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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重要性范文1
[關鍵詞]中職學生;自然科學;有效策略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教育事業也取得了較好的發展,國家對于職業技術人才培養也越來越重視,只擁有高超專業技術的職業人才,已經不再能夠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未來社會所需要的是既擁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又掌握高超技術的專業型人才。因此,提高中職文化課教學,成為改革中職教學的當務之急。
一、中職自然科學課程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學生的學習基礎差,缺乏學習興趣
眾所周知,中職院校的學生文化基礎差,中職自然科學所講述的多是理科方面的知識,而中職學生的理科基礎本來就差,而且大部分學生對于中職自然科學教學都缺乏興趣,致使教學質量難以提高。
(二)教師不重視自然科學的學習
中職院校大部分專業開設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學生掌握一門技術,在將來畢業之后能夠找到一份好工作。因此,不管是教師還是學生更加注重的都是技能方面的學習,而忽視了文化課知識的學習。以中職學前幼師專業為例,這個專業主要培養的是幼兒園教師,自然科學課程所講述的內容,看起來與學生的專業知識學習和發展的聯系不大。因此,教師在教學時,并不重視自然科學的學習。
二、提高中職自然科學課程教學質量的策略
(一)正視自然科學教學,幫助學生樹立自信心
中職院校學生的學習能力普遍較差,他們對于文化課的學習缺乏信心,認為自己學不好自然科學知識,對學習文化知識存在一種厭倦的心理,這種錯誤認識,極大地阻礙了中職自然科學的教學。因此,要想提高自然科學的課程教學質量,首先就必須讓中職學生正視自然科學學習的意義。例如,在學習了電路的簡單連接這一課時后,學生可以掌握電路的知識,提升自己的生活技能。教師在教學時可以盡可能地根據教學內容,滲透一些與生活相關的知識,使學生感受學習這方面知識的重要性。此外,針對學生的厭學心理,教師還可以適當地鼓勵學生,及時與學生進行交流,了解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時對學生進行輔導。只有在教學中幫助學生樹立了自信心,讓學生感受到了學習的重要性,他們才有可能認真地學習中職自然科學知識。
(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提升教學質量
新課改之后,學生在課堂上的主體性日益凸顯,這種教學的轉變不論是在普通中學還是在中職院校里,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因此,在課堂上提升教學質量,不應只從教師方面下手,還應當從學生方面入手,注重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知識,而不是時時刻刻都等著教師在課堂上將知識一點點分解,傳遞給學生?;谶@樣的原因,教師可以在課堂上開始一些與生活實際密切相關的有趣的教學情景或者是讓學生自主在課下嘗試一些小的實驗,讓學生可以自主地探究自然科學知識。例如,在教材上有一個教學活動是《自制平衡玩具》,這個活動富有趣味性,對于動手能力強的學前幼師專業的學生而言難度也不大,學生經過了一次嘗試之后,感覺物理學習的難度不大,掌握一定的學習技巧之后,學習的興趣也會越來越濃。所以,教師在課堂上必須要學會引導學生自主地探究知識。
(三)教師要學會提升自身素質,與時俱進
教學是教師和學生雙方的事情,教師是學生知識學習的引導者,如果教師自身的素質不夠高。在課堂上教學觀念傳統,不能正確地認識教學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那么學生必然也不能很好地學習知識。因此,教師必須要提升自身的素質,學會與時俱進。當今社會,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教師雖然承擔著傳遞知識的責任,但是他們一樣也需要學習,只有不斷地學習新的知識,教師在教學時,才不至于落伍,才能跟上時展的步伐。同時,中職院校的學生普遍文化基礎較差,教師如果在教學中給他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加強自身的修養,不斷地學習新的知識,對學生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改善校園環境,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傊新殞W生的學習基礎雖然比較差,但是這并不代表他們學不好自然科學知識,教師在教學時,應當正視中職文化課教學,積極轉變自己傳統的教學觀念,不斷地創新自己的教學方法,運用多種教學手段,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提高中職自然科學課程的教學質量,同時提高學生的綜合技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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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桂榮.讓物理教學與生活相結合[J].當代教研論叢,2014(11).
自然科學的重要性范文2
關鍵詞:自然科學 詮釋學 自然科學詮釋學
Abstract: The natural sciences befor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ere hermeneutical,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modern natural science, only with respect to ontology it is completely hermeneutical. As far as methodology is concerned, only the basi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s hermeneutical, and the n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itself is not hermeneut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在兩個層面上一直都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首先,自然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詮釋學的?在什么意義上是詮釋學的?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
這里將跳過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直接從歷史的角度切入第二個層面的問題。在我們歷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以及它在什么意義上和在何種程度上是詮釋學的這樣的問題之后,也自然對第一個層面的問題給予了一個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個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紀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詮釋學與自然科學
“詮釋學”一詞來源于赫爾默斯(Hermes)。赫爾默斯在希臘神話中作為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務是來往于諸神與凡人之間,給人翻譯和解釋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許多情況下是通過自然現象來體現的,自然萬物本身也都體現著諸神的到場,所以,古代的詮釋學也意味著通過自然現象來解釋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種猜測神的旨意的技術,所以柏拉圖在《伊庇諾米篇》中把占卜術與詮釋學歸為一類。
在中世紀,詮釋學主要是圣經詮釋學。不過,對圣經的解釋也包含著對自然的解釋,因為自然被認為是上帝之手寫就的大書,被稱為“自然之書”?!白匀恢畷庇^念可以追溯到圣經的經文。在教父時期,許多神學家都發揮了圣經中所包含的自然之書觀念。在中世紀,自然之書觀念則廣泛流行起來。
所以,古代和中世紀的詮釋學本來就沒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著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也可以說,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科學作為對自然的解釋,本來就是詮釋學的。
