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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1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張私有化，放松管制。認為應該把公有資產給私人，給私人經濟活動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最大優越性。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主張減少一切形式的、可能會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政府行為。
4.主張削減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國家”功能。
在削減政府作用的名義下，放棄對鐵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
三、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危機。從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推行，產生了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
(一)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里根政府的上臺，美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綱領，進行新經濟改革，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踐行者。反映在經濟政策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自由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這段時間新自由主義雖然給美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比如減少公共開支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27—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也從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其導致的泡沫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面臨了新的危機;加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已經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為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給拉美地區帶來了不少經濟問題，新自由主義模式通過把拉美地區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經濟地位變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國經濟相對國際金融繁多的變化也顯得更為脆弱。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雖然獲得了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削減，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義并不能解決拉美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緩和了危機，但不能消除危機，甚至積累了矛盾，釀成了更大的危機。總體看來，社會福利機會的不平等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入中國并傳播開來，在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揚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客觀地學習外來的理論與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鑒新自由主義。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一度嚴重泛濫的大形勢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僅從經濟角度加以論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對我國加速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轉變了政府職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給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張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有企業實現了事實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見的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造成了我國嚴重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市場可以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
再次，新自由主義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主張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干預過多，認為應該僅實行財政和金融手段，放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這對于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利的。雖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政府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賴外資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國為了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
五、其他國家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從2006年春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逐漸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思潮和理論已經逐漸在我國傳播開來，我國應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吸收經驗教訓，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我國上演。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的工具，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的。它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私有化，既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配不均勻。從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及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它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國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制度，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樣才能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經濟目標。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2
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對于其形成機制，現有的經濟停滯－金融膨脹因果推論解釋被指責為過于簡單化，而基于“行為”的分析思路需要具體闡釋行為轉變背后的動因。本文結合非金融企業利潤率動態、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國際貨幣體系等因素，分析了其實現機制。作為多因素危機論的利潤率下降理論不僅能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提供解釋，也設定了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企業行為轉變的經濟背景。對美國非金融企業利潤率的測算表明，利潤率下降危機發生后美國實體經濟利潤率長期未得到有效恢復;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義興起，推動了金融監管的放松，并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企業行為，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條件和微觀基礎。然而，美國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關鍵在于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權”的存在，它使美國能夠維持一種由金融膨脹所支撐的經濟，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實現的。
關鍵詞:
金融化;利潤率下降;新自由主義;美元霸權
一、引言
過去三十多年，美國經濟出現的一個顯著變化是金融部門興起，取得了相對于產業部門的優勢。一方面，金融資產的數量和金融交易量急劇增加，金融創新不斷，涌現了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產品。另一方面，金融滲透到了產業部門，產業部門日益卷入了金融擴張過程。西方非主流經濟學者用“金融化”描述上述過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都出現了金融化傾向，但只有美國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要深刻理解這一轉變過程，需要結合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進行分析。雖然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都出現了金融化傾向，只有美國在美元霸權的支撐下形成了金融化的資本積累模式。目前學界對金融化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不同學者從自己的研究角度做了不同的闡釋，包括資本積累模式角度、壟斷資本角度、階級關系角度、金融地位角度、新自由主義重構角度、資本主義長波角度、公司治理角度和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角度等?？死锲占{(2008)在《美國經濟的金融化》一文中將金融化定義為一種資本積累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生成”。
［1］以斯威齊、巴蘭(1977)［2］和福斯特為代表的“每月評論”派基于壟斷資本理論闡述了金融化興起的內在邏輯。他們認為在壟斷資本主義下由于生產力進步與壟斷的存在，資本家積累了大量經濟剩余，巨大的剩余無法得到吸收，經濟最終會陷入停滯，而金融資本的擴張是對過剩資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對生產停滯的反應;福斯特(2007)［3］沿襲了斯威齊的分析傳統，用“壟斷金融資本”形容金融化階段的壟斷資本。杜梅尼爾和列維(2011)［4］采用了階級分析方法，認為金融階級的上層一直在謀求建立自己的統治，并且它們善于利用資本主義的結構危機增強自身力量，以謀取更多利益;金融化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結構危機背景下金融階層權利的恢復與擴張，是金融霸權的復興;它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不僅獲得對工人階級的壓倒性力量，而且取得了資產階級內部的統治地位。愛潑斯坦(2005)［5］從金融在現代經濟中地位的角度定義了金融化，認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人與金融機構地位的日益上升。結構凱恩斯主義者帕利(2007)［6］認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義下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而推動的一系列重構帶來的，包括經濟結構、經濟政策和公司行為的重構。具體說來，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改變了金融市場的結構與運行，取得了相對于實體部門的力量優勢;理論反映了金融部門的利益，推動了公司行為的變化，經理利益與股東利益日益結合在了一起;在經濟政策方面，金融部門為實現自身利益促成了一個政策框架———新自由主義盒子，它由四面組成:全球化、小政府、靈活的勞動市場和拋棄充分就業目標。阿瑞基(2011)［7］將金融化放在了一個資本主義跨越百年的長周期中考察，認為資本主義存在所謂的“體系積累周期”，每一個體系積累周期跨越百年，由一個核心大國主導;歷史上先后有熱那亞、荷蘭、英國主導的體系積累周期;在周期的末尾，物質擴張停止，霸權國家積累的財富投入金融領域，成為靠食利維持的國家并最終衰落;此次金融化不過是美國主導的體系積累周期的衰落。拉佐尼克和奧沙利文(2000)［8］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出發，將金融化看作是公司治理的轉變，即公司治理中股東價值上升，公司開始面向金融市場經營。拉帕維查斯(2013)［9］認為成熟資本主義已經金融化了，應該從資本主義經濟當事人的行為轉變中探尋金融化的根源。過去三十多年，非金融企業日益擺脫了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獨自在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銀行集中于在公開金融市場上進行交易以賺取費用，并為家庭提供金融服務以賺取利潤;個人和家庭則日益依賴金融市場獲取關鍵商品和服務，包括住房、教育和醫療等。
