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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范文1
本文在構建生產服務型企業對外投資決策模型的基礎上，利用微觀企業數據對我國生產企業進行樣本數據篩選，整理出遼寧生產企業的有關數據集合，并依據該數據集合開展實證回歸分析，重點分析以企業異質性理論為基礎的遼寧省生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
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生產業（producer services）的概念是由Machlup（1962）最早提出來的，他認為生產業必須是產出知識的產業?，F代服務部門分為消費業和生產業，其中生產業在生產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值得關注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生產業不是直接用來消費的，而是指被其它商品和服務的生產者作為中間投入的服務。有關生產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產業競爭力以及生產企業與制造業部門的相互影響方面。
國內外眾多研究結果表明：國內制造業部門市場需求越旺盛，生產企業市場競爭力越強、專業化程度越高，二者顯著正相關。并且生產業與制造業生產的邊際成本差異性是影響生產企業整體規模擴大的決定因素（劉培林、宋湛，2006）。梁瑩瑩、孟凡峰（2014）通過顯性比較優勢指數、貿易競爭力指數和Michacly指數考察不同國家生產貿易的比較優勢，闡釋金融服務發展對于生產貿易競爭力的影響。目前，國內部分學者基于微觀層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開始增加，如肖慧敏（2014）利用2005-2014年上市企業的微觀數據從企業層面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企業技術水平和產出增長的影響。顧露露運用市場模型評估1994-2009年我國157個企業海外并購事件的短期和中長期績效。在服務業領域，Griffith等（2004）采用統計分析的方式以企業生產率為視角對英國服務全行業企業展開研究，認為相對于綠地投資而言，并購投資模式的服務業企業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并進一步分析這一現象主要是由于企業存在選擇效應而非學習效應。Bush和Lipponer（2007）則對德國的銀行業對外投資展開研究，并得到利潤更高且規模較大的銀行其海外活動越密集、國際化經營的可能性更大的結論。周旋和綦建紅（2014）同樣以銀行業為研究對象開展研究，對認為在出口深度方面，我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追隨客戶現象。而趙先進等（2015）則認為對我國服務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選擇模式主要集中于新建模式。由于受到數據可獲性的限制，現有研究多集中于從國民經濟全行業范圍展開企業對外投資問題的研究。以服務業企業為研究主體，尤其是針對生產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研究成果更為有限。
上述文獻均側重于生產企業核心競爭力影響因素的分析，或對生產業與制造業關系互動關聯等從偏宏觀視角剖析，而微觀層面則主要著眼于對生產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性分析，并且研究范圍存在區域局限性（田巍等，2012）。有關生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影響因素的研究尚處于空白階段。本文針對這一空白所做的相關研究以企業異質性為理論基礎，同時基于遼寧省企業微觀層面以生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信息為樣本數據，對遼寧省生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展開研究。本文主要包含以下方面：一是利用將《境外投資企業名錄》（以
下簡稱《名錄》）與2008年度《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整合后的樣本數據開展實證分析和檢驗，分析影響生產業對外投資決策的影響因素；二是按照企業所有制類型不同劃分，考察不同所有制下的生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差異性；三是生產企業所處區域地理位置對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
生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數據來源
根據研究對象與研究目的，本文樣本數據的選取主要參考兩套數據，一套是國家統計局2008年度在《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公布的官方統計數據，該數據庫涵蓋了我國廣大內陸地區營業額達500萬元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企業，迄今為止，共收錄了我國43多萬家企業，所占比例達我國工業總產值的90%以上。該數據庫的統計測度指標較為完善，統計范圍比較廣泛，但是卻缺乏相關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數據信息，這對實證分析結果產生極大阻礙。針對這一問題，研究需要借用另一套數據來予以補充。該套數據庫為《名錄》，但是其中不足之處是《名錄》中僅將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企業名稱對外公布，卻缺少統計投資總值的相關信息，但在實證檢驗過程中，并不影響研究結果的準確性和整體性。
為實現樣本數據的規范性，本文剔除《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信息準確度不夠的企業后，最終在樣本數據庫中保留了380543家制造業企業信息數據信息。把剔除異常樣本數據處理后的2008年度《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企業按照企業名稱相同方法與《名錄》進行橫向匹配，從而建立起一個全新的制造業企業樣本數據庫。本文共收集到5601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企業信息，其中有1754家在2008年度以前獲得國家審批資格。經過這一過程，按照四分位的國民經濟行業代碼原則將數據樣本信息分布集中的企業予以甄選，從而得到遼寧省生產企業的樣本信息。按照這一原則對樣本信息進行處理后，共統計出106家生產企業，其中有18家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表1為106家生產企業樣本的詳細情況。
（二）各決定因素變量選取及基本假設
本文將被解釋變量界定為生產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選擇，并形成一個二元選擇變量。當生產企業參與對外投資活動時取1，否則為0。本文將選取經濟分析中經常采用的二元離散選擇模型對計量指標數據進行實證回歸分析。
對于解釋變量的選取，本文借鑒Melitiz（2003）、田巍、余淼杰等人已有的研究經驗，將回歸統計的解釋變量定義為企業生產率、企業資本、企業勞動數量、企業出口強度、投資回報率、企業利潤率及資本密集度等因素。
生產率。隨著對異質性企業理論的深入研究，企業生產效率在企業是否開展對外投資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基于本文理論部分的研究，并結合Melitz（2003）等人的研究成果，生產率水平是生產企業決定是否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并且只有在企業生產率達到某一特定值時，生產企業才有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傾向。本文采用企業人均產出水平作為企業生產率水平度量指標，即為某一生產企業的工業總產值與企業員工數量之比，并提出假設1：生產企業的生產率水平與企業是否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呈正相關。
關于勞動，本文選用勞動者數量作為代表變量。當生產企業生產欲走出國門，投資海外市場時，意味著經營規模擴大，這一過程需要充足的人力資本支持。因此對生產企業的勞動力數量需求將會增加。因此，本文選取數據庫中全部從業人員數量作為衡量勞動的指標，并提出假設2：生產企業所擁有勞動力數量與其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呈正相關。
資本。本文將選取生產企業的總資產作為測度其資本的指標，即企業總資產越多，可供其開展對外投資活動的資本則越充裕。文中有關總資產的核算采用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計算標準，即全部為企業持有或控制的，并能夠為企業帶來預期經濟效益的資產總額。具體而言包括全部流動資產、固定資產、企業債權等。在此本文提出假設3：生產企業的資本充裕度與其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決策成正相關。
利潤不僅是企業生產經營的首要目標，也是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關鍵。企業利潤率與企業進行資本積累、擴大商品市場息息相關，將其作為企業生產經營情況的測量指標對于企業來說具有重要意義。企業是否擁有強大的資本是影響企業海外投資的關鍵。生產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所需資本則主要依托于利潤的順利實現。本文選用生產企業的銷售額水平與工業銷售總值之比作為測度其利潤率水平的代表指標，并提出假設4：生產企業的利潤率水平越高，其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越強。
