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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入門知識范文1
一、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目的
作者在前言和第一章中分別介紹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對象包括大型動物和小型動物。大型生物是指哺乳綱、鳥綱、爬行綱、兩棲綱、軟骨魚綱和硬骨魚綱等脊椎動物以及軟體動物和甲殼綱等無脊椎動物。微型動物是指以上各類動物中個體較小的種類，如蝸牛、昆蟲等。動物考古學的研究目標是探討人與環境，特別是人與動物的關系。在人與動物的關系中，人類利用動物是主要內容，如以動物為食;用動物的骨骼做工具，用尸體做肥料和燃料;利用畜力進行勞作和運輸，用狗協助打獵、看守房屋和畜群;把動物融入人類的精神世界中，如祭祀、圖騰等觀念。動物考古學的特點是多學科的交叉性，在研究過程中需要運用生物學、生態學等自然科學和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
二、 動物考古學的歷史和理論
作者在第二章簡略回顧動物考古學的發展歷史。19世紀，美國考古學者注重對器物分類和描述，動物遺存的大部分研究由對生物學感興趣的學者完成;之后，研究環境的生物學家開始注意動物遺存，他們研究動物的分布、滅絕的種類、骨骼形態特征和病理學，也有學者推測人類行為并收集、鑒定并測量骨骼。20世紀40年代之后，手工制品受到考古學家的重視，被加工的骨器終于進入他們的視野。但是，沒有人工痕跡的骨骼仍然沒有得到重視。直到泰勒（Taylor）提出全方位地研究人與環境的關系的觀點，動物考古學才有了實質性的發展。隨后，最小個體數等研究方法逐步完善，動物考古學成為一門可認知的學科，在考古學研究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在發展過程中，動物考古學不斷從生物學、人類學以及考古學中借鑒理論和方法。目前，動物考古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有三個部分：一是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如怎樣獲得準確的數據？二是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如人類的營養需求、生存策略、社會關系和家畜起源等問題;三是生物學和生態環境方面的研究，如古代動物的生長、自然環境的面貌等。
三、 動物考古學的背景知識
動物考古學研究首先應具備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作者在第三章對生物學知識進行介紹。在分類學方面，動物考古學借用生物學中的界、門、綱、目、科、屬、種的分類法，力圖將出土骨骼鑒定到種或屬。在解剖學方面，提到動物的骨骼具有不同的功能，分為攝食、運動和保護三種，功能的不同導致骨骼形態的不同。分布地域、季節和人類行為等外因和個體發育、年齡和性別等內因導致個體在骨骼上的差異，動物考古學家利用這些差異區別不同種屬和年齡階段的動物。生物不斷與外界物質發生交換，體內碳、氮等穩定同位素含量有變化，生物自身蘊含遺傳信息，因而碳氮穩定同位素和古DNA分析這類科技方法也被應用于動物考古學研究。
作者在第四章介紹了與動物考古學相關的生態學知識。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每種動物都有特定的生態位和生活史對策。生態位是指生物與其所在的環境發生的所有關系;生活史對策在不同的環境中會有變化，它包括動物的繁殖、生長和發育、性成熟、照顧幼崽和衰老等方面。這對古代人類的狩獵活動很有幫助，可以被動物考古學家用來推測人類當時的行為。在有機物質和無機物質相聯系的生態系統中，生物因素、食物網、生產率、豐度、多樣性和均勻度是群落生態學要研究的問題。關于均勻度，我國有學者對其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有過介紹（1），還有學者用分異度和均衡度分析遺址周圍的野生動物資源，進而探討人類的生業模式②。
作者在第五章主要講述動物骨骼在人類使用遺址時、遺址被廢棄后、考古學家發掘及整理時發生的埋藏學變化。骨骼發生的埋藏學改變分為初期變化和后續變化兩種。初期變化發生于動物被捕獲、人類利用動物、骨骼被掩埋的過程中;后續變化是發掘和整理資料時造成的變化。古代人類的某些行為是一級改變的原因，如捕捉動物、宰殺動物、剝皮、肢解、烹飪、燒烤、制作工具等。我國學者曾通過實驗觀察人類吸髓與動物啃咬形成的碎骨具有不同的特征③。古代動物的一些行為，如食肉動物和嚙齒類動物啃咬、大中型動物踩踏等，以及氣候、溫度、土壤ph值等非生物因素也是誘因。除需要注意初期變化，后續變化對動物考古學家進行解釋也有影響。以發掘方法為例，是否采用篩選法或浮選法，對發掘者能否收集到微小骨骼有很大影響，進而影響鑒定結果和結論。
四、 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方法
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七章談到怎樣從眾多碎骨中提取到有研究價值的信息、應該提取哪些信息。作者將這些信息分為兩種，一種是通過鑒定骨骼直接獲得的信息，稱為原始資料，原始資料可以被后來的研究者重復觀察;另一種是衍生資料需要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上通過分析和計算得到。原始資料包括骨骼的部位、種屬、數量、表面痕跡、病理現象、年齡和性別的解剖學特征、測量數據和重量等。這些內容最后都要輸入電腦，以便進行各種計算。在鑒定和分析之前，需要查看以往的研究資料，準備當地的動物標本。鑒定過程中要持謹慎的態度，使用解剖學語言描述骨骼的具體部位、特征和保存狀況。反映年齡的特征主要有頭骨縫和骨骺的愈合程度、牙齒萌出和磨損的程度，反映性別的特征主要是骨骼的形態。可鑒定到種屬的骨骼數量和不可鑒定的骨骼數量都要統計。觀察骨骼表面痕跡要記錄骨骼斷裂的位置、斷裂面方向、斷裂口的形狀。病理方面要注意形態不正常的牙齒或骨骼以及牙齒是否發生釉質發育不全的現象。比較完整的骨骼需要測量。由于原始資料是衍生資料的基礎，所以需要熟練的人員從事鑒定的工作。
如何獲取衍生資料是第七章的主要內容，包括估算個體大小、建立年齡結構和性別比例、計算各種動物的相對比例和骨骼的出現頻率、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分析骨骼表面痕跡和病理現象等。
了解動物的個體大小可以反映古代人類喜歡捕獵哪種體型的動物、被捕捉的動物群是否存在狩獵壓，也可以評估肉類在食物中的比重。復原個體大小最簡單的方法是將骨骼與實驗室的現生骨骼標本比較，大小基本一樣的標本可初步提供出土骨骼代表的動物大小。測量值也可為區分動物個體大小提供標尺，還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
在原始資料中記錄的年齡特征可以反映個體大概的死亡年齡，多個個體的死亡年齡可以建立這一種動物的年齡結構曲線。生存曲線可以解釋人類的某些行為：死亡年齡集中于幼年、青年的家羊的生存曲線提示人類飼養它們的目的是為了吃肉。骨骼形態特征和測量數據可以反映動物的性別，成年的雄性個體往往大于雌性個體。同年齡結構一樣，性別比例也提示人類行為的信息，如雌性比例高是人工選擇的一種結果。
通過最小個體數和可鑒定標本數能夠計算遺址內一種動物占所有動物的數量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人類經常利用哪些動物。如果某種動物占的比例極大，那么這種動物就很有可能是家養動物。計算最小個體數的方法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變化，懷特（White）認為可以利用左右兩邊對稱的骨骼來估算最小個體數，即同一部位的骨骼哪邊的數量多，其值就是最小個體數。隨后有學者將年齡、性別、骨骼大小這些因素補充到計算最小個體數的考慮要素中。例如，發現2塊豬左側的下頜（1塊1歲，1塊2歲），1塊右側的下頜（3歲），可見右側的那塊下頜與左側的2塊都非一個個體，因此最小個體數應該是3。此外，可鑒定標本數也是統計數量的方法，它是由計算分別屬于各個種屬的全部動物骨骼數量得來的。與最小個體數不同，可鑒定標本數有時容易受到一塊完整骨骼破碎成多個碎塊的影響，應而在研究遺址出土的各個種屬的動物數量時，應綜合兩者進行分析。
計算骨骼的出現頻率要先將骨骼歸納到不同的骨骼部位中。骨骼部位既包括完整的骨骼，如肱骨、鎖骨;也包括多塊骨骼連在一起形成的解剖學部位，如前肢、腳;還包括人類屠宰動物經常肢解的單元。最小個體數可以得出骨骼部位的數量，最大值就是這個遺址預期收集到的值，每個部位發現的數量除以最大值就得到了發現值與預期值的比例。我國已有學者對遺址內不同部位的骨骼出現的頻率做過研究④。此外，效用指數也是研究骨骼出現頻率的一種方法。
有兩類方法從骨骼的角度估算古代人類的食物組成。第一類方法是估算一個完整個體的肉量。懷特（White）通過文獻并結合具體實例考證鳥類身上的肉量占總重量的70%，哺乳動物的占50%。用每種動物的體重乘以百分比，就可以得到這種動物的肉量。一個個體的肉量乘以最小個體數，可以求得這種動物對古代人類肉食貢獻的總量。第二類方法由里德（Reed）發明，根據出土骨骼的重量復原肉量。我國有學者針對這兩種計算方法做過比較研究，認為它們具有不同的適用范圍⑤。
骨骼表面痕跡的位置和類型以及病理現象可以提供人類行為的信息。出現在關節連接處的砍痕可能是肢解動物時留下的，家畜骨骼上的病理現象可能是勞役造成的，骨骼表面風化程度可以為埋藏學研究提供信息。
以上就是動物考古學常用的研究方法，不難看出每種方法可以解決相對應的研究問題，因此研究方法應與研究目的相匹配。而且，推理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到每種方法的局限性，做出謹慎的、客觀的推斷。
五、 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