然而，由于理論基礎和價值取向的不同，各學派對金融化的闡釋存在很大差異。以斯威齊為代表的美國新者，將金融化看作實體經濟停滯的后果，這一點無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們認為壟斷資本主義下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規律已經轉變為剩余過剩規律，并用這一規律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停滯趨勢，從而沒有看到利潤率下降規律仍在發揮作用，利潤率下降危機為金融化興起的背景。結構凱恩斯主義者帕利認為金融不穩定和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凱恩斯主義的違背。因而通過拋棄新自由主義、實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促進投資社會化和讓食利者安樂死等凱恩斯主義政策，就可以挽救資本主義。帕利的缺陷是沒有看到金融化的興起根植于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積累過程中的矛盾，也沒有看到他所主張的政策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不可能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性假說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危機周期性形成的過程，但是“他卻沒有考察金融的長期增長問題，實際的經驗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因此，他未能發展可稱為經濟‘金融化’的理論，即經濟重心從生產向金融的轉移。他也沒有考察經濟停滯問題，即居于體系中心地區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緩慢增長”(福斯特和邁克切斯尼，2010［10］)。正如拉帕維查斯(2011)［11］指出的，金融積累與實際積累并非簡單的此消彼長的邏輯關系，金融與生產的關系比人們通常所認為的要復雜的多，二者之間存在中介過程。目前許多非主流學者的金融化文獻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沒有解釋清楚這個中介過程，簡單地將生產停滯與金融膨脹歸結為直接因果關系。此外，拉帕維查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并沒有一個明顯的食利者階層，將金融體系與資本家階級中的食利者部分混為一談是錯誤的。金融機構首先是將社會閑散資金調動起來的中介者，而非一個食利者社會階層———雖然其在當代的掠奪性日益增強。拉帕維查斯的解決方法是從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和家庭行為的變化出發，建立了金融化轉變的“行為”機制。然而，行為的變化只是結果，是由背后的目的和動機驅動的。金融機構、非金融企業和家庭行為的轉變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僅從行為轉變出發分析金融化的形成機制仍有停留在現象層面的嫌疑。
拉帕維查斯集中于“行為”的方法克服了經濟停滯－金融膨脹因果推論的缺點，但是我們需要解釋驅動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的具體因素。資本主義的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是以盈利為目標的資本主義企業，從根本上說，它們的動機和行為反映了資本的內在要求———尋求增殖。因此，對資本主義當事人行為轉變的分析不能脫離對實際資本積累中存在的問題的分析。筆者認為，在這方面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仍在發揮著作用。二十世紀七十年生利潤率下降危機后，美國實體經濟的利潤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復，金融化就是在此宏觀經濟背景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不謀而合，推動了金融監管的放松，并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企業行為，為金融化轉變提供了制度條件和微觀基礎。此外，現有文獻主要集中于實際資本積累遇到的障礙這個“推力”，以及食利者復興、新自由主義重構的“拉力”，卻往往忽視了另外一個重要因素———美元霸權的關鍵作用。本文試圖結合實際資本積累遇到的問題、制度條件、公司治理和國際貨幣體系等因素，對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機制進行闡釋。對金融化的分析，不能脫離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基本矛盾，不能單純分析金融膨脹過程，而是應該在利潤率下降規律基礎上將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有些學者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經歷了金融化轉型，而另一些學者只專注于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如果金融化只是描述一種變化趨勢，那么無疑除美國之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都顯示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傾向。如果金融化特指資本積累方式的徹底轉變，那么只有美國發生了這種徹底的轉型。因為正如本文所論證的，美元的地位使美國能夠維持一種金融化的積累模式，這是其他發達國家所不具備的。本文提到的金融化為后者，即美國金融化積累模式的轉型。
二、美國非金融企業利潤率:1945－2013
(一)利潤率下降危機二戰后，美國形成的福特主義生產組織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擴展，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組織。它以大批量、標準化的生產和大批量、標準化的消費為特征，國家對經濟整體進行管理和控制，在微觀上倡導經濟自由的同時，實施了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對金融實行監管，使之服務于生產資本。這一體制促進了戰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資本主義經歷了二十多年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隨著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加速，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能力得到了極大提高，大量的制造業產品開始充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歐洲、日本和美國在國際市場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而第三世界國家較低的國民收入和沉重的外債制約了其購買力。生產能力擴大與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的矛盾造成了生產過剩和資本過剩，最終引發了一場利潤率下降危機(謝富勝，2007［12］)。學者對于經濟危機的成因一直有很大爭議，因為并不存在一個一致的危機理論。危機每次發生之后，消費不足危機論者、比例失調危機論者、利潤擠壓危機論者和利潤率下降危機論者都會從自己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釋。然而，對于二十世紀七十年生的經濟危機，者普遍認為危機之前利潤率下降有經驗證據。謝克(2014)［13］認為資本主義積累有其內在的節奏，由相互關聯的總和因素與特殊的歷史事件共同調制，特定歷史階段的積累模式從根本上都是由利潤驅動的，利潤是商業行為的核心調控者。因此，一個完整的危機理論需要綜合考察一般因素與特殊因素。作為多因素危機理論的利潤率下降理論能將勞資斗爭、價值實現和資本有機構成等因素綜合起來(謝富勝等，2010［14］)。利潤率動態不僅能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經濟危機提供解釋，也設定了八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轉向和企業行為轉變的經濟背景。盡管學者普遍認為利潤率在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對于利潤率的測算方法依然存在爭議，特別是在所涉及的企業范圍和如何計算資本存量與利潤流量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杜梅尼爾和列維認為應該扣除利潤稅，并用重置成本測算資本存量;于松則將公司部門利潤與業主收入都納入進來，從而使用了最廣泛意義上的利潤概念———包括稅收、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門的利潤;與二者不同，克里曼主張用歷史成本測算固定資產價值，從而需要校正通貨膨脹因素(周思成，2011［15］)。文章采用杜梅尼爾和列維(2004)［16］的方法計算了1945－2013年美國非金融公司稅前利潤率。利潤率公式的分母為非金融企業的非金融資產(按現行成本計算，包括建筑物、設備和存貨等)，分子為凈利息支出與企業稅前利潤(包含存貨價值調整和資本耗費調整)之和。如圖1所示，1965年之前美國非金融公司的稅前利潤率雖有波動，但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這一利潤率從1965年開始下降，整個七十年代在較低的水平上波動，始終沒有恢復到1965年前的水平。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后利潤率降到了谷底。資本主義世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陷入了危機之中，表現為經濟停滯、利潤率下降、通貨膨脹加劇和企業大量破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二)恢復盈利的努力對于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危機，20世紀60年代還能起效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失去了效果。資本主義國家試圖通過兩種方式來克服。第一種方式是將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第三世界國家。這使亞洲和拉丁美洲興起了一批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國家，使過剩資本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但這并無助于全球生產能力過剩問題的解決，反而最終會加劇這一問題，因為生產能力在這些國家中進一步擴大了。第二種方式是將資本轉移到金融部門。這是資本盈利的要求對實體經濟利潤率低的自然反應，“當制造業和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低下，資本會自然涌向金融部門，通過對虛擬資產的全球性經營來獲取高額利潤”(高峰，2010［17］)。無論是在國家之間轉移，還是在部門之間自由流動，資本都需要一個相對自由和寬松的環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資本的國際流動受到了嚴格的限制，顯然不利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同時，凱恩斯主義宏觀管理政策實施的年代，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金融實行了必要的管制，不利于資本的自由逐利活動。要通過上述兩種方式解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問題，需要拋棄過去的監管框架，為資本的自由逐利活動掃清障礙。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滿足了這一要求。
三、新自由主義興起———金融化的制度條件與微觀基礎
(一)新自由主義興起與金融監管的放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作為已破產的凱恩斯主義的替代品，新自由主義漸漸興起，在理論和政策上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即對企業實行私有化，削弱工會，削減社會保障，減少政府的作用，開放商品和資本市場，讓自由市場原則調節經濟運行。在國際層面，它主張掃除一切對資本國際流動施加的障礙，促進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新自由主義與金融資本的利益不謀而合，它主張實行金融自由化，減少政府對金融的管制，為金融資本的擴張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支持?？拼?2011)用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分析了金融化興起與新自由主義的關系。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認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發生危機后，新自由主義成為最新的資本主義制度模式;它是一種社會積累結構，促進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潤率的恢復與增長，為資本積累提供了一個新的制度框架。對于究竟是新自由主義帶來了金融化還是金融化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科茨認為，“近幾十年來推動金融化進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的重構，而并非金融化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產生”［18］。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取得了統治地位，關于國家干預是壞的而自由市場調節是好的信條已經深入人心。在英國和美國，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開啟了自由化改革。為了能夠自由地追逐利潤，金融部門積極推動了對自己監管的放松。美國1980年通過了《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1982年通過了《吸收存款機構法》，1987年通過了《公平競爭銀行法》。這些法律逐漸放松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包括放松對存貸款利率的限制，打破對金融業務范圍的限制，鼓勵金融機構競爭和并購等。特別是1999年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代之以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打破了銀行分業經營格局，為銀行開展投資銀行業務和涉足房地產行業鋪平了道路。據福斯特估計，美國總金融利潤直到1989年才開始超過1970年左右達到的20%的水平，即大約對金融業放松監管八年之后，金融業利潤才出現快速增長(福斯特，2010［19］)。如圖2所示，金融去監管化與金融部門的實際工資基本保持了同步變化，戰后金融監管的加強抑制了金融部門的實際工資增長，然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金融去監管化使金融部門的實際相對工資急劇攀升。不言而喻，新自由主義的重構為金融化開辟了道路。金融化只有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發生，如監管的放松、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等，新自由主義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條件。
