和效益
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工業的投資比重，以加強農業的發展水平特別是科技水平，促進第三產業的較快發展和生產率水平的較大提高，推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
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相應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來自港澳臺商的中小企業投資集中于一般加工工業。從推動我國工業結構升級的角度看，需要加快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相應地控制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所以，應進一步重視吸引外資更多地進入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同時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比重，以此來帶動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升級。
2、正確處理好內資與外資的關系
引進外資時，要注意把吸收外資與國內發展統籌起來，根據國內發展的需要來利用外資。首先要改變過去長期存在的內外資管理體制上的兩套系統以及由此而來的內外差別政策導致許多地方、許多領域在處理外資與內資的關系上，常常是厚此薄彼。其次要避免外資壓縮內資企業的發展空間。
3、利用互補優勢，平衡外資在區域間的投資
適當的鼓勵政策可以引導外商直接投資，并逐步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為了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的距離，合理安排沿海與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我國現階段將經濟發展的重點轉移到西部地區。通過政策上的相對傾斜，西部地區在立足自身現有經濟資源條件的基礎上，挖掘并填補沿海發達地區在產業發展上的空白，形成產業特色鮮明的區域工業基礎。以此在達到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進入的同時，也能與沿海地區產業發展的轉移形成對接平臺，使我國沿海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在產業上形成一種互補的整合優勢，促進產業的良性升級和換代。
【參考文獻】
[1] 崔新建：外商直接投資下的產業結構升級[J].當代財經，2005（10）.
[2] 姚軍：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機制研究[J].經濟與管理，2005（11）.
[3] 郭克莎：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研究[J].管理世界，2002（2）.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4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貿易結構;貿易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蘇外商直接投資的概況
經濟飛速發展的21世紀,作為當今世界經濟活動中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國際直接投資開始迅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他國的生產經營并掌握一定的經營控制權的投資活動。它是資本國際流動的主要方式之一。資本國際流動不僅彌補和緩解了東道國的投資缺口,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帶動了其他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直接投資在不斷發展的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己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同時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江蘇是個經濟大省,積極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利用外資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蘇省累計實有外商投資企業38554戶,投資總額為4159.30億美元,注冊資本為2203.10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總量的13.45%、17.9%、16.9%。江蘇省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仍好于全國其他省市和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已超過廣東省,躍居全國第一。在外資流入不斷增長的同時,江蘇外貿出口從1985年的15.8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億美元,增長了近150倍。顯然二者發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出口貿易發展的具體影響有多大?造成這種影響的因素有哪些?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內容,通過分析,得出相應結論,找出利用外資存在的問題。
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關系實證分析
2.1FDI對江蘇省進出口總量影響
外資企業1995年進出口金額為67.28億美元,2008年為3035.6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進出口的比例也從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總額達到3922.7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1749.6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74%。數據顯示,總體來說,總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
表1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江蘇省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充
2.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的實證分析
(1)所需變量及分析指標。
根據進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為以下具體變量: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進口額(IM)、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選用1999年至2008年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的數據進行分析。運用的分析軟件為SPSS13.0。
(2)FDI與進口出口量相關性實證分析。
FDI為當年江蘇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額,FDIC為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因為一般經驗認為FDI當年的流入并不會立即引起出口增長,因為FDI企業建廠初期有籌備、引進設備然后再進行生產的過程,所以FDI對出口有一個滯后效應,又考慮到資本的累積效應,因此在對FDI對江蘇出口總量影響的分析中運用FDI-2,FDIC兩個變量,EX為當年江蘇對海外的出口額,IM為江蘇當年從海外的進口額。
根據表2所列數據,運用SPSS軟件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額的相關性。
表2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額情況 (單位:億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進口額(IM)。
從輸出結果表3中,每個變量都有三行數據:第一行為該變量與相應列上變量的簡單相關系數;第二行為相關系數檢驗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為參與計算的觀察值個數。從表第二行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江蘇的出口額和進口額都具有某種線性相關性,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比前兩年的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的相關性更強,簡單相關系數達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出口的相關性又超過了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50,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口的相關性超過了當年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27,且在顯著性水平為0.01時,都通過了統計檢驗,都呈現出了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首先說明了江蘇外商直接投資額對江蘇的進出口都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我們看到FDIC,FDI-2與進出口的相關系數更大的現象,這說明了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存在時滯性的特點。之外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對當年的出口促進作用大于進口。
表3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口量、出口量的相關系數