這樣的詮釋學自然科學一直延續到近代科學革命時期。在文藝復興開始的時候,這種自然科學甚至呈現出日益繁榮的局面,而且也正是這種繁榮才拉開并推動著科學革命的進程。狄博斯說:“盡管我們指出數學抽象和量化的出現對于近代科學的發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在當時的意義似乎不如現在這么重要。對于當時的許多人來說,回復到‘真正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似乎遠為重要?!保╗1],p156)
文藝復興時期的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以當時廣泛流行的赫爾默斯主義(Hermetism)為代表。這個赫爾默斯是一位被附會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認為是由費奇諾(Ficino)所翻譯的《赫爾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法術復興中最為重要的人物”([2],p.18)。赫爾默斯主義屬于新柏拉圖主義,它的最大特點是使用自然法術(包括煉金術和占星術等)來研究對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術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學。在它看來,隱蔽著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釋和運用的,自然法術就是探討自然過程的最完美的科學。帕拉塞爾蘇斯及其學派的活動就典型地代表著這個時期自然科學的自然法術特色。
以“自然法術”形式存在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不僅是要理解和解釋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這種神意和神秘力量運用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它與古老的詮釋學一樣,是“理解的技巧”、“解釋的技巧”和“應用的技巧”的完整統一,屬于一種特殊的“實踐智慧”,所以也應該屬于詮釋學的范圍。
另一方面,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爾默斯主義與“自然之書”觀念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從更早時期流傳下來的“自然之書”觀念,在文藝復興時期乃至整個科學革命時期都是自然科學的一個突出特征。
在文藝復興時期,《圣經》和傳統自然哲學著作的權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書的重要性則越來越為自然科學家們所認同。人們“拋開蓋倫、阿維森那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對自然進行界定——它是由上帝親自書寫、制作并編輯起來的圖書館”,“每一塊土地都是自然之書的一頁,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須用雙腳踏在自然之書上”。([3],p195) 托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書中說:“自然之書的智慧……吸引我們去思索偉大的、難以理解的上帝。我們會為他的偉大的作品而感到榮耀,因為各種天體的規則運動……各種元素的聯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詮釋學者在教導我們,上帝是它(他)們的動力因,他們侍奉的上帝作為終極因顯現在它(他)們之中,并為它(他)們所證明?!保ㄞD引自[1],p20。對照舊譯本做了稍許改動)
作為近代物理學奠基人而為科學革命做出卓越貢獻的伽利略也沒有跳出自然之書的觀念。他認為,我們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發現上帝的偉大,能在打開著的宇宙書卷中讀到上帝的偉大,自然之書包含著深刻的無窮奧妙。對于神圣的自然之書,我們須使用神圣的數學予以解讀:“除非我們首先學會理解其語言并閱讀構成它的字母,我們就不能理解這本書?!保╗4],pp237-238) 甚至牛頓也認為自然是真實的天啟之源([5],pp232-3)。
二、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和詮釋學
自然法術傳統和自然之書傳統的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自文藝復興之后,自然科學和詮釋學分別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到了19世紀,自然科學與詮釋學已經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東西。
首先是自然科學經過科學革命而擺脫了自然法術傳統,并逐漸遠離了自然之書傳統。
持有自然之書觀念的開普勒比較早地批判過赫爾默斯主義和自然法術;笛卡爾的主客二分、機械論和普遍數學思想則早在自然之書觀念和自然法術盛行的時候,就已經在破壞著它們的基礎;伽利略在解讀自然之書的時候,由于拒絕“原因”解釋而僅僅使用數學描述,實際上也已經在侵蝕著自然之書傳統,與自然法術更是風馬牛不相及。牛頓曾全身心地從事煉金術研究,卻把有關煉金術的手稿都封存起來而不予以發表。這被人看作是一個象征:接下來的世紀將是神秘主義和自然法術被封存起來的世紀。
伽利略和牛頓已經不再妄想追溯現象背后的本質,自然界對于人類的理解而言始終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遠也無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來代替解釋方式并以此來說明自然,由牛頓所定型的這種力學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擴展到物理學的其它領域,繼而又迅速地擴展到其它自然科學領域。到19世紀的時候,“實證的”自然科學已經在各個方面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與此同時,自然之書觀念也逐漸地在科學家那里失去了市場。地質學和生物學的革命向不變論提出了挑戰,這也使人們很難相信始終變化著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書寫的神圣之書。
另一方面,詮釋學自身在文藝復興以后的演變,也使得它越來越遠離自然和自然科學。
在文藝復興運動中,人們既展開了對自然的研究,又開展了宗教改革運動。就詮釋學的發展來說,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經的世俗化。它把圣經與古典作品同等對待,而這種同等對待就使得詮釋學逐漸成了對文本的一般性解釋方法。在18世紀,詮釋學從圣經注釋方法發展為語文學方法論。到19世紀初期,施萊爾馬赫把詮釋學發展為關于理解和解釋的一門普遍科學或藝術,使之包容流傳下來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權威的或神圣的文本。從此以后,自然法術就不再是詮釋學所關注的對象了,而自然之書觀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這本大“書”不再被包含在詮釋學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實證性”和有效性給人文科學提出嚴重的挑戰:人文科學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何在?為了給人文科學奠定基礎,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科學,并同時與自然科學區別開來,狄爾泰進一步把詮釋學發展為人文科學的普遍方法論。在狄爾泰這里,人文科學是對世界的內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這種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釋”(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類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內在經驗通過心理轉換就能夠進行轉移,人也因而能夠進入內在的精神世界。正是這一點使得以關于理解和解釋的詮釋學為其方法論的人文科學具有了科學性和有效性。狄爾泰確實在一定意義上為人文科學爭得了自身的獨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實際上也已經默認了實證科學的強勢地位,只是力爭這種實證科學不要再進一步侵入到人文領域。同時,狄爾泰的詮釋學也由此確認并強化了科學與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爾泰的說法,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可以直接觀察的、沒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則所支配的物理事實,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通過觀察和實驗而把個別事例歸入一般規律之下,但詮釋學所探討的是對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釋,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觀察的、有目的的、從事著價值判斷的、有傳統的和變化著的東西。狄爾泰的“理解”和“解釋”特指對所說、所寫和所做的語言、文字、符號、遺跡和行為的把握,也就是對一般表達所包含的意義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學對自然界的“說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這樣的“理解”和“解釋”?!敖忉尅笔顷U釋性的、揭示性的,而“說明”則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們說“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種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詮釋學看作是純粹人文科學的方法論,并以實證主義的方式來看待自然科學,那么,自然科學就不可能是詮釋學的。
