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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的概念范文1
我國東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馬橋文化等,都是這一時期命名的,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蘇秉琦先生根據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提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理論,對于我國考古學向縱深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對于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研究,無疑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皡^、系、類型”理論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據“區、系、類型”理論,蘇秉琦先生將我國群星璀璨的考古學文化歸納為六大區,“區、系、類型”中的“區”不僅空間大于考古學文化區,而且“區、系、類型”中“區”的層次也高于考古學文化區。蘇秉琦先生從全新的高度將“考古學文化區”的概念上升為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不僅為考古學建立了更加廣闊的時空框架,也為宏觀地對考古學文化進行動態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蘇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區、系、類型”理論的同時,還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模式、從“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觀點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理論和“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為國家形成的三種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論,因此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理論實際上已成為通過考古學方法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理論基礎③?？脊艑W理論來源于考古學實踐,考古學理論應對學科研究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三十年過去了,當年蘇秉琦先生基于現有資料對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探索雖具有前瞻性,然這一理論在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實踐中也日漸顯現出理論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而出現一定的局限性?？脊艑W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確?！皡^、系、類型”理論中出現了考古學文化的“區”、考古學文化的“系”和考古學文化的“類型”,蘇秉琦先生對“區、系、類型”的定義如下:“在準確劃分文化類型的基礎上,在較大的區域內以其文化內涵的異同歸納為若干文化系統。這里,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憋@然,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與原有的“考古學文化”、“考古學文化類型”等考古學專業名詞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義不同。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定義,“區、系、類型”中的“區是塊塊”,屬于空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區也同樣屬于空間范疇。在蘇秉琦先生劃分的六大區系中,“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即海岱地區;盡管蘇秉琦先生認為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屬另一個文化系統,實際上膠東半島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可歸屬海岱地區的一個亞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則包含了太湖地區的“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寧鎮地區的“北陰陽營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學文化。
根據蘇秉琦先生的劃分,“東部沿海的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大致相當于“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分布區;而長江下游地區卻包含著“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陰陽營文化”和“薛家崗文化”的分布區。因此“區、系、類型”的“區”似乎既可等同于一個考古學文化區,又可包含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區。此外,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的“區”,或以省命名,如“陜甘晉”“、山東”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長江下游”“、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等?？脊艑W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學的基本標準④,而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中“區”的命名,既無統一的標準,又無規律可尋?！皡^、系、類型”中的“系是條條”,顯然屬于時間范疇;而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發展演進也同樣屬于時間范疇。根據蘇秉琦先生對大汶口文化發展演進為龍山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展演進為良渚文化的論述,“區、系、類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發展演進而不包括考古學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文化分期屬于量變,而文化的發展演進則屬于質變,質變是由量變的積累而發生的突變。因此,“區、系、類型”中的“系”與文化分期、文化演進的相互關系的區分,“系”的時間概念與文化分期和文化演進的時間概念的區分,顯然存在著概念上的不確定性。在同一考古學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圍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異,往往又分為若干類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史家類型”、“廟底溝類型”、“秦王寨類型”、“大司空村類型”和“西王村類型”等,而龍山文化則有“城子崖類型”和“兩城鎮類型”等。在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類型”中,“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顯然“區、系、類型”中的“類型”與考古學文化的類型有著不同的概念。