知識資本密集度。對于制造業企業部門而言，知識資本密集度是影響其市場競爭力的決定因素（張博偉，2010）。具體而言，知識資本密集度對于增強生產企業的專業化程度，延長產業鏈，提高勞動和其它要素的生產率具有重要意義。企業資本密集度提升對于促進企業在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中的比較優勢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提出假設5：生產企業資本密集程度越高，其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傾向越強。
企業出口。在參考Bonaccorsi（1992）的研究文獻基礎上，可以得知企業生產經營規模越大，企業出口強度越大。這一過程與國家間地緣成負相關。因此，與某些內向型企業相比，積極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生產企業將更擁有條件利用豐富的海外投資經驗和東道國的資源開拓海外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在此，本文將采用生產企業出口貿易指標測度企業的出口強度，并據此提出假設6：生產企業的出口強度與其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成正相關。
此外，為消除因所選指標所導致的計量回歸結果的誤差，本文將引進兩類控制變量。其一，采用虛擬變量的方式將企業所有制類型引入計量模型，并依據資本類型將生產企業劃分為國有企業、私有企業與外資企業。其二，針對遼寧省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將不同地區生產企業進行劃分，具體而言將遼寧地區劃分為遼東、遼西、遼南、遼北地區。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如表2所示。
（三）模型建立及回歸結果分析
依據前文所述，本文建立如下經濟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基于企業異質性理論的遼寧省生產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影響因素。其中，被解釋變量為生產企業是否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并設定Probit模型如下：
P（OFDIid=1│Xi）=（Xi）=Xii
在上述表達式中，下標i代表遼寧省某一任意生產企業；X為全部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為累積分布函數；為各變量的回歸系數；i為擾動項，并假設其服從標準整體分布。這樣，P的概率可進一步表示為：
被解釋變量是一個包含生產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概率p的自然對數函數，且有：Xi=ln（P/1-P）。
本文進一步對prob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在表3的（1）中，對生產企業的勞動力、利潤率水平進行回歸分析，計量結果顯示，勞動力數量和資本密集度越高，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傾向性越強，且資本和勞動每增加一個單位，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機會成本是0.38，這一點與假設相符，說明企業勞動力數量和資本密集度與其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成顯著正相關。為了確保計量回歸結果的完整性、準確性和穩健性，本文采用逐步擴展解釋變量來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在表3的（2）-（5）中，本文逐一添加企業利潤率、資本密集度和企業出口強度等測量指標，回歸結果與先前假設部分相符。具體而言，企業生產率越高，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傾向越強。但是在表3的（3）-（4）中，資本密集度代表變量的系數，卻與原假設相反，即為負值。針對這一與預期相反的結果，其原因在于資本密集度對于遼寧省生產性投資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影響并不顯著。在企業基于搶占國際市場份額的戰略目標的驅使下，即使資本并不是十分豐裕，仍然可以通過信貸、融資等方式獲得資本，進而實現生產企業選擇開展對外投資業務。
為控制遼寧省生產企業所有制類型和其所處地理位置對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研究結果的偏差，在表3的（6）-（7）中引入控制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在控制了影響生產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解釋變量后，相比于外資企業，遼寧省國有生產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率明顯高，與經濟實力相對落后的遼西、遼北地區相比，遼南與遼東地區的生產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的概率較高。而且，遼寧省出口強度系數為正值，這也與先前假設內容相符，即企業出口的經驗與參與對外直接投資傾向成顯著正相關。同時，這一回歸分析及結果也與之前的一些研究如JohansonVahlne（2003）、葛順奇和羅偉（2013）等文獻相符。
（四）穩健性檢驗
盡管邊際彈性回歸結果能夠說明各解釋變量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影響強弱，但是畢竟不同指標的變動幅度是存在差異的，這樣可能會導致部分指標對投資選擇概率影響的準確度出現偏差。為了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進行了LPM模型的回歸（過程略），且LPM模型與 模型邊際效應的估計系數非常接近。同樣地，投資收益率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并且生產企業的出口強度對其對外直接投資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也再次證明了國際經驗的獲得對生產企業走出去所起到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資本回歸系數次之，表明生產企業所擁有的資本豐裕程度在企業決定是否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中有著較大的影響力。
另外，在投資動力上，國有企業明顯要高于其他所有制類型企業，如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等；位于遼寧東部地區的生產企業也明顯高于其它地區。這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相比之下容易獲得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支持和政府的幫扶，同時位于遼寧東部地區企業的競爭優勢也較為突出所導致的。回歸結果再次說明，生產企業的所有制類型和所屬區位對投資概率的影響十分顯著。
結論
本文將2008年度《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與我國商務部公布的《名錄》相結合建立成一個新的樣本數據庫，結合四分位國民經濟代碼原則將收集到的遼寧省生產企業數據，從微觀信息層面研究其開拓海外市場、參與國際競爭的決策選項影響因素。具體研究結論如下：
首先，與遼寧省內向型的生產企業相比，企業生產率、勞動和資本等主要解釋變量指標在回歸分析中與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成正相關關系。即企業生產率越高，其參與海外直接投資傾向越高；企業勞動資本越多，企業越有可能參與海外投資，開拓國際市場；企業所擁有的資本豐裕度越高，企業參與海外投資的意愿更強烈。這說明企業生產率、勞動和資本是遼寧省生產企業走出國門的決定性因素。
其次，遼寧省生產服務性企業的利潤率，資本密集度和對外出口強度與企業參與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成正相關關系。其中，企業對外出口強度對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決策具有關鍵的推動作用，這表明企業在參與海外競爭中所累積的對外投資經驗將為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便利條件。
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范文2
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效應的研究。Li Yining提出了FDI對中國生態的“中國經濟增長與波動、經濟增長的影響”，可分為直接和間接的影響。直接效應是FDI對中國資本性形成的影響，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對國民收入的生產能力的影響。間接效應是對出口、技術進步和示范效應的影響，但理論和數據是不夠的。Xia Jing-wen提出，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五個方面。一，外國直接投資彌補了中國的資金缺口。二，外國直接投資促進技術進步。第三，外商直接投資促進貿易結構的改善和提高。第四，外商直接投資產生的就業效應。第五，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的制度變遷的爭議。同時Xia Jing-wen也提出FDI對中國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通過股權、品牌、技術和市場控制，限制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降低中國目前的物質和技術投入，加大貨幣供應量和通貨膨脹壓力。深入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仍在定性分析中。陳繼勇，肖衛國和王清平討論國家直接投資對投資者的影響，東道國，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分析了世界經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及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以上研究中，從投資者的角度，分析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整體的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和生態經濟發展，在大的環境下，具有很強的通用性和時代感。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取決于技術能力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力，如果技術能力和競爭力強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往往更先進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FDI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