作者在第八至十章中分別談了動物考古學中比較重要的三個研究問題，第八章探討如何解釋古代人類狩獵形成的動物遺骸和人類的生存策略。人類在捕獵時需要考慮哪些因素？約基姆（Jochim）模型提到他們需要理性地思考利用哪種動物資源、用多少、什么時候找、到哪找、由誰找等問題。這一模型的本質是古代人類在獲取動物資源時花費的支出和最終的收益之間尋找平衡。古代人類選擇居住點、進行捕獵等生存活動需要考慮是否受限于時間、空間等環境條件。我國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的動物考古學研究顯示，由于人類活動受到地域的限制，在小范圍內持續捕撈對貝類的生長造成捕撈壓⑥。當人類狩獵成功后，他們選擇價值高的部分帶回居住區，開始制作食物。這個過程會在骨骼上留下切、砍等痕跡，也會在一些工具和容器上留下脂肪、蛋白質等微小物質。人類還會利用一些骨骼制作工具、裝飾品、建筑材料和玩具。隱藏在可以觀察到的動物遺存的背后，還有當時與人類狩獵活動有關或是因狩獵活動形成的交換系統和社會地位、社會組織、等各種社會關系，動物考古學家試圖用物質遺存來探尋這些背后的聯系。
古代人類馴養家畜的活動也是動物考古學研究的問題。第九章主要講人類馴養家畜、利用家畜的行為以及怎樣初步鑒定家養動物。狗是一種獨特的家養動物，它被馴化的時間很早。12000年以前，家狗的骨骼形態可以與野生祖先相區別，而DNA研究顯示家狗起源的時間可以早到13000至15000年以前。狗的作用有很多，可以提供肉食、守衛居住地、幫助狩獵、陪伴人類，還能幫助人類看守家畜。其它的家養動物可以為人類提供肉、奶和皮毛，大型動物的骨骼是制作骨器和裝飾品的原料，動物的糞便可以做燃料或肥料，有些家畜還可以用作交通工具、動物犧牲等。多數家養動物的體型逐漸變小;身體各部分的比例也發生變化，如豬的鼻子變小。骨骼測量是區分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一種方法。另外，還可以在測量的基礎上計算骨骼的長寬之比。數量比例、年齡結構、性別比例和病理現象也能夠提供人類馴化的信息。羊毛紡織品、家畜和柵欄模型等人工制品是人類成功馴化并利用家養動物的佐證。我國學者依據中國動物考古學的實踐，提出了考古遺址出土家養動物的系列鑒定標準⑦。
用動物遺存重建古代環境是動物考古學中研究歷史相對較長的一個問題，早在動物考古學發展之初，古環境和古生物研究者就開展了這方面研究。用動物遺存復原環境的理論基礎是均變論，即“將今論古”。在了解現代動物的生活習性和分布地域的基礎上，推知古代的動物也具有這樣的特征，就可以利用遺址出土的物種復原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氣候。例如，竹鼠現在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和長江以南，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竹鼠的骨骼，這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溫暖濕潤⑧。這一過程要區分遺址當地的物種和外來的物種，復原遺址周邊環境時應排除外來物種。小型動物對環境變化敏感，提供的生態學信息較多。寄生蟲還可以提供人類生活條件、健康水平的信息。同一物種種群內部若干個體的體形大小和年齡可以判斷當時的環境是否有利于動物生長。古代人類不斷向自然環境索取的同時也在改變著環境，最顯著的行為就是動植物的馴化影響到原來生態系統的平衡，這也是復原環境的一項研究內容。
六、 結 論
第十一章是全書的結論，作者列出埋藏學、營養和飲食、動物資源的利用、技術、交換系統、社會等級、馴化和古環境八項研究中需要用到的原始資料、衍生資料和與之相聯系的理論、觀點，簡明地表示了從骨骼獲取信息與進行考古學解釋之間的關系。作者強調研究者應持謹慎的態度和方法，使用與研究目標匹配的研究方法，通過觀察、實驗和重復的方法，將多學科的研究綜合起來。作者指出，目前動物考古學研究在研究方法、人類對環境的適應和影響、動物的用途和社會含義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同位素分析和基因考古學的應用將在動物考古學研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整合這些研究才能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人類的歷史。
這本教材從動物考古學研究需要具備的相關知識入手，分別講述了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研究內容，幫助讀者對動物考古學有一個初步了解。然而，《動物考古學（第二版）》以美國及其附近地區的研究為主，沒有收錄我國動物考古研究的資料，不利于初學者掌握我國的研究歷史和現狀。動物祭祀和隨葬是我國動物考古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如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使用豬進行隨葬和祭祀的現象⑨，漢水中游地區史前墓葬隨葬豬骨的現象可能與社會分化有關⑩，商代早期和商代晚期高規格遺址祭祀用牲的種類是不同的（11），該書對這些研究涉及有限。但是，作為一本入門指導的教科書，《動物考古學（第二版）》值得初學者精細地研讀，從而掌握這一分支學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為做好我國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奠定基礎。
我在學習動物考古博士課程的第一年，導師袁靖先生要求我閱讀英文版的《動物考古學（第二版）》，還要求每讀完一段話，要用中文記錄下這段話的大意。經過一個學期，我終于完成了先生的要求。在閱讀和記錄的過程中，我對動物考古的研究背景、方法和思路有了一定認識，在隨后的鑒定和整理工作中，我的這些認識又得到進一步的深化。我十分感謝袁靖先生帶我走進了動物考古學的研究殿堂;也十分感謝《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著者編出如此之好的教材。此稿完成于3年之前，但是遲遲沒有發表，現在正好趕上《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中譯本即將出版，我相信會有更多的人從閱讀《動物考古學（第二版）》的原著或中譯本的過程中受益！
注釋：
① 胡松梅：《分異度、均衡度在動物考古中的應用》，《考古與文物》1999年第2期。
② 黃蘊平：《動物骨骼數量分析和家畜馴化發展初探》，《動物考古（第1輯）》，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③ 呂遵諤、黃蘊平：《大型肉食哺乳動物啃咬骨骼和敲骨取髓破碎骨片的特征》，《紀念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三十周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馬蕭林：《靈寶西坡遺址的肉食消費模式――骨骼部位發現率、表面痕跡及破碎度》，《華夏考古》2008年第4期。
⑤ a.楊杰：《古代居民肉食結構的復原》，《考古與文物》2007年第6期。b.何錕宇、蔣成、陳劍：《淺論動物考古學中兩種肉量估算方法――以營盤山遺址出土的動物骨骼為例》，《考古與文物》2009年第5期。c.羅運兵：《中國古代豬類馴化、飼養與儀式性使用》，第50頁，科學出版社，2012年。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膠東半島貝丘遺址環境考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⑦ 袁靖：《中國古代家養動物的動物考古學研究》，《第四紀研究》2012年第2期。
⑧ 李有恒、韓德芬：《陜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之獸類骨骼》，《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1959年第4期。
⑨ 袁靖：《中國新石器時代用豬祭祀及隨葬的研究》，袁靖：《科技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考古入門知識范文2
關鍵詞:中國音樂史；創作性構成；課程教學；多媒體；整合
中圖分類號：G42302文獻標識碼：A
中國音樂史是闡述中國音樂發展脈絡的文化類學科。在高校音樂專業教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學生了解和掌握中國傳統音樂發展和近現代音樂發展的知識的重要途徑。音樂史課程是以講解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音樂現象為主。內容包括對文、譜、圖、音、像、物等的闡釋。同樣，通過對文、譜、圖、音、像、物的欣賞、考證和研究也是對歷史的深化和理解。
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音樂史課程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課程發展僅有不到百年的時間。然而，在近一個世紀的研究與教學中，中國音樂史的學科界定、教學的整體思路、教材的編、著選用、教學方法以及運用創新等教學手段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基本形成了一定的體例和體系。目前，中國音樂史教學已經有了本、專科、研究生和博士生等多重層次的教學標準。音樂史在學科關系上隸屬于歷史學范疇，然而，在學科特點上又與其它歷史學科有著很大的區別，區別在于對歷史作品的描述。音樂藝術屬于時間藝術，作品的演繹稍縱即逝，歷史音響很難客觀地留下來，在教學上再現歷史音響有很大的難度。另外，中國音樂史作為理論學科主要以文本講授為主，課堂較為枯燥，不如技能課堂富有激情。因此，多數高等音樂專業院校常被“重技輕理”的現象所困擾。如何能使中國音樂史課程真正“有聲、有色”，增加課程的形象性、趣味性，突出音樂史學科教學特征，在深切的情感體驗中愉悅性地達到教學效果，是近些年來音樂史課程改革和整合的重要課題。正如楊蔭瀏先生所言：“音樂史不能沒有音樂，不能離開音樂，不能從書本到書本”。如何整合？筆者認為創作性地構成中國音樂史課程是探索的渠道之一。
一、教學資源的構成與整合
中國音樂史教學方法基本經歷了兩個階段，既無聲時代和有聲時代。從上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可算是第一階段，由于錄音、錄像設備不能廣泛應用，教學方法基本以講授為主，闡釋文獻和研究成果，屬于沒有音像或音像應用不普及的音樂史教學時期；第二階段是從50年代至今，隨著錄音機和錄像機的運用與普及以及媒體時代的到來，音樂史課堂上基本有了聲音、圖、像，并且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課堂設備的不斷升級，現今課堂上能夠輕而易舉地感受到演奏廳的音響效果，能夠輕而易舉地切換到考古現場和領略到歷史實物的風貌。目前，中國音樂史通過現代多媒體設備的有機使用，基本整合為《中國音樂史與名作賞析》課程。中國音樂發展的文本部分是對中國音樂發展中重要音樂事件、人物及作品做歷史闡述，其它相關事件只做簡要敘述；而名作賞析則是對中國音樂歷史上曾經出現的重要音樂作品進行欣賞評析，使學生對中國音樂史中出現的重要音樂作品有比較全面、細致的了解。兩者相輔相成，互為支點。
