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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形勢分析范文1
在經濟和金融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境外上市逐漸成為證券市場開放的重要發展戰略。發達國家由于本國資本市場發展比較成熟，上市資源已被高度挖掘，投資者的行為也相對理性，為了增加投資熱點提高市場流動性，這些國家的證券交易所紛紛開設“國際板”積極吸引境外公司境內上市。這勢必會對境外證券市場以及境外上市公司母國的證券市場產生沖擊和影響，這些沖擊和影響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也是各國資本市場國際化和證券交易所國際化發展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研究的視角從較多層面展開，但是關于境外上市對本土市場流動性溢出效應的研究，因為其鮮明的現實意義而尤其引人注目。然而，國外學者關于跨境上市對境內、外證券市場流動性影響的研究以及針對企業境外上市以后影響投資人交易地點選擇的相關因素方面的研究，由于研究角度以及研究樣本選擇的差異性，所得的結論也存在諸多分歧，難以達成共識。本文對這些研究的結論和分歧進行了綜述、比較和展望，以期對我國學者的理論研究以及我國證券市場的實踐提供借鑒。
二、境外上市與交易量可能流向
所謂流動性溢出效應是指當交易量涌至一個市場，該市場的流動性獲得改善的同時將對其他市場的流動性造成衍生性的影響，影響方向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企業境外上市可能會導致交易量與資金轉移至境外市場，從而打擊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或者交易量與資金逐漸回流到本土市場，使本土市場流動性獲得改善;也可能會同時提高國外市場及本國市場的流動性從而營造出一種雙贏局面。從現有研究文獻來看，三種影響方向均有相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支持。
(一)交易量流向海外市場
Amihud和Mendelson(1988)指出:“流動性是市場的靈魂，流動性是市場的一切”。如果由于缺乏流動性使委托不能成交，那么股票市場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跨境上市為本國企業擴展了融資途徑的同時，對境內外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企業境外上市數量的增加使得國內市場的資本量以及交易量逐漸外移，這在短期內會對留在本國的企業的流動性造成傷害。在市場處于低流動性水平下，交易所仍須支付龐大數額的固定成本(如:結算系統、維持交易)，這將大幅提高政府培育尚未發展完善的本國交易所的難度，并且傷害該企業在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此時便產生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
Chowdhry和Nanda(1991)提出的證據表明，一家國際化企業選擇交易成本相對較低，并具有良好的市場流動性的國外市場上市，會使得原先在本土市場的交易量銳減。Chordia、Roll和Subrahmanyam(2000)發現，個別企業的流動性可能會受到所處的市場整體流動性的影響?？缇成鲜衅髽I的交易量向境外市場集中，將削弱本土市場的整體流動性，進而對本土市場個體企業的流動性造成負面影響。Claessens等(2002)將“國際化”公司定義為從事跨境掛牌、跨境交易、跨境融資三種活動的企業，選擇1975－2000年間共77個國家的數據以及起始于1983年的個別公司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對驅動三項跨境活動的因子和驅動本國股票市場發展的因子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伴隨著一國經濟基本面的改善，當地交易所的交易量也隨之增加。但是企業為了追求更低的資金成本和更高的市場流動性，借以提升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企業在國外的活動比率也同時會上升。因此，經濟基本面發展向好雖能增加本地市場交易的活躍程度，但也可能加快企業的交易量(資金)外移至國外市場的速度。尤其是在法律體系缺乏效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低以及流動性較差的市場，企業交易量外流到境外的傾向越明顯。Claessens等(2004)隨后又進一步指出，完善的政策和法律體系以及較高的市場開放性，能夠推動當地股票市場的發展。并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法律與行政法規(lawandorder)的健全度、股東權利保護、通貨膨脹率、政府財政赤字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資本賬戶自由程度、總權益資金流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股票市場自由程度等經濟環境基本面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本地市場發展，同時也促進了國際化的進程。也就是說，本國的資本市場發展程度越高，對國際性的資金及金融服務的需求也越高。當本國市場無法滿足日益高漲的需求時，企業將轉而投向國外市場募集所需資金或進行交易，使得跨境融資活動隨之提升。國內市場基本面的向好發展以及經濟環境各要素的改善將提高企業對于全球布局的需求，加速國際化程度。因此，國內企業為了提升自身在國際間的競爭能力，將融資活動與交易量逐漸分散至境外，成為無可避免的趨勢。Claessens等人進而對各證券市場之間所擁有的比較優勢進行了分析，認為處于發展階段的交易所在籌措資金、上市及提供交易服務上，較無比較優勢，有關當局應該持續改善經濟體的基本面，如投資人保護措施、當地法律系統的質量等，以吸引投資人。這些建議對發展中市場的改善和提高具有很好的指導意義。
