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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直接投資范文1
關鍵詞：直接投資；異常資金；外匯監管
近年來，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減弱和國內經濟形勢的好轉，我國資本項下呈現出收支雙向大幅增長的整體態勢，收支順差和結售匯順差進一步擴大，外資流入呈現渠道多樣化、形式復雜化的特點，其中部分外商直接投資在流入方式、結匯使用等方面表現異常。在當前人民幣升值預期進一步增強，國內房地產等行業投資依然過熱的背景下，對直接投資項下異常資金流入應予以高度關注。
一、直接投資項下異常資金流入的主要表現形式
（一）從投資行業上看，非生產型外資企業增長較快。國內利用外資一般以生產型企業為主，但2009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的整體復蘇和我國利用外資速度加快，非生產型外資企業的設立呈現快速上升趨勢，除傳統的外資房地產企業外，主要是各類咨詢服務公司,這類企業名目繁多，注冊資本大小不等，由于行業的特殊性，經營范圍較模糊，資本金結匯是否用于自身經營活動往往難以核實。
（二）從資金來源看，繳款人與投資人不一致現象增多。正常情況下，外資企業的境外匯款人就是外方投資人，投資人與繳款人保持一致。外方投資者與繳款人名稱不一致原因較多，有些是投資者為實現正常投資而采取的變通措施，反應了投資者在特定制度約束下的一種合理訴求；有些則是在投機等非正常動機驅動下產生的非法交易行為，特別是境外同一匯款人多次向境內不同企業匯款，帶有明顯的地下錢莊資金運作特征。
（三）從資金流入速度看，注冊資本提前到賬明顯增加。外商投資企業在境內注冊成立以后，企業根據開工進度和商務部門的批復規定分批匯入注冊資本，并逐步結匯使用。但有些企業資金到賬與企業實際運作情況明顯不相符，出現注冊資本到賬快、結匯快等異常現象，這些企業往往在短期內完成外匯登記、注冊資本快速到位，有的企業甚至當日辦理外匯登記并開立外匯賬戶，次日資本金全額到賬。
（四）從資金使用看，存在較多結匯用途與經營范圍不一致現象。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結匯應在工商部門批準的經營范圍內使用，超范圍使用不僅改變了資本金結匯用途，違反了相關外匯管理法規，而且投資的真實性大多存在問題，甚至是虛假投資。例如淮安市某外商投資企業經營范圍為貨物倉儲及配送，資本金4790萬港幣到賬后結匯全部用于購買無形資產，明顯與公司經營范圍不符。
（五）從外匯年檢看，非正常不參檢企業增多。外商投資企業每年要按規定參加外匯年檢，向外匯局報送前一年度的外匯收支及經營情況報表和年度審核報告，以便外匯局了解企業經營狀況和資金到位使用情況，分析判斷是否存在外匯違規行為。外資企業除注銷以及轉中資等原因外，應及時參加外匯年檢，否則將被暫停辦理新的外匯業務。近年來，企業非正常不參加外匯年檢明顯增加，不少企業成立第二年人去樓空，無法聯系，其投資真實性不言而喻。
二、異常外資流入的原因分析
（一）內外部經濟環境反差是直接投資異常流入的直接動因。從國際看，金融危機引發了世界經濟格局的深刻調整，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前景尚不明朗，經濟增長乏力，資本市場不穩定，加之美國等實施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大幅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同時，將基準利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超低水平，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形成較大利差，從而導致大量國際資本加速流入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從國內看，中國經濟率先從金融危機影響下復蘇，高速的經濟增長及伴隨著的后發優勢使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增長充滿信心；同時，隨著涉外經濟發展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步伐加快，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也成為吸引異常外資流入的重要因素。
（二）招商引資偏好為異常外資流入提供了隱性“政策保障”。利用外資的目的是為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滿足國內生產建設的資金需要，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最終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雖然國家多次出臺相關政策加強引導，但“重量不重質”招商引資偏好短期難以改變，有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表現出明顯的“運動式”傾向，層層下達引進外資任務導致“全民”招商的不正?，F象，甚至采取招商引資一票否決制。這一方面造成了外資近年來的集中和大規模流入，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有些基層地方政府部門為了完成招商引資任務，不惜通過非正常手段違規引入虛假外資，客觀上助長了直接投資項下異常外匯資金的流入。
（三）外匯指定銀行重服務輕監管導致代位監管不力。自2002年以來，外資企業資本金結匯授權外匯指定銀行直接審核辦理，這項改革舉措在便利企業的同時，增加了外匯指定銀行的監管職責。隨著更多傳統外匯指定銀行上市經營，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導致各銀行在外匯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外匯指定銀行作為外匯政策執行者與外匯利益經營者的利益沖突日益顯現。有些外匯指定銀行在業務辦理過程中，未能處理好服務企業和代位監管的關系，對企業資本金結匯審核把關不嚴，業務操作中發現的異常情況向外匯局報告不及時、不完整，甚至幫助企業變相結匯規避管理。
（四）現行資本金支付結匯管理制度對異常外資流入難以有效控制。當前資本金結匯制度在服務企業、實施科學監測和控制境外資金異常流入風險等方面已不能完全適應新的管理理念的要求。表現為在結匯管理中過分依賴于銀行對企業資本金結匯的表面真實性審核，忽視了對企業資本金結匯資金實際用途的后續管理；同時,缺乏有效的資本金結匯監測分析機制，管理系統以業務操作為主，監測分析功能相對薄弱，外商直接投資數據和企業外匯年檢的財務數據沒能得到充分、有效利用。以事前審核為主的現行資本金支付結匯制度一方面造成企業結匯手續繁瑣和銀行業務成本不斷增加，與當前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改革精神相悖；另一方面也未能有效防范異常外匯資金通過直接投資方式流入，企業資本金違規結匯游離于外匯監管之外。
（五）與外商投資企業相關的管理信息交流不暢弱化了對異常外資流入的監管。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涉及商務、工商、外管、稅務和開戶銀行等多個職能部門和金融機構，但目前各相關部門之間信息溝通不暢，難以形成監管合力。一是外匯局與工商、稅務、商務等部門之間未建立信息交流長效工作機制，信息不能及時共享，難以充分掌握外商投資企業的總體狀況；二是外匯局與人民銀行支付清算系統、反洗錢系統未建立起有效的信息聯系機制，無法實時對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結匯后人民幣資金的真實去向進行跟蹤監督；三是外匯局與外匯指定銀行信息交流體系不健全，銀行報送的資本金到賬及結匯備案信息過于簡單，外匯局無法及時了解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結匯的詳細情況。由于直接投資項下異常外匯資金大多披著合法的外衣流入，相關監管信息交流不暢通使外匯管理部門無法及時、準確對直接投資項下異常外資進行甄別和查處，增加了對外資資本金結匯真實性監管的難度。
三、加強異常外資流入監管的對策建議