Dau Feng 和 Hu Yun使用單位檢驗等科學的方法和相關數據，研究中國服務產業和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之間的關系，服務業外國直接投資是中國服務經濟增長的原因。Zha Donglan， 和Wu Xiaolan統計了來自江蘇省各服務行業的從1998- 2003年的數據，并得到了結論，服務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對行業經濟增長有不同的影響，其中外資的引進促進了房地產業的發展，還對物流行業（如交通運輸，倉儲），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社會服務等有顯著的影響。王新華用固定效應的方法，對比服務行業的各個模型和1997 - 2005年的數據，進行長期和短期效應分析，結果表明，服務業外國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的經濟增長效應，但在不同的時期有很大不同。Wei Zuolei用擴展生產函數估計外國直接投資的平均貢獻率，為中國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數據的支持，結果顯示，外商直接投資的平均貢獻遠遠超過了股份公司，工業，服務業和農業的平均貢獻率分別為3.69%，0.37%和1.48%。Jiang Xiaojuan估計，外商投資企業的2001年和2002年服務業貢獻率的增長是17.6%，17.3%，比其它的藥行業低很多。（2001年和2002年，隨著全國工業增加值總量的增長，外商投資企業的貢獻率都分別39.1%，39.8%）。
根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8 - 2008年的統計數據，從相關性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了物流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及物流業和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之間的內在聯系。根據中國的公共數據的可用性，這部分選擇中國第三方物流的最有代表性的數據來分析（見下圖）。
調查物流外國直接投資（TFDI的簡稱）作為解釋變量。因為變量的影響，所以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和TFDI的分析，將采用回歸方程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首先，根據1997 - 2007年數據，計算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也就是R = 0.52，和兩個變量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不是很顯著。這主要是因為之前在2005年中國對物流業的外商直接投資有政策限制，不能全行業放開和政策壁壘導致了外國投資低。到2005年之前的數據不能完全動態的反映外國直接投資的事實。因此，考慮到數據的有效性和全面性，以2007年的數據為基礎，建立了公式，設置X作為外國直接投資，Y為占GDP股票的份額，回歸方程是：Y=α+βX +μ
在方程中α，β為待估計的系數，μ為隨機誤差項，使用上述的統計數據來估計方程，估計的結果是：y =39757.38±0.9倍。
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范文3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
在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中，經濟結構轉型的方向對經濟增長來說至關重要?，F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產業結構的全面轉變，而在整個產業結構中，工業結構無疑是最重要的。制造業作為工業部門中最活躍的成分，其結構轉變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主題之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外資的大量流入，正越來越深刻的影響著我國的經濟，特別是在當今全球性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將成為我國產業結構變化的重要因素。
一、浙江省制造業利用外資現狀
浙江省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引進和利用外資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引資規模日益增加。截至2004年，浙江已累計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達290億美元，而浙江省吸引FDI最多的部門是制造業。從1998年到2004年，浙江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31802萬美元上升到668128萬美元，而制造業FDI則從90251美元上升到557828萬美元，外商對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占其全部投資額的比重也有顯著提高，從68.47%上升到83.49%。除在1999年比重有所降低之外，其他年份都呈穩定增長趨勢，其年均增長率為3.70%。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大量的外資引入不僅提供資金，更主要的是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經驗，以此推動制造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制造業結構升級，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高技術行業的發展和用高技術對傳統行業的改造。因此，本文從兩個方面研究FDI對浙江省制造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即FDI對各要素密集度行業投入的比重變化及對制造業內部各行業技術水平的影響。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制造業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影響分析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生產要素稟賦和需求結構會發生變化，即伴隨著工業結構升級的過程，生產要素密集度會呈現出升級的變化趨勢。制造業的結構演變經歷主導產業從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再到技術密集型的轉換過程。因此，要研究外資對制造業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影響，就要首先分析外資企業的產業特征和要素密集特征。
根據王岳平對工業部門按要素密集程度的分類，制造業可分為勞動密集型、中度資本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中度勞動技術密集型、中度資本技術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根據上述分類，通過對浙江省1997～2004年間制造業相關數據進行整理計算，得出外資企業對不同要素密集度行業的貢獻差異來分析FDI對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影響（如表1）。
由表1可以得出結論：
1．從絕對份額來看，1997年以來，外資對制造業整體的產出貢獻平均為19.74%。從不同要素密集型行業看來，外資投入主要集中于技術密集型行業，平均貢獻額度達39.21%；其次勞動密集型和中度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平均貢獻額度分別為23.10%和20.96%，都大于制造業整體水平；而外資貢獻額度最小的行業為資本密集型行業，平均水平只有4.28%；外資貢獻額度小于制造業整體的還有中度技術密集型行業。由此看出，外資企業投入更多的集中于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行業，而對于資本密集型和中度技術密集型行業，外資貢獻額度較小。