隨后的研究對跨境上市的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提供了重要的實證支持。Moel(2001)以來自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數據為研究樣本，選擇“市場開放程度”、“流動性”以及“母國市場掛牌公司成長數”三項指標，對新興市場發行美國存托憑證(AmericanDepositaryReceipt，ADR)對于該國市場發展的影響層面與影響程度進行了檢驗。但是研究結果對于ADR市場及母國市場在這三項指標上的關聯性出現了分歧，ADR市場發展程度對于母國市場開放程度有正面影響，但是，ADR市場的拓展卻會對母國市場的流動性以及掛牌公司的意愿產生負面影響。特別是企業大規模到其他市場掛牌上市，會對母國市場產生更大的不利影響。Levine和Schmukler(2003)選擇1989－2000年之間，來自55個新興國家、共592家境外掛牌或發行存托憑證(DepositaryReceipt)的企業，以及2489家留在本土市場的企業作為樣本。對企業跨境上市行為對母國市場流動性的影響途徑進行了研究。認為企業跨境上市通過兩種途徑降低本土企業的流動性。第一，也即所謂的負向流動性外溢效果。企業跨境上市后，企業股票的交易量出現外移至境外市場的現象，并且，所有跨境上市企業的整體流動性與其他未跨境上市的個別母國公司的流動性之間具有正向影響關系(即流動性外溢效果)，從而造成本土企業的流動性因為跨境上市企業交易量外移而受到傷害。第二，對本土市場交易量的分散。由于跨境上市能提升企業的可見度、聲譽以及營運狀況的信息透明度，投資人的投資目標逐漸由本土企業轉移至跨境上市企業，本土企業的交易量減少，對本土企業的流動性再度形成傷害。Karolyi(2006)以亞洲與拉丁美洲的12個新興市場國家發行ADR的企業數據為研究樣本，并以個別公司為案例，分析了企業發行ADR掛牌對企業本身以及其他其他國內企業的影響。為了檢驗結果的可靠性，研究中選擇了某些控制變量(如亞洲金融風暴、資本市場自由化等)，所得出的結果顯示，跨境掛牌行為的確可以帶給ADR掛牌企業本身相當大的好處，但不會使同市場中的其他企業獲益。該研究還發現，未赴美發行存托憑證的樣本企業，在本土市場中的質量會遭受大幅侵蝕。
(二)交易量回流至企業母國市場
雖然國內企業轉赴其他證券市場上市的現象引發各界擔心，然而，回顧學術文獻，企業股票交易在長期而言，有向單一市場集中的傾向，且多數情況下，交易量會集中至該企業的母國市場。企業在境外上市一段期間后，將可能觀察到該企業股票境外市場交易量遞減，而企業母國市場交易量卻增加的現象，此即Karolyi(2003)所提出的“回流假說”(flowbackhypothesis)。在這樣的情況下，母國市場的流動性并不會因企業赴境外上市而惡化。Karolyi(2003)對1998年11月由德國的汽車廠Daimler－Benz與Chrysler合并成的DaimlerChryslerAG公司所發行的GRS(globalregisteredshare)的個案進行了研究。GRS是一種特殊的證券，投資人得以在全球多個市場以不同的貨幣交易該證券。DaimlerChryslerAG公司除了在德國的法蘭克福交易所掛牌之外，該公司發行的ADR也于1993年在美國的納斯達克市場交易，該公司所發行的GRS同時在該兩大交易所交易。
在1998年發行GRS之前，DaimlerChryslerAG公司在美國市場的交易量約占總交易量的35%，但在發行之后的6個月內，該股票的交易量明顯回流至DaimlerChryslerAG公司母國的法蘭克福交易所，使得法蘭克福交易所成為該公司股票的主要市場，最終DaimlerChryslerAG被剔除S＆P500指數的成分股之外。Halling等(2004)研究了1986－1997年期間內，111家歐洲企業于國外上市后，其股票交易量隨著時間推移的地理分布情形。研究發現，雖然股票的交易量可能短暫地從母國市場分散到境外市場，但大多數樣本期間的歐洲企業赴母國以外的歐洲其他國家或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納斯達克交易所上市后的短期間(約6個月)內，企業母國的股票交易量也表現出了異常性升高，這可能是由于該企業的境外掛牌在媒體上引起更多投資人關注的原因。隨著檢驗期間的延長，還可以發現相當高比率的境外掛牌公司的股票交易量，最終仍受原先上市的市場所吸引。這項研究結果代表Karolyi(2003)所觀察到的交易量回流至母國市場的情形，并非單一特例，而可能是全球普遍性的現象。同時Halling等(2004)認為企業的交易量之所以會回流，是因為企業最初上市的交易所(該企業母國的交易所)多半已擁有一群龐大數目的散戶投資人(uninformedinvestors)，而通常散戶投資人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高的流動性，使該市場成為該企業股票最具有流動性的交易地點。另外一個原因是信息的獲取速度，投資人可能認為具有地理優勢的市場能以最快的速度搜集到該企業的相關信息，因為企業的營運總部多半設置在企業母國，因此盡管該股票同時于多個交易所掛牌交易，最后流動性最高的市場仍會是企業母國的交易所。
Witmer(2006)對公司交叉上市或多國市場同時掛牌的情況下，后來選擇境外退市的情形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企業境外上市的主要追求目標之一，就是該公司股票的高度流動性，如果企業于境外新市場的流動性不如預期，將提高企業選擇在新市場退市的可能性。Fernandes和Migue(2008)通過另一種角度解釋了跨境上市股票交易量回流的現象，研究結果顯示，當企業在美國跨境上市后，能有效吸引美國與其他各國的機構投資人的目光，同時該企業在母國市場的股票交易量也得到大幅提高，母國市場的流動性因而增加。不同于Fernandes和Migue(2008)認為企業股票交易量回流是因為該股票能有效吸引國外投資人的看法，Gagnon和Karolyi(2010)對506家同時在本國與美國上市的企業樣本進行了研究，發現當該企業在境外上市地的流動性表現不佳以及存在其他市場摩擦成本時，將嚴重妨礙母國與境外上市地兩者股價差異的套利活動，如果摩擦成本過高，市場缺乏足夠流動性，企業的股票交易量會逐漸流回到母國市場。
(三)境外市場與境內市場“雙贏”
關于企業跨境上市后的交易量流向問題，還可能有第三種局面，Smith和Sofianos(1997)的研究發現，企業跨境上市行為對跨境上市所在國和企業母國均可能產生正向的“流動性溢出效果”。他們對128家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跨境上市的樣本公司進行檢驗后發現，跨境上市后半年內該標的公司股票的境外市場平均交易總額大幅上揚，母國市場的流動性也獲得顯著改善。該證據支持了Stulz(1999)所提出的跨境上市在促進全球化進行的同時，可以提升流動性進而降低公司資金成本的假說?？缇成鲜袩o論對母國市場或境外市場的發展都有極大的推動效果，是一種雙贏局面(win－winsituation)，而非某些學者所宣稱的“零和游戲”的局面，即當股票可在多個市場交易時，其中一個市場的流動性改善，將傷害另一市場的流動性。隨著全球化、國際化的發展，政府對于資金管制的放松，使企業與其他市場參與者得以自由地進行投資與籌資行為。在全球競爭的壓力之下，各證券市場勢必會不斷完善相關法規與制度，以改善公司治理環境、提高投資人保護程度并吸引國內外企業及投資大眾。日益高漲的競爭壓力，也有助于各大證券市場積極改善信息環境。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減輕，能增加投資人對國外企業的認同感，豐富企業的投資人組合。所有這些均能夠大幅提升各自市場上的流動性，使市場更蓬勃發展。
三、決定交易量流向的重要因子
上述文獻告訴我們，企業境外上市會對本地市場的流動性產生影響，影響的方向有正有負。那么影響證券市場流動性的影響因素有哪些、影響方向如何，對于這些問題國外學者已經從理論和實證角度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回顧和總結相關文獻對我們的理論研究和證券交易所的改革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母國市場散戶投資者數量
Chowdhry和Nanda(1991)指出，擁有內部信息優勢的投資人會叢聚(clustering)到交易量最密集的市場交易，以掩飾本身所具有的內部情報。通常散戶投資者所聚集的地點，可以創造極高的流動性，因此使得該市場能成為企業股票最具有流動性的交易地點。Halling等(2004)對企業交易量回流至母國市場的原因進行推論時，也認為該企業在母國市場已積累為數眾多的散戶投資者，使得該企業股票在母國市場的流動性特別高，從而導致交易量由國外市場向本土市場回流。