表4中所列數據為1999-2008年江蘇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情況。我們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由于時滯性強,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相關性比較大,因而為了改進研究結果,除了選用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以外,還選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作為研究對象,以FDI-1來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的相關系數。其次以出口為例,選取FDI-1與EXM,EXP,EX分別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對直接投資額與初級產品出口額,制成品出口額,出口總額作回歸分析,分別以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制成品出口額(EXM),出口總額(EX)為被解釋變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為解釋變量。
表4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對外貿易結構(單位:億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資中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上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初級產品的進出口均呈現較大的相關性,出口商品中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比重與外商直接投資有著很高的正相關關系,尤其是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這反映了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江蘇省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優化具有重要意義。
表5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商品結構的相關系數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個方程FDI-1的系數的T值都比較大,在顯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檢驗的臨界值,表明系數都很顯著,可以用來解釋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工業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初級產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總出口就提高0.674倍。這表明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改善了工業制成品出口結構,對初級產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資要從國外進口大量機器和設備?？梢?相對于初級產品來說,外商直接投資更能促進工業制成品貿易規模的擴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江蘇省對外貿易結構有顯著的改善和優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3總結與建議
3.1總結
由于長三角經濟帶造成的磁場效應,再加上江蘇良好的投資環境,來江蘇投資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臺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歐美發達國家在江蘇的投資逐步擴大。
外資在江蘇以制造業為切入口,向商業、證券、保險銀行等服務業和多領域滲透的步伐明顯加快。
FDI在江蘇省三大區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長,是江蘇省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對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動效應,也有長期的供給創造和溢出效應,但長期效應小于短期效應。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區域分布來逐步消除江蘇省區域經濟不均衡發展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3.2相關建議
(1)應進一步加強投資環境建設,努力營造地區聚集效應。
首先,要重視投資的硬環境建設。江蘇在投資硬環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如昆山地區開發區先后投入30多億元用于交通、通訊、供水、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資軟環境上,應特別強調樹立服務意識,實行“親商”政策,始終使外商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形成有利于FDI發展的外資來源國家和地區的集聚效應。最后,蘇中、蘇北地區土地、勞動力資源豐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蘇中、蘇北地區要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包括加強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和實行,發展為FDI服務的配套產業,增強為FDI服務的意識。
(2)發揮產業政策引導作用,引導外資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資的具體行業上,制造業投資比重仍然較大,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以及化學、紡織、機械、冶金等產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江蘇省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往第一、三產業延伸。對于第二產業,關鍵是要注意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實現長遠發展。因此,在引資政策制定上,應該有所側重,有所選擇,有所鼓勵,積極引導外資進入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門,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領域。
(3)加強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術研發能力。
中國過去多年引進外資的教訓之一就是以“以市場換技術”方針的失效,多數外商愿意轉讓的標準化技術不但無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反而導致低水平建設的重復,而重化工業賴以升級的先進技術,外商要么不予轉讓,要么作為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外商獨占技術秘密,把中方人員嚴格地隔離出來。因此,對江蘇內資企業來說難以通過這種利用外資方式達到學習目的,只能造成國內產業發育、壯大的市場基礎喪失。而對于一些先進的技術,由于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強,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對國內市場的壟斷。內資企業要取得技術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強其自身的研發能力。進而,即可以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資企業采用更高的技術水平,擴大其技術溢出效應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研發合作,加大內外資企業人員之間的流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指導,從而保證內資企業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終增強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
(4)促進自主品牌成長。
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最終都體現在產品的競爭能力上。充分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優勢,通過延伸產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終產品和中高檔產品的比重,實現“以質取勝”,創自己的品牌。政府應把保護知識產權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創新的載體建設,結合國家知識產權局啟動的全國專利技術產業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臺有關地方措施,優化專利市場環境,采取各種方式,讓專利的擁有者與需求對接,促進專利技術的轉化和實施。對外貿易要進一步推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優先發展和扶持技術密集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重點扶持具有自主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實施以質取
勝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質量;實施出口品牌戰略,推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加快形成品牌優勢,最終提高外貿企業競爭力。
參考文獻
[1]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白承彪.外商直接投資與江蘇省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D].江蘇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3]李志森.FDI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4]梁穎.FDI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影響的實證研究[D].哈爾濱工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5]任為.我國FDI國際貿易效應的實證分析[J].海南金融,2008,(9).
[6]李海波.FDI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J].財經科學,2008,(10).
[7]霍愛英.FDI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效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8,(18).