(二)股東價值運動除了對金融監管的放松外，新自由主義還以另一種方式推動了金融化，即通過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公司高管行為。新古典金融學家提出了“人理論”，它主張通過股票市場實現對經理人員的監督，使企業面向金融市場經營。這是與金融階層的利益相符的。股東價值運動改變了人們對公司的看法，公司日益被視為是一種資產組合，可以出售效率不高的部分以推動股價上漲。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惡意兼并狂潮，侵蝕了企業組織的團結性，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股東價值運動最深刻的變化在于改變了企業的行為，企業由過去的保留利潤與再投資，轉為為股東分配利潤，為了維持股價上漲而大量回購股票?？肆_蒂認為股東價值運動使非金融企業管理者和金融投資家之間形成了一種新型聯合。這種聯合是通過將股價上升的壓力內化為非金融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自己的努力目標而實現的。對于這種壓力，非金融企業的管理者并沒有理由抵制，因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后期的時候，美國主要的非金融企業高管的收入主要是由股價決定的。從1979年到八十年代后期，股票期權收入占前100名首席執行官收入的平均份額從22%上升到了50%。一方面，金融投資家們要求非金融企業能夠推動股價不斷上漲，以滿足他們客戶的要求。另一方面，非金融企業的高管們也迫切需要企業股票價格上漲，否則他們手里的股票期權就會貶值，為此他們將利潤的很大比例用于了股票回購(克羅蒂，2009［20］)。海因和特瑞克(2010)［21］在卡萊茨基增長與分配模型中引入股東價值增強影響經濟的三種渠道———偏好渠道、融資渠道和分配渠道，闡釋了企業層面上股東價值增強與勞動者壓力增加、犧牲工資的再分配之間的聯系，及其對產能利用率、利潤和資本積累造成的宏觀經濟影響。具體說來，偏好渠道是指基于短期盈利和金融市場結果的激勵機制弱化了管理者對增長的偏好，從而影響了對資本存量的長期投資;融資渠道是指股東迫使企業分配很大份額的利潤，企業被迫減少了新股發行(會降低股價)并進行股票回購，從而減少了內部融資來源和實際投資;在中期和長期，股東價值傾向通過分配渠道使收入再分配犧牲了勞動份額。概括起來，在宏觀經濟層面上，股東力量增強會通過偏好渠道對產能利用率、資本積累和利潤率產生負面影響;融資渠道則同時產生了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利息、股息支付既抑制了企業投資，也提高了食利者的收入和消費;同樣，取決于利潤份額對企業投資影響的大小，分配渠道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
四、美元霸權———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可能性
在實體經濟盈利受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推動了對金融業監管的放松，股東價值運動重塑了微觀層面的企業行為，二者共同促進了金融部門的擴張。然而，除了實際資本積累遇到障礙這個“推力”，以及食利者復興、新自由主義重構的“拉力”之外，美國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還需要一個其他國家并不具備的關鍵條件———美元準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
(一)“石油美元”的確立1971年美國取消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美元有失去國際儲備貨幣的危險。但是美元與石油這種戰略性資源的重新掛鉤挽救了美元的地位，形成了一個所謂的“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在1972年到1974年間達成了一系列的協議，并成立了美國—沙特阿拉伯聯合經濟委員會。按照雙方達成的協議，將來歐佩克的石油銷售只用美元來計價。石油美元的確立增加了對美元的需求，因為石油的計價和購買都用美元進行，其他國家為購買石油而儲備貨幣。事實上，石油美元取代了之前的黃金美元本位制。這一制度重新恢復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為美國帶來了雙重的好處，“一方面，美國可以制定國際石油貿易的條件;另一方面，美元的價值上升，而且不受國內貨幣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束縛。石油美元體系制造了對美元的需求，需求決定了美元的價值，因此美國不必放棄其他商品和服務，只需印制美元購買石油就可以了”(格卡伊和惠特曼，2011［22］)。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與美國金融化積累模式的形成美元成為了事實上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殊地位支撐其形成了金融化資本積累模式，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實現的。具體可以從三個方面說明:第一，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為美國吸引了大量資本流入，使美國可以用資本項目盈余彌補經常項目的赤字。同時，大量資本流入到金融部門，推動了一輪輪的資產投機泡沫高漲。當代世界經濟運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全球的國際收支失衡。日本、中國和亞洲的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對美國出現了長期的經常項目盈余，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作為美元霸權的結果，美國能夠用其資本項目盈余為經常項目赤字融資。持有美元外匯儲備的國家購買了大量美國金融資產，為金融市場注入了充足的流動性，助長了美國國內的金融膨脹。第二，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支撐了美國的負債消費模式。根據美國2008年的財政報告，美國政府的債務累計總量已經達到了65．5萬億美元，是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倍，并超過了當年全世界的生產總值，而美國政府的凈價值是－59．3萬億美元。試想一下，換做是任何一個其他國家如此負債的話可能早已破產了。美國卻可以利用美元的準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通過債務讓全世界為他融資，支持國內的經濟發展和向全世界的擴張。第三，美元作為準國際儲備貨幣，成為美國將國內經濟問題轉移給其他國家的工具。每當美國國內出現經濟問題，發生增長減速或股市下跌時，美聯儲就開動印鈔機，實行量化寬松的政策，大肆注入流動性，向全球輸出通貨膨脹。例如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出現了問題，道瓊斯指數一日之內下跌了22．6%，美聯儲向銀行系統注入了170億美元。這一做法成為了美國應對國內金融危機的標準做法。
五、總結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 政府 市場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F0 【文獻標識碼】A
肇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極力鼓吹市場萬能理論，反對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新自由主義流派眾多，主要有倫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弗萊堡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產權經濟學派等流派。其中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和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思想。哈耶克是最徹底的自由主義，弗里德曼則是影響最大的學派，它們構成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流話語體系。
新自由主義學派內部流派紛呈，但是基本思想卻大致相同。他們認為個人自由主義是自由市場制度存在的基礎，也是經濟自由的基本出發點。與之相關，新自由主義者認為私有制是個人自由的保障，給了人們自由選擇的權利。
新自由主義不只是一種經濟理論，在拉美、俄羅斯以及亞洲等諸多國家已經付諸實踐，由此引發的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表現出強烈的政治色彩，進而成為發達國家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①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新自由主義主導著近30年來世界歷史的發展。②
新自由主義的原教旨市場經濟理論
新自由主義核心經濟思想就是強調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實現競爭和貿易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化。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是新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的基本研究方法。個人主義方法論認為，任何行為都是由具體的個人做出的，在面對外部世界繁雜的信息知識作出選擇時，只有個人是實在的個體，所謂的“社會集體”這些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經濟活動應當從個體行為開始分析。從個人入手，新自由主義認為個人自由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出發點，只有一個人能夠自由地選擇實現目的的手段，才能保證社會的發明和創造。因此，個人應當掌握自己的命運，國家和他人應當少去干預。在諸多自由當中，經濟自由最為重要，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弗里德曼認為：“由于經濟安排對權利的集中和分散權力所具有的印象，作為獲得政治自由的一個手段，經濟安排是很重要的?！雹鄱洕杂芍挥型ㄟ^完全競爭的市場才能夠得以實現。
原教旨的市場競爭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具有諸多益處。哈耶克甚至認為市場是“使我們的活動得以相互調節適應而用不著（政府）當局的強制的和專斷的干涉的唯一方法?！雹芩M一步論述到，市場可以將分散于社會的資源加以利用，將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案進行有益的比較，扮演了一種發現過程的角色。弗里德曼極力主張建立完全的無需政府指導且只有市場機制指揮和協調著千百萬人活動的“聽任自由選擇”的市場經濟。他說：“沒有中央計劃的自由市場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最有效途徑，而且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有效途徑?！雹?/p>
從市場發揮作用的范圍來看，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機制幾乎可以適用于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主張經濟社會一切領域都應實現市場化，遵循市場規律。弗里德曼就曾主張學校教育的市場化。新自由主義者還認為政府官員也可適用經濟人的假設，他們也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新自由主義的最小政府理論
在將市場神話的同時，新自由主義也極力鼓吹“最小政府原則”。政府的角色定位在自由主義看來與個人權利息息相關。自由主義認為國家是個人權利的守護者，在這一點上新自由主義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傳統。
新自由主義者的“最小政府原則”是針對凱恩斯的“大政府”主張提出的。他們認為，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只能是裁判、征稅人和守夜人，其職能和作用是在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情況下進行有限干預。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如果不是直接服務于資本本身的利益，就會被經濟自由主義者視為這一體制順利運行的主要障礙。弗里德曼說：“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市場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⑥政府只應從事如下兩類事情：一類是市場本身不能從事的事情（如制定和強制執行競賽規則）；一類是市場本身難以完成的事情（如制止壟斷等）。哈耶克也說：“從事各種行業的機會應當在平等的條件下向一切的人開放，任何個人或集團企圖通過公開或隱蔽的力量對此加以限制，均為法律所不許可。”⑦
