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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金融趨勢范文1
一、關于后金融危機時代
世界上每一次突發驚喜危機，都會重新的構建起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方式，同時還會建立起一個新型的經濟政策框架，而在經濟危機發生之后的大蕭條，是在政府通過不斷的反思當中，逐漸的意識到勞動力所具備的重要性，而根據大蕭條，之所以會發生秉承著不同的爭論，大蕭條，而自從美國在2006年春季發生次貸危機以來，該危機逐漸的席卷了美國，日本，等主要的經濟市場，并且進一步的擴大發展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而該危機主要發展則依次經歷了四輪沖擊在大多數投資者的關注之下，經濟危機逐漸開始蔓延并且席卷到世界各地，而一直到如今，危機仍然沒有及時的解決。而美國次貸危機之后的金融危機過去之后，世界的經濟呈現大衰退的趨勢，這是規模最大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會給世界各地人民的經濟以及政治帶來不利的影響。同時，自從主流的宏觀經濟學面世以來，就面臨著這個嚴重的信任危機。
二、研究宏觀經濟學主要方法
（一）融合宏觀金融學進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
在美國次貸危機之前，宏觀經濟學與金融經濟學之間并不相交流，基本上處于一種隔離狀態。而在面對風險時對風險進行處理時，這兩種學說秉承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態度。在金融經濟學研究過程當中，研究的核心問題為內生的風險。而宏觀經濟學對風險進行研究之將其當做一種外生的沖擊，但是在本次美國次貸危機之后，宏觀經濟學將金融摩擦作為一個起點進一步的研究內生的風險，通過對于資產泡沫、收入差距、資源物配以及杠桿水平等進行研究，而將自己內部學說流派進行的研究同金融經濟學研究內容相互交匯，而逐漸的新生出了一種活躍的研究領域即宏觀金融學。
（二）在宏觀經濟學研究過程當中更注重摩擦以及異質性
但如今經濟摩擦的態勢之下，之前對宏觀經濟學進行研究的主題模型已經不能夠直接套用，這就需要建立起一種顯性的抑制性的宏觀經濟模型。而為了更好地對抑制性以及非線性問題進行處理，經濟學家們逐漸地將自己的思維超越傳統的均衡模型，而將自己的思維同金融經濟學基礎進行融合，建立起一種內生金融危機主要的建模方法，而考慮到宏觀經濟學當中的意志性，則主要的是從企業、金融中介以及家庭等三個維度出發，在每一個維度之上對于現有文獻進行查閱，從而確定新型的研究方向。
在宏觀經濟不進行的過程當中經濟學家們通常使用在市政微觀經濟學以及金融經濟學當中所經常使用的對策略進行識別的研究方法，從而更好的確定在這一習俗當中所涉及到的因果關系，而這種方法往往超越了之前所使用到的時間序列以及宏觀數據的實證方法，而對于異質性進行研究則使得對于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三、中國宏觀經濟學家們的探索
為了做好中國宏觀經濟學領域當中的學術研究，同時使得經濟學家們之間相互溝通以及交流，從而取得新的突破，我國發起了中國宏觀經濟學者論壇，主要的研究以及理解了在宏觀經濟學中使得中國經濟增長，并且使中國的結構模型發生轉變的主要方法。而怎么樣能夠在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當中保證使我國經濟始終保持增長態勢，這是經濟學家所研究的主要問題。而針對于中國的宏觀經濟進行研究，則需要從我國的制度特征出發，并且還需要對其進行科學合理的解釋，針對于如今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漸緩慢的現象提出解決的方式，并且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整我國的公共投資以及經濟增速結構性，而這種抑制性的行為能夠做好政府的宏觀分析。
（一）分析中國在財政以及貨幣等方面的政策
如今有關的經濟學家一直關注著中國近幾年來有關于財政以及貨幣的政策，通過對于企業所得稅改革進行研究以及實驗可以看出想要進一步的提高企業勞動雇傭量，則需要使其所得稅進一步的下降，并且從企業的投資以及創新兩個角度進行研究，通過對異質性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規模并且具有較高成長性的企業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較大。
經濟金融趨勢范文2
從金融體系人手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主要有三種思路：一是研究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二是研究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三是研究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金融中介促進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方面開創性的工作是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人手，在內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最優化方法研究金融中介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King等從77個國家1960-1989年的數據中進行采樣，并且系統地控制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選取人均實際GDP增長率、物質資本積累率、國內總投資與GDP的比率、經濟效率增進即物質資本的使用或配置效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Depth指標(其等于M2/GDP)用于衡量金融中介的規模，選取Bank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除以商業銀行的信貸資產與中央銀行國內資產之和)用于衡量一國商業銀行相對于中央銀行的規模，選取Private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除以國內信貸總量減去銀行間貸款之差)和Privy指標(其等于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除以GDP)兩個指標用于衡量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測度指標和經濟增長的測度指標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同時嘗試地考察了1960年的金融深化程度是否能夠用來預測此后30年的經濟增長率差異，運用工具變量法估計，結果表明。初期的金融深化率確實可以作為預測此后30年經濟增長水平的有效預測因子。因此，該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解釋和預測能力(1993)。
Beck等運用工具變量法研究其因果關系，首先將法律起源指標作為工具變量，以去除金融中介體發展中的外生性因素，然后對71個國家1960-1995年間的純橫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同時使用差分動態面板估計量和系統動態面板估計量去校正純橫截面估計量所引致的誤差。在此基礎上，用廣義矩方法對71個國家1961-1995年間的以5年為單位進行分段的面板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工具變量法的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的外因與長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很強的關系，金融發展在經濟學意義上對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
Benhabib運用面板數據，分析了金融中介機構發展指數與經濟增長、投資和總產出增長因素之間的關系。發現金融機構的發展與總產出增長因素、人力與物質資本投入的累積因素有很強的相關性，而且不同的金融機構發展指數與不同的經濟增長因素有關(Benhabib等，2001)。短期中銀行信貸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停滯的重要指標(Loayza等，2006)。
(二)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1993年，Atie和Jovanovic研究了1980-1985年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40個國家股票市場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有明顯的相關關系，股票上升的時期同時也是經濟增長率提高的時期(Atie等，1993)。
由于Atie和Jovanovic提出的衡量股票市場的指標單一，其他學者采用多指標研究，提出了六個較為全面的指標，在這基礎上提出四個總體指標，運用這些指標并以44個發展中工業化國家1986-1993年的數據進行橫截面跨部門分析得出：一般說來，在人均實際GDP較高的國家，股票市場發展程度也較高(Demirga Kunt，1996)。
對于股票市場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許多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萊文和澤沃斯(1996)使用41個國家1976-1993年的數據，把整個樣本期以1985年為界劃分為兩個子時期，得出在股票市場總體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相關關系的結論。萊文(1996)細化了選取的指標，采用GDP增長、資本形成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采用股票市場規模、成交量、交易率、國際一體化水平和股票市場波動率等6個指標來衡量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用47個樣本國1976-1993年的數據回歸分析后，發現股票市場成長與現在及未來的經濟增長、資本形成及生產率提高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股票市場不只是反映經濟增長的變化，而且股權交易能力的提高有利于資源的有效分配、資本的形成和經濟的快速增長。
