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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范文1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思潮；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影響
19世紀70年代，英國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為適應資產階級新的政治要求，T.H.格林首先提出了既堅持英國自由主義傳統，又實施國家干預，充分發揮國家作用的新理論。90年代以后，英國自由黨內外很多自稱“集體主義者”的激進知識分子，主張建立平等、合作的新社會，要求國家在減少日益嚴重的失業和貧困現象中發揮決定性作用。20世紀初，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英國官方政策的重要基礎，其影響遍及英倫三島并擴展到西歐，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的深刻變化。新自由主義作為反映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的世界性思潮，它所主張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等內容，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同樣對我國人民的思想觀念和國家的政策實施也產生了影響。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的歸因分析
新自由主義是從古典自由主義發展而來，是對凱恩斯主義的“變革與革命”，在處理個人與國家、自由與民主、放任與約束、政治與經濟、市場與政府、效率與公平等的關系問題上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政策上，更偏向于主張個人的自由、市場的自由、經濟的自由。
（一）經濟“三化”。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思想，突出強調和宣揚經濟“三化”。一是自由化。自由是效率的前提，在主張自由的前提下，才能保證效率的不斷提高。二是私有化。私有制是人們“能夠以個人的身份來決定我們要做的事情”，從而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三是市場化。新自由主義認為，“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自由市場制度，是效率最高的，也是最好的制度。[1] ”認為離開了市場就談不上經濟，無法有效配置資源。
（二）政治“三否定”。在政治上，新自由主義強調和堅持三個“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幾乎所有的新自由主義者都一致地認為，“當集體化的范圍擴大了之后，‘經濟’變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產率’”。二是否定社會主義。在新自由主義者們看來，社會主義就是對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導致集權主義，“集權主義思想的悲劇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卻以毀滅理性而告終，因為它誤解了理性成長所依據的那個過程”，因此，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國家干預。在他們看來，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都只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而不能相應地帶來個人利益和社會福利。
（三）戰略“全球資本主義化”。新自由主義極力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經濟全球化雖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和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但經濟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新自由主義并不僅僅在于鼓吹經濟全球化，而是著力強調要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2]，建立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體系。
二、新自由主義思潮對大學生的多面影響
新自由主義以道德學說為理論基礎，認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只有人類彼此互助才能促進社會的協調發展。在思想上強調個人自由，更加主動、積極、創造、倡導新的秩序的自由。新自由主義思潮不僅是在經濟上、政治上，還是在對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上，都主張單一的自由、獨立、民主，呈現出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的多樣綜合性特征。
（一）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人性論對大學生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雙重影響。新自由主義繼承了亞當斯密的“經濟人”理論，認為人具有自治、自利，是受自身的理性認識支配的；同時人也是趨利的，在社會中不斷獲取和占有社會財富，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這就片面強調了人的利己性，而忽視了人的利他性；強調了人的個體性，而忽略了人的群體性；強調了人的自然性，而忽視了人的社會性。新自由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將人性片面化、靜止化、孤立化、抽象化的認識論。一方面，它充分肯定了人在整個社會和歷史發展進程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肯定了人存在的價值，也肯定了人在社會中應該獲得一定的個人利益。這可以促進大學生從不同方面理解自身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并不斷地挑戰自我，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質與能力，調動大學生積極投身學習、工作與生活的積極能動性，促進自身的認識與實踐的協調統一，促進理論與現實的統一。另一方面，它提倡的物質性、功利性、實用性的思想會導致大學生產生對所學知識和專業的困惑，以一種畸形的、片面的、功利的觀念，以個人為中心，以物質為中心，在學習生活中會只注重能力的培養、物質利益的追逐與個人福利的享受，而忽視了情感、實踐、道德能力的培養、精神境界的提升與社會責任的承擔。