異常外資大量流入將進一步推高國家外匯儲備，弱化貨幣政策調控效果，增加通貨膨脹的治理難度，必須積極調整當前外匯管理政策，加強各職能部門之間的協作，對異常外資進行有效監測分析和管理。
（一）轉變招商引資理念，引導外資合理、規范流入。地方政府部門應切實轉變觀念，樹立科學發展觀，正確處理好經濟增長和招商引資的關系。一是要合理引導外資投向，促進“引資”與“引智”相結合，優化利用外資結構，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使外資流入有利于推動地方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需要。二是要注重引資質量，重點在優化環境和改善服務上下功夫，而不應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招商引資數量，人為放寬相關的管理規定，造成虛假外資甚至是“熱錢”的大量流入，影響外向型經濟和招商引資工作的健康發展。三是要主動協同外匯管理部門對資本金的流入和結匯進行跟蹤監管，堵住虛假外資流入渠道,從源頭上確保外商直接投資的真實和有效。
（二）改革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方式，實行分類管理和意愿結匯制度。從長期看，資本金結匯管理方式應從重外商直接投資登記、開戶和驗資詢證等行政性審批業務向重資本金結匯資金使用的監測分析轉變，資本金結匯制度改革應順應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和促進投資便利化的要求，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采取“放”與“管”相結合的原則，實行意愿結匯，分類管理。根據外商投資企業的守法或外方的資信情況進行分類，對正常企業允許其資本金按照意愿結匯，便利合規經營企業資金使用，對風險企業實行有條件結匯，依托非現場監測工具對結匯人民幣資金流向進行重點監控。
（三）完善直接投資項下異常資金跨境流動非現場監測機制。首先，進一步完善資本金結匯資金支付的非現場監測內容，將資本金結匯人民幣資金收支信息納入監測系統進行，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對該類賬戶與其他人民幣賬戶之間資金劃轉的全程監控，通過設置科學合理的非現場監管指標，及時對發現的異常支付或銀行上報的可疑交易進行現場核查。其次，建立外匯年檢數據分析監測制度。企業外匯年檢提交的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外匯收支情況表事先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能客觀地反映企業的實際經營情況，可以利用這些數據全面掌握企業的資金來源、占用以及經營狀況，及時發現企業異?；蜻`規交易的線索，最大限度地發揮外匯年檢信息對異常資金流入的監測預警作用。
（四）強化外匯指定銀行真實性審核責任。銀行在辦理資本金結匯業務過程中，要運用KYC（Know Your Customer）原則，充分獲得外商投資企業的基本信息，特別是對外商投資企業合同、章程中有關經營范圍、投資總額及注冊資本、資金到位進度條款等相關內容進行充分掌握，注意審查其注冊資本是否與企業生產經營范圍、規模和行業特性相符，企業生產經營規模是否符合當地實際，一旦發現疑點就應列入跟蹤管理重點對象并及時向外匯管理部門報告。對未有效履行資本金結匯監管業務的外匯指定銀行要嚴格按照外匯管理規定給予相應的處罰，強化銀行在辦理外匯業務時的真實性審核義務。
（五）建立部門協作機制，加大對直接投資項下外匯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針對當前直接投資異常增加以及資本金流動、結匯使用的特點，加強與公安、商務以及人民銀行反洗錢等部門的協調配合，建立跨系統的異常投資外匯資金協作監管機制，互通信息，協調行動，共同防范和打擊熱錢等非法外匯資金通過投資方式流入；同時，建立跨地區外匯局之間聯合辦案機制，明確工作流程和工作職責，通過聯合檢查、延伸檢查等方式，提高對直接投資項下外匯資金異常流動檢查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外匯直接投資范文2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人民幣匯率；升值
1 文獻回顧
一般認為匯率對fdi的影響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匯率水平的變動(貨幣的貶值或升值),二是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匯率的穩定性)。匯率變動的這兩個層面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出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起,國外學者就開始研究這兩個層面的匯率變化對直接投資的影響。
有關第一個問題,cushman（1985) 考慮了一個兩期的動態模型。模型不僅考慮了匯率的水平而且考慮了預期匯率波動的影響。通過分析生產地和銷售地不同的四個對外直接投資模型,cushman推斷預期母國貨幣升值將會降低投資者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當因匯率升值導致的本國生產成本與在投資對象國本地生產成本的差額,大于在出口對象國直接投資的沉淀成本時,就可能發生對外直接投資。cushman的理論被稱為“相對生產成本效應”理論。邢予青(2003)以日本對
3 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兩個變量之間協整關系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odi和人民幣的匯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但從長期來看它們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負相關的關系(這里人民幣的匯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幣匯率每變動34.0586個百分點,則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會變動1個百分點。這一結論與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和日元升值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時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在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人民幣的逐漸升值是一個必然要經歷的過程,如何抓住這一機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第二,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odi是人民幣的匯率的ganger原因,同時人民幣的匯率也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先導作用更加明顯。從長期來看,人民幣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種必然,這樣就會促進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作為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企業也應該抓住這種機遇,實現企業自身的跨越式的發展。同時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人民幣的匯率也具有先導作用。現階段,我國的貿易順差不斷增大,外匯儲備也不斷增加,這就在客觀上產生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能夠緩解我國來自這方面的壓力,從而有利于保持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參考文獻:
［1］邢予青.匯率與日本對華直接投資［j］.世界經濟文匯，2003(8)：12-20.