“系是條條,類型則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與分支也同樣存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綜上所述,“區、系、類型”的“區”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區的“區”“,區、系、類型”的“類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學文化類型”?？脊艑W理論既須以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作為理論基礎,又須符合形式邏輯的基本原理。一個學科中用同樣文字的專業名詞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著不同的定義,似乎有悖于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同一律?？脊艑W理論應具有普遍性,應適用于不同時期的考古學研究?！翱脊艑W文化的區、系、類型”如僅適用于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區系的劃分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區。受考古資料的局限,蘇秉琦先生在“區、系、類型”中劃分的六大區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學文化空白區的情況下劃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區與下游地區。因此六大區系的劃分出現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東部和江淮中部地區在當時還是考古學文化的空白區,還沒有龍虬莊、侯家寨、凌家灘、雙墩等遺址的發掘,還沒有龍虬莊文化、雙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據對古史傳說的研究,劃分了華夏、東夷和苗蠻民族集團的空間分布范圍。其中將渤海灣以西到錢塘江以北劃為東夷民族的分布空間⑤(圖一)。而蘇秉琦先生將我國東部沿海劃分為“山東及鄰省一部分地區”和“長江下游地區”,顯然割裂了東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區,顯然強調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考古學屬性而忽略了區系劃分的民族學屬性?！啊脊艑W文化’是代表同一時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內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遺跡和遺物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應該屬于某一特定的社會集團的。由于這個社會集團有著共同的傳統,所以在它的遺跡和遺物上存在著這樣的共同性。
考古學的概念范文2
[關鍵詞]李濟；《中國文明的開始》； 知識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04-0108-02
李濟先生的著作《中國文明的開始》，成書于英文，最早于1957年在美國西雅圖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1970年曾由萬家寶（）譯成中文由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第一講挖掘出中國的歷史（中國考古學史），第二講概論中國文明的起源和它的早期發展，第三講講述中國的青銅時代。目前大陸的同名版本由李先生的哲嗣光謨編選，江蘇教育出版社（鳳凰出版集團）出版，其書除了主體部分，另外還選了幾篇相關的文字與之相補充并互為輝映。應當說，從其一生的學術著作來看，多數都與中國的上古文明或文化有關。各篇多按發表年代排列，大致可反映先生某些學術思想和觀點的發展過程。這里主要結合李濟李濟的主要學術成就和研究背景，對此著作大陸版本的主體部分作以評述。
在這本著作中，他首先談到了考古學研究的目的：“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边@樣的屬于兩類但息息相關的問題，實際構成了對中國考古學及其歷史研究的最核心內容。而考古學家的工作，正在于“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包含在他所倡導的“重建上古史”、“中國的若干人類學問題”以及“新史學的四種境界觀”等之中。
如若不以嚴格西方學理意義下的學科分野來論述，中國的考古學淵源可以最早追溯到傳統的金石學、古器物學。而在20世紀以降，特別是在中國傳統學術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以傅斯年所領導的“史語所”支持下的考古學，則成為率先“現代化”的學科之一，這門科學成為了革命性的科學。劉夢溪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總序》中羅列，自儒、釋、道三家并立，標志著我國傳統學術思想多元化格局的進一步形成，宋明學術、乾嘉學術、晚清新學等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學術流派。他指出：“直承今文學而來的疑古學派的出現，本來是傳統學術走向現代的重要一步，但在甲骨、敦煌學新發現面前，它遇到了巨大的挑戰，簡直足以在事實上拆毀它賴以建立的理念根基?！苯酉聛硭隽送鯂S在《古史新證》中所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證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劉先生接下來評論說：“此一新理念的提出，學術界響應者甚眾，不僅對疑古之偏頗有所是正，對二十世紀的學術行程也自有其影響，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學術何以史學一門最富實績的原因……而中國現代學術中考古門的建立，也是與清末的學術新發現相聯系的……二十世紀初，以發掘工作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的建立，李濟、董作賓、郭沫若諸人，與有功焉?！被仡櫧F代學術思想史，即由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之嬗變過程，“疑古學派”、“考古”與“二重證據法”是幾個關鍵方面，代表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潮流。1928年傅斯年先生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謂：“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边@句話在當時所帶有的宣言性質，實際上具有學術思想史的意義。
學術之變并非僅有新舊嬗變，因為所謂“學術”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知識活動的體現。在這個變化的整體趨勢之中，考古學是一個很明顯的征象。這是由它的學科性質及學術運作的特征所決定，相比于“傳統學術”中那種強烈的書齋性，這門學科的重視實物的實證主義態度和獲取研究資料的方式，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鮮明的初生之氣和青春氣象，是中國“傳統學術”的一股新鮮血液和“現代學術”的一支生力軍，在這個時代背景下，考古學是一門富于革新精神的學科。為了充分地了解這個學科在整個人類知識體系中的重要性，必須把考古學納入學術思想史之中。而在這門學科之中，李濟先生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之父”、“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因此，當我們討論《中國文明的開始》時，必須把李濟先生及其作品置于中國學術思想史的背景中去。
李濟，1896年出生，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學攻讀心理學，并于次年改讀人口學專業，1920年獲得社會學碩士學位。1920～1923年，他轉入哈佛大學攻讀人類學，1923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以上這個學業簡歷很重要，因為它反映了李濟先生學術的基礎，也是我們分析和研究他學術思想的線索。如果與其后的梁思永、夏鼎、蘇秉琦等先生相比較，可以看出李濟先生更多地受到了美國人類學的影響。