[8]林杰斌,劉明德.SPSS10.0與統計模式建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9]梁瑞.外商直接投資的出口貿易效應分析――以1994-2003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為例[J].經濟與管理,2008,(11).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5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就業效應；就業結構；工資水平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湖北省對外經濟發展迅速，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外資的流入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促進了經濟增長，還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對減緩我省的就業壓力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本文擬就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省的就業及工資水平的影響作具體分析。
一、湖北外商直接投資的狀況及特點
隨著“中部崛起”的提出，湖北作為中部地區的重要省份，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快，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也隨之增加，規模不斷擴大。目前，湖北省利用外資呈現如下特點；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張迅速
據有關資料顯示，2006年湖北省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占全省利用外資總值的71．7%，實際吸收外商投資30．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6．3%；外商直接投資項目460個，合同外資金額26．60億美元；新批增資項目120個，增資額占全省合同外資額的32%，實際到資5．3億美元；世界500強企業在湖北新增投資項目8個，歷年累計投資項目達到66項；新批并購項目19個，主要涉及汽車零部件、化工、裝備制造、醫療器械等領域。
（二）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呈“二三一”格局
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呈不平衡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二次產業，三次尤其是一次產業的投資比重一直偏低，呈現出“二三一”的格局。雖然近年來這種格局有所改變，但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頭還是集中在二次產業中的制造業。2006年全省新批制造業項目個數和合同外資額占總量的比重分別達到64．2%和59．3%。新批制造業項目主要涉及冶金、電子信息、汽車零部件、食品加工、發電設備等領域。第三產業項目個數和合同外資額占總量的比重明顯提高，分別達到29．3%和25．9%，主要集中在酒店、商業零售、物流、房地產等領域。
（三）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武漢及周邊城市
湖北省各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差異較大，地區分布不均衡。湖北省15個市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漢、黃石、宜昌等開放程度較高的大中城市，尤其是武漢利用外資的總額多年來一直居于絕對優勢。2006年武漢市吸收外商投資19．1億美元，占全省的比重達到64．9%，而其他地區利用外資額與距武漢的距離呈現反向變化趨勢，即距離武漢中心城市越遠，則利用外資越少。在武漢市大城市圈內，由于交通、通訊、能源供應等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又有充裕的素質較好、成本較低的勞動力供給，投資環境優于邊遠地區，因而對外資的吸引力較大。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就業的影響
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但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是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就業效應進行了研究，一般認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分為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其影響表現在就業數量、就業質量和就業區位等幾個方面。
（一）對就業增長的影響
一般而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給東道國提供的直接就業機會是隨著外商投資的增加而增加的。從湖北來看，隨著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就業崗位也隨之增加，有數據顯示，截至2006年底，湖北省外商投資企業吸納城鎮在崗就業人員超過25多萬人，約占全省城鎮職工人數的4．5%左右。
同時，跨國公司外商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還表現在關聯就業上?！?994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每一個直接就業會帶動1-2個關聯就業。據估計，僅富士康將投資建設的數碼相機、電腦、半導體照明、軟件基地、研發中心等20多個項目，將帶動100多家配套企業集聚，可吸納20萬人就業。
（二）對就業結構的影響
大型跨國公司在湖北投資最密集的是微電子、汽車制造、通訊設備、化工等行業，這些都是科技含量較高的行業。截至2005年底，世界500強企業共有61家在湖北落戶。并帶來大量研發中心入駐。這些大型企業均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組織和管理水平較高，對員工的技術素質要求較高，所要求的配套服務較高。由此可以認為，隨著開放力度進一步加強，外商直接投資對我省產業結構會帶來很大影響，對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投資會減少，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將會加大。而產業結構的變化會使就業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雖然目前在整體上利用廉價勞動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制造業仍然占絕大部分，服務業比重較低，但隨著跨國公司對服務業投資的加大，特別是對知識含量較高的專業 （如金融、保險、中介、會計、科技服務等）的投資擴大，會對高學歷、高技能、高職稱人員的就業機會貢獻加大，這使得城市中的白領階層會擴大。不過，由于這些行業單位投資額吸收的就業數量較少，因此提供的有效就業機會不會很多，對總的就業量影響不會太大。