（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社會論對大學生集體意識、國家意識、社會意識的雙重影響。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米爾頓?弗里德曼指出：“自由主義哲學的核心是：相信個人的尊嚴，相信根據它自己的意志來盡量發揮他的能力和機會。”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在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個人與個人的關系時，突出了個體自我的重要性，而忽視了個體所在的群體和國家、社會的重要性。社會與個人相比，最高的榮譽、價值、尊嚴都屬于個人。從正面來看，這種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能夠使大學生科學地認識人在集體中的重要性，理性地認識個人在集體中的價值，而不是盲目地以犧牲和放棄個人的價值為代價奉獻社會。但是從反面來看，過分地推崇個人主義，過多地強調個性而忽視共性，會消解大學生的集體意識，助長大學生的個人主義和反集體主義思想，不利于在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國家宏觀環境下處理人與人、人與自身、人與社會、人與國家的關系，從而影響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和愛國主義的思想。
（三）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自由論對大學生自由觀、平等觀和發展觀的雙重影響。在新自由主義者們看來，社會主義就是對自由的限制與否定，必然導致集權主義，同時新自由主義者認為任何人都具有先天或后天的優勢，都會促使整個社會獲益。如果對競爭的結果進行調節來制造社會正義即實質正義，反而違背了程序正義的原則，是對個人自由的侵害。新自由主義的這些認識一方面能夠促使大學生從一個新的視角理解自由平等的觀念，深化學生在自由、平等方面的認識，推動大學生自身的全面、協調、科學發展，更加積極主動地關心、支持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設和改革；另一方面，這種脫離社會談自由、脫離義務談權利的“絕對自由觀”，又對大學生的自由觀、平等觀和發展觀產生了不利的消極影響，容易滋生大學生懶惰的、消極的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以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為重，而忽略了社會的利益和社會的重要性，容易在脫離集體和社會的規定下僅僅注重個人利益和個體享受，而忽略了社會價值和社會義務，容易僅僅注重別人對自我的尊重，別人對自我的滿足，而忽視了自我對社會和他人的尊重和滿足，容易僅僅注重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而忽視了長遠利益和長期利益，不利于大學生的科學發展、職業選擇與社會認同。
【參考文獻】
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范文2
關鍵詞：平等；個人主義；正義;羅爾斯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學思想其特征可歸納為幾個方面：個人主義、普遍主義和改良主義等。其中個人主義可以被視為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靈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維護個人主義這一思想作為其主旨。個人主義意味著：（1）個人是道德價值的最終單位；（2）社會擁有作為恰當目標的對于個人的益處，不存在超越或凌駕于個人益品之上的社會益品;（3）個人的福利需要人們盡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選擇。［1］簡言之，自由主義認為只有在對個人充分尊重的基礎上才能形成真正的關于社會集體事務的公共理性，個人擁有自我選擇、自我決定的權利。要實現這一目標個人首先必須是平等的單元和價值的終極。所以對“平等”的訴求是實現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本前提。雖然自由主義的思想具有某些極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論的批判，但自由主義思想傳統內部在不斷變革創新，企圖將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紀末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使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又以新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
一、“正義”成為自由主義的新主題
以羅爾斯正義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興起為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在于：古典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自由，而新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正義。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2］3羅爾斯認為正義是評價現代社會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內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就已經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也是一種權利，即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權利。資產階級尤其強調“天賦人權”，“天賦人權”是指國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剝奪公民的權利。在強烈的權利意識下，自由也被納入權利范疇之中。由于基本權利為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每個人都要求一種權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原則，又是權利原則，同時也是平等原則。
古典自由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時期。古典自由主義所處的歷史時代決定了它對平等的理解僅限于形式。因為古典自由主義雖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并沒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實現。羅爾斯賦予平等更加豐富的內涵。羅爾斯認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分。一種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種是經濟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義關注前者，新自由主義關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關聯。平等的權利原則歸根到底是一種制度原則，這種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權利平等，權利平等是由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來保障確立的，法律規定的權利為每個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撐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現代民主法律制度。