(三)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一些學者致力于從整個金融體系角度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萊文和澤沃斯(1998)在King和Levine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對金融功能從不同側面給予研究。實證結果表明，銀行指標和股票市場指標都與同期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以及生產率增長率有著顯著正相關關系，是經濟增長率、資本積累率以及生產率增長率很好的預測指標。
雖然Levine和Zervos在這方面的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但遺憾的是這個研究并沒有為我們指明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之間因果關系的方向，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法發展下，有學者使用時間序列數據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法檢驗巴西1980-1997年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首先通過Dicky-Fuller檢驗來判斷經濟增長率和金融發展指標這兩個時間序列是否平穩，以避免出現由非平穩變量帶來的偽回歸，緊接著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判斷影響關系及其方向，結果表明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互為因果關系(Akerlof，1993)。
以上研究所選用的金融發展指標無法刻畫出各國金融體系的差異，因而無法解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在一些國家具有因果關系，而在另一些國家卻不具有因果關系或者回歸結果不顯著的現象。于是，有學者把金融體系劃分為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來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在金融部門發展的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門不發達時，銀行主導型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場主導型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門相對發達時，市場主導型所起的作用則要大于銀行主導型(Ta-desse，2002)。另外，有學者使用VAR模型實證研究了兩種金融體系的經濟績效，結果發現一方面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遠遠小于銀行部門發展的效應(Arestis等，2001)。這些研究正好解釋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在某些國家顯著，而在另一些國家卻不顯著的結論。
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對橫截面數據還是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計量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因遺漏了一些變量而產生的偏誤，以及應用聯立方程組去描述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時可能存在的聯立性偏誤。新近的研究成果采用了面板數據和廣義矩估計方法進行研究，這些方法能更好的控制不同時期其他影響因素，可以提高數據的差異，較精確地證明因果關系。較著名的研究是通過對40個國家1975-1998的數據進行面板回歸，用廣義矩方法消除差分統計量潛在的估計
有偏問題，同時為了從長期的角度來考察股票市場、銀行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將時間按每五年劃分為一個階段后再取平均數，實證的結果表明，股票市場發展和銀行發展對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股票市場的規模與經濟增長率之間不存在緊密的聯系(Beck等，2004)。這表明并不是公司上市本身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而是經濟個體能否在市場上交易以及能否帶來高生產率的生產技術所有權，才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還有學者采用一個差分面板估計量去消除由尚未觀察到的國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誤。并力圖消除由聯立性偏誤所引致潛在的參數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礎上，利用面板分析技術對47個國家1980-1995年間的年度數據所進行的計量分析表明，銀行和股票市場的發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經濟增長(Rousseau等，2000)。
從前面的文獻綜述可以看出，金融中介的發展有利于經濟增長，股票市場的發展也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從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結合的角度看金融中介與股票市場都能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金融中介的促進效應大于股票市場的促進效應，同時，如果股票市場波動較大不利于經濟的增長，這也暗含股票市場如果發展好的話即波動不大的話將會對經濟產生促進作用。
二、西方學者從樣本國家選取角度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本文第一部分從金融體系角度綜述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是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在實證研究中，樣本的選取對實證結果存在影響，在此研究中，不同國家金融發展狀況不同，可能對經濟增長影響不同，因此，有必要從樣本國家選取角度進一步分析。
(一)對發達國家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關于發達國家跨國數據的分析，有的學者使用單位根檢驗、VAR模型中的Johansen協整檢驗和弱外生性檢驗考察了德國、美國和韓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樣本為1979年第四季度-1991年第四季度，德國和美國檢驗結果相似即股市發展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而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是互相促進的。韓國的金融發展用金融抑制指標來測度，樣本為1956-1994年，檢驗結果顯示韓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金融抑制指標是弱外生變量，這表明韓國的金融自由化進程促進了經濟增長(Arestis等，1997)。
有的學者選取美國、英國、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個國家的三變量系統(GDP、貨幣基礎和由金融部門資產值度量的金融密集度)1820-1929年的數據進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研究，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的因果關系檢驗和水平VAR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這兩種方法檢驗了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這五個國家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的促進效應，而反饋效應并不顯著(Rous-seau and Waehtel，1998)。有的學者進一步拓展了關于金融發展在美國經濟增長中的歷史性作用的研究，加進了股票市場，并對1790-1850年的數據采用多變量時間序列方法進行分析，考察了銀行、股票市場同投資、進口和建立公司之間的關系，結果支持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的理論(Rousseatl等，2005)。
由于各個國家的金融體系存在差異，有的學者選取德國、美國、日本、英國、法國五個工業化國家作為研究對象，其中德國、日本和法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的，美國和英國是市場主導型的。結果發現在德國、日本和法國這三個銀行主導型的國家中，金融發展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而在美國和英國這兩個市場主導型的國家中，經濟增長微弱的影響金融發展。另一方面，日本、法國和英國股票價格多變性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在德國不顯著，只有在美國有正面影響(Arestis等，2001)。這說明股票價格多變性可能增加了實體經濟的不確定性，進而削弱了經濟增長。
(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數據的實證研究