但由于跨國公司海外分支機構通常為東道國雇員提供培訓，提供獲得新知識、新技術的機會，這對就業結構的改善和就業質量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也對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工資效應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整體勞動力報酬逐年增加，工資水平不斷提高，毫無疑問，這是與我國勞動生產效率的提高、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等因素密切相關的。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增加對工資水平的提高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此，國內不少學者進行了實證研究，結論是：外商投資與各經濟類型單位平均工資之間存在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外資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促使平均工資水平提高0．105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平均工資水平提高約0．107個百分點，城鎮集體單位職工平均工資提高約0．08個百分點。因此，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對外資企業工資水平起到了積極的提升作用，而且對我國其他類型企業工資水平產生了正面溢出效應。表現為：
1．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是第二產業的制造業，利用的人力資源很大一部分是熟練勞動者。而熟練勞動者在短期內的供給是一定的，其供給曲線向右上方傾斜。于是跨國公司在人員需求上勢必與國內企業形成競爭，為了吸引和留住人才，他們不得不支付高工資。內資企業為了進行競爭，增強對人才的吸引力，也相應提高各自的工資水平。
2．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雇傭了本地人員之后，為了使其達到自己的標準，會對本地人員進行培訓，提高本地勞動者的素質。這些勞動者在自身的素質得到提升之后，轉換工作時就會要求更高的工資，從而也促使國內公司不得不跟隨外商投資企業支付高水平工資。
不過，由于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雇傭的是熟練勞動，它加大了對技術人才的需求，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的增加所起到的作用偏小，收人的增加也主要是在熟練勞動力這一塊。因而它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術與非技術工人之間的工資差異。由于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武漢及周邊城市，因而外商直接投資還拉大了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
三、提升湖北外商直接投資在就業上產生積極效應的建議
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其示范作用和競爭壓力促使中國企業迅速成熟起來，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擴大就業，提高勞動力素質。在當前我國就業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大力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對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在逐漸減弱，隨著外商投資企業的規?；蛪艛嗷募訌?，其帶來的危機隱患日趨顯現，我們必須審時度勢，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量和流入方向進行適當地調節和正確地引導。
（一）做好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導和規劃工作
在外商直接投資流入的時候，充分發揮其產業帶動效用，將外商直接投資引導至高技術產業以及高關聯度和有著較大影響的基礎產業。在以產業為導向的前提下，再進行地區定位，通過較優惠的政策有重點地吸引外資開發西部較不發達地區，促進經濟均衡發展。同時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投入狀態進行有效控制，消除或減緩其帶來的危機。推進外商直接投資對于其他相關行業的推動力度，創造出更多新的就業崗位。
（二）重視發揮市場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
在政策導向上重視發揮市場合理配置資源的作用。（1）發揮勞動力成本優勢，吸引勞動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資。有研究表明：與全國其他省市相比較，湖北省的勞動力工資偏低，即湖北省在勞動力成本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加之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勞動力資源豐富，在未來幾年之內，湖北省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對勞動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資會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2）發揮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考慮城市經濟發展需求的同時，應兼顧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并制定相關的政策，大力吸引外商對農產品加工業的投資，擴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緩解社會的就業壓力。（3）發揮人力資本優勢，吸引技術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資。湖北省擁有雄厚的科技與教育實力，全省共有多類研究與開發機構1700多個，擁有研究開發人員約8萬人，全省各類科技人員124萬人，居全國第五位。湖北省是教育大省，省內高校林立，在全國僅次于北京和上海，大中專以上學歷人口總數在全國也名列前茅，人力資本優勢十分明顯，這一優勢無疑有助于吸引技術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資。
（三）促進國內產業與大型跨國公司的產業聯系
雖然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在逐步減小，但是跨國公司的前后向聯系在不斷增強。因而大力發展當地的配套企業，促進本地產業與大型跨國公司的產業關聯，可以創造間接就業。
參考文獻
[1]李雪輝，許羅丹.外商直接投資對外資集中地區工資水平影響的實證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02，（2）.
[2]江綺萍.試論我國外商投資的就業效應[J].廣州市財貿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2，（4）.
[3]周杰文.湖北省外商投資企業投資環境研究[J].理論月刊，2002，（10）.
[4]蔡肪，王德文.外商直接投資與就業――一個人力資本分析框架[J].財經論叢，2004，（1）.