在《中國文明的開始》中，李濟先生認為，研究上古文化所面臨的最要緊的問題，首先一部分是要如何把殷商的考古材料與事前的考古材料比較貫穿，同時要把若干不能解釋的成分，找出它們可能的來源。這些問題，在他看來都不是憑想象能解決的。它們的解決，需要更廣闊的田野考古工作，以及更深度的比較研究。任何古史的重建工作必須以可靠的材料為立論依據，材料必須是經過考證及鑒定的文獻史料，和以科學方法發掘及報道的考古資料。撰稿人須盡量利用一切有關材料，尤其要注意利用最新的資料，其中包括幾大范圍：一是放眼世界、全球范圍內的人類起源和原始文化的資料；二是與研究東亞地形有關的科學資料，包括地質學、氣象學、古生物學各種研究成果；三是人類的文化遺跡（史前考古學，主要針對古器物即古代人類遺留下的工具等）；四是體質人類學的成果（包括對古代人身體遺骸的研究、其分化演變的過程以及和環境之間的關系等）；五是狹義的考古學資料（即古器物學家所承認研究的考古資料，青銅時代以及以后的歷史），但李濟先生同時指出，因為在采集方法與看法上的不同，這批材料的價值在過去都沒有得到它們應該得到的注意，而在現代考古學的視野下，它們的學術重要性會得到重新思考；六是民族學家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原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其體質上；七是研究中國上古史最基本的資料，即傳統的經學與史學文獻，而如何辨別這些龐雜的資料和評價它們的價值，均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和研習。
考古學的概念范文3
[關鍵詞]美術考古；敘事特征；宗教美術；學科關系
美術考古學的學術概念來自于西方，郭沫若1929年翻譯的《美術考古學發展史》首次將其引入到中國。之后，學術界并沒有關注學科定義、學科歸屬等方面的內容。1986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中首次出現“美術考古學”的內容，以后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學》卷中也出現了“美術考古學”的詞條。在專著中明確為美術考古學作定義的是劉風君1995年出版的《美術考古學導論》和孫長初2004年出版的《中國藝術考古學初探》。不過，這些學科定義上的工作還只是停留于淺嘗輒止的層面上，并沒有專門的討論。
學科定義涉及學科的研究對象，同時，一個學科性質的準確認識，也需要涉及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系。通過學科之間的關系梳理，可以突出學科的特征，同時也可以完善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在關于美術考古學科關系的認識中，目前學者較多涉及的是與考古學、美術學、社會學、歷史學、圖像學等學科的關系，這其中涉及學科的本源、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的意義等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謂不廣、不可謂不具體。遺憾的是，在這些關系的討論中，基本上沒有考慮到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的特殊關系。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不僅在研究對象上有相同之處，而且在研究資料的獲取上也有相同之處；同時，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響上也有相同之處。因此，我們提出美術考古的敘事特征和與宗教美術的學科關系作為理論深入的探討視角。
一、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敘事邏輯
這是一個關于敘事邏輯的學科定位問題。我們認為，美術考古如果作為分支學科看待，那么，從敘事邏輯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應當是美術學的二級學科。
首先，美術考古是將研究對象作為美術史現象來描述的。“以田野考古發掘和調查所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1](p5)是美術考古的研究對象，在美術考古的研究過程中，這些美術遺跡和遺物轉化為美術發展史上的敘事遺存，圍繞美術遺跡和遺物展開的研究是關于構圖、造型、色彩和主題、風格、藝術進步等美術學科范疇的研究。以我國西域龜茲石窟為例，在考古學的研究中，它是關于石窟的考古對象；而在美術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藝術的研究對象，研究者是將它作為美術現象來研究的，學者們從龜茲石窟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藝術影響。比如，希臘藝術的影響:“在龜茲石窟的早期壁畫中，人物顯得非常突出，與后期山水鳥獸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較大有明顯的不同，這就是受希臘以人為本藝術思想的表現。有些形象與希臘神話傳說似乎也有聯系，如克孜爾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獸身的金翅鳥，荷馬史詩中也有生動的描寫。被學術界所注目的龜茲壁畫，顯然也是有希臘藝術影響的痕跡。希臘藝術是推崇的，認為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龜茲藝術家接受了這樣的審美觀點，而且也對小乘佛教的禁欲主義給予了突破?！盵2](p137)這些研究內容，已經完全是在美術學的學科范圍中進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藝術、漢畫像石墓葬藝術等，在進入美術考古視野后，都是作為美術發展史上的美術現象、敘事風格和藝術成就來研究的。
其次，考古學的學科方法并不支持美術考古的研究趨勢。目前學術界中，不論是將美術考古歸之于考古學學科還是將美術考古歸之于美術學學科，學者們都希望美術考古擁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廣泛的研究領域，但是，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術考古這種具有擴張性的發展要求。中國傳統的田野考古學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標型學、器物形態學)，這兩種方法都借鑒于自然科學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學是以物為研究標的的特性，這一基本點決定了田野考古學只能是“見物不見人”。美術考古如被作為田野考古學的一個分支，雖然研究對象是考古學研究中的特殊對象——美術作品，但是它從屬于田野考古學的關系決定了其在方法論上必然是以地層學和考古類型學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過程中強調過程的客觀性，禁止運用描述性語言，從而忽視了這種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觀性內容。有學者認為:“許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將考古發掘報告當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學科都離不開研究，否則就不是什么學問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語言也是錯誤的?！盵3]在強調客觀性的制約下，美術考古歸于考古學缺少可操作性。