有的學者使用71個發展中國家1960-1980的年度數據，選取實際GDP增長率、勞動力增長率、投資與GDP之比、對外出口增長率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金融深化即金融體系流動性負債與GDP之比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的指標。將樣本數據分為三組，使用最小二乘法，分別進行了估計。首先，對所有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其次，將國家按地區分為不同的組分別進行回歸，最后，單獨對每一個國家進行回歸。實證結果表明：一是跨國和跨地區的面板分析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正效應；二是85％的國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強的、正相關關系；三是低收入國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影響強于高收入國家；四是金融中介與出口擴張、資本形成率對經濟增長所發揮作用比勞動力增長因素更為重要；五是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主要存在于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有趣的是，結果發現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金融中介促進增長的模式卻是相同的。即研究結果間接的說明了金融發展導致經濟增長(Odedokun，1996)。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局限性，有的學者采用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和面板協整分析，考察了10個發展中國家1970-2000年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從長期來看，是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而短期不存在這種因果關系(Christopoulus等，2004)。有的學者則對樣本數據劃分了層次，選擇14個中、低收入國的數據，利用時間序列和動態異構面板方法進行跨國研究，分析不同的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敏感性。他們利用自舉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這些樣本國家存在金融發展、金融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顯著的異構性(Luintel等，2008)。
(三)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作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
從Atie和Jovanovic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40個國家實證研究已表明經濟增長與股票市場發展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除此之外，有的學者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檢驗了41個國家1960-1993年金融發展對投資和產出的增長效應。實證結果拒絕了金融發展的需求跟隨型假說，支持供給導向型假說(Xu，2000)。即拒絕了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的假設，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的長期增長作用顯著。
有的學者則運用面板VAR模型和Geweke分解技術檢驗了109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1960-1994年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通過分別回歸得出：一是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結合在一起得出金融發展一般都能導致經濟增長；二是把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分為兩個樣本分別進行回歸，結果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都是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三是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顯著強于發達國家；四是樣本區間越長，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越明顯，這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長期的；五是金融發展通過促進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增長，且該效應在發展中國家強于發達國家(Calder6n C6sar等，
2003)。
另外，有的學者對74個國家1966～1995年的數據選擇不同的分位數作為高低兩個分界點，把每個國家的金融發展水平分為高、中、低三個區域，采用廣義距方法對面板數據的分析表明，在金融發展的低水平階段，金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確定的；在中級階段，金融對經濟增長具有比較大的正向作用；而在高水平階段，作用雖然也是正向的，但是比中級階段小(Rjoja and Valev，2004)。
從以上分析看，對發達國家的研究中，有力證明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但是，盡管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非常發達，銀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仍然明顯大于股票市場的作用；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中，其結論也支持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在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作為樣本進行的實證研究中，其結論也支持了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觀點。但是，部分研究證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發展中國家(低收人國家)要大于發達國家。
三、中國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綜述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學者借鑒西方學者的的研究方法，檢驗了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形成了一批成果。
(一)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我國這方面的研究不管從時間上還是技術方法上都比較落后，早期的研究采用1993-1998年的時間序列季度數據，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線性回歸分析，以檢驗在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有某種程度的線性關系。其中金融發展用金融深化指標(其等于金融中介的流動負債M2與當季GDP的比率)和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指標來表述，經濟發展指標用季節調整后的GDP環比增長率和當季進出口貿易總額與當季GDP的比率來表述，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國，金融中介特別是存款貨幣銀行在配置國內信貸過程中相對于中央銀行的重要性和經濟增長之間有顯著的、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談儒勇，1999)。
考慮到談儒勇沒有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及選取的樣本比較短，有的學者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其研究進行補充檢驗，結果顯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并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金融資產數量擴張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實現的(曹嘯，吳軍，2002)。后來又有學者擴大了樣本，利用中國1952～1999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建立了一個多變量向量自回歸模型系統實證研究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發展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關系，金融中介效率與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金融中介規模的擴大對經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促進投資規模的增長；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與國有、非國有工業的增長之間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李廣眾等，2002)。
以上學者都是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而對中國金融發展與地區差距方面的探討比較少，有的學者利用中國1988~2002年期間金融中介發展水平和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數據，分東、中、西三個地區分別對他們之間的相關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實證研究。運用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實證結果表明，金融中介的規模指標和金融中介的效率指標與經濟增長指標之間在東中西部地區均存在顯著的長期相關性。另外，東中西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不同的，在東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形成了良性互動的關系，而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不顯著(周好文，鐘永紅，2004)。還有學者對中國大陸除和重慶29個省1978-200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單獨對各省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實證檢驗。運用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和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就長期而言，中國金融發展是供給導向型的，即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就短期而言，中國金融發展是需求跟隨型的，即經濟增長帶動了金融發展(孫力軍，2007)。