中國音樂源遠流長，內容博大精深。音樂史資源材料包括文、譜、圖、音、像、物等內容。在《中國音樂史與名作賞析》課程中，古代史部分以闡釋和考證文、譜、圖、物為主，欣賞為輔。而近、現、當代音樂受西方音樂體例風格影響較大，且文、譜、圖、音、像、物等較為豐富，以欣賞為主，歷史的講述為輔。
在課程資源方面，首先，包括對古代遺存作品的釋譯。在中國古代音樂發展過程中，記譜法眾多，且內容繁雜。有文字譜、減字譜、律呂記譜法、燕樂記譜法、工尺譜等等。在音高和時值方面不如五線譜記譜法更客觀。要演繹古代所傳作品，還需要眾多的音樂理論家通過對古文獻考證和研究中付出大量的工作才能揭開歷史的面紗。例如演譯古琴作品被稱為“打譜”（如姚丙炎打譜的《酒狂》載于［明］《神奇秘譜》；管平湖定譜的《陽關三疊》載于［清］張鶴《琴學入門》等等）。通過考證古譜而譯譜的，如楊蔭瀏譯譜的《白石道人歌曲集》。還有近年來根據對敦煌古譜中的琵琶譜及其他器樂譜的考證和研究所譯制的器樂作品和舞蹈作品也相繼用于表演和教學。
其次，包括通過對古代文、譜、圖、物的考證和研究，部分作曲家創作的一些古風作品，也是中國音樂史課程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類作品大多是在音樂學成果和音樂考古成果基礎上，依據當時社會發展情景所創作的作品。例如錢兆熹作曲的《原始狩獵圖》。樂曲采用仿制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7千年前的骨笛作為領奏，并運用古老的“活五”調式、現代的偶然音樂技法和奇特的節奏與音樂相結合，表現了原始人從寧靜的夜景到捕到野獸的狂喜狩獵場景。在課程教學中，學生通過欣賞該作品，會直觀地領略到古笛的形制、音響以及體會到骨笛在原始社會中的使用（仿鳥或獸鳴以狩獵）。其他題材還包括《詩經》、《樂府》、《楚辭》等創作的音樂、舞蹈、戲劇的古風作品都是中國音樂史與作品賞析的課程資源。
第三、根據古代音樂典故和傳說創作相關內容的動漫作品。例如根據伯牙和鐘子期典故創作的動漫作品《高山流水》。畫面簡潔，音效結合，情景交融，篇幅短小，適合課堂播放和使用。在課堂上真實演繹了“伯牙善鼓琴，鐘子期善聽，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千百年來流傳的“知音”故事。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現代考古資料，都可以作為課程資源在課堂上充分利用。例如1978年對位于湖北隨縣城郊擂鼓墩曾侯乙墓發掘的影像資料。在課程教學講授過程中，運用多媒體切換到該影像資料，讓學生在課堂上欣賞燦爛奪目的眾多樂器構成的一座巨大的地下樂宮，同時，也認識到它也是一次轟動世界的音樂考古大發現。
二、多媒體教學的運用與資源的整合
多媒體教學是指在計算機輔助教學下的多種電教媒體的優化組合。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教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多媒體技術作為一個全新的教育手段，在常規教學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多媒體教學不僅突破了傳統教學在時間、空間上的限制，而且大大開闊了學生的音樂視野，通過生動形象的畫面、悅耳動聽的音樂，使學習內容變枯燥為形象，圖文、音像、動畫栩栩如生，猶如身臨其境，能夠大大激發學生對音樂學習的興趣，豐富教學內容，拓寬教學視野，激發學生思維。因此，構建多媒體教學模式至關重要。
首先，整合的學科。包括音樂欣賞課、作品分析課、民族民間音樂、民俗學、考古學等課程。音樂欣賞課是整合的主要課程。中國音樂史是對中國音樂發展史中重要音樂事件、人物及作品做歷史闡述，包括遺存作品、作曲家、作品風格、流派、樂律學觀點、音樂思想等內容。而欣賞則是對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重要音樂作品進行賞析，使學生對中國音樂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重要音樂作品有比較全面、細致的了解。而對作品分析課的整合主要是指利用作品分析的知識和手段對所涉及的作品進行簡要地分析和評述，利用多媒體技術手段以及打譜軟件，對相應的歷史作品或古譜進行分析。對民族民間音樂、民俗學、考古學等相關學科知識的運用，也是學科整合的重點。中國音樂的歷史在各個地區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各具特色。例如：通過考古學發現河南舞陽賈湖骨笛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歷史，開6-7孔，其中一只古笛能夠吹出完整的六聲音階或七聲音階。利用簡單的指法可以吹出像《小白菜》這樣的民歌旋律。而通過考古發現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骨哨一般開2-3孔，距今有七千多年的歷史。通過民俗學可以考證古代祭祀活動中的音樂現象以及民事活動中的音樂。通過對民族民間音樂知識的利用可以了解和學習不同時代、不同地區音樂發展的特點。
其次，整合的方法。把課程資源通過多媒體技術手段制成多媒體教學課件，使教學中所用到的圖、文、音、像融為一體，通過計算機進行有效調動，實現信息技術與音樂學科的有機結合。創造一個形象的音樂情境，改變傳統音樂史教學中呆板、枯燥的教學效果，激發學生對歷史的興趣和對歷史的感知能力。
普遍認為，歷史是對往昔的記載。歷史包括歷史本體與歷史認識兩個部分，即客觀發生的歷史和對此的思考。史學家根據歷史遺存（如文獻、檔案、典籍、實物等）進行梳理和整合，這種梳理與整合在時間上永遠都滯后于客觀歷史，這必然會與客觀歷史有一定距離。隨著新的史料證據的發現和新的觀察角度的改變，歷史知識本身也一定會發生改變?？梢哉f，歷史的價值不僅是對客觀歷史的回憶，更重要的是對歷史的思考。正如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提出的歷史學理論的命題：“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同樣，音樂史的基本對象是人類音樂藝術發展的過程，而音樂史學既是與客觀音樂歷史相關，并產生于其后的一種歷史學科。在學科關系上隸屬于歷史學范疇。我們在教學過程中，通過對歷史作品的欣賞評析，對古代遺存的文獻、檔案、典籍、實物的梳理，讓學生以自己對歷史音樂作品的感受來了解歷史，重在引導而非灌輸，不提供最終的“絕對真理”，因為，歷史永遠是當代人的認識。
音樂藝術屬于抽象藝術，既看不到也摸不著。不像文學作品，可以通過語言文字來表達，也不同于攝影、繪畫藝術，可以借助色彩線條來展示。但是，運用多媒體技術可以把抽象的音樂理論形象化，把音樂作品視覺化，通過建立虛擬的歷史展現場景，使聲像同步，視聽結合，增加作品感染力。從一個人的生理、心理特征來講，這種現場震撼力會使學生對音樂歷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第三、中國音樂史在歷史分期上與西方音樂史有較大的區別。西方音樂史歷史分期已經形成一定的體系，作品體裁、題材、流派也非常清晰，完全可以從歷史音樂作品反觀歷史發展。然而，中國音樂發展史卻較為復雜。近年來，眾多學者從不同學術角度對中國音樂的發展分期進行了研究與嘗試。如費師遜先生從民族音樂研究的角度，認為音樂史研究可以從文化史角度進行分期，并提出巫文化、雅文化、清（商樂）文化、燕（樂）文化、俗文化、新文化等具有歷時性的文化分期概念。這對于在歷史研究中注意某一歷史時期的不同地域文化特征、注意每一歷史時期的音樂文化特征，其思路是有啟發性的。劉再生先生所著的《中國音樂史簡明教程》把中國音樂史發展歷程分成樂舞時代（原始社會――夏、商、周時期）、歌舞技樂時期（秦漢――隋唐五代時期）、民間音樂時期（宋――明、清）、專業音樂創作時期（清末――近現代）四個時期，從文化交流角度對音樂歷史進行了分期。使人感覺板塊清晰，一目了然。王子初先生2006年出版的《中國音樂史教學參考圖庫（光盤）》，首次以現代圖典與多媒體結合的形式展示了中國古代音樂豐富的歷史圖片資料，向世人呈現泱泱中華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梢哉f，開創了中國音樂史的“圖像學”。該書由數十年來考古出土的、與音樂有關的文物照片共743幅匯編而成，其年代跨度從遠古時期至明清時期，每幅照片都有文字介紹。這些對于音樂歷史多渠道、多角度的的研究，在中國音樂史課程整合中可以綜合起來運用。
三、在學科整合中所要注意的問題
在學科整合中，要明確教學目的，不能喧賓奪主，偏離教學方向。在眾多學科交叉中，避免知識重復教學，減輕學生學習負擔，體現學科整合優勢。在課程進行中仍然以講授為最主要教學方法，主講教師在課堂上將課程的理論結構、理論體系、章節主要內容作邏輯梳理，讓學生知道這門課程的主要知識結構和邏輯線索。明確多媒體設備只是輔助教學設施，不能取代教師講授地位，避免教師變成設備播放員。在提高學生學習興趣與熱情的同時，增加課堂討論，深化學生對音樂歷史的認識，從中感悟中國音樂史理論的魅力。
四、結語
考古入門知識范文3
一、提高認識，加強對文物保護工作的組織領導
文物是人類社會遺留的寶貴財富，是歷史的見證，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過程中擔任著重要角色。做好其保護和傳承工作是各級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各級政府應高度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充分認識到做好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站在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按照《文物保護法》，正確處理好經濟建設、社會發展與文物保護的關系，把文物保護納入我市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納入城鄉建設規劃，納入體制改革等，并建立健全文物保護責任制度和責任追究制度，從而更好地開展文物保護、搶救、利用、管理等各項工作。
二、加快隊伍建設，提高管理水平