我們還可以從一些考古學前輩和權威性的觀點中得到旁證。比如，前輩夏鼐認為:“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美術考古學是從歷史科學的立場出發，把各種美術品作為實物標本，研究的目標在于復原古代的社會文化。這與美術史學者從作為意識形態的審美觀念出發以研究各種美術品相比，則有原則性的差別；由于美術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在年代上上起舊石器時代，下迄各歷史時代，所以它既屬于史前考古學的范圍，也屬于歷史考古學的范圍。又由于作為遺跡和遺物的各種美術品多是從田野調查發掘工作中發現的，所以美術考古學與田野考古學的關系也相當密切!”[4](p9)目前，“復原古代的社會文化”已經不能覆蓋美術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為意識形態的審美觀念”則成為一個重要的內容，我國目前美術考古取得的學科影響主要是在美術學領域。其一，美術考古的研究成果極大地豐富了美術史的研究內容。在美術考古發揮影響之前，我國美術史的研究依賴于傳世的美術作品和相關文獻，這些作品和文獻在傳播過程中指導創作，形成流派，后人由此而產生的理解也直接推動美術理論的發展。但是，在美術考古學科形成后，情況發生變化，大量的美術考古作品進入美術史的研究領域，不僅增加了傳統美術的作品數量，而且美術史的理論認識也得到了普遍提高。在目前流行的美術史教科書中，美術考古的內容已經進入到了所有朝代美術發展的認識中。其二，美術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美術史研究模式。對于傳世美術作品的研究，美術史更多的是依靠傳統的文化研究模式，比如知人論世的考釋，比如師承關系的梳理，等等。對于美術考古作品，考古學的地層學方法和類型學方法則被學者們熱情地引入，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的理論也被學者們廣泛地運用，目前甚為流行的圖像學、敘事學等，皆為美術考古研究常用方法。其三，美術考古的研究成果極大地提高了美術史研究的學術影響。這一點最好理解，美術考古將美術史的研究進入到石窟藝術、墓葬藝術、巖畫藝術等考古遺存的領域，美術史上的許多空白被填補，許多文化遺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術史在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
因此，我們認為美術考古不應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而應當作為美術學的分支學科。通過對美術考古定義的討論，我們提出一個求教大方的表述:美術考古是一門以田野考古發掘和調查所獲得的美術遺跡和遺物為研究對象、在美術史層面上展開研究活動的美術學分支學科。
二、與宗教美術相關的敘事特征
這是一個從敘事特征角度討論學科關系的問題。
首先，從邏輯關系上對敘事特征的討論。
從形式邏輯的角度看，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在概念上存在的關系是交叉關系。這樣的關系與全同關系不同，具有反自返性、對稱性和非傳遞性的性質。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學術界并沒有注意到它們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系。實際上，在它們的研究對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與宗教信仰有關，同時，它們的研究對象基本上是通過考古手段獲得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從敘事特征看，美術考古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因為宗教信仰原因而成為考古對象的，如墓葬藝術作品、石窟藝術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為社會動亂、自然災害等原因而成為考古對象的，如古建筑遺址、被掩埋的藝術作品等。這兩部分作品中，從目前的研究條件看，宗教信仰原因的考古對象占有著極大的比重。這一現象，也與我國傳統文化的延承有關。自三代開始，人們就將與自然、先人有關的祭祀活動和與自己有關的埋葬活動作為了一項重要的社會活動，以后的各類宗教思想發展不僅沒有降低這項活動的重要性，而且還從生命的價值、生命的不滅和生命的轉化等方面予以豐富和細化。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深入于藝術活動之中，留下了豐富的美術作品。
宗教美術的研究對象也有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通過考古手段而獲得的美術作品，第二部分則是通過代代相傳的方式而保存、流傳的傳世作品。與美術考古一樣，宗教美術的第一部分占有極大的比重，而且第一部分的作品與美術考古的第一部分作品完全重疊，如墓葬藝術作品、石窟藝術作品等。這些美術作品都是通過考古的手段而獲得，這就使得這兩門學科有了更加緊密的學科關系，我們因此而可以提出這樣的關系命題:對于這部分作品，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是關于宗教信仰創作的美術活動?！懊佬g考古”和“宗教美術”是主項，“關于宗教信仰創作的美術活動”是謂項，主項之間的關系是對稱性的性質。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所具有的對稱性關系，雖然是有條件的，不能覆蓋兩學科的所有內容，但是考慮到這部分重疊的內容具有很大的比重，而且這部分作品中優秀作品的比重也很大，所以這樣的對稱性關系使得兩學科的共同性有了特別的意義。在建立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的關系命題之后，我們就可以從許多共同性的方面來深入思考它們的學科性質了。
其次，關于美術作品埋葬方式的敘事認識。
在通過考古手段而獲得的美術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無疑問是美術作品完成敘事的重要內容，可是這一點目前沒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的研究論文中，研究對象的確定常常是側重于從作品的發現角度來認識的，即考古學的角度。我們則認為，作品的埋葬也是一個非常好的角度，這是一個關于作品本體的角度。當然，作品埋葬和作品發現都是屬于作品存在的范疇，作品發現也已經反映了作品的部分埋葬情況，但是埋葬的角度是一種直接性的觀察，可以更有針對性地收集和反映相關信息。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流傳而言，作品的埋葬是一個主動的行為，原作品所有人的主觀愿望可以得到最大可能的實現；而作品的發現，則可能是一個被動的行為，其中的一些環節是原作品所有人不可預期、不可掌握的，在大多數情況下甚至是與原作品所有人的愿望是沒有關系的，極端情況下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作品的發現不考慮這些因素，那么認識原作品所有人的創作就有了一個信息損失、甚至歪曲的可能。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比如漢墓壁畫，墓主人將反映自己社會地位、日常生活和對另一個世界想象的繪畫作品置于自己的墓室之中，他的目的是表現自己的長生思想。對他而言，長生思想的表現是一個長生行為，是對長生信仰的體驗，同時，這一定是一個個人的行動。他絕對沒有考慮到這樣的現象:考古學的發掘活動，發現了他的行為或研究了他的思想。也就是說，墓主人墓葬繪畫行為的目的只是后人理解中的一部分內容，另外的內容為后人所加。墓主人的內容和后人的內容之間的敘事結構完成，在新信息得到的同時，也可能會因為敘事結構的轉化而損失了一定的信息，比如誤解，比如疏忽。所以，作品的埋葬與作品的發現，是一個存在一定意義差別的不同角度。
作品的埋葬涉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作品為什么存在?關于宗教信仰創作的美術作品，其創作是在信仰的指導下完成的。作品的所有人相信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個人的魂魄并不隨著自己的生命結束而結束，而是在另一個世界能夠繼續，所以他要為那個世界的存在而作這個世界的準備，因此他的行為就涉及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的研究對象——具有宗教色彩的美術作品。這樣的美術作品又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專門創作而直接參加宗教行為的作品，如石窟中的造像和壁畫；一種是之前創作而間接參加宗教行為的作品，如墓葬藝術中的一些帛畫、雕塑、冥器等作品。這兩類作品就創作過程而言，有著不同的創作性質，第一種是宗教行為性質的創作，完全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導下進行，為宗教體驗服務是它的唯一目的；第二種是世俗行為性質的創作，在創作過程中并不一定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導。這兩類作品能夠有敘事上的同構，是因為埋葬活動提供了條件，為宗教信仰服務是作品完成整個敘事過程之后才得到的創作意義。這兩類作品在考古學的活動中，都是以歷史遺存的形式出現，就作品的發現而言，它們是以相同形式的遺存出現的，它們的主題也都是為墓主人或供養人的宗教信仰服務的創作行為。但是，宗教行為的創作行為和世俗行為的創作行為是存在著區別的，世俗行為成為宗教行為必須有一個結構演變的過程。