(二)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我國學者仿照Demirgu-Kunt和Levine(1996)的做法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數據得出在樣本區間中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談儒勇，1999)。對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定量的分析運用一些傳統計量經濟學方法，且以經驗性的單方程為主，在確定自變量和因變量方面存在較大的隨意性，在應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時，在滯后期的選擇上存在很大的任意性，因此得出的結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
鑒于此，有的學者又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框架下格蘭杰因果檢驗和沖擊響應方法對中國1995-2001年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分析，選取季度人均實際GDP的對數值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選取資本化率、交易價值、季度周轉率作為衡量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實證結果表明，中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只存在著由經濟增長到股票市場發展的單向因果關系，而股票市場規模擴張沖擊對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十分微弱(冉茂盛，張宗益，陳梅，2003)。有的學者得出反映股票市場規模的指標與經濟增長有正的相關關系，而反映股票市場流動性的指標與經濟增長沒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冀志斌，彭克強，2004)。有的學者采用1996―2005年的季度數據運用序列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進行檢驗。實證結果表明，一方面，代表經濟增長的GDP增長率指標和代表股市規模的資本化指標、代表股票市場流動性的交易價值指標以及代表股市流動性的換手率指標之間都存在正向的協整關系，并且存在由GDP增長率到資本化和交易價值的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但經濟增長指標GDP增長率和換手率指標之間不存在單向格蘭杰因果關系(李凍菊，2006)。
(三)整個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
對于中國金融市場、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國學者也做了相關的研究。有的學者對指標做了改進，選取家庭部門所持有的直接證券數量和企業部門所發行的直接證券數量作為衡量金融市場的發展指標，選取銀行對家庭部門的主要負債額一儲蓄總額和對企業部門的資產一信貸總額作為衡量金融中介發展水平的指標。實證結果表明，盡管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的發展都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相比較而言，金融中介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重要(戰明華等，2002)。有的學者采用帶有控制變量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運用中國1981～2002年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密切聯系且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王志強等，2003)。
有的學者則使用單位根檢驗和Johansen協整檢驗技術對1994―2002年的季度數據檢驗了中國信貸市場發展和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信貸市場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效應是通過信貸比重的增長起作用的，而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趙振全等，2004)。有的學者在控制股市流動性和波動性的情況下，采用多元VAR模型對1991-2004年的季度數據對中國股市發展、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銀行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而且相關關系為正，說明銀行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股市發展和股市流動性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均沒有任何因果關系，在考慮銀行發展的情況下，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有著負面的影響。考慮到系數的非顯著性，認為股市發展沒有對經濟增長產生任何促進作用。相反，股市的波動性與經濟增長和銀行發展之間有著顯著的雙向因果關系，而且相關關系為負(粱琪等，2005)。
最近這兩年，有學者基于1952-2007年中國數據利用VAR因果關系檢驗和方差分解探索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中國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了積極影響，同時說明銀行業體系對中國經濟增長占據重要地位，其作用大大高于股票市場(陳偉國等，2008)。
經濟金融趨勢范文3
【關鍵詞】區域經濟；金融；理論；構建
一、金融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探索
金融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理論的探索主要分為三個時期，分別為金融指標絕對模式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探索、金融體系及結構變化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探索、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探究。
第一時期：1993年King和Levine等通過西方計算學經濟內容對金融指標與區域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明確，從四項指標開始對數據回歸分析，證實了同期金融增長與區域經濟發展呈正相關。除此之外，2005年Howitt對發展數據整合后了解到金融發展水平與國家經濟增長率狀況呈正相關。
第二時期：1998年，Levine在原有研究基礎上排除了股市規模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認為規模只是其驅動因素。2004年Beck和Levine使用GMM技術對股票市場和中介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進行分析，證明了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具有密切的關系。隨后Atje發現：低收入發展中國家股票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但股票市場作用較為明顯。
第三時期：1997年Arestis和Demetriades認為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技術效率從而改善經濟增長。2002年Nourzad認為金融通過提升生產效率改善了區域經濟效益，并從金融對資源配置的優化、對成本監督的強化、對風險系數的控制、對經濟規模的拓展、對服務交易的改善五方面內容對金融與區域經濟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明確。Rioja和Valev使用動態矩陣分析，在上述基礎上證實：金融與區域經濟TFP（區域經濟增長量）相關。
二、金融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體系構建
1.組織結構內容完善
組織體系構建的過程中要充分發揮區域的主觀能動性，要保證區域經濟與戰略狀況協調一致，層次分明：（1）以央行為核心，形成商業銀行聯合組織。該組織要把握好區域經濟動態，依照產業指標及產業發展趨勢，對經濟增長項目金融分配進行明確，形成銀行統籌規范；（2）以區域市場為主體，形成特色金融機構組織。該組織要依照區域經濟特征合理構建，要保證金融機構特色，吸納資金，進行區域開發，平衡區域經濟；（3）以金融機構分布為框架，調整區域組織布局。該部分內容要依照東部、西部、中部、北部等不同區域金融機制狀況，形成針對性金融組織機構，降低經濟風險。
2.中央調控政策實施
中央調控政策是提升金融支持區域經濟發展體系運行效果的關鍵。在該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人員要加大對區域性指標的分析，從區域經濟狀況和特征入手，對金融支持理論進行全面研究。該過程中可以建立區域貨幣政策，依照區域經濟指標實施貨幣控制，建立橫縱交叉的央行監管體制，完成貨幣兌換利率、回收利率等的控制。與此同時，在上述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人員還要充分發揮央行宏觀調控作用，依照理論基礎構建新的支持體系，確保區域經濟持續、健康、協調地發展。
3.區域金融合作規劃