啟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錮和神權統治的運動中產生，當神權統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變成世俗的法權平等。資產階級革命打碎了幾千年的特權等級制度，每個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確認，人們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古典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平等也就僅限于此。這種形式的平等是遠遠不夠的，人類的不平等更多地體現為經濟的不平等，特別是在啟蒙哲學之后的歷史時期。工業革命創造和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許多人并沒有因此而擺脫貧困，相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勢群體更加邊緣化。羅爾斯認為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個社會基本結構和社會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夠的，必須實現實質的平等。所以他對平等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闡釋。
二、平等的三種樣式
在羅爾斯看來認為平等具有三種樣式。它們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羅爾斯認為歷史上前兩種平等觀念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中曾經有著重要影響，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種基本自由市場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認為是早期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平等。這種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級制度的階級差別和固定特權地位，將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個體。它要求一種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每個人都能有同等的權利進入市場參加競爭，并在市場中盡其所能地獲得相應回報。但自由競爭的市場體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為在看似公平的市場競爭中，人們往往在兩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進入市場的前提和基礎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導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體系中，個人的前途（收入、財富和機會等）總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會任意性的影響，如天賦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會環境的好壞等。羅爾斯由此認為：自然的自由體系最明顯的不正義之處就是它允許分配的份額受到這些從道德觀點看是非常任性專橫的因素的不恰當影響。［2］72自由的平等力圖解決由社會和文化環境給人造成的不利影響，它通過增加教育機會、實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會改革措施，為所有人提供一種平等的出發點。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是對“放任自由主義”的超越，也是對靠純粹“市場”調節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應該說比自然的自由體系更可取，但羅爾斯認為它同樣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會偶然因素的影響，但它還是允許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賦的自然分配的影響。這從道德的觀點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過歷史和社會的機會來確定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樣，讓天資的自然分配來確定這種分配也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造成人們之間不平等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和文化的，人們在出身、環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為“幸運”；另一種是自然的，人們生來就具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們通常認為，產生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因素經過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卻無法消除。如果人們的自然天賦（智力、體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著消滅不了的差別，那么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就永遠存在不平等。羅爾斯認為，僅僅消除由社會文化因素產生的不平等是不夠的，還應該消除由自然因素產生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羅爾斯認為自然的自由與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沒有觸及實質平等。自由的平等雖然有向實質平等邁進的趨勢，但并不全面。以一種深切的道德關懷來講，人類社會應該解決一切不平等，不論是社會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羅爾斯提出了自己解決不平等的理論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民主的平等相對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觀念。