[5]羅鵬.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工資效應的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05，（2）.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情況范文6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區域不平衡，區位因素
Abstract: FDI has been developing in a high speed in China since China’s opening to the world. So far， in FDI inward stock，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only next to the USA in the world. But because of China’s uneven opening policy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factors， FDI in China appears obviously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e reason why FDI in China is regional lopsided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ratio of FDI infl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will be given for central and west region on how to attract FDI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Keywords: FDI， Region Imbalance， Location factors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
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是一個復雜的多階段的過程。在大多數情況下，外商首先選擇要投資的國家，然后再具體確定國內建廠地區和廠址。因此，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研究實際上包括兩個方面的：一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別選擇；二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內區位選擇。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明后者，即外商在華直接投資時的區位選擇。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理論
二戰以后，隨著世界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外商直接投資開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日益成為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近年來，學術界已有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深入地探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問題，但迄今為止，還并未形成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近期，在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中占主流的仍是鄧寧(Dunning)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將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以及區位理論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要進行國際投資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所有權優勢 、 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區位優勢具體表現為：東道國市場的地理分布狀況、生產要素的成本及質量、運輸成本、基礎設施、政府干預范圍與程度、各國的制度、國內外市場的差異程度，以及由于、文化、風俗偏好、商業慣例而形成的心理距離等。企業從事國際生產必然要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它決定著企業從事國際化生產的區位選擇。
（二）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區位因素
1.東道國生產因素
要素成本永遠是投資者首要考慮的因素，只有獲得相對低廉的生產要素，才能使企業在沒有技術改進或突破的情況下擴大利潤回報。無論是采取公司調查還是經濟計量的，外商投資區位研究都十分強調成本因素的重要性。我國的廣東、江蘇、山東、遼寧、上海、福建、浙江等省區經濟結構相對高級、資本效率較高，投資的回報率高，對FDI的吸引力大。而西部地區的省區技術水平低，勞動效率不高，導致投資回報相對較低，因而投資的風險大。
2.東道國市場因素
市場因素包括市場的潛力及其大小。近年來興起的外商投資區位研究十分強調市場接近性、市場規模及其增長潛力對外商投資區位的影響。接近市場意味著可以降低運輸成本及相關的市場搜尋成本，招聘到合適的熟練工人和運營管理人員，聽取和反饋消費者的意見。較大的市場規模和快速增長的市場潛力，對外商直接投資也具有較大吸引力。在中國，接近市場的程度也部分解釋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城際差異。
3.東道國環境因素
東道國環境因素包括軟環境和硬環境，硬環境因素主要是集聚經濟的程度，軟環境因素主要是指政策法規。各項實證研究表明，集聚經濟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具有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為減少投資風險和不確定性，外商投資往往比較看重政府的優惠政策。在我國，自改革開放至90年代中期，外資優惠政策一直向東部傾斜，而且在東部地區率先建立了經濟特區、開放城市等，所以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
4.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之外，地理區位條件、文化差異性等諸多因素，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有著重要的影響。特別是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大國來說，在對外開放和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初級階段，面對外部不確定性和高額的信息成本，為減少投資風險和不確定性，外商比較看重地理區位和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
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現狀與區域分布
結合我國的實際來看，自1978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在1979年前，我國幾乎沒有外商直接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之一。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加快了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進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一）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發展過程