(二)市場信息透明度及市場之間的信息關聯程度
Hargis和Ramanlal(1998)發展的理論模型中，預期當母國市場與境外市場相互之間的信息透明程度越高，本土市場的流動性與交易活動越能顯著提升。相反地，市場之間的信息透明度差，本土市場的流動性惡化，交易量外移，終將對本土市場的發展造成沖擊。另外一項被Hargis和Ramanlal(1998)視為重要因素的是境外上市地的市場規模與信息透明程度，因為新市場的規模越大、信息越透明，能使企業因跨境掛牌行為接觸到更多潛在投資者，拓展企業的投資群(Merton，1987;FoersterandKarolyi，1999)，進而改善本國市場的發展程度。Domowitz等(1998)構建出了境內外市場分割程度與國內股市變化關系的模型(DGM模型)，該模型考察了風險厭惡的投資者的投資決策過程，認為股價波動包含基本面波動以及交易摩擦和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波動兩個方面，前者由買賣價差和公共信息的方差決定，后者與流動性或交易量成反比。而境外上市對國內股價波動性與流動性的最終影響取決于海內外市場的分割程度(即信息聯系程度)。
(三)時區差異、傭金費率及母國市場發展程度
Pulatkonak和Sofianos(1999)選擇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的254家國外企業1996年度的全球交易數據作為樣本，對企業在境外上市后影響企業股票交易量流向的關鍵因子進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三種可能影響企業股票交易活動發生地點的決定因子:國家相關(country－specific)因子、公司相關(company－specific)因子以及發行相關(issue－specific)因子。這些因子總共可以解釋64%的樣本公司在美國NYSE交易量變化情況。其中，影響最為顯著的因子是屬于國家相關因子的“時區差異”，當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時區差異”具有40%的解釋能力。這表示著當企業母國與境外上市市場位于同一時區時，投資人在新市場的交易活動會較活躍。母國的傭金費率(commissionrate)也是一大關鍵因子，如果母國的傭金費率相對較低，母國市場在交易量上較具有競爭優勢。另一個重要的國家相關因子則是母國為成熟市場或發展中市場(新興市場)，母國市場發展程度較高，則標的股票在境外新市場的交易量會較少。
(四)政府對資金的管制程度
Bacidore和Sofianos(2002)、Rabinovitch等(2003)、Auguste等(2002)以及Melvin(2003)等的研究文獻則發現，除了上述文獻中的影響因素外，“政府對資金的管制”也是決定企業交易量所在地的因素之一。Rabinovitch等(2003)對來自阿根廷的六家企業，以及來自智利的14家企業，在母國市場以及在美國市場發行的ADR的配對樣本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政府對資金流量的嚴格管制，對于企業的股票流動性具有負面影響。特別是，阿根廷與智利這兩個國家，雖具有一定的共同特性，比如，兩國都屬于新興市場、市場的交易時間也都與美國市場的交易時間重疊等。但是，在樣本期間內，阿根廷政府(相對于美元)采用嚴格的固定匯率政策，對于資金流量則采取自由的態度;反觀智利，在匯率管制上采取富有彈性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直到2000年以前，智利對于國外投資仍設有重重障礙。因此，Rabinovitch等人的研究可以說是針對匯率制度以及資金流量管制這兩種政府干預行為對企業股票流動性所造成的影響的具體檢驗。研究發現，智利的企業在母國市場與ADR市場的報酬率存在明顯的差異，這可能是由于智利對國外投資設限，導致投資者兩市場之間套利困難，從而導致套利成本的增加。以標的股票的日平均買賣價差作為套利成本的近似衡量指標，來自智利及來自阿根廷的樣本企業的套利成本分別為1．37%與1．14%，也證明投資者針對智利股票進行套利所耗費的成本相對較高。此外，Rabinovitch(2003)等人的檢驗結果還指出，相對于阿根廷企業的股票，智利企業的股票在本地市場及ADR市場之間的報酬差異(也就是套利空間)的彌補速度較慢。這意味著較高的套利成本可能會降低價格的調整速度，進而導致較差的股票流動性。Auguste等(2002)與Melvin(2003)的兩篇文獻對阿根廷在2001年放棄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后，阿根廷企業股票在兩市場之間的套利過程是否產生不同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兩篇文獻同時發現，外界對阿根廷比索貶值壓力的強烈預期，以及政府施加的資金管制規定，使得阿根廷企業的股價在ADR市場較在阿根廷市場高出了許多，這意味著母國市場與ADR市場之間的股票報酬率存在顯著的套利空間。再度為政府對資金流量的控制將導致價格決定過程的低效率，并可能因此提高股票交易成本、惡化流動性提供了支持。其實Errunza和Losq(1989)早就指出，如果政府能取消資金管制，讓國際市場共同決定資產的價格，減小單一市場的影響幅度，就能有效分散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同時，資金管制的放松還會對企業的總成交量產生顯著的正面影響，提升市場之間的整合性并受惠于市場上的所有參與者。
(五)市場中證券報酬率的相關程度
Baruch等(2005)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理論模型對跨境上市企業的交易量在地理上的分布情形進行了解釋。該模型預測股票的交易活動傾向于發生在同類產業集中的市場。隨后該研究選擇了1995－2004年來自24個國家共251家在美國主要交易所掛牌的其他國家企業的股價報酬率和交易量的月度數據作為樣本，借助企業股票報酬率與市場中其他掛牌企業股價報酬率之間的相關系數來衡量一個市場中的掛牌企業組成成分與該標的企業在產業性質上的相似程度，對模型的結論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企業在跨境掛牌之后，有相當高比重的交易量會轉移到與該企業股票報酬率較為相關的市場。綜上所述，對母國市場流動性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包括:與境外市場的時區差異，母國市場相對于國外的傭金費率，母國政府對資金流動的管制，母國市場發展程度，母國市場散戶投資者數量，市場信息透明度及市場之間關聯程度，境外上市地規模，市場中的證券報酬率相關程度。其中前三項對母國市場流動性有負向影響，即時區差異越大，母國市場傭金費率越高，對資金流動管制越嚴，母國市場的流動性越差。后幾項對母國市場則產生正向影響，即母國市場的發展程度越高，散戶投資者數量越多，信息越透明與國外市場關聯度越高，境外上市地規模越大，市場中的證券報酬率相關程度越高，母國市場的流動性越好。
四、國內研究現狀