弗萊堡學派也認為，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政府的角色既不能像計劃經濟中那樣配置資源和調節經濟，也不能像凱恩斯主義所主張的那樣，運用經濟政策干預經濟，而只是維護市場經濟的秩序，就像在足球比賽中那樣，政府僅僅作為裁判員維護比賽秩序，絕不是作為運動員參加比賽。
在供給學派看來，不管何種形式的政府支出都會或多或少地阻礙生產，高福利則會增加削弱儲蓄的積極性，失業保險也會削弱人們找工作的積極性，滋長窮人的依賴心理和偷懶思想，這一切不但不會削減反而會增加貧困。政府管得越多成本也會越高，這就會加重企業的負擔，提高產品成本。企業為了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項法律，也要削減研究開支和生產性投資，這也挫傷了企業投資生產的積極性，造成生產增長的停滯。
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產業政策;市場失靈;能力建設;國際競爭力
現代西方經濟學誕生以來，自由與保護之爭就成為不同經濟流派之間永恒的爭論話題，而產業政策作為政府為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而用來干預國家經濟的重要手段，不同經濟學派對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著種種爭議，本文希望對于產業政策對于現代經濟的作用的不同觀點進行梳理，以期能夠合理運用產業政策，從而對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一定的啟示作用。
一、對于產業政策的批評
早在亞當·斯密的古典主義經濟理論誕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爾就已經提出貪婪等個人劣行卻能夠達到好的公共利益，從而否定政府的干預，倡導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對于斯密等后來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自斯密開始，眾多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就一直推崇市場機制的功能，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發地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規則，保證市場秩序的正常運作則可，政府只需要充當國民經濟的“守夜人”，而根本沒有必要通過制定經濟政策而對國民經濟施加影響。
從一般意義上來講，反對產業政策，主張經濟自由化的學者的觀點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個中央集權的經濟體分配社會資源的過程相對復雜，需要太多的信息以處理社會經濟事務。政府很難代替市場運行所必須的各個分散的信息過程，而市場機制自發的運行卻能夠獲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過其人從事相關決策行為，其委托關系也缺乏足夠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夠獲得充足的信息，也沒有足夠的刺激卻保證他能夠盡其最大努力去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換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夠的信息去選擇優勝者，反而容易誘使尋租行為的產生，從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預行為的初始目的。克魯格分析了對于進口的數量限制是如何導致企業間的競爭以獲得進口許可證，從而產生租，進而把資源浪費在非生產性尋租活動之中。張五常在研究產權制度時，提出集權國家推行有別于私人財產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對于經濟推行規則，如許口證等，往往導致普遍的賄賂現象(張鵬飛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義推崇市場功能與最小政府，認為市場能夠通過眾多獨立的決策行為自己組織運行。自斯密起，主流經濟學家就主張政府僅僅充當守夜人，而盡量減少對于經濟運行的干預，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能夠保證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預，以及壟斷等非市場因素只會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從而損害社會的福利。因此，在經濟自由者來看，市場機制的自發運行是能夠保證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預只是扭曲市場機制的運行，從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為市場機制的運行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而無需運用產業政策影響市場的運行機制(張鵬飛等，2007)。
第三，還有一些學者則通過實證研究，對產業政策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表示了懷疑(張鵬飛等，2007)。奧蒂通過對比巴西等拉美國家與東亞高增長國家的實踐，指出盡管拉美國家更早的經濟發展中推行了產業政策，可是由于國內購買力水平很低，市場規模不足，而產品的出口不擁有成本與質量優勢，從而政府產業政策對于國內產業部門保護的結果卻影響拉美國家的產業競爭力，從而導致其經濟被東亞國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東亞高增長國家一直被視為推行產業政策，促進其發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國外的經濟學家也對此表示了懷疑。如1993年比森和溫斯坦通過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產業政策對于其各主要工業部門的扶持力度的數據，得出結論:日本產業政策并不影響日本各產業部門的發展速度，而與日本產業部門生產率和競爭力也沒有顯著的影響。
與之類似，維斯塔爾固然承認產業政策在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但他認為日本的產業政策僅在上世紀50年代表現出其積極的意義，而自60年代開始，其產業政策的合理性就開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產業政策固然仍然表現出一定的積極的特征，但是從整體上已經是導致日本的經濟表現惡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經濟的成功，應該說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躍的產業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應的產業政策。
擁有上述的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學者一般都認為新自由主義方法是對于所有國家最好的戰略，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應該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戰略融合進全球經濟，應該通過自由市場分配資源，獲得它們的自然比較優勢，達成最優的動態優勢，實現可達到的最為穩定的增長，沒有政府干預可以促進發展，或者增加福利。在這種方法下，國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個穩定的宏觀經濟，明確的游戲規則，對于國外產品與要素實施完全的開放，保證私人企業的領導地位，提供諸如基本的人力資本，公共設施等基本的公共產品。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看來，產業政策只會扭曲市場的調節資源配置時的運營機制，影響其效率，甚至對于社會總體的福利水平來說，會產生負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經濟自由主義者甚至認為“最好的產業政策是根本沒有任何產業政策。”
而在實踐中，這種經濟自由主義制度可以追溯到工業化國家的發展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導的新規則所應用，而且明顯的反映在“華盛頓共識”之中。
二、支持產業政策的觀點
漢密爾頓早在他的《制造業報告》中，就指出了市場機制對于創新產業的培育，對于創新投資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認為市場價格是在短期內調節需求與供給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號，但是他們對于引導對于創新技術的投資，產品選擇，或10年～15年內的生產規模方面的引導是不充分的。他還認為資本在供給創新生產時是任性而羞澀的，因此國家應該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資本家的信心，幫助他們克服他們實踐過程中的障礙。他的解釋也為現代產業政策論者反駁新自由主義觀點奠定了思想基礎。
首先，他們批評了新自由主義者過于理想化的假設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評了新自由主義對于完全市場機制的假設，他指出: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數發展中國家，卻存在市場失靈與不完全。既然市場自身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就必須尋求政府通過一些合理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促進發展的政策來實施干預。
萊爾也強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理論基礎，他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是市場是有效的，保證市場運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達不到最優，政府也無法提高效率(Lall，2003)。萊爾不相信自由市場能夠達成動態競爭力，而更趨向于發揮政府的作用，以實現更有效的干預，不能過于依賴市場而忽視政府的作用。市場力量是強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證市場更有效運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須利用政府來提升市場產出。萊爾承認過去一些產業化政策運作效果并不好，這就成為新自由主義者否認產業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認為過去的政策失靈不是被動的依賴市場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過加強對于產業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與執行產業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靈對于產業政策的執行效果的負面影響。
豪斯曼等則從市場失靈的角度指出產業政策對于調節由于存在協調失靈與信息外溢所導致的市場失靈的重要意義(Hausmann，2006)。所謂協調失靈是指市場是復雜的，以至市場中每一個人的收益都是取決于市場的其他參與者的行為。如果市場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參與者的行為協調一致，那么政府就應該執行產業政策，引導市場主體采取某一行為，甚至替代市場以直接執行某種投資行為。信息外溢則定義為在一個社會生產一種新產品過程中的成本結構的確定。比如一個人進行一種創新行為，如果他的行為容易讓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創新失敗，他將承擔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創新取得成功，就會有眾多的模仿者出現，從而使得其個人的收益少于社會的收益，在這種狀態下，一個社會的創新行為就難以出現，那么政府就必須采取行為來限制模仿者的出現或者補貼創新者，使其收入與社會收入相吻合。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一個國家的產業政策最終將促使受保護的產業最終處于競爭的環境中，以提升該國的國有利益，糾正市場失靈所帶來的負的外部效應。他們通過森林的隱喻，闡述了一個國家如何推行產業政策以實現自身的發展。他指出產業政策不能指望無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須依賴信息表達機制。通過開放的體系、自組織和透明度三個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產業政策的有效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從經濟增長的角度，考慮產業政策對于一國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釋產業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較早的從增長理論的角度分析了產業政策對于市場失靈的糾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場的力量自身無力使得資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長產業，這就必須通過政府利用產業政策來引導資源從沒落部門，快速流向新興部門，以推動經濟的健康發展。
波特則從一個全新的視角分析的產業政策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他認為在現代社會，則應該通過產業政策來促使本國獲得國家競爭優勢，以實現自身的發展。波特所提出的國家競爭優勢是指一個國家使其企業或產業在一定的領域創造并保持競爭優勢的能力。一個國家的產業能否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取決于該國的國家競爭優勢，而國家競爭優勢又是由要素條件、需求條件、支持性產業與相關產業、公司的戰略、結構和競爭等四組因素決定的。而政府則作為一種輔助因素，通過執行一定的產業政策來影響上述四組因素，從而建立一個擁有苛求的消費者，國內競爭，較強的供應商聯系，以及好的公共設施的環境。