根據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的發展，我們可以將整個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1979-1991年、1992-2000年、2001年至今。
1979 -1991年為起步階段，這時候的投資區域大都集中于廣東、福建兩省及沿海城市。1992-2000年進入成長階段，投資區域分布開始由沿海向廣大的中西部地區輻射。從2001年開始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進入了穩固回升階段。2001年起，由于入世的影響，外商投資明顯增加。2002年，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首次超過美國而躍居世界首位。同時，我們看到，中國入世對于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跨國公司。目前，中國已經是許多跨國公司的制造中心，而且也正在成為一些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入世后，由于金融、批發、零售等服務業開放，中國也有可能成為跨國公司的管理營業中心。
（二）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區域特征
中國的外商投資高度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集中在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和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特別是自1992年以來，這種集中化趨勢在進一步加強。目前，外資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只有3.08%。
（三）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分布的新趨勢
1.外資仍然在向東部沿海地區集中
加入WTO后，盡管外商在華投資出現了由東部沿海向中部某些地區轉移的趨勢，但主要是由南部沿海地區轉移擴散到長江流域地區和北部沿海地區，外商在華直接投資仍高度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不但總量規模小，而且增長速度比較緩慢，盡管近年來國家采取多方面措施鼓勵外商投向西部地區。
2.在沿海地區內部，長江三角洲的地位日益重要
在沿海地區，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出現新一輪的“北上”或“北擴”趨勢，即由以珠江三角洲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區逐步向以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灣地區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區轉移擴散，由此帶來了沿海地區外商投資的較快增長。在環渤海灣地區，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他省市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呈現較快的增長勢頭。這表明外商在華投資區位的選擇正在逐步發生轉移，長江三角洲地區正日益成為外商投資的“熱點”地區。三、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地域上的差異，是各種與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鄧寧曾把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分為四類：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以及投資氣候，本文根據第一部分有關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把影響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選擇因素分為成本因素、政策法規因素、市場因素和集聚經濟因素。
（一）成本因素
1.勞動力成本
勞動力工資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作為人口大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
2.交易成本
由于外商對東道國的政策法規及市場等因素不熟悉，外商直接投資會誘發許多交易成本，而這種交易成本在東道國內部空間差異明顯。一般來說，經濟核心區、外資集中區、邊界地區以及開放地區的交易成本相對較低。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由于市場開放有限，經濟發展水平空間不平衡，信息傳輸渠道少，因此，交易成本是重要的外商投資區位決定因素。在我國，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越能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3.信息成本
相對于當地投資者，外國投資者由于缺乏對當地經濟和商業環境的知識，從而涉及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商的區位選擇應該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在中國，信息成本較低的幾類地區主要是：地區經濟中心、沿海地區、已經建立大量“三資”的區位以及外商可以享受優惠政策的區位。
（二）政策法規因素
政策環境的變化對于跨國公司的區位決策具有重大影響。在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允許程度和開放時序是不同的，中央政府的漸進性開放政策深刻地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及與其相關的外向型經濟的地區差異格局，領先得到這種政策的地區一旦獲得制度上的優勢，對其潛在區位優勢的發揮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國政府在制定“七五”計劃時，已經明確了對東、中、西三大經濟包帶的劃分，并針對處于不同地帶的地區實行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使沿海地區率先走向國際市場。截至，外商直接投資經濟在地區間的差異格局仍然與東中西三大地帶的劃分基本上相一致，各地帶間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所表現的時間序列上均體現了一種發展政策的差別。
（三）市場因素
市場因素是東道國吸收FDI的最為重要的區位因素之一，市場導向型投資的主要目標是開發利用當地市場。這種類型的外商直接投資通常需要考慮盡量接近市場，因為接近市場一方面可以減少運輸成本，減少尋找產品市場、要素市場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時得到市場反饋信息，從而及時改變經營策略，生產更適合當地市場需要的產品。
1.市場規模與市場增長潛力
投資于一個大的市場將有機會獲得范圍經濟，從而降低邊際生產成本。中國市場具有開發程度低和潛力大的特點，在未來能夠產生巨大的需求。據統計，中國市場上的消費品種類僅僅是美國市場的1/3左右，而且競爭有限，外商可以比較容易地進入市場。并且這種市場進入成本低，投資回收期短。
2.對外開放水平
與市場有關的另一個指標是對外開放水平，開放水平的提高會增強該地區對外資的吸引力。中國20年來的開放力度不斷加大，對外貿易取得了巨大發展，但由于市場結構和政策傾斜，中國的不同地區在開放程度上有明顯的差異，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3.市場發育水平