相對于歐美國家而言，我國資本市場和境外上市的歷程都比較短，這方面的相關研究也較少，主要集中在對中國企業境外上市的原因及對公司本身的影響上，多數選擇H股上市企業為研究樣本。如巴曙松(2006)認為國內資本市場的一系列制度性和結構性缺陷所導致的市場低效率是導致中國大陸企業競相在境外上市的深層次原因。沈藝峰、肖珉和周穎剛(2006)利用雙重理論對中國H股公司選擇回歸A股市場雙重上市的行為進行了解釋，認為H股向A股市場回歸是控股股東在權衡獲得對更多中小股東的剝削還是忍受國家更多的剝削之后的選擇，該研究突破了國外文獻的通常思路，對我國企業交叉上市的特殊性進行了重點考察。關于我國企業交叉上市的動機，潘越(2007)選擇了31家A+H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國外學者提出的投資者認知假說、流動性假說、融資約束假說、信號傳遞假說進行了實證檢驗，研究發現除流動性假說外其余三個假說均獲得了實證支持。利用同樣的樣本數據，潘越(2007)繼續對公司交叉上市后所帶來的市場反應和公司的長期業績進行了研究，發現交叉上市后公司的業績普遍表現為下滑。Jin等(2005)選擇53家赴香港上市的大陸國有企業作為樣本研究后認為，赴香港上市后樣本公司的平均實際凈利潤、平均實際銷售額、平均資本成本均大幅提高，但在股票覆蓋率上僅表現為適度但不明顯的增加，而且上市沒有增加股票回報率，股票平均回報率明顯低于市場標準指數的回報率。王景(2007)對企業交叉上市后的市場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交叉上市能增強國內股票市場的風險分散功能，而且對國內上市公司有正的凈溢出效應。陳國進和王景(2007)針對A+H交叉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則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認為交叉上市給A股市場帶來了較強的資金分流效應，對市場流動性產生了負面影響，而風險分散等正面效應并未得到發揮。
市場經濟形勢分析范文2
關鍵詞:事業單位 市場機制 競爭 可行性
競爭機制，是市場機制當中最重要的一種形式，它主要反映出的是競爭與供求的關系，價格的變動、資金與勞動力流動等各種市場活動之間的一種有機的聯系。競爭機制往往和價格機制及信貸機制聯系較為緊密，并且往往共同發生作用。競爭機制常常包括買賣雙方之間的競爭以及買方之間、賣方之間的相互競爭，競爭的直接作用是各種交易的質量都會有一定幅度的提升。所以事業單位在人員使用和薪酬發放方面都逐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打破過去干與不干、干多與干少同樣待遇的不合理局面，使得各項工作都在朝向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方向邁進。
目前，大多數地區在事業單位人員考核上，都實行了業績考核和評聘分離的考核體制，這對于提高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些考核機制在具體實施中卻往往因為各個地區和單位的具體差異性，執行力度不夠，往往考評只是一種形式，而實效性較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擊了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成為“空歡喜”。所以看似很完善的一項改革措施，在具體實施中因為各種因素的干預使得改革變得困難重重，所以筆者認為進一步完善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是有效轉變事業單位改革中各項問題的關鍵，也是解決問題的良策。具體包括有：
首先，事業單位在經過改革之后，具備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的可能性。事業單位在前期的改革中，已經在技術等級考核、薪酬管理和分配方面有了一定的成效，且改革是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已經深入人心，也受到大多數人的歡迎，這為改革的進一步實施提供了基礎保障。其次，事業單位因為大多數都具有公共服務性質，從性質來看，基本上都是非盈利性單位，其工作人員在收入方面主要依靠工資收益，而沒有其他收益性收入，所以和企業相比較，目前所實行的基礎績效和獎勵績效，看似很完善的獎勵體制，但是對于大多數非盈利性事業單位而言，基本上獎勵績效收入是擺設。而面對市場經濟的沖擊，工作人員在收益方面與周邊人群的落差導致他們工作積極性下降，這是事業單位薪酬改革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是必須正視的問題，所以進一步完善勢在必行。最后是形式化考核體制依然存在，不利于各項工作的進一步開展。在很多事業單位的考核機制上，考核成為了一種形式，看似新的考核評價體系，最后執行的還是原有的管理模式，這一方面容易滋生內部矛盾，另外一方面容易挫傷大多數人的工作積極性。
針對改革中存在的這些現實問題，只有把市場競爭機制的核心理念引入事業單位管理體制中，才能進一步體現勞動與報酬步調的一致性。具體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首先是應該注重實際業績的考核，充分調動工作人員的工作熱情。在現有考核評價體系當中，應該把每項具體的考核內容實現量化。這里筆者所要說的是實效量化，以往的量化考核有走過場的嫌疑。在改革中，我們應該本著公平、公正的考核理念，把工作中各項業績表現突出的工作人員真實地體現出來，讓大家對考核的結果心服口服，這對于增強工作能動性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評聘分離是實行多年的改革制度，在進一步完善中，我們應該摒棄以往職稱終身制和聘用就高不就低的原則。一些單位在人員的聘用上，往往是論資排輩，按照職稱等級依次列隊，而工作能力和工作業績卻并非如此，這對于中青年工作人員而言是有失公平的。為了更好地發揮每一個工作人員的積極性，應該根據每一個工作人員每年的工作情況，實行動態管理，且把時效性定為一年。這樣可以讓每一個工作人員對自己的崗位工作和薪酬發放都有危機感和競爭性，這會增加他們工作的積極性，也利于單位在人員聘用方面更加趨于理性。最后，進一步完善待遇分配制度，使考核效果立竿見影。一些事業單位在對員工完成考核之后，對于待遇的提升卻不能立即執行，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工作的熱情。有些人員在取得較好的業績之后，自己的待遇卻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還有一些人員的業績因為單位內部的調整，被其他人員所占用，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二次分配。這些不利于市場競爭機制的做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只有把考核和待遇緊密聯系在一起，并具有一定的時效，才能從根本上轉變現有的尷尬境地。
綜上所述，事業單位改革需要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但是引入市場競爭并非讓事業單位拋棄公眾服務理念，只是通過市場調節的手段，讓單位更有活力，更好地服務社會。
參考文獻：
市場經濟形勢分析范文3