三、20世紀有關自然科學詮釋學的爭論
波普爾既不同意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也不同意狄爾泰僅僅把詮釋學局限于人文科學領域。他認為,人的認識是對事物的一種譯解或注釋,是不可能不出錯的;再者,知識絕不可能始于虛無,它總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識和某些問題,所有的觀察都是滲透著理論的、有選擇性的,總是在一定的境況中去發現某種結果。另一方面,波普爾認為,理解無疑是人文科學的目的,但同時也是自然科學的目的。人類和自然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愛因斯坦對宇宙實在的理解與人文科學中的理解至少有四點相似:“(1)如同我們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別人,我們可以因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們由于人們的思想與行為有某種合理性而去理解人們,我們可以因為自然規律中固有某種合理性或某種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規律。這幾乎是所有的大科學家(至少是從阿那克西曼德以來,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羅多德的話)的自覺愿望;而這種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頓、以后在愛因斯坦的引力學說里得到某種暫時的滿足。(3)愛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種與人文科學相同的意義——試圖按我們理解一件藝術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當作一種創造。(4)自然科學里有這種情況:人們意識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動最后歸于失敗——這一點人文科學家進行過許多討論;而且被歸咎于其他人的‘異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個完整、真實的東西時的不可避免的過分簡化?!保╗6],pp194-5)
所以,波普爾反對“把理解的方法說成是人文科學的特點,說成是我們用以區別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標志”,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完全是把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看作是適合自然科學的唯一哲學。([6],p195)
波普爾的觀點對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家來說是令人高興的,但是波普爾對狄爾泰和實證主義者的否定是以樸素實在論為前提的,在認識論方法論上又與其證偽主義觀點一樣犯了簡單化的錯誤。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談論的自然科學實際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學的基礎,他所列舉的科學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學家。當一流的大科學家探討自然科學的基礎性問題的時候,實際上是作為哲學家在探討自然哲學或科學哲學問題,這些探討確實是詮釋學的。但是,大多數具體的自然科學研究并不總是每日每時地去研究這些宏大的問題,并不總是連續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論、證偽舊理論。[7] 庫恩就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問題上糾正了波普爾的這種偏頗。
波普爾的詮釋學觀點是在批判狄爾泰等人的觀點中提出來的,庫恩則是在與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辯論中明確提出其詮釋學觀點的①。Taylor持有與狄爾泰相似的看法,認為人類行為的意義需要詮釋學的解釋,而自然現象則不需要這種解釋,如果說它們具有某種意義,那其意義對于所有的文化來說也都是一樣的。庫恩則認為,同一個自然物體對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體來說,其意義是不同的,我們今天的天體就與古希臘的天體不同,而且這兩種天體概念之間是不可通約的。這是因為關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為一種范式或一個共同體或一種文化所擁有的,從古希臘的范式到我們的范式,其中已經發生了革命,我們和古希臘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時期的自然科學都是以其從事者所接納的一組概念為基礎的,這組概念又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必須運用詮釋學的技巧才能讓非共同體成員加以接受。所以,庫恩把這組概念稱為科學的“詮釋學基礎”(hermeneutic basis),實際上也是他以前所說的“范式”。但是庫恩認為,在有了這種“范式”或“詮釋學基礎”之后,科學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規科學研究——則通常不是詮釋學的,因為這些工作只是根據范式來解決難題。因而,庫恩的最終結論是,“盡管自然科學可能需要我所說的一種詮釋學基礎,但是它們本身卻不是詮釋學的事業?!保╗8],p133)
雖然庫恩在科學詮釋學問題上得出了謹慎的、限制性的結論,但受到他本人極大影響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卻并沒有遵守他的限制。他們大都把庫恩的科學共同體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個的自然科學,包括具體的科學知識甚至具體的數學知識和邏輯知識,都看作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并都看作是詮釋學的。不過,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大都把自然科學詮釋學作為他們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對自然科學的社會學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歐洲大陸現象學-詮釋學強大影響的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們則與之不同,他們不僅僅承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而且還對自然科學展開大量具體的考察和分析,分別從科學史、科學實驗、科學發現、科學交流、科學描述等不同的方面來揭示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綜上所述,自19世紀末期以來,關于自然科學詮釋學問題的爭論,大致已經出現四種不同的態度:受狄爾泰和實證主義影響的學者都否認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波普爾在科學哲學領域首先批判實證主義,把自然科學也看作是詮釋學的;庫恩通過科學革命和常規科學研究的區分,承認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但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自然科學詮釋學家則大都把“常規科學研究”也看作是詮釋學的。
通過前面的討論,可以說完全否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實證主義觀點是站不住腳的。那么,對于近現代科學來說,它又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呢?是僅僅自然科學的基礎具有詮釋學性質,還是整個的自然科學都是詮釋學的?如果用庫恩的術語來說,這里爭論的焦點顯然就在于:“常規科學”究竟是不是詮釋學的?