我國東部地區的市場發育程度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與梯度推進的對外開放政策相對應，中國也經歷了一個由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期。從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進程在空間上就出現了不平衡發展。在轉型經濟中，外商偏向于經濟自由化和市場發育程度高的地區，以便他們能夠減少外部不確定性以及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
（四）集聚經濟因素
聚集經濟效應通常是指由于一些特定的經濟活動在空間上集中而產生的正面外部經濟效益。集聚經濟的存在也意味著節約成本，既包括傳統成本的節約，也意味著交易和信息成本的節約。集聚經濟的存在可以增強區域的外資吸引力，它與基礎設施質量、專業化供應商、勞動力市場以及知識外溢等有關。
1.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和基礎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2.專業化供應商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地區的機和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3.勞動力市場
廠商的集中能為擁有高度專業化技術的工人創造出一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條件下，擁有高度熟練的勞動力的地區比其他地區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上更有優勢。在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的專業技術人員紛紛“孔雀東南飛”，造成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市場不僅從數量還是從質量都優于中西部地區。
4.知識外溢
在經濟生活中，知識至少和其他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資本和原材料一樣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創新的行業中，知識的作用更加明顯。當一種行業集中分布在一個較小的區域時，知識的非正式擴散經常非常有效。四、在華FDI區位決定因素的數理實證
為了探討吸引FDI的區位因素的演變過程，根據第二部分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階段性分析，我們把1992年至今分為兩個階段：1992—2000年和2001年至今，并對兩個時期分別建立了統計模型。
在區位解釋因素上，由于FDI區位選擇的因素紛繁復雜，我們僅選取了幾個較具代表性的因素進行分析。其中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為被解釋變量，各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資水平（PFDI）、勞動力工資（WAGE）、消費品零售總額（SALE）、各地區公路長度（ROAD）、外商投資進出口占總進出口的比重（FTR）六個因素為解釋變量。由于政策變量不易度量，且其影響作用正在減弱，便不再引入分析。
有關模型的數據來源，對于前一個階段，我們選擇1994年和1995年的數據，共58個樣本；第二個階段采用2001及2002年的數據，共60個樣本。以上各變量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對外貿易年鑒》中各省市區的有關數據。
在上，鑒于外商直接投資與各變量之間不是線性關系，而采用對數則可以較好地解釋中國外資的空間分布，我們對各變量取對數后進行了回歸。
建立的模型如下:
LnFDI = C +a1 LnFTR + a2 LnPFDI+ a3LnPGDP + a4LnWAGE + a5LnSALE
+a6LnROAD + a7LnLAB +ε
其中C是常數，ε是誤差，ai是偏回歸系數。
通過線性回歸，我們發現，模型檢驗系數及調整后的R2，都在0.9以上，DW值都接近于2，這表明模型能夠很好的解釋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空間上的分布。模型的結果顯示：在第一個時期，即90年代中期，決定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變量的重要性依次為PFDI， WAGE， SALE， FTR， ROAD， PGDP，其中PGDP的系數不顯著。在第二個階段，即加入WTO前后，決定區位的各變量的重要性依次為PGDP， WAGE， PFDI， FTR， SALE， ROAD。
回歸結果證實了以下結論：
1．發生變化最大的是PGDP，在兩個時期的偏回歸系數由負變為正。在第一個時期，該變量的統計結果不顯著，說明在90年代中期，PGDP并不是影響FDI的主要因素，但是在第二個時期，PGDP的回歸結果非常顯著，是各解釋變量中影響FDI最大的因素，受資省區的PGDP每增加1%，外商直接投資將增加0.8%左右。這一結果說明由于入世的影響，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區位決策中，地區市場規模日益成為主要的因素。
2．PFDI在兩個時期的作用都非常顯著，表現為在兩個時期的系數都較大，這說明外商投資企業有相對集中趨勢，即新的外資企業傾向于選擇外資企業多的地區。比如，長江三角洲地區吸引外資多主要緣于歐洲一些大型跨國公司的率先進入。不過我們發現兩個時期的系數值變化較大——90年代中期，PFDI每增加1%， FDI就會增加1.2%左右，而到了入世前后，PFDI每增加1%， FDI只增加0.7%左右，也就是說，PFDI對FDI的影響正在逐漸減弱。這與我國政府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戰略，尤其是近幾年來，西部地區積極進行招商引資活動、努力改善投資環境、為外商提供良好的服務、給外資大量的優惠政策是分不開的。
3．在兩個時間段里，WAGE對FDI的影響都比較大，而且都為負值，即勞動力成本高的地區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而且這種不利因素的作用正在加劇，WAGE每提高196，在兩個時期的FDI分別下降0.4%左右和0.9%左右。
4．SALE的作用比較顯著，不過在兩個時期沒有大的變化，這說明SALE作為市場規模變量，對FDI的解釋作用比PGDP更有效，在兩個時期，SALE每增加196， FDI就會增長0.4%左右。由此可見，外商直接投資越來越注重對中國國內市場的戰略性進入。
5．FTR的作用也很明顯，FTR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該地區的總進出口的比重，能間接說明一個地區的市場化程度。該彈性系數由90年代中期的0.2左右上升到最近的0.4，說明其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得到不斷加強。天津的FTR為0.8，居全國之首，而山西、內蒙、青海、新疆四個省區的FTR都在0. 1以下。該數值越大，說明該地區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限制性條款越少，外商的投資積極性越高。在這一過程之中，政府政策仍然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地要積極市場經濟、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場體系和產品市場體系、疏通各種流通渠道、減少市場風險，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
6．在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基礎設施的影響作用得到進一步加強。我們發現ROAD的系數在前后兩個時期的變化較大，由負數變為正數，而且在前一時期的統計結果不太顯著，這說明在前一個時期聯系尤其是公路交通聯系并不是制約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而到了近幾年，交通等基礎設施的作用已逐漸顯現，完善各種基礎設施是將外商直接投資引向中西部地區的重要決定因素。