對于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最好通過結合機會公平的原則與差別原則來達到。差別原則的核心觀念：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該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左右社會基本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別原則體現了一種不平等社會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觀念。
羅爾斯認為，一個理想社會的分配方式應該是完全平等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會都無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應該爭取達到相對而言最大的平等。社會中最需要幫助的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擁有最少的權力、機會、財富和收入，社會不平等最強烈地體現在他們身上。這些人被羅爾斯稱為“最少受惠者”。一種正義的制度應該通過各種社會安排來改善這些最少受惠者的處境，增加他們的希望，縮小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分配差距。這樣，如果一種社會安排出于某種原因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義的。
差別原則構成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思想。從平等角度而言，差別原則體現了實質平等的觀念，表明了羅爾斯想解決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義原則
在對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認識的基礎上，羅爾斯提出了正義理論。
羅爾斯首先提出正義一般的直覺性的觀念，即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這個一般的正義觀體現為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個原則：每個人都擁有與其他所有人同樣的自由體系相容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的平等的權利。
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2］302
如果說第一個正義原則體現了形式正義的觀念，那么差別原則則體現了實質正義的觀念。正義的一般觀念是闡明什么樣的平等觀是符合正義的，羅爾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義就僅是那種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兩個正義原則是對這一觀念的具體原則支撐并作為社會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則。
羅爾斯認為，這兩個正義原則主要適用于社會的基本結構。他將社會大體上分為兩個部門，即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第一個正義原則適用于政治領域，它用以確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對于羅爾斯來說，平等雖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樣不能忽視，否則將會同古典自由主義一樣犯簡單化的毛病。羅爾斯在自己的正義中給自由一個價值定位，或者說在正義的框架中給自由以相應的理論位置。在啟蒙的價值譜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羅爾斯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同樣接受了這一價值譜系的安排。
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于社會經濟領域。羅爾斯把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作為第二個正義原則的第一部分，而將差別原則作為第二部分?？梢哉f，最能代表羅爾斯平等觀念的就是差別原則。羅爾斯指出如果存在滿足上述兩原則的制度結構，它只有在達到下述目的時才是公正的，即當且僅當境遇較好者的較高期望是作為提高最少獲利者的期望計劃的一部分而發揮作用時。差別原則最簡單直接的觀念，社會結構并不確立和保障那些狀況較好的人的較好前景，除非這樣做適合于那些較不幸運的人的利益。
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實際上體現的都是平等的政治價值，第一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分配。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成為現代社會追求的重大價值目標，但在實際上，人們只能很好的解決自由（古典自由主義的貢獻），而對于平等和博愛卻無能為力（古典自由主義的局限）。羅爾斯認為自己的“正義論”能夠很好的把三者統一起來：第一個原則確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確保了“平等”，第二個原則的第二部分（差別原則）確保了“博愛”。
經濟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中出現，在于古典自由主義把“自由”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好理解。市場經濟讓人們在其中自由選擇，盡最大努力創造和實現自己的價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由于市場和放任主義政策在產生贏家的同時也產生了輸家，如果不考慮到經濟上的平等，不以差別原則作為補充原則，弱勢群體將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決這些問題，實現真正的機會平等的效果將是采取某種福利主義的、再分配的稅收政策，以幫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勢群體。
新自由主義則希望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以防止市場的任意性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義堅持市場下的自發分配，人們憑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場中獲得相應的回報并作為自己的財富和私有財產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殘障或缺陷者淪為貧窮者也是應該的。新自由主義力圖糾正這種自發的市場分配，以國家的名義實行再分配以實現社會的正義。新自由主義強調正義總意味著平等，因此，它必須解決市場經濟下的不公正，調整經濟上的不平等，最終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內在統一。