文物的保護、搶救、開發、利用、管理等工作離不開人才，有力支撐和促進著文物事業的發展。因此，要重視人才隊伍的建設。然而，目前我市人才隊伍的整體狀況不容樂觀，許多文物工作者缺乏專業知識，素質不高，和自身所應承擔的工作任務存在一些不相適應的問題。面對這種情況，相關部門如何做才能提高文物工作者的綜合素質，建立一支思想好、作風好、業務精的隊伍呢？首先，文物管理所要加強對現有工作人員的培訓，創造和提供學習培訓鍛煉的機會，通過管理干部培訓和專業技術培訓相結合、在職培訓和崗前培訓相結合、送出去和迎進來相結合的方式，幫助文物工作者提高專業知識和業務水平；其次，文物管理所要嚴把入門關，引進一些專業知識強、業務水平高的人才，解決現有文物工作者缺乏的問題；再次，主動協助政府組建培養一批業余文物保護隊伍，以解決文物工作難以向基層延伸，而文物保護工作又必須落實到基層的矛盾。
三、多方籌措資金，加強文物的保護、開發與修復
文物保護和維修需要大量資金，資金不足是影響和阻礙我縣文物事業發展的突出問題。為了保證文物保護和修復工作的順利進行。必須利用多種途徑籌措資金，建立多元格局的資金投入機制。一是各級政府要加大對文物保護資金的投入，將文物保護經費切實納入到各級財政預算中，設立文物保護專項資金，專款專用，并做到逐年遞加；二是通過政策引導和支持，調動社會力量，從企業、個人多方面引進、籌集文物保護資金，以更好地開發與維修文物；三是積極探索提高文物管理單位自我發展能力的有效途徑，嘗試走市場化運作的道路，轉讓一部分使用權、經營權，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文物的保護與合理開發。
四、加大宣傳力度，營造文物保護的良好環境
文物保護工作人人有責，不僅需要文物管理部門和文物工作者參與，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與參與。為了加強人民群眾對文物保護工作的認識，文物管理部門應加大宣傳力度，讓人民群眾認識到文物的重要性，提高保護意識。具體做法：一是文物管理部門要認真履行自身職責，在具體工作中充分利“文化遺產日”“文物保護宣傳周”及文化、科技、衛生“三下鄉”等活動，采取散發宣傳單、張貼懸掛宣傳標語、圖片展覽、設立咨詢臺等形式開展宣傳活動，或舉辦各類展示、展覽、講座、文藝演出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宣傳《文物保護法》及文物保護的意義，讓廣大人民真正了解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性，自覺參與到文物保護工作中去；二是要利用現代科技，通過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以各種形式宣傳報道文物保護工作，提高人民群眾對文物保護工作的認識；三是積極推進優秀文化遺產和文物保護知識進學校、進課堂工作，激發青少年熱愛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情。這些工作的開展，縮小了民眾與文化遺產之間的距離，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文物保護意識，使人民群眾自覺參與到了文物保護的工作當中，營造了文物保護的良好環境。
五、突出重點，加強文物安全防范和普查工作
文物管理部門應全面做好文物普查、登記、征集等工作，以有效保護文物。除了收藏于文物管理所、博物館之外，許多文物都散落在民間，為了掌握文物的分布，做好文物安全防范工作，文物管理所、博物館不僅要做好自身安全防范、登記工作，也要深入偏遠地區，克服野外工作中的種種困難，對全市轄區內文物分布情況做較詳細的了解和準確的統計，以有效保護散落于民間的文物。這不僅能使我市原有的文物資料得到充實，規范文物檔案，還極大地鞏固了文物保護成果。
六、妥善處理好三種關系，促進文物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考古入門知識范文4
一、探求“廣義”的音樂學概念，保持學科面貌的完整性
具有很強特殊性的人文學科，往往有其特定的內涵，音樂學亦不例外。但對于音樂學學科定義的認識，經歷了一個較長的發展歷程。如19世紀60年代，德國音樂學家赫爾茲霍爾茨提出音樂學應以構成音樂的物質材料和對它的感知過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這種看法明顯為盛極一時的“實證”學術思潮所左右，體現了把音樂學建設成“受到尊重的、完全意義上的科學”的主觀愿望。但它客觀上卻將音樂學混同于音響物理學和音響生理學，從而人為地縮小了音樂學的研究范疇；另有學者則把西方音樂歷史作為音樂學研究的中心課題，而把非西方音樂的探討稱為民族音樂學。這些觀點或為時代所限、或以偏蓋全，帶有一定的局限性。
20世紀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入，音樂學的學科內涵得到更加深入的挖掘。如1997年版《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認為：音樂學是一種知識領域，它把音樂藝術作為一種物理的、心理的、美學的和文化的現象的研究作為對象。1998年版日本《新音樂辭典》將音樂學定義為運用各種學術性方法研究有關音樂的一切事物的學術領域之總稱。中國學者廖乃雄和羅傳開等主張“透過與音樂有關的各種現象來闡明它們的本質及其規律”②；俞人豪提出“音樂學的研究對象是有關音樂的一切事物，它們包括人類歷史的和當今的全部音樂成品和音樂行為”③；何乾三認為音樂學“可能涉及人類社會的一切音樂現象”④。不難看出，在理論上，學術界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音樂學的研究應該涉及音樂的全部事項。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在長期以來的音樂實踐中，音樂學科仍常被分為音樂表演藝術、作曲與作曲技法理論、音樂學等三大門類。如果將對音樂表演藝術、作曲與作曲技法理論的研究徹底排除在音樂學研究之外，并不能體現出音樂學是“研究有關音樂學問總稱”的全部內涵。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概論》從理順音樂表演藝術、作曲與作曲技法理論和音樂學三大門類之間的關系入手，將從元藝術、文化哲學層面和多學科視角進行的音樂表演藝術學、音樂創作學研究亦納入音樂學范疇，從而突破了以往“狹義”音樂學的窠臼，真正地體現了“音樂學是研究有關音樂的學問的總稱”的內涵。以音樂表演藝術學為例，它擔負著“有組織樂音的音響藝術創造的規律性概括，使音樂表演藝術實踐得到宏觀理論的梳理和微觀深入的分析，從而更好地去指導音樂表演藝術的再創造”（本書第110頁）的任務。無論對于表演藝術的個體行為抑或學術共同體的建設，其重要性均不言自明。又如音樂創作學，它探究、總結、認識、表達音樂創作這一總體實踐過程中的各個環節（本書第96頁），包括音樂創作的哲學基礎、美學理念、傳統繼承、基本形態、體裁種類、載體特點、技術構成等，其內容和傳統作曲理論所關注的“本體”和“技法”各有所側重。無論對于音樂家的個體行為，或是音樂學科共同體的建設而言，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是書將其歸入音樂學研究范疇之中，克服了長期以來將音樂表演藝術學和音樂創作學摒離于音樂學研究范疇之外的局限，既體現了對音樂表演藝術和音樂創作理論的重視，又保持了音樂學學科建設的完整性，實為遠見之卓識。
二、兼收并蓄，倡導建立具有時代氣息、開放性的音樂學科體系
在音樂學的學科發展進程中，曾經出現過多種學科分類體系，如昆提利安體系、阿德勒體系、里曼體系、莫澤爾體系、德列格體系、維奧拉體系、艾爾舍克體系等。目前在我國影響較大的是由俞人豪在1997年版《音樂學概論》和何乾三在1998年版《音樂百科詞典》中提出的分類法，他們都把音樂學劃分為三部分，即（1）歷史音樂學，包括音樂史學、音樂考古學、音樂圖像學等；（2）體系音樂學，包括音樂聲學、音樂生理學、音樂社會學、音樂教育學等；（3）民族音樂學。
毋庸置疑，以上多種分類體系曾對音樂學的學科建設和現實音樂生活實踐起過重要的指導作用。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學科分工更加細致精密，新領域不斷地得以開拓，多學科交叉性的研究成為必然，現實生活對音樂學研究成果的實踐運用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原有的分類體系已經表現出諸多不適應之處，主要表現在：一是現行體系無法包容所有的分支學科，并且未能為新興分支學科（如音樂經濟學等）留下可資發展的充分余地。二是忽視應用性音樂學分支學科（如音樂工藝學、音樂治療學、音樂管理學等）的研究。以音樂管理學為例，近年來大眾文化獲得長足發展，探索音樂表演的經營、管理規律，建立健康有序的演出市場體系，已是迫在眉睫。
鑒于此，《概論》提出二種設想方案：一種為“十二分法”，即將音樂學按照自身規律分為音樂哲學、音樂物理學、音樂生理學、音樂心理學、音樂歷史學、音樂人類學、音樂社會學、音樂經濟學、音樂地理學、音樂教育學、音樂本體論、應用音樂學等十二個大部分。在各大部分內，視不同情況可再劃分分支學科或次級分支學科。如音樂物理學可包括音樂聲學、樂器學、律學等，應用音樂學可包括音樂工藝學、音樂治療學、環境音樂學、音樂管理學等，音樂本體論可包括音樂形態學、音樂創作學、音樂表演學、音樂批評學等。另一種是“三分法”，即按照分支學科與相關科學類型的聯系分為三大類：主要與人文科學相關的音樂學研究（如音樂哲學、音樂歷史學、音樂形態學、音樂創作學、音樂表演藝術學、音樂批評學等），主要與社會科學相關的音樂學研究（如音樂社會學、音樂人類學、音樂經濟學、音樂教育學等），主要與自然科學相關的音樂學研究（如音樂物理學、音樂生理學、音樂心理學、音樂地理學、音樂工藝學、音樂治療學等）。這二種方案雖各有所側重，但皆為有的之矢，不僅考慮到音樂經濟學、音樂工藝學、音樂治療學等新興學科的涌現，而且可以根據需要迅速加以調整。相較之下，就本書的編寫目的而言，筆者更傾向于后者，因為其意義不僅在于規范本學科的知識體系，而且更有利于音樂學子明確音樂學在學科共同體中的地位，進而對自己有更為明確的知識素養要求，把握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的方向。這也正是《概論》二位主編以其構建全書理論框架的深層含意，傾注了他們對中國音樂學事業發展之期冀和提攜后學之良苦用心。
三、充分吸取現有成果，推陳出新