統計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90年代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重視信息成本的減少和集聚經濟的追求，原有外商投資水平是吸引外資的主要因素，而市場規模對外商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較小，外商在華投資表現為空間上的自我累積效應，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資傾向于原來己經吸引了較多外商投資的區位，這是一種絕對的集中化趨勢。在2001年以后，外商投資的區位決定因素發生了變化，現有外資水平的重要性已經下降，外資的空間自我累積效應已經開始減弱，外商直接投資戰略開始轉向對市場的開拓，轉向長期的投資，市場規模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市場發育水平和基礎設施也逐漸開始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這說明外商在中國的投資正逐步走向成熟，外商對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更加有信心。五、對中西部地區加快吸引FDI的政策建議
（一）促進中西部地區加快吸引外資的政策建議
加快西部開發已經成為決策者的強烈共識，將直接中國的前景，也為世界各國投資者，包括港澳臺投資者提供了一個極其明確的信號。，西部地區既存在發展的動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資來源和技術來源，又存在改革的動力不足，缺乏競爭機制和淘汰機制。因此，加快西部招商引資，必須在市場準入等方面實行優先開放，建設開放型的，包括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對發達國家開放和對發展中國家開放，對國有經濟開放和對非國有經濟開放，對物質、技術開放和對觀念、思想開放。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
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國際經驗表明，享有基本和擁有基本技能、文化的人力資源儲備，符合私營部門需要的國民教育計劃，適應經濟全球化需要而調整的勞動大軍的教育計劃，會增強一國或地區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的能力。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4.打造具有擴散效應的中心城市
鑒于中西部地區地域廣闊，區內資源和經濟發展水平也大不相同，特別是各省區中心城市與偏遠的山區經濟基礎相差甚遠，因此，本文認為，中西部地區利用FDI戰略應采取以點帶面、逐步推進的策略，即引進外資應著力在具有擴散效應的中心城市，以點帶面，帶動中西部地區走向繁榮。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西部地區雖然總體上落后于東部，但在區內已經產生了許多中心城市，其向心作用和擴散作用都是巨大的。因此本文認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沒有必要再沿用國家在區域發展上推行的板塊式推移的梯度發展戰略，而是通過多層次的發展極在不同點上帶動經濟增長。而且中西部地區的地域廣闊，經濟的內向型特征和資源分布不平衡的特征決定了中西部經濟發展更適合采用這種戰略。
目前，中西部地區共有國務院批準的各類對在開放城市36座，其中的中心開放城市如重慶、西安、武漢、成都、長沙、鄭州等地，與其他地區相比經濟基礎雄厚且發展較快，基礎設施日趨完善、資本供給充足、自我累積能力較強、人力資源豐富、技術實力強，產業結構方面以機械、建材、紡織、食品為支柱產業。在未來的利用FDI的戰略中，這些中心城市將是重要的發展支點和輻射點，并通過擴散作用帶動周邊地區吸引外資和經濟發展。在優化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結構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繼續加快這些開放城市吸引外資的步伐，提高引資質量，重點吸引技術和資金密集型項目，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引導外資流向基礎設施、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同時，以主導產業和企業群為聚集點和輻射點，向其他產業或更深、更廣的層次延伸，從而帶動中西部地區全面繁榮。
（二）西部地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前景展望
如前所述，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極不平衡，為了鼓勵外商積極投向中西部地區， 1999年以來，中央政府配合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己經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勵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包括稅收優惠，擴大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的領域，拓寬西部地區外商投資的渠道，放寬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條件，制定并了《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等。
我們相信，在國家政策的有力推動下，今后一段時間內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將會逐步由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推進。從長遠發展來看，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將會逐步得到改善，外商在西部的投資規模將會出現較大的提高。但西部大開發是一項跨世紀的長期發展戰略，西部地區投資環境的改善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在近中期內，外商在西部地區的投資將會首先集中在那些條件較好的大中城市地區，如西安、蘭州、重慶、成都、昆明等?？梢灶A見，率先大規模進入西部的將主要是兩類公司：一是以利用政府優惠政策為主的中小企業，尤其是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另一類是以占領和開拓西部市場，開發當地資源等為主要目標，注重長期發展的歐美國等跨國公司。因此，對各級政府來說，今后應著重鼓勵第二種類型的公司“西進”，并在政策上給予相應支持。：
[1] 姜巖.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戰略與借鑒[J].人文雜志，2003(3)， PP：71-76.
[2]崔新健.東西部地區利用外資方式的實證與比較[J].國際經貿探索，2003(5)， PP：29-34.
[3]俞毅.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及其在我國的實證[J].國際合作，2004(9)，PP：13-17.
[4]朱云鵑.外商投資的區位變動分析[J].資源開發與市場，2003(19)，PP：19-22.
[5]黃曉玲.我國中西部區位優勢與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類型定位[J].國際貿易，2003(1)，PP：32-37.
[6]田貴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區位因素與吸引外資的政策取向[J].世界經濟與，2002(10)，PP：61-65.
[7]陳繼勇.國際直接投資的新與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4.
[8]魏后凱、賀燦飛、王新.外商投資區位決策與公共政策[M].商務印書館，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