根據前三季度規上工業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在6251家規上工業企業中，小型工業企業為5211家，大中型工業企業1040家。通過對上述二個群體的相關指標進行比對，從而初步得出在當前宏觀環境下，對寧波市規上小型工業企業運行狀況的基本評價。
一、市場實現指標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銷售收入增長為8505.41億元，同比增長22.93%。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實現主營業務銷售收入增長分別為5379.69億元和3725.72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2.94%和22.92%。規上工業以及整體產銷率仍維持在98.17%高位運行。上述數據表明，盡管當前外需市場面臨著更多的挑戰，但一定程度上反映小型工業企業實現其產品價值的終端市場（至少在內需市場）基本順暢。
二、總成本結構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產品綜合成本率為85.58%，同比上升0.35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產品綜合成本率為分別為84.86%和86.82%，同比分別上升0.55個和0.01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除了產品結構因素外，規模因素也是制約著工業產品綜合成本率高低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上述比對，上述兩個群體相差不大，基本仍在寧波工業歷史形成的既有格局之內。同時，可能受非資金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中型工業企業綜合成本企升壓力相對更大。一是企業融資成本方面。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發生的財務費用和其中的利息支出分別為109.90億元和108.76億元，同比分別增長為28.78%和40.48%；規上工業企業發生的財務費用和其中的利息支出分別占工業企業綜合成本約為1.51%和1.49%，同比分別上升0.06個和0.1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對于規上工業整體而言，其融資成本客觀上存在上升趨勢，而主導融資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利息支出過快增長。二是企業融資規模方面。今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企業銀行貸款余額為2419.47億元，同比增長16.18%。到三季度末為止所支付的財務費用與三季度末時點上的貸款規模之比為4.54%，同比增加了0.44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對于規上工業整體而言，反映出融資規模增長將低于同期生產增長約5.92個百分點，符合寧波民營工業經濟自主資金運作生產的低調特色。同時，也反映出目前已局部蔓延的高利率化傾向，對于寧波工業經濟的影響更不能一概而論。在上述總體分析前提下，再進一步分企業規模進行觀察：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財務費用分別為59.41億元和50.4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0.46%的40.16%；其中利息支出分別為59.05億元和49.70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2.98%的50.56%。利息支出占綜合成本的比重，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分別為1.29%和1.83%，同比分別上升了0.09和0.34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規上工業虧損面為15.6%，其中小型企業為15.9%，僅與全市平均水平僅差0.3個百分點；規上工業利潤總額和利稅合計分別為490.03億元和890.0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1.97%和22.60%，其中小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和利稅合計分別為167.60億元和241.98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5.36%和25.67%，還分別高于大中型工業企業5.08個和4.1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小型工業企業來自資金面的壓力不言而喻，但工業企業特別是小型工業企業并沒有據流傳的那樣嚴重，受資金面的約束而傳導到小型工業企業融資成本大幅高企（至少上升到3個百分點以上）的災難性的局面還未出現，相反，其效益增長還高于全市平均增長水平。以民營經濟為絕對主導的小型工業企業，出于靈敏的自我調節機制，最大可能會產生對下步工業經濟進一步快速增長有一定的制約，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問題可能性不大。
三、存量資產結構分析
今年前三季度寧波市規上工業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9703.36億元和6140.35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3.28%，同比上升0.12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工業企業的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5739.96億元和3521.21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1.35%，同比上升0.07個百分點；其中小型工業企業的資產合計和負債合計分別為3963.40億元和2619.14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6.08%，同比上升0.1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在全部資產中，規模以上流動資產為5905.00億元，占同期總資產60.86%，同比上升3.52個百分點，其中大中型和小型工業企業的流動資產分別為3351.30億元和2553.70億元，分別占同期總資產58.39%和64.43%，同比分別上升4.09和2.5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當前寧波市工業經濟總體的資產負債率仍維持“十一五”中期以來63%左右水平，長期存在的資金面約束和趨緊，并沒有本質上動搖既有的資產負債格局。小型工業企業呈現出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同步增長的特征，一方面由于授信、擔保等因素影響，寧波市小型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高于大中型工業企業5.73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在寧波相關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下小型工業企業的流動資產占同期總資產64.43%，同比上升2.58個百分點。