布蘭德與斯賓塞開創性的把國際經濟學納入考慮產業政策在對于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影響之中，他們運用博奕論作為分析工具，提出“戰略性貿易保護”政策的概念，并指出產業政策可以在決定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方面充當戰略性的角色。哲羅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過與國際市場相聯系，產業政策在決定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方面表現出重要的作用，產業政策影響著國內效率，生產率與技術改變，最終影響了這些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隨著科學技術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日益提升，產業政策也被一些學者視為促進創新行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盡管技術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創造財富與保持貿易平衡時作用相當，但他們在決定一個國家的長期發展能力的就業，工資，勞動技能，生產效率，研發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卻是不成比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對于經濟的正的外部效應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費的研發投入也更高，就必須依賴于國家利用產業政策鼓勵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研發投入，促進其發展。
格申克龍則認為不發達國家相較工業化國家經濟上的落后，導致其必須跳躍式發展現代化，資本密集型產業，然而它們由于私人部門較弱，資本不足，所有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去動員并分配資源，這就產生了對于產業政策的需要。園山晴已提出，在現代經濟中，技術的發展需要共同之處的研發投入與更長的研發投入與獲取投資回報之間的時間間隔，因此，對于私人部門來說，現代研發行為的風險大大增加，因此，這就必須依賴政府在促進研發中扮演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參與一些基礎性的研發行為，也可以通過提供補貼的方式推動私人部門的研發行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業保持市場份額，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護政策，對于那些遠離技術前沿的企業來說是合理的，因為若非如此，他們將沒有能力保持市場份額和收益，以支撐必要的研發成本，以保證國際競爭力。
盡管在西方理論經濟學發展歷程中，主張自由放任，反對產業政策理論的古典經濟學派長期處于主導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場失靈，以及制度建設對于經濟發展與創新活動的制約作用，從而產生了主張充分發揮產業政策作用，補充市場功能的創新經濟學派與演化經濟學派。正是在這些學派的指導下，以西歐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也日益重視產業政策理論在其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產業政策理論也逐漸發展成為現代西方理論經濟學界的熱門研究領域而得到廣泛的重視。
三、支持產業政策理論的事實依據
在傳統的觀點中，美歐等發達國家是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搖籃，他們孕育了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并在長期的發展中推行了自由主義思想，注重市場機制的功能，減少政府對于經濟的行政干預，在世界范圍內，發展自由貿易。然而，事實上，同時歐美國家也是現代產業政策思想的誕生地，而且在其經濟發展的每一階段，產業政策始終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張夏準(Chang，2002)分析了歐美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的歷史，指出，其實在歐美國家經濟發展初期，他們也是充分運用了各種產業政策對于本國的幼稚產業進行扶持，對于本國市場進行保護，通過行政手段鼓勵特定產業的發展，從而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而在經濟思想方面，他們卻成功的扮演為經濟自由主義者，鼓勵廣大發展中國家，摒棄產業政策工具，推行自由開放政策，他們的目的其實是在于抽掉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追趕發達國家的梯子，從而維護其優勢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國經濟發展的歷史，指出其實自漢密爾頓開始，美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一直堅持運用多種產業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國的產業政策在解決功能性問題，在自由貿易環境下發展美國的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政策，重建美國城市，保障國防建設，以及促進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方面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也從事實了揭示了美國并非我們所設想的新自由主義的根據地，始終堅持市場機制的自發調節作用的一般觀點，美國其實是綜合運用產業政策的成功典范。
歐盟也是現代產業政策運用的成功典范，佩克爾曼針對整個歐盟范圍內現代產業政策的框架設計與具體運用的歷史透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歐盟的成立的歷程以及現代歐盟各國之間的政策協調也無不顯示出現代產業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與培訓，旨在提升歐盟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的能力建設政策在現代產業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戰略的提出，就從整體了確立了以后10年中，歐盟各國的產業政策發展的指導思想，明確“使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富競爭力的、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最具有活力的經濟體，在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增強社會凝聚力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的遠大目標。
盡管上文中，比森和溫斯坦對日本產業政策對其經濟的飛速增長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懷疑，但是更多的經濟學家，仍然是把日本的產業政策視為促進日本經濟騰飛的重要因素。萊爾、羅德里克、張夏準等經濟學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產業政策對于日本，乃至其它亞洲高增長國家的經濟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經濟于上世紀末期陷入危機一度成為眾多經濟自由主義者攻擊產業政策的重要證據。針對拉美的經濟危機，在世界銀行、國家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以美國為首的拉美國家的主要債權國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針對拉美國家開出了一系列癥治藥方，也就是“華盛頓共識”。在華盛頓共識的指導下，拉美國家推行了一系列經濟自由化改革:減少政府預算赤字，防止通貨膨脹;實行利率自由化;統一匯率，并通過貨幣貶值來推動非傳統貿易增長;推行貿易自由化，以關稅取代數量上的限制，消除非關稅壁壘推行低關稅;對外國直接投資開放，取消各種障礙;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對企業的管制和對競爭的限制;確保資產所有權等。然而華盛頓共識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但對于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并沒起到預期的作用，拉美國家仍然相繼陷入經濟危機之中。
隨著“華盛頓共識”無力挽救處于困境中的拉美國家被歷史的事實所證實，近年來，眾多國外經濟學家紛紛批判“華盛頓共識”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貿易無法保證穩定的發展，而重拾產業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經濟環境下，如何構建有效的產業政策體系，以提升拉美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通過對于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的回顧，我們驚奇地發展，無論是主張自由主任的古典經濟理論占統治地位的歐美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還是上世紀末創造世界經濟發展奇跡的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經濟建設工作的拉美國家或轉型經濟國家，產業政策都在其經濟發展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研究產業政策理論也將對于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歷程中，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彌補市場調節功能的不足，推動社會創新活動發展，全面提升本國國際競爭力起到極為重要的作用。
四、結論
盡管目前在經濟學領域，關于產業政策的有效性的爭論仍然在繼續，但是從目前而言，在“華盛頓共識”破滅之后，世界各國基本都已經認可了產業政策在現代國家經濟建設中的重要意義，并將其直接體現于本國的經濟建設之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產業政策的有效性已經得到了一定的認可。
傳統產業政策之所以受到廣泛的攻擊，其原因就在于其為了糾正市場失靈，往往更多的關注挑選贏家，限制市場范圍或生產組織條件，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的方式來影響市場的作用機制，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失靈，但卻容易導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尋租與腐敗滋生，從而形成了政府失靈。這也成為經濟自由主義者攻擊產業政策的重要證據，從而支持了產業政策無效論。超級秘書網
而現代各國的產業政策設計已經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預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經濟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規則許可的條件下，著眼于一國的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創新能力的增強。在現代，如知識，人力資本，組織資本，社會資本等無形資本在生產中的地位得到強化，在大規模生產系統中，研發與營銷環節，而非生產環節成為最能創造價值的環節。這一階段，創新與研發，區域集群中的企業之間的協作這兩個領域在產業政策理論以及絕大多數政治行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能力建設已經成為現代產業政策的重要內容。
同時，現代的產業政策研究也將擺脫傳統的靜態思維模式，也更注重于促進產業部門的發展和實現企業面對競爭條件時的動態調整，比如通過創造比較優勢來引導新的企業或部門的產生，實現對于現有產業的結構改變等，這也將極大的提升產業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從歷史上來看，產業政策在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然，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可能由于過多的政府干預而影響其效率，從而誘發產業政策有效性的爭論。但從總體來看，在知識與創新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的現代社會中，一個國家充分利用產業政策來加強其能力建設，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將成為其加快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參考文獻: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5
關鍵詞：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國有企業改制；內需不足
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