四、存在論詮釋學與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有必要重新審視一下詮釋學本身的含義。實際上,詮釋學在20世紀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革,已經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詮釋學了。經過海德格爾和加達默爾的根本性改造,詮釋學不僅是方法論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論的(本體論的,ontological)。用希蘭(Patrick A. Heelan)的話說,詮釋學已成為指向存在的“強詮釋學(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僅指向狹義文本的“弱詮釋學(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爾首先把詮釋學改造為此在詮釋學意義上的存在論詮釋學。此在詮釋學要展示的是作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義、一般存在的意義以及在人的周圍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義,它也因此為認識這些事物的科學提供基本的視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詮釋學通過對人的生存的時間性和歷史性的展示,也為歷史科學(精神科學,人文科學)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層次上也把狄爾泰的詮釋學包容了進來。
作為此在詮釋學,存在論詮釋學的理解不是與“說明”相并列的一種認識方式,也不是要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理解本身作為此在“在世”的一種基本方式,是構成狄爾泰式“理解”和“說明”之共同基礎的東西。存在論詮釋學的解釋也不是狄爾泰那作為方法和技巧的“解釋”,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開的存在的種種可能性整理出來。這種解釋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結構,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視(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這種“前結構”是由事情本身所決定的,并構成解釋者不言而喻的先見。
在海德格爾思想的后期,隨著他的Ereignis的轉向,其存在論詮釋學也隨之有了進一步的含義,這就是突出強調對存在意義的聆聽和歸屬,對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爾又在存在論層次上回復了詮釋學的某種古老的意義:詮釋學首先意味著“承載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義上”([11],p32)來使用“詮釋學”這個詞。
加達默爾遵循海德格爾的思路,把詮釋學進一步變成系統的詮釋學哲學,并以此來揭示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見”、“權威”、“傳統”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對存在論詮釋學加以簡單概括的話,可以說它有兩個基本要點:一是存在論詮釋學把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質;二是存在論詮釋學旨在從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僅僅從人的認識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存在的意義”的,亦即它是從人之生存整體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義的一般詮釋學處境的。
從第一點來看,由于對存在意義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質,所以它在本質上體現于人的所有活動之中,從而也體現于人的各種各樣的認識活動中,體現于自然科學的各種認識活動中。由此,對自然科學基礎的研究與常規自然科學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詮釋學的性質。
從第二點來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義的問題上,存在論詮釋學給我們展示出來的一般詮釋學處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種生存活動中——無論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動,還是政治活動、經濟活動、宗教活動、藝術活動,也無論是實踐活動,還是認識活動——人都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去追求存在的意義的。由此,作為人的生存活動之一的常規科學研究活動,必然與自然科學的基礎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動一樣,作為本質上對存在意義的追求,都同樣是從已有的對存在的源始理解出發的,具體來說,都是從理解的“前結構”或“先見”出發而進行的一種“視域融合”。因而,常規科學研究無論如何也逃不出詮釋學的一般處境,它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當然,常規科學研究是嚴密的、精確的、程序化的解題活動,常規科學知識是體現在命題、定律和理論中的確定的、客觀的知識,它不是像人的主觀精神那樣流動不居,它本身是主觀精神的客觀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規科學知識正是以這些確定不變的形式,來長久“保存”在科學研究中所獲得的有關實在的信息,進而也長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義。希蘭就認為,“生活世界的意義場域不斷地被科學的理論活動所精煉、替換或改變”,這恰恰顯示出科學的詮釋學性質。([13])
常規研究從一個方面說無疑是一種實驗研究,這種實驗是通過對實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關實在的信息。但這種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認識過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變出來的,并歸根結底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常規研究從另一個方面說也無疑是一種數學研究。但這種數學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學的“數學因素”所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為常規研究奠基的時候,那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從數學的角度為常規研究打開了視域,提供了對存在意義的基本理解,具體的研究只能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只能活動于這種數學的視域中,只能是一種數學研究。([14]) 數學化的常規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個數學化的“前結構”,是對原初數學式理解的展開、保存和運用。
總之,從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常規科學研究作為人的一種生存活動,必然歸屬于對存在意義的理解、解釋、保存和運用,因而必然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五、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
在我們揭示出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之后,有必要再進一步指明其范圍和限度。這個范圍和限度就是:僅僅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才是詮釋學的。這同時也意味著: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
方法論與存在論本來是不可絕對分開的,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但是,當我們所說“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其存在論預設”的時候,我們已經表明方法論和存在論其實并不在同一個層次上,存在論是方法論的底層和基礎。這樣,當常規科學在存在論上具有詮釋學性質的時候,它在方法論上未必也保持其詮釋學性質。實際上,它恰恰在方法論上失去了其詮釋學性質。所謂在方法論上失去其詮釋學性質,就是說它的方法在整體上和細節上都失去了詮釋學的性質,其方法不是詮釋學方法。詮釋學方法是一種哲學方法,哲學方法嚴格說來不是方法,也就是說它不是那種程序化的和對象性的技巧。這樣,常規科學的數學方法和實驗方法以及各種各樣的更為具體的方法,就其作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對象性的特征而不屬于詮釋學,因而在方法論上不具有詮釋學的性質。
到這里,我們就可以明白庫恩為什么要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了。他的否認完全是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的,他完全沒有涉及存在論問題。(庫恩的否認還有另外一點考慮:他的范式和科學共同體概念有走向相對主義的可能性,而且事實上也確實導致了相對主義。這一方面引起了許多科學哲學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對于庫恩自己來說也確實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了限制,并與傳統科學哲學觀點進行了某種妥協。在自然科學的詮釋學性質問題上,庫恩的這種限制和妥協就表現為僅僅承認自然科學基礎的詮釋學性質,而否認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至此,關于“自然科學如何是詮釋學的”這個問題,我們除了進行歷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對近現代意義上的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進行了專門分析。現在讓我們概述一下自然科學究竟如何是詮釋學的:
古代的、中世紀的和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在詮釋學的最古老的意義上,即作為對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釋和運用,都是詮釋學的;從后來的方法論詮釋學和存在論詮釋學的角度看,它們也都具有詮釋學的性質。對于近現代自然科學而言,在存在論的意義上,它完全是詮釋學的,也就是說,不僅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而且常規科學也是詮釋學的;但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只有自然科學的基礎是詮釋學的,常規科學則不是詮釋學的。