《概論》按照各分支學科與相關科學類型的聯系為序，分章對音樂哲學、音樂美學、音樂形態學、音樂創作學、音樂表演藝術學、音樂批評學、音樂史學、音樂考古學、音樂文獻學、音樂圖像學、音樂人類學、音樂社會學、音樂地理學、音樂教育學、音樂傳播學、音樂聲學、律學、音樂心理學、音樂治療學、音樂工藝學等20個學科進行介紹，著力從歷史、現狀及其發展新動向來探尋各學科的發展脈絡，把握其發展軌跡和前沿動態，充分反映出中國當代音樂學界的研究現狀。
擔任分章撰寫的近20位作者均為目前國內各領域學有建樹的專家，他們對本學科的研究現狀鳥瞰于胸，對已有成果的運用自然駕輕就熟。以音樂文獻學為例，該章在闡述目錄學理論時，就充分吸收了王小盾先生對于中國音樂古籍目錄的研究成果，不局限于對目錄記載的一般性梳理，而是充分發揮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深入挖掘其與不同時期學術思潮的聯系，從古代音樂典籍在經、子、集等部類中的流動來觀察和分析中國音樂學史上的“樂”、“音”、“聲”三分理論。對版本、?？?、傳注、輯佚、史源學的介紹亦言簡意賅，實為初學者入門之津逮。文中還從古籍整理、史料匯編、目錄編纂等方面為讀者提供了一份20世紀以來中國音樂文獻學研究成果的詳細清單。
本書中有不少章節如對音樂形態學、音樂創作學、音樂圖像學、音樂地理學、音樂心理學、音樂治療學、音樂工藝學等學科理論的介紹為國內同類著作中所首見。可貴者，各分章作者均以較寬闊的學術視野和扎實的學術素養為學術界奉獻出一道道精神大餐。如“音―地關系”雖然早為我國學者所注意，并有零星的論述，但音樂地理學的建設直至20世紀80年代后期才被正式擺上議事日程。如何構建其學科框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問題。書中將其定義為一門以“音―地關系”為理論基礎，探討各種音樂現象空間分布、變化、擴散以及人類音樂活動的地域性結構的形成和發展規律的科學，進而指出本學科的研究任務：即在充分了解自然環境對于人類文化作用的基礎上，探求音樂與諸文化現象間的關系；研究從古到今各類傳統音樂的空間分布狀況及其在不同時代、社會環境下的變動；運用音樂形態分析的手段，分析不同文化地理區中音樂風格的特征和規律；參照文化地理區的劃分依據，進行音樂地理區的區劃研究。這無疑為有志于此項研究的學者指明了努力方向。其余各章均有創見迭出、深中肯綮之處，篇幅所限，只能留待讀者自行品味。
總之，《概論》在學術觀點之新穎、體系構建之合理、編寫內容之精當等方面均堪稱旌表。這么高的質量，自然得益于王耀華、喬建中二位主編眼界之高遠、學識之博洽。更令人感動的是，二位主編年高德劭，以耳順之年，仍孜孜以求、著述不輟，為當代學術界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治學榜樣。當然，由于全書文稿出自眾手，各章節在寫作體例和概念的運用上尚難獲得完全的統一。此外，總論中原先預定的音樂經濟學、音樂生理學、音樂管理學等學科因故未能與其他學科一同收入正文，讓人略感意猶未盡。
①王耀華、喬建中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②《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817―818頁，1989。
③俞人豪《音樂學概論》，人民音樂出版社，第5頁，1997。
考古入門知識范文5
【內容提要】朱紹侯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半個世紀來筆耕不輟，在中國古代史的諸多領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學術成就。在對他的訪談中，內容涉及到了其治學經歷、主要學術成果、學術風格及他長期形成的史學觀和方法論等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還對當前學術研究的環境和風氣提出了自己的評判，并對21世紀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做出了樂觀的展望。
【摘 要 題】訪談錄
【關 鍵 詞】朱紹侯/軍功爵制/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古代史》/史學觀和方法論 【正 文】
在編寫教材的過程中，并不是一切都由我主編說了算，有些問題我也要向執筆人讓步，妥協是必要的。如我認為名田制是土地長期占有制，而多數人都主張是土地私有制，我也就只好按大家的意見辦。既然是合作就要有互諒互讓的精神，“一言堂”是辦不成事的?！吨袊糯贰吩谑盒５耐献飨拢涍^千辛萬苦，終于在1979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先以“試用教材”的名義正式出版。1980年由教育部召開審稿會，通過正式驗收，它于1981年以“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名義出版。令人欣慰的是，自本教材面向高校、面向社會發行后，受到高校師生和各界的歡迎，迄今已修訂改版四次，發行量達一百多萬冊，這是我們始料所不及的。
再談一下《今注本宋書》的編寫情況。這是國家重點出版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中的一部，該工程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發起，由“今注本二十四史”編委會具體執行，總主編是著名學者、文史專家張政烺先生。以下每部史書設立一位主編，我被聘請為《今注本宋書》的主編。
現在通行的“二十四史”，除“前四史”外原來都沒有注釋，所以這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為完成此項艱巨任務，我邀請五位擁有博士或教授頭銜并且都出版過相關學術專著的中年學者參加。在工作正式開始之前，總主編張政烺先寫出《今注本二十四史編纂總則》作為注釋工作的法則。在此基礎上，我又寫出《今注本宋書編纂細則》，作為注釋《宋書》的執行依據。大家分工注釋，我也分到《宋書》中的10卷“本紀”和4卷“列傳”。嚴格地講我對古文獻注釋工作是外行，其他五位中年學者也都沒有注釋古書的經歷，我們都得在實踐中摸索前進，邊學習，邊注釋。原來我們都知道搞文獻注釋要有深厚的學識功底，需要有古文字學、古音韻學、目錄學、訓詁學、歷史地理學以及典章制度、文化歷史掌故等各類知識，并且手頭還要備有各種合適的工具書。注釋《宋書》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肯定難度不小，但在我們工作開展起來以后，才知道原先對困難的估計還是非常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原來以為找一個最好的《宋書》底本，然后對《宋書》中的疑難問題作出必要的解釋就可以了。卻沒有想到一是《宋書》本身原來就有錯誤；二是它在流傳過程中又產生不少錯誤；三是最好的中華書局本《宋書》在標點、校勘上也有錯誤，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先做基礎的?？笨甲C工作。另外，南朝人寫文章愛用典故，沈約在《宋書》中就引用了很多這類文章，或一句一典，或兩句一典，甚至一句兩典。如果對典故的出處和內涵不清楚，對文章內容和歷史背景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在標點斷句上就會盲目。為注釋文中典故，我們耗費了許多精力。
參編的五位中年學者，對注釋工作盡心盡力，認真負責，都按時完成了任務，交上來的稿子總體質量上還是很好或較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從技術的角度講，有人注釋時忘記了《編纂總則》和《細則》的規定，而總按自己的寫作習慣信筆而下。從注釋的內容講，有人對難度較大的問題，或略而不注，或雖注了但不夠準確。對此，我作為主編必須“糾正、補充、修改”之。這雖然只有六個字，做起來卻是很難的。為了《今注本宋書》，從1996年到2000年，我整整耗費了五年時間?，F在看來，雖不能說把《宋書》中存在的問題都解決了，更不能說我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準確無誤，但我已是盡心盡力、盡職盡責了。至于遺留問題或注釋中的失誤，就只好在出版后敬請專家和讀者指正了。
以上這些大型協作項目，雖然不屬于我計劃內的研究課題，但是我一旦接受下來，就把它們當作計劃內的項目一樣認真對待。另外像《中國古代史研究入門》、《中國歷代宰相傳略》、《后漢書精言妙語》、《中原文化大典·人物典》等大型協作項目，我均持此態度。我絕對不作欺世盜名、不勞而獲的掛名主編。我最近幾年由于年事已高，無力再搞長期大型的研究項目，多搞一些“零打碎敲”的研究課題。
考古入門知識范文6
民以食為天，因此在物質生活方面，先敘述農業及飲食。中國人的食物，分主食與佐餐食物二類，今日猶分別稱為飯與菜（Kwang—chih Chang，1977A：7—8）。古籍中常見的主食作物，大別之，可有黍、稷、粟、禾、粱、麥、麻、稻、寂等種（齊思和，1948A；萬國鼎等，1959：35）。關于各種作物，自新石器時代到殷代的發展史，已具見拙作“兩周農作技術”，茲不贅述（許倬云，1971）。稷的學名是Setaria italica，是中國最古老的栽培作物。周人稱其始祖為后稷，而這個稱號又繼續沿用力農官的職稱，可知稷在周人農業中的地位了。黍也是重要主食，其學名是Paricum Miliaceurn，與稷有親屬關系，但并不是同樣的作物（許倬云，1971：804—806）。
麥類則是西亞的土生栽培作物，在安徽毫縣釣魚臺的龍山文化遺址曾出土盛有一斤十三兩麥粒的陶鬲。據鑒定是古代小麥（Tricticum antiquorum）。以鬲的形制而言，屬于西周遺物（安徽省博物館，1957；楊建芳，1963）。麥字見于卜辭者為數不多，據于省吾統計，除用作地名外，麥字僅十余見。有關來字的卜辭也不過廿余見，而黍稷類的卜辭則有百余見。據卜辭，麥僅是新年的特別食品，殆不過為貴族的食物，平民尚不能享用（于省吾，1957）。據篠田統統計，中國古籍中麥字出現次數甚多，單舉或類舉，合計有卅八處之多，且麥作豐歉也每人史乘，足見麥在中國古代作物中的地位。錢穆以為，西周以前，中國農業文化初啟，種植以黍稷為主，而自春秋以下至戰國，農作物始漸漸轉變為以粟（粱）麥為主，錢氏之說殊可解釋麥收豐歉在春秋以后常人史乘的原因（于景讓，1957，83—89；錢穆，1956：27）。
稻是南方作物，然而《詩經》中也頗有詠稻的詩句，如“小雅白華”：“浸彼稻田”；“豳風七月”：“十月獲稻”。足見稻也可在北方種植。稻的主要產地，仍應在漢水、淮水及長江流域。湖北圻春西周遺址中，曾發現成堆的粳稻谷粒遺跡，可能是儲存糧食的地方（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68）。