規劃區域金融合作的過程中要實現從金融企業自身合作的規劃和區域內金融企業合作的規劃兩方面完成。自身規劃中要做好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調整企業產業結構，確保結構內容與區域經濟協調一致；區域合作規劃中要做好區域內經濟協調建設，調整企業資源配置，確保資源與外部區域經濟一致。要做到在原有金融核心基礎上形成優質合作項目，例如建立區域信用體系、區域聯合銀行等，形成區域金融合作區，為區域經濟發展奠定扎實的基礎
4.區域金融業務創新
在進行業務創新的過程中相關部門需要：（1）不斷更新區域經營理念，從區域經濟出發，形成全面化金融市場意識。尤其是在研發產品的過程中，銀行機構要結合區域信息，堅持以客戶需求為主，形成正確金融業務方向，從而提升經濟質量；（2）在區域特色上融入創意元素，以動產抵押、開發貸款、擔保貸款、聯保貸款等多種區域性個方式提升金融服務水平。要不斷改善信貸資金控制，將金融服務推陳出新，保證金融服務與區域經濟發展相協調，為金融下的區域經濟增長打下堅持的基礎。
三、總結
金融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基石，是保證區域經濟宏觀調控順利進行的關鍵，在提升區域經濟效益中勢在必行。在構建金融支持喜愛的區域經濟發展體系過程中，相關部門要堅持以金融控制為主體，豐富信貸投放，完成金融深化。要在保證區域性經濟增長的前提下不斷轉換金融事業，深入挖掘金融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理論，完善發展體系，從根本上提升我國區域經濟增長效益。
參考文獻：
[1] 孫勇智.黑龍江涉農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3
經濟金融趨勢范文4
關鍵詞：區域金融協調體系；區域金融協調機制：路徑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4392(2010)08-00013-04
一、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體系的基本架構和突出問題
(一)區域金融協調體系的基本架構
一般來講，區域金融協調體系主要包括區域金融協調中心、區域金融市場和區域政策金融三個部分，各部分之間通過相互作用和協調運作來實現區域金融、經濟的平衡發展。
區域性金融協調中心主要由區域性金融機構或地方行政管理部門充當，基本職責可表述為以下三個方面：其一。通過區域內金融機構和組織之間的信息、產品以及資本的流通與共享產生的聚集和擴散效應。實現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并形成統一的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機制；第二，通過實施穩定而連貫的區域性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政策，促進區域內的資本形成，并引導包括中小金融機構、非正規金融在內的區域金融組織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整體要求：第三，通過構建包括經濟、法律、社會信用體系、中介服務體系以及銀企關系等方面內容的金融生態環境，為企業和金融機構提供良性發展的服務體系與制度保障。
區域性金融市場主要包括區域性證券交易所、區域性場外交易市場，基本職責是：通過市場運行機制，一方面促進區域內資源的流動和重組。實現區域產業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結合自身條件。推出更多適合本地經濟狀況的金融新型產品和服務。
區域性政策金融主要是指國家依據宏觀經濟整體發展方向，制定的與區域性經濟結構相匹配的宏觀金融政策及相關的金融配套措施。區域政策金融的主要職能是通過對區域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和支柱產業的金融支持，推動區域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發展。推動政策金融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倡導性的投資，開展由政府確定的低息、無息和在資金上必保的貸款業務，引導社會資金流向政策導向的項目，支持國家的區域產業政策，
(二)突出問題
首先，天津市區域經濟發展中還缺乏明確的金融協調中心和完善的組織體系，金融政策與監管措施明顯缺乏層次性和穩定性。由于沒有明確的區域金融協調中心，使得區域金融協調的指導思想不確定，因而金融管理中不僅“政出多門”的現象較為普遍，而且各部門大多只注重本監管領域的權限與利益。與此相關聯的，新舊政策、法規之間適用協調性差，重疊交叉與缺位現象并存，不同時間、不同層次的政策規定常常自相矛盾。這樣。不僅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還容易引起金融領域的信息傳遞混亂，從而嚴重影響區域金融服務機制的正常運行。因此。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在天津市建立區域金融協調中心并賦予其區域金融協調與管理的有效職能已變得十分必要。
其次，天津市區域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與當前的分業監管體制越來越不協調。目前，天津市許多金融企業通過開發創新業務、組建金融控股公司等尋求市場突破。銀行、證券、保險各行業之間交叉和融合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關聯風險日益擴大，政策和法規上的宏觀規制與市場業務的現實誘導使天津市的金融領域改革長期處于“宏觀分業，微觀混業”的局面，在金融發展的綜合經營潮流與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地方金融監管一味強調專業分工，必然會造成較多的市場壁壘和較高的交易成本，導致金融效率的損失和監管套利的潛在風險。因此，天津市政府需要根據當前金融市場的新變化和新特點，適時地建立能夠推進區域金融市場穩健發展的金融協調與管理部門。
最后，天津市政策金融的服務方向與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的長期目標不協調。2008年下半年至今，天津市在國家4萬億投資的刺激下，政府主導的產業投資呈現明顯上升趨勢，2009年1-7月天津市投資同比增長45.6％，而同期北京和上海的投資增長率只有22.6％和12.3％。目前，天津市各級政府以及經濟主體內生性的投資沖動依然旺盛，大量信貸資金投向國有控股企業和大型項目，而目前占天津市企業總數的99％，高達14萬家的中小企業，卻只獲得貸款總額的16％的信貸資金，而其對天津市GDP增長的貢獻卻超過了70％。顯然，宏觀金融的整體政策并不符合天津市區域經濟發展的具體實際。雖然短期內。政策金融的有效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拉動地方的投資需求?；謴徒洕脑鲩L速度：但從長期來看，金融服務要著眼于市場結構的變化，更多地扶持第三產業的發展，以符合區域經濟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需要。
顯見，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的重點應該是根據天津市的特定經濟流程和流量以及特定層次和功能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建立一個有效的多層次的區域金融協調運行機制，并形成由特定金融協調中心牽頭的多層次的金融協調組織體系。靈活運用貨幣金融政策，調控貨幣政策在天津市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傳導機制。保證區域經濟、金融的協調穩定發展。
二、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機制及其構建路徑
就本質而言，構建區域金融協調機制就是要形成資金的市場配置效率最大化。具體來講，包含兩層含義，即：一方面使天津市區域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得以拓展，形成良好的吸納和輻射機制：另一方面，使天津市金融市場運行與宏觀金融政策協調發展。最終達到區域經濟效益與國家社會效益一致的發展機制、配置機制和監測機制。
從構建路徑來看，首先需要有符合區域市場要求的金融協調中心，并以此為核心構建整個組織體系，最終形成既包括金融業本身又包括金融業與區域產業在內的縱向金融協調、橫向金融協調和交叉金融協調三個層次的協調體系。整個協調體系可分為兩部分，下圖顯示的是第一部分(第一層次及第二層次)的協調路徑。
(一)區域金融協調第一層次――縱向協調
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的第一層次是形成以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為協調中心的縱向金融協調機制。中國人民銀行各區域分行在金融協調中的位置相當于各地方區域內的中央銀行，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預，并且承擔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向地方金融機構傳遞以及地區之間金融協調的中介作用。天津市區域經濟政策雖然具有其應有的相對獨立性，但也必須與國家經濟政策保持一致并爭取得到國家信貸政策的支持。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市分行在這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且是它的基本職責所在。
就目前狀況而言，天津市政府應在盡力保持與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良好合作關系的同時，給予其一定程度上的政策獨立性。這既是保持天津市區
域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金融危機后中央銀行金融管理職能進一步加強的重要體現，還是保證在準確把握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取向的前提下制定我市金融改革方案的重要基礎。也只有這樣，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市分行才可以根據轄區實際情況貫徹執行或者制定部分的貨幣政策，使其參與金融協調的調控措施在符合國家金融宏觀調控的總目標的前提下，充分考慮天津市的區域性特點，切實保證其區域金融協調中心地位。
(二)區域金融協調第二層次――橫向協調
僅僅依靠以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為核心的縱向金融協調還不足以解決天津市整體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金融協調性問題，尤其區域微觀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協調機制仍不明顯。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一個聯系金融機構、企業及監管機構的協調機制就顯得尤為迫切。