2．從變化趨勢來看，8年來外資企業對制造業整體貢獻呈穩定上升態勢，從1997年的15.69%上升到2004年的27.39%，年均增長率為8.67%。而在分行業程度上，8年來外資貢獻總體增長最快的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其年均增長速度為49.47%，主要在于外資貢獻基數很小，特別是2004年顯著增加；而貢獻度穩定增長并且速度較快的有中度資本技術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年均增長率分別達到16.06%和15.89%；由于中度勞動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外資貢獻份額較小，因此整體中度技術密集型行業增長速度不是很快；勞動密集型行業除2004年有大幅度增長之外，其他年份增長都比較緩慢，年均增長率只有8.92%；而中度資本密集型行業外資貢獻份額有下降的趨勢，只有2004年有顯著回升，使其年均增長率有6.83%。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資對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經濟貢獻比較大，并且以較大的幅度快速增長；中度技術密集型行業雖然總體外資貢獻額度較小，但近年來中度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呈現快速穩定增長趨勢；勞動密集型行業雖然外資貢獻份額較大，但變化幅度不是很大；中度資本密集型行業貢獻額度較大，但上升趨勢微弱；而對于資本密集型行業來說，外資貢獻額度最小，但上升速度很快。
因此，外資企業對浙江省制造業產業轉移已經逐漸轉向以資本、中度資本技術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為主，從在不同行業所占比重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看，外資促進了浙江省制造業的產業結構高度化。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制造業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的影響分析
制造業的制造過程包含不同的生產環節，通過資源的合理配置，如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可以滲入更多的資本技術因素，從而達到產業結果的合理化，提高產業效率，使產業產生更大的結構效益。
而考察行業內部結構優化，本文選用勞動生產率、工業增加值率和每百元資金實現利稅的增長率作為指標，反映不同行業內部升級狀況；用各行業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占總工業增加值的比重來反映外資對行業的貢獻份額。通過分析外資的貢獻份額和三個增長率指標的相關關系來研究其對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影響。各要素密集型行業數據是由分行業指標數據計算得來，分行業均采用1997～2004年的數據(如表2所表示)。
由表2看來，不同要素密集型行業中，外資工業增加值比重與另外三個指標都沒有顯著的正相關性。而之后通過對制造業27個行業8年中的外商投資企業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與另外三個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來研究外資對制造業各行業內部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計算結果顯示，外資工業增加值比重與工業增加值率年均增長率相關系數為0.245，僅微弱正相關，且顯著程度不高；與勞動生產率和每百元資金實現利稅年均增長率相關系數分別為-0.613和-0.662，呈中度負相關（r＜0.3為微弱相關，r＞0.8為強相關，r為相關系數）。
如上結果與人們的直觀感受有很大差距，不完全符合對外開放以來通過吸引外資以促進制造業發展的現實?，F對相關性分析結論進行如下總結：
1．外商投資企業并沒有明顯的表現出提高行業內部升級的作用。對于工業增加值率的增長率，只表現出微弱的正相關；而對于勞動生產率和每百元資金實現利稅的增長率，外資企業甚至有降低的傾向。因此，整體上說，制造業內部各行業技術升級受資本來源的影響較小，更多取決于產業本身的特點。
2．具體到行業水平來說，近年來外資貢獻最大的是技術密集型行業，但其勞動生產率及每百元資金實現利稅的增長速度卻很慢，表明外資投入可能只是規模上的擴張，并沒有帶來先進技術以促進行業內部質的提高。另外，外資的進入存在擠出效應，排擠內資企業，使內資企業競爭優勢下降，加上電子通信行業本來就不屬于浙江省優勢行業，這樣使得全行業整體水平并沒有太大的提高。
3．對于外資投入較多的勞動和中度資本密集型行業，外資的大額投入并沒有顯著促進行業內部升級。只有飲料、食品加工和橡膠行業，其產業升級的指標增長速度相對較快；而其他行業外資只對某一個指標的增長率促進作用較大。外資在一定程度上對技術密集度低的行業內部升級有正面作用。
4．專用設備、醫藥、交通、黑色金屬及石油加工業等，雖然外資貢獻份額較小，但其內部產業升級的三個指標中增長速度較快，主要是與其產業特點相關。因為這些行業本身屬于資本或中度技術密集型行業，行業本身基礎較好，近年來發展形勢良好，而外資的小規模引入對其內部升級的影響并不是很大。
三、結論及相關政策建議
由分析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制造業產業結構高度化產生了正面的影響，而對其合理化，外資并沒有表現出強相關性。外資只是從表面上優化了制造業產業結構，而對各行業內部真正的升級，貢獻并不是很大。由此得出對浙江省利用外資的以下幾點啟示：
（一）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不能只看外資所在的產業，更要看其本身的知識和技術含量，即注重外資質的提高；在提高制造業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同時，更要關注引進產業的結構合理化，使外資能真正提高行業內升級。外資企業對技術密集度較低的行業會有一定的行業內升級作用，而這些產業也正是浙江省制造業中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與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化國家之間形成了產業互補關系，因此政府可以鼓勵這些產業優質外資的進入，積極發展勞動或中度資本密集型行業，實現其規模化和專業化生產，提高產業競爭優勢。
（二）在大力引進外資的同時，要防止外商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沖擊過大，特別是外企有競爭優勢的中高度技術密集型行業，對外資的盲目大量引入不僅不會加速產業升級的步伐，而且最終會導致整個行業水平的停滯不前。浙江省更多的是民營企業，規模無法跟外企特別是跨國企業相提并論，競爭力度很小，因此要正確引導外資企業合理、適度進入，努力提高內資企業素質，并引導其積極應對競爭，從而實現利用外資促進產業升級的目標。
（三）浙江省一些中度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基礎較好，對外資企業一些先進的管理和技術知識吸收能力相對較強，近年來外資對這些行業的投入傾向度也加大，因此，如果能合理引導外資的投入力度，對這些行業的內部結構升級將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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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范文4
關鍵詞：外資并購；合資企業；直接投資；間接投資
一、外資并購我國企業的現狀
以后，我國的工作重心開始回到經濟上來，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外資開始進入中國，或是對中國市場的陌生，一開始外資進入中國的方式僅以借貸的方式，幾年之后，外資開始大規模的進入中國，進入的方式也逐漸變為直接投資的方式，且多以并購方式進駐中國。到現在我們引進外資已經30多年了。但是，中國并購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國產業地圖》一書中指明，我國所有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外資并購金額非常巨大，有實力的外資相互合作，多以橫向并購為主，例如，柯達并購中國感光行業。“兩可”并購中國可樂行業。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外資并購經常發生在東南沿海。從并購行業的情況來看，除金融業外，被并購的國內企業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鋼鐵、化工等基礎材料工業領域；能源生產和供應領域；啤酒、化妝品、洗滌劑、藥品、膠卷等消費品生產領域；新技術服務、商業領域。值得關注的是，服務領域的并購不論從數量還是交易額都超過同期外資在制造業領域的并購投資。這預示著今后幾年服務業對華并購投資將進入較快發展階段。這說明外資在很多開放行業領域已經占領了中國市場，這并不是我們想看到的，因為一旦某個行業落入外資之手，我們將丟失該行業產品的定價權，外資甚至聯起手來形成寡頭壟斷，獲取壟斷利潤。另一方面，我們的民族企業也不能夠得到生存。這樣不利于競爭，也扭曲了市場。
二、外資并購造成行業淪陷的原因
外資進入中國才短短30余年，為什么在很多行業都已經成為了行業的龍頭？感光行業的柯達，可樂行業的百事可樂，可口可樂，洗發水行業的寶潔公司，手機行業的蘋果，三星，諾基亞。汽車行業的德系，日系，法系和美系，輪胎行業的米其林等等。而很多民族品牌我們都已經聽不到了，如樂凱膠卷，重慶天府可樂，雙匯，上海橡膠輪胎等等。本文認為有以下方面原因。
（1）外資并購動機。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企業直接或間接面對國外公司的競爭，很多問題直接暴露出來，國有企業面臨管理經驗的欠缺，技術設備的落后，私營企業的資金欠缺導致所產的產品或服務沒有競爭力，所以選擇與外資合資或者合營，希望以市場換技術、管理經驗，或者資本。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中方的一廂情愿，外資其實是通過合資進入該行業并借機打壓民族品牌，推廣自己的品牌。例如1998年的柯達收購虧損的汕頭公元、廈門福達無錫阿爾梅，并與其它幾家感光行業建立合作關系。1994年天府可樂與百事可樂合資，合資后百事可樂每年遞減天府可樂品牌，并且合資企業不盈利反而虧損非常嚴重，最后中方交出所有的股權。2000年法國達能并購樂百氏，隨后清洗樂百氏管理團隊，1年后樂百氏巨額虧損，隨后樂百氏一蹶不振。
（2）政府的政績。國內盛行追求GDP的政績，各地方政府要員為追求更高的政績，引進外資是一個增加業績不錯的選擇，有些地方政府引進外資甚至到了一個盲目的態度，所以很多地方都出臺對外資優惠的政策，例如在稅費減免方面，獲得許可權方面都有優勢。而事實上，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民間資本力量已經非常強大，我們沒有必要再去不理性的引進外資，在制定合同條款時，我們沒有必要總是被動的接受。所以，地方政府追求政績也是造成這種。