麻，在今日是為了榨油及取纖維而種植的經濟作物，但是《詩經》中有“豳風七月”：“禾麻菽麥”；“大雅生民”：“麻麥幪幪”的詩句?！抖Y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食麻與犬?！弊阒橐彩侵魇?。
周代金文中豆字寫作卡，字形似乎看重豆類植物的根瘤。周人對于豆科植物顯然也頗認識（胡道靜，1963）。春秋時代，只有山西一帶山地居民以豆菽為主食，戰國時代則是常見的平民食物（許倬云，1971：807—808）。
周人在很早的時候，就發展了農業，后稷的功業即是以農業為主。周初農耕的方式，似是大規模的集體耕作，《詩經》“周頌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這是經常為人征引以描寫周代農耕方式的詩句?！笆ЬS耦”一語，也不必膠柱鼓瑟，解釋為萬人的確數。在“載芟”一詩中就只說到“千耦其耘”。這種大規模的耕作，也許只見于封建領主直屬的田莊上，由其直接管領的奴隸（所謂“夫”或“鬲”），從事成對成對的耦耕（大野元之助，1959：95；貝冢茂樹，1962；李亞農，1962：70—75）。
這種大規模的耕作，是否為周初各地的普遍現象，仍然在待證之列。至少在《詩經》“豳風七月”中敘述的情形，似乎已是個體小農的經營，農夫有自己的居室，妻兒隨著農夫同去田間，而農夫對于主人的義務，是出于實物和勞力的雙重配合，除主要作物外，農夫供獻實物，包括紡織品與獵物。勞務則包括修屋、搓繩、取冰……等雜項工作。這首詩的原文過長，只摘錄如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嗽螺d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恢沼诤眩”撕?，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獻豜于公?！麦?，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郁及，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鑿冰沖沖，二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边@是領主領地上的附庸人口，經營的是分配給一家的小農莊，不是在大面積上集體耕作的大農場。
“七月”一詩的時代，說者意見不一，但以在西周晚年到東周初為長。天野元之助根據《詩經》中“室家”一辭出現的篇章，認為在西周晚期到東周之間，共同耕作的大片田地才開始由私有的個別農場取代，而獨立的家，也由氏族析出，成為以家族勞動作獨立小農經營主體（徐中舒，1936；傅斯年，1952：Vo1.1，95。天野元之助，1959：105。對于“七月”一詩的時代，持異見的諸家，參看許倬云，1971：822，注66）。
西周有無井田制度，及其確切的性質，至今仍紛爭難決。自從孟子提出井田制度一說后，學者一直在努力彌縫各種互相抵觸的敘述。本文是綜合性的敘述，不擬在此作技術性的討論。如果簡單一點說，井田制不過只是封建經濟下一種勞役服務的形態。領主分田給農民耕種以自贍，同時由農民耕種主人的保留地以為報償?；拘螒B正相當于各級領主與其從屬間的對等性權利與義務。上述勞役之中，卻又不僅在于耕種，還可包括佐獵、修繕……諸般工作。“七月”一詩的描述，足可說明這些工作的性質。土地的所有權，仍在領主，農夫家戶，只是在這塊農地上耕種以自給，也供給主人所需。這是天野氏所謂個體小農的經營方式，卻不能說是私有的農莊（關于井田制的各家討論，許倬云，1971：823，注69及70）。
關于農具方面的史料，無淪文獻或考古的資料，都不算多。前引《詩經》“周頌噫嘻”與“載芟”，都提起成“耦”的耕作方式。又如《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國子產敘述鄭國與商人的約定：“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币彩切稳菀择罡蛑脖坏那樾?。大率由西周以至戰國，發展用犁以前，這種二人合作刺土松土的動作，是農耕中的重要部分。二人為耦，如何并力，則有以為二人對面合作，及一拉一推前后合作，兩種可能（程瑤田，1829：43—44；常敘，1964：51）。二人協作互助的方式，當也須視實際的工作情形而定。挖掘樹根，必須二人對掘；開溝作壟，則無妨二人并肩卻行。大可不必堅持某一種方式。
刺土松土的工具，最原始的不過耒耜，是單首或歧首的挖掘棒，上有柄，下有踏足橫桿（徐中舒，1930；關野雄，1959，1960）。挖掘工具的尖端，可以用石制、骨制。凡此石制骨制蚌制的農具（圖41、42），許多西周遺址，所在都有。以灃西遺址出土器具的比例言，最多的是以牛馬下顎骨或肩胛骨制成的骨鏟，其次為石鏟；蚌鏟為數最少。在西周遺址中，也出現過青銅鑄成的镈和臿，但數量極少（圖43）。湖北圻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遺址中發現的一件青銅臿，作凹字形，與春秋時代的臿形制相同。在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葬
（1—3、5、6）石斧（T38：2B ：35，T32：2A，T44：4，T32：2B： 17，H76）；（4）石鑄（T2Z：3）；（7）石鑿（T19：3：7）；（8、13）磨石（T32：2B：30，T32：2B：44）：（9、12）磨刀石（T1：2A：31，T38：2B：31）；（10、11、14）研磨器（T32：2B，T32：2B：31，T32：2B：48）
圖41客省莊西周生產工具
出土的西周晚期的青銅臿，其形制又與商代的銅臿一樣。由此可知，西周農具的水平，與其前其后，均無十分變化。其他農具如收割用的鐮和刀，也是形制無大變化，而且也是以骨制、石制、蚌制為多（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67）。
（1—3）骨鏟（T13：2：16，T50：2：15，T52：2A：1）；（4）石鏟（T38：2B32）；（5—16）石刀（H10：1，T28：2：5，T15：2：6，T22：2，T6：2A，H76：1，T17：2：7，H3：3，T23：2，T38：2A：30，T20：2，T38：2B：22）；（17）石鐮（T14：2A）
圖42客省莊西周生產工具
青銅農具及工具，出土者為數甚少。最近安徽貴池、江蘇蘇州、浙江水嘉三處，都有窖藏的青銅農具出土。這些器物中，有耘田的耨，收割的鐮，以及許多種類龐雜的農具。諸器均已破舊殘毀，與銅料一起儲存，顯然是準備銷熔的廢料。這批器物的時代，當在春秋時代，甚至戰國晚期。由這批材料待銷的情形判斷，青銅農具在不堪使用時，即予回爐。同時，古代禮制不以農具隨葬，墓葬中不見農具，也就不足為奇了。戰國中期，鐵器已流行，遂有這些青銅殘件留下，西周時.青銅農具必定回爐重鑄，出土的機會就更少了（李學勒.1980A：39）。
（1）臿，河南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基Ml602：73
（2）臿，湖北圻春毛家嘴T1—IH（1）
（3）斨，湖北圻春毛家嘴IV20/1：3：1
（4）镈，河南洛陽下瑤村M159：65
（1.西周晚至東周初，余皆西周早期）
圖43西周至東周初青銅農業工具
由各種農具的形制來看，西周的農具大致只有挖掘及收割兩大類。農具更進一步的分化為整地、中耕、犁地等等專門用途的形制，還有待春秋戰國時代的突飛猛進，也許與用鐵鑄制有相當的關系（許倬云，1971：810—813；劉仙洲，1963：58—62）。
中國古代農業的大規模灌溉工程，也尚須待春秋中葉以后始出現（許倬云，1971：813—816）。西周的人工給水，大致由水井供應。灃西張家坡西周遺址的井，井深達九公尺以上。用古代的工具挖掘九公尺深的水井，已相當不易。井口呈長方形或橢圓形，足以并置兩只容器，也許暗示已有兩只容器一上一下的滑車裝置（考古研究所，1962：77—78；劉仙洲，1963：46—48）。
西周時代的農田，有所謂“菑田”、“新田”、“畬田”的名稱。如《詩經》“周頌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薄靶⊙挪绍弧保骸氨⊙圆?，于彼新田，干此菑畝?！薄渡袝贰按笳a”：“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边@三種田畝，徐中舒以為是三圃制的輪耕法。楊寬以為“菑”是第一年初開墾的荒田，“新”是第二年剛好可用的新田，而“畬”是第三年已墾好的熟田（徐中舒，1955；楊寬，1965：12—14，45—48）。二說相比，楊說較為合理。輪耕拋荒，在刀耕火種階段，原為常見。但在西周的核心地帶，人口已多，農具未見改良，單位面積產量不增加，只有依仗增加墾田面積，方足解決人口太多，土地不足的難題。中國古代使用綠肥以及其他肥以改良土壤，可能早到商代（陳良佐，1971）。分三次改良土地，也已見于商代（張政烺，1973：98—100）。用翻耕來開墾，在中國古代有可能，也有必要。反之，輪耕拋荒，在西歐農業史上是常見，但未必能適合西周中心地區的情況。何炳棣對菑、新、畬三詞的了解，正與楊寬相同。但他把這種墾田方式置之于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而且意味著在第三年以后，熟田繼續用于耕種，則用來說明周代的水平，遠比用來說明仰韶時代的農業為佳（Ping-ti Ho，1975：5052）。
第二節 飲食——食物與烹調
人類由茹毛飲血而至熟食。熟食之中，以中國傳統言之，又可分為飯食、菜饌及飲料三方面。食具則在討論這三方面時分別由其隸屬附及。
中國自古以來，以谷食為主食。周代的主食，如前所舉，為黍稷稻粱，麥麻菽豆。黍稷同為民食之主，《詩經》與《左傳》中黍稷連言，隨處可見。黍又比稷貴重，祭祀以黍為上盛，待客也以雞黍為饌。先民之詩，以黍中的秬和粱中的糜芑同號嘉種。錢穆以為“黍為美品，然而亦僅是較美于稷耳，待其后農業漸進，嘉種嗣興，稻粱麥諸品并盛，其為食皆美于黍，而后黍之為食，遂亦不見為美品。然其事當在孔子前后，已及春秋之中晚期，若論春秋以前，則中國古代農業，固只以黍稷為主，實并無五谷并茂之事也”（錢穆，1956：10）。