從邏輯關系角度看，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有著部分對稱性的關系，其意義是肯定兩學科的共同性，從共同性的角度出發認識它們的優秀作品；而從埋葬角度出發，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被考慮的則是兩學科之間存在的差異性。當然，這個差異性是部分的，而且是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展開的，目的是從兩學科的關系層面上思考學科性質。但是，如果我們在了解、分析埋葬美術作品時沒有考慮到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學科之間的差異，那我們的認識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錯誤的。
再次，關于敘事意義的理論認識。
敘事作品是一個動態的意義生成系統。[5]通過學科邏輯關系的認識，我們可以從邏輯角度認識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所存在的共同性；通過作品埋葬角度的認識，我們可以從作品存在的角度認識兩學科之間存在的差異性。同時，兩學科的結合思考還可以在操作層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論意義。這個意義，就是在認識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學科特征的基礎上突出兩者結合思考后的指導意義，即強調宗教美術作品和與之相關的美術考古作品所具有的敘事意義。
其一，敘事主題的單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術作品和與之相關的美術考古作品中，敘事的結構往往都顯得非常宏大，幾乎所有的構圖都試圖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間和世外，這是宗教信仰指導的必然結果。如我國最早的黃帝圖像就出現在山東武梁祠的畫像石中，與他同時出現的還有孔子等先秦圣人，他們之上就是西王母的圖像，墓主人用這樣的構圖說明西王母對世界的控制和自己對西王母無所不及的期待。無所不及是一個多么大的結構，墓主人能夠在有限的畫面上和有限的手段等條件下完成這樣大的結構嗎?顯然這是一個充滿著矛盾的要求，但是宗教美術可以很輕松和很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敘事主題的單一，或敘事主題的集中。在所有的宗教美術作品中，作品的主體都是至上神或主宰這個世界的神靈。在構圖上，這個主體占據著作品的最重要位置和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唯一的形象，比如我國四川和北方河南、山西的一些大型石窟中，常常主體就是一尊佛的造像。以單一的形象反映豐富的世界，在世俗美術創作中是非常難辦的，似乎有悖于一般的藝術創作規律，但是這在宗教美術創作中卻是普遍的現象。在宗教美術創作中，至上神與其所代表的世界表現的是終極關懷，藝術審美感來自信仰經驗。如此，凈化的世界也同時產生了簡化的世界，敘事主題自然就顯得單一，顯得集中。當美術考古的作品涉及宗教美術的范疇時，相關的敘事同樣是沿著這樣的路徑進行的，豐富的世界可以作為創作的背景存在，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主題是單一的，是集中的。宗教美術作品的敘事主題單一、集中的特點，可以充分反映、同時也充分論證了宗教行為的性質和影響的存在。
其二，情節的真實性。
宗教美術是描寫另一個世界的，與現實世界對照，它是不真實的。但是，宗教美術作品能夠存在的理由卻是來自于宗教經驗，即這些作品的內容是真實的。這樣的真實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現了情節的真實性。情節的真實性當然是來自于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宗教經驗對這樣的真實是支持的態度。宗教美術作品的構圖體現著這樣的“真實性”。在我國神話傳說中，女媧是一個大神，有著極高的地位。我國早期的歷史書籍中，幾乎都有關于女媧的文字記載，在各地的民間傳說中，女媧也有著極為豐富的資料。關于女媧神話的發展，學者們的研究是將女媧的神格分為始祖母神格和文化英雄神格兩大類。為什么女媧在這兩方面作出貢獻?因為她是女神，這一點充分表現在藝術形象中。她能夠如現實世界中的女性一樣造人，而且她有著許多神奇的造人方法。主要有三種造人法，即化生人類、摶土作人和孕育人類[6](p29)。就神話的流傳而言，女媧的這些情節都是真實的。漢畫像石中，女媧所擁有的與生育有關的情節也是真實的。在漢畫像石里，女媧的形象一般被描寫為人首蛇身狀，有著非常濃郁的原始氣息。因為在原始社會，女性的最重要任務就是生育，蛇是卵生動物，生育力特別強，女媧蛇身就有了這方面的思想寄托。在原始神話中，蛇的生育本領往往要被移植于造物的神話里，許多造物的大神因為本領大、功勞大而與蛇產生聯系。在造物的神話人物中，燭龍是個大神，他就有著蛇的形態。
因此，在宗教美術和美術考古的作品中，情節的真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敘事特征，這一點與世俗美術有相似的地方，但它們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即宗教美術并不是依靠寫實來達到真實的，也不一定是依靠夸張來達到真實的，更多的依靠聯想，依靠聯想來獲得情節的真實，聯系最直接的說明，就是物象的符號化。
其三，物象的符號化。
在宗教美術作品中，物象符號化的手法無處不在，每一個物象都拒絕隨意的理解，必須從某一個已經存在的特定的概念來入手，從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義。一是因為宗教美術有著強大的象征體系，天邊的云氣是象征仙界的符號，飛翔的鳥是象征使者的符號，地面行走的神獸是象征宗教行為某個過程的符號，每一個物象都與象征體系有著對應的關系，有了符號化的運用，物象的意義不僅更加明確，而且接受也有了流暢的表達過程；另一個原因是宗教美術所包含的宗教儀式內容，儀式支持宗教美術，但對藝術創作有約束的要求，這個要求并不是生硬的，而是通過符號的聯系來實現，這樣的聯系在宗教的象征體系中就產生了藝術的聯想。當然，我們也同時注意到，世俗與宗教有著并不完全相同的象征體系，所以宗教物象與世俗物象是有區別的。比如蟾蜍，在宗教的象征體系中，它是長生的物象，使信徒聯想到與長生有關的美好事物，于是蟾蜍就可以與嫦娥有了聯系。特別是在漢代，畫像石中有將嫦娥與蟾蜍聯系在一起構圖的現象，而且這種圖像非常普遍。但是在世俗世界，因為形象的問題，嫦娥和蟾蜍是被分開的。如白居易的《蝦蟆》詩，不僅對嫦娥與蟾蜍作了區別，而且還特別提出害怕將蝦蟆拿來聯系嫦娥，認為這樣會玷污嫦娥的美名:“?？诛w上天，跳遠隨妲娥。往往蝕明月，譴君無奈何!”因此，物象的符號化不僅反映出宗教美術的敘事路徑，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說明宗教美術區別于世俗美術的藝術特征。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就學科性質的認識而言，美術考古與宗教美術之間存在的關系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命題，這兩門學科的共性可以使我們在認識學科性質上尋找到諸如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邏輯關系，特別是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響上所存在的相同敘事結構，使我們更容易理解美術考古和宗教美術的學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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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鼐，王仲殊.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