天津市金融服務辦公室(以下簡稱市金融辦)實際上就是充當地方政府參與微觀經濟管理的金融中介，為政府的金融決策提供有效的市場信息。首先，市金融辦除了行使正常的金融服務功能之外，需要更多地增強日常金融運行過程中的管理職能，應該有權力對各監管機構的政策制度進行輔助管理和日常監督：其次，市金融辦需要對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進行及時溝通，避免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的現象出現；最后，根據金融機構和企業的微觀金融市場運行情況，市金融辦應該向政府和監管部門提供有效的市場反饋信息，為政府宏觀決策提供參考。
2009年上半年，北京和上海等地對當地金融服務辦公室出臺了多項重大改革措施。北京市成立了新的金融工作局，上海市“三定”方案出臺，進一步強化市金融服務辦公室的金融管理職能。天津市在區域金融協調和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服務辦公室的職能和權力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有效的發揮，這也是造成天津市橫向金融協調性較差的重要原因。因此，構建天津市橫向金融協調機制，需要我們逐步完善天津市金融服務辦的服務功能，增強其金融協調的能力。
(三)區域金融協調第三層次――交叉協調
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機制形成縱向和橫向兩條主線，分別以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和市金融辦為區域協調中心。但是，在協調機制具體運行過程中，縱向協調和橫向協調可能會出現協調運行的交叉區域，而且，兩大區域金融協調中心也存在相互協調的問題。因此，為了避免兩者的交叉部分出現沖突，尤其是能夠確保協調效果，需要由天津市政府組織成立一個專門協調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和市金融辦的金融協調委員會。該協調委員會可由政府行政部門、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金融科研院所以及企業的相關人員共同組成，其行政級別的設置應該保證其具有足夠的地位和權威。從而能夠與上述兩部門領導直接對話。該委員會直接對天津市政府負責，主要對金融協調中出現的交叉沖突問題進行協調，對區域金融實施節點管理。其工作內容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金融宏觀政策向微觀企業的具體傳遞實施過程及效果；其二。金融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協調過程及效果：其三，天津市產業規劃及策略、路徑選擇與金融支持機制的協調過程及效果。下圖顯示的是第二部分(第三層次)的協調路徑。
三、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機制構建的配套措施
通過對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路徑的構建分析，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的核心是構建宏觀縱向和區域橫向的雙向金融協調機制，以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為縱向協調中心，以天津市金融服務辦為橫向協調中心，并形成以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委員會為交叉協調中心的多層次、立體聯動的協調網絡，將整個區域經濟的微觀主體和宏觀政策緊密相連。這些相關職能部門制定區域金融協調方案的主要著力點在于，如何協調政府決策與市場運行的關系。就當前天津市區域金融協調的種種不協調表現來看，在具體策略安排上需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配套工作：
(一)健全貨幣政策區域實施效果評價制度
準確評價貨幣政策的區域實施效果，是確保差別貨幣政策能夠正確制定實施的重要條件。為保證天津市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性，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可以建立區域性貨幣政策實施效果評價指標體系和貨幣政策實施效果評價小組。
就區域性貨幣政策實施效果評價指標體系而言，它不僅要反映經濟金融宏觀運行的各方面情況，還應該根據天津市區域經濟發展的具體特征，分別設定中國人民銀行、商業銀行和其他經濟主管部門的權限、職責及貨幣政策傳導生效的微觀實施過程指標。
就貨幣政策實施效果評價小組來說，該評價小組可由中國人民銀行、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職能部門、商業銀行和經濟研究等部門的人員組成，主要對天津市貨幣政策實施效果進行認真調查、檢查、考核，并按所建立的評價指標體系做出客觀、具體、準確的定量和定性評價。
(--)完善資本市場發展的制度環境
首先，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制定地區性規則，取消金融機構分支機構設立的計劃指標控制方法，確定天津市金融機構體系、金融市場結構的總體布局。
其次，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可根據當前天津市金融市場化的發展進程，在全國同業拆借市場的基礎上有步驟地建立天津市區域票據市場，制定區域票據市場統一操作規范，培育社會信用評估機構、投資咨詢機構和專業投資機構，活躍區域內的資金流轉。
再次，天津市金融服務辦可通過積極幫助、引導相關企業建立多元化的產權制度，完善企業的現代化法人治理結構以及市場化的企業家管理制度等手段和措施，牽頭構建資本市場的微觀基礎，加快天津市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完善。
最后，充分發揮天津市金融協調委員會的職能和作用，結合天津市區域資本市場的發展情況，充分考慮到資本市場的發展規律、發展趨勢、發展階段而實施有效的政策條例、法規。加強天津市政府對資本市場發展創新的政策推動力。
(三)建立高效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
首先，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建立的信貸登記咨詢系統，對企業單位的信貸情況進行及時控制，規范銀行信貸方向；其次，依據中國人民銀行建立的辦公自動化系統，在系統內部迅速進行信息傳遞和業務反饋，實現系統內的信息共享；最后，利用金融體系的整體功能和區域金融的作用建立各個金融監管機構的區域信息監管平臺，增強天津市區域經濟活力。
(四)鼓勵區域民間融資行為的規范發展
要保證民營金融機構及其融資行為的規范發展，必須避免管理制度、業務監管等方面的缺位與扭曲。這就需要天津市政府、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和天津市金融服務辦公室等機構在相互協調的基礎上形成系統的制度安排，并健全和完善針對民間金融機構及其融資行為的風險控制機制、資金供求機制和市場運作機制，目的在于控制風險、協調資金供求和保障小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
(五)加強區域金融法律環境的建設
為了嚴格執法、形成良好的經濟金融協調發展的法律制度環境，著重應做好下列三項工作：
其一，建立區域金融審計事務所。從區域各金融機構和相關行業聘任一批有豐富經驗的高、中級專業技術人員，建立區域金融審計事務所，受托完成中國人民銀行對區域內有關金融機構稽核審計的任務。
其二，合理利用區域內社會監督力量。天津市金融服務辦可以加強與財政、工商、審計等地方經濟監管部門的協作，開展對區域金融機構的聯合監督檢查。建立兼職金融監管員制度和舉報制度，廣泛發動群眾，積極參與監管。
其三。建立區域信息交流反饋制度。為了便于金融監管，天津市金融協調委員會必須會同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市分行、天津市金融服務辦公室建立現代信息交流平臺和信息交流反饋制度，將日常監管工作的情況在天津市各地區金融機構和各有關部門、企業通報和交流。加強銀企之間的溝通、聯系和合作，提出意見和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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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金融趨勢范文5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 經濟復蘇 區域差異
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經濟運行的整體情況
2008年全球經濟遭遇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嚴重肆虐，這場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甚至更深層次的影響了世界政治格局。而隨著經濟觸底反彈，全球經濟逐漸步入復蘇軌道，在過去的時間里，全球經濟大體上都經歷了一個GDP增長的“V”形變化。目前，我們越來越傾向于用“后金融危機時代”來描述當前的國際及國內經濟形勢。
在全球經濟復蘇的道路上，中國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復蘇貢獻了巨大力量。在嚴峻的經濟形勢下，2009年中國順利完成了經濟增長“保八”的目標，成為世界各國效仿、學習的榜樣。從GDP增速來看，且不管全球大部分國家的GDP增速絕對低于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2008年第1季度我國GDP增速為10.6%，持續下降到2009年第1季度的6.1%，然后持續上升到2010年第1季度的11.9%，中國經濟在過去的一年時間中經歷了典型的“V”形變化。目前，全球各地雖然早已脫離金融危機的嚴重直接影響，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后續影響并沒遠走，其影子影響依然存留在現今世界多個國家，各國的各項產業也都處于調整與復蘇時期，因此我們仍有必要回過頭來對在剛剛經歷了金融危機后的國家進行一次較為深刻的認識和分析。
后金融危機時代經濟復蘇的區域差異