［2］王鳳麗.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j］.經濟問題，2008（3）：5-12.
［3］夏坤，陳巍巍.對外直接投資和匯率關系的理論分析［j］.時代經貿，2008（7）：3-18.
［4］wilhborg clas.currency risk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j］.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princeton university，1978：67-121.
外匯直接投資范文3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人民幣匯率；升值
1 文獻回顧
一般認為匯率對FDI的影響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匯率水平的變動(貨幣的貶值或升值)，二是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匯率的穩定性)。匯率變動的這兩個層面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出都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從20世紀70年代起，國外學者就開始研究這兩個層面的匯率變化對直接投資的影響。
有關第一個問題，Cushman（1985) 考慮了一個兩期的動態模型。模型不僅考慮了匯率的水平而且考慮了預期匯率波動的影響。通過分析生產地和銷售地不同的四個對外直接投資模型，Cushman推斷預期母國貨幣升值將會降低投資者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當因匯率升值導致的本國生產成本與在投資對象國本地生產成本的差額，大于在出口對象國直接投資的沉淀成本時，就可能發生對外直接投資。Cushman的理論被稱為“相對生產成本效應”理論。邢予青(2003)以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為背景分析了匯率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通過使用從1981—2000年日本在中國9個制造業部門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建立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日元對人民幣的雙邊真實匯率和日本對中國直接投資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對于匯率波動幅度對直接投資的影響，一般認為:匯率波動越劇烈，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風險就越大。因此匯率波動幅度過大對風險回避型投資主體是不利的。早期的Wilhborg（1978)認為匯率的波動程度等價于投資者所面臨的匯率風險，匯率頻繁或劇烈地波動對于風險厭惡的對外直接投資者往往具有負面效應。Campa(1993)等學者采用期權定價模型得出匯率的頻繁波動帶來了很高的不確定性，匯率變動得越劇烈，就越需要更高水平的匯率來誘使企業執行FDI決策。匯率的頻繁波動使得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更多地考慮投資的不可逆性。換句話說，大的匯率波動將增加外國直接投資的風險，而風險增大時投資者將要求更高的投資溢價以抵消可能出現的損失，于是放棄部分項目。
2 實證分析
2.1 平穩性檢驗
首先對所選變量數據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采用的是ADF單位根檢驗的方法，分別就每個變量的時間序列的水平和一階差分形式進行檢驗，檢驗的結果見表1。
在ADF單位根檢驗的過程中，分別對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ODI和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量EXR進行水平和一階差分的檢驗，臨界值取的是5％的顯著性水平，從檢驗的結果中可以看出兩個變量在水平序列上是非平穩的，而在一階差分上都是平穩的，即兩個變量都是I(1)。
2.2 協整檢驗
由于時間序列EXR和ODI都是一階單整，因此有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本文采用了Johansen極大似然法對時間序列EXR和ODI進行協整檢驗。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必須確定VaR模型滯后的階數。如果滯后階數太小，則誤差項的自相關會很嚴重，但滯后階數也不宜過大，滯后階數過大會導致自由度的減小，直接影響模型參數估計量的有效性。按照最小AIC準則確定最佳滯后期為2，協整檢驗的結果見表2。
由表2可以看出，當r=0時，似然率統計量的值是20.05，大于顯著性水平為5％的臨界值15.41，表明應拒絕零假設，接受r=1的被擇假設。而在假設r=1時，似然率的統計量是3.03，小于顯著性水平是5％的臨界值3.76，因而接受r=1的假設。也就是匯率時間序列和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時間序列之間存在著一個協整關系，估計得出的協整關系對應的方程是：
方程下面括號內的數是對應的t統計量。由此可以看出，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人民幣的匯率之間存在著負相關的關系，因為本文的人民幣的匯率采用的人民幣對美元的直接表示方法，因此EXR和ODI的負相關表達的是當人民幣升值時，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會相應增加。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每變動一個百分點，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水平就會相應變動34.06個百分點。
2.3 Granger因果檢驗
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兩個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但這關系是否具有因果性還需進一步的驗證。
從表3的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兩個P值分別是0.0048和0.00098，說明變量lnODI對lnEXR在1％顯著性水平上都是具有明顯先導作用，即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引起我國匯率變化的Granger原因；同理lnEXR對于lnODI的先導作用更加明顯，也說明人民幣的匯率水平同樣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生變化的Granger原因。
3 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兩個變量之間協整關系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ODI和人民幣的匯率EXR本身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但從長期來看它們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負相關的關系(這里人民幣的匯率的表示方法是直接表示法)，人民幣匯率每變動34.0586個百分點，則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會變動1個百分點。這一結論與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和日元升值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時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在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人民幣的逐漸升值是一個必然要經歷的過程，如何抓住這一機遇。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是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要考慮的重要問題。
第二，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ODI是人民幣的匯率的Ganger原因，同時人民幣的匯率也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ODI的Granger原因。且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先導作用更加明顯。從長期來看，人民幣一定幅度的升值又是一種必然，這樣就會促進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作為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企業也應該抓住這種機遇，實現企業自身的跨越式的發展。同時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于人民幣的匯率也具有先導作用?，F階段，我國的貿易順差不斷增大，外匯儲備也不斷增加，這就在客觀上產生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能夠緩解我國來自這方面的壓力，從而有利于保持我國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參考文獻
［1］邢予青.匯率與日本對華直接投資［J］.世界經濟文匯，2003(8)：12-20.