（3）法律的不幫忙。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一直向外資傾斜，并有相關法律的配套實施，如，《關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進出口貨物的監督與征免稅的規定》（1984）、《國務院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1987）、《外商收購國有企業的暫行規定》（1999）、《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2006）。國家為鼓勵外資，制定了很多有關外資進入中國企業的優惠政策，包括稅收，程序等方面。這在某種程度上打擊了民族企業積極性，使得民族企業被放在一個不平等的位置上。
三、外資并購中國企業帶來的影響
凡事有利有弊，外資并購中國企業的影響也是雙方面的。一方面，外資還沒進入中國之前，我們民族企業的競爭陷入一種無序狀態，為了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相互攻訐，打價格戰，卻不會想著去技術創新，而造成全行業的虧損，例如97年前的感光行業的疲軟，98年前后的電視價格戰。97年，中國已經生產不出質量高的膠卷了，柯達進駐中國，對該行業的一次洗牌，行業的技術得到提升。98年前后長虹發起的價格戰，造成全行業虧損數百億人民幣，而外國已經開始研制液晶電視了。所以說，外資是給中國市場注入一股新的力量，找到前進的方向，這也是一開始我們引進外資的初衷。另一方面，外資的進入，也打破了中國市場的格局，外資以一種強勢的態度進入中國，收購該行業龍頭企業、上市公司、占據了銷售渠道和生產線，雪藏民族品牌，推廣自身品牌，待到合資企業虧損之時，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實行全股份收購。而此時，它已經悄然取而代之成為行業老大。如，1994年寶潔公司與“熊貓”公司合資之后，熊貓品牌被雪藏，1996年洗滌行業的民族品牌“活力28”被德國美潔公司并購之后被雪藏，至今我們已經無從談起這個曾經輝煌過的名詞了。天府可樂、北冰洋被百事可樂并購后品牌被冷藏。民族企業受到致命的沖擊，行業龍頭全被外資控制或者是已經變成外資品牌，造成行業的壟斷。
四、外資并購的對策
外資并購所帶來的一切的問題和以及解決的辦法都來源于國家的政策，盡管外資并購能夠帶來技術進步、市場規范等積極影響。但同樣帶來行業壟斷、民族品牌的流失。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好的法律環境和政策引進外資，不能采用盲目的態度，一股腦的讓外資進入。在此，本文提出自己的一些見解和建議。
（1）完善相關的外資法律和政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取消外資企業超國民性優惠待遇，使得民族企業能夠與外資企業在等同條件下競爭。規范外資進入的行業，在此我們可以向日本學習，有競爭力的行業對外資開放，如我們的互聯網行業和一些制造業。無競爭力的行業先讓國內企業充分競爭再對外資開放，如重工業。涉及國家安全的一律不能開放。如軍用設備。完善外資審批，外資事務歸多個部門管理，很容易造成效率低下，應該把權責全部分出來有一個部門統一管理。
（2）推進《反壟斷法》的實施。中國《反壟斷法》千呼萬喚始出來，并于2008年8月1日開始實施，里面包涵市場占有和并購事宜的內容。但是很多細節卻沒有被規定到，外資企業依然能夠鉆法律的空子。并且實施并不到位，例如中國移動75%的市場份額卻沒有對其適用此法。不管怎么說，《反壟斷法》的誕生已經是一個進步，這是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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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范文5
早在1992年初，我國山東濰坊市就正式提出實現“農業產業化”的概念與設想。1995年《人民日報》社論《論農業產業化》首次闡述了我國“農業產業化”的內涵，即“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對當地農業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品，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把產供銷、貿工農、經科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條龍’的經營體制”。1997年，“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形成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和相互促進的機制，推進農業向商品化、專業化、現代化轉變”寫入了黨的十五大報告。
確立了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農業經營體制，使億萬農戶成為生產經營的組織單位和市場的主體，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但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不斷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農業和農村經濟中久已存在的深層矛盾日益暴露出來，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比較利益下降，后續投入不足;家庭經營規模小、分散化，難以對抗大市場下的風險;農民缺乏組織，農業組織化程度低;務農收入增長相對緩慢，影響著農村社會的穩定。如何有效地整合農村分散的生產經營，完善和創新農業經營體制，化解分散的農戶與大市場風險多的矛盾，成為亟待解決的大問題。實現農業產業化是農民在面對這些困難和問題時的又一創舉。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為我國帶來的經濟增長、就業促進、技術外溢作用已經得到充分驗證，而在農業領域，由于政策、農業領域外商投資環境以及我國現有的農業生產特點等原因，外資在促進農業產業化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在有關外商直接投資促進我國農業產業化的作用方面，忻蔚認為外資涉農產業可以增加農業資金來源、提高中國農業生產加工水平、企業產業化經營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增強農產品出口國際競爭力［1］;李泳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對農業利用外資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演化進行了分析［2］;張效輝從外資可以帶來農業產業鏈延伸、引進先進農業科學技術和引起農產品貿易結構優化闡述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農業產業結構演變的作用［3］。但我國農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偏小，原因何在?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做了解釋。程培罡、沈桂龍等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認為我國農業產業的組織形式和特點決定了西方發達國家農業企業在我國經營不具有壟斷優勢;家庭的經營模式導致西方發達國家農業企業在我國經營缺乏內部化優勢;我國的自然資源稟賦特征，不健全的農業產業體系和薄弱的政府對農業支持等因素則決定了我國農業在利用FDI上缺乏區位優勢［4］［5］;張敏、楊巍則從農業產業安全和我國在該領域對外資限制的角度，做出解釋［6］［7］;蔡昉則認為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制造業，與我國剛性的工資制度、勞動力市場發育狀況、產業的開放程度密不可分［8］。隨著農村土地流轉制度的完善，農業的家庭經營模式逐步發生變化，農業產業的組織模式也必然發生變革，西方農業企業的優勢將得到體現。如果能夠因勢利導，擴大農業領域外商直接投資，將加速我國農業產業化進程。
二外商投資推動農業產業化的機理
從根本上看，農業產業化解決的是農業與非農產業結合進入國際大市場的問題。然而，制約農業產業化的主要因素在于:缺乏龍頭企業，從而難以把農民組織起來，有效進入非農產業;農業資源作為單一生產要素，不能與技術、管理知識等生產要素有機結合，聯結農戶與市場的中介組織的資金匱乏，制約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業中介組織的經營管理效率偏低，影響農業產業化的收益;此外，農產品缺少進入國內國際市場的有效途徑，在國際農產品市場競爭中處于被動局面，嚴重制約農業產業化進程。外商直接投資之所以能夠發揮推動農業產業化的功能，是因為其有助于化解上述制約因素。
(一)形成龍頭企業
黨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建議，將“現有農村土地承包關系保持穩定并長久不變，在依法自愿有償和加強服務基礎上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加快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提高農業經營組織化程度”。企業是市場競爭的主體，農業產業化的關鍵是發展龍頭企業。
龍頭企業的培養，一方面需要政府積極引導并為其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提升農業企業自身品牌的影響力、產品創新力、競爭力和改進管理模式具有更重要的實際意義。強大的競爭對手和激烈的國際市場環境恰好為優秀農業企業的崛起提供了堅實的土壤;國外對我國農產品市場影響的日益加深已經成為我國不得不利用外資的推動力量。引進外商投資，可以促進我國農業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模式的轉變，形成一批能把握市場脈搏的農業龍頭企業，成為引領我國農業產業化的中堅力量，提升我國農產品市場競爭的主體。
(二)緩解資金、技術、人才瓶頸