對于近現代科學的詮釋學性質,我們明確區分了存在論層次和方法論層次,這具有特別的意義([15])。因為如果我們不加區分的話,籠統地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很容易引起誤解。這種誤解首先是對自然科學本身的誤解:既然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那它就與哲學人文科學沒有本質的區別了,它與神話、巫術和近代以前的科學也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了。這就不能使人們真正把握近現代科學的本質和精神,甚至會對科學的自身發展造成一種干擾。這種誤解其次是自然科學家對自然科學詮釋學的誤解。由于科學家本身不是哲學家,他們一般對存在論詮釋學是比較陌生的,他們只可能知道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詮釋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分別地告訴他們說自然科學是詮釋學的,他們就會認為詮釋學家完全是胡說八道:嚴密的、精確的、實證的、數學化的自然科學怎么能是“詮釋學的”呢?索卡爾(Alan D. Sokal)之所以會寫文章嘲弄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和科學詮釋學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對于自然科學家難以理解存在論意義上的詮釋學,我們也應該予以理解。這種理解不僅僅是出于寬容,而且也有著學理上的根據。自然科學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學本身。物理學實驗能夠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學本身。對于自然科學家來說,當他作為自然科學家而不是作為哲學家的時候,他是身在科學的“廬山”之中而純粹使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學之外來認識科學的“廬山”真面目,他無法看到那“超越我們的愿望和行動而與我們一起發生”的東西,無法在存在論的層面上看到常規科學的詮釋學性質。
所以,在與科學家對話的時候,我們必須申明:就方法論和方法而言,常規科學不是詮釋學的;科克爾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說的“科學事業自始至終都是徹頭徹尾的詮釋學事業”、“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詮釋學的成分”、“生來就具有詮釋學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論的意義上才是恰當的。
[ 參 考 文 獻 ]
[1] 艾倫G狄博斯.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自然》.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0.
[2]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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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alilei Galileo. The Assayer (1623).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Stillman Drake in Drake 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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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關于波普爾的科學詮釋學思想,可參見李章印“探照燈與數學因素——對波普爾與海德格爾科學詮釋學思想的比較”,《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8] Thomas S. Kuhn.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E. D. Klemke,Robert Hollinger,David Wyss Rudge. 3rd. ed. New York:Prometheus Books. 1998.
[9] Patrick A. Heelan. “Galileo, Luther,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Hermeneutics:Festschrift for Joseph Kockelmans. Ed. by Timothy Stapleton. Dordrecht:Kluwer. 1994. pp.36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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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卷).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9.
[13] Patrick A. Heelan. “The Scope of Hermeneu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9 (1998). pp273-298.
[14] 參見Martin Heidegger. "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Routledge. 1993.
自然科學的重要性范文3
關鍵詞:歷史方法;經濟學;科學性
一、判斷經濟學是不是科學的標準
判斷一門學科是否是科學,首先應確定一個“科學”的衡量標準。這種標準的依據不在于該學科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而應遵循以下三點原則: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規律性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是否運用了一種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強調“一門科學是任何一種知識,它發展了尋找事實和解釋或者推理(分析)的專門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種科學的理念和精神。顯然,這種判斷標準避免了由于選擇尺度的狹隘而將諸多科學性的東西排斥在科學大門之外的尷尬。就經濟學而言,政治經濟學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并且采用唯物辯證法、科學的抽象法、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經濟學看來,經濟學是研究如何對稀缺性的資源進行配置的學問,采用的方法有:經濟模型、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方法、靜態及比較靜態和動態的方法、邊際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數學分析的方法等。
科學的判斷一門學科是否科學,依據的重要判斷標準是該學科的方法論必須科學。一般來講,經濟學的研究和認識過程是:先從實際出發,從經濟史實和現實經濟問題出發,在掌握大量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基礎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題,然后再用范疇和概念去說明、解釋和預測經濟事實。這表明,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從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從實踐到理論再到實踐的認識論方法貫穿了經濟學確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論而言,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同樣符合科學標準。
二、為什么要強調歷史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紀末,奧地利學派創始人門格爾和德國歷史學派代表施莫勒進行了一場持久的經濟學方法論之爭。由于歷史學派方法論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經濟學在演繹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下走上一條公理化道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在經濟學——這樣一門本質上屬于社會科學的學科的探討上丟棄歷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經濟學過度演繹推理的做法不科學。在一些人看來,歷史的東西往往存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尷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斷的東西則存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統一性??陀^地講,經濟學采用演繹推理的方法,并輔之以數學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學的一種靠攏。但如果以為像自然科學一樣在少數公理的基礎上構建起邏輯大廈,就意味著經濟學自動走向科學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統一性或不存在認識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謂的公理實質上是一種沒有辦法通過進一步推理證明的無條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種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對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義上,很難判斷孰優孰劣、誰是誰非。既然公理本質上是一種信仰,而信仰顯然會隨時間、地點和任務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大廈就會表現出不同的外觀和內在結構。在懷爾斯看來,“‘公理’成了‘神圣命題’的代名詞。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們不顧事實建立起龐大的演繹結構,這已經成了經濟學根深蒂固的傳統”。事實上,脫離具體歷史條件而抽象出來的經濟學公理,如理性經濟人等在現實環境中也遇到質疑。這種抽象演繹的結果不僅無助于經濟學科學性形象的樹立,相反還損害經濟學的科學性。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看,對經濟學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歷史時期存在巨大差異。亞當·斯密教條地認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經濟生活會自動趨于最優狀態,不會存在經濟過剩和失業。而1929一1933年的經濟危機徹底打碎了人們對市場機制的信仰,轉而尋求政府干預。而凱恩斯以后的宏觀經濟學學派林立,或者說對同一經濟現象有不同的理論學說,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觀經濟學的諸多成果得益于歷史分析的方法。宏觀經濟學的目標有四個:通貨膨脹、就業或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顯而易見,這四個方面的研究對象,如長期的經濟波動,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歷史數據和歷史事實。即使在微觀經濟學的問題中,同樣也無法回避時間序列的探討。由此可見,目前主流經濟學中抽象演繹法所作的努力,即通過形式上的數理化來完成對經濟學的科學化改造并不能擺脫歷史數據的支撐。