［2］王鳳麗.人民幣匯率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J］.經濟問題，2008（3）：5-12.
［3］夏坤，陳巍巍.對外直接投資和匯率關系的理論分析［J］.時代經貿，2008（7）：3-18.
外匯直接投資范文4
【摘要】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金融抑制下的信貸配給制是國有企業主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不應僅僅依賴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或者行政行為等暫時對策，而應該通過促進金融自身發展來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平等、合理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信貸配給
【作者簡介】金國軒，洛陽師范學院商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由國有企業實施的。我國作為轉型與增長雙重考慮的最大發展中國家，正經歷一個更均勻融入世界的過程。2012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878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位。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結構與發達國家不同，呈現顯著差異：國有企業是資本輸出的主力軍，投資行為主要由在國內擁有壟斷優勢的國有企業進行。自2004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實施以來，在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占比始終保持在60%以上，2006年更是達到81%，2012年仍占投資流量的近50%，凸顯投資主體的結構單一。是什么導致國有企業主導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特征呢？是資金來源不足限制了非國有企業投資？似乎不能這樣說。實際上，我國存在巨額居民儲蓄與企業儲蓄。最近數年， 相比美、法、日、韓及墨西哥等國，我國社會總儲蓄與GDP之比、企業儲蓄與GDP之比及政府儲蓄與GDP之比都保持最高水平。1990～2012年，我國社會儲蓄總額與GDP之比從36%上升到64%，其中企業儲蓄與GDP 之比從10.2%上升到26.3%，很難說是資金來源不足限制了對外直接投資。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偏少呢？
作者試圖從金融發展視角來解釋這一現象。伴隨著對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反思，金融因素及更為現實的市場缺陷被更多地納入經濟學理論和模型中進行討論。在傳統理論中，無論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理論還是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理論，多是從微觀視角進行討論，而關注宏觀因素的較少（仇娟東，2011），對金融發展與國際間資本流動關系的討論更少，更罕見關于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討論，本文擬從該角度進行探討。
二、相關理論回顧
與本研究關系最密切的文獻多集中在企業跨國經營融資難與保險機制缺失的應對方面。資金不足與風險擔保機制不健全是企業跨國經營中的兩大“瓶頸”。首先是融資難。目前，國內提供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性融資支持的僅有中國進出口銀行與中國銀行，但其服務多集中在對外貿易方面，投放于對外直接投資的仍較少，而國內企業信用評級機制的不完善則進一步加大了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融資的難度。其次是保險機制缺失。我國海外投資遍布全球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企業的跨境經營受到商業風險與政治風險的雙重影響，2012年敘利亞內戰給中方帶來的巨大損失就是一例。我國海外投資保險起步較晚，直到2001年才出現了由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的海外投資險，但其業務范圍仍限于貿易。
當市場失靈時必須靠“看得見的手”來發揮作用。政府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力最早體現在Kojima 與Dunning 的文獻中。在Heckscher－Ohlin資源稟賦理論基礎上，Kojima （1977） 提出政府應推動已經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其后的Dunning （1981） 投資發展周期論則明確提出了制度、法律及市場機制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影響。
而近期的一些文獻亦強調了政府對跨國企業金融服務所呈現的顯著制度化特征。建立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乃至財稅政策等渠道成為主要對策。其中，財政政策不但能夠改變資本存量，而且能顯著改變投資邊際收益?？鐕顿Y戰略轉變與稅制優化目標應放在對“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雙向激勵上，重視投資稅抵免對投資規模、區位與產業的引導。
目前的對策性研究都強調了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及優惠財稅政策的重要性，認為政策性金融的出發點是國家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提供融資和保險等金融服務是“走出去”戰略有效實施的重要環節，也是世貿規則所允許的政府扶持行為。政策性金融具有資金“虹吸”效應，它先市場而行，將資金投放到符合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產業，表明國家意圖，進而引導其他資金參與。
在這些已有的研究中有幾個問題值得商榷：一是政策性金融難以全面覆蓋企業跨國投資融資需求。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了政策性信貸“僧多粥少”，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權宜之計很難從根本上扭轉跨境投資的融資難與保險機制缺失局面。二是政府主導的信貸配給可能帶來金融資源配置扭曲，國有企業與監管部門間天然的聯系可能慣性地帶來政策性信貸對國企的有偏配置。三是金融自身的發展可能意義更大。金融發展是解決企業融資難、分散風險和國企改革的需要，更是宏觀調控的需要。
三、我國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