總之，羅爾斯的正義理論超越了古典自由主義對正義的理解。古典自由主義過于強調個體權利，包括政治參與的權力、言論集會的權利和私人財產的所有權的。尤其強調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表達了對君主專制時期對個性壓制的一種反抗。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社會財富急劇集中，雖然生產力大大提高了，但并未使普通社會成員過上幸福的生活。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處于貧困狀態。正如馬克思所說，工人只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工人階級為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態掀起了波瀾壯闊的革命運動。這些革命運動迫使資本主義社會實行一些內部改良。即便如此，資本主義社會中各種各樣的民權運動，如反歧視運動、反貧窮運動、反戰運動等仍然此起彼伏，從未間歇。
羅爾斯試圖確立一套適用于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原則，來重新調整基本善的分配，最終實現最大程度的平等。
羅爾斯的平等思想并非平均主義，他仍然保留古典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契約論等特征，只是在堅持自由的基本立場上，使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得到應有的保障，從而保障他們擁有自由的參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生活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使個人主義這一自由主義的根本特征發揮，所以不得不承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思想是自由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巨大進步。
參考文獻：
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范文3
[關鍵詞]伯林 多元價值觀 積極自由 消極自由
以賽亞·伯林是戰后自由主義者中一位特立獨行的思想家，他的《兩種自由概念》一文以極精練的語言揭開了近代自由主義到現代自由主義轉向的序幕，被公認為戰后自由主義復活的標志之一。在伯林的思想著作中，明確地反映出，指導伯林自由主義思想的價值理論多元價值論。而這一理論正如神來之筆，化解了以前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傾向，提出了獨到的不同價值之間的不可相容性和不可通約性，并肯定多元價值的存在，為自由主義奠定了新的基礎影響著后來的諸如哈耶克，諾齊克等大思想家的自由主義思想。本文擬就伯林多元價值論試作分析討論，以尋求伯林自由觀的精神所在。
一、多元的價值理想
（一）一元與多元的歷史對立
自柏拉圖以降，西方思想傳統中占統治地位的信念是：所有善不僅和諧共存，而且相互包容，在最美好的人類生活中，人類不斷發展的優點或樣式都彼此不相沖突或相互排斥?！坝钪嬗幸粋€單一的目的，緣此目的，一切現象底下皆有一個根本同一性。它一經發現，就能為解決人類社會根本問題提供最佳解決方案”人類社會現存的各種矛盾，沖突和不一致的傾向，是由于人們還未能覓到這一諧和幸福之門的金鑰匙，只要人們一旦都掌握了“理性”這一法寶去追求，“大同世界”就是一個人類終極的樂土。“烏托邦”就必定可以實現。直至近代，自由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從洛克到密爾等哲學大師皆是如是。從未否認過價值的一元論，從未懷疑過在世界上，有一種普遍的價值可以為全人類所接受所共享。人們總是堅信，現實的價值沖突是暫存的，“烏托邦”的失敗是由于人們其實從根本上遠沒找到最美好和諧的“烏托邦”形式?？v觀西方思想史，自古希臘哲學，到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乃至20世紀的哲學體系，進步思潮，無一不是堅持這種理性主義的一元論，堅守一種普遍主義的信念。
然而，在這一主流中，都從來存在著不協和音，懷疑主義，相對主義以及其他的各種主觀主義無一不是對理性主義一元論的駁斥。他們否認價值的客觀性，拒斥價值的判斷與規則，將價值的判斷等同于偏好的表述，否定客觀統一簡直標準的存在。至于以后，這一反潮流的非理性主義思潮表現為“反烏托邦”的情緒，從曼海姆《重建時代的人與社會》開始到達倫道夫的《走出烏托邦》，還包括哈耶克、波普、奧克肖特，當然還有伯林等重要思想家在內，都表現出激烈的反烏托邦情緒。在這一潮流中，伯林舉起了自己的大旗，結合自身的思想史研究，提出了“價值的不可通約性”這一命題，打破了烏托邦的迷夢。
（二）烏托邦的覆滅
在伯林看來，人類社會的價值體系中有許多價值是不可通約的，也即是各有其所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在現世的人類生活中，的確存在著無法消解的差異甚至沖突?；仡櫲祟悮v史，人類社會總是四分五裂，總有著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矛盾與沖突，而人類以“真理”“正義”的名義而發動的戰爭要遠遠多于單純的以掠奪財產的戰爭多得多，換言之，人類因見解、世界觀、價值觀而產生的分裂比因利益、地位差異產生的分裂更多，范圍更廣。從古到今，思想家，政治家殫精竭慮，傾其所有尋求一個答案，以期回答沖突形成的原因，然而卻從未能找到一個確切的答案，事與愿違，找到的答案往往愈加沖突，分歧更甚。
伯林明確提出，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一種價值可以高于優于其他任何價值，可以在任何沖突中壓制與之相悖的信念，任何單一的或復合的價值都不具備這樣的權威。這就是伯林最終提出的多元價值理論。那么，這樣的多元價值的現實中，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基礎便被打破了自由主義的方舟又應駛向何方呢？
二、多元價值與自由的選擇
（一）多元化的自由價值選擇
伯林在保衛自由主義時展開價值多元主義，他在闡述他的自由思想的同時，以他的多元主義思想給予了自由主義以堅實的基礎。其一，在對“寬容”的態度上，多元價值論為它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多元價值將自由主義的寬容理想放到了一個更為開闊的背景之中。其二，多元價值主義還體現了自由主義的另一個特點即“中道思想”。多元主義的思想是絕對的一元論和相對主義的“中道”。多元價值從根本上說更強調的是：“你喜歡咖啡，我喜歡香檳，同時，我們能夠相互理解，而這種理解，可以豐富人類的總的經驗。”
價值的多元是伯林自由主義的基礎，“一再肯定與保護價值的多元性，是政治任務，伯林在這方面作出杰出的貢獻” “與一元論的決裂，使得伯林將自由視為政治價值中最重要的價值。”在充滿了反對價值和沖突的世界里，人們必須在異質的基本價值，也即基本“善”之間進行選擇，人的“目的是相互沖撞的，人不可能擁有一切事物，……于是，選擇的需要，為著一些終極價值而犧牲另一些終極價值的需要，就成為人類困境的永久特征”于是，在此基礎上，伯林提出了他得以聞名的“兩種自由概念”。
（二）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