(三)任何學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經濟學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來,“不管哪個學術領域,任何時期存在的問題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過去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帶有當時留下的創痕?!薄叭魏我幎〞r間的任何科學狀況都隱含它過去的歷史背景,如果不把這個隱含的歷史明擺出來,就不能圓滿地表述這種科學的狀況。”從目前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進行文獻綜述,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可以說,經濟學中任何一個問題的提出與解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獨立完成的,而是一個不斷的、連續的過程,也就是說是個歷史過程。這一點在政治經濟學的建立過程中體現的尤為充分。
(四)經濟學中的許多概念、范疇和定理必須運用歷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確的理解。恩格斯認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在《資本論》中,諸如商品、價值、貨幣、資本、勞動力商品等概念,馬克思都反復強調是個歷史范疇,從而對庸俗政治經濟學家進行批駁。同時,這些概念的許多規定性也只有放在歷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貨幣形式的發展、貨幣的本質及貨幣的功能等問題。
(五)在一定意義上看,歷史的方法是經濟學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礎。一是發展的觀點認為事物總是處于運動的狀態中,這與歷史主義強調的原則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絕對的存在,而是歷史的暫時產物,它在歷史中產生、發展,也必將在歷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歷史過程本身?!倍强茖W的抽象法認為,必須對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進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規律。要做到這一點,除要求在一個時間截面上盡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對事物的特征進行時間序列上的追蹤考察。只有經過事物特征的反復顯現,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隱藏的規律性。
雖然歷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學和經濟學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須承認,由于學科的限制,歷史方法發揮的作用在不同學科中存在較大差異。這導致相對于自然科學而言,經濟學的科學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學的成果經過歷史的積累,很容易被后人認可和運用,因為自然過程是反復發生的。但經濟學的歷史發展卻不具備完全可復制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充滿了各種新的、不同的意見與觀點。結果是,經濟學無法以嚴格的累積的形態取得進展,經濟學說史上就出現了形形的理論反復。一種理論和觀念總是以真理或謬誤的姿態在不同的時期交替出現,這在近代以來的宏觀經濟學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在當代尤其是中國,之所以很多人認為唯自然科學才是科學,是因為自然科學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是直接和明顯的,相比較而言,社會科學的作用則是間接的、長期的。時間的跨度有時甚至要經過一兩代人,所以經濟學的成果不易為人所觀察和掌握,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往往要在理論成果產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經濟學的科學性并不會因此而受到損害,相反說明經濟學的特殊性更需要用歷史的觀點去考察。
三、經濟學的發展歷史是一部借鑒自然科學方法與理念的歷史
從對歷史的回顧中發現,無論是有意借鑒還是異曲同工,自然科學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中都得到體現,這使經濟學日益成為最接近于自然科學的“硬社會科學”。
在西方,經濟學的出現以古希臘思想家色諾芬的《經濟論》為標志。為能把握住觀察對象的規律,古希臘畢達哥拉斯學派發明了數,認為萬物即數;萬事萬物的差別實質上是數排列組合的差別。在中世紀的歐洲,經濟學一度成為封建神學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并無科學性可言。隨著文藝復興和自然科學的興起,經濟學也迎來了科學的黎明。在馬克思看來,“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②,即古典政治經濟學才稱得上是真正科學的經濟學。從理論觀點和貢獻來看,古典經濟學認為,商品經濟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達官顯貴,還是平民百姓;無論富商巨賈,抑或小商小販,在進行商品交換時,都必須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沒有任何超經濟的強制力存在。顯然,這一商品經濟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學革命的影響。在傳統的封建等級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貴賤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學革命卻發現:整個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級結構體,各天體之間是作用與被作用的關系。這一信號傳遞到人類社會,其含義就是:人與人之間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進一步把該思想反映在經濟生活中,就是等價交換的原則。當然,此時可能有來自傳統的追問,即如果沒有舊有封建等級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來維持社會生活尤其是經濟生活的運轉呢?在亞當·斯密看來,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會推動資本主義這架精巧的機器一直運轉下去,永不停歇。這正如牛頓的力學所揭示的原理:萬事萬物為何運動有序?因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將亞當·斯密以后的經濟學與牛頓的物理學作比較,很多的地方都會發現對事物處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當時化學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萬別的物本質并無區別,都是原子所組成,差別惟一在于原子數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勞動價值論都認為,不同的使用價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來各不一樣,但卻都是勞動的產物。在馬克思看來,質上不同的使用價值在量上能夠比較,是因為它們都凝結有抽象勞動,即價值。
從生物學的角度看,生命體被當成一個系統來加以對待。而系統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早已被自覺不自覺地運用。從魁奈的經濟表到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以及當代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產業結構、地區結構等問題,都把經濟生活當成一個整體在進行研究。
現代主流經濟學對數學的運用更是無處不在。馬克思曾說過,只有當一門學科使用了數學時才成為真正的科學。數學使以往古典經濟學帶有哲學思辨式的思想通過數學方式的表達而顯得更為精確,使經濟政策的實施也更具可操作性??梢赃@樣講,正是對數學這頂自然科學皇冠的摘取,才使經濟學取得了社會科學皇后的地位。
自然科學的重要性范文4
關 鍵 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 回避其發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 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 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 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 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 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 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 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鄬τ趯嵺`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 和理論規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 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 、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 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 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 .