稻之普及，可能比麥還早些。西周銅器有名為“簠”的長方淺器，往往自銘，“用盛稻粱”，則貴族宴席上已用稻粱了?！蹲髠鳌焚夜?，“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薦五味，羞嘉谷，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贝酥邪资恰鞍镜尽?，黑是“熬黍”。但由周公閱辭謝之詞看來，這仍是比較珍貴難得的食物。麥比稻更適合于中國北方，但顯然到西漢初年還未普遍種植。豆類也早見文獻，孟子時菽粟連言，是最起碼的食物，比之如水火。在西周時代，豆似尚未為人所重（許倬云，1976：509）。烹治谷物的方法，以古器物言之，有煮飯及蒸飯二類。前者用鬲，后者用甑甗，有一層算子隔在水上。古人煮飯，大約近于今日的“干粥爛飯”，秋稠的稱為粥，稀而水多的稱為粥?？鬃拥淖嫦茸苑Q“饘于是，粥于是，以余口”，顯然日常飲食，不外啜粥?！对娊洝贰按笱艣s酌”：“泂酌彼行潦，揭彼注茲，可以餴饎。”行潦是雨后地面的積水，若用來直接煮飯，未免不潔，但若夾層蒸煮，卻也無妨了。固然北方水源不及多湖泊水泉的南方，如只有高貴人家用蒸，似還不須取水行潦。由此推論，蒸治當也相當普遍。但蒸飯究屬費時費事，而且顆粒松散，不能“漲鍋”，也因此比較費糧食。也許為此之故，古人仍以煮食為主。出土古物中，陶鬲所在皆是，而甑甗就少多了，其故大約即在于煮食比較普遍。
谷類可以粒食，也可以粉食。若只是粒食，去皮揚殼的手續，在所必然，杵臼之用，自新石器時代即已常見。壓谷成粉，西漢以后用石磨。先秦遺址中尚未見石磨，但新石器時代的早期磁山裴李莊文化中，磨盤磨棒已是標準器物。用碾棒壓谷，仍一樣可以制粉（天野元之助，1962：80—81，843—850）。
次言菜饌，《禮記》成書較晚，但是禮儀向來是文化中最保守傳統的一環，《禮記》所記也就很可能即是周代實際食用的項目了。據《禮記》“曲禮”，祭祀用食物有牛、羊、豕、犬、雞、雉、兔、魚。《禮記》“內則”所舉公食大夫，正式的宴席，包括膷獯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醢、豕醢、芥醬、魚膾、雉、兔、鶉。本書在論封建等級時，已述及貴族階級區分其鼎食的數量種類。最考究的天子太牢，所盛的肉食為牛、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由天子以次遞降，士的一級羊、豕、魚是隆重的少宰，一鼎的豕則是婚冠喪虞的特牲?！秶Z》“楚語下”：“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被旧吓c考古所見列鼎制度頗為吻合。肉食者鄙，那是貴族的特權，庶民至多食魚，平時只是吃菜而已。除了上述種種正式場合的肉類外，《禮記》“內則”還述及一些平時燕食的食物范圍，包括蝸，雉、兔、魚卵、鱉、腶、蚳、牛、_羊、豕、犬、雁、麇、麋、爵、鵪、蟲、范。其中頗多今日不食之物，如螞蟻、蟬、蜂之類。《禮記》也記了一些當時不可食用的項目：狼腸、狗腎、貍脊、兔尻、狐首、豚腦、魚乙、鱉丑。這些特定的部分不可食，則特定部分以外的項目，大概都屬可食之列了。
平民日常飲食，不會有如許異物。大約魚類是上下都可享用的食物。平民以魚類為盛食，已如上引《國語》“楚語下”的記載。《儀禮》“有司徹”：“卒熱，乃升羊豕魚三鼎?！笨芍~也是貴族的常食?！对娊洝分刑岬紧~類的例子甚多。黃河中的魴與鯉，是陳人心目中的美味?！靶⊙鹏~麗”列了鲿、鯊、魴、鱧、鰋、鯉，當作燕客的下酒。“大雅韓奕”，鮮魚是送行盛宴中一道好菜。“周頌潛”：“有鳣有鮪，鰷、鲿、鰋、鯉”，可作為享禮的嘉肴。大致中國的農業發展，在周代田野日辟，牧地及山林都漸漸墾為新畬的農田，牧養及野生動物的供應勢必減少。雞豚羊犬，都不占農田的土地，便可豢養。魚類更可由河川湖泊中獲取。這幾類食物遂成為戰國以后肉食的主要項目，孟子的井田理想，即包括農家飼養雞豕狗彘。梁惠王以羊易牛，還須解釋不是為了省錢。大約西周的食單，比之戰國時代的項目，牛羊及野物的比重是比較大些。
蔬果方面，按照《周禮》“醢人”，朝事之豆，盛放有韭菹、昌本、菁菹、茆菹四類，用來與庶屬的肉醬相配。又，“饋食之豆”則盛放有葵菹及一些雜項菜肴。加豆之中有芥菹、深蒲、箈菹、筍菹。諸色蔬食中，只有韭、葵、芥、菖蒲、筍仍為今日常用食物。菁可能為蔓菁，茆可能為茅芽，但自來注疏家不能肯定，此處也不必強為解人（《周禮注疏》：6/1—2）?！抖Y記》“內則”所舉諸項食物中，蔬菜有芥、蓼、苦、荼、姜、桂。調膾的蔬菜則有蔥、芥、韭、蓼、薤、藙作為調味的佐料。諸色中以香辛味烈者為多，顯然當配料使用，也許為了禮經主要敘述天子諸侯的食單，蔬菜就無緣上席了。
若以《詩經》作為史料，情形又不同了?！瓣P睢”有荇菜；“卷耳”有卷耳；“芣苢”有芣苢；“采繁”有繁；“采蘋”有蘋及藻；“匏有苦葉”有匏；“谷風”有葑、菲、荼、薺；“園有桃”有桃棘；“椒聊”有椒聊；“七月”有蘩、郁、、葵、菽、瓜、壺、苴、荼、樗；“東山”有苦瓜；“采薇”有薇；“南有嘉魚”有甘瓠；“采”有；“我行其野”有蓫；“信南山”有蘆、瓜；“采椒”有芹、菽；“瓠葉”有瓠；“緜”有堇荼；“生民”有在菽、瓜；“韓奕”有筍、蒲；“泮水”有芹、茆。凡此諸品，有今日常用的蘿卜、苦瓜、葫蘆、荏椒、葵、芥之屬，卻也有不少采集的野生植物，而水生植物，在今日蔬菜中較少，在當時似頗為重要，大約周代園藝未必像秦漢以后發達，固然已有在田間栽培瓜菜，不少菜蔬仍須由水陸野生植物中選擷。
水果干果之屬，《禮記》“內則”列有芝、栭、蔆、柤、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周禮》“籩人”列有棗、、桃、干、榛實、及蓤芡。大致這些果實，也以采集得來為主。是以《禮記》“月令”，仲冬之月，農夫收藏聚積，牛馬不得散佚，“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足見果蔬來自山澤，而不在農夫種植范圍?？傊?，果蔬在周代貴族的食單中，重要性遠不如肉類，遂致“月令”中太子嘗新，除櫻桃一見外，僅有谷食與肉類，不及于時鮮果蔬。考古學家及植物學家，也都只能列出十余種果蔬，認為是古代中國人食用的項目（Kwang-chihChang，1977A：28—29；Hui-lin Li，1969，1970）。
烹飪的方法，古不如今。古人不過用蒸、煮、烤、煨、干臘及菹釀諸法，后世的烹調術中爆炒之法，在西周似尚未及見。中國食物烹調過程中，切割與烹調同樣重要。因此伊尹以“割”“烹”要湯，兩個過程是連言的。周代治肉的方式，有帶骨的殽，白切的胾，碎剁的醢與雜有碎骨的臡（《爾雅注疏》：5/8）?！抖Y記》“內則”列有“八珍”的烹調法。約而言之，炮豚是烤小豬，烤好后，裹粉深油透炸，再水蒸三日三夜，最為費時費事。搗珍，是用牛羊鹿麋麇五種里脊肉，用棰搗擊，去筋調成肉醬。此法不經火化，大約是相當古老的方法。漬是酒浸牛肉片，加梅醬同食。熬是牛肉棰搗去筋，加姜桂鹽腌干透的腌肉。糝是牛羊肉細切，加上六份米，作餅煎食。肝膋是油炙的狗肝。黍酏是稻米熬粥，如狼膏。淳熬淳母，是肉醬連汁加在黍米或稻米的飯上。日常的饌食仍以“羹”為最重要，所謂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禮記正義》：28/4—5）。雖說如此無等，農夫的生活到底只是陳年的谷粒（《詩經》“小雅甫田”）及采來的苦荼（《詩經》“豳風七月”）。這樣的羹食，離“八珍”就是天地之別了。
調味的佐料，太古連鹽也談不上，是以“大羹不和”，即指祭祀大典的肉湯不放鹽，以遵古禮。普通的羹，卻須加上多種調味品?！蹲髠鳌氛压ツ辏骸肮缓团c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币悦窞樽袅?，是后世所不用的方法。惟其調味之道不精，古人不能不借助于香草香菜之屬，除昌韭之類外，所謂铏芼，亦即肉羹中的菜類，為“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夏天還要加上葟葵，冬天加上荁菜。三牲用藙也是帶一些苦辛的植物（《儀禮正義》：14/30—31；《禮記正義》：28/l）。這些植物，大都野生，由此也可看出，古人的園藝不十分發達。古人無蔗糖，但已有麥芽糖可以制成甜料?！罢l謂荼苦，其甘如飴”，足見麥糖是日?？梢姷氖称?。
《禮記》“內則”記載的飲料，有醴酒、酏漿、醷、濫諸品。醴酒大約是谷物發酵的酒類，酏漿是湯水，也許稍稍發酵。濫或涼，據說是“寒粥”，當類似今日涼粉一類凝結的淀粉（《周禮注疏》：5/10）。酒類則至少有五種，依其清濁而分等級。最濁的是泛齊。高一級是醴齊，汁滓相將，大約相當于今日的酒釀。更高一級是白色的盎齊和紅色的緹齊。最高一級是沈齊，亦即酒滓澄清的清酒了（《周禮注疏》：5/6）。濾清酒中沉淀，用茅過濾，管仲責貢于楚，所謂“苞茅不入，無以縮酒”，即是指楚地出產用來濾酒的一種茅草。周代錫命禮中，每有賞賜秬鬯之類的記載。秬是黑黍，鬯是香料，《說文》鬯：“以秬釀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是以這是一種黑黍為酒，再加上香料的祭酒。周金銘文有秬鬯之賜，此物每名列賞賜禮單之首，足見其貴重。秬鬯也見于文獻，如《詩經》“大雅江漢”：“厘爾珪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薄渡袝贰奥逭a”：“以秬鬯二鹵，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奔啊蹲髠鳌焚夜グ四辏骸岸€鬯一鹵，虎賁三百人?！苯鹞你懳闹兴娋透嗔恕Ｓ雄?、鬯、鬯等不同書法，其中有無差別，則不得而知了（黃然偉，1978：166—168）。
圖44周代飲食用具示意
周人飲酒之風。遠遜于殷商。“酒誥”告誡周人不得聚飲。并且以飲酒為商人亡國的罪名之一。由青銅禮器成批出土的墓葬來看。西周早期，禮器的組合情形與殷商相似。西周早期以后，禮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漸加大；相對的，酒器則比例變少。到了西周晚期，最常見的禮器是鼎、甗、盤、匜、
圖45西周墓葬隨葬陶器比較圖
壺五類，鬲、甗、豆次之，酒器則處于更次要的位置。各器的組合，也往往是一定的。從西周中期以后，一組銅器大致有甗、豆、盤、匜各一件，壺二件；鼎成單數，按階級遞升，數為雙數，比鼎數少一件；鬲也隨此而增減。列鼎制度是封建禮制上等級的象征，也因此反映了封君飲食的豐嗇，有禮儀性的意義，不完全由口味及財力決定（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203）。各種器皿的用途，鼎鬲甗甑釜，用以烹調，小鼎也用來盛放肉食進呈，謂之升鼎。進食時，用铏俎置肉類，簋置五谷，籩豆盤置菜肴，壺盛酒漿，（圖44，圖版22—28）（《儀禮正義》：19/11）。勺匕載食，箸則挾食，匜以盥洗。在實際生活中，各項用途是否如此細分，也就無從考定了。平民食器以陶制為主，西周前后也有差別，大致趨向，是以盂豆代替簋，多少也有分化的現象（圖45）。
總之，周人的食物種類不算很豐富，飲食的方式也似乎禮儀的意義大于美食的口味。周人農業的水平較低，畜牧、園藝二項也不發達，殆是飲食不能十分進步之原因。
第三節 居室——建筑與起居
《詩經》“大雅緜”記載古公亶父甫到達周原時的情形，是“陶復陶穴，未有家室”。據鄭箋，所謂“陶穴”是“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自從新石器時代以來，中國古代的居住遺址，處處有半地下式的窟穴，當即鄭玄所謂“鑿地為穴”的居室。殷墟半地下居室，及客省莊二期的居室（圖版29），也甚多例證。