四、產出結構指標分析今
年前三季度規上工業完成工業總產值為8279.83億元，同比增長22.1%。從實物量結構觀察，主要產品產量增勢穩定，工業經濟實質性增長特征仍未消退。在生產并列入統計的278種工業產品中，有203種產品產量累計同比有不同程度增長，占統計品種的73.0%，有86種產品產量增幅超過20%，占統計品種的30.9%在重點產品中，原油加工量增長5.2%；水泥增長19.4%；化學纖維增長18.5%；汽車增長2.1%；民用鋼質船舶增長40.8%，發電量增長12.1%。上述數據表明，在相關效益指標仍保持略高于價值總量增長的前提下，工業產品產量增勢明顯。實物量增速與價值量增速基本匹配，當前工業經濟實質性增長格局并沒有出現根本性逆轉。在既有增長態勢下，進一步對價值量增長結構分析，“戰略新興傳優產業”實現的工業總產值5491.39億元，占同期規上工業產值62.90%，同比增長25.23%，高于同期規上工業增速3.14個百分點；再進一步對其中的“戰略新興產業”觀察，實現的工業總產值1525.42億元，同比增長17.21%，卻低于同期規上工業增速4.88個百分點。上述數據表明，主導目前工業經濟增長還是傳統優勢產業，而且隨著外部環境相對趨緊，工業生產回落已經觸及最具有活力的工業群體，與上半年相比，“戰略新興傳優產業”占同期規上工業產值份額回落了0.2個百分點，而且從目前寧波工業結構現狀分析，加快培育“戰略新興產業”已在“十二五”時期乃至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寧波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市場經濟形勢分析范文4
【關鍵詞】火電站 鍋爐 經濟運行優化
隨著我國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們的社會也逐漸走向科技化、智能化。正是由于這一點，電能變得越來越重要。雖然火力發電仍舊是我國主要的發電方式，但是隨著煤炭行業的持續低迷和環境要求的持續提高，電力行業的競爭日益激烈?；鹆Πl電企業想要保持競爭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提高發電廠運行的經濟性。其中，鍋爐作為火力發電廠的主要供能設備，對火力發電廠的經濟效益和環境影響都意義重大。因此，為了提高火電廠的核心競爭力首先要對鍋爐的經濟運行進行分析和優化。
1 發電廠鍋爐運行原理
火力發電廠鍋爐的工作流程是將煤炭利用輸送皮帶送入磨煤機進行研磨，使其成為煤粉，而煤粉再經由排粉風機吹入鍋爐進行燃燒，并產生熱能，從而對鍋爐中的水進行加熱，使其成為高溫高壓的熱蒸汽，然后這些熱蒸汽被特定的管道輸送到汽輪機中，使得汽輪機開始旋轉工作，而在這一過程中蒸汽溫度會逐漸降低，最終被排入凝汽器中，這些熱能已經變成了促使汽輪機旋轉的機械能。最后是由與汽輪機一同旋轉的發電機將汽輪機的機械能轉換為電能，并通過升壓變壓器輸送到線路中，以便為用戶提供源源不斷的電力。由此需要的鍋爐設備主要分為燃燒系統、水汽系統和輔助設備三類。其中，燃燒系統一般都是由燃料的運輸設備、燃燒設備、煙氣的排放設備和殘渣、飛揚的灰塵的去除設備所組成；汽水系統主要是由水處理系統、汽水循環系統和冷卻水系統等系統組成；輔助設備一般是由送、引風機構成的通風設備、燃料的運輸設備、制粉設備、去除煤炭殘渣和飛揚的灰塵設備和燃料的脫硫設備等。
2 發電廠鍋爐經濟運行的因素
2.1 燃燒用煤的質量
鍋爐燃燒用煤的質量直接決定著燃燒熱量的多少。煤質較差主要體現在含水量高、煤炭顆粒較大、飛灰較高等。顆粒的大小和飛灰的高低影響著煤炭的燃點和燃燒充分性，水分含量不但對會降低燃燒效率而且會令煤炭在管道內郁結堵塞，降低了長熱量的同時還對鍋爐運行效率造成了不良影響。
2.2 鍋爐蒸汽參數
鍋爐的蒸汽參數對火力發電廠的運行經濟性影響巨大，直接影響到熱力循環系統的運行效率。實驗結果顯示，當主蒸汽溫度被提高11-15℃時，發電廠的耗煤量會降低1.45g/（kw?h），而當熱氣溫在提升13℃后，耗煤量會降低0.83g（kw?h）。
2.3 鍋爐給水溫度
通常情況下，鍋爐設備質量不過關，疏水器設備老舊或者維修不得當等問題容易造成設備過度消耗，從而導致高壓加熱器，不能將水加熱到指定的溫度。以600MW機組為例，需要的正常給水溫度在290℃左右，但在實際生產過程中由于換熱率過低，鍋爐的給水溫度無法達到正常需求。
2.4 各種熱損失
在鍋爐產熱的所有熱損失類型中，排煙熱損失占據了總量的5%-12%，溫度每增加10-15℃，排煙造成的熱損失就會提高1%。主要影響因素是排煙的溫度過高和容積較大：溫度的升高是由受熱面較小、受熱面污染、火焰中心增高等造成的；容積的增大主要是因為爐膛漏風、煤粉較濕、送風量較大等。固體燃燒不充分造成的熱損失占1%-5%，主要影響因素是固體煤粉燃料的顆粒過大、過量空氣系數不當、爐內燃燒不完全就被排出等。
3 優化發電廠鍋爐經濟運行的策略
3.1 降低飛灰含碳量
煤炭原料中的碳元素是產生飛灰的主要原因。碳元素阻礙了煤炭的燃燒過程，不但降低了燃燒熱量而且容易使工作人員誤認為煤炭已經燃盡從而大量增加燃煤，由此造成更多飛灰，從而形成了惡性循環，增加了耗煤量，降低了鍋爐的運行效率。因此可以通過對鍋爐本身結構和燃燒器進行改良，保證著火熱度，提高燃燒速度，從而保證煤炭燃燒更加充分。
3.2 改進空氣預熱器結構
空氣預熱器的作用是確保燃燒過程中有充分的氧氣保證燃燒充分。空氣預熱器是火電廠鍋爐的必備設備，但是普遍存在著漏風等不良現象。因此，技術人員應該從完善空氣預熱器的結構角度入手，吸收先進的科學技術，提高設備的自動化水平，保證其可根據煤質、負荷等參數的改變及時做出反饋調整。同時定期對鍋爐主要構件進行檢修，最大限度的保證氧氣量，減少燃煤損耗。
3.3 降低排煙溫度
鍋爐的使用率一般與排煙溫度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想要提高鍋爐的經濟性能，必須時刻保證排煙溫度的穩定性。通常來說，排煙溫度過高主要是由鍋爐尾部加熱不均勻、鍋爐內爐灰清理不干凈引起的。技術人員可以通過改良鍋爐結構，增加受熱面積以及完善現有吹灰器功能，切實提高清煙效果。
3.4 火力發電廠鍋爐的節能措施
除了在技術層面上改善鍋爐的經濟運行之外，還要注重鍋爐本身和操作人員的主觀影響。首先在對煤炭的選擇上要盡量選擇含碳量較少、易于燃燒的燃料，從根源上提高煤炭的放熱量，減少飛灰。其次在鍋爐本身的選擇上不要因為成本問題犧牲經濟節能性能，尤其是對于使用較久的鍋爐，更要注重定期的檢修。另外，工作人員應嚴格按照規程進行操作，最大限度的保證鍋爐的實際使用質量，避免燃燒不充分等現象的發生。
4 結語
我國火力發電相對于歐美國家起步較晚，對鍋爐的使用和經濟性能的研究也不夠透徹。因此，火電廠還有很多運行和經濟性能問題亟待解決。改善鍋爐的經濟性最主要的方面是降低耗煤量，提高熱能的使用效率。在火電站今后的發展中，相關技術人員必須在降低燃煤成本的同時改善鍋爐結構，采取相應的節能減排措施，最大限度的提高鍋爐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1]田玉強.芻議提升火力發電廠鍋爐經濟運行的方法[J].山東工業技術，2014（21）：42.