在當今世界農業經濟發展中，優秀的農業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人才是農業生產的主力軍;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持續、可靠的資金支持是農業企業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先進的農作物生產技術、加工技術可以極大地提高農產品產量和農業生產效率。資金、技術、人才是農業產業化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離開任何一個，農業產業化都無從談起。突破資金、人才和技術瓶頸，實現三者的有效結合才能從根本上破除企業經營風險，為農業發展掃清障礙。對外開放30多年來，我國發展外向型經濟，在制造業領域廣泛利用外資的經驗表明，利用外資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人才培養示范效應，通過跨國公司廣泛參與國際分工正是凝聚三種優秀生產要素的有效方式，并且已經鍛造出一大批制造業領域優秀的龍頭企業，成為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中堅力量，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與制造業相比，我國農業生產規?；潭鹊停容^利益低下，基礎較為脆弱;在先進技術和優秀管理人才的儲備方面已遠遠落后于國際領先的農業生產企業。我國的農業企業，能參與國際競爭的寥寥無幾，如果不能積極引進外資，加入農業生產的全球鏈條，將進一步拉大我國農業與世界發達農業國的差距，阻礙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為今后的技術吸收帶來困難。
(三)突破管理落后瓶頸
農業產業化要求實現“產供銷、貿工農、經科教”一條龍的經營機制，將農產品產業鏈由生產領域擴展到農產品加工、銷售、研發和對農民的培訓等領域。我國傳統的土地細碎化和分散型生產耕作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要求，實現農業產業化勢必引進國際先進的農業管理方式，學型跨國企業在研發、財務、生產、營銷和服務等方面的經驗，制定企業長期發展戰略，整合區域現有資源，擴大生產規模，提高邊際收益、節省交易成本、培育優勢產業。
我國農業生產環境惡劣，災害頻發，隨著我國人均耕地面積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農業人員減少，提高農產品產量和質量的形勢越發嚴峻，從而對農業經營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只有利用外商投資，利用國外先進的管理模式和手段，才能從根本上提高我國農業的抗風險能力，提高農作物生產能力。
(四)提高生產效率
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需要優秀的播種技術和農作物生產技術，以提高農作物產量，需要進行農業規?；a，增加農業機械化生產的比重，需要對農民進行技術培訓，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而有效利用外資正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不二法門。首先，外資參股農業生產企業后，利用自己的專業人員向農民傳授先進的生產技能，產生“干中學”效應，可以極大地提高農作物的科技含量，隨著先進技術的擴散，產生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提高全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其次，外資通過改善農業企業的經營管理，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后可以大大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使農產品獲得更可觀的市場價值，提高農產品利潤率，從而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此外，農業跨國企業往往具有完整的產業鏈，利用信息和流通渠道優勢，確保農產品有效進入市場，節省交易成本，保證農民收入及時實現。
(五)打破技術性貿易壁壘
農業產業化最終以農產品具有參與國際競爭和占領國際大市場的能力為落腳點，而我國農產品近年來持續逆差，尤其是在植物產品和動、植物油脂、工業或藥用植物、稻草、秸稈及飼料等大多數狹義農產品貿易中也處于嚴重逆差狀況。
此外，由于不符合進口國衛生要求和限量超標等原因，我國農產品遭遇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也逐年攀升。我國出口發達國家的農產品被大量退回，2008年，我國出口美國、日本、歐盟、韓國的食品受阻總計1648批次，其中出口美國的食品受阻批次達到707次。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屢屢受挫的局面折射出我國農業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下脆弱的國際競爭力。不僅如此，國內乳制品行業也是質量問題頻發，我國農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地位受到嚴重挑戰。要想打破這一僵局，必須引入國際先進的農產品生產流程和標準，加入國際化生產鏈條。利用外商投資，是一條有效的路徑。
三我國農業利用外資現狀和問題
截至2009年，外商在我國農、林、牧、漁業實際利用外資額僅為14．29億美元，為全部使用外資金額的1．52%，合同項目896個，相當于全行業合同數的3．82%。2009年，外資在華新設項目數為896個，同比下降2．29%，實際利用外資金額14．2873億美元，同比下降13．15%。其中，狹義農業和漁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7．51億美元和1．56億美元，較2008年增長35．49%和35．92%。谷物種植和林業外資項目數有所增加，分別為515個和21個，較2008年增長9．57%和250%。
(一)外資數量少，推動農業產業化的功能沒有充分釋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領域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上漲趨勢明顯。1998年以來，我國農業領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額開始大幅度增加，從1998年的6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的11．8億美元，這十年間，中國農業領域外資合同項目數為10622個，占全部合同數的3%，累計FDI流入量達到100億美元，占全部FDI流入的1．5%。2006年以后，農業領域實際利用外資進入穩定的快速上升通道。即便如此，2009年，農、林、牧、漁業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僅占全行業的3．8%和1．52%，農業領域利用外資金額尚不足2%，與發展中國家20%的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農業領域利用外資規模過小嚴重限制了其在推動農業產業化中功能的發揮，這也暴露出農業領域存在阻礙外資進入的深層次矛盾:第一，我國農業產業化發展遲緩，農業生產的分散性和土地的細碎化使生產規?；潭鹊?，不利于農業生產集中，對外資企業的新建和并購都帶來困難。第二，某些地區出于保護當地農業企業的動機，利用地方控制權，對外來農產品的交易和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的流動制造障礙，地方保護主義不易于農業企業開拓市場，對企業發展造成嚴重阻礙。［9］第三，我國農業龍頭企業整體競爭力和對市場的控制能力較弱，且大都分散經營，缺乏規模優勢。這些狀況使外資企業進入后面臨高額的交易成本，限制其優勢的發揮，因此，外資對我國農業領域的投資持觀望態度。
(二)外資來源地相對集中，發達國家外商投資流入偏少
我國農業領域利用的外資，來自亞洲國家的居多，而來自歐美農業發達國家和世界主要農業大國的外資規模相對較小。據中國商務部外資司《中國外資統計》2010年的數據，亞洲十國/地區是我國農業領域外商投資的主要力量，且遠遠高于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亞洲十國/地區占農業、林業、漁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75%，82%和88%。韓國及我國香港和臺灣省是廣義農業(農、牧、副、漁業)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地。
世界各國在發展農業的過程中都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如美國規?；洜I和專業化生產的經驗，加拿大農業機械化、信息化的經驗，澳大利亞生態環境保護的經驗;國外新興經濟體中印度農業科研系統和農業信息網絡建設歷程，巴西農業大規模開放后取得的成就和教訓;以及韓國、日本及其他一些亞洲國家農業合作組織的發展經驗等。從長期來說，我國農業領域外資來源地相對單一的狀況，使我國難以及時借鑒各國發展農業的經驗，影響外資推動農業發展的功能，更不利于有效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
(三)區域分布不均衡，外資流入地與農業區分離外資在我國農業領域分布不均衡，東部地區和發達的省份利用外資從絕對數量上已經遠遠超過西部省份。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09年我國東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達到10．84億美元，占全部地區使用外資金額的85．47%，而中、西部地區僅占8．33%和6．19%。此外，東部地區在狹義農業和漁業利用外資具有比較優勢，中西部地區在畜牧業和林業領域利用外資具有比較優勢。