灃西張家坡發現的十五座西周早期居室，都是這種挖在地面下的土穴（圖版30、31）。土穴有深淺二類。淺穴為長方形，只殘存一間。房間的大小是2.2公尺×4.1公尺，坑壁即室墻，最高處為1.4公尺，高及人肩。墻根及地面都用火燒硬。房中偏東有一圓柱的柱洞，當系架設屋頂之用。西壁偏北，當系寢臥之際，稱為“奧”的角落，此處壁上有小龕，當系置放物件之用?？磕蠅χ胁坑幸话枷碌臋E圓形小火坑，是“灶”的地方。房內北部有路土，可能出口在北邊。
深穴作圓形，直徑都在5公尺以上，深2公尺以上。有一個橢圓形居住遺存，口徑7.8—9.5公尺，坑壁最高處有3公尺。房間的面積是淺穴的三四倍，深度加一倍。出入口是一條向南斜坡走道?？拥妆北谙掠幸话雸A形淺火坑，是炊食及取暖之所?？拥灼嫌幸粭l隔墻的墻根，分居室為南北兩半，中間有一寬1.2公尺的小門，以資互通。這是外堂內室的雛形了。居住遺址附近還有很深的深穴，或為長方形，或為橢圓形，長方形的口部為長1.6—2.4公尺，寬0.7—1.05公尺，橢圓的直徑1.3—1.95公尺。有深穴，深達9公尺，尚未到底。深穴坑口規整，四壁也頗光滑，并有對稱的腳窩。這種深穴，有的可能是水井，有的可能是儲物的窖穴。因為口部甚小，出入不方便，必非居住之用（考古研究所，1962：73—78）。
左：F4平面圖1.大柱洞2.小柱洞3.窖穴4.灶
右：F3平、剖面圖1.大柱洞2.斜住洞
圖46河北磁縣下潘汪西周長方形半地穴式房基
河北磁縣下潘汪發現的西周房基，也都是半地下穴。其形狀有長方形和圓形兩種。長方形房基兩座（圖46），其中之一的面積是3.98公尺×2.47公尺，穴深1公尺。穴地上涂草泥。經火燒硬。在房內和墻外發現大小柱洞十六個，分布并不成規律。中間偏東有一大柱洞，直徑22公分，深38公分，可以植入不小的木柱。房基四周各有一小柱洞，西北西南又各有小柱洞。這一組柱洞足可撐起屋頂。灶坑在東南角，挖入土墻。北墻根的地面有一個圓穴，內存工具，大約是儲物的窖。另外一座房基，略成圓角的瓢形，長3.4公尺，寬2.13公尺，深0.84公尺，房內地面也經火燒，堅實光滑。東部有兩級臺階，應是出入口。柱洞九個，中間一柱洞最大，直徑18公分，深14公分。西南與西北角有斜支的柱洞。圓形房基三座。其中一座直徑只有2.5公尺，門向東北，有臺階，中心柱洞直徑16公分，深8公分。穴壁經修飾，涂有黃土細泥。另一個圓形土穴，直徑2.65公尺，坑壁殘高1.16公尺，原來的深度可能還深些。南墻有門，門外經土坡斜入門內。室內靠東壁有小灶，并有一陶甕，半埋在地面下，當是水缸，或糧缸（河北省文物管理處，1975：99）。類似的屋室遺存，在北京劉李店、邯鄲邢臺寺、洛陽王灣、灃西張家坡等地西周早期以至東周初期的遺址，常有發現（圖47）。遺址內常有簡單的生活用具及工具出現，淬西張家坡的土穴遺址附近就有手工業作坊出現。大概這種土穴是西周農民工人的住所（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88—189）。
由柱洞的大小及部位推測，土穴的上面應是四阿式的或圓錐式的木柱草頂，房屋低矮簡陋?，F存西周文獻史料中，沒有對于平民居室的描述?！蹲髠鳌废骞?，貴族譏微賤人家為“篳門閨竇之人”。篳門是柴扉，閨竇是在夯土墻上鑿壁透光，上銳下方，甚至沒有窗框。這是春秋中葉，一般貧戶的屋室情形。西周淺土穴在地面與屋頂之間，也很可能有一段土墻，作為“閨竇之處”。戰國時代的情形，有比較清楚的描寫，可借來推想西周時代一般貧戶的生活。據《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币赃@一段文句來懸想半地下穴的情形，雖不中亦不為遠：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用桑樹的樹干作為門軸，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頂，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墻中，當作窗戶，用破麻布或破毛毯塞在門縫窗縫里擋寒氣，也掛在二室之間，稍為分別內外。下雨天，屋頂漏水，地面也因為是挖掘在地面以下，進水是免不了的。大致由新石器時代以至戰國，最差的居室，就始終停在這個水平之上（許倬云，1976：519）。在西周，大致是最窮的人住這種半地穴的居室了。
圖47 西周晚期房屋的平面、剖面圖
地面上的建筑，以夯土為最重要的建筑方式。中原的黃土，土質細密，加力壓緊，就可堅致?！对娊洝贰按笱啪偂毙稳葜苋嗽卺陆ǘ嫉那樾?，已在本書第二章引述：先用繩子量劃地基的直線，然后運“版”來筑堵，建筑宗廟與宮室。運土的小車軋軋的響，夾雜著投土入版的轟轟聲，版筑時的咚咚聲，削平土墻上凹凸不平處的砰砰聲。近百座宮墻都在夯筑，鼓聲不絕，讓工人跟著節奏工作。
岐山鳳雛村出土的大型建筑遺存，大約正是周室在未至岐下建都時的宗廟或宮室?！熬偂痹娭忻鑼懙慕ㄖぷ?，也許就包括這一座房屋的工程。本書第二章，已對這座早周宮室的遺存，有了詳盡 的介紹。若以假想的復原來看，鳳雛村的甲組建筑遺存是一座四邊可以走通的大院落。前面有門塾，兩邊東廡西廡，各有八間小室。中央是堂，面對著前庭，堂后面經過廊道穿越，而連接后面的內室三間。墻是夯土堅筑，堂室都在筑高的房基上，房基也經夯實。房屋是用復雜的柱網，構成高聳的屋架，在中堂是一個四阿的屋頂，兩廡是兩廈的屋頂（所謂兩坡懸山頂）。整座建筑，格局規整，前中后三進，左右對稱，堪稱中國傳統建筑方式的早期典范（圖48、49、50）（傅熹年，1981）。
圖48鳳雛村西周甲組建筑基址復原圖方案1
王恩田用鳳雛村建筑遺址來比對古籍中材料，斑斑可考。鳳雛村的宮室占地南北深45.2公尺，東西廣32.5公尺。按古籍中所用的名詞，這座宮室建筑由屏、門、塾、中庭、大室、東西庭、寢、
圖49鳳雛村西周甲級建筑基址復原圖 方案2
圖50鳳雛村西周甲組建筑復原鳥瞰圖 方案1及2
闈、東西廂、闕、廡共十一個部分構成。大門外的一道短墻，應即《爾雅》“釋宮”的屏或樹。屏與門之間的地步，“釋宮”稱之為“寧”，又稱為“著”，《詩經》“齊風著”，那位女郎吩咐情人等候的地方，即是門屏之間的著。屏外的廣場，則是大庭，也可稱為外朝，是大朝會時聚會的地方，平時則任人通行。大門兩側有柱，當然也就有屋頂覆被。門道中間有三個柱洞，當是安置門扉及門所用。門塾是門旁兩側各有房三間，與《爾雅》“釋宮”相符，也是《儀禮》“士冠禮”、“士喪禮”舉行卜筮的地方。中庭即是門內的大院子，金文中屢見“中庭”，是舉行冊命及賞賜的地點。中庭北有三組臺階，東為昨階，西為賓階，均見禮經。東西各二組臺階則是側階。那座大堂則是大室，是整個建筑的中心，也是禮儀活動中最主要的地點。堂后兩個小庭，亦即所謂東西庭。堂后的一排房屋，可隔為三間或五間，是即“前堂后寢”的寢，如系宗廟，自然不是燕處之所，而是“薦新”的地方。金文中也有在宗廟的寢舉行“鄉禮”的記載（如師遽彝）。寢的兩側，北墻上升兩個小門，稱為闈，婦人出入經此便門，東西兩廂各有七間房門，或稱廂，或稱，是待事之所。東西兩列房舍，最南一室，突出門塾之外，據王氏假定，當是對峙雙闕的位置。中庭及堂四周圍繞的回廊，則稱為廡，也是宮室宗廟建筑常見的部分（王恩田，1981：75—77）。鳳雛村甲組遺址的東邊已發現寬大的宮墻遺址，足見甲組位在東側。甲組的西邊發現了乙組建筑，甲乙兩組之間有墻隔開。乙組的前堂基礎更具規模，比上述甲組的前堂更大，兩側前方則并無房屋。如按傳統“廟在寢東”的說法，上文描述的甲組建設，應是宗廟，而發掘報告尚待發表的乙組建筑，應是先人居住的寢宮。鳳雛房屋的規模廣大，其出土卜骨似為王室文書；由此兩點推測，鳳雛村的遺址群大約是周代早期的王家宮室（尹盛平，1981：13，15）。
離鳳雛村遺址二公里半的扶風召陳村，也出土了一群大型建筑基址（圖版32）。遺址范圍很大，現在還只整理了一小部分。遺址也當是王室宮殿，時代為西周中晚期，正可接續鳳雛村早期遺址的線索。召陳村建筑遺存，至少可以有兩組前堂后室的組合，及一個單獨的大堂（尹盛平，1981：13）。現在發表的資料是這一座單獨的三號房基，是一座高臺建筑，夯土臺基高出地面70公分以上，房基面積22公尺×14公尺。房基上有四排柱礎，礎底是大塊卵石，礎徑約1公尺，可見其原來支柱之高大。中室是方形，以中柱為圓心畫圓形，可以通過八個柱基，而且中柱特別粗大，直徑達1.9公尺。由此推測，這一間大堂的中堂部分，在四阿頂的上面另有一層重疊的圓屋頂，當是金文中所謂太室（圖51、52、53、54）（尹盛平，1981：17；周原考古隊，1981；傅熹年，1981A）。
召陳村遺址有幾處卵石鋪成的散水面，是沒有排水暗溝以前的排水設備。召陳建筑群出土的瓦種類很多，有板瓦及筒瓦，都有瓦釘或瓦環以固定其位置。不僅召陳有瓦，客省莊、洛陽王灣、北京董家林等地都有泥條盤筑拍制的瓦片；客省莊更有尚未燒制的瓦坯（圖版33、34）。凡此均說明了西周中期至東周初期，建筑用瓦，已相當普遍。大致西周以前房頂用草，西周早中期可能開始在屋脊等重要部位用瓦，西周晚期以后則大部分蓋瓦了（周原考古隊，1981；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186—187）。最近在扶風云塘的西周灰窖中，又發現大型陶磚，體積是36公分×25公分×2.5公分，質地堅硬，與陶瓦同樣的陶質。磚的反面四角都有乳釘，據推測可能是用來貼在土墻外面，以保護墻面。這是西周磚塊的第一次出土，更增加了有關西周建筑的知識（羅西章，1980）。
上文介紹了簡陋的半地下居住穴及復雜的宮室宗廟建筑群。兩者的中間，應有普通的平房。只是至今西周考古資料中還缺這一環節。最近商丘出土的平房，屬于商代早期。這一批九座房址，
圖51扶風召陳西周建筑遺址各建筑外觀示意圖
圖52召陳F5復原設想平面之一
圖53召陳F5原狀初步設想──四阿瓦屋
圖54召陳F3遺址復原圖之二──上層圓頂
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先在地面夯筑一個臺基，略略高出地面，四周是斜面，作為散水用。夯土臺上則是三間排房，中間高于兩側的邊間。土墻是先挖墻壁基槽，順槽用草泥垛成墻壁，內外壁修平，內壁面抹一層草泥，表面用火燒烤，成為紅色，然后再涂抹黃色泥漿，各間并不互相通連，都各自向外開門。屋頂先用原木為檁，用蘆葦束作為屋椽，緊密疊壓，上面再加涂草泥屋面。以其中一座排房為例，中間的面積是南北寬3.3公尺，東西長5.4—5.8公尺，內有短墻，隔出西北一間小間。東南角是長方灶坑。地面都用草泥抹涂再經火燒硬。東西兩側間，都只有東西長2.6公尺，南北寬2.3—2.7公尺，地坪低，面積小，估計其屋頂也比正室為低矮。
第二類房屋無夯土臺基，只在地面用黑色草泥土垛成墻壁，地面也經火烤。第三類房屋是一座建在生土上的圓形小房子，直徑僅2.6公尺，但室內有灶、坑，顯然也是居住用的建筑（考古研究所等，1982：49—54）。商代的建筑不能當作西周建筑。然而商周的窖穴居住形式并無大改變，西周宮室建筑則大有進步，西周的平民居住的平房，應在商代這個形式上有所改進，卻也不見得有很大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