市場經濟形勢分析范文5
【關鍵詞】風環境；熱環境改善；城市設計；自然通風
一 研究背景
2007年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綜合報告顯示：近50年(1956一2005年)的線性變暖趨勢是每十年0.13℃至0.16℃，這乎是近100年(1906一2005年)的兩倍，并預測未來幾十年內，全球平均氣溫每10年將上升0.2℃，到2100年全球平均溫度將升高1一3.5℃。而在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城鄉溫度最高差異可達8-12℃。氣溫的不斷攀升和城市熱環境的惡化日益成為當今社會的重大問題。
早在1963年，Victor Olgyay在《Design
with climate:Bioclimate Approach to Achitectural Regionalism》一書中提出“生物氣候地方主義”的設計理論，注重研究氣候、地域和人體生物感覺之間的關系。其思想對于研究基于城市微氣候風環境的城市設計具有啟發意義。
武漢是典型的冬冷夏熱地區城市，夏季高溫高濕。尤其是在漢口老城區，20世紀60年代建成的城市肌理十分密集，建筑間自然通風受到很大阻礙。針對這種現狀，我們選取了有代表性的地塊進行區域性風環境改造和優化設計。
二 武漢老城區區域性風環境下的城市設計
1 研究地塊現狀介紹
場地位于武漢市江漢區三陽路與二曜路片區，西側緊鄰長江。該區的建筑多為80年代建造，年代較久。其中以武漢里分建筑群為特色。
經過對地塊的實測，我們發現延慶里里分內部溫度要比三陽路、中山大道略高，比江邊溫度要高2-3℃。延慶里距離江邊不是很遠，溫度相差2℃左右，由于巷子較窄，建筑密度高，綠地率偏低，地面的硬質化程度高，加上居民自身的人工排熱，各種熱量聚集在里分內部，整個環境相對閉塞，里分內部和有著涼爽江風的又沒有形成良好的通風道，里分內部的熱量無法散發出去，造成里分內部溫度較高。
2 通風策略
地塊區域的夏季主導風向是沿江方向的南偏西風（SSW）和武漢夏季主導風向（SE）。最理想的效果是將風源引入城市街道內部，因此合適的通風策略十分重要。
（1）廣場的合理布置
在進風口處布置大小適宜的廣場能引入大量的新風，從而能使自然風深入內部街道成為可能。在地塊東南側，我們設置了開放公共綠地，不僅能引入江風，而且為市民活動提供空間和設施。在西南側設置的商業辦公綜合廣場也使沿街道吹入的風能盡可能多的進入地塊。
（2）風道
街道的形式和走向會對其內部的風產生一定的影響。順應風向的街道能夠最大程度的減少對風的阻擋作用，從而使街道通風效果達到最佳。從室內通風考慮，風向與建筑呈30度角時室內通風效果最佳。綜合兩方面，我們引入南偏西和東南兩套風道系統，營造最理想的通風效果。
（3）建筑群的形式和排布方式
自然風經過不同形體的建筑時，會產生不同的變化，并會影響對其后方的風場。因此，在設計中，沿主導風向方向的建筑高度逐漸升高，以避免后方建筑受到前方建筑的遮擋。在建筑間距較近時可以采用部分架空的方式，保證一定流量的自然風。在受保護的里分建筑處，由于建筑密度過高，住宅之間的距離太近，自然風很難進入里分式住宅區?；谶@點考慮，我們在里分西側布置一棟板式高層，能有效兜風，增加里分式住宅區的自然通風速率和流量。
市場經濟形勢分析范文6
關鍵詞：股票市場 實體經濟增長 實證檢驗
一、文獻綜述
自從我國股票市場的誕生以來，為國家的發展和企業的發展以及投資者的需要起著和重要的作用，逐步成為我國經濟增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首先，股票市場促進實體經濟增長。文建東（2004）采用逐步回歸法，對中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1994-2000年間的季度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結果表明中國的股票市場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其次，股票市場抑制實體經濟增長。此外股票市場平行實體經濟增長。
二、股票市場與實體經濟增長之間相關性實證檢驗
本文選取了1991-2010年度數據，股票資本化率（CA），即指每年年末股票總市值和該年度名義GDP的比值、股票交易率（VA），即每年度股票的總成交額與該年度名義GDP的比率、換手率（TU），即年度總成交金額除以股票流通市值等指標來大體上代表股票市場的發展狀況，而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GDPG）來代表實體經濟增長的狀況，共20年的年度數據，樣本容量基本符合計量分析要求。
（一）單位根檢驗
一般來說，表示宏觀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具有時間趨勢。因此，在進行具體的方程估計之前，通常需要進行單位根具有，以考察經濟變量是否平穩，進而確定實證具有是否有必要進行協整分析。
1、增項DF檢驗
DF檢驗由迪克和福勒（Dickey和Fuller）在1979年提出的，其檢驗方法如下：
2、平穩性檢驗結果
本文就對各個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或者增項DF檢驗，其中檢驗過程中滯后項的確定采用AIC準則，檢驗形式就采取Trend and Intercept。
按照上述的單位根檢驗方法進行檢驗，得到的結果如表一所示。從表一中可以看出，所選的各個指標均未能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他們都不是平穩時間序列。而在1%時，Ln（ca）通過了1%的顯著檢驗，因此是平穩的。而其他變量是非平穩的，就必須進行一階差分來調整時間序列。
現在對一階差分后的時間序列進行同樣的單位根檢驗，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經過一階差分后的各個時間序列，都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1%中國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實證分析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表格數據都滿足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協整檢驗的要求，可以用來進行檢驗。