此次金融危機主要通過進出口傳導機制由東向西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工業生產造成嚴重沖擊，呈現出東強西弱的顯著特征，因此本文使用GIS地理信息技術將選取指標圖形化以形象說明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大陸地區經濟復蘇的區域差異，其中選取的指標包括：GDP復蘇能力、工業復蘇能力、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社零復蘇能力、出口復蘇能力。同時通過與金融危機肆虐各省市時各相應指標受損值在圖上的區域差異比較，對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大陸地區經濟復蘇的不同區域差異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
（一）GDP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2010年第1季度我國大陸地區絕大部分省市的GDP增速都突破了10%（GDP增速為8.9%），增速最快的海南省達到25.1%。相比2009年第1季度的GDP增速后從圖1中可以發現，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大陸各省市GDP復蘇能力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塊狀分布特征：山西以27.5%的復蘇速度一枝獨秀，高高在上；復蘇次之的是處于10.3%-19.69%之間的西部三省甘肅、寧夏、重慶，以及東部三省浙江、海南、上海；復蘇能力處于2.5%-10.29%之間的18個省市則覆蓋東中西部，尤其東部片區較為密集；復蘇能力最小的區域則集中在西部的、廣西、內蒙、貴州四省以及中部湖南，東部的天津。
（二）工業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2010年第1季度我國大陸地區絕大部分省市的工業增加值都以兩位數的正速度在增長，增速最快的山西省達到了39.8%。從圖2可看出，2010年第1季度大陸地區各省市的工業復蘇能力在圖上呈現較為明顯的塊狀分布：工業復蘇能力最大的區域僅有山西62.2%，對照反映在圖1中的白色部分；復蘇能力次之處于20.00%-40.40%的區域集中于我國大陸地區中間地帶的甘肅、寧夏、陜西、重慶、河南一片及東部的上海和浙江；復蘇能力在5.10%-19.99之間的區域則分布較廣，主要集中于三大片區-北部的東北三省、內蒙、河北、山東等地，南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廣西、福建、海南等地，以及西部的新疆、青海、四川、云南一線；復蘇能力最小的區域則是西部的和貴州兩省。
（三）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后金融危機時期全國各地區經濟逐步復蘇，危機前期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拉動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效應也逐步顯現。從圖3看出，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所呈現出的分布特征與GDP和工業有所不同，帶狀分布特征不如工業增加值增幅變化的帶狀分布明顯。北京復蘇能力最強，較之上年GDP增速復蘇了54.10%；復蘇能力在1.2%-30.27%之間的區域主要集中在華東華南的幾大省市以及山西和湖北等八個省市；全國其他地區均呈現出負增長，復蘇能力在1.19%- -24.03%之間的區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陜、甘、寧、川、渝、藏等省市，華南的湘、贛、桂、瓊，華北的津、冀、內蒙古，東北的吉林以及華東的安徽等16個省市；復蘇能力最小的區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新、青、貴、滇以及東北的黑、遼，復蘇能力處在-30.28%--24.04%之間。
（四）社零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2010年第1季度我國各地區的社會零售額總額較去年同期波動幅度不大，從圖4可知，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大陸各省市社零復蘇能力總體上表現出內陸小沿海大的區域特征。社會零售復蘇能力出現最大負值，達到-9.50%；復蘇能力處于
-2.70%-0.01%之間的區域，包括華北-西北的陜西、甘肅、青海、內蒙古、山西、河北、天津，中部的河南、湖北、安徽、湖南、江西，東北三省以及云南、海南等17省市；全國其他地區均呈現出正復蘇能力，復蘇能力處于0.01%-1.59%的區域為西南的四川、重慶、貴州、廣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國的新疆、寧夏、山東三??；復蘇能力最強勁的區域為北京、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六省市，復蘇能力處于1.60%-5.70%之間。
（五）出口復蘇能力的區域差異
隨著金融危機消退，我國經濟率先突圍，尤其是出口經濟得到迅速提升。從圖5可以看出出口復蘇能力表現出的塊狀或條狀分布不如工業和社零的分布明顯，但仍呈現出一定的特征。出口復蘇最快的是西部的甘肅、青海和片區以及中部的山西；復蘇能力次之的區域包括東部的吉林-福建的東部沿海一線省份、中部的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省、西部的廣西、云南、重慶、內蒙、寧夏、陜西六省市；復蘇能力處于-4.18%-42.29%的區域則分散呈三角形勢，東北的黑龍江、西北的新疆以及南部的海南和廣東；而復蘇能力處于負值-50.70%--4.19%的區域則僅有貴州一省，其出口增速同比變化達到-50.7%，也是2010年第1季度我國大陸地區唯一一個出口總額增速呈負增長的省份。
后金融危機時代區域復蘇差異的原因分析
通過以上的圖形和數據綜合分析不難發現，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的經濟復蘇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究其背后的原因，是經濟成熟度、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或是地區的產業結構特征？值得我們一一分析。
（一）GDP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GDP復蘇能力從-3.7%-27.5%跨越了31.2個百分點，這與我國經濟大環境整體好轉、各省市經濟基礎不一、企業創新能力不同等密切相關。山西以27.5%的GDP復蘇能力獨領，是因為山西煤炭能源基地經濟底子雄厚、產業基礎扎實。GDP復蘇能力次之的區域中甘肅、寧夏、重慶主要得力于關中—天水經濟區、成渝經濟區內部的協作發展，較好的承接了東部的產業轉移；東部的上海和浙江經濟成熟度處于較高水平，金融危機中逐步轉移傳統產業，增強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是我國實行經濟轉型的典型代表；海南則主要是因為打造國際旅游島所帶來的旅游業飛躍。GDP復蘇能力處于2.5%-10.29%之間的大部分省市正處于探索發展方式轉型時期，經濟增長效用并沒有得到快速顯現，只是逐步回到了金融危機之前的正常增長速度。GDP復蘇能力最低的天津、湖南和內蒙有特殊原因，而貴州和兩省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在新一輪承接產業轉移過程中因其區位劣勢、經濟基礎較差等原因難以大規模招商引資發展地區經濟。
（二）工業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工業復蘇能力從1.4%-62.2%跨越了60.8個百分點，變化差異較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國家投資拉動和政策支撐，與去年同期基數較低分不開。山西工業以62.2%的復蘇能力傲視群雄，歸因于整體經濟大環境好轉，政府加大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扶持力度，全省工業產品價格逐步上漲，加上市場需求旺盛，產品銷量前景看好，使得全省工業迅速增長。工業復蘇能力次之的甘肅、寧夏、陜西、重慶、河南幾省工業增幅較大與其戰略地位提升，劃定新的經濟區刺激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而上海和浙江則得益于金融危機后迅速進行產業轉型，發展新型工業，上海世博會帶來的工業發展契機也不容小視。復蘇能力處于5.10%-19.99%的三大片區中東北三省及東部沿海的福建、廣東等地在經歷金融危機后傳統工業發展勢頭逐步回升，新型產業開始逐步興起；西部和中部各省主要因為獲得政府較多優惠政策后區域之間內部協作加強，承接國際產業和我國東部的轉移產業較為成功；海南省則受益于國際旅游島的打造從而拉動一批新型工業、食品加工業、旅游產品加工業等的快速發展。工業復蘇能力最小的一方面由于自身工業發展基礎相對薄弱，另一方面上年該指標基數較大，導致增幅空間較小；貴州省遭遇特大干旱，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已相當不錯。
（三）固定資產投資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從-41.2%-54.1%跨越了95.3個百分點，變化比較大，主要歸因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規范地方投融資平臺會使其融資受到一定抑制，政策性投資增長的效應會有所減弱，產能過剩矛盾凸現也會抑制投資增長。北京市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最強歸因于北京市上年同期基數較低且受2010年第1季度中央房地產開發大項目，房地產企業土地購置費大幅度增加，中央投資增速快于地方投資增速影響，致使全市第1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高位開局。魯、蘇、滬、浙、閩、粵六個沿海省市及晉、鄂兩省份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次之，原因在于國家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八省份繼續得到了國債項目的支持，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推進重大項目及中央擴大投資項目建設；微觀方面，金融危機過后，八省市投資環境進一步得到改善，對外制造業投資受出口復蘇帶動有所加速，民間投資表現活躍，新開工項目和規模實現“雙增”，為后續投資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社零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社零復蘇能力從-9.50%-5.70%僅跨越了15.2個百分點，是跨越幅度最小的指標，源于后金融危機時代來臨國內經濟復蘇路徑加快，居民消費水平基本趨于穩定。社會零售品復蘇能力最大的區域為北京、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六省市，復蘇能力在1.60%-5.70%之間；西南的四川、重慶、貴州、廣西四省，以及散布在全國的新疆、寧夏、山東三省等區域復蘇能力處于0.01%-1.59%之間，呈現出正增長趨勢，其原因是受燃油價格上漲和汽車消費需求上升因素影響，該區域消費需求保持強勁態勢，城鎮化進程加快，服務消費進入快速增長的黃金期 。社零復蘇較慢是由于受季節性和節假日密集等因素的影響，住宿業零售額增速下滑，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數較高（全國最高，達到27.5%）；復蘇能力在-2.70%--0.01%之間的區域則主要因為云南省受干旱、北部大部分地區受低溫雨雪天氣等影響較大，與天氣密切相關的食品消費價格明顯上漲，致使部分居民在收入并未大幅增長的前提下采取適度緊縮消費行為，從而抑制了消費的快速增長，減緩了社會零售品增長幅度。