伯林指出，在人類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上，有著對“自由”概念的多種理解，而歸結起來有兩種相對的概念：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積極自由要回答的問題是“什么東西或什么人可以控制或干涉我的行動”，是一種liberty to do 的自由，是一種個人需要自己設定目標的想望，主張的是“我是自己的主人”，“我希望我的生活與選擇，能夠由我本身來決定，而不取決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別人 意志的工具。希望成為主體，而不是他人行為的對象；我希望我的行為出于我自己的理性、有意識之目的，而不是出于外來的原因。”
另一種自由消極自由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可以在什么情況下可以保有自由不受干涉”，是一種liberty from 的自由。凡是有能力做的，就可以不受阻礙地去做。消極自由表達了自由的應有之意，體現了自由的本質內涵。自由的維護，的確存在于排除干涉的“消極”目的之中。任何權威，包括政府的權威，都應盡可能地縮小范圍，并相應地擴大每個個人的選擇和活動范圍，這是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肯定，也是把人本身作為最高目的的現實體現。在消極自由的保護下，個人的自主性，人之為人的生存價值，才能不受所謂“理性的必然”的強制和壓迫，才能夠使人自己保有尊嚴和平等權利，逃脫積極自由很容易走向的強權統治。
同時，伯林還認為，只有消極自由才是符合價值的不可通約性的現實狀況的，才是促進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最有效手段，才能使人在兩種價值或多種價值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有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選擇。他認為，人類之所有如此看重“選擇的自由”，就是因為我們日常所經驗的世界，是一個隨時都要面臨不同終極價值和絕對理念的選擇的世界。與此同時，也是必須要犧牲，另外一些同樣終極的價值和理念的世界。伯林認為，面臨如此至關重要的選擇時，只有自己才是主宰，任何他者無權干涉，由此而言，消極自由就是符合這一要求的，它可以避免積極自由易導致的以“民主”“自由”面具出現的干涉，強迫，壓抑，奴役的自由對立物，避免由普遍主義的理性高人一等的壓制，避免以“被教化者的利益”的名義來實施的強制選擇和被迫接受，在伯林看來，消極自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有人的主體性，自主性和自覺性。
在伯林思想中的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都是在自由主義思潮下的產物，伯林的姿態同當代西方哲學中的一股反省和批判“啟蒙”、“理性”和“現代性”的精神是一致的，在自由主義走向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上，伯林的多元價值觀和兩個自由概念為自由主義奠定了新的基礎，給予了自由主義烏托邦思想以毀滅性的沖擊，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先驅，他的思想，以溫和與多智的論述開辟了自由主義的新天！
注釋
[1]凱利《導論》，見伯林 2002年，第3頁
[2]B.Williams， “Conflict of Values”， A.Ryan， ed.the Idea of Freedom ， p.221
[3]J.Gray， “On Negative and Positive Liberty”， Liberalisms: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47
[4]《伯林》2003年，第49頁
[5]伯林《兩種自由概念》，《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公共論叢Vol.1，1995
參考文獻
[1]Four Essays on Le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伯林，《俄國思想家》，彭淮棟譯，譯林出版社，2003年
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范文4
關鍵詞：東亞安全；現實主義；自由主義
中圖分類號：D8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2-0053-03
維護東亞區域內持續的穩定、和平與繁榮，既是21世紀國際安全研究最為棘手的問題，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面臨的重大挑戰[1]。作為當前國際關系理論的兩大主要流派——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東亞的安全形勢及未來發展有不同的解讀，由此得出的結論也迥然相異，當然也對未來該地區的國際秩序的構建提供了不同的道路選擇。
一、現實主義視角下的東亞安全
經典現實主義深受霍布斯政治哲學的影響，即在缺乏公共權威的“自然狀態”中，必定會存在三種導致斗爭的原因：競爭、猜疑和榮譽。在國際政治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看來，“政治現實主義認為政治在本質上根植于人性的客觀法則”[2]，而人的本性在霍布斯看來則是：“自私自利、殘暴好斗”[3]?？夏崴肌とA爾茲認為：“國家間的自然狀態就是戰爭狀態，即各國可以自行決定是否使用武力，因此戰爭隨時可能爆發?！盵4]現實主義者從“權力”的角度出發，提出對國際關系的三個命題。
首先，國際體系的根本體征是無政府狀態。也就是說，國際體系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沒有一套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更沒有執行法律的力量和機制。所以這種近乎于霍布斯描述下的“自然狀態”本身就是國家間競爭和沖突的溫床，從根本上限制了國際合作。即便是根據時代特點和新的變化，補充、修正和充實了原有的現實主義思想和學說的新現實主義者也堅持認為國際合作是難以實現的，在他們看來阻礙國家間開展合作的結構性因素，一是對于相對收益的關注高于相對收益[4]，二是對依附的擔憂。
其次，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享有，具有單一性和理性兩個基本特征。這就意味著國家能夠獨立地確定國家的利益、制定和執行國家的對外政策，能夠確立對外戰略目標、考慮多種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后果，并選擇能夠最大限度實現國家目標的政策。國家對內行使最高權威，對外則不必服從任何其他權威。新現實主義者也堅持關于國家“軸心”地位的思想，否定所謂日益增強的相互依賴關系會從根本上改變國際政治格局的說法[5]。
第三，國家是利己的行為體，以國家利益為國家行為的最高準則。自身利益是國家對外政策的第一出發點。傳統現實主義者認為追求自身利益是符合國際政治的道德標準，一種不能簡單套用人際關系道德尺度的標準[5]。在國家之上，不存在任何權威可以強制國家采取道德行動[6]。國家利益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的安全利益，即國家的生存問題。維護國家的安全從根本上來說還需依靠“權力”這一基本手段。