從我國各主要農業大省利用外資的情況來看，作為農業產業化的發源地，山東省農業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較快，生產基地發展健全，企業與基地聯系緊密，因此龍頭企業與農戶的關系較為緊密和規范。山東農業對外資的吸引力強，外資已經占據山東種業市場很多份額;江浙地區農業利用外資狀況稍遜于山東;河南省農業產業化也取得較大進展，并培養出大批知名的農產品品牌，但龍頭企業規模小，企業與農戶關系松散;東北地區作為我國糧食主產區之一，存在產品低水平競爭，知名品牌少，地方特色有待發揮等問題，在農業產業化方面落后于山東等農業發達省份，外商投資的規模也較小。不難看出，東部地區在開放中積累了較好的經濟基礎，除在農業發展方面具有地理優勢、文化優勢外，這些地區農業勞動力素質高，與工商業毗鄰，產業化組織數量多，龍頭企業富有競爭力，這些因素成為吸引外商投資的重要條件;除此之外，土地流轉規模、速度和穩定性強［10］，政策支持力度不同等，也是造成農業外資在我國東西部地區存在巨大差異的重要因素。
(四)從外資流向上看，個別領域更受外商關注與林、牧、漁業相比，農副食品加工業更受外商關注。據《中國外資統計》(2010年)的資料顯示:在2009年，農副食品加工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較多達到10．4億美元，谷物磨制行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僅為1123萬美元;屠宰及肉類加工和水產品加工業的新設項目數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雙雙下滑17．95%和26．79%;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下降5．49%和65．25%。
受我國現階段政策和農業發展水平的局限，外資只能憑借技術和管理優勢從事投資少、見效快、風險較小的項目，外資在農業的投資大都在于農產品銷售和加工方面。如種子行業是我國農業最早開放的領域，如今，外資種業在玉米、蔬菜等領域的布局迅速，世界各國領先的種子公司都已進駐我國農村市場;農產品深加工行業由于成本低，附加值高，也獲得外資的廣泛關注。
(五)外商獨資是投資主要方式
在我國利用外資的三種方式中，外商獨資是農業領域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2009年，我國農林牧漁業外商獨資項目數為573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到10．02億美元，占全部項目數和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76．5%和78．99%。狹義農業是外資重點關注的部門，該領域外商獨資方式利用外資的比重遠遠高于中外合資和中外合作方式?！?009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在最近幾年中，全球農業領域跨國并購逐漸增多，2007年，全球農業跨境并購銷售額達到18億美元，2008年達到21億美元。從世界范圍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各國政府對外商進入本國農業的限制政策和跨國公司出于穩定經營的考慮，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逐步讓位于訂單農業的方式。我國在農業利用外資的方式上過于單一，并購投資、訂單農業投資較少。
(六)法律和法規體系亟待完善
我國管理農業領域外商直接投資的法律和規定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07年修訂)《指導外商投資方向的規定》(2002年施行)《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2008年修訂)等等。
2002年施行的《指導外商投資方向的規定》將屬于農業新技術、農業綜合開發和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工業列入鼓勵外商投資項目，未明確規定農業領域限制和禁止的外商投資項目。
2007年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詳細列出廣義農業鼓勵外商投資的項目，同時將農作物新品種選育和種子開發生產限制為中方控股，將珍貴樹種原木加工限于合資和合作的形式，限制棉花(籽棉)的加工。將我國稀有和特有的珍貴優良品種的養殖、種植，轉基因植物種子、種畜禽、水產苗種的開發、生產，我國管轄海域及內陸水域水產品捕撈列入禁止外商投資的產業。該目錄對農產品制造和流通領域的外商直接投資范圍也加以限制。此外，《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勢產業目錄》列出全國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外商優勢項目，根據該規定，屬于本目錄的外商投資項目，享受鼓勵外商投資項目優惠政策。
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也曾相繼制定管理農業領域利用外資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大多僅在外資進入領域和利用外資方式上作出規定，尚未形成完整、嚴密的規范農業領域外商直接投資的法律體系。
四利用外資推動農業產業化的對策建議
在如何通過政策更有效利用農業領域外資方面，很多學者提出自己的觀點。如發揮政策在吸引外資和減少投資壁壘方面的作用，如Scott曾提出加強農業化學、動植物基因和生物科技等領域知識產權保護，減少一些農作物合資中方股權要求和減少國內市場限制等建議［11］;通過政策避免外資對本國農業產業安全和未來發展造成威脅，如Chaddad在探討巴西農業開放政策的同時，提出在巴西農業日益依賴出口的同時，政府應該注意的問題等［12］。根據我國農業產業化狀況和農業外商投資特點，進一步利用外資推動農業產業化需要解決以下問題:
(一)完善政府職能
首先，規范外資進入農業領域的政策體系，既包括對鼓勵外資經營的領域更加細化的措施，也包括為保護國內農產品供應，防止外資壟斷我國關鍵農產品的法律法規;既體現國家長期利用農業外資的戰略，又體現不同發展階段利用外資的特點和時效性。
其次，為農業龍頭企業的發展創造環境，通過開辦展會、興建農業產業園區等形式，搭建國內農業企業與外資交流學習的平臺，大力吸引發達國家和主要農業大國投資農業產業。
再次，繼續通過資金扶植、政策優惠等加快農業合作組織發展，利用農業合作組織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形成規模效應，增強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促進農業合作組織與外商投資企業對接，化解外商投資面對分散的農戶家庭經營時進入壁壘高、談判成本和組織成本等交易費用大的矛盾。
最后，政府應在推進農村信息化、網絡化，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有所作為，在減少農民生產成本、保障農民生產積極性的同時，營造良好的外商直接投資環境。
(二)因勢利導，探索多種利用外資的方式
在農業產業化發展過程中，盡管其經營組織形式多種多樣，但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為龍頭企業帶動型，該類型一般以“公司+農戶”為基本組織模式，其中以“企業+基地+農戶”形式最為常見;第二種為中介組織帶動型，該類型一般以“合作組織+農戶”為基本組織模式;第三種為市場帶動型，實踐中該類型主要有“批發市場+農戶”和“零售市場+農戶”兩種基本模式。
在農業產業化中利用外資，可以探索采用的農業合作經營機制包括:發展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通過農民以土地入股，外商以資金、技術入股的方式，在公司決策和收入分配中充分保證農民的權益，使農民能夠分享農業產業化的收益，也可以均衡外商與農民的利益，使外商投資獲得穩定的制度環境。由外資直接投資興辦農產品生產企業，由農民提品，由外商對其進行深加工，提供進入市場的渠道。這種方式的基本組織形式為“農戶+中介組織/公司+市場”，可以有效發揮中介組織和企業對農民的輻射和帶動作用。
(三)處理好利用外資與保證我國農業安全的關系
農業產業安全涉及產品的生產、流通、儲運等多環節，農業安全既關系到農業發展和農民收入，更關乎農村穩定和國家戰略，最根本的是保證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在擴大農業產業利用外資過程中，要妥善處理好外資和保證我國農業安全的關系。
首先，要在嚴格執行《反壟斷法》的基礎上，制定有關農業產業、農產品流通和儲運等領域的《反壟斷法》實施細則，維護農產品市場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防止外資企業利用市場優勢地位控制糧食來源和價格，損害農民和消費者利益，惡意排斥國內農業企業發展。
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范文6
關鍵詞：跨國公司 中國市場 進入模式 影響因素
中國正在以歐美發達國家都羨慕的速度進行發展，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巨大市場，吸引著越來越多外資進入，作為主力軍的跨國公司也將中國置于其全球戰略的重要環節?？鐕具M入模式是跨國公司理論研究的熱點領域，也是跨國公司進行跨國經營決策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30多年來，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模式經歷了一個較為明顯的變化過程，同時也表現出一些新趨勢。為了應對跨國公司全面進入中國，有必要對其進入中國市場的模式變動進行全面把握，對其原因展開分析，以擴大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經營的正面效應，減小負面效應。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現狀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大批跨國公司開始進入中國市場，經過三十多年的磨合、適應和發展，跨國公司已成為中國經濟重要的組成部分。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連續15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首位。盡管2012年以來，中國吸引外資一路下滑，但是2012年中國吸引外資也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發展中國家第一。截至2012年11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2503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00.22億美元，累計使用外資已超萬億美元。商務部指出，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緩慢曲折、國際投資合作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有所增多的情況下，中國吸收外資仍然保持了較強的競爭力，這充分說明廣大國際投資者繼續看好中國的發展前景，日益重視中國的市場潛力，高度認可中國的投資環境。