（二）協整性檢驗
協整理論（Co-integration）是近20年來最重要的計量經濟學概念，在現實經濟中的時間序列通常是非平穩地，其線性組合卻常常是平穩。傳統上要求的時間序列必須是平穩地，也就沒有去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也就不會產生“偽回歸”。否則，將會產生“偽回歸”。
1、約翰遜檢驗（Johansen）
在多個變量的向量自回歸模型中許多相關的變量交織在一起，形成多個協整關系，而且常常難以從中分離出一個明確的協整關系。對它們的協整關系本文采用約翰遜（Johansen）多重協整檢驗方法。約翰遜（Jhoansen，l995）提出的關于系數矩陣H的協整似然比（LR）檢驗方法。協整似然比檢驗方法的檢驗假設為：
H0：至多由r個協整關系
Ht：有m個協整關系
其中，■是大小排第的特征值，T是觀測其總數。這里需要注意，這不是一個獨立的檢驗，而是對應于r的不同取值而進行的一系列檢驗。我們從檢驗不存在任何協整關系開始，然后是最多一個協整關系，直到最多■個協整關系，一共進行了m次檢驗，備擇假設不變。
2、協整檢驗結果
首先，以檢驗水平0.01判斷，因為跡統計量檢驗有86.88>54.68，9.95
其次，在進行計量分析時也給出了非標準化的協整參數矩陣和調整參數矩陣。最后，給出了標準化的協整參數向量和調整參數向量。
（三）格蘭杰因果性檢驗
從以上的分析得知，我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增長存在著正相關性，而兩者的因果關系是怎樣卻沒有體現出來，是股票市場發展促進實體經濟增長還是實體經濟增長促進股票市場的發展。因此，必須用格蘭杰因果檢驗來進行論證。
1、檢驗說明
格蘭杰因果檢驗是由美國著名計量經濟學家格蘭杰（Granger）于1969年提出，后由Hendry等人逐漸完善，最終發展成檢驗時間序列變量因果方向性的檢驗方法。
■
在零假設成立條件下，F檢驗的統計量為：■。如果原假設■被接受，則表明xt和yt相互獨立，xt不是yt的格蘭杰原因，且yt也不是xt的格蘭杰原因；如果原假設■但■被接受，則存在，xt是yt的格蘭杰原因，但不存在從yt到xt的格蘭杰原因；如果■但■被接受，則存在從yt到xt的格蘭杰原因，但不存在從到的格蘭杰原因；如果原假設■且■被接受，則存在xt到yt和yt到xt的雙向格蘭杰原因。
2、因果性分析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各個經濟變量都經過了平穩性調整，并且他們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所以就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
經過查表得，■，F=3.69293>3.10，所以拒絕原假設。Ln（ca）是Ln（gdpg）變化的Granger原因，但Ln（gdpg）不是Ln（ca）變化的Granger原因，所以，Ln（ca）和Ln（gdpg）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進一步進行分析得知，Ln（tu）不是Ln（gdpg）變化的Granger原因，Ln（gdpg）是Ln（tu）變化的Granger原因，Ln（gdpg）和Ln（tu）之間存在單向因果原因；Ln（va）不是Ln（gdpg）變化的Granger原因，Ln（gdpg）也不是Ln（va）變化的Granger原因，Ln（va）和Ln（gdpg）之間Gr不存在因果關系。
格蘭杰因果檢驗Ln（va）和 Ln（gdpg）的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可以說兩者之間存在背離關系。一般來說，在提高股市流動性的同時還會減低股票投資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就更熱衷于投資一些長期項目，如高風險高回報項目。這就可以為企業籌集大量生產性資源從而分散風險最終促進經濟的增長。由于我國股票市場發展起步較晚，以及種種原因的限制，投資者購買新股的熱情會受到市場因素的浮動影響。這說明我國股市流動性可能不是由股票市場機制來制約，提高股市的流動性并不能促進經濟增長。
Ln（ca）是Ln（gdpg）變化的Granger原因，但Ln（gdpg）不是Ln（ca）變化的Granger原因，所以，Ln（ca）和Ln（gdpg）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Ln（tu）不是Ln（gdpg）變化的Granger原因，Ln（gdpg）是Ln（tu）變化的Granger原因，Ln（gdpg）和Ln（tu）之間存在單向因果原因。我國股票市場換手率的高低與經濟增長的關聯度很低，不能有效的促進經濟增長。
綜上所述，從以上分析得出以下幾個結論：
股票市場的規模的擴大會增加了經濟增長。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在融資功能方面我國股票市場已顯示出一定優勢。當前的經濟形勢以及我們所處的大環境也為我國股票市場融資功能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股票市場活躍度的增加對經濟的增長產生了抑制作用。這說明股票市場在提供有用信息及對上市公司進行有效監督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股票市場應提高其資源配置效率。
綜上所述，我國股票市場總體上是與我國經濟增長水平呈正向關的，但是在市場經濟中股票市場發揮的還是其最基礎的融資功能。我們只有不斷的加強對上市公司的監督力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加大對市場的監管力度，嚴厲打擊市場違紀違規違法行為，不斷規范市場體系，才能使股票市場發揮出其配置資源的功能。相信隨著我國股票市場的不斷壯大和制度的逐漸完善，我國股票市場將會對我國經濟的增長起到越來越深遠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李稻葵，梅松.美元M_2緊縮誘發世界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內外因論及其檢驗[J].世界經濟，2009
[2]周暉.貨幣政策、股票資產價格與經濟增長[J]金融研究，2010