金融發展規模及金融市場效率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長期中都有顯著相關性，但是找不出即時的因果關系，這顯然與傳統金融理論關于金融是經濟增長引擎的認識相悖。早在1781 年，Hamilton就提出“作為最令人愉快的經濟增長引擎，銀行通過方便大型項目融資在英國工業革命進程中起到關鍵作用”，Hicks （1969） 亦強調真正引起英國工業革命的是金融創新而不是通常所說的技術創新，“金融創新通過向大型項目融資提供了工業革命前就已存在的技術實現其價值的條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長期與短期現象的背離呢？筆者認為是我國長期金融發展不足造成的。McKinnon （1973） 的金融深化理論值得我們深刻反思。我國作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經歷了長期的金融抑制向金融深化的過渡過程，我國金融發展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相比尚有顯著差距。其差距表現之一就是正規金融市場對跨境企業融資需求反應的時滯，直接導致難以獲得支持的企業轉而求助于非正規金融，因而出現了前述我國金融發展與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長期與即時關系的背離。
四、信貸配給造就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在實踐中，伴隨金融抑制的是事實上存在的信貸配給，而這可能帶來了國有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優勢。長期的金融抑制帶來我國金融市場制度設計尚不夠完善，主要表現在金融市場準入限制、負利率與儲蓄增長并存以及貸款方向扭曲等方面，這直接導致銀行業競爭不足，行業集中度較高。這些特征帶來了儲蓄投資轉化率不高與信貸資源緊缺，這是造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國有企業主導的誘因之一。
金融中介通過影響儲蓄率、儲蓄投資轉化率及資本產出比這三個途徑來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這一影響過程是遞進的。
（一） 金融抑制帶來的是金融資源不足
一方面，金融抑制帶來了儲蓄擠出。面對金融抑制帶來的長期低于通脹率的人為低利率，儲蓄者不但得不到儲蓄回報，反而可能上繳通脹稅。這直接導致邊際儲蓄率下降，政府不得不通過“保值儲蓄”等資源動員來彌補儲蓄擠出。另一方面，人為低利率導致銀行惜貸，偏好風險規避型資產，經營保守。而這兩方面的結合，進一步導致了跨境投資資金支持不足。
（二） 金融資源不足造成低效率的信貸配給制
面對人為低利率，金融資源供不應求，這直接削弱了金融資源配置過程的投資鑒別功能，只能由政府主導進行信貸配給。在信貸配給環境下，投資者實際上是用投資向監管方“購買”投資環境，這一扭曲的投資者甄別機制使得實力強的投資者得到較好的投資環境，實力弱的投資者面臨較差的投資環境，其投資需求也被壓抑，表現為不同企業跨境投資能力的差異。
（三） 信貸配給使國企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
信貸配給偏愛國有企業帶來了信貸資源配置扭曲。一方面，作為內生變量的經濟政策一旦被置頂，就會在政治、經濟的相互作用下沿著自己的軌跡演變。利益集團的存在會帶來顯著的道德風險，我國經濟中金融資源和商業機會的分配是按照從國有到集體再到民營的順序進行，這直接導致國有企業享受低利率而民營企業卻受到信用約束。另一方面，關系性金融以及銀行信貸風險鑒別能力弱化帶來了政府的兜底預期。在此預期下，國有企業沒有破產的壓力，往往拖延還貸甚至不歸還貸款，強行占有受配給地位，這加劇了民營部門的融資難，加劇了市場道德風險，降低了信貸配置效率。而國有企業資本回報率較低降低了金融市場效率，這凸顯了國有企業低成本資金優勢及政府對經濟的強力控制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在此機制下，國有企業自然主導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
五、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健康發展的建議
金融發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了顯著影響，金融約束與實際上的信貸配給抑制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金融發展不足給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融資成本高、投資風險分散難及投資主體結構單一等問題，因此，必須以市場方式推進金融業自身的完善與發展。
鑒于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受到儲蓄規模、儲蓄投資轉化率、經濟發展水平及對外開放度的顯著影響，建議從以下四方面加強建設。
（一） 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統一領導機制
要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統一領導機制，明確監管方與金融機構的職責劃分，減少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及財政補貼等短期行為對商業金融的替代。商務部、財政部及央行的工作重點應放在對外投資的審批、日常監管與信息服務方面，而金融市場的功能則應放在融資便利與海外投資風險分擔方面。
（二） 全方位構建對外直接投資金融與保險的市場化體系
這一體系不應僅僅包括政策性金融，更重要的是推進金融深化，進一步明確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的分工，構建多層次、寬領域、分階段的金融支持體系。監管方應針對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海外投資實行差異化支持政策，構建商業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協調互補的新型金融結構。在融資服務方面，可以通過國家信用手段滿足企業“走出去”的初期資金需要，發揮政策性金融的“虹吸”效應，引導商業性資金參與。其后，隨著商業性金融不斷進入，政策性金融應擇機退出。在保險方面，應著重創新保險品種，擴大保險覆蓋面，增設政治險，使跨國企業不僅僅能“走得出”，還能“走得穩”。
（三） 優化金融市場結構，促進金融業競爭
優化金融服務不能單純依靠金融市場的規模擴張，更要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與質量，這就要求降低金融市場準入門檻，促進市場主體多元化，準許民營資本進入，提高金融服務質量與市場競爭程度。
（四） 著力解決信貸資源有偏配置，確保各類企業公平參與跨境投資
在確保國有企業在支柱產業中占主導地位的同時，應積極為民營企業提供公平的金融支持，保證有投資意愿的民營企業能夠“走出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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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直接投資范文5
一、我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演變