（五）出口復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出口復蘇能力從-50.7%-135.3%跨越了186個百分點，是跨越幅度最大的指標，歸因于金融危機之后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的拉動力由2009年的主要依靠投資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均衡拉動，推行經濟增長方式由投資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和出口導向型轉變。受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及電價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等因素發熱影響，導致國內生產成本不斷提高，貴州省化肥、磷礦石、烤煙等重點商品出口在國外市場上失去了競爭的優勢，生產企業基本處于停產狀態，導致該省出口復蘇能力最小。其他地區出口則出現不同幅度正復蘇，其中復蘇最快的地區為甘、藏、青、晉四省市自治區，分別達到135.30、126.20、116.40以及114.50個百分點。究其原因在于國外市場需求回暖并逐步恢復到常態。具體分析來看：一是2009年全國各地區出口受金融危機影響巨大，除川、貴、贛三省市外其他地區出口較之2008年第1季度均出現較大幅度的負增長，因此較之2010年第1季度出口增速相對而言基數較小，回升空間巨大；二是危機后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步復蘇，國內各省市企業出口訂單迅速增加，出口預期逐步轉好；三是隨著歐美國家經濟及消費者市場信心逐漸恢復，經過一年多的國際消費市場的萎縮，國外市場需求將在更大程度上呈現剛性需求拉動，同時國內各省市出口企業不斷采取提高產品附加值、努力優化產品結構、積極研發自主品牌、轉化出口貿易方式等措施也是出口產品逐步走高的因素。
結論
文章通過從GDP復蘇能力、工業復蘇能力、固定資產投資復蘇能力、社零復蘇能力、出口復蘇能力五個方面來對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所出現的區域差異及差異背后的原因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和分析研究。不難發現，從這五個方面都能找到金融危機當中留下的影子和金融危機過后各地區盡力發展擺脫其影響的努力。而這其中尤其是關于工業和社會零售額這兩個方面所呈現的區域差異最為明顯，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仍是工業這一模塊。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在最大程度方面受到壓制和打擊的是工業，而能夠在短時間內讓國家和各地區通過加大民生投入、刺激居民消費來達到大力發展經濟的因素就是社會零售能力，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后某個地區若是能在較大程度上來刺激其居民消費和民生工程發展等就能在較短時間內將金融危機的影響稍微降低。
某種程度上來說，此次發軔于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得我們必須及時總結和反思中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中國發展的具體國情出發，在經濟全球化日益緊密的背景下，要在產業結構升級、金融管理模式、政府監管、金融體系建設等方面做出更加成熟的轉變和發展，以此來加固自身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發展。
參考文獻：
經濟金融趨勢范文6
（一）含義
分業經營就是指對金融機構業務范圍進行某種程度的分業管制。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信托業之間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各行業之間有嚴格的業務界限。就是指銀行只能從事銀行業務，證券公司只能從事證券業務，保險公司也只能經營保險業務，并且由不同的監管機構監管。分業經營模式主要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為代表。
混業經營是指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等機構的業務相互滲透交叉，而不僅僅局限于自身的經營范圍。簡單的說，就是銀行可以經營證券投資和保險等其他業務，保險公司和證券公司也可以經營部分銀行類業務。以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為代表國家。
（二）分業經營的國際背景
金融業的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在西方金融業中是相互替代，進入80年代以后，許多原來實行分業經營的西方發達國家，都開始放寬對金融機構經營范圍的限制，出現了分業經營模式向混業經營模式轉變的趨勢。西方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由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是其各方面發展的必然結果，尤其是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與發展。
（三）分業經營的國內背景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金融業實行的是混業經營模式。由于當時金融體系不夠完善，監管體制不健全，也沒有明確的法律來約束金融機構的混業經營行為。一方面，混業經營豐富了我國金融機構的種類，活躍了金融市場；另一方面，卻助長了金融泡沫的生成，導致了1993～1994金融業的混亂局面。1995年，我國頒布了《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托投資和股票業務，不得投資于非自用不動產?！薄安坏孟蚍倾y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以法律的形式明確規定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
二、我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的意義
（一）有利于控制和防范金融風險
金融機構在經營運行中，難免會遇到風險，比如利率風險。如果一旦發生金融風險，風險則很容易在金融業中迅速傳播，在各種相互影響的業務中廣泛傳播，最終使整個金融系統瀕臨崩潰，從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迅速傳播至全球可以看出，金融風險的傳播速度是超級快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因為分業經營模式下，各機構業務相互獨立，不交叉不滲透，分業經營可以維持金融體系的安全性與穩定性。
（二）有利于金融機構提高專業化程度
在分業經營模式下，各金融機構實行專業化分工。這樣各機構有足夠的能力有精力去提高自身的專業化水平，有利于提高專業服務的質量，更好的為客戶提供服務。
（三）有利于監管機構的監管，減少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由于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銀行專門由銀監會監管，證券公司專門由證監會監管，這樣有利于監管管理。分業經營提高了監管的專業化程度，有效的減少系統性風險，有利于整個金融業的發展。
三、我國分業經營模式的弊端
（一）分業經營不利于實現金融創新
雖然分業經營對于金融業的發展貢獻很多，但是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分業經營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金融的發展，必然要求金融的深化與創新，而分業經營模式下，各金融機構業務交叉范圍小，限制了經營不同業務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時間久了，金融機構缺乏危機意識，也就淡化了創新意識。同時，由于法律的限制，一些涉及到銀行、證券、保險等多個領域的創新活動也不能順利進行。所以說分業經營限制了金融創新。
（二）分業經營不利于資源的合理優化配置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要求生產要素能自由流動，從效率低的部門流向效率高的部門，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但是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模式，銀行只能從事銀行業務，證券公司也只能從事證券業務，保險公司專門經營保險業務，各業務之間有嚴格的界限，資金，人力和物力在各類金融機構之間的流通受到限制，業務范圍的嚴格限制使得許多機構失去許多的盈利機會，削弱金融機構的實力與競爭力。
（三）分業經營模式受到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的挑戰
隨著全球經濟金融的一體化和西方國家混業經營模式的發展，以及我國金融業發展逐漸與國際接軌，我國現行的分業經營模式受到挑戰，它越來越不能滿足金融業的發展。我們應適應這種變化，結合本國金融業的發展情況，尋找有利的發展模式。
四、分業經營模式向混業經營模式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