考古學的概念范文4
一
十九世紀中葉，丹麥著名的考古學家湯姆森（Thomcon.christian 1788-1865）在史前考古學中以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分期法作為歐洲史前技術發展史的三個階段，通過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質料的演變，說明原始社會的發展歷程。這一分期方法具有較強的科學性，為考古學界普遍接受。湯姆森的三期說于1848年被譯成英文出版后，對歐洲考古學的發展影響巨大。時隔半個世紀之后，1901年，受西方史學思想的影響，梁啟超首倡"新史學"，激烈批判中國傳統史學，并擬撰寫一部新的中國通史。在《中國史敘論》中，他說明了編寫中國史的理論、思想、體例和分期等問題，其中第五節"有史以前之時代"即介紹了當時正在歐洲臻于成熟的考古學理論--湯姆森的三期說。"1847年以來，歐洲考古學會專派人發掘地中遺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學遂成為一學派。近所訂定而公認者，有所謂史前三期：其一石刀期；其三銅刀期；其三鐵刀期。而石刀期又分為新舊兩期，此進化之一定階段也。雖各地長短久暫，諸地不同，然其次第則一定也。"梁啟超將石器、銅器、鐵器三時代劃分理論與中國古代神話傳說相比附"中國雖學術未盛，在下之層石未經發現，然物質上之公例，無論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學說為比例，以考中國史前之史，決不為過。據此種學者所稱舊新石刀兩期，其所歷年代最綿遠，其時無家畜、無陶器、無農產業，中國當黃帝以前。神農已作耒sì＠①，蚩尤已為弓矢，其已經過石器時代，交入銅器時代之證據甚多，然則人類之起，遐哉邈乎，遠在洪水之前者斷然也。"（注：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9年。）很遺憾，梁啟超未能運用史前三期說寫出一部中國通史的遠古時代篇，但是，他相當全面地了解西方考古學的新概念，并且注意到田野發掘的作用。這種用歐洲近代考古學理論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的作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確實是一種十分進步的思想。
二
考古學在中國古代被稱為金石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宋代以來就很發達，漸漸形成一種專門的學問。降及清朝，金石學隨考據之風的興盛而蔚為大觀，尤其是乾嘉以來的學者，利用新出土的古器物銘文，做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名家輩出，著述如林。梁啟超在《清代學術》第十六部分專論清代的金石學。他認為"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種學問"，并列舉了一些研治金石學的犖犖大家，如顧炎武《金石文字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等名家名作。梁啟超把清代金石學研究分作幾派：其中顧、錢一派"專務以金石為考證經史之資料"；黃宗羲一派從金石中"研究文史義例"；此外尚有翁方綱一派"專講鑒別，則其考證非以助經史矣"；包世臣一派"專講書勢，則美術的研究也。"其后，金石學范圍擴大，考證商周銅器的"金文字興，而小學起一革命。"因為"儲器文字既可讀，其事跡出古經以外者甚多，因此增無數史料。"同時對美術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梁啟超特別提到了殷墟甲骨文的出土，雖然"惜文至簡，足供史料者希，然文字變遷異同之迷可稽焉。"（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而甲骨和簡牘的發現，不僅擴大了金石學的研究范圍，而且為傳統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的轉變起了推進作用。
此外，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四章《論史料》中評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對于歷史研究的重大價值。他說意大利龐培古城發現后，"意人發掘熱驟盛，羅馬城中續得之遺跡，相繼不絕。而羅馬古史乃起一革命，舊史謬誤，匡正什九。"對中國古代遺跡遭到破壞則深表惋惜。例如鉅鹿城"茍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學的整理，則吾儕最少可以對于宋代生活狀況得一明確印象。"（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三。）在這里，梁啟超把史料的獲得分作兩部分：即在文字記錄以外者和文字記錄者。前者的性質，又可分三類：現存之實跡，傳述之口碑及遺下之古物。這些史料均屬于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的范疇。梁啟超不僅重視歷史文獻，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這在當時實具先鋒意義?！?轉貼于
1922年10月22日，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訪問中國，北京大學考古學會舉行了隆重的歡迎會，中外學者歡聚一堂，宣讀他們撰寫的關于考古學的論文。受聘于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瑞典人安特生（Andersson·J1874-1960）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成果。時在清華國學院擔任導師的梁啟超也應邀參加了會議，并做了《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注：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0一。?。┑闹v演，在這篇演講中，梁啟超首先回顧了中國考古學的萌芽時期，即北宋的金石學，列舉了幾位著名的金石學家及其著作。如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金石錄》、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呂大臨《考古圖》等。接著，梁啟超重點介紹了清代金石學的研究成就。他把清代金石學分成石、金、陶、骨甲及其他四類，分別概述了各類研究對象，內容及成果。最后，梁啟超作了展望，認為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仍很幼稚，可以發展之處很多，進而他提出努力的方向：一是加強田野考古發掘，并圈定中國幾處最有潛力的發掘地區（新疆、黃河上游、下游以及古代墳墓、大城名都、廢墟等）；二是方法的進步，包括繼承傳統金石學研究方法，引進西方考古學新理論（如地質學、古生物學、人類學等）。最后，梁啟超希望不久的將來，全國高等教育機關均設考古學科，以期開辟中國考古學的新紀元。
三