基于以上三個國際關系的基本命題，現實主義對于國際關系的實質得出的結論是：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系統是國家自助系統，國家利益的不同，自然會在交往中產生國家之間利益的沖突。國際關系在本質上是國家間不可避免的沖突和競爭，爭奪權力也就成為了國際關系當中的基本問題[7]。約翰·米爾斯海默在《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指出，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東亞地區崛起的潛在霸權國家就會對美國的利益形成挑戰，因此美國有必要繼續保持在該地區的軍事力量，以維護地區有利于美國的政治秩序[8]。
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這一根本特征和三個基本命題出發，現實主義總體上認為，國際體系的運作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權力所驅動的[9]，國家都認識到自身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下，都對權力的分配狀況及其變化非常敏感。為確保自身安全，各國都盡可能地增強自己的權力或者維持一種均勢狀態。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家實力的日益增強和國家利益的不斷拓展，美國加緊了其戰略重心東移的步伐，日本堅持以日美同盟為基軸，不斷給兩國同盟賦予更加靈活的內涵，作為地區主要力量的東盟也在充分發揮自身“協調者”的優勢，努力尋求各大國影響力的平衡。在現實主義的視野下，這是東亞各國出于自身安全考慮而作出的近乎本能的反應。在未來東亞地區秩序的問題上，現實主義也從基本的權力分配態勢出發衍生出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主張權力分布的均衡狀態將有利于和平與穩定，另一種則認為權力集中在一個霸權國家手中反而有助于維持國際體系的穩定[9]。前者從“權力平衡”這一維護和平穩定的經典現實主義政策出發，認為只有在兩極或多極體制下形成穩固的結構，才能使對立的力量相互作用并對各國謀求權力的愿望施加限制，進而競爭的各國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克制，把均勢體系作為大家行動的共同框架接受下來[5]。后者則明顯是“霸權穩定論”的反映，認為美國霸權主導下的東亞有助于“威懾”各種潛在的危險發生，同時擔心地區新興強國的崛起將會挑戰美國的霸權，而這種挑戰可能導致新崛起的國家同美國發生激烈的競爭，甚至導致發生爭奪霸權的戰爭。
二、自由主義視角下的東亞安全
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范文5
關鍵詞：公正 自由主義 社會公平
中圖分類號：B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745（2013）06-0305-01
正義問題作為政治哲學中的一個永恒命題，長久以來一直困擾著整個學術界。正義問題到底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人類的理性到底能否把握正義？正義僅僅是相對于特定情景的一種主觀的感受、一種特定社群的直覺還是存在一種普遍正義？針對這些問題，羅爾斯于1971年發表了名著《正義論》。在《正義論》中，羅爾斯提出并論證了他的正義理論。
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有許多重要的貢獻，對當代政治哲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在羅爾斯的各種理論貢獻中，最重要的貢獻有兩個，一個是他提出了平等主義的正義原則，一個是他重建了社會契約論。正義原則是正義理論圍繞的核心，而社會契約論提供了對正義原則的證明。
羅爾斯以正義原則為基礎，重申自由主義基本理論，把思考的重點從傳統自由主義所關注的自由和權利轉向了對平等和正義的關注。認為只有更好地處理社會不平等和正義的問題，才能完成自由主義的根本任務，從而把自由主義推到一個新階段。羅爾斯的新自由主義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他的正義理論為特色，第二部分是對《正義論》的有些觀點進行修正，闡述他的政治自由觀點和立場。在《正義論》中，他試圖解決歷史上的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矛盾問題，尤其是解決自由平等的協調一致問題。他的任務就是要用新的理論即正義理論替代傳統居于政治地位的功利主義，他繼承了契約論的傳統，并把它作為論證他的正義理論的方法。在論證和闡述他的正義理論時，他做了一些理論假設和準備，例如：原始狀態、無知之幕、程序正義、反思平衡、最大最小值原則等，并得出了結論，兩個正義原則是最合理的方案，然后把這兩個原則應用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中去，建立制度上的正義，再然后把制度的正義應用到個人的職責和義務中去，建立起個人的正義，由此，完成了他的正義理論體系。
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提出，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強烈的反響，給整個政治哲學、法哲學領域帶來了一場近似哥白尼式的革命。整個西方學術界展開了對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大討論，相關評論不計其數。本文主要從本體論和方法論兩方面講述這些批評，同時，又把這兩方面的批評細分為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批評和自由主義陣營外部來自社群主義的批評。自由主義者在本體論方面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對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對自由主義正義的理解上；社群主義的批評主要集中表現有一下三點：一是自由主義是建立在過分強調自我的概念上面的，二是對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的批評，三是對自由主義原子主義的批評。在羅爾斯正義理論中方法論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基本的理念與原則都是已經規定在方法中并通過方法來實現出來的。因此，方法論上的批評對于羅爾斯來講就更要的致命。在自由主義內部，對羅爾斯正義理論的證明方法，同樣存在爭議。這其中包括哈耶克對社會契約論的唯理主義所構建出的社會秩序的反對，也就是對羅爾斯的社會契約論與反思均衡的證明方法的批評。