我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經歷了一個管制程度由緊到松、覆蓋范圍由小到大、投資方式由簡到繁、投資主體由少到多的演變過程，歸納起來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1.1979～2001年，相關外匯管理法規陸續實施，對外投資外匯管理體制初步建立。1979年8月，國務院頒布改革措施，明確規定“允許出國辦企業”，但須一律報請國務院審批。1983 年，國務院授權原外經貿部為在境外開設合資經營企業審批和管理歸口部門，原外經貿部據此于 1984年5月了《關于在國外和港澳地區舉辦非貿易性合資經營企業審批權限和原則的通知》，1985年2月又制定了《關于在國外開設非貿易性合資經營企業的審批程序和管理辦法（試行）》，初步實現由個案審批向規范性審批的轉變，形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體制的雛形。1989年3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并實施《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明確規定擬在境外投資的企業，在向國家主管部門辦理境外投資審批事項前，應該向外匯管理部門提交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證明，由外匯管理部門負責投資外匯風險審查和外匯資金來源審查。1990年6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境外投資外匯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對境外投資相關細則進一步明確，對外投資外匯管理體制初步建立。
2.2002～2005年，投資資金來源及后續融資管理逐漸放松，對外投資外匯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推進。2002年11月，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試點，對企業境外投資采取了積極的政策支持。每年給予試點地區一定的境外投資購匯額度，在額度內允許投資主體購匯境外投資，優先支持國家鼓勵的境外投資項目用匯。2003 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正式取消了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審查和境外投資匯回利潤保證金制度等兩項行政審批，放寬了企業購匯對外投資的限制并且簡化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審批手續。2004年11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出臺《關于跨國公司外匯資金內部運營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允許中外資跨國公司調劑區域、全球外匯資金，外匯資金境內運營可以通過自身財務公司進行，也可以由境內成員企業相互之間通過銀行委托放款的方式進行，境內外匯資金境外運營可以通過自身財務公司進行，也可以由境內成員公司委托境內銀行向境外成員公司提供放款。2005年5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將部分地區開展的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試點推廣至全國，同時增加境外投資用匯總額度，各地外匯分局對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的審查權限從300 萬美元提高至1000萬美元。當年8月，國家外匯管理局進一步調整銀行為境外投資企業提供融資性對外擔保的管理方式，將境內外匯指定銀行為我國境外投資企業融資提供對外擔保的管理方式由逐筆審批調整為年度余額管理，將實施對外擔保余額管理的銀行范圍由個別銀行擴大到所有符合條件的境內外匯指定銀行，將可接受境內擔保的政策受益范圍由境外中資企業擴大到所有境內機構的境外投資企業，積極解決境外投資企業海外融資難問題。
3.2006年至今，管理方式持續改進，融資渠道繼續拓寬，對外投資外匯管理體制進一步優化。2006 年 6月，國家外匯管理局《關于調整部分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取消境外投資購匯額度規模限制，并有效地破解了企業境外投資項目前期費用的資金需求難題。2008年8月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又簡化了對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的行政審批,增設境外主體在境內籌資、境內主體對境外證券投資和衍生產品交易、境內主體對外提供商業貸款等交易項目的管理原則，境外投資管理法規依據的權威性進一步提升。為適應新形勢下企業“走出去”的要求，2009年 8 月，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實施《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和《關于境內企業境外放款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整合了近年來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措施，結合國家外匯管理局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的上線運行，對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方式和程序進行了簡化和規范，提高了境內機構的資金使用效率，有效地拓寬了境外企業后續融資渠道，促進了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2010年以來，為配合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支持企業“走出去”，人民銀行以個案審批的方式開展了人民幣跨境投融資個案試點。2010 年11 月，新疆率先開展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到2011年2月，各試點地區共辦理人民幣跨境投融資金額超過1133億元。2011年1月13日，中國人民銀行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對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進行了規范，進一步便利了境內機構以人民幣開展境外直接投資，標志著人民幣計價進行海外直接投資正式啟動。
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1.境外投資管理職能分割，信息資源共享機制尚顯不足。一是管理職能分割，管理效率較為低下。目前，對境外投資的管理涉及商務部、發改委、財政部以及海關、稅務、外匯管理等多個職能部門，審批手續相對繁瑣，影響了對外投資管理的效率。二是信息資源難以共享，監管合力不足。涉外管理部門未建立統一協調的協作機制，各部門根據各自管理側重與職責范圍分別設計開發應用系統，但針對同一主體不同業務內容與環節的管理資源與數據信息無法共享，降低了境外投資管理的整體質量和工作效率。