"現代考古學，最要者為田野工作，包括遺址的搜尋和發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學基礎》，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啟超還非常關注田野發掘。1926年冬，清華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陳列館共同組織，李濟、袁復禮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田野考古發掘，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發掘。梁啟超對此次合作極感興趣，并給予大力贊助。他曾兩度親筆寫信給山西軍閥閻錫山，請他對這一新興科學事業給予官方支持。李濟后來深情地回憶道："梁啟超教授是非常熱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范省長閻錫山。"（注：李濟：《安陽--殷商古都發現、發掘、復原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這次考古發掘非常順利。1926年12月10日，梁啟超在寫給時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和人類學專業的兒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濟的田野發掘，"李濟之現在山西鄉下（非陜西）正采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愿及條件，大約十日內外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實在職務，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問題。"（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來梁思永在美國留學期間，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遺址的發掘，寫信給父親梁啟超，表示想回國實習并搜集一些中國田野考古資料。這時，李濟也從山西發掘地回到北平，開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華園與梁啟超相見，兩人談及邀請梁思永回國參加考古發掘事宜。后來，李濟把西陰村發掘所得實物的一部分在清華大學校園內做公開展覽，王維國、梁啟超參觀了展覽，并與李濟做了熱烈的交談。
1917年1月10日， 清華國學研究院為歡迎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考古發掘的勝利歸來，舉行了茶話會。梁啟超出席并聽取了李濟、袁復禮二人所作的長篇報告。當天晚上，梁啟超興致極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梁思永。信中他首先報告了西陰村考古發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績平平安安運到本校，陸續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談到出土的器物有銅器、石器、骨器等，還提到了著名的半個繭殼，以及復雜的陶器花紋問題。梁啟超特別提到了這次考古發掘的重大意義："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指李濟、袁復禮二人）想翻這個案。"并認為"（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不錯。"建議梁思永回國"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時局動蕩而無法外出做田野發掘，在室內整理那76箱東西，"也斷不致白費這一年光陰。"（注：上引均見《梁啟超未刊書信手跡》，中華書局，1994年。）梁啟超還打算讓梁思永豐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識，多參觀幾個新成立的博物館，然后再去歐美深造幾年，一定會受益更多?！?轉貼于
考古學的概念范文5
北京聯合大學韓建業教授便是這樣一位孜孜不倦地剝開歷史迷霧的考古學家。甘于寂寞、甘于付出的他，用豐碩精深的研究成果樹立了嚴謹治學的學者形象。他以他的經歷向社會宣告：考古不是挖寶，而在于求真求是、考古為今。
綜合梳理史前文化譜系、論證文化上的“早期中國”
韓建業鐘情于文化譜系研究，因為這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他的研究始于中原江漢，后擴展到北方乃至全國。重點在新石器時代，兼及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2000年出版的《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一書，對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進行了系統深入研究，先后獲得“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論文獎、北京市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三等獎等獎勵。
2007年出版的《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一書，基本確定了新疆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的年代分期框架和譜系。恩師嚴文明評價其“為以后進一步深入研究史前新疆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是第一部研究漢代以前新疆歷史的考古學著作”。該書也獲得2007年“全國文博考古十佳圖書”?！侗本┫惹乜脊拧芬粫?，則首次對北京地區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經濟形態，人地關系等進行了綜合研究。
如今，韓建業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研究”，他發表的《廟底溝時代與“早期中國”》等論文，提出文化上“早期中國”的概念，認為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廟底溝時代，中國大部地區文化由于彼此交融聯系而形成的以中原為核心的相對的文化統一體，是為最早的“早期中國”或者“早期中國文化圈”。
鑒古察今。韓建業以扎實而嚴謹的考古研究，勾勒出了數千年以來早期中國歷史的輪廓。
揭示北方地區人地關系
2004年，韓建業申請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他綜合考察了中國西北地區全新世環境演變過程，全面梳理了該地區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和經濟形態狀況，并深入探討了西北地區先秦時期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的辯證關系，還從資源利用、經濟方式、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一些對策性的建議。鑒定專家認為，這項成果是“迄今為止有關先秦時期我國西北地區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最全面、最深入的綜合性研究著作”。項目成果不但被國家社科辦鑒定為優秀，同名專著還獲得了第六屆“高等學?？茖W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
此外，韓建業還有另外一項收獲?！断惹貢r期長城沿線陶器遺存的北界線及相關問題》一文提出，先秦時期中國長城地帶存在一條“陶器北界線”，界線南側主要分布著以農業一半農業經濟為主的定居人群，界線以北分布著以游獵一游牧經濟為主的游動性人群。主要因為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陶器北界線在不同時期南北擺動，界線兩側人群間在文化和血緣上不斷發生交流。
撿拾歷史的碎片，復原出一幅生動的人地關系圖景，這正是考古學的魅力所在。
重繪中西交流的“彩陶之路”
如今，韓建業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史前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子課題“史前時期中國西北地區與中西亞地區的文化交流”的研究。其中，已發表的《論二里頭青銅文明的興起》一文論證了二里頭青銅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的基礎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間接影響而興起，其環境背景則與距今4000年左右的氣候干冷事件有關。《“彩陶之路”與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明確提出，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形成以彩陶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化自東向西拓展傳播的“彩陶之路”，是為“絲綢之路”的前身，對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都產生過重要影響?！?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一文則具體對馬家窯文化南漸青藏高原并最終導致克什米爾地區布爾扎霍姆文化形成的過程進行了揭示。