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 )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 “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 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 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 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 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 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 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 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 ,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 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 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 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 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展。 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 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 ……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 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谒膫€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 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缥覀円呀洶l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展,而 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保?]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 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 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 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 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 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 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 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 生有 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 產生和發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 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 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 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 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 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區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 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 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 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夹g對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保?]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 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 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 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 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 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 。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 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 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 研究發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 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 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 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 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 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 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 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 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 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 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律,預測自然過程 的發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 究自然規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 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 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 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 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 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 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 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 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 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 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 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 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范、知識理論結構 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豹?[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 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 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 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 在技術知識發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 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 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 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 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 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 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 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 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 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保?]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 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 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 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 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 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 是應當超前于技術?!夹g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 。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 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5]。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 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 。這是技術科學發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 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 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 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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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的重要性范文5
當前,綜合大學面臨的首要教育任務就是強化教育的本體,不斷完善學生的自身能力和素質,充分發展學生的個性。當代大學生肩負著振興中華的重任,所以,高校教育不僅要全面培養學生的品質、人格和修養,還要使學生成為專業人才,以適應當前時代的需要。其中,藝術教育不僅能夠促進學生能力的發展,自身還具有一定的社會綜合功能,這一特殊作用是其他任何學科所不能替代的。
一、綜合大學藝術教育的必要性
從當前的社會環境來看,國際上,伴隨著近年來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極大地刺激了人們對物質生活的過高追求,在調動了人們潛力的同時,也導致精神文明環節的薄弱現象;在國內,改革開放日益深入,社會文明日益發達,我們在強調物質文明建設的過程中,也不能忽視精神文明的重要性,當前,精神文明領域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提高全體公民的藝術修養。如今,在大學生的培養過程中,缺失重要的詩意精神,忽視了藝術教育。當代大學生所處的時代,正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社會變化的烙印在其身上暴露無遺,大本文由收集整理多數的高校學生藝術教育和藝術修養極為缺失。藝術不僅能夠豐富大學生的生活與情感,同時還能夠撫慰他們的心靈,提升素質。因此,在綜合大學的教育課程中,將藝術教育引入素質教育課程,是一項重要的決定,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藝術教育的功能
(一)認識功能
藝術教育的功能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更好地幫助學生理解和認識自然科學;另一個是鍛煉學生的創造思維。藝術與自然科學是緊密相連的,自然科學得到發展的同時,藝術也得到了豐富。學生可以在這些藝術表現形式當中領略和感受自然科學的魅力,激發學生求索的欲望。其次,藝術教育可以有效地開發學生創造思維??茖W研究表明,人的左右大腦分工明確,左腦負責機械性功能的工作,如讀寫、語言、記憶和計算等;右腦執行的是非機械性的功能,如意志、情感和想象等。藝術教育借助于學生在藝術活動中投入的情感體驗來達到開發和改造人腦的目的。在培養學生全面發展方面,藝術教育的培養目標和右腦功能包含的非智力因素正好相同。因此,藝術教育有著不容忽視的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的能力。
(二)德育功能
藝術教育的德育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在藝術作品中,包含著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蘊含著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同時,藝術作品多是描寫祖國山河秀麗風光,能夠激發學生熱愛祖國的激情。藝術教育以自身的獨特方式,教育和感染著每一位學生。二是藝術教育能夠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對于學校的思想工作起到配合的作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部分組成了科學。求真的自然科學,是集知識體系和認識體系于一體的,本身沒有善惡之分;人文科學則大不相同,其不僅僅是一種倫理體系和價值體系,同時還具備自然科學的知識體系和認識體系,要求真、善、美。藝術教育避免了刻板的說教,通過在審美中所發生的情感體驗,彌補了學校開展政治工作中的不足之處。
(三)審美功能
藝術的審美功能不僅僅提升了人格品質,同時還原藝術主體以超脫、自由。自遠古時期開始,游牧民族用原始的歌舞祭祀祖先、獵手留在石窟中的壁畫以及當下的新型藝術,都是藝術對人類經驗的描述、深化和界定。藝術是承載人性淵源的一條長河。在人生的追求中,新生代們總是在前輩流傳下來的藝術中找尋答案,換句話說,藝術深深地根植在人們的生活中,激發其生活的勇氣和信心,給記憶留下希望,接受生活中暫時的悲傷和困苦,讓人們獲得愉快的源泉。
三、藝術教育在綜合大學素質教育中的實踐
(一)深入挖掘藝術內涵
當前,在綜合大學的藝術教育過程中,教師的授課重點往往是關注作品的藝術性,重點講解的是作品的表現力和藝術上的技巧,對于作品的思想內涵沒有進行深入的挖掘,沒有做到藝術性和表現性并重發展,使藝術教育對于大學生素質培養的全面目標不能發揮出來。
(二)多元化的教學目標
一般來講,藝術概念包含音樂、美術、建筑、舞蹈、戲劇、文學、電影等。高校在課程設置上并不會顧及每一種藝術形式,但是在重點的如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專項的基礎之上,開展戲劇、視覺藝術等一系列綜合性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審美能力,鍛煉學生把握作品的內在能力。同時,促進了多種藝術學科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有利于學生站在一個更高的點上來更好地接受和理解藝術作品本身包含的內在精神。
(三)教師的再教育
從歷史發展歷程來看,我國藝術理論基礎還比較薄弱,來自于西方的教育思想占據高校的領地,而對于不同藝術在教育思想上的綜合改造和采納認同,還需要一個嚴格的分析和甄別的過程。在屬于自己的專業學科中,教師要具備廣闊的視野,要熟悉自己學科的知識、理論和技能以及其發展和演變的進程,對于藝術的發展要有自己的思考和觀點,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盲目。作為綜合大學藝術專業的教師,要養成一種自我 教育和激勵的行為模式,不斷將知識結構進行完善,充分發揮自身聰明才智,站在方法論的高度上來運用自身的主動性,探索最佳的教學方法,以取得最佳的教學效果。教學不是一個概念,優秀的教學需要的是教師的思想文化修養、個人專業的水平以及完整體現的人格素質。
自然科學的重要性范文6
關鍵詞:澳門;高等教育;化學通識課程;課程發展;課程實施;課程特點
澳門地區高等院校大都以開設商業課程為重,自然科學課程所占比重較少;而課程以專業及應用為取向,沒有自然科學(理科)本科學位課程。至2011—2012學年,在眾多澳門高等院校中,只有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和澳門科技大學五所院校為大學本科或高等??茖W位提供自然科學教育。理科教育是為??坪蛯I的學生而設,對象僅局限于工科學生、醫藥范疇學生、未來保安官員和以科學教育為副修的數學專業學生。
內地高等院校為文科學生所開設的理科通識教育日漸普及,而以化學為主題的通識課程,在教學與研究層面持續發展[1, 2, 3]?;诨瘜W通識教育在人才培養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本文分享化學通識教育的課程設計和課程實施經驗,并探討通識化學課程的特點。
一、自然科學的通識課程
通識教育源于博雅教育,是為全體學生而設的全人教育。通識課程有別于專業課程和職業課程,通識教育是從人的角度進行設計和實施,讓學生得到全面發展。澳門地區高等院校是以專業教育為重,通識教育課程含量極微,部分院校是以第二課堂形式實施。
自2009年澳門大學推行全面的課程改革,在2011~2012學年開始實施新的教育模式,教育模式是以四位元一體的通識教育。教育模式包括專業教育、通識教育、研習教育和社群教育四個維度,通過跨學科知識的訓練,著眼于所有學生共享的學習經驗,培育學生的核心能力和價值觀。
因應新的教育模式,澳門大學為本科生開設以自然科學為取向的通識課程,規定每一位學生必須修讀自然科學學科。自然科學課程包括電與生活、物理、自然地理和化學為主題的四門通識學科,學生必須修讀以上主題的其中一門。自然科學的通識課程,除教授學生基礎知識和科學方法以外,亦引導學生掌握邏輯思維,培訓學生的綜合思考能力,讓學生能在態度、價值觀、生命意義等方面作出道德的思考和科學的抉擇。
二、通識教育中的化學課程設計
通識化學學科是以“化學與現代社會”(Chemistry and Modern Society) 為課程名稱而定位。“化學與現代社會”是以通識化為取向的化學課程,旨在跟上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和博雅教育的要求,結合澳門本地教學環境,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使學生得到全面發展。
1. 課程目標
化學課程以培養學生的科學素質為重點,通過化學基礎知識的學習,使學生能正確認識自然、人和環境的關系,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運用科學知識、方法、價值和態度適應社會變化,承擔社會義務。
2. 課程編排
課程編排的原則在社會生活情境下,擴寬學生的視野,先為學生建立知識和技能的化學基礎,以社會議題聯系化學教育,以培養學生的能力和態度及價值觀,為深化學生的社會參與作準備。
3. 課程內容
從化學基礎知識和基礎技能著手,在課程選擇方面,涵蓋化學學科的四大基本內涵:物質科學、實驗科學、變化科學和中心科學?;瘜W課程的教學內容和教學主題見表1。
三、通識教育中的化學課程實施
“化學與現代社會”是以通識化的方式推行教學評,讓學生了解或從新角度重新認識化學,以化學結合澳門社會環境為中介,提升學生的化學素養,使學生在參與社會活動中加強對化學的認識,促進整體素質的發展和對社會的認識。
1. 課程計劃
化學課程是以一學期學制實施,一個學期共修課14星期,每星期上課3小時。學生修畢并合格完成課程,可獲3個學分。課堂教學包括講課、工作坊和小組討論。除了正規課堂教學以外,導師亦為學生安排非正規的第二課堂教學活動,實施化學和社會相融合的教育設置和安排。
2. 課程政策
化學課程大綱(syllabus)是類似合約性質的教育條文,教師和學生的教與學都在課程大綱規范之中。為了推動學生的社會意識,制定政策時將化學教育與公民教育相配合,實施通識教育。
在課程大綱的范圍內,教師在化學教學計劃和教學內容實施方面,可因應教學需要而作出合乎情理的修訂;學生在教學內容、教學主題和教學材料等方面,負有自我學習的責任;課程內的所有學術工作,學生必須具備專注的態度,嚴格地執行學校所規范的學術誠信要求。
3. 教學方法
化學課程包括導論課、理論課、課堂活動課、社會活動課和總結課五個具體分類。教學方法是以課堂教學類別和教學主題實例兩個層次展開教學。
4. 通識化學教學方案的實例
導論課的教學方案是從認識自然界開始,然后導入化學概念,再與社會應用相結合。在化學教學的基礎上,讓學生從宏觀認識自然、社會和化學,再從微觀理解化學和生活。
四、澳門地區通識化學教育的展望
化學為你而存在(Chemistry for all) 和化學為生命而存在(Chemistry for life)是國際化學年(International Chemical Year, ICY2011)的兩句口號。Chemistry for all可理解為:化學是大眾的化學,化學是為了所有人,化學就是全部…;Chemistry for life可解讀為:化學是生活的科學,化學是生命科學,化學是人類的科學,化學著眼于生命…
盡管各地通識化學教育的課程名稱、課程計劃、課程教學評等各有不同,但通識化學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它是基于化學的內涵,在社會中、生活中呈現化學精神的外延??偨Y而言:通識化學教育是所有學生的教育,亦是追求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教育。
本通識化學課程的特色是,在塑造社會化教學情境下,建立學生對化學核心價值和內容的認識,繼而推動化學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貢獻。
自1999年后,為了適應社會多元化發展和未來全球化的需要,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高等教育,確立了為澳門培養全面性、多元性和靈活性的人才的教育目標?!盎瘜W與現代社會”是澳門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開設的化學通識課程,它是通識教育和化學教育的交匯和融合。通識化學教育是以化學教育為本,而化學教育將通識教育的使命充分彰顯出來。
參考文獻:
[1] 侯文華. 大力推進通識教育 實施全面化學教育與人才培養[J]. 大學化學,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