2.境外投資管理政策尚存漏洞，部分操作環節有待改進。一是部分境外投資企業游離于監管之外，境外投資管理尚存漏洞。由于歷史原因，未經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等有關部門審批或登記，而通過截留出口貨款、境外設立辦事處轉為投資企業、實物投資、人民幣投資等方式事實存在的境外投資企業，尚未納入境外直接投資管理體系進行管理。這些境外投資企業長期游離于有效監管之外，造成境外投資統計數據失真，影響了國家對境外投資企業管理的嚴肅性和有效性。二是部分政策規定在操作環節上有待改進。比如，銀行辦理境外投資資金匯出時對已匯出前期費用的扣減存在操作缺陷。外匯指定銀行在辦理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資金匯出時，應扣減已匯出的前期費用金額，但在實際操作中，如若企業已匯出前期費用并非在該行辦理，也未對國家外匯管理局是否在相關業務系統中從直接投資資金總額中扣減，則銀行對費用扣減缺乏有效審核手段，容易導致匯出資金超出規模限制。再比如，境內企業將境外直接投資股權轉讓給其他境內機構的實際操作程序不夠完善?！毒硟葯C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要求境內機構將其境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股權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其他境內機構的，相關資金應在境內以人民幣支付，股權出讓方和受讓方應分別到所在地國家外匯管理局辦理相關登記、變更或注銷手續，未要求股權受讓方所在地國家外匯管理局對股權出讓方相應變更或注銷操作進行審核，容易導致同一投資事項的重復登記。三是對境外直接投資非外匯出資缺少監管手段。政策對境外直接投資外匯出資制定了較為完善的管理規定，但對非外匯出資缺少明確規范措施，特別是實物與無形資產出資，導致國家外匯管理局可能無法全面掌握境外直接投資情況。
3.境外投資行為缺少規劃，后續支持與服務力度不夠。一是投資主體對“走出去”政策的研究不足，投資行為缺少規劃。多數企業缺乏前期充分的市場調研和可行性研究，對復雜的國際競爭風險缺乏深入透視和理性研究，在不具備境外發展實力條件的情況下盲目投資，投資帶有相當的偶然性和隨意性，投資主體對境外企業缺乏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和監督機制，管理水平較低，特別在財務管理方面漏洞較多，外匯投資資金潛在風險較大。二是境外投資資金的后續支持與服務力度不足。盡管近年來國家外匯管理局了關于向境外直接投資企業提供商業貸款或融資性擔保以及境外放款的相關規定，對境內機構境外投資的融資提供了政策支持。但無論是放款還是貸款、擔保都對境內主體的實力和資質有著較高要求，仍有較多投資主體在境外投資中面臨融資困難，制約其進一步發展。
4.境外投資資金流動難以監管，事后監測分析質效不佳。一是在當前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境外直接投資登記手續相對簡化，資金匯出放至銀行辦理，投資者資金來源的合法合規性難以把握，國家外匯管理局對于境內企業經營規模、投資可行性以及境外投資項目進展情況、資金需求大小缺乏有效控制，投資企業可以故意夸大投資規模，將異常資金借助投資渠道匯出境外。二是目前國家外匯管理局缺乏一套完整且行之有效的境外投資監管手段，難以有效掌握企業“走出去”的后續經營、資金使用、盈虧狀況等情況，境內機構及其境外分支機構可以視境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通過關聯交易隨時調節資金跨境流動的方向和節奏，從而對我國國際收支平衡帶來沖擊。三是目前在對外直接投資管理中，普遍存在重事前審批、輕事后監管的現象，有關統計、監測與分析評估水平低下。每年一度的境外投資聯合年檢中，境內機構所提供的年檢資料仍流于形式，無法對境內機構的境外投資情況準確獲知，不能有效地發揮對企業的監管作用。
5.個人境外投資管理問題亟待研究，具體操作需要明確?！秱€人外匯管理辦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為境內個人境外直接投資預留了政策空間，但迄今仍未有具體的實施辦法及操作規程。隨著涉外經濟的不斷發展，受境外資源、環境、投資回報等因素的吸引，境內個人到境外進行直接投資具有需求強烈。按照現行管理架構，個人境外投資必須通過在境內成立企業或其他方式進行，但這樣增加了投資主體交易成本，政策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境內個人通過其他非正常渠道從事實體投資經營活動，增加了外匯管理難度，也不利于“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
三、完善境外直接投資管理的對策建議
1.加強部門管理協作，共享資源提高工作效率。針對目前我國境外投資管理中的多頭管理及信息不共享的現狀，建議由商務部會同工商、稅務、統計、外匯管理等對外投資相關職能管理部門聯合發文，實施統一的對外投資管理辦法，內容涵蓋項目審批、匯兌、稅收、融資、統計、監督等各方面，明確各部門之間的職責，建立各部門之間的統一協調管理體系。加強商務部門“直接投資管理系統”與外匯管理“直接投資外匯管理信息系統”以及其他部門信息系統對接的可行性研究，共享監管資源，提高管理效果。進一步簡化審批手續，提高政策法規的操作性，便于企業了解掌握境外投資政策，降低政策制定和實際執行成本。
2.加強境外投資政策引導，促進境外投資健康發展。充分借鑒國際上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發展的先進經驗和做法，政策上加以引導和鼓勵，資金上加以支持和幫助，為有能力有投資前景的企業境外投資提供更廣泛的國內配套政策便利與相應的資金支持，成立專門的推進機構，為企業提供投資區位咨詢、法律事務咨詢、投資目的地產業結構咨詢等多元化、多層次的信息服務，讓真正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后“站得穩”、“走得遠”。
3.完善有關政策規定，堵塞外匯管理漏洞。完善《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等相關規定，區別不同情況對當前已事實存在的境外投資企業進行補辦登記、批準手續，將所有境外投資企業納入管理體系。進一步完善對境外投資前期費用扣減的操作環節，改進相關系統操作功能，及時對境內企業境外投資前期費用在投資資金總額中作相應扣減，并實現銀行機構的系統信息共享，確保投資資金的匯出符合投資規模要求。進一步改進境外企業股權轉讓的審核程序。對于境內機構將其境外直接投資的企業股權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其他境內機構的情形，應要求股權受讓方在辦理新的外匯登記時向所在地國家外匯管理局提交股權出讓方的注銷或變更書面材料，以便于股權受讓方所在地國家外匯管理局進行外匯登記，防止形成對境外同一機構直接投資的重復登記。
外匯直接投資范文6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國際收支 實證研究