目前，全球500強企業已有480家在華設立企業或投資機構，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1299家，地區總部近500家?？鐕旧孀阈袠I不僅包括傳統的工業生產領域，而且近些年不斷進入如農業、交通、通訊、金融等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2011年進入服務業的外資首次超過了制造業，并繼續保持這種趨勢。外資企業在中國出口總額已占半壁江山，其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模式分析
（一）跨國公司以獨資模式進入中國市場成為主導
1979-1991年，由于中國政府的政策限制，跨國公司主要以合資或合作的方式進入中國，該階段被稱為跨國公司試探投資階段。在此期間，無論在投資項目數量上還是在實際利用外資金額比重上，合資都占絕對優勢。
1997年在外商對華直接投資（FDI）項目中，獨資項目數量首次超過了合資項目數量。在2000年后，獨資企業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開始超過合資企業。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外商以獨資模式進入中國市場的趨勢更為明顯。到2010年，中國共吸引外商直接投項目27406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為1057.35億美元，其中獨資項目22085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809.75億美元，項目數比重為80.58%，實際利用金額的比重也高達76.58%（見表1和表2），可以看出，跨國公司以獨資模式進入中國市場已成主導。
（二）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趨勢加強
20世紀90年代以前，跨國公司在華并購少，所占FDI比重也很小，1990-1991年，中國跨國并購售出額只有1.33億美元?？鐕①徴贾袊鼺DI的比重也只有1.69%。1992-2001年，外資在華并購進入培育期，外資并購企業數量增加，并購范圍有所拓展。2002年至今，外資在華并購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2002年跨國公司在華并購額為20.71億美元，占當年實際利用FDI總額527.43億美元的3.93%，而到2010年跨國公司并購額為186.69億美元，占當年實際利用FDI總額1057.30億美元的48.80%，八年時間猛增了近26倍（見表3）。
并購也涉及到更為廣泛的領域，一些壟斷性較強的行業進入跨國公司的視野，同時操作手段也更為多樣，且近些年中國諸多行業里的龍頭企業逐漸成為跨國公司并購的對象。例如柯達通過收購中國最后一家感光企業樂凱，達成其全行業收購中國感光材料企業，實現本土化生產的經營戰略；強生收購中國大寶100%的股份；吉列手握南孚72%的股份；達能集團收購食品飲料企業，對八家中國有名的食品飲料行業各收購了40%-90%的股份。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模式影響因素分析
（一）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且市場規模不斷擴大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幾年里經歷了快速而且穩定的增長。GDP（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45.2億元增長到2011年的471564億元，對外貿易從1978年的206.4億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6420.59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一個巨大而且極具潛力的消費市場，且預計中國經濟仍將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市場規模還將不斷擴大。不難理解，在市場規模大且增長較快的國家，產品需求大，產品銷售將更為便利，企業的獲利空間也將更大。中國這塊巨大的“蛋糕”在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傾向于以大的所有權比例模式進入，以求獲得最大化利潤，這一點是獨資模式成主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中國并購政策法規完善且本土企業的收購價值增強
通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涌現出一大批在在中國甚至在國際都占有一定份額，具有較強外部知名度和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跨國公司對這類企業的并購不僅能獲得優質的資產，增強行業影響力，同時還可以對后來的其他跨國公司構成一種潛在的市場進入壁壘。與此同時，中國并購政策法規也不斷完善。1999年8月《外商收購國有企業暫行規定》的頒布，從政策上為跨國公司開啟了并購之門，而后中國相繼出臺了《關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資企業的有關的若干意見》、《利用外資改組國有企業的暫行規定》等重要政策法規，為外資在中國并購提供了更為充分的依據，對跨國公司并購活動產生了明顯的激勵作用。
（三）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經驗不斷積累
改革開放初期，外界對于中國的了解甚少，況且當時的西方對新生的中國普遍持有較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再加上當時中國政治和經濟未來走向及格局還不明朗，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大多抱著一種試探性的心態進入中國市場，所以選擇或合資或合作這種投入少、風險也小的進入模式在當時看來就顯得頗為明智。隨著在中國生產經營經驗的積累，跨國公司對中國政治環境、市場環境、法制環境和人文環境逐漸熟悉，尤其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跨國公司對愈來愈開放、制度愈來愈完善的中國市場充滿信心，由原來的試探逐漸轉換到對中國進行戰略投資，因此在進入模式上越來越傾向于高控制的獨資模式。同時，跨國公司加緊并購中國本土企業，以便進一步較快的控制生產或銷售，完善其在中國的戰略布局，達到在中國市場的壟斷地位，最終獲得高投資收益。
經濟一體化背景下跨國公司進入的法律規范
（一）優化外資結構并提升外資質量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轉型時期的到來，近些年，中國呼吁調整吸引外資策略的聲音越來越強烈。按照中國經濟轉型，實現科學發展的要求，中國在吸引外資時應設立外商投資產業標準，嚴格限制“兩高一資”項目的投資，應實施以技術為導向的外資引進政策，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現代農業、技術密集型產業、裝備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等產業，根據技術和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設置具體優惠政策；鼓勵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采購中心、研發中心等地區性總部。同時，應適度放寬中西部地區吸引外商投資的條件，積極引導跨國公司參與中國的西部開發，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西部地區優勢產業，為中國落后地區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二）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
由于國內市場對外資大規模開放，使許多正在迅速成長中的優勢企業面臨實力更強大的跨國公司的競爭，其中相當一部分企業很可能會將外方收購作為求生存和發展的途徑，從而對中國本土企業產生“擠出效應”。若不注意跨國公司在相關行業的控制程度，有可能造成跨國公司對中國諸多行業的壟斷，眾多中國本土品牌滅失，甚至會威脅中國經濟的安全。所以政府應完善外資并購相關政策法規，加快建立規范化的外資并購安全審查制度，對外資并購本土企業，尤其是對并購基礎雄厚、市場份額較大、具有較強競爭優勢的本土企業進行有效監督，防止因為并購導致對中國產業的壟斷，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三）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面對跨國公司的挑戰，為了能在市場上求得生存并占有一席之地，中國本土企業必須加強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企業的技術研發能力、創新能力、優質產品、管理能力、營銷策略、優質服務等方面。企業唯有擁有同行業其他企業所不具備的優勢，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競爭中得以生存和發展。以海爾集團為例，海爾之所以讓世人矚目，因為其不僅在國內市場上占據很大的市場份額，而且擁有走出去創世界名牌的遠見和拼搏。究其原因，海爾一直在建立完善超前性、整體性和國際性的技術創新體系。每天1.75個新產品、2.8個專利在海爾產生，也因此成就了海爾在中國家電企業新產品和專利開發方面的領頭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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