在多元主義成為一種時代潮流的時候，如何堅持正義論的立場，確立社會公平合作的政治正義觀念，羅爾斯給出了解釋，通過建立一種理性多元化的重疊共識，為現代民主社會正義原則的運行開創了一種全新的解釋模式。重疊共識理念的引入使得秩序良好社會的理念更加現實，并按照民主社會的歷史社會條件來調整它，在這些條件中包括合理性多元主義的事實。合理性多元主義的事實使得在秩序良好的社會里，政治正義的觀念只能由理性重疊共識來加以確認。與理念的整合相適應，羅爾斯將其正義理論的相關內容作了進一步的發展與融合。羅爾斯將其正義理論整合成一種作為公平的正義，這種作為公平的正義是為一個民主社會而構思出來的。它所要解決的問題現在被整合為：如果社會被視為自由和平等公民之間的一種公平合作體系，那么對于規定基本權利和自由，調整公民整個人生前景方面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什么正義原則是最合適的？為了回答這些問題，羅爾斯把其正義兩原則重新表述為：第一，每一個人都對關于平等的基本自由的充足體系擁有平等的權利。這一體系又與對所有人而言都是類似的自由體系相協調；第二，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滿足兩個條件：它們必須使所有的公職和職位在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它們應該有利于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進一步，羅爾斯又提出了兩個原則適用的優先性；第一個正義原則優先于第二個正義原則，而第二個正義原則中的機會平等原則優先于差別原則。羅爾斯通過其正義理論內容與方法的發展，能夠使其正義理論得以“用羅爾斯自己的正義語言來使其所有的正義理論組成一個完整的句子”。
黨的十報告在“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論述中提出：“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比藗冏⒁獾剑允鶎盟闹腥珪岢鰳嫿ê椭C社會以來，我們黨把保障公平正義擺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報告提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注意的內在要求，“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力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
當今，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正處于社會全面轉型的重要時期，很多制度和細節還不夠完善，對于個人權利和國家權力之間關系的問題上，還需要更多的探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會給我們重大的啟示。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以實現人的自由、平等為目的，其理論雖有一些不足，但仍不乏真知灼見。當我們面對見天的中國社會現實是，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無疑會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和豐富的靈感。
參考文獻：
新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范文6
關鍵詞：英國；貧困觀念；新自由主義
貧困問題自古有之。自人類社會形成以來，其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與貧困作斗爭的歷史。進入近代社會后，英國社會逐漸對貧困問題形成比較統一的看法和共識，我們稱之為貧困觀，貧困觀念主要包括兩方面：貧困原因和采取何種措施濟貧。
（1）關于造成貧困原因的認識
古典自由主義開創者亞當·斯密無疑是這種貧困觀念的奠基人。 “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1“個人的幸福自由是其終極目的，任何非個人因素對其行為的干預都是有害的。”2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來，斯密認為，如果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努力、勤奮的工作，就不會出現貧困，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動調節一切經濟關系，達到最佳的狀態。
﹝2﹞關于濟貧措施的爭論
19初期貧困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因此，再次成為理論家的研究重點。斯密的繼任者——大衛·李嘉圖認為：“修改濟貧法的任何計劃，如果不以廢除它為最終目標都是不值一顧的?！瘪R爾薩斯的“人口危機”和邊沁的功利主義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對濟貧措施提出一套方案。得到了中產階級的擁護和支持。最終由社會改革家查德威克綜合兩者，進行了1834年濟貧法改革。
在當時關于濟貧措施的爭論中，邊沁的思想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邊沁從功利主義原則出發，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認為貧困不僅是對個人安全的威脅 ,也是對社會的威脅。因此，政府必須通過立法來干預貧困問題，“假如沒有財產而靠別人勞動為生的人的境遇比靠自己勞動為生的人還好…則為數不多的私有財產將會繼續從依靠勞動為生的階級轉向依靠他人為生的階級中去?！彼磳U除《濟貧法》，主張對現有的濟貧法進行改革，并且提出一系列的濟貧措施，這些措施對19世紀的濟貧法改革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著名的社會改革家埃德溫·查德威克認為：“原有的濟貧制度的真正缺陷不在于它增加了人口，而在于它破壞了人的勞動本能，假如能迫使窮人重新回到勞動市場，而不是讓其繼續幻想靠救濟過活，原有濟貧制度存在的問題不難解決?！备鶕吳叩恼軐W，查德威克提出了新原則來修改濟貧法，簡單說就是使得接受救濟的人的生活水平不得超過依靠勞動為生的最低生活水平。這就是“濟貧院檢驗原則”。 1834年英國上下兩院以絕對多數票通過《濟貧法修正案》將查德威克的主張變成了現實。
雖然我們通過那一時期的歷史發展脈絡歸納出這樣一種總的共識，即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貧困觀念，亞當·斯密主要是奠定了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在此基礎之上提出貧困根源是因為個人原因，所以主張不干預，完全依靠市場這只“無形的手”進行調節，廢除濟貧法，禁止一切形式的濟貧。而邊沁的功利主義向前邁了一大步，他提出政府必須根據立法來干預貧困問題。1834年的新濟貧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邊沁的思想體現。社會改革家查得威克的貢獻則更多的表現在實踐上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原有濟貧制度的真正缺陷不在于它增加了過多的人口，在于它破壞了人的勞動本能。”這是查得威克對馬爾薩斯等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重大修正
縱觀以上的觀點，我們可以得出中產階級的貧困觀念：在造成貧困的原因上，都認為富人之所以富裕，是因為他們勤勞、能干，窮人之所以貧窮，是因為他們懶惰、無能；在濟貧方法上，方法各異、存在諸多爭論，但卻都是建立在一個原則——自助之上的?！爱敃r社會對于貧困的作用，普遍存在這樣一個信條：低工資對有利可圖的出口是必需的，高工資會鼓勵懶惰和奢侈，會減小產量，增加用于救濟窮人的開支?！?/p>
作者簡介：倪念念，女，1987年，江蘇連云港人，現就讀于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研究生二年級，研究方向為英國社會史，英國醫療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