匯率作為開放經濟下最基本的經濟元素，匯率的形成是多國政治、經濟和金融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決定的復雜過程，同時，更會通過價格調整和產業結構調整等方式對國內的生產、投資、消費、儲蓄、流動性和資產價格發揮顯著的作用。由此，國內外專家學者圍繞人民幣升值能否有效調節中國國際收支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但并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3]從實證研究來看，畢燕君（2010）在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的基礎上引入需求方因素——投資需求，并利用該拓展模型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經驗分析，從供求兩方面回歸分析與研究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影響因素。[4]張曉昱選取國際收支、貨幣供給、通貨膨脹率、中美利差、政策和心理因素等影響因素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影響。[5]黃盛從購買力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外匯供求和國際收支狀況等7個方面分析了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影響。左相國，唐彬文從我國經濟發展狀況、國際收支、利率、通貨膨脹率闡述了人民幣匯率的影響因素并運用多元回歸方法進行加以驗證分析。[6]孫音通過多元回歸分析方法檢驗外匯儲備、通貨膨脹差異、工業生產增長率差、兩國利率差異、中國和美國債務占各自GDP的比和FDI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7]胡海林給出了貿易順差、GDP、外匯儲備、貨幣供應量和同業銀行拆借利率、政府財政支出了影響六個基本因素，使用協整技術，分析各個影響因素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長期變化關系。[8]
以上理論和文獻大都關注匯率水平合理性的識別以及實證分析實際有效匯率如何決定和受何因素影響及其作用關系。
1.人民幣實際匯率影響因素的選擇與數據分析
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在大多數相關的研究文獻中都把GDP、通貨膨脹率、利差、國際收支、貨幣供應量和政策因素作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的基本因素，由于有些指標數據不易獲取或本身就無法用數據來表達，為了客觀分析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影響因素，以及更準確的判斷他們的相關程度，本文根據已有的研究文獻，結合這幾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了資料相對容易取得的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外匯儲備、貿易順差等作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影響因素，并運用SPSS13.0統計軟件對之間進行回歸分析。由于FDI等影響因素數據部分缺失，所以此本文選取2002——2010年的月度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其中匯率水平采用美元兌換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以2002年為美元/1000人民幣），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9]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官方網站。[10]
2.人民幣匯率對國際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
2.1人民幣匯率變動綜合影響的實證分析
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本文把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國外匯儲備、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自變量，而把外匯實際有效匯率作為因變量進行數量關系分析。
首先，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Y=+1X1+2X2+3X3+4X4+
其中：Y為外匯實際匯率水平；
是常數項；
1、2、3、4分別代表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國外匯儲備、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系數；
X1、2、3、4分別是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國外匯儲備、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等影響因素；
是隨機誤差。
其次，運用SPSS13.0統計軟件對表1中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外匯儲備與實際匯率之間的變化情況進行了回歸分析，整理回歸后兩者之間的回歸方程：
Y=116.469—0.002X1+0.004X2+0.002X3
+0.008X4
R=0.990 R2=0.980 sig.=0.000
兩變量的判定系數為0.990，兩者說明回歸模型非常真實反映原始數據情況。調整判定系數0.980，表示方程的擬合程度非常好；外匯實際有效匯率與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外匯儲備之間存在著較強的線性相關關系；Sig.值0.000，表示方程通過顯著性檢驗；常數項系數為116.469，系數分別為—0.002、0.004、0.002、0.008，說明同時使出口總額下降0.002%、進口總額提高0.004%、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吸引0.002%、中國外匯儲備增加0.008%，我國人民幣匯率就將升值1%。
2.2人民幣匯率變動單因素影響的實證分析
在現有的許多有關外匯實際匯率的研究中，我國外匯實際有效匯率與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外匯儲備、貿易順差等之間變化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但是不同因素變動引起外匯實際有效匯率變化是不一樣的。本文對外匯實際有效匯率與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中國外匯儲備、貿易順差之間變化情況分別進行一一數量關系分析。
根據計量經濟學原理，本文把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國外匯儲備、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自變量，而把外匯實際有效匯率作為因變量進行數量關系分析。
首先，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
Y=+iXi+
其中：Y為外匯實際匯率水平；
是常數項；
i分別代表進口總額、出口總額、中國外匯儲備、全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系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