1936年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由于其在理論、和政策這三個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傳統經濟學的觀點和主張，被稱為“凱恩斯革命”，并標志西方宏觀經濟學體系的創立。在二戰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了正統，并指導西方國家進入了從1950-60年代期間經濟繁榮和失業率不高的“凱恩斯”。盡管，19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出現了經濟史上從未有過的“滯脹”局面（按照凱恩斯理論，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業，過度需求則引起通貨膨脹。所以，失業和通貨膨脹這兩者不可能成同方向發生。）曾一度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提出了嚴重挑戰。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賓(1990)所指出的，“70年代滯脹之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如同30年代大蕭條之于古典派正統觀念一樣”。新自由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甚至把1970年代的“滯脹”完全歸咎于凱恩斯及其追隨者的錯誤論斷和錯誤處方的后果。在凱恩斯的《通論》發表50周年之際，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經斷言:“凱恩斯主義已經死亡?！比欢F在看來，不是凱恩斯主義已經死亡，而是新自由主義越來越面臨著死亡的威脅。到1980年代末凱恩斯主義不僅在西方國家“官方經濟學”中逐漸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基調，而且在與新自由主義的論戰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微觀基礎和總供給—總需求的框架，這與失去了往日的輝煌、愈來愈走進自由放任死胡同的新自由主義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吳先明，1997）。1990年代，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以后，采取了積極推行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加強宏觀調控，將減稅改為增稅，調整發展戰略，增加對民用與開發的投資，其實質是凱恩斯主義（克林頓總統自稱走的是介于凱恩斯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
綜觀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主要內涵及政策主張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對于失業，凱恩斯認為除傳統理論所說的“摩擦失業”和“自愿失業”外，還有“不自愿失業”，若不加救治，這類失業將引發自下而上的革命。因此，他改變了傳統經濟學強調物價穩定的戰略目標，而主張把保證“充分就業”、消除經濟危機和實現經濟增長作為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其二，對于經濟危機及失業根源問題，凱恩斯歸結為由“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三大“心理”和貨幣所決定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國的就業水平恰恰取決于“有效需求”。他認為總需求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總和，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將導致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其三，對于如何實現就業均衡的問題，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在自由放任的狀態下，資本主義總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不能達到充分就業。為此，就需要擴大政府機能，對經濟進行干預。
可見，凱恩斯經濟學的基礎和核心就是“有效需求原理”。凱恩斯反復強調，“消費乃是一切經濟活動之唯一目的，唯一對象。就業機會必受總需求量之限制”[1，P91]，這是凱恩斯就業理論的出發點。鑒于在自由放任的社會狀態下，“非自愿失業”是長期存在的，而且單憑自發的供給和需求，或自發的儲蓄和投資的均衡所決定的“有效需求”不能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決策來刺激消費、增加投資，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把增加和穩定就業的希望寄于增加和穩定投資上，但他不同意把投資完全委托私人資本家，而是主張實行“投資社會化”，由國家、政府來總攬。“僅僅依賴銀行政策對利率的似乎還不足以達到最適度的投資量。故我覺得，要達到離充分就業不遠的境界，其唯一辦法，乃是投資這件事情，由社會來綜攬” [1，p325一326]。
對國家總攬投資所需要的大量資金來源問題，凱恩斯提出以“舉債支出”，即推行赤字財政政策來解決。與此相適應，他拋棄了傳統自由經營論的貨幣數量論和物價穩定的理論，設計出一個“半通貨膨脹”理論:在就業不足的前提下，增加貨幣數量可以擴大社會支付能力、壓低利率，從而刺激消費、誘發投資，促使“有效需求”增加、經濟增長和就業穩定；在保持貨幣工資不變的條件下，用提高物價的辦法還可以消彌或緩解政府的債務壓力。
自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的以增發長期建設國債（從1998年到2003年共計8000億元，今年又發行1100億元）、增加赤字、擴大公共投資為主要特征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實質也是凱恩斯主義，目的是針對當時的有效需求不足。當時推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實行的多項貨幣政策措施效果不顯著、中國經濟落入了“凱恩斯陷阱”之中的判斷，實行赤字政策可以將經濟拉出陷阱，然后再丟掉赤字“拐杖”（黃飛鳴，2003）。對此政策效果包括本人在內的許多學者曾做出過評價，詳情請參閱黃飛鳴（2003）、劉尚希和趙全厚（2002）、馬拴友（2002）以及劉國光（2002）和王美涵（2002）等。這里筆者不再贅述，而對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想從國有企業改革或改制的角度加以分析。二、國有改革（改制）的思想導向及評析
從擴大自主權和利潤留成算起，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走過了近20 年的。如何評價這項改革的成效？中國學家的主流觀點是，十幾年來的國有企業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或者說是失敗的。對中國經濟學家來說，這種不成功可以說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人所共知的事實，并被絕大多數政府官員、企業經理、以及普通民眾所分享（張維迎，1997）。
羅先初(2004)認為從1990年代初開始，為優化和調整國有企業的產權體制，國家就積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兼并、聯合、重組、破產、承包、租賃、經理人和職工持股等，推進國有企業改制。但從國有企業改制的效果來看，因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在企業建立產權制度的，所以國有企業改制的目標還遠沒有實現。
這里我們應注意：國有企業“改革”與“改制”只差一個字，涵義卻相反了。按照中央的方針，國企改革的本意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完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將國企搞活、搞好。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本來應當是形成足夠有力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在這個前提下以一系列的制度建設來保障職工權益，減緩改革對原國有企業職工福利的沖擊。
而“國企改制”，是指我國對國有企業從產權制度入手進行的改革，是要改掉公有制，實行私有產權制度，將國企搞死，乃至消滅。請看近20年來的流行思潮的關注點：就是單純強調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業，企圖以此逐步縮小公有制企業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對國有企業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權讓利” ，后是大力推進“產權交易”、不同所有制混合經營，最近幾年則以“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改制”為旗號，公然將國有企業逐出中國經濟活動的舞臺，實行少數人掠奪全國人民財富的權貴私有化。
最初的所謂“放權讓利”，將企業的一切大權都讓給廠長或經理一個人，不對其資金運作進行任何監督。結果是方便了國有企業的少數經理人員大肆進行在職消費，任意揮霍企業資金，甚至侵吞公有財產，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兩極分化的消費兩極分化，為上的財產兩極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國有企業的財務運作陷入混亂，經營狀況越來越壞。許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謂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國有企業則因此而衰敗。
由于至今為止我國沒有形成有效的國有財產保值增值機制，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國有企業辦“混合所有制企業”和“產權交易”的浪潮，實際上就變成了少數特權人物轉移資金以侵吞國有資本的手段。此后掀起了兩場運動：“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等于不準國有企業繼續經營，“改制”則更是明目張膽地實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數特權人物白送國有財產的方式實行權貴私有化，讓少數人放手掠奪全國人民的財產。張維迎（1997）認為經過十幾年的改革，中國國有企業事實上在相當程度上已被個人以各種形式所“占有”。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事實上的占有變成上的“所有”。就是十多年來這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絕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
這里筆者無意于更多的評判國有企業“改革”或改制的是與非，僅想談談由此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不足問題。
三、國企改制與內需不足
有效需求的不足包括投資需求不足和消費需求不足兩個方面。
（一）國企改制造成的投資需求的不足。根據凱恩斯，總需求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總和，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將導致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決策來刺激消費、增加投資，實現充分就業。國有企業改制政策之一是其“退出競爭性行業”。誠如這一政策主張者所言，國有企業幾十年來一直使用著投資資金的最大部分，且常常帶來投資過度和經濟過熱。但是正因為如此，國有企業就一直構成了投資需求的主要源泉。非國有的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當然也熱衷于通過銀行貸款而造成投資需求，但是由于它們自有資金極為有限，商業化經營后的銀行害怕壞賬風險而不敢多貸款，因而從資金上限制了它們的投資需求。在這樣的環境下推行“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政策，等于強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國有企業投資”的禁令，只能導致投資需求大幅度減少，造成投資需求不足。
在當代經濟自由主義的時髦理論中，本來就不承認“壟斷行業”和“競爭行業”的差別。這意味著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是“競爭性行業”，而“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就等于國有企業從一切行業退出，等于消滅國有企業。在這樣一片“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的鼓噪聲中，許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地強行要“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行業”，甚至本來生存得不錯的國有企業也強迫其“退出”（這有歷以寧“靚女先嫁”理論的作支持）。由于對這些還能經營的企業不能通過關閉來強制其“退出”，地方官員們就強迫其“改制”即私有化。這不僅造成了極大的分配不公平，而且造成了許多混亂和職工失業，也妨礙了資金的融通和投資需求的擴大。
在主流的理論思潮里，由于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清晰，認為其必然虧損，進而認為向國有企業投資會增加國家的風險，因此而主張不向國有企業投資。不說這種論調在理論上是否站得住，就是在實踐經驗上也并非一定如此。在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20年過程中，許多國有企業有良好的業績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就是在這20多年中完全新建的國有企業，有許多也經營得極其成功。范例之一就是寶山鋼鐵公司和大連的華錄錄像機生產公司。它們的經營成功表明，只要有足夠的投資規模和嚴格而的管理，向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投資是可以有利可圖的。在當前投資資金過剩（從2003年銀行存差額近5萬億元人民幣，城鄉居民存款11萬億元人民幣反映出來）而投資機會不足的環境下，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寶鋼等國有企業的成功經驗，加大國家對競爭性行業的投資，解決投資需求不足和下崗就業問題。
（二）國企改制引起的消費需求不足