探索聚落形態，提出“北方模式”
聚落形態的研究也是韓建業關注的一個重點領域。他的《略論中國銅石并用時代社會發展的一般趨勢和不同模式》一文認為，銅石并用時代中國大部地區社會普遍發生明顯變革，表現為父系家庭和家族組織的凸現、家族公社群的普遍出現和戰爭的頻繁發生：同時，逐漸形成三種具有一定地方性特點的社會發展方式，即社會分化嚴重的“東方模式”、社會分化有限的“北方模式”和介于二者之間的“中原模式”。三種模式共存是中國早期文明的重要特點之一。
《中國古代屈肢葬譜系疏理》將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一直到中古時期的屈肢葬分為南方、北方、西方三大傳統和若干支系，并且提出這三大傳統正好對應整個歐亞大陸的三大屈肢葬傳統?！吨袊惹囟词夷棺V系初探》將中國銅石并用時代至秦代的洞室墓分為北方、西方和秦三大傳統和若干支系，并討論了各不同傳統屈肢葬和洞室墓的聯系。
這些研究為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思路。
寧靜淡泊，做真學問
韓建業長期以來還一直關注著一塊頗受爭議、但自己卻最為感興趣的領域――五帝時代的古史研究。2006年，他出版了論文集《五帝時代――以華夏為核心的古史體系的考古學觀察》，雖為興趣使然，而非什么重大項目成果，但韓建業坦言這是他最喜愛的一本書。
該書重點討論了禹征三苗、唐伐西夏與稷放丹朱、涿鹿之戰這幾個重大歷史事件在考古學上的反映，進一步探討了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階段、先商文化的淵源、三大集團交互關系等問題，最后還對以華夏為核心的五帝時代的古史體系從考古學上進行了一次較為系統的觀察，為進一步研究中國早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一定基礎。學不為有所求，而始于興趣所在，也只有這樣的境界，方能成就真正的學問。
考古學的概念范文6
關鍵詞：紅山文化；構想；條件；要素
中圖分類號：K87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6-0013-03
上世紀末蘇秉琦先生提出構建中國史前史的戰略設想。2009年郭大順先生在赤峰的第四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上，提出創建紅山學的意見。赤峰學院的學者們遵照先生們的意見，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著手組建專門機構，建設專業團隊，投入專門經費，本著開放、創新、交叉的工作思路，多年來一直參加紅山文化的考古發掘，召開了七屆紅山文化學術論壇，一直在這方面收集資料，堅持不懈進行研究探索，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創建紅山文化學的初步認識。
一、創建紅山文化學的條件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梁思永先生赴赤峰地區考察起，已經過去了八十多年，紅山文化正式命名也近六十年了。八十年來風生水起，路轉峰。紅山文化已經成為世人關注的顯學。經過一系列重大考古新發現事件之后，紅山文化的重要現象已經漸漸露出端倪；時下的國學熱也有助于我們從中國的文化經典上尋找到進行紅山文化研究新的路徑；隨著史前考古國際化的視野不斷擴大，新的方法，新的理論不斷引進；中華文明的探源工程不斷把學者們的目光吸引到對紅山文化的關注。
由此我們強烈感受到，中國的史前考古事業，經過近百年發展即將進入到一個大的綜合時期。即以豐富多彩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為基本支撐的史前文化重構。這個文化重構過程不僅是考古學的深化過程，更是歷史學的延伸過程；不僅是史前考古成果的高度綜合更是中華史前史的構建；不僅是對已有的考古現象的分析，更是對四千年來中華文化典籍和中華文明特質的探源。這個大綜合的時代也許是十分漫長的，事實上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為標志，這個時代已經看到了第一縷霞光。
這個時代的到來，必將使我們的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等一系列人文學科進入新境界、達到新高度；必將產生新的理論和新方法。正像恩格斯談到從文藝復興到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那樣，“一切僵硬的東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東西消散了，一切被當作永久存在特殊的東西變成轉瞬即逝的東西，整個自然界被證明是在永恒的流動和循環中運動著”。①
各方面條件的趨于成熟和時出的大聲呼喚，這是我們對構建紅山文化學充滿信心的期望所在。
二、紅山文化學的學科要素
眾所周知，構成一門獨立學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一是研究的對象或研究的領域，即獨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對象。二是理論體系，即特有的范疇、概念、原理、命題、規律等所構成的嚴密的邏輯化的知識系統。三是方法論，即學科知識的生產方式。
從工作起點上來看，紅山文化學應該屬于歷史學中的專門史學科。從工作結果來看，它應該屬于尚未創立的史前史學科，即文字誕生前的歷史。
（一）學科研究領域
以紅山文化的本質及對中華文明的影響為研究對象。即在距今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的時長上，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紅山文化的繼承、交流和演變的過程，研究的重點是紅山文化中晚期的文化內涵。因為歷史學和考古學從本質上說都屬于時間的科學。
（二）主要研究方向
1.紅山文化的經濟形態。對代表當時最先進生產力的生產活動的研究，包括生產模式、主導產業、基本結構等等。
擬設子課題：紅山時代的自然環境；紅山時代的人地關系；紅山時代的生業模式；紅山時代的生產、加工、制造技術。
2.紅山文化的社會形態。重點分析在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社會分層、社會組織及文化交流。
擬設子課題：紅山文化人群的種屬及與后紅山時代人群的關系；紅山文化的居落與族群關系研究；墓葬群中個體之間的血緣關系；紅山文化的社會分層與組織結構及古史中記載的大同社會；紅山社會的對外文化交流與外來文化的影響。
3.紅山文化的意識形態。關于自然、經濟和社會直接相聯系的觀念、觀點的概括。包括世界觀、法律思想、道德、藝術、宗教、和其他意識形式。
擬設子課題：紅山玉器的主要功能；龍神崇拜研究；紅山人物造像研究；祭祀活動與紅山社會的生存狀態；紅山文化諸神系統中的天神與祖神；紅山社會中巫覡的地位與作用；祖先神與巫覡之間的關系；上古“三代”文化傳統與紅山文化理念比較分析（特別關注商族的文化傳統）。
三、紅山文化學的理論支撐
（一）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
國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學說。
（二）蘇秉琦先生關于考古學區系類型的理論
國家產生的“三階段”即古國、方國、帝國，和國家發展的“三模式”即原生型：北方地區的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秦（六千年前、四千年前、兩千年前）。次生型：中原，以夏商周三代為中心，包括之前的堯、舜、其后的秦，共五代，均以堯舜時代洪水為其祖先源頭，從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重疊、立體交叉為其特征。續生型：北方草原民族，于秦漢后入主中原的鮮卑、契丹、清朝三代為代表，同樣在此兩千年見，重復、立體交叉形式，各自經歷過三階段模式的國家。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主根系中直根系的論斷；“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論斷；“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一連串問題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這里”的論斷。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