近十幾年的國有企業改制，使企業的管理層與一般員工之間的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進一步加劇，造成兩極分化。一方面是，企業管理層少數人掠奪全國人民財富的權貴私有化、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另一方面是由于國企的幾千萬員工剝離（1998—2002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700多萬人，見2003年政府工作報告）。這種“剝離”，不僅意味著原國有企業的員工因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崗”，也不僅意味著他們按西方國家的定義陷入失業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著他們失去了任何社會保障，落入了被國家和社會完全拋棄的地位——他們往往被迫以幾萬元甚至幾千元就“買斷”了工齡，從此政府就擺脫了向他們提供養老金的義務，這在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使這些被“剝離”的原國有企業員工在將來可能得不到養老保障。
筆者認為造成我國社會保障資金嚴重不足也是起因于國有企業改制。十多年來“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和“改制”兩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僅將許多國有企業送上了不歸路，而且在一極喂養出了一個有驚人財富的暴富階層，在另一極斷送了大部分國有企業職工的生路，使他們墜入了貧困的深淵。國企改革20多年來，國有企業職工的人數一直沒有增加，最近幾年還大幅度地減少國有企業職工，使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員越來越多，這不能不增加每個在職職工負擔的領取養老金人數；又由于每個國有企業職工創造的增加值相對于社會平均水平增加緩慢，而他們繳納的養老保險費只能來自于這個增加值扣除工資以后的余額，這就使每個國有企業職工能夠繳納的養老保險費相對于社會平均水平越來越低；再加上1990年代某些部門和企業大幅度提高了退休人員的養老費，在當前實行現收現付制的社會保障體制下，造成社會保障資金缺口越來越大。
20多年來的國企“改革”方案都想盡量減少有權享受社會保障的職工人數，而無權享受社會保障的職工也沒有義務繳納社會保障費，這使我們面臨社會保障資金來源越來越少的尷尬。因為至今為止社會保障資金的主要來源還是國有企業。那些消滅國有企業的政策更是會使我們馬上面臨得不到社會保障資金的困境。以“改制”的名義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在“出售”的招牌下白送國有財產給少數個人。這樣造成的國有財產流失不僅加劇了分配的不平等，而且減少了未來可以出售以彌補社會保障基金不足的國有財產。
根據乘數原理，積極財政政策政府投資的作用效果與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相關，只有增加就業、增加居民收入、穩定居民對未來收支增長的預期，使邊際消費傾向增大和穩定，才能發揮財政投資支出的乘數效應。然而，國企改制人員剝離，不但沒有擴大就業規模，相反失業率逐年提高，城鎮登記失業率2001年3.6%，比上年提高0.5%個百分點，2002年為4%，2003年為4.5%，加上隱蔽性的失業，中國失業率已經相當高。根據奧肯定律，失業率的上升會導致實際GDP的下降，美國的經驗數據是失業率每上升1%實際GDP下降2%。此外，就業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制度以及糧棉流通體制等各項改革，加大了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增長不確定的預期，根據袁志剛等（1999）的，對未來收支的不確定性是居民增加儲蓄、減少消費的主要原因，城鄉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嚴重下降，財政投資的乘數效應微乎其微，擴大消費需求的目標難以實現。而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消費的權重最大（約占60％左右），經濟增長根本驅動力是最終消費。從中國目前經濟狀況，是需求總量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邊際消費傾向低，消費量增長慢，致使投資乘數變小，加速系數也變小，積極財政政策效應發揮不出來，這也使經濟增長的目標也難以實現。
四、簡短結語
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及其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在1950、60年代的西方國家曾獨領近30年，“滯脹”的出現也曾使其被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擠出了西方國家“官方經濟學”的舞臺。但吸收融合了自由主義的成果并建立了微觀基礎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崛起、又使凱恩斯主義在近十幾年來得以復興，重新占領了西方國家主流經濟的寶座，也成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理論基石。中國自1998年以來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發行特別建設國債，搞政府主導的公共投資，即所謂的赤字財政策來擴大國內需求、帶動經濟增長，就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中國近些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筆者從國有企業改制的角度來分析，認為十多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推行的國有企業名為改革實為“改制”是中國內需不足的根源，國企改制直接帶來投資需求的減少，造成投資需求不足；國企改制大量原國企人員下崗失業，收入銳減，保障降低，又導致居民儲蓄增加、消費減少，造成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筆者建議國有企業改制應慎重，國有企業改革應調整方向，回到使國有財產保值增值，并保障處于弱勢的廣大職工權益的軌道上來。
這樣論述，筆者無意于否決國有企業改革或是阻礙國企改革的進程（當然也阻礙不了），但對國企改革的方向應須做出調整，基于產權改革的所謂國企“改制”必須調整，應關注工人階級的利益，保障職工權益，減少改革對原國有企業職工福利的沖擊。：
[1]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M].商務印書館，1997，第91、325一326頁.
[2]托賓.宏觀學的當前爭論:四個流派[J].哈佛大學校友會通訊，1990.p7.
[3]吳先明.論凱恩斯主義的復興[M].經濟學動態，1997（10）：57-60.
[4]黃飛鳴.積極財政政策投資效應評析與政策展望[J].河南大學學報(版)，2003，(2):93-96.
[5]劉尚希，趙全厚.政府債務:風險狀況的初步[J].管理世界，2002，(5):22-32.
[6]馬拴友.積極財政政策評價與展望[J].管理世界，2002.(5):8-21.
[7]劉國光.對幾個宏觀經濟的看法[J].改革，2002，(2):5-9.
[8]王美涵.積極財政政策的風險與對策[J].浙江社會科學，2002，(2):183-188.
[9]張維迎. 從公司治理結構看國有改革的成效、問題與出路[J]. 社會科學戰線，1997，（02）.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范文6
關鍵詞：凱恩斯主義 全球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 救市
一、凱恩斯主義理論
（一）凱恩斯主義的三種形態
1、正統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是基于凱恩斯傳統而發展起來的宏觀經濟學的統稱，它本身就存在各種形態。凱恩斯《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1926）和《通論》（1936）奠定了這種思想傳統的基礎。這種傳統的核心思想在于：（1）對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弊端的基本診斷是：我們生存于其中的經濟社會，其顯著缺點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補制度的這些缺陷，政府就必須終結自由放任主義，采取積極的行動。這類行動的核心包括兩個部分：運用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進行總需求管理，使經濟走向充分就業的均衡；運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財富和收入的嚴重不均等程度以擴大有效需求。
由這種思想所引發的凱恩斯革命，誕生出正統凱恩斯主義。它以IS～LM模型作為凱恩斯理論的規范表達方式，曾在上世紀50～60年代統治著西方宏觀經濟學，并且對工業化社會在這一時期的政策有著巨大的良好影響，以至于有不少學者把二戰后1950～1973年期間發達國家所享有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凱恩斯主義穩定化政策的直接結果。這確實是工業化國家的黃金時代，通貨膨脹和失業率較低，GDP增長率較高，經濟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石油危機的沖擊，以及隨之而來的滯脹問題，徹底暴露出正統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在政策建議方面的無能。例如，1972～1982年期間，美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為8.7%，失業率7 %，而GDP增長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線也消失了。再加上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等在理論上的批判，到20世紀70年代，正統凱恩斯主義結束了它在學術界的統治地位。
然而，凱恩斯主義并沒有就此消亡。在與貨幣主義、以理性預期學派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爭論過程中，凱恩斯主義在烈火中獲得新生，形成所謂的新凱恩斯主義。到上世紀90年代之后，新凱恩斯主義成為主流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發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釋滯脹現象。新凱恩斯主義對凱恩斯主義的最重要貢獻是：第一，使凱恩斯主義宏觀理論的微觀基礎更加牢固，把各種價格和工資粘性的解釋建立在個人理的基礎上；第二，論證了市場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對稱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種外部沖擊對經濟運行波動的影響；第三，細化總需求管理政策，把貨幣政策（只關注貨幣、利率等政策變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細化財政政策，把作為總需求政策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為總供給政策組成部分的稅收激勵等區別開來。
3、后凱恩斯主義
同時，與正統凱恩斯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同時并存的，還有一些凱恩斯主義者，他們對凱恩斯傳統的重點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統凱恩斯主義，被稱為后凱恩斯主義。它又分為歐洲陣營和美國陣營。前者比較重視凱恩斯所說的資本主義財富與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確定性以及貨幣金融對經濟體的影響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凱恩斯主義就是在其活躍的時期也處于學術邊緣的地位，僅僅對歐洲國家的實踐有微小的影響。
（二）新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
凱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經使古典傳統失去其在經濟學中的風光地位。但20世紀70年代之后，古典傳統又以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身份重新煥發出其學術魅力。與新凱恩斯主義不同，新古典主義試圖通過建構一種從下到上的方式來為宏觀經濟學提供一套微觀基礎，其模型是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和市場連續出清這三個基本假說的有機組合。
經過長期的爭論 ，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之間達到了某些共識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場制度及其兩個基石，即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競爭的原則，并且都堅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場必須以法治為制度基礎；（2）信奉自由市場具有一種內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機制；（3）新凱恩斯主義接受了新古典主義的2/3的假說，只是拒絕了市場連續出清的假設。而兩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義認為，經濟波動并不是自由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的證明，而是個人最優化決策的產物，是價格機制發揮作用在宏觀上的表現形式；而新凱恩斯主義堅持認為，經濟周期現象表明了某種重大的市場缺陷，要恢復到均衡，需要一個較長的調整過渡期。第二，新古典主義認為 ，政府不應試圖用穩定政策來消除經濟波動，這類政策努力不僅不可能達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標，甚至會加劇經濟的波動，從而減少社會的福利；而新凱恩斯主義則堅持認為，這類政策對于降低經濟的波動是必不可少的。
二、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機從美國爆發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帶給國際社會深刻反思，連西方大國輿論都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和價值觀進行重新審視，并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現實和未來價值。而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冷戰結束后資本主義世界宣稱要把社會主義扔進垃圾堆，認為世界歷史已經終結。在這兩種輿論反差中，國際社會不斷地搜尋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
總所周知，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10多年中，美國經濟的運行相當穩定。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步入一高雙低的良好態勢，即實際GDP增長率高，而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維持在較低水平。因此，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美國經濟之所以出現這種穩定狀態，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經濟政策，具體說，就是宏觀上的格林斯潘主義和微觀上的里根主義。
但是，危機爆發之后經濟學家對此次危機的思想根源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相互推脫責任。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執政時期的美國政府干預市場運行是導致這次危機的根本原因，危機再次證明“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它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新凱恩斯主義則認為，這次危機標志著以自由放任為特征的“里根主義”徹底破產。
要對這種相互指責的狀態做出實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須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國政策的經濟思想基礎。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已經轉換為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主義并用的政策形態。
（一）格林斯潘的新凱恩斯主義政策
金融危機發生之前，許多經濟學家曾經把美國經濟的相對穩定歸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關于利率和貨幣供給的決策，使美國經濟保持在合適的軌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貨膨脹的失控。在這一點上，美聯儲盡到了職責，也符合凱恩斯主義如何熨平經濟波動的政策思想。
具體說，為刺激經濟增長，1991～1999年間美聯儲把聯邦基金利率從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調刺激美國企業不斷增大設備投資，形成美國二戰后最長的經濟擴張期（即新經濟）。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裂，為刺激總需求，美聯儲由加息周期轉為減息周期。但是，正是這一輪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國房市的高度繁榮，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市場推高房價。這使得美國眾多的金融機構對于房地產市場的預期過分樂觀，貸款條件不斷放松，以至于沒有任何信用記錄的低收入者也可以獲得房貸，從而最終給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
若說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只在于美國自身的宏觀經濟政策，但是從經濟泡沫的培育過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機抉擇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這種做法使得其理論立場也不甚清晰，人們常用“新貨幣主義”來指稱這種貨幣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混合體，其實這正是新凱恩斯主義的本質。
（二）里根主義的新古典主義政策
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權掀起新自由主義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義”。這種“里根主義”的核心思想其實是新古典主義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經濟自由化。小政府要求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經濟自由化認為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制度，應盡量取消對市場行為的約束。在美國的實踐中，其后的克林頓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著里根主義，這類政策對最近20多年美國的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美國過于相信自由市場的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能力，在金融領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觀上造成了金融監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說，以自由為核心的監管理念、監管制度的漏洞和監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體系的風險逐步積累也是導致此次危機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救市方案與實質
（一）主要經濟體的救市方案
1、美國救市方案
為阻止金融危機進一步深化，美國國會參議院于2008年9月通過了政府提出的7000億美元救市計劃。 美國國會眾院否決了7000億美元救市法案?，F救市方案總額增至8500億，10月3日在眾議院投票獲得通過。美國財政部和聯儲聯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過發行國債收購主要金融機構手中的不良資產，挽救金融企業日益惡化的資產負債表，加強其資金的流動性和償付能力，達到穩定金融體系的目的。美國本輪的救市計劃事實上是想通過斬斷金融崩潰中的關鍵鏈條來達到阻止危機進一步蔓延的做法 ，這是面對金融危機所能做出的最優選擇。這符合新凱恩斯主義債務型通貨緊縮假說的精神。
2、歐元區國家救市方案
歐元區15國首腦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開歐元區首次峰會并推出聯合救市計劃，以共同應對當前金融危機。此項計劃的要點是：債務擔保，歐元區成員國2009年年底前為銀行5年期以下的新債務提供擔保，以幫助增強投資者對收回投資及其回報的信心，降低銀行借貸難度；銀行資本重組，歐元區國家政府承諾以資本重組和其他“相應手段”救助陷入危機的大型金融機構；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購買優先股的方式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直接注資；會計規則，政府將尋求改變“按市值計價”的會計規則，防止銀行因金融危機沖擊而標價過低，從而加劇市場恐慌氣氛。
3、中國救市方案
國務院總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措施。會議確定了當前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上述工程建設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為加快建設進度，會議決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資1000億元，明年災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億元，帶動地方和社會投資總規模達到4000億元。會議要求，擴大投資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準，工作要實。
（二）救市方案的新凱恩斯主義本質
凱恩斯革命本來就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在這種意義上，凱恩斯主義帶有危機經濟學或克魯格曼所說的“蕭條經濟學”的性質。在新凱恩斯主義者看來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當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魯格曼的觀點： 我們要以不惜一切代價扭轉形勢的精神來應對當前的危機，如果我們做得還不夠，那就加大力度，改變方法，直到信貸開始流動，實體經濟開始恢復。
因此，對于應對這場危機克魯格曼提出的具體方案是：“首要的任務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癱瘓，而要實現這一點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資金，注入資金的系統應該包括傳統銀行和影子銀行系統。如果注入資金效果不顯著，可以對金融體系實施全面的暫時國有化。其次，即使信貸市場復蘇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威脅仍然存在，必須采取素來高效的老藥方――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經濟呈現出恢復之勢，則必須轉向預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體系以防止危機再次爆發。美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救市政策方案開啟的是危機管理機制，或者說各國的救市政策在本質上屬于一種應急政策。
四、基本結論
（一）凱恩斯主義是以需求導向型為主的經濟模型
凱恩斯革命帶來的永久性政策影響就是總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斷完善。只要是這類政策，就必然帶有凱恩斯主義的性質。因此，二戰以來凱恩斯主義對政府政策的影響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只不過是在不同時代影響實踐政策的凱恩斯主義形態不同。同時，所有形態的凱恩斯主義都是自由制度的擁護者，它們反對的只是放任自由主義形式的市場制度。
（二）各經濟體救市方案是一種凱恩斯主義式的應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機在西方社會引發了關于資本主義未來模式的爭論。主流媒體中出現一種主張反對市場經濟的思潮，認為美國不得不干預經濟，甚至于采取某些 國有化政策。這其實是把政府救市行動等同于國有化，進而等同于社會主義，是對自由市場制度的誤解。危機時期西方國家采取一些類似國有化的措施，但這些國家的政府并不會無限期地直接管理經濟，而會在危機過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應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是以財產私有制和自由競爭原則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它不會因此次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改變，但具體管理體制卻會隨著社會經濟形勢的變化而改變。在西方社會歷史和現實中的自由市場制度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市場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響，而是根據經濟實際運行的時代要求，不同時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圍和干預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確認識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應該阻礙正常的經濟調整，更不應該保護那些原本就應拋棄的落后的生產力部分。明智的經濟政策既要考慮到短期的效應，也要考慮到那些必須預見到的效應――長期影響?？傂枨蠊芾碚?，運用得當可以抑制經濟的波動幅度；而運用失當，它就會給經濟埋下巨大的隱患。沒有一種經濟能夠保持永遠繁榮，波動是市場經濟自身調整的必然過程，有助于處理繁榮時期所積累的問題。但是，每當經濟面臨衰退之時政策當局總是熱心于擴張性的總需求政策，使繁榮人為地延續下去。這種政策，雖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業率和維持暫時的表面繁榮，但在長期中卻容易使經濟體滋生出各種經濟泡沫，阻礙經濟結構的正常調整。因此，以新凱恩斯主義為信條的政策執行者對總需求管理政策也應持一種謹慎的態度，對人們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標管理長期經濟的智慧持慎重態度。
（四）新凱恩斯主義的發展方向
新古典主義在學術上居于顯赫的地位，但在宏觀政策的實踐方面卻一直是凱恩斯主義或其變體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凱恩斯主義者雖然對宏觀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其本身卻沒有形成一種統一的理論框架。全球金融危機，一方面使凱恩斯主義者更謹慎地審視自由市場制度本身存在的內在缺陷；另一方面也會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對政府干預行為的懷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機，由于雙方都是在微觀基礎上進行宏觀政策的爭論，而微觀經濟學是比較成熟。因此，凱恩斯主義可以強化其學術地位，并加快這兩種主義走向新的綜合，使得雙方的差距不斷縮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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